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2004年老作者文汇

教师之友网

肖雪慧：江郎才尽张艺谋——我看京奥会开幕式

进入专题： 奥运

● 肖雪慧 （进入专栏）

对张导操刀的开幕式，本来就不抱奢望，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那八分钟已经倒了胃口。可是，几乎全给弄成人海战术兼整齐划一的兵马俑阵势。这倒没料到，尽管开幕前一个多小时在博客留言，赌他一准用上“兵马俑战术”，但也只是玩笑话。开场后，发现居然真个如此。 　　开头那缶阵，就象极了兵马俑阵势——众多人组成的矩阵。但此时还是想：这可是奥运会开幕式，不至于全都象《满城都带黄金甲》里那样玩布阵吧？！接着往下看，每个场景竟全是矩阵的不同变换，有些矩阵酷似麻将，看到它们，有点怀疑麻将国粹是不是也起了激发设计灵感的作用。 　　整个开幕式表演显然也不乏借鉴。缶阵而歌就很容易叫人想起雅典奥运会开头的击鼓。可是，一个在山岭之巅、旷野之中，另一个在划定的圈内；山巅、旷野的鼓声如同远古传来，悲壮、激越，充满历史的沧桑感，场子内的击缶，除了以人数众多的大阵势展示出一种早已失传的乐器，除了令人惊叹于乐器的精致和场面的豪奢，实在说不上精神的震撼力。 　　后面的画卷出现，的确很费了些心思，表演起来也很不容易，这肯定超出了张导弄“黄金甲”那几板斧。依我看，是整个开幕式中最有创意、最具历史文化韵味的一笔。但再好的创意，也要用得是地方，经不住到处乱用。张导不理会这一点，之后几乎所有场景，管它合适不合适，都铺陈在画卷上，连海上航行也没能例外，然而一个矩形长卷留置中心，航行于大海中本该具有的壮阔无垠感还能有吗？可惜了划浆人的精湛表现！——好端端一个创意，非要让张导设计成把所有景物统统给框住，直叫我想起如来佛的手掌心。 　　把好创意用滥，暴露了想像力的贫乏。由此导致的捉襟见肘，特别表现在对这次所承诺的奥运理念的处理上。 　　要人文奥运吗？好，给你们个集体读经。一个个高冠束发的人端坐地上，组成矩阵，他们面无表情，口中念念有词，念的什么，没人能听清，这既滑稽又很具催人入眠功夫的场景偏偏还特别长，折磨得首脑席上的人们有的打起瞌睡来，有的一脸茫然——普京是也，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就更多了…… 　　要绿色奥运吗？行，给你们个绿色矩阵。可昏暗中，那绿色忽闪忽闪的，叫人有点头皮发麻…… 　　要展示现代吗？利用声光电技术呈现出一个蓝色星球，这还算不错。但那数千人打太极拳的场景就太幽默了点，禁不住让人想起现代官场，比方说，遇上麻烦事，部门间一些惯用手法可真是深得太极推掌之精髓。 　　平心而论，这个开幕式很费工夫。一万多人，个个要根据变化阵式的需要精确无误地做设计所要求的动作，天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来训练。然而，过于的程式化使其匠气十足，缺乏朴实自然的美感；场面大但掩不住精神上的小气——拼命要显示什么，证明什么，露出的却是华丽的苍白、热闹的空虚。 　　作为电影导演，张导的开幕式设计也没能避免现在我国不少导演的毛病：目无观众，自我陶醉于一些莫测高深、故弄玄虚的招数。但奥运会开幕式应该使世界上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观众都能容易看懂，没有理解障碍。可那些试图展示历史贡献和现代成就的场面，把许多老外看得云里雾里，二昏二昏的，连聪明绝顶的普京也看得一脸茫然、皱紧了眉头。不过，精神大一统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政治特征却浸透了开幕式表演的全过程。这一点，恐怕老外也看得明白。 　　说精神大一统，我不是指那些场面要表现它，而是指这种精神就贯穿在每个场景及场景变化中，先后出场的上万人在整个开幕式中的角色特别显现出了这种一统精神：他们在张导选中要表现的那些符号上不过当了回动作准确如机器人般的无个性原子。 　　这也许是《英雄》导演的思维定势，没办法的；也许本来就负有使命，要借开幕式向全球展现这种“中华价值”，果真这样，非如此不可，他更没办法了。 　　就开幕式，本不想说什么，可媒体专拣好听的说，最终还是忍不住。 　　不过，出场式上安排五大洲的表演队，这个主意很棒。最具感染力的，要数热情似火的非洲击鼓。可惜镜头少了点。 　　 　　2008-8-10

教师之友网

徐友渔，男，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为杜任之、洪谦（维也纳学派领导人石里克的学生）。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指导教师为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达梅特。徐友渔在本学科研究处于前沿地位，其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在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与人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在国内和海外均获得较高评价。








　　徐友渔出版有《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维特根斯坦文集第6卷：《论数学的基础》。 1995年其研究发生了明显转移，他开始就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喧嚣的作用发言，并写出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学术性论著，并于1999年出版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他是中国学术界对给现代思潮在中国的负面作用发出最早、最有力抨击的人之一。 1997年他开始梳理90年代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并主张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应大大加强。在中国知识分子出现思想分化和对立，在关于中国目前的社会性质、主要问题，以及有关市场经济、社会公正等问题方面出现分歧和争论时，他积极地投入论战。在启蒙和理性遭到质疑时，他毫无含糊地表明捍卫的立场。


新自由主义学派　　由于徐友渔的观点偏向于新自由主义学派, 近年来遭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



工作领域及经历　　徐友渔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在学术领域对分析哲学以及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处于国内前沿地位。1994年出版的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于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1996主持完成并与陈嘉映、周国平等合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语言与哲学》在当代汉语语言哲学领域有着重要影响；1999年于香港出版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被称为是研究红/卫兵问题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1]。
　　作为亲历大陆社会风云并于恢复高考后首批进入学术的知识分子，他同同辈学人一样，对时代有着深刻的体会，对传统有着深入的反思。在学术有所积累和造诣后，徐友渔致力于将分析哲学之逻辑与经验（实证）的方法和精神融入中国当代现实，并在学术上开始关心社会、政治与民生问题。1995年后其兴趣发生了明显转移，学术重心转向对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研究，迄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同时开始就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大革命、文化传统主义、宪政、共和等时代焦点问题发声，投注了极大的勇气和热忱，并贯之以启蒙、理性和自由主义立场。徐友渔掌握四门外语，良好的数学背景以及有素的逻辑训练，使得他的努力富有成效并引人注目。2004年，徐友渔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2]。
　　徐友渔的观点倾向社会自由主义，也是学界最早对后现代思潮的负面作用有所揭示的学者之一



