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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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儒敏先生


   
    《温儒敏先生》，高秀芹作，原载《北京大学校刊》2009年11月5日。

    我在北大读书期间，除了导师谢冕先生，交往最多的老师就是温儒敏教授，以致很多人都以为我是温老师的博士，需要解释才明白。温老师也把我当作他的学生，很多事情都让我去做。比如他当年主持的“孑民学术论坛”，安排我去接待邀请的专家学者，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让高秀芹去，我放心。”很有点“你办事，我放心”的口气，我也就更加不敢懈怠，只要温老师交待的事，都会很漂亮地完成，那份难得的信赖让我对自己要求很高。
　　温老师就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作为王瑶先生“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978年他从广东韶关来到北大，那一年他32岁，人生的好时光都在边远繁杂的工作中度过了，怀着对文学的向往和追求，这个已过而立之年的广东人又一次踏上了北上的道路。多少年后，当我在人生的低谷对学术发生动摇时，当我一次次感到自身的无力和惶惑时，温老师就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劝慰我，不要气馁，你才多大呀，我像你们这个岁数，还没有到北大读书呢。他总是用自身的经验来启发我们。在他看来，那些大理论，大道理往往不着边际，不关乎人生，唯有切身的体会和经验对后学者更有启发。这就是他知人论事，推己及人的考量方式，他总是坦诚的，友善的，他看到的是这个世界里潜藏的情感和内在规则。对很多事情，他总有自己的判断，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有时他甚至是执拗的，奇特的，他坚持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我们在启蒙主义的高蹈教育下有时背离了人生常态，他总是在对岸河上看着我们这些勇往直前的人，给一些忠告和建议。有的人会觉得他是多么的落伍呀，他怎么在背离北大的传统？多少年了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要批判现实，批判人性，他却要我们先适应现实，不要刚到一个单位就什么都看不顺眼，还没有来得及批判就失去立锥之地了。他看到的是人生和现实的常态，希望我们在现实中脚踏实地，才有可能达致理想。有多少学生理解他的苦心，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到底是执拗的人，甚至有点固执。他一旦认定一件事情，是要坚持到底的。他是广东的客家人，这点脾气和性格是否保留了那种客家民性？他有时叮嘱我们要做些妥协，我想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言说，我们只是他最好的听众。他总是想把他最重要的人生经验灌输给我们，有谁能理解他的苦心呢？好在他心底无私，光明磊落，不管主持北大出版社或中文系的工作，都能以慷慨之心公正做事。一个人能做到公正和坦荡多难呀，他能做到， 他的口碑是有目共睹的。他从来是对事不对人，这回可以跟 人争执得面红耳赤，过后评价他的“论敌”，还是有好说好， 不打折扣，不带偏见。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会很多。
　　他担任中文系主任时，提出“守正创新”的理念，既坚守中文系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又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有所发展和创造。我在不同的场合听到别人对他的评价，没有想到温儒敏的行政能力这么强，大家都忘了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好像他天生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有一套自己的现实法则和人生理想，这些都使他做事底气足，有魄力，他也深知在中国移动一块石头都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他又时时跟现实做必要的妥协和交流，他努力在理想和现实的平衡中获取最大的成功。
