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走近这些可亲可敬的台湾人!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6:26:18

南方朔（后排右二）与母亲、家中五姐妹合影。父亲死后，他是家中唯一男人了。

南方朔盘坐在阁楼的小茶几前写作，猫咪球球是书僮，连书桌都有它的位置。

　　那年20岁：土包子念台大连the都查

　　二十郎当的南方朔，那时还叫王杏庆，刚从南部搭了整天的蓝皮“普快”(台铁的普通快车)，来到花花都市的台北念大学，台大森林系。

　　“穷鬼一个，”他说，比起台北同学的体面、多才，他这台南小孩，又穷又土，连认得的英文字都比人家少。

　　现今大半只看外文原典的南方朔说，当年英文给他最大的惊吓是大一时抱着莱纳斯?包林(美国化学家)的英文化学书坐图书馆，发现自己“英文字不认识几个”，得不断查字典。三小时下来，连第一页导读都未能竟其功，“我只想撞墙、跳河死掉”。

　　第二晚，鼓起勇气再进攻同一页。“查字典查成机械动作，我连‘the’都查了。”近20岁的南方朔，自信几乎摧毁。对抗了一个多星期，终于“一个晚上可以看两页了”。

　　所以，他永远记得大四的那个光明的上午，“全世界都在流行存在主义”，百无聊赖的南方朔在宿舍拿起一本盗版的“非理性的人”英文书，大概两三百页，“x的，居然一天读完，而且我知道我读懂了、读对了。拗了四年不一样了，那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事！”

　　南方朔小学四年级就没了父亲，北上念大学的学费、生活费全靠自己。于是，家教、念书、打工、对付英文，占去他大半的青春岁月。

　　谈恋爱？太奢侈了，南方朔说，他省到洗澡、洗头、洗衣全是水晶肥皂“一块打死”。直到上了台大森林研究所，有了奖学金，“一个月一千三百元，可以过个规矩的学生生活了”，他才进化到使用当年同学流行的药皂。

　　寒暑假是他积攒学费的黄金期：上山打工去。本行是森林，他去到“没听说过的山里”，台湾深山都去遍了，为大树量胸围、身高。一个月七百元，可以让他回到台北市活三个月。这让他看见另一个世界。

　　“山上的蛇多得不得了，走过阴湿的小径，脚上全是吸血蚂蝗。”南方朔回忆，有次，整个乌来深山都是野生百香果，藤蔓缠树，他得挥刀砍断百香果的藤枝救树。

　　每次扯下藤蔓，他形容那情景是：“果如雨下”。那年，吃了生平最大量的百香果，“酸得不得了！”

　　至今，南方朔还是像早年一样，过着简单生活，朋友说他：“老王衣服就那三件”，西装一套以应付所有大场面。一年只理三次发，包括过年、夏天，及一次的随兴。于是，他的及肩灰发招牌发式，就是这么省出来的。

　　极度恋家有字的都尊敬

　　被许多人敬称“大师”的南方朔，在最亲近的太太禹多玉眼中，“就是个平凡小老百姓”；就是极爱看书，非常尊重生命，对待家中的一猫一狗，总是展现出最温柔的一面。

　　南方朔家里像座小型图书馆，书房里一排排顶天立地的书架，像学问家的神圣祭坛，不可造次；但家犬“狗狗”除外。它舒服地把窝放在书林间，同享安稳。狗窝与书房并不互斥。

　　有客人到王家，南方朔总是拎来一张小板凳，自己坐了，并且要访客由小沙发移坐到长沙发上，因为铺了布毯的小沙发是“狗狗”的专属座位。

　　雪白母猫“球球”是南方朔的侍从，连书桌上都有它躺的位子。就算是南方朔几乎被书占据的睡床，也有球球的地盘。

　　南方朔极恋家，家里有他的书、他的猫、他的狗。“他几乎不出门的，”禹多玉说，南方朔宁愿窝家中吃便当，也不愿为美食外出。对有字的东西都尊敬，家中报纸看完得整齐放好，她和三个儿子犯规，“他会生气的”。

　　当书愈来愈多，禹多玉开玩笑：“我们只好请儿子搬出去。”三个儿子都大了，把睡房让位给老爸的书。只是，她不免反问丈夫：“不会哪天是轮到我搬出去吧？”

　　文史评论者陈晓林和南方朔是30年相交的老友，在他眼中“杏庆”总是那样，一个“辩证曲折、心思单纯的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下笔评论总是站在权力对立面；生活上又常保赤子之心。“杏庆”以为文评写得比政论好，殊不知，还是后者作用大些。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6:25:42

小学生王杏庆（南方朔），脸上有种不服输的神情。

寒暑假是南方朔当年打工攒钱黄金期，为大树量身高、胸围，因此走遍台湾大山。

　　想当学者从普通开始读起

　　“读书人总是有个毛病，看到书名里有个‘普通’两字，‘普通心理学’、‘普通社会学’…，就不屑一顾；这是错的。”南方朔说，记者跑了几年，见识广了，大学生要念一学期的书，他一个星期就看完。

　　看了几年下来，“我四十岁‘过关’了，看书会觉得天下道理一通百通。”到现在，他自认，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素养，“比起大学教授，也不会太差”。

　　学术圈的朋友说他：“这个老王，well-informed(情报灵通)。”这个形容让南方朔颇为开心，因为“世界菁英过招，比的是现在又有什么新的观点”；这点，“老王”不输人。

　　拒绝计算机查数据去找书架

　　照着自己的蓝图，他专职写评论，像是把长年阅读积累的养分像吐丝一样，逐渐用涉猎广泛的文章织起“南方朔”这个品牌。

　　南方朔写字卖文，得来的钱又买更多的书，再化成更多的文字。神奇的是，他从不做笔记，因为“读通了，就全在脑袋里了”；查考数据，就直接站到书架前动手，他宁愿在“没有google的环境里写作”。

　　“何必google？”南方朔说，你飞快地鼠标一点，一万八千笔数据跑出来，但有大半重复、另一大半没用，光是筛选又花半天，“时间一点都不划算”。

　　南方朔说，他并不是“活化石”，拒绝计算机是深思熟虑的选择。在“新新闻”时代，他用计算机写稿创下一天飞舞一万五千字的纪录；只是他警觉，能用的字被计算机限制住了：困难的字系统缺漏，就换用简单的字，结果，“文章愈来愈浅、字愈用愈简单”，于是他决定返朴，以手工维持质量。

　　引介知识近年最快乐的事

　　现今，台湾人最常看见“南方朔”三字之处，除了报章，就是新书的书腰及导读，“南方朔”成了新书保证。引介知识，“这是近年最快乐的事。我写导读很认真，要说清楚这本书是整棵知识大树的哪个枝干上的新叶子，还是老叶子。在知识的系谱上鉴定、分析。”因为“找我，是看得起我，要对得起这份善意”。

　　回顾来时路，南方朔说：“我喜爱的读书、写作，就是我的工作。生涯和生计合一，算是超完美人生啦。如果我做的是另一个工作，一个人得切两半，挪出时间来读书，那太累了。我的人生非常统一，一点都不浪费。”