主要作品　　《“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
　　《罗素》，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
　　《精神生成语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告别20世纪》，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蓦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
　　《直面历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人文立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
　　《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合著　　《语言与哲学》，三联书店，1996年 主要论文作品　　精神和文化记录片断，《花城》，1999.1月号
　　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开放时代》，1999.5月号
　　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定位，《现代与传统》，1996.3，总第10期
　　昆德拉、哈威尔与我们，《上海文学》，1998年第10期

教师之友网

李泽厚：80年代独领风骚

徐友渔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李泽厚当得起“学/界领/袖、青年导师”的称号，他没有任何行政职位，仅靠自己的思想、著作而引导潮流，给一代年轻学人巨大影响。他在90年代曾说，那一代大学生都是看他的书成长起来的，这话无疑是夸大了，但应该承认，就其思想影响的广泛和深入而言，在80年代他是第一人。
李泽厚以其美学家身份登上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一部《美的历程》一面世就风靡全国，令无数读者倾倒。这部著作有独到的思想和哲理，但引起广大读者迷狂并由此引发“美学热”的，首先是它的言说方式和文字魅力。书名中的“历程”二字使得作品没有令人生畏的哲学论著面孔，而代之以古往今来的历时性感性描述。隽永的语言，恰倒好处地引用中国古典作品中的精妙词句，娓娓动人的叙述，作者像一位高明、见识广博的导游，把人们引领到美学的百花园，指出美的所在，美的成因。用美的笔法谈美，这是别具一格的论说方式，是成功的第一要素。
当然，李泽厚的本事不仅在于能够以情动人，他更见长的是思想的敏锐性和理论建构能力。与中国哲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把美学放在哲学边沿地位的做法相反，他把美学当成哲学的核心，他要“以美启真”、“以美储善”，用美学来统领本体论和认识论，把审美结构当成主体性人性结构中“理性的沉淀”这重要的一维。
说到底，李泽厚是凭借提出人性的主体性哲学观而在思想界取得领袖群伦的地位的，年轻学子对他的尊崇，其根本点也在于此。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看，他无疑是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发出了合乎时宜的声音。
李泽厚的脱颖而出与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有关。文革这场浩劫使中国人心惊胆战，它的指导思想是阶/级斗争和专/政的理论，是对人性和人道的彻底否定，而这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发展出来的。李泽厚生逢其时的智慧在于提出，马//的真正要义是一种人性的、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哲学。他指出，人是这样的一种生灵，“行为是由自己选择，生活是由自己负责，命运是由自己决定”。
李泽厚的哲学眼光还在于，他知道在马//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思想有极大的缺陷，其整体主义抹杀了个体价值，其历史必然性思想压倒了个人主动性、个人的选择和责任。他把马//正本清源为主体性的实践哲学，主要借用了另一位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思想。在文革结束后，李泽厚一出手就是《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充分展现了他的眼界、高度和深度。他利用康德的主体性思想提倡人的个体性、偶然性和自由的价值：“时刻关注这个偶然性的生活的每个片刻，使它变成是真正自己的。在自由直观的认识创造、自由意志的选择决定和自由享受的审美愉悦中，来参与构建这个个体。这一由无数个体偶然性所奋力追求的，构成了历史和必然性。这里就不是必然主宰偶然，而是偶然建造必然。”这种集思想性和文采于一体的文字对任何人都有征服力。
其实，这一切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中早就是常识。李泽厚把西方哲学家在20世纪初提出的口号“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现成地搬到中国，一下子成为惊世骇俗之论；共产第二国际和德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伯恩斯坦等人以及俄国的所谓“合法马//者”都主张将马//义与康德主义相结合。当李泽厚强调康德的重要性时，他没有交代来源，唯一提了一下的，是说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相接近。
李泽厚有一个特长，就是善于吸纳、借鉴，把他人的思想转化为自己的思想。他在阐发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时，多次使用结构主义心理学家皮亚杰和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虽然在内行看来他的理解不准确，过于为我所用（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六经注我”），但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观点是站在当代世界哲学思想前沿而形成的，因而具有创新性。
在发挥这种特长时走得太远，会在得到巨大声望时招致麻烦。“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救亡压倒启蒙”的提出就是一例。犹太裔美籍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揭露和抗议说，这种论点是她首先提出来的，李泽厚在宣扬和发挥这种观点时从不提她的名字。如果把发明权的问题放在一边，应该说李泽厚在说明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事业的受挫时作出了精彩的说明，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完成这未竟的事业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证明。
李泽厚在90年代远走他乡，在美国的大学任教。这对他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而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当然，即使在国外他仍然密切注视国内的时局和各种思想动向，而且，在90年代中期，基于“吃饭哲学”（这是他对马克//哲学的概括和通俗表达）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他的本意是要为现状作辩护，为中国的现实发展指出一条他认为可行的出路，但结果是两面不讨好。一边是有人批评他的立场是黑格尔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另一边是有人指控他企图否定现代中国革/命的合法性。
李泽厚在大学时期就以发表关于谭嗣同思想的论文而崭露头角，在当时，他认同革命思想和革命彻底性思想，30多年之后，他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拥抱保守主义。不变的是他的思想中体现的传统的中国式智慧：圆融而现实，以及想“为帝王师”的愿望。他对时代潮流是敏感和顺应的，他本应得到更多的赏识，他没有在体制内得到一席之地是他显得太独立和有个性，他在民间遭到诟病是被认为不够独立和有个性。
千禧年之后，李泽厚仍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中，关于新儒家，关于“国学热”，关于政治哲学的重要性等等话题，他不时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中肯、睿智之言。
李泽厚近年来不断重新发表旧著，他坦率承认他自己也感觉到太重复，“讲来讲去，仍是那些基本观念，像一个同心圆在继续开展而已。”其实言下之意，是有点抱怨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就急匆匆地想超越，或是淡忘。显然，他对自己的思想在中国的命运感到一丝淡淡的悲哀。
从某一个方面讲，他的抱怨是有道理的。中华民族不像德国人那么爱思辩，对理论追根究底，接受或抛弃一种理论，都要想通了才行。中国在近代思潮不断、争论不断，但其间的流变更替，从没有出现交锋之后的克服或扬弃，而是因为时过境迁，注意力和兴趣的转移。中国的大思想家只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并没有说出多少真正经得起反复辩驳，可以传承的内容，梁启超是如此，胡适也是如此，李泽厚最多也是如此。他自己说过：“我不喜欢德国那种沉重做法……哲学只能是提纲，不必是巨著”，既然你的论说方式是语录式的，满足于点到为止，怎么能指望别人在你的理论上长期停留呢？
李泽厚太注重他个人在当代思想界的地位，才有抱怨之情，他没有看到，其实他当初的路子，不但没有被淡忘和抛弃，反而已经化为学院中的主流、产业，乃至体制。他的主体性哲学，无非是用当代国外各种新思潮新理论补充发展马克思的学说，给马克思主义冠以新名称或加上新的形容词。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各个大学，不知道有多少教师在“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之类的名目下从事各种各样的“课题”、“项目”，“创新工程”，乃至建立“基地”。
其实，在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如日中天的80年代，另一种路数完全不同，预示了今天思想界方向的思路已经萌芽出土。1981年，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发表题为“试论霍布斯的政治学说”的论文，1986年，北京大学另一位研究生发表题为“评卢梭人民主权论的专制主义倾向”，他们的观点远没有李泽厚的观点有影响，首先是因为他们尚未出茅庐，没有什么话语权，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比起李泽厚的思路，他们的思想太过超前，脱离中国人的接受水平。直到90年代，王元化发现了顾准思想的价值，将其概括为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才有直到今天还方兴未艾的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思想史的根本性反思。这是更有价值和生命力的思路，真正切中中国问题要害的思路。李泽厚80年代的思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在今天为万千人提供了俸禄，带来万千甚至更多的课题经费，以及学术研究中泡沫式的热闹，但思考中国命运的思路是另一条。
李泽厚的学术思想感觉实在是好，他在《告别革命》中说，他在1978年就提到了法国式和英国式革命之分。看来他对这里说的另一种思路并不隔膜，但无论如何，他的着力点和影响完全不在这里。他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大学文科教育中最为出类拔萃之才，他没有顾准、王元化那种现实的“疼痛感”。基于80年代中国人的实际水平，他独领风骚是自然的，而他被超越也是必然的。