　　可是，在内心深处他却是富有诗情的人，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现实中的诗人，只是将诗情深深地潜藏在内心隐秘的部落里，很少流露而已，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因为我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中判断出来的。比如，他见到我的孩子，会很温情地说：多好的小孩呀，长得像一首诗呀。我听了心中一热，谁会这么描述一个孩子呢，只有温老师会。他用诗意化的语言来表达现实中的事物，我感受到了他内心涌动的激情。他能在平常的事物背后看到与众不同 的东西，然后用很奇特的语言 来描述，不是诗人又是什么？ 后来，我果然在一个报纸上看到了温老师当年写的现代诗歌，还配了他一张酷似五四青年学生一样温情脉脉的照片，估计这张报纸没有多少人看到。很多人都看到温老师现实的一面，没有看到他理想的一面，看到他散文的一面，没有看到他诗情的一面。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在温老师这里，是名如其人，温， 儒，敏，温情，儒雅，敏捷，他性情温和，形象儒雅，思维敏捷，三种状态，很自然很贴切地涵盖在他的名字中，估计很多人会从他的名字中猜度他的样子，见到他不会失望的。我在山东的时候，就读过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看到这个叫温儒敏的名字。到北大读书后，到镜春园的家去拜访他，他那时住在镜春园东厢，窗外修竹，门前菊花，很有读书人的趣味，这间房子成为我读书期间经常拜访的地方。散步的时候我会敲开镜春园主人的家，进去喝杯茶，请教一个问题，鸟在修竹间鸣叫，野猫在墙上跳来跳去。师母王老师喜欢猫，经常喂养徘徊在镜春园周围的野猫，一到吃饭时候，镜春园82号院外会有许多猫。这样喂养了很多年，直到后来温老师搬到蓝旗营，镜春园的院子空了，竹子也枯黄了，菊花也荒芜了。偶尔路过镜春园，我会停下来，向院子里看看，看到那扇经常打开的门，我还会心头一热。
　　（作者为北大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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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温儒敏老师二三事

王利娟

    2008年的秋天，阳光灿烂，我开始了关键的研究生考试的准备，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去北大中文系的课堂听课。在那所迷宫一般九曲回肠的理科教学楼207大教室里，大约两百人一起上中文系的基础课《中国现代文学史》，位子很紧张，因为这不仅是文学专业一年级本科生的必修课，还有数不清的校外人士赶来旁听——这似乎成了北大的一个传统，甚至也是北大引以为豪的地方。正是在这个课堂上，我们见到了传说中北大中文系的“温爷爷”——温儒敏教授。

     温老师一直强调“基础”的重要性，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多年来，温老师一直关注中小学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语文教育。而关于大学教育，最基础的是本科生教育，后来我才知道温老师对“大学要抓好本科生教育”这一理念的坚持。这一点在各个大学都跟风要办研究型大学而忽视本科生教育的当下潮流中，尤其可贵。很久以后，再读到《论语·学而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就想起了温老师对“基础”，对“根本”的重视。

记得那天去听课时我坐在最后一排，因为前面的位子早被抢光了。讲台上的温老师和蔼慈祥，甚至很有几分鹤发童颜，讲到得意处，他就笑了，故意停下来看看同学们的反应。于是大家一起笑了。

    大教室的最后一排离最前面的讲台大概有五、六米远，我坐在那儿看不清前面，于是干脆站起来靠着背后墙上的玻璃窗听课。

     下课的时候，温老师缓缓地走下讲台和前面的同学聊着什么，过了一会儿，老人家居然向后面走来，一直走到最后一排，我连忙让路，以为他老人家在教室里散步锻炼身体呢，正思考间，看见温老师就在最后一排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下来了，然后定睛望着黑板，我这才明白原来温老师是在试试坐在最后一排是否可以看清黑板和幻灯片上的字，果然，过了几秒钟，他站起来，朝我和身边的几位同学笑了笑，就径自走上讲台的电脑旁边，去修改幻灯片上的字体：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很感动。
     没上几次课就要期末了，我来得太晚了，心中十分遗憾，那时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今后还有更好的机会聆听温老师讲课。最后一次课助教张罗着给大家拍照合影留念：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这是温老师给大一的本科生开的最后一次课。