　　自觉上进放弃留学不后悔

　　放弃留学，南方朔说不曾后悔，如果真出去深造，接着的人生可以预测：拿到博士、留在美国当教授或回台湾教书。但是，“我很努力很上进，现在这样，也没差多少”，甚至，他的文章可能在重要的政治决策中临门一角，或对当政者醍醐灌顶，这是他更在意的。

　　不管当政的是谁，南方朔说，“我的终极价值绝不让步”；回看这一生，“没有父母撑腰，算起总帐，也对得起自己。”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6:24:11

南方朔的故事：不做笔记不上网从教科书读起

“坐”家，就是这种长年盘腿的书写姿势，让南方朔脚踝骨外侧练出两个大黑痂。

　　台湾知名评论家南方朔的作品经常在两岸见诸报端，而生活中的南方朔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人生经历又是如何？台湾《联合报》9日刊发一组报道向读者讲述南方朔的故事。

　　文章摘录如下：

　　不做笔记不上网手工磨出南方朔

　　由网友合力写成的维基百科上，是这么说南方朔的：“思想偏左的文化评论家”及“最用功的民间学者”。

　　点起一支烟，南方朔直截了当地说：“第一个形容，我不喜欢，我早过了那个阶段；第二个，那是我对我自己的定义。”

　　书本烟灰充满家中每一寸

　　景美跃层的小阁楼上，摆着客厅淘汰下来的L型的茶几，这是南方朔盘腿伏案写作之处。桌上是摊开的原文书及写了一半的英诗评介；完全还是“手工业”，细小的字整齐列在稿纸格子里。一小钵猫食和传真机同列手边，好方便伴读的猫儿抬头便吃。

　　行走在被书架包围的家里，南方朔总是右手夹着烟，左手拿着烟盒当灰缸，走到哪吸到哪。几乎家里每一寸空间都被书占据，书房、工作室、卧室都沦陷。几本正读着的书，随手摊开倒扣在床上，楼梯上堆了一箱箱出版社寄来的书，还待拆箱。

　　阳台上也摆了书架，那是过期杂志的归宿，“我想，让杂志晒晒太阳比较没关系吧。”

　　脚踝黑痂盘腿写作压出来

　　南方朔的生活一目了然：除了呼吸、抽烟、吃食，其余的，就是阅读和写作，日复一日。

　　白了头发的评论家突然促狭地撩起裤管，露出脚踝骨外侧突出的大黑痂，一边一个，那是长期盘腿写作压出来的。“我太太常为这个说我。”他喜欢坐在地上写，“累了，往后一倒就睡啦”。

　　用功读书，他说是他用来“超越倒霉”的方法。极少书写身世与过往的南方朔说，他的前半生极为倒霉，小学四年级就没了父亲，留给他一方简陋的神主牌和贫穷。母亲不识字，为人帮佣、洗衣服，雇主甚至包括他的数个同班同学。

　　因为匮乏与卑微，童年常有“莫名其妙的愤怒”。但这些都过去了。念台南一中时中午不吃便当，赶回家帮母亲洗衣服，倒也抽空读遍图书馆借回来的世界名著，中学时生平第一首诗登在“幼狮文艺”，用的当然是本名王杏庆。

　　愤怒童年长大变爱国青年

　　早年的贫穷困顿，以致对照起他台大森林研究所毕业后的“爱国”之举更显得惊人：拒绝美国大学提供的奖学金，“爱国青年王杏庆”上了《联合报》三版。当年的“行政院长”蒋经国召见，蒋彦士后来要安排职务，他拒绝了。

　　这段个人小史，南方朔极少提起。倒是他后来成了党外杂志总主笔，策划参与街头运动。

　　“我一向都很‘搞怪’，所以常常倒霉。”南方朔自嘲。日子还是得过，在采访他的记者引介下，到某报当记者。几年记者生涯，35岁那年，南方朔觉得，“简单的写作走不下去了，我想要的是接近学者的生涯，写深度评论”。首先他得自我教育。

　　大学念的是森林，“其它的，我都不会”；但南方朔说他用个笨方法，却是最实在的：找来所有大学最基本的教科书，从头老实读起。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6:21:20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6:17:50