教师之友网

我们不再需要批判精神了吗？

——读《书生校长的“味道”》有感

湖北省荆州市郢都中学 杨先武

程红兵这个名字，早在1991年就为我所熟知。他是第一个对魏书生的“科学化管理”提出质疑的语文教师。那时，我也正对魏书生的某些做法产生怀疑，但当我读到程红兵的《语文教学科学化刍议——与魏书生同志商榷》这篇文章时，顿有自愧不如之感。随着他的成就日渐辉煌，我对他的钦佩也与日俱增。 　　后来，我一直关注他发表的文章。虽然其理论修养愈加深厚，但似乎已看不到太多的批判锋芒。显然，他已把注意力投放于建设，并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建设就意味着与批判作别吗？语文教育乃至中国教育已不再需要批判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为什么我们再也读不到他那曾让人感到痛快淋漓的文章了呢？我一直未能解开这个谜团。今年年初《教师之友》杂志推出了一组反思魏书生、于漪、钱梦龙三位名师的专题文章后，我也未能听到这位最早挑战名师的勇士发出的声音。但前不久我总算找到了部分答案，也终于看到了他对反思“那一代”名师所持的态度。 　　《中国教育报》第20期“现代校长”周刊刊发了《书生校长的“味道”》一文。这篇专访中记录了他的一段谈话：“我不赞成你刚才提到的最近某杂志的那三篇文章，我认为他们有炒作的成分，三篇文章就像集束炸弹，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组织产生的，实话说，他们有些地方说得有点‘损’。”我真有些不敢相信，这样的观点会出自程红兵之口。当然，程红兵有对那三篇文章“不赞成”的权力，但其不赞成的理由却实在站不住脚。首先，“有炒作的成分”并不等同于“炒作”。在现代社会，许多宣传活动(商业的或非商业的)都或多或少带有“炒作的成分”。只要是正当的行为，便无可非议。就拿教育界来说，某些地方举办研讨会、观摩会，不但邀请名师作报告、上示范课，而且既登广告，又发通知，这不是带有“炒作的成分”吗？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有无“炒作的成分”，而在于被“炒作”的对象是否货真价实。就那三篇文章而言，要看其是否言之有理。程红兵表示“不赞成”的另一个理由是：“三篇文章就像集束炸弹，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组织产生的”。这同样不能作为对那三篇文章作评判的依据。文章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内容而不取决于产生的形式，“自然产生”的批判文章并不一定优于“组织产生”的批判文章。 　　现在的程红兵已是蜚声教坛的名师，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建设者，正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可能我发生了一些‘位移’，就是说原来是‘批判现实主义者’，现在是‘建设现实主义者’。”对此，我多少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没有批判就没有建设，一旦离开了批判，建设就会走向茫然，甚至走进新的误区。从批判到建设，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内在完整的逻辑运动，我们不能只要前者而舍弃后者，更不能只要后者而舍弃前者，或者一旦走向建设便丢掉了批判，如同我们只要果实而不要果树一样。批判先于建设，但它并不止步于建设。因为建设需要不断完善，需要不断地更正甚至推翻。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批判的过程。同时，批判往往要以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向旧观念、旧方法发出挑战，这未尝不是一种建设。因此，批判是建设之母，它不但孕育了建设，并且不断地为建设尽哺乳之职。 　　《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21日第8版

教师之友网

《走一步，再走一步》教学实录


湖北省荆州市郢都中学　杨先武 　 　


　　美国作家莫顿·亨特的散文《走一步，再走一步》（见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是一篇蕴含着深邃哲理的佳作。文章讲述了一件感人的事：五十七年前的一个夏日， “我” 和五个小男孩在一起玩耍。禁不住同伴们的激将，“我”和他们一起去爬一座二十来米高的悬崖。但爬到离崖顶还有三分之二路程的岩石架时，体弱多病的“我”再也不敢向上攀登了。五个小男孩爬上崖顶后沿着一条迂回的小路下山回了家，而“我”却困在石架上没法下来。直到天黑，父亲在“我”的好友杰利的陪伴下匆匆赶来。父亲用手电光照着“我”，鼓励“我”一步一步往下走。经过自己的努力，原本胆小的“我”终于爬下了悬崖。

　　笔者在执教这篇课文时，按照新课标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质疑、讨论，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本想通过小结，让学生进一步领悟这篇文章的要旨：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只要拥有自信，向着预定的目标走下去，终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谁知刚开了个头，便发现有同学举起了手（在我的语文课上，学生可以随时提问或发表不同看法）。于是暂停小结，倾听他的发言。

　　这个同学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文章中的‘我’被困在悬崖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爸爸赶来后为什么不赶紧爬上石架把他抱下来，而是不慌不忙地用手电筒照着他往下走？万一他从悬崖上摔了下来，后果将不堪设想。要是换上我的父亲，绝不会这样做！”

　　问题一提出，教室里顿时哗然一片，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

　　“是啊，这件事要是发生在我身上，定会全家出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要赶来。他们会叫我千万别乱动，然后想办法救我。”

　　“依我看，他的父亲只要搬一架梯子来就行了，没必要让他冒这个险！”

　　“我不同意这种做法。那石架离地面并不算高，父亲让他自己走，是为了锻炼他的意志。”

　　“其实有些困难大人完全可以让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克服，可他们就是不放心，也不愿放手。这会使孩子缺乏自信心。”

