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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的困境

2008-06-07　来源： 博览群书　　作者:邓文初

殷海光(1919～１９６９）

　　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人物谱中，殷海光显然是一位殿军之将。与早先几位领军人物相像，殷海光也有着同样的早熟与早慧特征，其标志是早在中学时代，独立翻译过一部四百七十多页的逻辑学著作，并动手撰写一篇洋洋洒洒一万五千字的译者引言，引起逻辑学大家金岳霖的垂青。追求智慧的激情、思考问题的理性与驾驭中英文的能力，展现并预演了这位少年“小狂士”此后搅动中国思想界的诸般武器。 　　然而，这位颇具语言天分的学者，翻译中的“硬伤”却不少，有些曾引起台岛学界的辩难；有些却没有被关注，其中原因是值得发覆与深思的。这里自然不谈学界点出过的误译错译，也不准备全面检索殷海光的翻译实践，仅就一个例子，做解剖麻雀式的展开，或可拾遗补阙。 　　这个例子在殷海光的文章《有颜色的思想与无颜色的思想》的结尾：“现代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重要分别，在于一开步走时科学家在意愿上就趋向于摆脱颜色之泥糊，所以，它能逐渐成为客观的知识（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殷海光：《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92页)。在这里，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主体间知识）被殷海光译作“客观知识”。 　　在殷海光撰写此文时代(1960年)，也许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在汉语世界中并没有确定的译名，但主观/主体（subjective）、客观/客体(objective)之分，却早已是哲学界的常识。然而，殷海光却是不假思索地错了，原因何在？ 　　要解释这一失误，需要追溯殷海光的一个命题：“思想的颜色”。 　　一 　　思想的颜色？一个荒谬的命题？ 　　没错，这是一个荒谬的命题，但更是一个严肃的命题，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以几乎全部力量与智慧来对待的命题。殷海光更是劳神焦虑、反复辩难，专注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反思、批判与重建。甚至将之作为自己思想的真正敌人，狮子搏兔，真刀实枪。 　　何谓“思想的颜色”？ 　　对于这样重要的概念，殷海光并没有给过严格的定义，而是简单例举和模糊界定。他说，“我们知道，宗教教条、传统的说法、祖宗的遗训、这种那种主义，都是想象、决意、情绪、意欲、特定的人身等等因素糅合起来的产品。这些东西充满了特殊的色调，没有普遍的效率。我们把它叫做‘有颜色的思想’（colorful thinking）”（《思想与方法》，第158页）。 　　按殷海光的说法，思想有无颜色，其判定标准是普遍性与有效性，前者强调是否遵循逻辑推论；后者要求符合科学事实。依据这两条标准，殷海光认为，只有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解析哲学家才能算作生活在无颜色思想里的人，其余种种，包括一般所谓的哲学，都是“有颜色的思想”。故方范（道德、规范、规则等）、情绪、美感、宗教、文化等等，都是有颜色的思想。 　　在殷海光的知识谱系中，思想可以归为五类，美艺的、方范的、情绪的、图像的以及认知的。在这五类思想中，前三类属于“有颜色的思想”，后一类是“无颜色的思想”，而“图像的思想”则是“颜色中立的思想”。 　　依据上述两条标准，殷海光对一些“有颜色的思想”进行了具体分析，包括祖宗遗训、传统、宗教、意底牢结（ideology,意识形态）等。 　　殷海光认为，祖宗遗训支配力的心理基础，乃是父亲意象，这在农业社会中具有强大的控制力。效法祖先，其实是被“选择的注意力”所左右：他们只注意到成器的“祖先”，没有注意到不成器的祖先；传统则是通过语言、文字、仪式、礼节和风俗习惯起作用，大多数人没有独立思想的能力，所以传统对于大多数人的思想和行为构成巨大的支配、甚至强制，但“合传统”与“有价值”并没有必然联系，“从前者推不出后者，从后者推不出前者”。 　　而“意底牢结”是不同群体的思想模式，它受地理、气候、习惯以及文化环境的影响，是观念、信仰的丛结，主要表现为各种主义。人类总是生活在各种观念、主义之中，尽管很多时候是现实世界衍生并支持着观念世界，但更多的时候是观念决定着人的行动。“古往今来，许许多多人照幻想行事。近代的狂人，则照着所谓的‘集体主义’，或‘实现’这样那样的‘主义’来驱策‘真信仰者’，于是人变成了蚂蚁！”（《思想与方法》第170页） 　　在殷海光看来，颜色越浓的思想，越是多姿多彩，而“多姿多彩的东西常能吸引人，甚至能使人为它之实现而粉身碎骨”。“宗教教条、文化传统、祖宗遗训和这样那样的主义，这一类的东西，可以引起人的向往，可以引起人的怀念，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历史的一个角色，可以激起人众的狂热之情。这些东西，也许是人所喜爱或不可缺的，但是却不能代替知识，不能据之以解决实际的问题”（《思想与方法》第159页）。 　　五色令人“迷”，没有颜色的东西较难令人产生兴趣，人需要活在有颜色的思想里，只有这样，“他们才感到生之乐趣和生之可欲。” 于是，“有颜色的思想”弥漫甚至控制整个社会，而这正是现时代社会的祸乱之源。 　　殷海光并非完全否认有“有颜色思想”的功能，而是希望遏制它的膨胀，这正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给自己设定的思想任务。