南方朔
　　●本名王杏庆，台湾作家、诗人、政治评论家、新闻工作者。
　　●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化大学）森林学系毕业，台湾大学森林学研究所硕士，修毕中国文化大学实业计划研究所（现已停办）博士班课程。
　　●现任《亚洲周刊》主笔，《中国时报》、香港《明报》等媒体专栏作家。曾任《中国时报》记者、专栏组主任、副总编辑、主笔，《前进月刊》主笔、《新新闻》周刊主笔等职。
　　●1999年获《天下》杂志评选为50年来影响台湾的200位人物之一，理由是“面对台湾这个思想贫乏的社会，他努力读书，持续撰述，期能从自学的民间学者成为思想家。”
　　●极少在媒体曝光。他不上网，只读书，对政治的参与更多是通过他的笔，他最乐意接受的头衔是“永远的批判知识分子”。
　　南方朔的相关文章，请见扩展阅读。
　　南方朔，本名王杏庆，1946年生，台湾大学森林系、森林研究所毕业。曾任《中国时报》专栏组主任、副总编辑、主笔，《新新闻》总主笔。作家、评论家、新闻工作者，著有《愤怒之爱》、《另一种英雄》、《语言之钥》、《新野蛮时代》等。
　　本报记者李怀宇发自台北
　　在台北市辛亥捷运站稍等了一会，穿着拖鞋的南方朔先生就踱过来接我。我们边聊天边走向南方朔家，一开门，小狗出来欢迎，南方朔指着一张沙发：“这是狗坐的地方，别的地方请随便坐。”离开《新新闻》后，南方朔每天最重要的户外活动是带狗散步，余外的时间，便待在家里看书写文章。
　　家中藏书甚丰，南方朔用手写文章，不用电脑，不上网，不用手机。他觉得上网是浪费时间，垃圾太多。而他现在的主要收入来自写文章：“我的稿费单价很高，几十年建立品牌形象，别人看得起我，我的行情不低。”
　　“抽烟吗？”南方朔边点烟边说，“我从小抽到现在。”这一个下午，他烟不离手。
　　出身穷苦人家，南方朔考大学时报了台湾大学森林系。他解释这个专业的选择：“几乎每一个社会的早期，大学生学非所用是正常现象。台湾是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我念书的时候是农业社会，念到一半，开始变成工商社会，到1980年代以后变成了高科技社会，所以职业变化很大，我的同学一大半做生意去了。”回忆大学生活，南方朔最深的印象是诱惑不多，用功苦读。从大学本科到博士班，南方朔念了八年森林系。那个时代农业科系的重点是生物化学，开始念大学时，生物化学课本是很小一本，等到念研究生时，课本已是很大一本，南方朔的真正专长是植物生物化学。
　　留学美国是当年台湾的风潮，南方朔恰有机会拿奖学金去留学，却毅然放弃了。此时台湾与美国断交，他的母亲年纪也大了。南方朔说：“不去留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曾经有人问过我：你当年不去有没有后悔？我说：有什么后悔的？我现在混得还可以，出国不一定比现在好。只要自己用功，在哪里都一样，在美国、中国大陆、台湾都差不多。”
　　念完了森林专业，唯一的出路就是教书，南方朔却没有和老师搞好关系。“因为那时候森林系的老师念的还是传统的东西，而学生不念传统森林系的东西，去念新兴的生物化学。老师讨厌这种学生，所以我跟老师的关系没有搞好，就不能留在学校教书。假如关系搞好了，我现在一定是台大教授。”南方朔从小就会写一点文章，干脆去当新闻记者。
　　从薪水很低的小记者干起，南方朔先后换了七八家报纸，跑了十几年的新闻，把所有的新闻线都跑遍了。南方朔笑道，每换一家报纸，薪水就多一点，最后是在《中国时报》。
　　年纪大了，就跑不动新闻，而且感觉人生的智慧、知识的积累都不够。四十岁之后，南方朔和朋友创办了《新新闻》杂志。时值台湾社会变动，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新闻界本身，都盼望自由开放的风气。《新新闻》生逢其时，高峰时发行量达到三万多份，但是广告不多，经营主要还是靠发行量。南方朔从新闻记者成了专栏作家。2005年，南方朔离开了《新新闻》。
　　南方朔喜欢自称“读书人”。从小读文学，后来念历史、哲学，从事新闻采访时，很多社会现象不懂，就要读政治学、经济学，如今以写作为主，要读更多书。南方朔说：“我赚了钱，大部分都拿去买书。我只读英文书。”他自认英文不好，但读英文书没有问题。谈起天下大事，南方朔说：“我有个特色，你可以把世界地图摊开，随便指一个国家，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国家现在怎么样。每天看那么多书、报纸、杂志，都知道一点点。”
　　闲谈中，南方朔自诩对文学的欣赏水平可以跟大学教授平起平坐。我问他台湾文学有哪些人能在历史上站得住，他说白先勇不错，又说张爱玲也算台湾的吧，我即刻说：“张爱玲不算台湾的。”他说：“因为台湾，张爱玲的东西才能存下来。她写作的地方在大陆、香港、美国，严格来说属于台湾传统。”于是你一句我一句评说了不少当代名家。“时代改变，风云际会，都会出现很多人，因为家世，因为时代关系，娶了某个女人，嫁了某个男人，获得很高的评价。很多人是被迫害的英雄，人们推崇他。可是到最后，把这些因素全部丢掉，恐怕还有争论，因为文学有个规律，时代是个筛子，过了一百年，筛掉很多人，剩下一些，再过两百年，剩下更少了，有时候会筛出一些出土人物，很多人死了几百年会红回来的。文学的账很难算的。”南方朔有感而发，“到了1980年代以后大陆改革开放，文学界开始出人才了，现在的文学主流跑到大陆去了。”
　　聊起艺术，南方朔自报在艺术大学教过艺术思想史。他把张大千和溥心畲归为台湾祖师级人物，又说台湾当代的艺术家他都知道：“各行各业活着的人我知道他们太多事情，懒得谈了。”我们还是谈了朱铭、刘国松、何怀硕、董阳孜。我提起不久前逝世的高信疆，他主编《中国时报》副刊时捧红了许多人，但有些人在回忆录里只字不提高信疆。南方朔说：“高信疆是我的老朋友，他的追思会我去了。台湾这个社会，你有权势，大家都靠过来，无权无势，没人理你。现在台湾电视上出了一堆名嘴骂陈水扁，其实很多都是绿色的人，现在朝代变了，就骂陈水扁了。我想高信疆有这样的感触，他到了后来无权无势。中国人都有趋炎附势的毛病。”
　　针砭起政治人物，南方朔更是痛快淋漓：“我身为台湾人，觉得台湾社会很悲哀。很多政治人物没有中心思想，永远看着形势改变。很多人在国民党当权时就是青天白日，高喊‘国民党万岁’，民进党当政了，就把国民党的旗子收起来，把民进党的旗子拿出来喊‘民进党万岁’。”
　　现在许多当红的政治人物，在南方朔的眼里，不过是官僚而已。对已故的辜振甫，南方朔倒觉得是个绅士：“绅士很难培养，不是马马虎虎可以出来的。绅士有很多条件，要靠家世，要靠文化传统。第一家里要有钱，我很有学问，人也不错，但没有钱，成不了绅士。我必须辛苦工作才能维持生活，绅士的条件是很有钱，不用辛苦工作，是个大老板。很多人有钱就花天酒地，这也成不了绅士。要有钱，有教养，有一些附庸风雅的事情，唱唱京剧，喜欢艺术，来往的是高档的人，这才形成绅士。中国大陆会有富翁，不会有绅士。”
　　对人称“台湾四公子”的沈君山、连战、钱复、陈履安，南方朔品评一通之后说：“现在没有人谈四公子了。他们有好条件，家里有钱，出国念书，为什么是他们不是别人？那是不公平时代的产物！”我问：“你出身穷苦，所以一直都有很深的平民意识？”南方朔答：“不，这是人间起码的道理。列宁说过一句很棒的话，有一次他听音乐家表演钢琴，他的反应跟别人不一样：‘这个音乐真是好极了！可是，我所想到的是，有多少人有这个财富，他没有这个机会！’这就是打抱不平。”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6:11:13