　　“我看中国的家长大多如此！”

　　……

　　听了这些议论，我很快便想到，假如这事发生在中国，则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局。这不正折射出中美两国在家庭教育观念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吗？因此，这篇课文不仅能使学生感悟到如何面对艰难险阻，还可以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即家庭教育对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是何等重要（当然，对于美国读者而言，这似乎是一个不值得研讨的问题，文章的立意亦不在此）。为什么不能让学生多角度地思考和探寻这篇文章十分丰富的人文内涵呢？于是，我改变了先前的安排，转而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就家庭教育的问题谈谈学习这篇文章的感受。

　　课堂上再次掀起高潮，同学们争先恐后发表自己的看法。

　　有的说：“我们希望爸爸妈妈能像课文中的那个爸爸一样，多对我们进行鼓励，增强我们的自信心。”

　　有的说：“课文中的爸爸看起来有些狠心，但这样做能让孩子学会战胜困难。而中国的孩子缺少这样的锻炼，遇到困难和危险就不知所措。”

　　有的说：“我们需要父爱和母爱，但不需要过分的呵护和关爱，那会使我们产生依赖心理，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有的说：“我们希望家长多从精神上关心我们，多和我们进行交流。”

　　……

　　同学们的发言虽显稚嫩，但无不倾吐了他们的心声，表达了他们真切的感受。我对他们的认识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不要把美国的教育方法看得完美无缺，把中国的教育方法看得一无是处。我还建议同学们把《走一步，再走一步》这篇文章带回家去给父母亲读一读，并和他们作一些交流。从课后了解的情况看，同学们都有很大的收获。

　　这堂课使我感受到，语文教学不应当就课文教课文，不应当强制学生以固定的思维模式解读文本，而应当让课文成为宽敞的探求天地，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元化的解读；教师不应僵化地实施教案，而应根据课堂上“学情”的变化适时地调整教案，甚至在必要时可以改变“既定方针”。总之，要让教师的“教”服务于学生的“学”，而不能让学生的“学”服从于教师的“教”（这种现象极为普遍）。只有实现教师的角色转换，学生才能获得自由的空间，才会有新发现，有体验，才会大胆怀疑，大胆批判。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教师之友网

