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中国大学唯哈佛剑桥马首是瞻 误尽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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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中国大学唯哈佛剑桥马首是瞻 误尽苍生


中国青年报


　　办大学，借鉴国外容易，坚守自家特点反而更难。去年春天，清华大学轰轰烈烈地庆祝百年华诞，我未能免俗，应邀撰写了一则小文，不过，唱的基本上是反调。此文大意是：“走向国际”，并不一定就是“迈向一流”。二者之间，确实有某种联系，但绝非同步，有时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若讲独立性与自信心，中国学界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倒退。
　　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依我浅见，大学的一大特点，在于需要“接地气”，无法像工厂那样，引进整套设备；即便顺利引进，组装起来后，也很容易隔三差五出毛病。有感于此，对眼下铺天盖地、不容置疑的“国际化”论述，我颇为担忧。比如，以下几个口号，在我看来属于认识上的“误区”，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与国际接轨”。可国外著名的大学并非只有一个模式，那么到底要用哪个“轨”，怎么“接”？认真学习当然可以，也很应该；但“接轨说”误尽苍生。某大学校长主持汉学家大会，说“我们也要办一流的汉学系”。初听此言，啼笑皆非——本国语言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岂能同日而语！不过，这位校长并不美丽的“误会”，倒是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今天的中国大学，正亦步亦趋地复制美国大学的模样。举个例子，几乎所有中国大学都在奖励用英文发表论文，理科迷信SCI，文科推崇SSCI或A&HCI；聘任教授时，格外看好欧美名牌大学出身的；至于教育行政官员，更是开口哈佛，闭口耶鲁。
　　第二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强强联手”。据说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最佳途径就是强强联手；因为，各种数字一下子就上去了。幸亏还没把北大、清华合起来。大学合并，有好有坏，但“强强”很难“联手”；一定要“合”，必定留下很多后遗症。过多的内耗，导致合并后的“大大学”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来调整、消化。需要的话，强弱合并还可行。因为，大学需要有主导风格，若强强合并，凡事都争抢固然不好，凡事都谦让也不行。
　　第三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取长补短”。办大学，确实不能关起门来称大王，要努力开拓视野，多方取经，既借鉴国外著名大学，也学习国内兄弟院校。只是因为有各种评估及排名，这个“取长补短”的过程，不知不觉中演变成缺什么（专业）补什么（专业），最终导致自家特色的泯灭。不要说异彩纷呈的国外名校，比起上世纪30年代的北大、师大、清华、燕京、辅仁、协和（仅以北京地区为例），今天的中国大学，大都过于“面目模糊”——各校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级别”、“规模”及“经费”。让人担忧的是，这个“整合”的大趋势还在继续。
　　第四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努力“适应市场需要”。学生选择专业，有其盲目性，这可以理解；更可怕的是政府缺乏远见。在我看来，无论请进来还是送出去，都应该考虑国家需要——凡市场能解决的，不要再锦上添花。每年都有留学生拿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进就业前景好的商学院或法学院。这实在不应该。欧美也是这样，政府或大学的奖学金，不是奖励选择热门专业，而是用来调节社会需求的。你学古希腊的哲学或文学，就业前景不太好，但又是整个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那我奖励你。同样道理，用国家经费送出去的留学生，也应该有专业方面的要求。
　　第五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多跟国外名校签合作协议。恕我直言，很多协议属于空头支票，签了一大堆，很快束之高阁。所有的“合作”，必须落实到院系才比较可靠；而其中最为实惠的是“互派学生”。但这有个前提，得有经济实力支撑。北大中文系颇为“矜持”，不轻易签此类双边协议：一是有自信，愿意保守自家根基，很不喜欢那些故意自贬以讨好外国教授的说法；二是若无奖学金，让学生自费到国外游学一年半载，贫穷子弟做不到，很容易引起同学间的攀比。
　　作为中文系教授，面对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这些年，我不得不再三辩解：不同学科的“国际化”，其方向、途径及有效性，不可同日而语。自然科学全世界的评价标准接近，学者们都在追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趋同。最麻烦的是人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而人文学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了。
　　所以，文学研究者的“不接轨”、“有隔阂”，不一定就是我们的问题。非要向美国大学看齐，用人家的语言及评价标准来规范自家行为，即便经过一番励精图治，收获若干掌声，也得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
　　讲几个小故事，你就可以明白当下中国的情势以及我的心情。
　　10年前，我在台湾大学教书，推荐一台大中文系毕业生到北大念研究院。这学生兴冲冲来了，可一个月后“打道回府”；问她为什么，回答是：“刚到北大很兴奋，清晨散步，未名湖边书声琅琅；不过仔细听，怎么都是英语？要学英语，我干脆到美国去。”
　　3年前，南方某大学下决心奋起直追，希望我帮助物色一外国教授，据说待遇很优厚。开始我很在意，觉得这是好事，应该玉成；可私底下的叮嘱，让我心都凉了——“最好不是华裔，要一看就是外国学者。”这哪里是挑学者，分明是选演员，才这么看重“镜头感”。
　　两年前，我指导的博士申请某名校教职，得到的答复是：学校统一规定，只有在外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者可直接入职，本国大学培养的博士，再好也只能先当博士后。今年毕业的博士生，因到哈佛大学进修过3个月，求职时，总被问及他在哈佛跟某某教授学到了什么“真经”。学生很诚实，说仅仅谈了两次话，合起来不到3个小时。为什么不关心在北大的4年苦读，而专注于那蜻蜓点水般的“访学”？
　　这不是三五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风气使然。记得我们曾嘲笑台湾的高等教育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曾几何时，我们也变得如此不自尊、不自爱？
　　为了配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培养各行各业拔尖的创新人才，国家留学基金于2007年设立了“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每年选派5000人，“攻读学位”与“联合培养”各占一半。选派的对象，虽以理工科为主，人文及社会科学也占了15%。这当然是大好事，我举双手赞成。北大因地位特殊，每年送出去200人左右；中文系实力雄厚，每年也能争取到八九个名额。
　　但说实话，作为中文系主任，我内心很纠结，也很困惑——既为我们的学生很有竞争力而自豪，也担心此乃“为他人做嫁衣裳”。教育部有“博士生兼招补偿办法”，即选派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后，有关学校/院系可补充相应数量的博士生招生名额。问题在于，优秀的生源就这么些，若都送出去了，岂不十分可惜？经多次协商，教育部答应给北大、清华特殊政策，没有卡死1∶1的比例，送出去的学生中，“联合培养”远高于“攻读学位”。