殷海光：万山不许一溪奔来源：南方都市报时间：2010-04-06

殷海光摄于1961年。

2009年11月4日上午作者在殷海光故居门前。

　　● 李公明
　　只有“自由”是思想者最高贵的头衔
　　台北温州街18巷16弄1之1号位于小巷的尽头，是一座带花园的独家平房。这个地址，以及眼前的这片小巷景象，曾经在台湾现代政治与思想史上投下一抹炽热的色彩。当我们在一个很美丽、很宁静的上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竟然是无数个风雨之夜，在这个矮小、简朴的门口出出进进的人与思潮，还有那些昼夜蛰伏着的监视者。“巷子的尽头是殷师的家。外面是一堵高墙，这便是被其他教授戏呼的有名的‘柏林围墙’。一九六六年开始在这围墙的附近，有监视的便衣出没。我好奇地用眼睛在四下里扫视一下，这回却是一片的暗漠”。殷海光的学生郭松棻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现在我和妻子面对着这扇矮小、简朴、浅绿色的木门，水泥批荡的门柱上挂着一块长形木牌，上书：“殷海光故居”。旁边爬满绿色植物的围墙上钉着一块刻着“市定古迹”字样的铝制铭牌，铭文中有曰：“先生任教于台大哲学系，毕生提倡自由主义，秉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勇于对抗威权、批评时政，启迪学术与社会良知，对推动台湾民主运动具有贡献”。不知是谁撰文，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对殷海光最浓缩的介绍和评价。我想到，在我们还没有去过的台北南港墓园，殷海光的墓碑上刻的是“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之墓”，这是依据他的遗嘱而立。在殷海光，“自由思想者”是他对自己的盖棺论定；而对于所有思想者而言，难道还有比“自由”更重要、更高贵的头衔吗？
　　殷海光的确是毕生研究和提倡自由主义，至死方休。(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他以敏锐和深刻的洞见以及决绝的勇气，就自由与专制的问题撰文警醒国人，几乎是以天生的直觉老早就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看清楚、讲清楚了，今天读来真令人有夫复何言之感。1949年迁台后，他一方面开展了对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选择性地吸收了边沁、罗素、哈耶克、伯林、弗罗姆、奥本海默、波普尔等人的思想，尤以研读和翻译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为核心工作；另一方面以创刊于1949年11月《自由中国》杂志(半月刊)为阵地，与同人一道抱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信念，以呼唤自由民主与台岛政治的专制极权对决，他也因此声名大震。《自由中国》鼓吹民主宪政，胡适为其撰写的发刊宗旨有曰：“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从创刊号上，殷海光发表的《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到1960年9月因雷震案被关闭前最后一期他的《大江东流挡不住》，殷海光以其深刻的思想和无比犀利、敏锐的文笔振聋发聩，《自由中国》因为他的健笔而辉煌。殷海光的学生李敖曾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虽然李敖的文笔口吻常好故作惊人之语，斯言诚哉！
　　殷海光对于上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的“自由”状况有过很痛切的揭露：“今日的台湾，在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人一家一党的殖民地。这一个殖民地在骨子里完全被置于效忠私人的秘密力量严格控制之下。人民有吃、喝、玩、乐之‘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得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斯言至矣！
　　殷海光虽未因雷震案入狱，然而围攻、贬抑、监视之氛围十年严逼，他的生活备受困顿。自由主义在强权高压下的挫败带来了寒蝉效应，殷海光亦转向更内在的反思，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发出沉重的感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966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斯言痛哉！
　　推开那扇矮小、简朴、浅绿色的木门，走进这所“自由思想者”的院落，我想到了殷海光追求自由的思想蕴涵中的审美感性问题。“花园”虽好，毕竟人造，对自由的追求使他对自然的无限宽阔极为敏感和有着极为深刻的体认。殷海光在台湾生活近二十年，甚少远足。1968年5月4日，殷海光欣然与学生同往新竹清华大学，又在附近的青草湖游玩。几天后他在写给远在美国的林毓生的信中这样描述那天的景致与心情：“湖水渺远，杨柳依依，荒烟蔓草，鱼跃鸥飞，野趣盎然。哎！羁台将近二十载，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由”。我们也曾踏足青草湖畔，固然也喜欢那种景色，但不会有殷海光那么深的感受。
　　1967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正式邀请殷海光赴美作为期两年的访问研究，但一直被台湾当局拖延不予办理出国手续。他曾托朋友设法找关系，甚至计划发动海外人士联名呼吁，然而这些他称为“出笼”的计划都落空了。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对自由的渴求常伴随着感伤的慨叹，他曾说，“我这半辈子追求自由，当我在院内散步，想到这里，内心有时不免些微感伤”；同时他又是那么坚定无悔：“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顽强。一切狂风都吹不散我心头的那点追求自由的理想和肯定的人理价值。”殷海光在病危期间写下的《自叙》中对生命的眷念执着与对自由的追求同样震撼人心：“我希望我能再度战胜死神的威胁，正如我希望在春暖花开的日子看见大地开放着自由之花”。
　　他没能等到春暖花开的日子。
　　我们在今天仍然面朝大海。
　　“哲学家的花园”的忧思与怒火
　　一九五六年秋天，殷家从松江路的住所搬到了位于温州街的台湾大学教师住宅，当时这一独家平房院落的门牌是十八巷九号。以今天我们的眼光来看，一位普通教授能分到这样的独立带花园的院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如果读过白先勇的小说《冬夜》，不仅会对这条温州街与台大教授宿舍有点印象，而且会进入历史的语境：“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房子，跟巷中其它那些大学宿舍一样，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旧屋。年久失修，屋檐门窗早巳残破不堪，客厅的地板，仍旧铺着榻榻米，积年的潮湿，席垫上一径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今天我们从新生南路走进温州街，虽然眼前已经不再是白先勇描述的那种情景，但不知为什么，那种只能来自日据时代的气息，仍然从那些为数已经不多的有围墙的平房院落里飘逸出来。
　　据殷海光的夫人夏君璐女士回忆，刚搬来时院子里没有一棵树，到处是垃圾。殷海光自己动手，沿着院子西边围墙挖了一条小小的人工河，名为“愚公河”；在小河边种树，在河里种了白色和粉红色的睡莲。殷海光还用挖河的土堆起了一座小山丘，其上摆着他用水泥精心做成的桌子和凳子，此山名为“孤凤山”。他还在院子里种了很多树，做了水泥桌椅，还挖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游泳池。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草木扶疏、丘石错落的花园，著名的“哲学家的花园”。夏女士回忆说：“在他一手经营的花园里，我们度过无数美好的时光。清晨我们在山下的石桌上享受早餐，我们一边喝红茶，一边谈天。时而看天上的浮云，时而欣赏他种的玫瑰。我们曾在山上的炉子上烤肉、烤红薯、煮咖啡招待好友。月夜，我们一同欣赏水池中月的倒影，山坡上的白杜鹃在月光下更显得皎洁，满院散布着番茉莉迷人的香气，我们常徜徉至深夜”。
　　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它根本不能说是殷海光的花园。还没有搬到这里之前，他在致友人王道先生的信中说：“我深喜那静寂，闲散，宽舒的东方情调。愿我能浸润其中一辈子吧！因为，只有在那种气氛里，我才会是个真真实实的独立自由的人。……然而，我一想到东方人那种混沌头脑和语言，我立即怒火中烧。”如果没有了这种殷海光式的“怒火中烧”，这样的园子与那些政客权贵、御用文人或商贾买办的后花园又有多大区别呢！谈殷海光的花园，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他在这园子里郁积的愤怒和忧伤。身处“哲学家的花园”中的殷海光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说，午夜梦回，苦思焦虑的就是故土故人，大地河山，七亿同胞的和平、生命、幸福的问题；虽身陷困逆，对这些问题未尝一日去怀。他把自己关在这个院落里，是因为在“这个几乎没有灵魂的岛上”，他感到周边是“一群一群没有大脑而又自私的动物，连看一看的兴趣也没有。所以，我才能把自己关在这个院落里，来回地在小径上走一两个钟头，沉思”。可见，“哲学家的花园”不是吟风弄月的摆设，而是自由思想者痛苦求索的长廊。
　　还是他的学生郭松棻了解老师，他宁愿那依墙而挖出来的池塘只是一汪死水———实际上那是一条有其小小源头的活水，从殷海光有一次谈起如何随着河水的涨落而坚持打捞浮萍可见———只有这样才符合殷师的性格：在政治的高压下他就像那一汪死水一样不懂变通。1966年，政府对自由、民主斗士殷海光的政治迫害是以借调他到教育部任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为名，实际上是想断绝他与台大学生的接触。在郭松棻看来，这种形式的迫害几乎是谁都可以屈从的。然而殷海光却不断抗争，最后当安全部门人员上门相逼的时候，他竟拍着桌子怒骂：“你们所优为之事，无非是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他的学生说，这种作风不是很像那一畦没有退路、绝不变通的死水泥池吗？而这便是我们喜欢他的地方。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当我们也徜徉在殷海光亲手垒筑的花园，仍能感到那些曾经的忧思与怒火。
　　书！书！书！
　　书籍对于殷海光来说是精神生活中的第一需求，在他的友朋交往中关于书的交流是最令他兴奋和看重的事情；他临终前还为他念念不忘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计划而委托在香港的友人替他购书。在目前仅存的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开列的书目和对书的评价，可以辑为一本颇有意义的小册子。