我的朋友程红兵    作者：李镇西   　　据说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的朋友胡适之”是某些虚荣青年用以抬高自己身份而常挂嘴边的一句话。今天，我套用这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标题，只是取其“炫耀”（或者用个褒义词叫“自豪”吧）之意，以表明我与程红兵之间实实在在的朋友关系。 　　是的，程红兵这位朋友是足以让我感到自豪的。 　　我第一次看见“程红兵”，就觉得有一股火药味，不光是由“红兵”而联想到“红卫兵”进而再想到一个充满“红色恐怖”的年代，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名字当时是和一篇文章联系在一起的：《语文教学“科学化”刍议——与魏书生同志商榷》。在这篇文章中，程红兵站在人性的高度，对魏书生老师关于“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时时有事干，事事有时干”等一整套“语文教学的科学管理”提出了质疑：“……十分的严谨，十分的有序，十分的细致，十分的规范，用于生产可以出标准的器件，用于育人，则并不妥当，千篇一律，标准规范的器件是好器件，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文章绝不是好文章，而用于一个模子塑造出统一的标准化的人，那只是对人性的扼杀，绝不是教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到这里，我当时的确是拍案叫绝的。 　　因为程红兵说出了我想说的话。虽然我心中也对魏书生老师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感到疑惑，然而，我当时想都没有想过像程红兵一样，拿起笔来和魏书生“商榷”。面对程红兵意气风发的文字，我感到惭愧：我不具备程红兵那样的探索真理的勇气。 　　但是，我开始在心里把程红兵引以为我的同志，开始关注他的文章。而且，由读他的文章，我甚至知道了他的行踪：从上饶到上海。 　　１９９７年秋，我突然收到程红兵的一封信。我很奇怪，因为虽然我早就开始和他进行精神交往，但我们毕竟从未见过面，甚至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红兵来信是向我约稿。原来，他受聘于一本期刊，主持１９９８年即将新开设的栏目《青春书架》，专门给中学生推荐优秀书籍。看来他也早已把我当成朋友了，来信没有什么客气话，直截了当地叫我写写这方面的稿子。 　　这本期刊本来就是我十分喜爱的刊物，何况又是红兵之约，不多久，我就写下一篇《不能忘却的纪念》寄去，推荐的是李辉的《风雨中的雕像》。可是，稿子很快被退回，说是“反映‘文革’的书暂时不宜给中学生推荐”云云。当时，我想：红兵居然如此保守！反映“文革”的书为什么不可以给中学生推荐？有趣的是，红兵枪毙了我的稿子却要我重写一篇，说是在他收到的几篇稿子中，我的“文字最好”。说实话，如果依我的脾气，我是不想再写了。但是，仍然因为是我所敬重的红兵，我重新在我的书架上选了一本《爱的教育》，写了一篇文章给他寄去。不久，我接到“红兵的电话：“稿子写得很好，但是我们这个栏目对稿子有一些体例上的具体要求，请你按要求重新改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但我并不激动，好像我们本来就是很熟悉的故友了，我在电话里对他说：“好，放心！我一定修改。”放下电话，我却想：这个红兵，硬是要把我“折磨”够！不过，我由此感受到了他做事的踏实与认真。这种踏实与认真感染了我，我于是老老实实地把《推荐〈爱的教育〉》修改了一遍。后来，这篇文章在该刊１９９８年第１期上作为《青春书架》的首篇“样板文”登出，编辑在“编后小记”中把我“吹捧”了一番后特别指出：“……这次，他的《推荐〈爱的教育〉》一文三易其稿，为‘青春书架’栏目的个性与定位，作了有益的尝试。”我想，大概红兵也觉得折磨我有些过意不去了，想以此来“抚慰”我“受伤的心灵”吧！ 　　就这样，我和红兵开始了文字之交，在他的鼓动下，我又寄去了推荐《傅雷家书》、推荐《孟子》、推荐《相约星期二》等书的稿子…… 　　１９９８年９月，我的《爱心与教育》出版了，引起了比较强烈的社会反响。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组决定为该书制作一期节目，便邀请我赴京接受访谈。在北京，我抽空去了一趟《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看望一向关心我支持我的各位编辑老师。谈到《爱心与教育》时，编辑部的张蕾老师希望我写一篇关于这本书的文章，他们可以在刊物上宣传宣传。我觉得由我自己写不太妥当，于是说：“我请上海的程红兵写！”我并不认为我是请程红兵帮我当“吹鼓手”，因为我对《爱心与教育》充满了信心，我在给他的电话中说：“你不一定先答应，但是，当你读完了这本书，一定会有写作冲动的。” 　　后来，我一直没有得到红兵的回音。过了几个月，我再次去北京参加纪念苏霍姆林斯基诞辰８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在《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读到了红兵为《爱心与教育》写的书评《一本活的教育学》：“认识李镇西恰好有一年的时间，虽然至今未曾谋面，但闻其声、见其字已是多次了。《语文学习》要我主持《青春书架》，一口气约了十来个人，七八篇文章到手，觉得还是镇西的文章有味，当时也只是直感，经三次修改，李镇西推荐《爱的教育》就作为样板文首发出来。一年来的接触，尤其是读了他的《爱心与教育》，回过头来品品，觉得李镇西的文章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泉里流淌出来的。……整本书就是一条河，一条感情的河流，有曲折，有回旋，有起伏，有波澜，使你禁不住也要跃入河里，顺水漂流起来，关注河里的水，牵挂水中的人，文中纯朴善良的宁玮，就十分让我们牵挂。”我毫不掩饰我的感动，但这份感动不是因为红兵为我写了书评，而是他对我的理解：“李镇西的文章不是作出来的，而是从心泉里流淌出来的。”的确，我多次对我的学生说：“写文章就是让心灵飞翔，而且是随心所欲地飞翔。”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也是我对自己的几乎所有文字最暗自得意的一点。现在，我这点“隐私”被红兵“识破”，真是快意无限！ 　　第一次见到程红兵，是１９９９年４月初。我随成都市教科所组织的考察团去上海考察，在上海考察的惟一一所中学就是红兵所在的上海建平中学。记得当时我们一行人在建平中学校门口一下车，我就看到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在向周围的人打听：“谁是李镇西老师？”我赶紧迎上前去，握住他的手：“红兵你好！”他几乎是惊叫了起来：“哎呀，终于见面了！”现在想起来，我俩那时激动而兴奋的情景，俨然是“井冈山朱毛会师”。 　　好几年前，我在《语文学习》上见过红兵的照片：比较胖，而且面呈虎威之气（或者干脆说是有点儿“匪气”）。然而，眼前的红兵全然不如照片上丰满，更无一丝威武——清瘦的面庞，好像总带着苦相（不知他知不知道），苗条的身段，令我羡慕；只是他好像自我感觉比较伟岸，分明只是中等个子却微微佝偻着背，这使得他的背部呈含蓄的曲线美。完完全全是一介文弱书生嘛！在建平中学的一天，上午我们听了两节课，然后由红兵给我们介绍学校的教改情况，随后冯恩洪校长向我们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上海的风，令我们心清神爽！下午，应红兵之邀，我为建平中学的老师们作了一个关于“爱心与教育”的所谓“报告”。说真的，面对红兵，还有大名鼎鼎的冯恩洪，以及众多高素质的建平中学老师，我实在缺乏所谓“报告”的资格和自信。但是，当我的“报告”结束时，红兵却以主持人的身份（他是学校党总支副书记）说：“感谢李镇西老师给我们带来了爱心！” 　　分别时，他听说一月后，成都市教科所将为我搞一个“语文素质教育观摩会”，便说：“到时我一定来为你助阵！” 　　如果读者认为程红兵只会对朋友说“好”，那就大错特错了；而且，如果他真是那样的人他也不配是我真正的朋友。其实，红兵是很喜欢说“不”的——前面所述对魏书生说“不”就是明证，而且他还勇于对朋友说“不”——正是在１９９９年５月６日的会上，红兵的“不”字“竟然”说到我的头上来了。 　　那天上午，我上了两节作文评讲课和一节阅读教学课（讲《拿来主义》），受到了老师们的好评。而且就我的感觉而言，我的这几堂课虽然也有一些不足，可还算发挥得比较正常。中午吃饭时，红兵诚恳地对我说：“我上不出你这样好的课来……”我正要说几句“哪里哪里”，红兵突然压低了声音说：“不过，我还是想给你挑点刺。”“完全可以！”我真的很高兴，这倒不是因为我特别虚怀若谷，而是我希望他能给这次“观摩会”吹进一股学术争鸣之风。 　　于是在下午的报告会上，红兵在对我的课予以高度评价的同时，又直率而诚恳地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好像是为了让与会的几百名教师理解他或者说适应他的话语风格，他首先申明：“我是喜欢抬杠的，但是，我从来都是找高手抬杠，比如魏书生，比如钱梦龙。”接下来，他在对我的课进行了积极的评价之后，开始“但是”了—— 　　“李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作文题目是《愧疚》，我想这有侵犯学生隐私之嫌。教育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体现出对学生心灵的尊重。还有，在讨论《拿来主义》时，学生对李老师的意见提出质疑，这正是这堂课精彩的地方，遗憾的是，李老师没有能以充分的时间让学生展开争论，而是很快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便匆匆结束了这场争论。为什么不索性让学生畅所欲言呢？可能李老师是担心下一个教学环节时间不够，但既然学生的思想火炬已经燃烧起来，就干脆让它燃烧嘛！” 　　他这样“上纲上线”地总结道：“从这堂课来看，李镇西老师是一个革命者，但还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我当然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他有的观点确实击中了我这几节公开课的某些要害，而且我特别钦佩他公开质疑的勇气。于是，在他走下讲坛后，我即兴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程红兵老师的直言，这本身就说明了我与他的关系达到了一种境界。我欢迎有更多的老师对我说‘不’！”是的，思想的碰撞，使我们互相都为拥有对方的真诚而自豪！因为我们都认为，只有能够与自己真诚碰撞思想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 　　遗憾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社会——至少在我的周围，这种面对面真诚的批评太少了。多少年来，我们总是习惯于“舆论一律”。其实这种“一律”只是表面的“一律”，在背后还是七嘴八舌什么观点都有。一旦有了不同看法，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往“人际关系”上去想。于是，好话往往当面说，“坏话”往往背后说；而如果“坏话”当面说，人们多半会认为“看来这两人的矛盾还深着呢”！ 　　我希望这种不正常的情况，能在我们这一代人结束。 　　“观摩会”后，我陪红兵在成都玩了两天：在都江堰，我们冒着蒙蒙细雨站在宝瓶口，望着一江春水向东流而思绪万千；在杜甫草堂，我们漫步在曲折的小径上，阳光透过竹林斑斑点点地洒在我们的脸上、肩上和心上……那真是一段值得回味的时光！心灵的翅膀在心灵的晴空自由自在地飞翔，思想的清泉在思想的绿野无拘无束地流淌：人生、事业、使命感、批判性、知识分子、人文精神、语文教育、人的解放……或者是共同的话题把两双探寻的目光引向广阔的社会乃至遥远的将来；或者是不同的观点使两块思考的燧石碰撞出灿烂的火花；或者是漫无边际的语言挥洒，收获的却是感情滋润心田的惬意；或者是默默无语的小径漫步，两支思考的火炬却在无声中汇聚……“我们两人的共同点太多了！”红兵不止一次这样感慨道。 　　留在我记忆里的，当然还有许多红兵的趣事—— 　　红兵纯真。在去都江堰的车上，同行中有一位朋友姓张名伟，于是大家唤曰“伟哥”，并伴之以含蓄而明朗的嬉笑声。红兵好像也听出了“伟哥”并不是“哥”，遂萌发探求之心，转过身来问大家：“你们说的‘伟哥’是什么意思啊！”其可掬之憨态，令众人笑得捶胸顿足，并纷纷给他指点迷津：“‘伟哥’就是……嘻嘻……”“‘伟哥’吗，就是……嘿嘿，‘伟哥’嘛……”“你从上海来的，真的连‘伟哥’都不懂嗦？”然而红兵仍然是一头雾水。“伟哥”便亲自解疑：“‘伟哥’是一种……”话刚开头，红兵猛然“聪明”起来，面呈恍然大悟状：“哦！我懂了，我懂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真有趣！” 　　红兵好强。也是在都江堰，我们决意请红兵尝尝资格的川味，便招待他吃麻辣烫“串串香”。红兵闻讯，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千言万语汇成一个字：“好！”“好什么？你不怕辣吗？”我们有意激他。“不怕！”红兵一脸悲壮。接过抹有鲜红色辣椒粉的豆腐干后，他闭着眼睛咬了一口——当他睁开眼睛时，笑了：“哈，不算辣嘛！哼！我随便都能吃！”我们面面相觑：这个红兵，原来真是能吃辣椒的啊！可是，不一会儿，就听见他开始嘶嘶做声了；再过一会儿，就看见他咬豆腐干时，嘴是歪着的；再过了一会儿，他终于火山爆发：“算了，我不吃了！”说着他把剩下的半块豆腐干恶狠狠地扔进了垃圾筒——扔的时候，他还忿忿地、重重地朝垃圾筒里吐了一口唾沫！ 　　红兵忠厚。在蓉几日，我对他实行“三陪”：陪吃、陪行、陪玩。这本是我应尽的地主之谊，他却不想让我当“地主”，时不时企图反客为主以主人自居。特别是在餐桌上，看到多了几样菜，他就呈不安状：“我吃不了那么多的！”继而呈羞愧状：“唉，前次你来上海，我真是怠慢你了！”我安慰他：“在上海你待我并不薄啊！再说，我在上海是有组织的，你在成都孤独一人，不靠我靠谁呀！”但他仍然有心理障碍，总担心他离开成都后，我会倾家荡产。一次，我请他吃火锅，结账时他非要抢着给钱，争执中，他居然找了一个自以为雄辩的理由：“我可以报销的！”我当然知道他是撒谎，便对老板说：“收我的，他的是假钞！”红兵的脸顿时成了“红饼”，嘴里不停地咕噜着：“你给我一个机会嘛，你给我一个机会嘛！” 　　…… 　　写到这里，我眼前渐渐浮现出红兵憨憨的笑容——好像还对我说：“看你把我写成什么样儿了！”我进而又突然担心起来：是啊，红兵会不会怪我抖露了他的“隐私”呢？