　　我必须考虑学生的立场，不敢像年少气盛的胡适那样，撰写《非留学篇》（1914年1月），说什么“留学之政策，乃以不留学为目的”。因我深知，国家派遣大批留学生，此举对于中国科技、教育、学术、文化的前景，影响十分深远。但青年胡适的说法，也并非毫无道理：“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故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办好本国的大学。
　　让愿意在国内好大学念书的好学生感觉大有奔头
　　《非留学篇》发表三十多年后，当年的留美学生，终于出任北大校长；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胡校长，不失时机地发表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1947年9月28日《中央日报》）：“我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1.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2.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和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作专门的科学研究。3.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解决。4.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
　　胡适设想中的“十年计划”，分为两段：第一个5年，全力帮助北大、清华、浙大、武大、中大（中央大学），限期成为国内最好、世界上有地位的大学；第二个5年，转而支持另外5所学校。可惜的是，胡校长并不掌握实权，且过于“内举不避亲”，理所当然受到了南开大学陈序经、北洋大学李书田，以及国民党元老、原中山大学创办人邹鲁等的强烈质疑。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财政吃紧，正花大价钱“剿共”，根本没心思顾及此。
　　又过了半个世纪，具体说，就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后，985计划迅速展开且逐渐落实，其基本思路也是集中力量做大事，办好若干所著名大学。最初是重点支持北大、清华“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接下来是中央和地方共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希望其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虽然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日后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是2+7；而这构成了中国的常春藤大学联盟——校长们每年聚会，轮流做东，探讨“大学之道”。
　　中国人讲究十全十美，为何不是圆圆满满的十所，而只提九所呢？这故事太有戏剧性了，不说也罢（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陈平原《解读“当代中国大学”》一文）。
　　两相比较，胡适的“十年计划”，与半个世纪后真正实施的985工程，还是有很大差异。在胡适眼中，关键是“争取学术独立”，具体说，就是中国大学能自己培养各专业的博士，不一定非出去留学不可：“今日为了要提倡独立的科学研究，为了要提高各大学研究的尊严，为了要减少出洋镀金的社会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学位授予法，让国内有资格的大学自己担负授予博士学位的责任。”
　　表面上，这个梦想我们早已实现了，如今每年中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世界第一——质量有无保证、是否“过度开发”，则另当别论。但在我看来，胡适的“十年计划”依旧有魅力。当下中国大学严重受制于权力、金钱与传媒，再加上唯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马首是瞻，所谓“学术独立”，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以前，每当有人攻击北大、清华变成“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都到国外去时，我都会如此辩解——专业不一样，中文系就不是这种状态。现在，我再也不敢这么挺直腰杆说话了，只能寄希望于还有部分好学生自觉自愿留下来，不把北大当跳板——有时甚至小心眼，喜欢那些英语不太好的高才生。我问过日本的教授，你们也会面临这种困境吗？回答是：我们最好的学生在国内；当然，大学会创造条件，让他/她们不断出去进修或考察。
　　说实话，留住好学生，以下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本国的大学很争气；二是申请教职时洋文凭不占优势。而如今的中国大学，大都做出一副非国外名牌大学博士不要的高姿态——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反正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
　　若大家都这么盲目崇拜“洋文凭”（我说的不是假文凭，是国外名牌大学的真文凭），再过5年、10年，连中文系学生也都如过江之鲫，纷纷放洋去，这实在让人伤心。看看近年各大学招聘“领军人物”或“讲席教授”的广告，你就明白，这年头，不出国念书拿学位，日后想在中国学界“拼搏”，实在很难。
　　正因此，我才感叹：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让愿意在国内好大学念书的好学生感觉大有奔头，值得为之焚膏继晷，这是个大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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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研究型大学差在哪儿本报记者 李斌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5月16日   03 版）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一份“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研究报告称，和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相比，我国的985高校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愿望与能力、提供创新性学习方面，表现不佳。“填鸭式教育”在我国高校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数据显示，在“学业挑战度”、“主动合作学习水平”和“生师互动”等方面，我国985高校均落后于美国研究型大学，存在较大的差距。
    该报告着重揭示两个核心问题：在校大学生学习状况如何；大学在支持和帮助大学生学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如何。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是这项名为“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调查”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她认为：“大学的资源投入是否为学生提供了有价值的教育经验，并由此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提升，显然应该成为评价大学质量的重要标准。”

