国画大家谈毕加索：他的东西说不定是随手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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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大家谈毕加索：他的东西说不定是随手勾的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巩一璇
发布时间：2012年3月12日



　　对于很多学习水墨画的人来说，《怎样画水墨人物画》是一本不可忽视的经典教材，小小的一本册子，启蒙了许多当今在国画艺坛上响当当的人物。现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的何家英说，看到画册上的那张素描时，似乎都闻到学画时扑面而来的炭笔粉和素描纸的味道，太有感情了，也太熟悉了。“方先生那本书对我们的影响可真是太大了，书里面最基本的道理能让你一下子走到正道上来。”
　　何家英口中的“正路引导者”就是本期主人公方增先——“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和推动者。

　　艺考前没见过石膏像
　　误打误撞进入美术圈
　　1931年，方增先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父亲为当地小学教师，由于受家庭环境影响，年幼的方增先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妈妈是农村妇女，她喜欢画绣花样，把《芥子园画谱》上面的图案临摹下来，稍作修改，就变成绣花样了。这个《芥子园画谱》哪里来的呢?因为我外婆是城里人，她有点美术方面的爱好，家里也有《芥子园画谱》、《点石斋画报》这类的书。”从小就看着妈妈对着画谱刺绣的方增先，也有模有样地开始了他的“艺术道路”。
　　1949年，18岁的方增先不假思索地只身走进了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考场。到了考场一看，竟然摆着个石膏像，对于这个陌生的玩意儿，方增先显然慌了神——他只带了一支HB的铅笔。煎熬了一个小时之后，靠着一支旁人掉落在地的木炭笔，方增先交出了他的考卷——一张涂得乌七八糟的素描写生。令人意外的是，他被录取了。“像我这样子为什么能被录取呢?因为当时学校倾向进步的学生，一解放全部南下跟部队干革命去了，所以留下来的很少。当时文化部要求学校一定要招够多少人，但是来报考的人数还不够招收人数，等于是来一个招一个，我就这样撞进去了。”

　　打基本功讲求“背”
　　艺术情感讲求质朴
　　在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方增先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有的理论，他说他画画讲求的是“背”。为了更加精准地了解人体结构，包括每个骨头的位置，每条肌肉的纹理，方增先甚至跑到医学院去看尸体解剖，“一块骨头一块骨头地看”。到了后期，模特只需要在他面前站上一会儿，他的脑子里就已经有这个人的整体模型了。“我脑子里的这个人，比我眼前看到的人要准确。”谈到如今艺术专业的学生缺乏这样的基本功训练，方增先的态度是，问题还是出在老师身上，很多老师就没有这种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国画的改革问题渐渐被提上日程，如何用传统的中国画来表现当代社会的变革和人民生活变化，成为新一代年轻国画家要完成的历史使命。1955年，方增先创作出了《粒粒皆辛苦》这幅表现农民收割麦子的作品，成为了当时主题性现代人物画的典范之作，也为他日后的创作铺垫了一个方向。“国家号召要注意节省粮食，粮食问题很重要。正好那个时期我到敦煌去，在路上看到北方农村收割麦子的场景，我脑子里的构思就出现了，这是典型的中国农民爱惜粮食的思想。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好，既是生活的，又是创作的。”
　　1983年，方增先离开任教多年的浙江美术学院，赴上海中国画院工作，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远赴青海玉树写生，这对于自小便有胃病的方增先来说，可谓是一次冒险。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高原写生，这一坚持就是数十载寒暑交替。
　　在与高原牧民的直接接触中，离开故乡五十多年的方增先，仿佛一下子被什么触动了。“我一到藏区，就被他们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质朴打动了，他们的那种真，在我们的现代社会里，已经消失殆尽了。”正是这份来自高原的质朴，为方增先的艺术创作埋下了厚实的情感基调。在其日后创作的大量以藏族牧民为题材的作品中，这一情感也借笔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双年展创始人谈前卫艺术——
　　学西方要融入中国的符号
　　广州日报：您的《说红书》、《艳阳天》都属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作品，那到了上世纪90年代，风气产生了变化，您会觉得特别困惑、不知所措吗?
　　方增先：那个时期，西方的现代主义已经向中国开放了，原来是不允许西方的东西进来，我们看不见，也没有打算去学。等到开放的时候，我的年龄也大了，已经习惯了原来那套东西，对西方这一套东西我既学不到，也不喜欢，觉得抽象的东西就是一种形式感，好像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年轻人一看就喜欢，他们学得快，没包袱，马上就接受了那些抽象的构图和形式。
　　广州日报：您创办了上海双年展，您却说“我不喜欢西方那一套东西”。
　　方增先：对于西方前卫的东西，我实际上是看不懂的。虽然我们搞的双年展已经算比较前卫的了，但是西方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的现代画，还是中国的。其实这个前卫艺术就算是在西方，除了艺术家自己，也没人搞得清楚。对于我来说，现在我只能说习惯一些了。
　　广州日报：坚持要办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方增先：我觉得这样做，主要是上海这个地方，是中西文化交流很重要的一个点，这里的老百姓最大的好处是，即使他们接触到的东西很怪，看不懂也不会骂人，他就自己琢磨，这是什么意思?不懂，但是不排斥。前卫艺术如果先到其他地方去，就不行。很早就有一些西方艺术家来找我，说你完全可以搞，而且唯独上海可以搞。
　　广州日报：您曾经说过，现在中国学西方，搞形式的东西太多了。
　　方增先：的确“形式”在现在的中国很流行。但搞形式是很需要技巧的，形式是可以很好看的，形式本身不是坏事情。既然你研究美术，怎么不可以研究形式呢?
　　广州日报：中国艺术家在西方市场得到的认可越来越多，但在国内也面临很多质疑和争论，对此您怎么看?
　　方增先：这个里面有一部分人他喜欢用中国的符号，因为这是现代艺术的表达方式。用古代的长衫啊，某种凳子啊，这样的东西拿出来，一般是西方人看起来好，中国人看起来也好，这部分人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有一部分人，学西方的东西学过了，完全跟着他们走，西方人不喜欢，中国人也不喜欢。因为西方人觉得你是跟我学的，你不怎么样，中国人也不知道你表达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前卫要有中国的符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进去，这样子会更好。