教师之友网

吕栋



　　男，1972年生，1992年从教，中学高级教师，桐乡市初中语文学科带头人，桐乡市语文教坛新秀，桐乡市新课程改革初中语文中心组成员。曾任桐乡市第四中学教科室主任。现任桐乡市凤鸣高级中学

　　吕栋在语文学科教学上坚持以学生为本，坚决摒弃违背教育规律的教学方法，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教学风格。首先是注重学生“大语文”视野的培养，努力拓宽课程的界限，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语文综合能力得到全面的发展；其次是强调师生课堂地位的平等，提高课堂对话质量；三是重视学生审美活动的主体性，尊重学生独立的审美判断，养成良好的审美价值观；四是善于开发课程资源，并擅长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来丰富课堂内容。吕老师勤于钻研业务，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多次在全市课堂教学比武、基本功竞赛、多媒体教学软件比赛等一系列业务竞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从教来，他任教多届毕业班，语文学科成绩显著，最近一届学生的中考语文成绩居桐乡市第二名，优秀率超过40%，及格率达到100%；在吕老师指导下，每届学生都有多人次在学科竞赛（如华东六省一市作文竞赛、桐乡市作文现场赛、“新圃杯”语文阅读竞赛等）中以优异成绩获奖。
　　吕栋任教的班级多次被评为文明班级，毕业生重点高中的升学比率、普通高中的录取率、后2000名的控制率，都居于全市前列，得到了社会和家长的肯定，为学校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有两篇论文在省级刊物发表，另有两篇论文在嘉兴市的评选中获得二等奖；他主持的课题《初中语文新课程网络化教学研究》获嘉兴市级立项，另参与一个省级和两个嘉兴市级课题。