    传统的师道尊严

    观念影响生师互动

    这项课题从全国23所本科院校中收集了两万多份调查样本，其中包括清华大学等部分985高校。研究报告从“学业挑战度、主动合作学习水平、生师互动、教育经验的丰富程度、校园环境支持度“等5项可比指标上，对中国的985院校和美国研究型大学做了一番比较。
    能够让985高校感到欣慰的是，“校园环境支持度”与“教育经验丰富程度”指标，在这两方面，“中美研究型大学无实质性差异”。
    但在“生师互动”、“学业挑战度”、“主动合作学习水平”指标上，985院校明显落后于美国研究型大学。
    国内外已有的大量研究证明：师生之间以多种方式进行的正式或非正式交流对学生的成长具有积极影响。但报告认为，生师互动是清华乃至中国教育的一块短板。传统的师道尊严观念使教师成为高高在上的权威者，功利的“科研优先于教学”的取向使得教师疏于与学生，特别是本科生的沟通和互动。
    调查数据显示，在生师互动方面，有四分之三的中国学生从未“和任课老师讨论分数和作业”(美国同类院校约7%)；有一半的学生从未“与老师讨论自己的职业计划和想法”(美国同类院校约21%)；有35.6%的学生“学习表现”从未“得到老师及时的反馈”(美国同类院校约7%)。
    课题组分析认为：中国学生更少和任课老师讨论分数可能源于中美文化的差异，“中国学生认为打分是老师的权力，学生和老师讨论分数有可能被认为是挑战教师权威；而美国学生更多把老师打分看成是对自己学习情况的评价，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和老师讨论分数”。
    这份报告同时指出：及时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反馈是教师职业的基本属性，关注学生的职业规划与发展，是大学教师职业的特殊属性。“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大学竞争加剧、大学生数量激增、就业压力明显的情况下，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如此普遍地出现教师不及时给学生学习反馈、不关注学生职业发展的现象，确实应该引起学校的高度关注。”
    不过，课题组人员提醒说，不能简单地将以上现象归结为教师的失职，“其实，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也面临来自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多重挑战，要以个人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应对无限扩大的职业期待和压力”。
    有意思的是，和美国研究型大学相比，在中国的985院校中，有更多的学生“参与老师课题研究”。课题组推测原因如下：在注重科研的985高校中，一些教师由于承担科研课题较多，而研究生数量不足，使大学生、特别是获得保研资格的高年级优秀大学生得以提前参加老师的科研课题。
    中国的大学生向来被认为“不善于提问”，民众的这一印象在此次调研中也得到了证实。985院校学生“合作学习”比“主动学习”做得要好；课下表现优于课上的表现。但他们在课堂上主动学习的水平却远低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生们，尤其在“课堂提问或参与讨论”、“课堂上做口头报告”两个题项上的得分差异非常突出。
    调查数据表明，985院校在“课上提问或参与讨论”题项上，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学生选择“从未”(美国同类院校只有3%)，只有十分之一的学生选择“经常”或“很经常”(美国同类院校约63%)；在“课堂上做口头报告” 题项上，有38.1%的学生选择“从未”(美国同类院校约12%)，只有约8%的学生选择“经常”或“很经常”(美国同类院校约43%)。
    在中国的教育中，教师依然是课堂的主导者，不改变教师“一言堂”的现状，“不会提问”还会继续成为中国大学生的短板。
    “不会提问”的中国大学生们似乎比美国学生更加勤奋，他们在“阅读及写作量”、“学习时间投入”等方面的得分，要高于美国同类院校学生。