　　尤为使人感同身受的是在对书的渴求中，折射出解严以前台湾政治的高压。一九六八年，殷海光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委托买三本书：LyonSharm an的《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Shanti Sw arup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和C h alm ersJohnson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权力》。他说直接寄这类书籍给他会非常不方便，因此请对方寄给住在他家附近的美国朋友魏君；由于收件人是美国人，当台湾的邮检员想把书扔到海里时，他们必须多一层考虑。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时常请求帮他买书、寄书，同时多次叮嘱来信不要谈及所寄书名、作者等，甚至教朋友每次以不同的寄件人姓名和地址，总之是对台湾邮件检查的高度警惕。他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地区，一个从事著作的学人怎会这样操此类的心！”更令人唏嘘的是，1969年1月，离他去世只有不到8个月，正被病魔折磨着的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还反复谈如何寄书给他才能躲过审查扣压、如何向邮局交涉追查，“我们希望不致完全‘石沉大海’”。他在另一信中说到《鲁迅全集》只收到两册，连其它的书共损失14册，“真是损失惨重！”当时台湾思想禁制的高压氛围于上述种种“书话”中可见一斑。
　　为了买书，殷海光不仅要冒着政治高压的风险，而且因为薪水被减、研究资助中断而肩负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从六十年代开始，在给美国友人、学生的信中多次提到不敢多写信，因为“写一次信就影响日常费用”、“一次十元，多了就影响‘国计民生’啰！”；至于买书的钱就更是窘迫。在书信中，他请朋友替他买书通常都言明书款的付还方式，而且对书的价格也多有关注和叮嘱。但是，他的朋友和学生知道他的困境和爱书，常常赠书给他。对此他和朋友商量了一个办法，除了感谢大家以外，制订了所谓的“一人一年一书”(也称“三一制”)制度。即为了顾及朋友的财力和他的真正需求，由他提出想要的书，每一位朋友在一年内赠送一册；对于某些关系特别的亲友，他也会提出一年赠两册的愿望。由书情而知学人生存景况之大概，殷海光虽然孤傲不屈，但心境的悲凉不难想见：“我如今，头发如霜，现实里的一切，什么也不属于我，连基本的生存也成问题，还要student-friends(学生朋友)来支持，并且还要向那陌生的‘学术市场’出售自己。我的心情，在某些方面，颇似晚年的陈独秀，或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每一念及，心灵怎不感到轻微的震动”。当我读到殷海光书信中的这些文字，也真感到了心灵的震动。
　　殷海光对书的判断有时候是很严苛的，他总是保持对书的独立评判。他对读小说一直都兴趣不大，但是也写过一些文学类的书评，从对书的选择中可以看到他的关注点是与他的思想密切相关。在《自由中国》上，他曾经发表过评论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年》和高夫力·白伦敦(G odfreyBlunden)《莫斯科的寒夜》的文学书评。前者不用多说了，后者是一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生活为内容的小说，译者是夏济安(署名“齐文瑜”)，5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我曾经在一篇读书札记中介绍过这本小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殷海光写过该书的书评，但是我在文章中却提到了他：“20世纪的40年代有一个现象很值得研究：很多人都有历史的眼光和精准的判断，从晚年陈独秀到青年殷海光，甚至连这位出生于澳洲墨尔本的新闻记者白伦敦，他们对‘莫斯科寒夜’的揭示无不也是一种‘历史的先声’。”至今我还没找到殷海光的这篇书评来读，但是我的联想竟是言中了。
　　友朋与学生之间的真实与残酷
　　我们终于穿过庭院，故居是一浅绿色木构平房，立面是以横木板构筑，很有老房子的风格；据门口那块铭牌的介绍，修建该房舍使用的是拆除台湾大学校警宿舍的建材。房间面积不大，现用做“殷海光教授文物资料展”的场所。展览内容架构清晰，系统地介绍了殷海光一生的主要事迹和学术著述；值得称道的是，以殷海光生平与学术心路相结合，尤重师友朋辈间问学切磋的史料。
　　女管理员费了不少周折给我们放了一部台湾“公视”拍摄的“台湾百年人物”中的《殷海光集》，长度约20来分钟。有点意想不到的是，片子一开头就是一杯咖啡。从咖啡入手讲殷海光，因为他最喜欢的饮料就是咖啡，而且是要喝好的咖啡，似乎是他的“西化”与“哲学”的象征。殷海光对于他最喜欢的事物，甚至会以咖啡来形容。比如1953年，当他第一次读到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时，他就是以“一杯浓浓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来形容。片子里有很多珍贵的图像资料，也采访了他夫人、女儿、陈鼓应、林毓生、钱永祥、王晓波等人。当我们看到片子中采访王晓波先生的镜头时，深为这位殷门大弟子今天的变化而感慨良多。
　　在展览和资料中，有不少殷海光与友朋的往来书信以及后人研究著述，借此可以对殷的思想同道有所认识。其中，很重要的一位人物就是夏道平先生。到台湾之前，我对于当年《自由中国》的另一支健笔夏道平仅有过一点印象；当我在殷海光故居的资料室书架上找到2007年在这里举行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海耶克、夏道平与殷海光：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海耶克今译哈耶克)的时候，很高兴。管理员见我如此神情，就主动说这一册可以送给我们。这本论文集正可以加深我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1907～1995年)的了解。夏道平也是当年《自由中国》的主将之一，他撰写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1951年6月1日社论)受到胡适高度评价，也引发了轩然大波，这本新生的刊物差点就被迫停刊。虽然与殷海光的名重岛内外相比较，夏先生的名望似乎并不太彰显，但他一生对译介和传播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贡献、对现代政治民主和个人主义理念的认知和坚持，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与殷海光注重政治理念、文化启蒙的理论阐述不同的是，出身于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的夏道平主要是以对自由经济的研究而奠定其思想底色，以对米塞斯、哈耶克自由经济学术思想的译介和对台湾经济现象的研究而推动社会的改善。殷、夏个性不同、命运有别，但同为《自由中国》的两支健笔、同为台湾校园思想传薪的播种者而记录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思想史册。
　　在殷海光故居里还想起了一位作家———陈映真，主要可能是因为我们来台后没多久就参加了一个规模盛大的陈映真创作国际研讨会。忘记是在哪里看过，说殷海光曾经说陈映真是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在殷海光去世的前一年，陈映真因参加读书会而被捕入狱，判了七年。这是台湾的“白色恐怖”延续到后期的牺牲品，也是陈映真作为台湾左翼文学旗手的合乎逻辑的劫难。据郭松棻的回忆，在陈被捕后，殷海光在饭桌上和学生聊天时突然说起来：有多少人知道陈映真的被捕呢？便是知道了，也只当一阵秋风扫过罢了。他很感慨的是，已经不再是李公朴、闻一多那时还可以引起公愤的时代。是啊，今天还有谁知道和关心什么人被捕这样的事呢？殷海光的学生们闻言后都无声地低头吃饭。
　　更残酷而又极其真实的是，郭松棻认为如果他的殷师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政治，那不免是白死，因为在他的这一群学生中已经没有人愿意像他那样去当烈士了。他甚至还如此不避残酷地扪心自问：“一位老师，一位正被政治现实打击着的知识人的即将死灭，到底能在当时每个人的心里占多少的重荷，于今我仍然很为这点犹疑”。
　　殷海光一生极不善于应酬，交往朋友不多。尤其是在60年代屡遭围攻、迫害的日子里，他的处境是很孤独的。在去世前一年，他在书信中说：“我的门早可罗雀算了不说，我偶然上上街，十几年的老同事碰见了，有的似点头非点头地交臂而过，有的明明看见，转脸做购物状。任何地方，一听见‘殷海光’三字，就像瘟神到了，避之不及。这一点也不能错怪这些人。良以二十年来统治的恐怖形成的空气，所以，相对于我而言，台湾已成‘绝地’，无法谋生”。而且，殷海光为人率直，经常受骗。他自己对此总结得很有意思：“简直太容易相信人了。在过去，来者只要吹三句自由民主，谈点罗素，附带骂骂唐君毅头脑如浆糊，钱穆是义和团的历史鼓手，我便立刻引为知己，马上把心肝五脏都吐给他。哎！这类受骗的事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变得对不够熟识的人谨严起来”。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1961年，当时在雷震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密谋以所谓的“除三害”计划引诱殷海光下水，再以“谋害国家元首罪”将其惩办。后来计划落空，但是殷海光的一位朋友却被诬告下狱。
　　幸亏殷海光有他的学生林毓生、李楣、张灏等仗义相助，他对朋友和学生的来信总感到莫大的安慰和喜悦。
　　离开殷海光故居的时候，有两种印象郁积在我心里。一是这个人的悲愤心情：“二十多年来，我最伤痛的事，就是中国经历如此巨变，人民遭受这样惨重的牺牲，不只于竟连一钉点儿经验教训也没有得到，连一丝一毫的真正是非也未显现。大家的去路迷茫。叫人往哪儿走？今日，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失落与彷徨，实在与此有根本的关系”。另外也是他说的：“现在，我可以说，任何书房外的热闹不能动摇我；任何无端的侮辱不能刺激我；任何现实的利益不能把我从追求真理的路上引向别处”。因此他会在信里对朋友和学生说：“愿我们终有一天在一起煮茗，论学，抱小孩”。
　　最后，还是想到了南宋杨万里那首有名的绝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2010.3.26.广州
　　作者注：文中所引殷海光书信资料见《殷海光书信集》(《殷海光全集》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4月初版一刷)；郭松棻回忆文章见王德威编选《台湾：从文学看历史》(麦田出版，2008年初版六刷)；有关史实参见王中江《万山不许一溪奔———殷海光评传》(水牛图书出版，2003年3月二版一刷)。
　　（题签：李公明）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有《思想守望录》、《左岸的狂欢节》、《中国美术初步》等。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6:09:06