    而我更想不到的是，自己真正如愿以偿考入中文系的第二个学期，竟又赶上了温老师最后一次给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开课。课程名称是《文论精读》，温老师在课程介绍中选了十篇前辈研究者的论文，让助教李培艳师姐为选课的每一位同学打印了一本《文论精读》课程专用的精选论文集。而且和大家说好每一位同学都要上台讲一次，时间约为一个小时，然后听取其他同学的发言，温老师最后点评。
    这课开在春夏之交的每周二傍晚。春天的北京多风，每次上课看见温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两鬓的华发被风吹乱了许多，老师一进门，先把沉重的电脑包从助教师姐的手里拿过来，放在讲桌上，然后就开始一边用手理着被一路的风吹乱的头发，一边看看教室里大家在干吗，要是看见谁正在慌里慌张的吃晚饭，温老师就会开玩笑说要不分他一半？他还没吃晚饭哩。
     上了几次课，大家也就嬉皮笑脸起来，因为传说中的中文系大教授也是如此的温和慈祥，平易近人。尤其是在讨论课开始的时候，温老师一进来就在讲台下面第二排或第三排找了位子坐下，把讲台完全让给了主讲的同学；开始讨论的时候，温老师静静地听大家七嘴八舌的发言，遇到特别离谱的地方，才补充一些，整个讨论气氛异常活跃，不知道是因为教室特别小，大家坐得紧凑，因而十分热闹，还是因为温老师慈祥宽容的目光和笑容让大家忘记了在其他讨论课堂上惯有的束缚与紧张。
      这次我们是在第一教学楼的三楼上课，窗外的小树林里常常有布谷鸟飞来飞去地欢叫着，林子由淡绿渐渐转为浓绿，以至墨绿的时候，我们的课程也接近尾声了。这时同学之间悄悄传出了一个坏消息：温老师不久就要正式退休离开北大了。
    我们都为此黯然，同时为自己能赶上这门课而感到庆幸，当初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选上这门课的同学都十分懊悔和惋惜。课程结束后温老师请大家去他的新家玩儿，我们去的时候给温老师和师母送了一大束美丽的百合花，夹在花间的小卡片上写着：“上善若水，温润如玉。”
     在温老师家里，我们见到了和温老师一样和善慈祥的师母，师母笑起来特别好看，遥想当年，一定也是个大美人。她见到我们进来，连忙给我们泡茶，温老师还兴致勃勃地拿出一封特殊的“信”给我们看：原来是一位小学三年级的小朋友写给“温爷爷”的。歪歪扭扭的稚嫩的笔迹写满了一张大作业纸的正面和反面。原来这个小家伙在向温爷爷“告状”：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禁止他看课外书，而小家伙记得温爷爷在给他们讲课的时候是鼓励孩子们适当阅读课外书的，于是聪明的他就给敬爱和信赖的温爷爷写信：首先汇报了自己的功课情况，重点是请温爷爷给他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批评批评他们，信末还附上了他们家几乎所有的电话号码。
     参观了温老师书香氤氲的新居，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温老师还请大家美餐了一顿。
     席间，温老师基本不怎么吃东西，而是乐呵呵地望着我们这些少不更事不知忧愁的笑脸，不断地让我们都“多吃点儿”，真是像一位看着满堂儿孙的老爷爷。我们这些二十几岁的研究生禁不住也像大一的小朋友一样要称呼他一声：温爷爷好。
     在那次吃饭的时候，温老师了解到我是回族的，全家都信仰伊斯兰教，就对我说：“有信仰是很好的一件事。”他鼓励我多读读伊斯兰方面的书，还可以关注一下张承志、霍达等回族作家的作品，我说他们不都是当代作家么？我们是现代文学专业的呀，温老师的脸色似乎有点严肃了，他说，现在专业分得太细问题很大，各个专业的研究者固守于自己的小圈子，学问就做不大。过了一会儿，他若有所思地对大家说，你们刚开始进入研究领域，要多读书，打好基础，尤其是学现代专业的，也应该好好了解一些当代的情况，最好是现当代“不分”，把研究课题做“活”。
     转眼间暑假就过了，新的学期如约而至，刚过了百岁华诞的中文系迎来了80余名新生。温老师应邀给他们讲了开学的第一堂课：关于中文系系史的讲课。
      短短两个小时，温老师不仅讲述了关于系里许多流传久远的“传统”和“精神”的奇闻异事，还和大家分享了他多年来收集和珍藏的中文系的老照片，有浦江清、乐黛云等各位老教授，还有当年的沙滩红楼，北大河沿。同学们认真地听着，我坐在旁边的位置上，远远望着他们那青春的眼神流露出对新的学习生活无限的憧憬与期待。
     快下课的时候，主持人代表大家向温老师献上了一大束鲜花，温老师捧着那一大束鲜花又对大家嘱咐了几句话，然后说，请来自农村的同学站起来，他要把鲜花转送给他，话音刚落，一位瘦瘦的男孩就站了起来，温老师亲自把鲜花送到那个男孩的手里，语重心长地说：“来到这里，尽快适应新环境，好好学习，相信你会不断取得进步。”
     尽管我们都依依不舍，温老师还是退休离开了北大，我们听说他已经被山东大学中文系特聘为文科一级教授，于是我们想：山大中文系的学生有福了。