教师之友网

守望梦想：深圳育才中学陈晓华


朱永新


认识红袖（红袖是深圳育才中学陈晓华老师的网名），是因为教育在线（www.eduol..cn）。教育在线刚刚创办之初，总版主李镇西就邀请红袖担任班主任论坛的首任版主。几年过去了，无论多么忙碌，哪怕是担任高三的班主任期间，他仍然坚守在班主任论坛的版主岗位上，默默地丰富和充实自己，默默地激励和引领论坛的教师。红袖已经是我们教育在线的“名主持”了。
04年夏天，他作为版主应邀出席教育在线第三届教育研讨会。在版主会上，红袖即席发言，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版主在奉献的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愉悦的享受，因此版主要善于利用论坛这个平台，把论坛变成充实自己、丰富自己，进而变成展现自己的平台。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05年初，他的两本专著《守望高三的日子》和《追寻教育的诗意》分别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如今，《怀揣着希望上路》又将付梓。正如他自己在后记中说的，“几本书稿中的教育原材料，是十几年的教育积累，而成为书稿，却是教育在线的魅力促成，没有教育在线，就没有这几本书。”
在教育在线，他很少和我打招呼，但他的文章却不时引起我的关注，他的《农村经济和农村教育忧思录》，引起许多农村教育工作者的共鸣，正如《湖南教育》的黄耀红先生所言：“陈老师的平民情结，深矣！尽管他人在深圳，却不时利用假期拖条板凳，与农民大哥聊生存，聊日子，这是为师者的良知。”正是这种良知和经历，赋予他更为深刻的人生内涵。记得他在《不幸而有幸的童年》中描述他小学就辍学的经历，生活的艰难和磨砺，铸就了他沉稳内敛而又坚强刚毅的性格，形成了他善解人意的良好素养，以及充满正义感和爱心的情感。这些，正是教育理想主义者必备的涵养和资质。
网络的魅力，在于培养和造就了一批E时代的新型教育者，在《在教育的长河中摆渡》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中，他用饱蘸感情的笔墨，畅谈自己在网上的成长经历。他从大学到省重点中学邵阳市二中，再到深圳的育才，笔耕不止，有思考有反省有追求有梦想。他以农民拥有丰富的农产品而没能系统的加工为喻，深入浅出地阐明教育教研的大道理，那就是教师要善于对自己的教育素材进行系统的整理，在整理中思考反省升华。他说：“镇西把他熟悉的材料加工成完美的家具，把他生产的那些辣椒、橘子等制作成上等的产品。所以镇西成为年轻有为的教育专家，而我们说得难听一点，只不过是教育领域里的一个朴实厚道的‘农民’而已。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应结合自己的特色和长处，构建属于自己的一套教育体系，形成属于自己的教育理念，构架一套属于自己的教育思想，如果能够突破教育理念的瓶颈，展现在我前面的将是更为广阔的空间！ ”
在《教育是一张无法超越的网》中，我看到了一个年轻教师在探索和追求过程中的艰辛与困惑。他说：“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教育则不然。我们可以看破名利、看破红尘，可就是无法看破教育。积累越多，似乎问题越多。学的越多，感觉困惑越多。了解的教育理念越多，有时候反而困惑越多。教育似乎永远没有进入化境的时候，永远没有洞明一切的境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没有一枚能够解开所有学生心灵之锁的万能钥匙。似乎永远无法超越、无法突破。就好像攀越一座山头，呈现在你面前的又是一座更高的山峰。我们始终只是一个在教育路途中迷惘的探索者，我们始于迷惘而又终于更高境界的迷惘。登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平芜尽处是青山，似乎教育更在青山外……”记得当时我第一个回帖：“这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晓华的困惑是许多老师的共同困惑。如何走出困惑？请大家讨论。”结果引起在线网友的广泛讨论。正是这种不懈的追求，困惑而思考，困惑而解惑，才有他《教育是一条明净清澈的河》的敞亮境界。
02年12月8号，我去香港讲学在深圳稍作停留，回绝了其它的应酬，约请红袖绵羊内质网见面，在几个小时的畅谈中，感觉到他们的不容易。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他们依然能够坚守自己的教育梦想，默默的守望着自己的教育麦田。红袖谈到他的班级建设，便显得换了一个人，侃侃而谈而不失风雅，从班级日记发展到班级在线论坛再到网络班会的召开再到班主任的一百个话题，谈班主任，他是行家，谈班主任论坛的打理，他是专家，谈教育理想，他是一个默默的追寻者。在他们回家的时候，我忍不住在网上专门发帖：红袖等的努力、坚韧而很不容易。12点，红袖的《我和市长是网友》的文章就贴了出来，我感觉他是位率性而真诚的人。
《守望高三的日子》，本来是红袖在做高三班主任的时候开的一个主题帖。没有想到，它在教育在线十分火爆，连载过程中引起广大教师的强烈共鸣，我也不失时机的在后面扬其波而逐其流，希望更多的人像红袖一样坚守自己的教育岗位。纵观他的文字，字里行间浸盈着特区高三教师对教育理想的追求和对教育理念的守望，体现了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思考和实践，真实地再现了红袖在应试教育和理想教育的夹缝里突围的困惑、艰难，以及思考和实践所带来的喜悦和幸福。历练高三生活，点击教育现场，力求让学生在艰苦的高三学习生活中享受教师的阳光情怀。我在系列丛书的总序中说：“表面上看，教师的写作只是记录自己的生活，其实，他是在书写自己的历史。为了写得精彩，他们必须活得精彩，做得精彩。” 李镇西说红袖的文字是做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我感觉他所做的所追求的比写的更有深远的意义！我曾对红袖说，之所以把《守望高三的日子》收入丛书，不是因为你与学生之间发生了多么精彩的故事，也不是因为你的学生考出了多么优异的成绩，而是为了向更多的普通老师展示一位普通的班主任真实而平凡的教育生活，以激励更多的朋友认真善意地对待生命中的每一天。
如果说《守望高三的日子》是对重点班的寄望，而《怀揣着希望上路》却是在希望缺失的时候，在危难之秋，红袖临阵挂帅上任，给这个集体赋予了真诚的内涵和希望，也给这个集体注入了一汪活水，使之热情起来，阳光起来。期间的苦闷迷惘，学生的浮躁焦虑，纪律的相对松散，家长厚重的期待，模拟的不尽人意，红袖顶着压力，始终怀揣着希望，艰难而沉重的面对阴霾，播散着温馨和煦的阳光。和学生真诚互动，和家长相互扶持，在教育在线网友的呵护下，一路艰辛，蹒跚而执着，有欢歌有笑语也有泪痕和悲凉，但希望始终没有泯灭，梦想始终在他和学生的心中高高的飘扬……
红袖是教育在线的一位普通网友。在普通而平凡的工作中，他创造出了不普通的成绩：连续12年获得南山区优秀教师的荣誉称号，98年获得市优秀教师的称号，01年评为省级中青年骨干教师。在近20年的班级管理中，勤于思考并笔耕不止。先后在《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通讯》、《中学文科教学》、《师道》、《广东教育》、《福建教育》、《教师之友》、《青年教师》、《深圳教育科研》、《中国教师报》、《德育报》等全国、省市报刊杂志发表教育教学文章近百篇。年初，他的专著《追寻教育的诗意》(四川教育出版社)和《守望高三的日子》（福建教育出版社）同时出版，如今《怀揣着希望上路》又将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可谓是三喜临门，是对他多年坚持和守望的褒奖。
红袖怀揣着希望上路，不仅记载着希望的厚重，而且也传承着一种梦想一种精神。相信他的弟子定能接过红袖心中的梦想，深藏心中，继续前行！

教师之友网

陈晓华：深圳育才中学高级教师，深圳市首批名师、担任班主任工作20多年，班主任专业成长的经典代表，在教育在线、k12等网站上有很高的声誉，是教育在线班主任论坛上的资深版主。2007年末，获得由班主任杂志社和全国班集体研究中心以及全国李镇西班主任工作研究会联合颁发的“首届全国班主任心灵写诗金笔奖”。

