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学校，逃离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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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学校，逃离评价体系

郭初阳

　全日制学校中最惊人的评价方式，莫过于民国时某位大学教授的做法吧，据说他判卷无须审阅，而是直接把一摞答卷向前一扔，散将开去，哪张飘得最远，哪个得分就最高。这样判卷的确富有创意而且潇洒，然而即便如此，也依然是为了得出一串分数，供给校方的评价体系，记录在花名册上备案。

　　招生政策、选拔机制、评价体系……颇多不合理之处，如何修补？拆了东墙补西墙，不过是权宜之计，若循其本呢，恐怕得重新思考——上学真的有用吗？全日制的教育模式，仿佛世界工厂式的不断复制着的学校，真的造就一个人吗？

　　学校把青少年纳入一条一切均可测量的流水线，用灌装的制度输送的量化的知识，至于青少年的想象力、心灵的成长、忧伤与焦灼……从来不在学校考虑的范畴之内，既然这些无法测量，所以不必重视。学校总是对天真未凿的青少年心怀敌意，每一个初次踏进校门的儿童都能感受到，并本能地想摆脱这种控制，可惜大多以失败告终，换来的是一生的庸庸碌碌。

　　也许，只有跳出学校的选拔、评价体系，才能让我们定睛于一个活泼的生命本身。

　　哪一个大师不曾有过逃离学校的经历呢，最生动的做记录，在《从文自传》中可以找到，无论是私塾还是新式小学，沈从文一概屡屡逃学，“我的爸爸因这件事十分愤怒，有一次竟说若再逃学说谎，便当砍去我一个手指。我仍然不为这话所恐吓，机会一来时总不把逃学的机会轻轻放过。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1]

　　更典型的例子是达尔文，他曾在爱丁堡大学读过两年，但是“简直使人难以相信，我竟然已经把过去学过的一切课本知识，甚至连几个希腊字母，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后来费了很大力气进了剑桥大学，在那里度过了三年，“这三年我在大学所学到的功课，也如同在爱丁堡大学和中学时代一样，仍旧是完全白白浪费了……”[2]达尔文缺乏大学专业化培养，缺乏生物学教育，恰恰帮助他成为一名富有真知灼见的业余爱好者。刘易斯·芒德福总结道：“由于缺乏学校教育的僵固性和禁忌，没有什么东西阻止达尔文对于生物环境中的每一表现保持警觉。”[3]

　　循序渐进的学制，貌似有体系的课程，并不能提供年轻人真正需要的东西，也很难解决他们的极为紧迫的问题，有人大声疾呼，提醒人们留意那些杰出人物的成长方式：“他们绕开学校的弥天大谎，并且获得了成功。比如，你们一定已经知道，我们的计算机产业是建立在一批辍学者的远见卓识上的；你们也一定知道，我们所有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都是辍学者；你们一定还知道，娱乐业和快餐业清一色的是由辍学者主导的；而且我们委以国家重任的政客们全都是成绩平平的。”[4]

　　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公正地评判另一个人，即便试图仰赖一套复杂的评价体系。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教育，才有可能是恰当的呢？19世纪法国学者泰纳的描述，着实令21世纪的教育工作者悠然神往，请允许我抄录如下：

　　“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要促进观念的培养，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采用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而法国年轻人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

　　……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十分年轻便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非常类似于办公室里的律师秘书或工作室里的艺术家。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也有机会接受一些—般性教育过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由此逐渐同他所获得的日常经验协调一致。在这种制度下，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因此在英国或美国，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在25岁时——如果不缺少各种材料和部件，时间还会提前——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是个发动机。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是巨大的。”[5]

　　[1]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见《沈从文文集》第九卷P108，花城出版社，1992年5月

　　[2] 《达尔文回忆录》P29，[英]达尔文 著，毕黎 译注，商务印书馆，1982年4月

　　[3] 《复杂性力量与教育问题》P197-198，[法]埃德加·莫兰 著，陈一壮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4] 《上学真的有用吗？》P189，[美]约翰·泰勒·盖托 著，汪小英 译，三联书店，2010年9月

　　[5]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P77-78，[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冯克利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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