温老师有时出差回来的时候，如果去教研室查收邮件或办别的事，就常常叫学生也过去聊聊天，论文呀，课程呀什么的。有一次，我刚从图书馆借了几本书就一起带进教研室，温老师接过我手中的几本书，翻了翻，笑着说，这本书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看看他指的是大江健三郎的《广岛札记》，我匆匆看了一眼，16开本的，将近200页，要是我看最少也得一个上午吧！我才忽然才醒悟：这样的作品，随便翻翻，作为眼界的扩充，最多精读一两篇也就行了，不必一篇一篇细读，可不就是一小时就可以搞定吗！原来我读书的效率低下正在于对书籍进行有效分类的意识过于淡泊，温老师看我十分迷茫，就说一定要制订读书的计划，要建立和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
     也许因为我本科的专业不是中文，温老师特别嘱咐我要有信心，还给我开了两张书单，让我补充阅读必要的篇目。
     我常常常想起在中文系新生的第一堂课上，收到温老师转送的鲜花的那个男孩，我们都是多么幸运：在自己学习生涯刚刚起步的关键时刻，能受到这样一位让人敬爱的老教授的关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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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三窟”


温儒敏



    《北大“三窟”》这个标题有些费解，所谓“三窟”，是指我这几十年在北大校园的几个住处。不是同时拥有的所谓“狡兔三窟”，而是先后3个“定居”点。时过境迁，这些地方都变化很大，人事的变异更多，写下来也是一种念旧吧。
    1981年我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起先被安排住到南门内的25楼学生宿舍，说是临时的，和李家浩（后来成了著名的战国文字研究专家）共处一室。李兄人极好，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除了看书就是睡觉，偶尔用很重的湖北腔说些我不怎么明白的“文字学”。我们倒是相安无事。住25楼的都是“文革”后毕业的第一届研究生，多数拖家带小的，老住单身宿舍不方便。大约住了快一年吧，这些“老童生”就集体到朗润园当时北大党委书记家里“请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果然奏效，不久，就都从25楼搬到教工宿舍。1982年我住进21楼103室。本来两人一间，系里很照顾，安排和我合住的是对外汉语的一位老师，还没有结婚，可以把他打发到办公室去住，这样我就“独享”一间，有了在北大的家，妻子带着女儿可以从北京东郊娘家那里搬过来了。
    这算是我在北大的第一“窟”。
    21楼位于燕园南边的教工宿舍区，类似的楼有9座，每3座成一品字型院落。东边紧挨着北大的南北主干道，西边是学生宿舍区，往北就是人来人往的三角地。全是筒子楼，灰色，砖木结构，三层，大约六十多个房间。这个宿舍群建于五十年代，本来是单身教工宿舍，可是单身汉结婚后没有办法搬出去，而我们这些有家室的又陆续搬了进来，实际上就成了家属宿舍了。每家一间房子，12平米左右，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般都是蔍架床），一桌，做饭的煤炉或煤气罐就只能放在楼道里，加上煤饼杂物之类，黑压压的。记得80年代初有个电影《邻居》，演的那种杂乱情景差不多。每到做饭的时候，楼道烟熏火燎，很热闹，谁家炒萝卜还是焖羊肉，香味飘散全楼，大家都能“分享”。缺个葱少个姜的，彼此也互通有无。自然还可以互相观摩，交流厨艺，我妻子就从隔壁闫云翔（后来是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的太太那里学会熘肝尖的。有时谁家有事外出，孩子也可以交给邻居照看。曹文轩老师（如今是知名作家）住在我对门，他经常不在，钥匙就给我，正好可以“空间利用”，在他屋里看书。21楼原“定位”是男宿舍，只有男厕所，没有女厕所，女的有需要还得走过院子到对面19楼去解决。（19楼是女教工宿舍，也一家一家的住有许多男士。陈平原与夏晓红结婚后，就曾作为“家属”在19楼住过。）水房是共用的，每层一间。夏天夜晚总有一些男士在水房一边洗冷水澡，一边放声歌唱。当时人的物质需求不大，人际关系也好，生活还是充实而不乏乐趣的。那几年我正处于学术的摸索期也是生长期，我和钱理群、吴福辉等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最早一稿，就是在21楼写成的。