　　谈艺术热点——
　　毕加索的东西说不定是随手勾的
　　广州日报：这两年艺考的热点问题很多，您对艺考的火热现象有什么看法吗?
　　方增先：现在的美术考试，听说是每个考生发一张照片，比如一张石膏的照片，然后根据照片来画。真石膏有一个缺点，因为不同的角度，有些角度比较好画，有些比较难画，因此有很多家长有意见，觉得难度不同。现在为了摆平群众，就换成照片，这完全是错的，抄照片，跟眼睛看，是两回事。画一个石膏，或者一个人，放照片是没意思的，就是要看人，直接看人是最生动的，理解的角度也不同。
　　广州日报：现在的艺术生有一些是因为高考成绩不过关，没法上重点或普通高中，所以“退而求其次”来考艺考，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方增先：现在的考生，几千人加在一起的艺术素质，都没有当时“文革”后的那批学生好。原因很简单，现在的考生都有发挥长处的地方，有的搞物理，有的考化学或者数学，各个方面都可以去，干嘛要挤到画画里来?所以美术专业不大有人才出现，都被分掉了。说难听点，艺术是学不好的，艺术，就要有天赋，认为艺术可以学起来，不要天赋，这是笑话，根本不可能。
　　广州日报：您曾说现在的展览，中老年艺术家参加得太少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方增先：到了老年，还能浮在上面、有名的人不多，那几个人大家是不会忘记的，还是会邀请，其他第二流的艺术家就被忘记了。实际上这些不属于“尖子”的，也应该被邀请，这些人在表达生活和想法方面，不仅仅只有技巧，应该让他们经常出来才好。但是现在都不大看见了，被淘汰了，很无情的。当年跟齐白石风格一样的人多着嘞，在北京有一个学齐白石的人，画得很好，你看我现在连他的名字都记不得了。
　　广州日报：从事国画创作几十年，如今您对国画的理解是什么呢?
　　方增先：从艺术的表达来说，在绘画里面，最有处理空间的就是中国画。可以很粗的线，可以很细的线，也可以一个点，可以水墨浸染，什么手段都可以。所以它可以搞得很复杂，很有分量、很厚重，也可以几根线，非常简单。油画在中国有一定的基础，从法国从苏联传承过来，但是像毕加索那种，在中国搞的人没有做出分量来。虽然只是简单的几根线，但显然这里面有很讲究的结构关系。毕加索的东西，你讲他一定有什么想法，都很难说。因为他后来有名了，大家老是讲他这个了不起了，那个怎么样，其实也不一定，说不定是随手勾的。

　　大家简介
　　方增先，1931年生于浙江兰溪人。历任浙江美术学院副教授、教授，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上海美术馆馆长、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被收藏。代表作有《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孔乙己》等。出版有《方增先人物画集》、《方增先画集》。专著有《怎样画水墨人物画》、《结构素描》、《人物画的造型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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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的毕加索与“看得懂”的齐白石来源：《美术报》 作者：西沐