    “辅导员制度”让清华

    有更良好的学业支持环境

    和其他985高校相比，清华大学的情况稍好，但也并不乐观。课题组在清华的本科生中回收了889份有效问卷。结果表明，这所中国顶尖大学在“学业挑战度”和“生师互动水平”上不如美国研究型大学，而“校园环境支持度”则明显好于后者。
    清华大学更善于“支持学生应对人际、情感问题”、“组织各类活动，帮助学生融入大学生活”。课题组认为，极富清华特色的“辅导员制度”可能是支撑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了解，清华本科生辅导员由富有责任心、管理能力强、善于同本科学生沟通的清华在读研究生担任。课题组将清华数据与参与调研的其他几所985院校相比较发现，在与任课教师的交流上，他们之间并没有明显差异，但清华学生和辅导员/班主任的关系更好。
    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在“院校为学生学业提供支持与帮助”上，表现不如美国同类大学,尤其是低年级阶段，差距更大。
    “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最应该为学生提供的是学业支持。低年级学生正经历从高中生向大学生的转变，这种角色转换有可能带来学业上的焦虑和无所适从，甚至产生挫败感。”报告认为，美国的一流大学均设有完善的学习辅导机构，专门为学业上遇到问题的学生提供辅导和帮助。

    创造一个让杰出人才更容易

    “冒出来”的好环境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建议：对很多院校来说，短期内很难做到经费与生源的根本性改变，更有效的策略可能是，立足学校现实，清晰诊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动改变教育教学实践，更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的学习行为。
    对此，清华大学的几个院系已有较成功的实践。课题组在调研几个实施本科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院系后，发现它们在课程认知目标、学生之间的沟通合作、生师互动等方面都明显优于清华的平均水平。譬如，清华的工业工程系非常强调课程对学生的学业挑战，特别是在高年级，教师通过强化“问题为基础的学习”，刺激和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该系的课程还十分注重基于项目的学习，要求学生以团体合作的方式完成具有不确定性的任务， 训练学生把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应用到实践中。此外，课题组发现，清华经管学院的课程设计也十分强调“学生合作完成项目”。
    报告指出，这两个院系的学生在“表达能力”、“组织领导能力”、“与他人有效合作”三项上的得分显著超过了清华学生的平均水平。而这三项能力已被研究证实，是大学毕业生实现创新所必需具备的重要能力和素质。
    尽管，清华和美国同类大学在师生互动水平上差距非常明显，但令人高兴的是，清华经管学院已迈出了追赶的步伐。该院学生在师生互动上的得分也明显高出学校的平均水平。那里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和任课老师讨论自己的职业计划、人生观、价值，和任课老师一起参与课程以外的工作（比如社团活动、迎新等）”。
    课题组从清华大学的院系调研中获得的启示是：院系的积极探索和首创精神是大学改革的活力所在。院系应当成为改革的龙头，不断创造和形成经验。
    史静寰说，大学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塑造”杰出人才，而是创造一个使得杰出人才比较容易“冒出来”的好环境，是对具有不同发展潜质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刺激、支持与帮助。“好的大学教育应该成为杰出人才成长的沃土，发展的助推器。”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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