也正是这样的使命，牵引他们一再沉浸于逻辑经验，沉浸于哲学解析，试图通过理性来廓清、消除有颜色思想造成的混乱。 　　在殷海光看来，思想的纯化、无色，正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可以得到科学发展史的印证：“人类知识的演进是从颜色较浓的状态逐渐向颜色较淡的状态发展。时至今日，在全部经验科学中，物理科学几乎成为‘无颜色的科学’。至于生物科学家及行为科学，近几十年来，也急遽地在‘褪色的道路’上奔跑。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思想与方法》第166页）。 　　这就是殷海光“思想的颜色”命题的基本内容。但显然，站在现代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立场，殷海光“思想的颜色”命题是成问题的。 　　给思想消色的过程，其实质是将思想知识化，将知识科学化，再将科学量化、数学化、逻辑化的过程，其论说方式不仅误解了思想，也误解了科学。误解思想，是以知识衡准思想，将思想混同于“理性”，取消思想的独立价值与主体特征；误解科学，是将科学片面化、物化，无视科学进程中的主体介入、范式生成与文化传承。 　　在殷海光看来，知识的有效性只在其客观性，但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注意到，即使对于经验科学事实而言，知识也无法摆脱主体认知的作用。知识的效准，与其说是在纯理推论、在逻辑推演中，不如说是主体间的一种约定，是科学统一体内部互动的结果。在科学知识体系内，人的认知、人的主体性、主体间的交流与认同，不仅无法抹杀，而且地位重要。这正是波普等科学哲学家、知识社会学家使用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这一术语的背景。 　　但殷海光的知识观与科学观中没有“主体”/“主观”（subjective）之类的地位，更不会有“主体间”（intersubjective）这样的术语。主体被禁闭，“主体间”自然不可能存在。这一禁闭导致主体的干枯，也导致对科学共同体的熟视无睹。科学成为纯知纯理的世界，成为排除了科学研究者主体地位的自主世界。这样的世界不仅是封闭的、物化的，也是子虚乌有的幻觉。 　　殷海光既然为自由主义思想脉络中人，这里不妨引用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的一段话作为注解。伯林在《现实感》一书中曾经说： 　　最基本的观察和思考行为需要一些固定的习惯，一整套由想当然的事务、人物、观念、信仰、态度以及未受批判的臆断、未经分析的看法组成的参照系。我们的语言，或者我们用以思考的任何符号系统，本身便充斥着这些基本看法。 　　伯林还说：“如果我们知道了原则上可知道的一切，我们很快会头脑错乱”（伯林：《现实感》，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17页）。以为未经批判、未经逻辑检验、不合经验科学的思想，就是“有颜色的思想”，必须消色乃至清除，这其实是取消思想，是将复杂的世界平铺而物化、量化；将包罗万象的人类社会（尤其是人文世界）单面化、抽象化、物化。这种“普遍效准”的追求，其实是取消文化、道德。 　　这就是殷海光将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强行译作“客观知识”的思想背景。也是他在道德重构、文化重建问题上深感无力、甚至绝望的根源。 　　二 　　一般认为，殷海光的困境，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唯科学主义”思潮造成的，此说不假，却不尽如斯。其实，就殷海光的学思进路来看，其精神气质更多的是在“后五四”氛围中养成的，要解释“后五四”，非长篇巨制不能尽言，这里只好避重就轻，仅以一个人物来呈现从五四到“后五四”的变形与断裂。 　　终其一生，殷海光始终认定自己是“五四后人物”。一个有趣的对比是，真正的五四人物牟宗三，终其一生不将自己归入五四中人，对五四话题多有回避。更有趣的是，殷海光始终要给思想褪色，而牟宗三却以弘扬“有颜色的思想”为己任。拿五四中人牟宗三的科学知识观与殷海光对比，不仅可以凸现五四与“后五四”精神之别，展现“后五四”对五四精神的阉割、抽象与意识形态化，更可以呈现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困境之肇源。 　　但这里只能紧扣科学知识话题。 　　牟宗三长殷海光10岁，其学思进路，与殷海光颇有一致之处，求学阶段正在五四时期，入学门径也是逻辑学、哲学。 　　五四之前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其实是以梁启超一系的人物为中心，周边人物包括张申府、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林宰平、金岳霖、丁文江、张荫麟等等。五四时期的“中西文明”之争、“西方文明分化”之争、“科玄之争”、“社会主义”之争等等，都是这个圈子内部话题引发的。如果思想的原创力指的是提出问题的能力，这一系人物无疑是真正的提问者，是五四时代思想界的头脑与灵魂。从此后独立体系创设角度看，基本上也只有他们的成就泽被后世、历久弥新。五四的思想世界就是以他们的话题为中心，搅进了胡适、陈独秀、吴稚晖等新锐，而激出此后的新儒家、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三分天下。在当时的思想界，三分局面是基本格局。