    不过还是有许多头疼的事。那时一些年轻老师好不容易结束两地分居，家属调进北京了，可是21楼是单身宿舍，不是正式的家属楼，公安局不给办理入户。我也碰到这个问题。那时我是集体户口，孩子的户口没法落在北大，要上学了，也不能进附小。又是系里出面周旋，花了很多精力才解决。连煤气供应也要凭本，集体户口没有本，每到应急，只好去借人家的本买气。诸如此类的大小麻烦事真是一桩接一桩，要花很大精力去应对。钱理群和我研究生同学，同一年留校，又同住在21楼，他更惨，和另一老师被安排在一层的一间潮湿的房子（原是水房或者厕所），没法子住，要求换，便一次次向有关机构申请，拖了很久，受尽冷遇，才从一楼搬到二楼。我开玩笑说，老钱文章有时火气大，恐怕就跟这段遭遇有关。有时我也实在觉得太苦，想挪动一下，甚至考虑过是否要回南方去。当时那边正在招兵买马，去了怎么说也有个套间住吧。可是夜深人静，看书写字累了，走出21楼，在校园里活动活动，又会感觉北大这里毕竟那么自由，舍不得离开了。
    五十年代以来，北大中文系老师起码三分之一在19、20或21楼住过。与我几乎同时住21楼的也很多，如段宝林(民间文学家)、钱理群（文学史家）、曹文轩（作家）、董学文（文艺学家）、李小凡（方言学家）、张剑福（中文系副主任）、郭锐（语言学家），等等。其他院系的如罗芃（法国文学学者）、李贵连（法学家）、张国有（经济学家、北大副校长）、朱善璐（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现为北大党委书记），等等，当初都是21楼的居民，彼此“混得”很熟。20多年过去，其中许多人都成为各个领域的名家或者要人，21楼的那段生活体验，一定已在大家的人生中沉淀下来了。
    我在21楼住了3年，到1986年，搬到畅春园55楼316室。这是我在北大的第二“窟”。  
    畅春园在北大西门对过，东是蔚秀园，西是承泽园，连片都是北大家属宿舍区。畅春园可是个有来历的地方。据说清代这里是皇家园林别墅，有诗称“西岭千重水，流成裂帛湖，分支归御园，随景结蓬壶”（清代吴长元《宸垣识略》），可见此地当时水系发达，秀润富贵。康熙皇帝曾在此接见西洋传教士，听讲数学、天文、地理等现代知识。乾隆、雍正等皇帝也曾在此游玩、休憩。如今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只在北大西门马路边遗存恩佑寺和恩慕寺2座山门，也快要淹没在灯红酒绿与车水马龙之中了。八十年代初北大在畅春园新建了多座宿舍，每套90平米左右，三房一厅，当时算是最好的居室，要有相当资历的教授或者领导才能入住。为了满足部分年轻教工需要，在畅春园南端又建了一座大型的筒子楼，绿色铁皮外墙，五层，100多间，每间15平米，比21楼要大一些。我决定搬去畅春园55楼，不因为这里房子稍大，而是为这里是正式的宿舍，可以入户口，不用再借用煤气本。
    毕竟都是筒子楼，这里和21楼没有多大差别，也是公共厕所，也不用在楼道里做饭了，平均五、六家合用一间厨房。房子还是很不够用，女儿要做作业，我就没有地方写字了。那时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非常紧张，家里挤不下，每天晚上只好到校内五院中文系教研室用功。55楼东边新建了北大二附中，当时中学的操场还没有围墙，我常常一个人进去散步，一边构思我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生活是艰苦的，可是那时“出活”也最多，每年都有不少论作发表，我的学业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那几年打下的。55楼的居民比21楼要杂一些，各个院系的都有，不少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海归”。如刘伟（经济学家，现北大经济学院院长）、曾毅（人口学家）都是邻居，我在这里又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这里还有难忘的风景。我们住房靠南，居然还有一个不小的阳台，往外观望，就是大片稻田，一年四季可看到不同的劳作，和变换的景色。后来，稻田改成了农贸市场，再后来，农贸市场又改成了公园，那时我们已经离开畅春园。偶尔路过55楼跟前，想象自己还站在三层的阳台上朝外观望，看到的公园虽然漂亮，可是不会有稻田那样富于生命的变化，也没有那样令人心旷神怡。还是要看心境，稻田之美是和二十多年前的心绪有关吧。
    后来我又搬到镜春园82号，那是1988年冬天。
    这是我在北大的第三“窟”。
    镜春园在北大校园的北部，东侧是东操场，西侧是鸣鹤园和塞克勒博物馆，南边紧靠有名的未名湖。这里原为圆明园的附属园子之一，乾隆年间是大学士和珅私家花园的一部分，后来和珅被治罪，园子赐给嘉庆四女庄静公主居住，改名为镜春园。据史料记载，昔日镜春园有多组建筑群，中为大式歇山顶殿堂七楹，前廊后厦，东西附属配殿与别院，复道四通于树石之际，飞楼杰阁，朱舍丹书，甚为壮观。（据焦熊《北京西郊宅园记》）后历沧桑之变，皇家庭院多化为断壁残垣，不过也还可以找到某些遗迹。过去常见到有清华建筑系学生来这里寻觅旧物，写生作画。九十年代初在此修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人还从残破旧建筑的屋顶发现皇家院落的牌匾。六、七十年前，这里是燕京大学教员宿舍，包括孙揩第、唐辟黄等不少名流，寓居于此。五十年代之后成为北京大学宿舍区，不过大都是四合院，逐步加盖，成一个个大杂院。其中比较完整的院落，一处是76号，原王瑶教授寓所（曾为北洋政府黎元洪的公馆，现为北大基金会），另一就是我搬进的镜春园82号。