教师之友网

  对一道错题的教学追问

                          仲崇恒  江苏省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

     《小学数学教师》2011年第1、2合刊186页刊登了一份六年级数学能力测试卷，题目灵活，叙述多样，注重交代问题演变过程，故而富有练习吸引力和思维张力，能够较好地考查学生的数学知识和数学能力。在六年级总复习阶段的练习中，我选用了其中第4、12、17及21等题。在随后的练习中，一个学生却帮助我认识到第21题是一个错题。讲评中，我认真对待这一错误，组织学生思辨，通过教学追问，促使解题活动走向深刻。
     原题：“有一个长方体容器，高为16厘米，底面是边长为8厘米的正方形。用这个长方体容器测量一个圆锥体铅锤的体积。刚开始容器中装的水距杯口还有2厘米，放入圆锥体铅锤后，有部分水溢出；取出圆锥体铅锤后，水面下降5厘米。求圆锥体铅锤的体积。”
    最初选用这题，是看中该题中的多余条件以及习题对应活动的完整性。结合自己的试做，对学生的练习评讲，我设想为四个不同层次：（1）学生是否能读懂题目的意思；（2）能否思考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如通过画图进行尝试；（3）学生能否正确筛选条件，能否通过回忆测量土豆体积的活动来分解、简化题意；（4）在观察、比较的基础上，学生能否发现圆锥体铅锤的体积和下降部分长方体的体积的关系。
     然而。在批改这份练习时，发现彭韦凯在画图分析（图略）时，在算式8×8×5=320（立方厘米）的旁边，换用铅笔写了两行小字：“仲老师，这题是不是错了？！这样的圆锥体不能放到这个长方体容器里啊。”      
    错了？！错在哪？我立刻检验起来：体积320立方厘米的圆锥体，高如果是16厘米，底面积就是320×3÷16＝60平方厘米；而长方体是个边长为8的正方形，底面积是8×8=64平方厘米，这样的一个正方形所能切割（容纳）最大的圆面积是3.14×42=50.24平方厘米。（或者从最大底面积推算出圆锥一定比长方体高）这都充分说明“这个长方体容器里放不下体积320立方厘米的圆锥体啊。”会不会有其他能容纳的情况？如果圆锥体没有全部浸没水中呢，但从条件“用这个长方体容器测量一个圆锥体铅锤的体积”可见本题的前提是完成浸没，否则测量就没有意义。这时又一个问题跳了出来：原题中条件之间的谬误很隐蔽，他是怎样发现这题有问题的呢？对此，我充满了好奇，于是立刻找到他问个明白。
    第二天练习讲评时，我先让学生析题，说一说读完题的想法。
    生：看到这题我想到了上学期测量土豆体积的事情，土豆的体积等于上升部分水的体积，但是这题里水溢出了，水上升的高度就不知道了。再从第二步取出来来想，土豆的体积也等于下降部分水的体积。
    生：是圆锥体，不是土豆。刚开始水距杯口还有2厘米，是个多余条件。圆锥体铅锤的体积等于高5厘米那部分长方体水的体积。
    生：我当时是画图分析的。（所画图比图1多了一个没有放铅锤前的长方体容器图）
    师：三幅图，一目了然，题意出来了。特别是下面的等号更指明了解题关键。
    学生口头列式：8×8×5=320（立方厘米）。
   师：大家都明白了吧。全班得到这个答案的有17人，约占40%，祝贺你们！我想问问你们几个，解答到这里时，你们的心里有没有再想点什么？
   生：我又对照画图推导检查了一遍。
   生：我第一次算时也被2厘米干扰了，高算成了7厘米。后来检查改正过来了。
   生：保留这个答案，我其实心里也没底。我老想计算圆锥体体积为什么却不必乘三分之一呢。课后我听到有人说把圆锥体当成土豆，我才放心。
   师：大家说得对，还要回头再想想，解题不能到计算出结果就收场了，还应该仔细检查和检验。
    出示学生试卷，局部图片投影显示，师读出那句话“仲老师，这题是不是错了？！这样的圆锥体不能放到这个长方体容器里啊。”
    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议论纷纷。
    师：你们怎么看？不着急，想明白了再说。
    学生有的动手比划，有的埋头演算，也有的一脸茫然。学生活动的差异实质是数学思维方法的差异，这种差异永远是教学的重要资源。
    生：确实有问题。长方体的底面是边长8厘米的正方形，圆出于方，圆锥体的底面积最大是3.14×42=50.24平方厘米，体积320立方厘米圆锥体的高就是320×3÷50.24≈19.1厘米，超过了容器的高度16厘米。
    生：我也是这么分析的，这样的圆锥体就不能全部浸没水中了，这样的测量没有意义。
    师：通过检验反思就发现题目本身有问题，应该说大家只要像刚才一样算一算也会有这样的质疑的。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去检验了，而你没有做？
    生：我根本就没有想到题目会有错。
    生：我当时想的是计算方法是不是正确，没有去想能不能放得下。
    师：能不能放得下，这很关键。我选题时的确没有想到这一点，是彭韦凯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让我们一起谢谢他。（大家鼓掌）我想大家一定和我一样有份好奇，为什么他能想到放不放得下呢？
    彭：几天前，我们做过一个“把正方体木块切削最大的圆锥体，求利用率”的问题。
    他把昨天和我说过的话又一次慢慢道来。为了让大家明白他的想法，我把那个习题投影出来。学生们再次重温利用率的计算：1/3×3.14×0.5^2×1÷1^3≈26.2%，此时学生们并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想到它。
    彭：圆锥体的体积最大是所对应正方体体积的26.2%，而在测圆锥体铅锤体积的题中，我看到5厘米就觉得有点问题，因为5÷16=31.25%，比26.2%大。所以我觉得圆锥体铅锤不能放到这个长方体容器里。
    生：我有个问题要问。利用率的问题里是正方体，这题中是长方体，再用26.2%来比较对吗？
    彭在我的授意下早有准备，转身把一张纸放在实物投影上。上面画了三个立体图形（长方体的底面是正方形，圆柱圆锥的直径等于边长,高相等）：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受高影响。高相等时，圆柱和长方体的体积关系实际是圆与正方形的面积关系。等底等高的圆锥和圆柱的体积关系是不变的，都是三分之一。
    师：也就是说，把一个长方体削成一个圆锥，利用率不会超过26.2%。
    生：我明白啦。这题中的铅锤的体积是长方体的体积的5/16，大于26%，所以放不下。
    师：回过头看，圆锥体、16厘米、2厘米并不是和问题一点关系也没有哦。这题很有思维含金量。但是有点小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改改这题，改动越少越好。
    生：都是圆锥体惹的祸，直接改为铁块不就行了。
    生：改成圆柱体。
    生：我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这样一来，题目就不耐人寻味了。
    生：把长方体容器的高16厘米这一条件去掉，就说很深，行不行？
    生：利用26%来改，改成下降4厘米就行啦，4÷16=25%，小于26%。
    彭：把“下降5厘米”改为“下降3厘米”，有可能原本就是3厘米，是打印错了。
     ……
    下课后，我的思绪很长时间定位在这个错题前前后后的每一个细节上。首先，通过对这个错题的一再追问，我和学生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解题回顾的重要性。没有解题回顾，解题效益就将大打折扣。其次，彭同学质疑的依据26.2%和31.25%背后是什么？是直觉，还是数感？是空间观念，还是思维品质？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我们相信，在不断深入的追问里，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一定会更加理性和高效。
                   本文发表于《小学数学教师》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