但在此后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五四的话语中，“三分天下”成了左右对抗，五四思想的三足鼎立被简化成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二分格局，并被意识形态化了。 　　从精神气质角度讲，牟宗三所受的熏陶，正是被“后五四”遮蔽并边缘化了的梁启超系的影响。其核心问题，是知识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及其价值，是生命意识、历史文化意识与时代意识的高扬。正是这种对人类主体性的强调，突破了胡适一派浅薄的理性主义与陈独秀一派浅薄的科学主义（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等）。思想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弘扬，乃是五四精神的精髓。 　　但这些，却在“后五四”的意识形态化中，抽空成“科学、民主”这两个口号。 　　牟宗三涵泳其中的五四，是那种原生态的五四，是还没有意识形态化的五四，是“科学”还没有沦为“科学主义”的五四。这在牟宗三对怀特海思想的欣赏与批判中可见一斑。 　　牟宗三说，怀特海的宇宙论是数学的、美感的，但其美感与直觉却是外在的，“所以他是泛客观主义，泛宇宙论的铺排”。“生命一词，在他的系统中，并不占有地位。他并不能正视生命，就生命之如其为生命，生命归其自己，恰当地就之以言道德与宗教。他把生命转化成一个外在的‘自然之流转’。转化成缘起事之过程。他虽亦讲创造，亦讲动力，亦讲潜能，但都亦转成外在的、物理的、泛宇宙论的，至多是亚里士多德型的，而不是生命的，精神的生活的” （牟宗三：《五十自述》，第51页）。 　　牟宗三认为，怀特海“极不喜这太有颜色的心灵。这凸出的认知主体。而极力想往下拖，以泛宇宙论的客观名词、无色的名词，描述之。这就是外在化了。他把生命外在化，把认知主体外在化，至于道德、宗教的心灵主体，则根本未接触得上。因此，他系统中的上帝，亦只是数学与物理的美感与直觉下泛宇宙论系统中的上帝，不是生命中的上帝，道德宗教中的上帝”（《五十自述》，第51页）。 　　不讲主体，不能正视生命，缺乏历史意识与道德宗教情感，是不能讲文化的。也就是在这点上，牟宗三感觉到怀海特的不足，而转向此后新儒家思想的开创，转向“有颜色思想”的创造。 　　显然，殷海光的五四，已经不是牟宗三的五四。五四传统被独占、分割，五四精神也因此扭曲而干枯。殷海光精神涵育期，正是处在这种“后五四”的影响下，这是与民族的悲剧相始终的个人心智的悲剧。但问题不仅如此，在殷海光的学思进路中，逻辑实证主义的专业训练，与30年代自由主义生存处境之逼仄，更是影响深远的两个层面。 　　由于这些少有人注意，故这里对殷海光学思涵育期，所谓“后五四”时代的思想氛围略作梳理。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期，当时的哲学领域正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天下，这仅从1937年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哲学年会可见一斑。在这届年会上，冯友兰明确主张，“哲学乃纯思，所以哲学中所有之命题，多为形式的、逻辑的，而不是事实的、经验的。哲学对于实在，只形式地肯定，而不事实地有所肯定。”分析哲学家洪谦更是主张，“所谓世界的真实性的内容，仅是关系的组合，这关系的组合的模写，或者有论理性的符号，句子，或者有文法性的言词句子，问题如：世界舍‘形式模写’的理解外，还有他的最后的实在性否？是无意义的，是不可答复的”（《哲学评论》第7卷第3期）。 　　哲学界的玄思确实过于高蹈了，但这样的哲思毕竟是当时思想界的底蕴。一批自由主义思想家，一方面不愿在这样的玄谈中凌空蹈虚，另一方面也不愿与左右势力接火对阵。 　　左的，如共产主义、新启蒙运动，大众文化，其色殷红；右的，如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其色青苍。在左支右绌的挤压中，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只能自己去创造，这便有了“思想独立”、“思想自由”的主张，有了不沾染颜色、保持思想清明、纯洁的诉求。朱光潜那时便呼吁，要守住象牙塔的精纯，“十字街头的空气中究竟有许多腐败剂，学术思想出了象牙塔到了十字街头以后，一般化的结果常不免为流俗化；因此思想的任务在拒绝肤浅虚伪时尚、市场偶像。”蒋?华1937年发表《青年思想独立宣言》，也呼吁不依傍权威、不趋步时尚，不追求普遍的信仰；梁实秋更是直接批判思想界的左右倾，指出左、右倾“都是有作用的名词，制造出来骗诱人的，所以我们不要做任何‘倾’，我们要有自由的思想。” 　　3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面临着左、右双重压力，故主张不依傍、不信仰，提倡思想的个体性，提倡思考的独立。因此，思想运动一方面紧随哲学主流，从事实的驳杂中抽身而退，追求形而上的纯思、采用语言分析与逻辑推理；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思想的阵地上建立自己的阵营，防守学术之城，拒绝“色彩污染”。这，正是殷海光学术训练期的时代氛围，也是殷海光师承的基本脉理。 　　但“思想自由”的口号，曾经被左倾色彩的新启蒙运动抢了过去，自由主义者只好再退一步，将“思想自由”转换为“自由思想”。自由主义者这一步之退，正给了对手可乘之机，得寸进尺，积尺成丈，新启蒙运动干脆通吃，因而有了陈伯达“思想自由、自由思想”之口号：“思想自由”外争话语权力，“自由思想”构建防守堡垒。自由主义的阵营，于是全线崩溃，而只好谈谈纯粹学术与逻辑科学了……50年代到台岛之后，殷海光重拾思想批判旗帜，那一段记忆该是宛然在目。旗号当然需要改换，炉灶更需另起，而思想实质不妨一袭其旧，“自由思想”的口号于是变成了“无颜色的思想”命题。 　　