    这个小院座北朝南，院墙虎皮石垒砌，两进，正北和东、西各有一厢房，院内两颗古柏，一丛青竹，再进去，后院还有几间平房，十分幽静。五十年代这里是著名小说家和红学专家吴组缃先生的寓所，后来让出东厢，住进了古典文学家陈贻焮教授。再后来是“文革”，吴先生被赶出院门，这里的北屋和西屋分别给了一位干部和一位工人。陈贻焮教授年岁大了，嫌这里冬天阴冷，于1988年搬到朗润园楼房住，而我则接替陈先生，住进82号东屋。虽然面积不大，但有一个厅可以作书房，一条过道联结2个小房间，还有独立的厨房与卫生间。这一年我42岁，终于熬到有一个“有厕所的家”了。  
    我对新居很满意，一是院子相对独立，书房被松柏翠竹掩映，非常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就是在这里磨成的。二是靠近未名湖，我喜欢晚上绕湖一周散步。三是和邻居关系融洽，也很安全，我们的窗门没有任何防盗加固，晚上不锁门也不要紧，从来没有丢失过东西。四是这里离76号王瑶先生家只有五、六百米，我可以有更多机会向王先生聆教。缺点是没有暖气，冬天要生炉子，买煤也非易事，入冬前就得东奔西跑准备，把蜂窝煤买来摞到屋檐下，得全家总动员。搬来不久就装上了电话，那时电话不普及，装机费很贵，得五、六百元，等于我一个多月的工资，确实有点奢侈。我还在院子里开出一块地，用篱笆隔离，种过月季、芍药等许多花木，可是土地太阴，不会侍候，总长不好。惟独有一年我和妻子从圆明园找来菊花种子，第二年秋天就满院出彩，香气袭人，过客都被吸引进来观看。院子里那丛竹子是陈贻焮先生的手栽，我特别费心维护，不时还从厨房里接出水管浇水，春天等候竹笋冒出，是一乐事。陈贻焮先生显然对82号有很深的感情，他在这里住了20多年，《杜甫评传》这本大书，就诞生于此。搬出之后，陈先生常回来看看。还在院墙外边，就开始大声呼叫“老温老温”，推开柴门，进来就坐，聊天喝茶。因为离学生宿舍区近，学生来访也很频繁，无须电话预约，一天接待七、八人是常有的。我在镜春园一住就是13年，这期间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也经历了北大的许多变迁，我在这里读书思考，写作研究，接待师友，有艰难、辛苦也有欢乐。这里留下我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   
    前不久我陪台湾来的龚鹏程先生去过镜春园，82号已人去楼空，大门紧闭，门口贴了一张纸，写着“拆迁办”。从门缝往里看，我住过的东厢檐下煤炉还在，而窗后那片竹子已经枯萎凋残。据说82号以东的大片院落都要拆掉改建，建成 “现代数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室了。报纸上还有人对此表示不满，呼吁保留燕园老建筑。但最终还是要拆迁的。我一时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我是2001年冬天搬出镜春园，到蓝旗营小区的。小区在清华南边，是北大、清华共有的教师公寓。这是第四次乔迁，可是已经迁出了北大校园，不能算是北大第四“窟”了。蓝旗营寓所是塔楼，很宽敞，推窗可以饱览颐和园和圆明园的美景，但我似乎总还是很留恋校园里的那“三窟”。我的许多流年碎影，都融汇在“三窟”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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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定位不能过高

　2012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教授做客新浪网，介绍语文教育改革研究情况，并对中学语文教育、高考作文命题与阅卷、语文考级制度等，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以下为访谈实录。
　　访谈视频——温儒敏谈语文教育改革
　　精彩语录
　　这些年由于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化，也可以说有某种程度脱离实际的趋向，学者们、老师们关在象牙塔里能往外透透气也好。
　　现在有些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太差，有些理科的学生要写报告的话表述都不清楚。语文说到底不完全是语文本身，是思维的问题，最基本的素质，所以很多院校希望能开大学语文。