    ■西沐
　　——除了艺术，我们还要反思
　　2012毕加索中国大展是继2011年上海成功举办“毕加索中国大展”之后，又一次登陆成都。这次大展共展出毕加索56幅真迹，涵盖了他“蓝色时期”、“粉红时期”、“立体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不同时期的代表作。毕加索中国大展缘起于巴黎国立毕加索博物馆展馆装修，大量珍贵的作品才得以在全球巡展。由于自己亲历毕加索大展的运营，自然有一些感悟，想来会对中国艺术及其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有所启示。
　　我们讲毕加索中国大展毫无疑问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盛事，无论是我们看得懂还是看不懂，对我们都是一种学习与发现的机会。看看作为艺术家的毕加索，在其迷茫及不断追寻艺术发展过程中的精神与勇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毕加索的创造与发现演绎他在西方艺术迷茫期中一次又一次的突围。毕加索成功了，我们的确应该向这位独具有非凡创造力、最具魅力的艺术家——毕加索致敬！
　　毕加索大展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视野，就是如何在不自卑中学习与认知世界文明，以及不以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盲目地自大。在这种视野下，我们发现毕加索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这其中有太多的内容需要我们去反思：为什么在西方，没有那么多官方机构，没有那么多史论研究机构与学者，却对毕加索的研究是如此的系统、深入而又有高度，而毕加索崇拜的齐白石，我们又做了些什么？
　　就以艺术交流来讲，在对外展览中，不仅法国政府极为重视艺术品在海外展出的安全保障，为此法国文化部特设了“安全顾问”一职，全面负责法国艺术品在海外的展览安全。以毕加索的展览为例，作品每到一地前，他们都要提前考察场地安保，并与美术馆协商，确保展出时万无一失。 而且，连布展这样的具体工作也是一项严肃的事，布展专家全是来自法方，法国国立毕加索博物馆馆长也将于近日抵达成都，他将全程亲自指挥布展工作，包括灯光调试、作品悬挂的高度等等，几乎是要做到分毫不差。所以，当毕加索的作品以法航包机运抵中国，为了安全起见，是用不同班次的包机来运输的。当法航包机呼啸而至的时候，也是总价值67亿元人民币、由世界三大保险公司共同承保、保险费更是高达52万欧元的保险付出的时候，当8辆分两批专门武装押运车辆庄严走过的时候，当大笔的借展费付给法方的时候，很多人不平静了、坐不住了。因为我们的齐白石出国展览，几乎是我们全部自掏腰包，还不一定叫座。于是，很多人在质疑，如此高额的支付来宣传毕加索是否值得？
　　我们讲，这就是毕加索的魅力，如果不是遇到场馆装修，我们还不一定能够请得来。这就是世界的毕加索，这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成功的毕加索的底气。所以我们讲，毕加索中国大展，除了艺术，最值得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反思。毕加索为什么可以这样，齐白石为什么不能。全世界都在拿钱宣传毕加索，宣传毕加索背后的文化与价值观，我们自己花很多钱去办齐白石的展览，别人还不一定买账。
　　面对毕加索大展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学习与质疑，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反思，当然除了反思，更为重要的是一种行动。 我们需要通过这次展览，广泛地引起大家对我国文化艺术及其产业发展的一些思考，对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去进行深入研究与反思，从而在充分认知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下，通过文化艺术交流，形成审美共识，在世界产业与文化艺术经济的大架构中，构建与世界接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略。
　　首先，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文化艺术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存与竞争能力最为持久的载体。文化艺术的价值在于交流，而交流的基点在于品质。毕加索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其研究发现体系与全球推广机制对我们的启示可以说是深刻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只有在全球化视野下，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广泛国际交流，建立文化艺术发展的共识，利用市场机制整合全球性资源，架构民族文化艺术的核心价值观，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思想体系、发展模式，探寻民族文化艺术产业的路径，才会为民族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注入灵魂。
　　其次，我们还要研究国家战略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可以说这次展览，不仅开创了国际文化发展交流的新模式，而且通过把政府交流和民间交流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不同机构与组织，在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包容进化中的作用。同时，也为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全社会美育工作探索新路，通过点燃毕加索、思考毕加索、培育毕加索这一主线，不仅可以为社会提供文化艺术美育的平台，还能更好地在青少年中形成一个寻找发现与挖掘培育中国毕加索的长效机制。
　　毕加索大展考量的是我们认识自我的一种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