“思想自由”一变为“自由思想”，再变为“无色思想”，“思想自由”所承担的政治批判、社会动员等功能，也就冰消雪解，“思想”成了思想家们的“家务事”。自由主义在退回内心、退回学术的同时，丧失的却是整个的思想战场。 　　三 　　从殷海光的精神气质看，尽管一直以来他都以弘扬“科学”为己任，但却始终无法从现实关怀中抽身而退。这正是他的个性、他的使命所在，或者，是他注定了的命运。这位毕生追求科学、崇尚逻辑的思想人物，在骨子里乃是一个斗士、一个烈士、一个被道德激情捕获，与科学、逻辑之冷峻最为隔膜的人。 　　殷海光晚年，才意识到这一缺陷，但已无力弥补。反思太晚，而且还来自外缘。这外缘，是他的学生林毓生。 　　林毓生以老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来展现五四思想的内在困境。这是一个经典的个案研究，是学问深入生命，见功底、见慧思的研究。林毓生在给老师的信中说：“我最近常想到您平生提倡科学方法的志趣与您近来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宏愿。您做人的风格上充分显示您具有intense moral passion（极度的道德激情）和poetical inspiration（诗性智慧）的人，读您最近的数信更证实了我这一看法。但几十年来偏偏提倡科学方法，无颜色的思想。究其原因实因受时代环境之刺激，而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方法是一个工具，是一个使人头脑清楚不受骗的工具。至少在下意识里，科学是满足您道德激情的道路。但是，道德激情和科学方法的融合有时能产生极大的紧张、假如不是冲突的话，这种张力有时能刺激个人的思想，但有时却也不见得不是很大的负担”（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126页）。 　　林毓生点醒了殷海光，他开始意识到“无色思想”命题的荒谬，人，终究不是逻辑的推演机；政治社会的变动，也并不遵循逻辑与理性；知识也许能给人清明，却无法予自身以力量；尤其是那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如何能化约为灰色的理论？在回复林毓生的信中殷海光感叹：“人类的器用生活相对的高度发展，而人类学家所说的人类的超自然生活却相对萎缩。无论怎样科学知识代替不了‘credo’(信仰)。时至今日，人类心灵上的自律真是脆弱得可怜。科学的技术之空前发展，给我们置身于‘新洪水猛兽’时期的边沿。” 　　殷海光开始理解并体悟到中国文化中断的悲苦，在面对国人浓郁的血缘意识时，他产生了一种准宗教感： 　　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自己的儿孙血统在流，他就产生自己的生命之流永恒不息之感。他一想到自己是这一流之一环，他就觉得自己不是孤魂野鬼而是有所归属，同时又觉得自己的生命随之而扩大。祠堂是这一丛结的庄严焦点。所以，注重血缘实在是a bio-cultural self-identity(生物与文化的自我认同)。现在的中国人，连这一点也骤然打断了，真成了原子化的人(atomized entity)。惨！（《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3页） 　　生命意识的苏醒、文化意识的贯注，殷海光有了新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对他一贯提倡的科学知识的反省：连自己这样受过分析哲学严格训练的人，也深陷在“唯科学主义”的泥沼，大半辈子追寻“思想的无色”，却最是沾染了浓郁的色彩，思想的清明，难道真的是镜花水月？！ 　　这样的“惊回首”，对于生命将尽的殷海光，确实是太残酷了；对于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而言，这也来得太晚了些。 　　在思想问题上，新儒家反倒与革命者更为接近。牟宗三强调思想的颜色，强调主体意识；革命者孙中山也早说过，“思想产生信仰，信仰产生力量”；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以“思想只有掌握群众，才能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为指南。自由主义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改造力量的一部分，虽期盼作为，但终无所成，不仅因其与现实隔膜，缺乏行动之力，也因为这种思想运思的错误。 　　“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感情”，对于这些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以思想启蒙为使命的自由主义者，思想的清明或许能满足一己之趣味，却也足以障碍思想的传播、窒息思想的生机。而陈义过高，落地无根，不仅是殷海光的困境，也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同困境。造成这一结局的，又因为自由主义对五四文化的话语改造，将五四精神扭曲、单线化、意识形态化，封闭在自己的话语空间内，试图独占五四成果，从而窒息了五四精神。五四精神失其淋漓元气，而遗其干瘪躯壳，思想之斑斓转成语言之牢笼，真所谓“种因食果，屡试不爽”！走笔至此，悲从中来。 　　然而，回首前尘，我们却还没有清醒过来，我们至今还迷失在“后五四”的浓雾中，生活在单色光波的逼仄空间。长期的熏染造成的选择性色盲已经侵入我们的文化机体，甚至成为我们的自然生命，仿佛承自祖先遗传。其后果，是生命意识的萎顿、生命尊严的丧失；文化土壤的沙化、文化意识的淡漠；创造能力的萎缩、想象空间的干枯……