　　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定位不能过高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浪网上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松涛。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大中文系原主任温儒敏温教授，欢迎您温老师！今天我们请来温教授是要探讨一下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关于语文教育方面，温老师您是主要研究什么方向的，是和语文相关的吗？
　　温儒敏：当然有关系，在中文系，我的专业是研究文学史。
　　主持人：您之前是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不是师范类的院校，您的主业又不是语文教育，为何现在这么关注语文教育，还出版了一本《温儒敏论语文教育》？
　　温儒敏：敲边鼓嘛。不过中文系总还跟语文有很大关系的。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不是以培养师范生作为主要(任务)的，它的学科设置也没有师范类。为什么我们这些年也要比较关心这一点？大概七年前，当时我还是系主任，在北大成立了一个语文教育研究所，主要是关心中学、小学包括大学的语文教育，做这方面工作。我说敲边鼓，北大这样的学校也要关心中学、小学，关心一线的、社会的一些事，用综合大学的资源来推动中小学课程改革。北大历来都有关心社会的传统，老师们以前参与中学、小学教学研究的也不少，前辈的学者就是榜样。这些年由于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化，也可以说有某种程度脱离实际的趋向，学者们、老师们关在象牙塔里能往外透透气也好。
　　主持人：是有一定的担忧吗？
　　温儒敏：这种趋向发展，对于学科自身发展也是不利的。北大这样的学校还是应该有相当部分的精力关注社会，为社会服务。我们成立了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师范院校会觉得)你看北大都成立了，北大都做这些工作，我们师范学校是不是应该更重视呢，这几年全国师范类学校关于语文类方面的研究所就相继成立了六、七所，这是合理的回归。我们也帮助教育部在这方面做点工作。所以我说是“敲边鼓”，是因为我们不是“正规军”。
　　主持人：虽然不是非常正规的正规军，但是还是非常有专业建树的，可以给语文教育发展提供很好的意见，让我们有比较好的参考标准。说到语文，尤其是中小学生对这个太熟悉了，因为整个九年义务教育包括高中时期都有语文这个科目的，而且是三大主科之一，进入大学之后基本上不会再提语文这个科目名词了，语文在大学中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科目？
　　温儒敏：也有大学语文，很多学校、很多院系也要求开，要求开这个课的目的是因为现在有些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太差，有些理科的学生要写报告的话表述都不清楚。语文说到底不完全是语文本身，是思维的问题，最基本的素质，所以很多院校希望能开大学语文。但是另一方面大学语文普遍又不受重视，因为大都不是必修，学生其他的课业很重，少有时间来学语文。
　　主持人：语文是基础的基础，它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语文这个话题其实很多人都可以讨论它，因为它很基础。
　　温儒敏：语文的社会性很强。
　　主持人：现在关于语文的争论不断，很多人都在说两句，是这些讨论有问题，还是(语文教育)本身有问题？
　　温儒敏：本身有问题，但是媒体上的讨论也太多了。我曾经说过请大家不要太多地关注语文，意思是过于“关注”，争论太多，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是干扰。但是也有一些误解，为什么不关注语文？别的学科都不太好参与，像物理、化学不好参与批评，但是语文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批评，弄得教语文的压力太大。语文的改革相当困难，比任何学科难度都大。
　　主持人：一个学科想要改革的话，首先要确定这个学科要研究的方向，语文学科您觉得应该是以语言文字为基础，还是说文学甚至是人文方面的东西呢？
　　温儒敏：最基础的就是语言文字了，语文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中学语文要求不能过高，定位不能过高，它就是培养普通公民谋生的能力，有阅读的能力、一定的写作能力，能够清晰地、得体地表达就可以了。至于其他更高的要求当然也有，但不完全是语文一科可以负担的。语文要以语言文字学习为主，但是学习过程中肯定要大量涉及到文学、文化、历史，甚至科技，各方面都要涉及。所以语文这个学科的范围很广，是覆盖性、弥漫性的，语文很少有人说它是一个学科，物理学、化学都是“学”，“语文学”就没有人这样说的，语文是很基础的东西，每个学科都要涉及。如果要把握这个学科的性质，它最核心、最基础的方面，那就是阅读、写作素养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