殷海光的心路历程
　　胡伟希
　　
　　　　面前放着两本小书，一本是《春蚕吐丝》，这只是一本语录，记录的是“殷海光最后的话语”。它由殷海光死前数月在病榻上口述，逝世后由其门生陈鼓应整理出版。另一本是《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收录殷、林师生间五六十年代的通信。这两本小册子凝聚的重量，超过许多学术论著，它们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在他学术活动的后期，特别是他的生命最后日子里对挚爱的学生所吐露的心声，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颗为苦苦冥思中国文化之命运而骚动不安的心灵。中国大陆的学人，未必有多少人知道这位学人的名字，尽管他的几位学生，如陈鼓应、林毓生、张灏，在今天大陆思想界已经名噪一时。但是，当我们谈到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学术传统，这位作古多年的学者还是不能不提的。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一九一九年出生于湖北黄岗一个破落的大家庭。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喜欢跟同学们辩论，于是迷上了逻辑。后来到了北平，从师于有名的逻辑学专家，深谙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金岳霖先生。殷海光后来的提倡科学、民主与自由，很大程度是受了金岳霖的开放式的教育方式的影响。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K•Goedel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师生的这段对话，对殷海光影响至深，他直至晚年仍然未能忘却。
　　
　　　　在后来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殷海光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到中国为己任，撰写了《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等著述，并且在大学讲授逻辑课程。但是作为金岳霖的学生，与其说他的收获在于学问本身，不如说他的收获在于那种自由主义的精神。殷海光在对学院式的训练进行批评时说：“学院式的训练所供给我们的只是生料，我们要吃这原料后，经过我们心灵的润育而产生出崭新的东西才行。”“要做到陆象山所说：‘六经为我注脚’的气象，才是个思想人材。”所以殷海光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最关注的是人的尊严。他在中国推广逻辑分析和经验的方法也是由于他对传统文化中践踏人的尊严深恶痛绝的结果。他说，至少在过去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多是“长”出来的，很少是“想”出来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幼读四书五经，这些经籍是硬塞进他们脑袋中去的，他们只有无条件地接受的分，却从来没有制度性的机会作自动分析和批评的训练。对于经验世界，他们是陌生的；情感、价值的因素往往与认知混淆在一起。中国文化中认知因素的缺乏，必待输入西方实证论哲学来补救。
　　
　　　　殷海光把他所学到的思想方法，首先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视上。他认为，传统文化中的认知因素不发展，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而儒家泛道德主义之形式，又有其重要的社会基础——中国独特的宗法社会结构。中国传统的通体社会又有它的特异性后，即家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单位，整个社会成为家的延伸和放大。殷海光写道：“中国的传统家庭，尤其是传统的大家庭，可以说是‘自足体系’，或一小宇宙。这个小宇宙能给其中一切分子的要求以高度的满足。一个分子生下来，从摇篮到棺材，至少在理论上，都由家庭供给。”这种家族中心的社会秩序之维持与稳定，除了有一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外，自然需要一套严格划分上下尊卑的论理观念和礼教来维系，而“孝”，则是家族中心主义的灵魂和基本命题。中国传统的通体社会不仅养成“思想合模”、“权威主义”、“长老至上”、“地位与声威要求”等等一系列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价值标准，当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崩溃，甚至维护旧秩序的礼教已经崩溃之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影响还会相当长时间地存在，从而成为现代化的严重阻力。这表现在泛道德主义者有强烈的道德声威要求，及继承“道统”的历史使命感。有这种要求横在心头，他们往往不承认道德价值的多元性。殷海光写道：“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无分新旧老少，在实质上都是‘应帝王’的人物。他们的‘使命感’是建立并翼护论教基础。照这类人物看来，政治制度只是这一论教现实的工具。工具是次要的。在理论上，什么工具有利于现实论教，他们便采用什么工具。他们并不十分拘泥。”伦理与政治的混淆，这实在是一个太大危险的缺口。因为他们最向往的政治制度是“儒治”或“伦治”；如果实行“儒治”的历史与文化条件已不复存在，大家的时髦是讲民主，他们也可以跟着讲民主。可是在他们看来民主只是一个形式条件，真正重要的还是“儒治”这一实质。对于“自由”，他们更怀抱有“先天性”的敌意。既然他们对于民主不太热心，无怪乎不求甚解，更不希望其对民主的理论与实际有什么贡献。
　　
　　　　与泛道德主义相伴随，中国文化采取“崇古”的价值取向。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前提上必须唯道统是遵，在行为模式上必须唯古制是赖。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个制度的培养和鼓励之下离开“先王先法”来自动创造方法以解决人生和社会的实际问题。这种文化特质对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类型的核心，它从根本上决定这种文化在同另一种文化接触时采取的态度，是迎合，还是拒变？按照殷海光的观点，中国现代化问题基本上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如何调整原来的文化去适应外来文化的问题。他提出，近代中国文化在受西方文化冲击的时候，最紧迫而又基本的要求是变。可是，“遵古”的文化价值取向却最不利于变。古老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又发生拒变的实际作用。这就是在一方面有变的迫切要求，同时在另一方面又百般拒变。二力相激，加上外力的实际作用，于是演成近百年来的社会动乱和中西文化论战高潮迭起的局面。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彻底改变“崇古价值取向”的品格，而这同时意味着跟传统文化作最后的、最彻底的决裂。这一决裂是不容易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二律背反”：要改变传统文化的人本身就为传统文化所造成。文化的保守主义者自不必说，即以介绍外国的新思想、新观念的“趋新人物”来说，由于中国没有“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独立传统，旧日中国的学术不成文地做了道德伦理价值的支柱。既然有了这条把“学术为工具”的旧路，正逢中国在大变动里有种种大问题临头，而知识分子又接受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熏陶，于是很自然地把吸收外国的观念，思想和知识同用以解决这些现实大问题的迫切要求混扯在一起。在殷海光看来，为知识而知识的真正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心情和方式，与迫切要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心情和方式是有一段距离的；而要解决现实问题，必须从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开始。于是，殷海光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据他的理解，自由主义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自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
　　
　　　　身世和童年的印象对殷海光思想的形成刻下不可磨灭的印痕。他从出生的破落大家庭中观察到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末日黄昏，种下了他对中国固有东西的厌恶和反叛的种子；也透过父辈们的遭遇，观察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他的伯父和父亲是他们那一代读书人的典型：一方面，对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们随时表现出一个旧时代读书人的倾慕之情，友朋相聚，他们就高谈宋明理学和佛学，侈谈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另一方面，他们又向往新制度，渴望吸收新思想。有趣的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是恋旧还是趋新，时代的洪流像怒吼的江河冲扫一切，也将他的父执一辈卷席进去。他的伯父成了一名激烈的革命党人，曾为民国的实现付出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民国的牌子挂出来了，社会上的黑暗现象无减，他看到的是革命者的争权夺利，于是梦幻破灭，以三十七岁的中年重新做一个圣经书院的学生，终于成为传教士。他的父亲后来也走了同一条路——当一名传教士。
