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时期中华书局的文化意义

教师之友网

近现代时期中华书局的文化意义■王建辉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8月22日   14 版）

    中华书局的意义在哪里？在于它既与现代文化走向合拍，轨迹一致，又是近代文化的重要组成。余英时先生曾说：“清末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与有功焉。”
    首先，中华书局对时代使命的角色担当。出版是承担着时代使命的，或者说出版与时代使命并不相距遥远。说中华书局与现代文化走向轨迹一致，那么两者一致体现在哪里？这要看它与时代历史进程的逻辑是否合拍。文明与启蒙，救亡与图存是那一个时代的主题，中华书局的成立自然是捕捉到了商机的，但从创始人此前的思想倾向以及成立之时提出的教科书革命的理念看，他确实又是不仅仅着眼于商机的，中华书局从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承担了时代使命，从它应运而生起就是这个时代主题的重要的角色担当者。到它后来出版的适应社会思潮的《民约论》、“新文化丛书”（含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等）、“少年中国学会 丛书”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1921年全国知识界兴起新国语运动时，中华书局更在机构上也相呼应成立了国语部，及至抗战爆发后复刊《新中华》杂志，确定其宗旨是“发扬民族精神，灌输现代知识，提倡学术风气，注重战后建设”。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适应与把握社会思潮这方面，中华比商务还要担当得好。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商务印书馆的文化是“在商言商”，尽可能与政治保持距离，而中华书局主事人和时代距离更近。这是中华书局在文化史上的第一定位。
    中华书局给近现代文化贡献了什么？黎锦熙说过一句话：“出版界总是得风气之先的。”这句话揭示了出版界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就中华书局而言，从常规意义说，它对中国近代最大的贡献是教材等。教材很重要，一是培养国民作育一代英才，二是让出版业自身得到一时滋养。但如果再往深里究，在教科书背影后面还有三点更长远的意涵要请各位注意，一是中华书局贡献了“教科书革命”的理念，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一个概念；二是中华书局以教育为自任，倡行服务民国教育，开启国民智慧的出版理念与实践；三是它也提供了一种教育与出版相结合的经营范式。由于有这样一套从观念到实践都打通的东西，中华的教科书总是在不断地勇于更新和与时俱进之中。
    近现代思想文化有一个具体的重要内容，就是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汇。如果说张元济投身出版之初就与人约定了“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那么中华书局创立者在成立之初似乎也有一个约定：“提倡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兼采欧化，以灌输国民之世界知识”（陈寅：《中华书局一年之回顾》）这样一种“融和国粹欧化”，也可以说是中华书局实践着的一种出版理念与营业方针。在这样一套理念与方针的引领下，中华书局人作出了创业者们应有的贡献。
    出版业总是用它的出版物来说话的，它用出版物奉献于世，参与文化创造并影响社会。我们可以对中华的出版物来做一个简要分析。我举工具书中最重要的两种为例，一是《中华大字典》（1915年），人们都说这是民国建立后的第一部重要辞书，收字数量远过《康熙字典》，但我要强调的是这是立社不到四年的民营书业的成果，堪称现在不能复制的奇迹。二是《辞海》（1936-1937年），我要强调的是它的生命到今天都还在延续，新中国成立后启动修订，有1957年版（内部版，1965年又公开发行），1979年出正式修订版（第三版）（第三版），并确定了“十年一修”的原则，最近的一版是2009年版，为第六版。
    创始人陆费逵也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与文化上不可替代的智者。陆费逵把一个中华书局贡献给了近代中国出版与中国文化，同时也造就了他自己，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与文化不可替换的角色。我只说一点，在近现代出版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更愿意把自己的出版理念变成文字公诸于世的。我曾经把陆费逵说的一句话列为民国出版十大名言的第三句。这也就是人们时常引用的一句话：“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青年思想杂谈》，中华书局1926年)这对从业人员应该是一种巨大的激励，仍然是这个行业在今天的写照。这句话很通俗明白，但认真解读其内含还是很丰富的，对这一句话的解读至少有四层义蕴：一是国家进步与教育的关系，二是教育进步与出版进步的关系，三是出版与国家的关系，四是体现了中华书局与近现代出版人的文化自觉。
    谈中华书局必定会涉及到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自成立之日起到现今一百多年间，始终以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为己任，为中国学术文化的薪火相传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近代出版的两大重镇。我曾经在七八年前写过一篇专门的文章，对这两家出版机构做过比较研究，在新近出版的《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中也有专节对比中华与商务。我同时也提出一个概念：商务与中华，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冠军与亚军。先于中华成立的商务印书馆，是冠军，是母体，是前车，它有实力有先发优势，它导夫先路的成功，为中华书局提供了经验与良鉴。亚军的意义也不可低估，一是中华书局一面世就是以商务的竞争对手面貌出现的，它让冠军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以竞争来适应发展。何况中华在某些方面还不让于商务，如后来的印刷。二是中化与商务的并世而立是近代中国出版的基本格局，讲近代文化机构对于社会文化与教育的贡献确实舍此两家莫属，中华与商务双雄会，彼此的存在使对方具有意义与价值。
    近现代时期的老中华书局为后来的新中华书局规定了基本的走向。大家知道，现在的中华书局出书范围或者说重点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这样的一种格局是对中华书局自《四部备要》（1922年起）、《古今图书集成》（1934年）等以来的历史的一种认同与光大。中华书局于1954年迁往北京，逐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出版重镇，先后出版了《资治通鉴》、《甲骨文合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等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中华书局北迁而没有出现“桔逾淮而北为枳”的情况，就在于这种历史的植根太深厚。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规定。“桔踰淮而北为枳”一语，出自距今2300多年前问世的《周礼.冬官考工记》。北边的中华书局与南边的中华书局是一脉相承，血脉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