　　七年之病，需三年之艾，而百年之痛，又当如何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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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的沉浮人生　　当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启动时，李敖的名字在大陆一时风传；而打开李敖的书，一个陌生的名字却反复出现在读者的眼中：殷海光。大陆普通读者也才知道了在台岛上，有那么一位著名思想家和政论家———殷海光。 （一）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1919年12月5日出生在黄冈回龙山镇（今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殷家楼村，7岁随父母搬到本县上巴河镇居住。13岁那年，他由其伯父、辛亥革命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入武昌中学念书。16岁那年，他曾在名气甚大的《东方》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7岁念高中二年级时，就在正中书局出版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
　　1938年秋，在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帮助下，殷海光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4年之后，又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1944年，他投身抗战，去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1945年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1946年秋，他被同乡陶希圣拉入国民党阵营，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走了一段弯路。
　　然而，殷海光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与血性，1948年11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的怒斥，并险些丢职。
　　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仍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同年5月12日，殷海光又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说跟随蒋介石逃台的军政人员为“政治垃圾”，又一次触怒了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并被迫离开《中央日报》，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自此，殷海光脱离国民党阵营，并转变成自由主义者。
　　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雷震，因胡适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使该杂志发行量扶摇直上，热销海内外。
抵达台湾　　到台湾后，殷海光极其关注政治和人民大众。他认为，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不关心人民疾苦，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一个有血性的读书人，应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应有正义感，应敢说真话。他看到蒋氏父子逃台后，仍用在大陆上的一套办法统治台湾人民，并滥杀无辜，大搞白色恐怖，心中无比愤恨。他以学者的身份，举起民主、科学的两面大旗，与台湾当局进行对抗。他以《自由中国》和香港《祖国》周刊为阵地，奋力揭露台湾的黑暗政治，抨击蒋氏父子的恐怖统治和种种不法行为。从1949年底起，蒋介石一天到晚叫喊要“反攻大陆”，说“反攻”在某年某月一定能够实现，并将“反攻大陆”定为当局的“基本国策”。当时，整个台湾没有人怀疑，更不用说去碰蒋介石的这一“基本国策”。殷海光研究了蒋介石历次叫喊的“反攻大陆”口号后，感到十分荒谬、可笑，并斗胆在《自由中国》上撰写了《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将蒋介石欺骗台湾人民的这一假把戏予以彻底拆穿，并预言台湾终将与大陆和平统一。又如，蒋介石1960年第二次“任期”届满，为了将来传位于子，他用尽各种卑鄙手段谋求“三连任”。殷海光对此十分愤慨，连连在报刊上撰文反对，揭露蒋氏父子在“三连任”上干的种种行为。
　　另一方面，殷海光看到台岛知识分子大多处于麻木的“冬眠”状态，便利用开座谈会、写文章、出书等形式，积极引介哈耶克、卡尔巴柏等哲学新思潮，大力宣传罗素哲学和“五四”精神，对广大知识青年及人民大众进行思想启蒙，鼓动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勇敢地起来与专制、独裁的统治作斗争。因而，他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们最崇拜的精神领袖、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启蒙大师。