　　
　　　　多年以后，殷海光终于将他童年的这一切印象和直观感受化为理性的架构，在《中国文化之展望》一书中，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之成因，作了着力的分析。他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种“边际人格”，这种边际人格的形成实乃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急剧变动的反映。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旧的去了而新的没有来，而是旧的还没有来得及去掉而新的大量涌到。旧的和新的，同在一个中国文化分子身上打起仗来。于是，一个一个的人成为中西文化的战场，整个社会也沦为中西文化的战场。战场是不易稳定的，因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也不易稳定。他们时而保守，时而前进，时而左向，时而右转，时而极端，时而折衷。这就是殷海光从“文化与社会变迁”这一视角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急剧多变提供的说明。
　　
　　　　然而，如果说边际人格是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过渡时必然伴随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中西文化观念之冲突及中国文化之特质，更给这一转型染上悲剧的色彩。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一种“祟古”取向，它与现代化过程要采取的“要变”、“趋变”取向相冲突。这种冲突是根本性的，它给不止一代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制造内心的分裂、焦虑和心理上的巨大挫折。这种心理的焦虑和挫折，其直接的严重后果表现为中国近代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的脱节。按殷海光的分析，中国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动带有浓厚的群众运动的色彩。群众性的运动的发展趋向一般经由三个阶段：宣传、组织，新的权力形态的出现。在运动的头两个阶段，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狂热之士”和“观念之士”；在第二个阶段，常有一种潜在的行动人物隐身在组织中，他们职卑位微，不为人所注意。到了第三个阶段，如果有新的权力形态出现，那么这类潜在的行动人物可能脱颖而出，成为实际的行动人物。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里，根本就没有培养出西方意义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知识分子。小而言之个人的名位利禄，大而言之对国家、社会、伦教的责任感，在在都难使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绝缘。在这一关节上，中国知识分子享有比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往往遭受比较特殊的挫折。自清末以来，社会文化的动乱逼着他们纷纷走出书房，他们对社会对国家有传统的道德责任感，这种意识在国难当头时一经翻译就是“救国救民”。“救国救民”的意识碰到时髦的史观，就形变而为“完成历史使命”。这些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发酵，又变成推动时代的动力。可是，他们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实际的问题，由于能侈谈“思想”以作鼓动，在运动的初期颇得到实际人物的借重，因而这两种人物大致可以相处得不错。可是，等到新的统治结构出现以后，实现的问题逐渐来临，理想的问题逐渐退色，权力的一元化问题成为问题的枢纽。随着这一转变，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无法不起分化，或最后分手。在观念人物中，比较能放弃理想而自认为目的已达的人又变为辅治阶层；比较坚持原有理想而又天真的人慢慢滋生一种被诱拐的感觉，当有别的机会时，这类人可能投弃别的公司分号；第一流而又有独立思想的人，不是别立门户，就是遗世独立。
　　
　　　　对于观念人物，殷海光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心情却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承认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应该在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时代催生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正视历史和现状，承认知识分子难以独力肩起建立新社会的重担。他认为知识分子终究是以“观念”为生活的人。他说：“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适当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对观念的执着追求，决定了他是一位独立卓行，却又异常孤独之士。他写道：“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殷海光这里说的“五四后期”，从他用的英文词句看来，现在应当理解为“后五四”或“五四后”，他这里说的“许多后期的人物”，亦当作如是解。
　　
　　　　以激烈批判传统著称的殷海光，晚年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却有了转变。他说：“许多人拿近代西方的自由思想去衡量古代的中国而后施以抨击(胡适和我以前就犯了这种错误)，不想想看：在思想上，老子和庄子的世界是多么的自由自在？特别是庄子，心灵何等的开放(要建立开放的社会，首先必须有开放的心灵)……”“我现在悟到中国文化自孔子以来不尚机变之巧的伟大价值”等等。《春蚕吐丝》中如此之类的话语，颇引起人们的注意。徐复观宣称，殷海光“转变的方向，正是唐(君毅)、牟(宗三)两先生历年来的主张。”可徐复观将殷海光的转变视为向现代新儒家方向的靠拢，却是不符合实际的。依我看，殷海光晚年对中国文化的具体看法是有了转变，但这些变化后面的文化理念——自由主义的观念却没有改变。他说：“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要如何沟通？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如果我的病能好，我要对这问题下一点功夫去研究。”这一思想导向使他从对传统的反叛和批评，转为对传统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对于传统，我是个批评者，更新者，再造者。”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估，实是他对实证论哲学重新反省的结果。殷海光出入逻辑经验论数十年，最后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哲学，逻辑经验论有它的基本缺点。逻辑经验论有一个假定，以为一切知识都可整合，其结果造成“知识的极权主义”。殷海光写道：“逻辑经验论最使人不满的是：以为解决了大脑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人生的问题。其实人的问题并不止于此。人最重要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又说：“大脑的问题是‘触及’。由于心灵的问题不能确定，逻辑经验论便认为心灵的问题是‘假拟的问题’。也许从逻辑经验论的论点来看，心灵的问题是‘假拟的问题’，但它却是‘真实的问题’。人是有悲欢离合的。”在西方，存在主义所面对的问题是心灵而非大脑，所以殷海光对存在主义抱有同情的理解。但他不满意存在主义对人生问题的终极解决方式，他追求理性，肯定理性的价值，于是将目光移向中国的古典文明。
　　
　　　　他称赞中国古典文明为“既不进又不退”的“一个伟大的存在的价值”，“中国人的崇古法祖先，真正的意义只是把我们的生活价值、行为模式定着在一个标准上，也可以说是一种价值理想的投射。所谓法古，并不是要我们回到六千万年前小耗子一般的人类去；也不是要我们恢复到旧石器那样古老的境地里去，而是和雅思培所说的‘极盛的古典时期’，那是在三千年前左右，为人类文明成熟时期。”从这里看到殷海光对最高善的向往。但人类美好的前景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而自然地降临，它需要我们树立一终极的理想。对终极之善和人类命运的关注，甚至将他引向宗教的境地，但他心目中的宗教和神不是传统的和一般意义的，“而是爱、同情、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像爱因斯坦所信仰的那样。”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6:05:17