　　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并着力从中寻找自由民主的精神传统，并与论敌新儒学大师徐复观握手言和，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文化论战。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大精神事件。


成就　　殷海光不仅是一位傲骨嶙峋的批评家，而且是一位思想敏锐的学问家，他的批评以他的学问作基础，关怀的是自由、民主、科学与社会正义，所钻研的是分析哲学与文化问题，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将自己的学问活用于批评工作。殷海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负盛名的政论家。他的文章尖锐深刻，语言流畅简练，逻辑性强，论据有力。他撰写的《反共不是黑暗政治的护符》、《近年的政论心理与作风》、《大江东流挡不住》等文，一直是港台政论家们的范文。直到至今，李敖还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
　　他去世后，他培养的弟子有的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风云人物，有的成为知名哲学家、作家、史学家，如李敖、林毓生、陈鼓应等。这些弟子中，培养得最为成功的又数蜚声海内外的李敖。柏杨、颜元叔、龙应台、司马文武等蜚声台湾的言论家无不受到殷海光的巨大影响。
　　由于殷海光长期在台湾反极权、反暴政，蒋氏父子对他恨之入骨，并动用党政军特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仅在报刊上的批判、围剿，就进行了5年之久。1969年9月，殷海光因胃癌晚期医治无效去世。
　　殷海光虽只活了50岁，却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作，其代表作有《逻辑新引》、《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等。


发展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殷海光去世后，各种纪念他的活动方兴未艾。1989年，台湾成立了纪念殷海光学术基金会，台湾、香港、大陆还多次举行了他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他的书籍也被世人广为传阅。


影响　　上世纪最后20年，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都掀起了殷海光著作出版热：台湾出版了18卷本的《殷海光全集》，香港先后出版了多卷本殷海光著作，祖国大陆多家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上下卷）、《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多卷本《殷海光文集》及18卷本《殷海光全集》及两种《殷海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在殷海光的故乡，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笔者的两本传记文学《殷海光传》、《殷海光与蒋介石》，今年又推出4卷本《殷海光文集》。今年5月，台湾哲学家、台大哲学系教授刘福增先生捐出巨资在南京大学设立了“殷海光逻辑奖学金”。尤其可喜的是，祖国大陆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均有一批中青年学者正在专门研究殷海光的学术和思想。


家乡　　而殷海光离开家乡达30余年，除1947年回到上巴河镇看望过一次父母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由于他离家较早，家乡的人大多不了解他。随着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一些黄冈人才从书报刊和电视上渐渐知道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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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1919-1969） 原名殷福生,湖北黄冈团风县人。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曾从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并曾在金陵大学(原中央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青年军。1949年到台湾，同年8月，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

在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殷海光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到中国为己任，撰写了《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中国文化之展望》等著述。并且毕生热心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教学和宣传。其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国文化中认知因素极为缺乏，而这必须依靠西方实证论哲学的输入来补救。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知因素不发达，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和中国文化采取的”崇古”价值取向。于是，殷海光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殷海光终生秉持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

主要著作有《逻辑学讲话》、《中国文化之展望》、《生命的意义》、《思想与方法》、《自由的伦理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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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散文欣赏：听听那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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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恩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柜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之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的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迭迭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住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安格罗萨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迭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露入看无”的境界，仍须来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氛题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迭的山影和万缀都歇的俱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气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上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问，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绛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只像宋画，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亲，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再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更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的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和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黯，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黯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幺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层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挟，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蝎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潮泻过，秋意便弥湿旧式的庭院了。

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咯咯，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夫工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料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的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
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