http://book.qq.com/s/book/0/16/16073/24.shtml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6:00:56

傅国涌：因自由而受难的殷海光

殷海光生于1919年，在他幼小的时代，光华四射的“五四”已渐渐退潮，他没有踩上“五四”的尾巴，虽然他喜欢自称是“五四后期的人物”，其实准确地说，他不过是“后五四时期的人物”。在他处于精神成长中的三、四十年代，离“五四”已远，他是西南联大孕育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他开始思考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命运，他的身上一直有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是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产物，怎么评估他求学7年之久的西南联大对他的影响都不会太过分，那是他思想之旅中最重要的一站，他的精神底色大致上就是这个阶段打下的。在他看来，西南联大汇集了“五四”一代的精华，那里的校园风光就是一个小型的“五四”，对当时中国大西南的影响，也是一个小“五四”，他本人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心灵的鼓舞”，多少年后回忆起来还是那么美好，他不是无根的飘萍。他的人生追求从对逻辑学的热烈向往起步，然后踏上执笔论政之路，并以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的那些炽热文字赢得声誉，最后又回到学术的殿堂，即使身处逆境，贫病交加，他始终守护着“知识的庄严”，他死于1969年，与海峡这一边的另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顾准晚年的命运有许多相似性。他死的时候，只有50岁，正当学术生命的旺盛期，他的肉体生命就被折断了。

殷海光的悲剧命运，以及他在20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都令人叹息、令人深思，近年来，随着他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著作，不断在他最终未能回来却从未忘怀过的故土问世，他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影响了台湾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已在许多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读者心中定格。他常说自己“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不过，他生前应该想得到，总有一天，当人们蓦然回首，会重新发现他的存在。复旦大学教授章清的新著《思想之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让我们有机会再次重温殷海光的心路和他奋斗的全程，还有他亲身经历的那个可以歌、可以哭的大时代，放在整个历史的三峡中，这个“大时代”至今还没有收尾，殷海光这个独特的个体生命的意义也正在一点点显现出来。
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青年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主笔任上，曾发表过一些尖锐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现象，诸如《赶快收拾人心》等文，表现过对时局的忧虑和急切。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前后经历了几次变化，从坚定的拥护者（西南联大的“右翼学生”）到怒其不争的批评者，最后在台湾岛上，他终于与这个他寄托过希望的权力集团彻底分道扬镳。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就是《自由中国》执笔和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阶段，他那些犀利痛快的政论代表了一个时代，曾引起广泛的共鸣，穿过了台湾岛上阴郁的50年代，直到1960年雷震锒铛入狱，他与《自由中国》另外两位主要撰稿人夏道平、宋文明毅然发表共同声明，愿意为自己的文字承担责任。在台大校园里，他更是一位受欢迎的老师，在学生陈鼓应的印象中，他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他的聊天不如他的演讲，他的演讲灵光闪闪，理性中带有浓厚的感性色彩。不过他所以成了台大学生心目中的一块“精神磁石”，主要不是靠演讲，而是他的人格魅力，他树立的人格标杆，他代表的道德力量，对年轻一代富有强烈的感召，不光是哲学系，还有历史系的许多学生都将他视为精神偶像。这一切当然都是当时国民党当局所难以容忍的，1966年，他们以种种卑鄙的小动作迫使殷海光离开台大，他失去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和能够影响青年学子的直接渠道。
政论的浪花消失了，学术的晚潮卷过殷海光生命的沙滩，他最后的三年，身处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的逆境，依然没有意气消沉，他的学术关怀、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是相呼应的，他从来没有把学术当作自我娱乐的方式。即使病魔袭来，他也含笑面对。故乡湖北黄冈的山川人物勾起他温暖的记忆，西南联大的师友让他感叹时代的沧桑，他尤其忘不了金岳霖老师，尽管海峡隔断了他们的音问，但这一切都萦绕着他生命的晚年，和哈耶克、波普尔一起陪伴着他那些寂寞、凄凉、未能免于恐惧的时光。当雷震被捕时，他在公开文章中曾引用《圣经》的话“为义受难的人，有福了。”我也想对殷海光说：为思想受难的人，有福了。他留下的遗言说，他的墓碑只要刻上“自由思想者”几个字就可以了。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5: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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