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用伯伯漫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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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用伯伯漫忆

■　海客甲

《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17期　　时政新闻-专栏

- - 　　70年代初，爸爸和孙伯伯同时从咸宁五七干校“毕业”回京，同时面临生活的重新安置，孙伯伯送来过几件椅凳之类的家具，物品俱不起眼，显然他毫不见外，只管送出实实在在的关心而不疑给人看轻 　　 　　爸爸辞世后，整理他的遗物间，总会牵动些前尘往事，孙用伯伯就是这样浮上了我的记忆。他给爸爸的信中，那么频繁地问到我，这是我一直不知道的。看着这些差不多来自30年前的问候，关于孙伯伯的点点滴滴纷至沓来。 　　在我印象里，孙伯伯身量高大，面色红润，不是通常的江南秀士模样。他的性情非常和善，又非常内向，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他的内向，不只表现为寡言，更表现为少见的腼腆，和生人讲话一定会红脸，笑起来一定用手去掩住嘴，就是当年与还是毛头小子的我接触，也是这样的。 　　1982年孙伯伯寿辰前，萧乾先生带信给爸爸和绿原先生说，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朋友们该对孙伯伯有所表示，不过“孙用同志完全不知我有此意，而凭我对他多年的了解，他如知道，会涨红了脸，坚决反对的”。 　　孙伯伯的翻译生涯其实颇多蹭蹬。他早期的译诗集《异香集》，出版中先遇延宕，而后竟被遗失；译作《勇敢的约翰》，虽得鲁迅先生协助，也“颇碰了几个钉子”，调换了书局，辗转两年才得以出版；他翻译普希金的名著《上尉的女儿》（旧译《甲必丹女儿》），本是很出色的，但后来陆续出现的译本竟达18种之多，他的译本就被这种繁荣所淹没；由于殷夫的名译早已深入人心，他翻译的裴多菲名诗《自由，爱情》，纵然信达也鲜为人知；他翻译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节译本问世未久，季羡林先生翻译的《罗摩衍那》全译本跟着就出版了。 　　孙伯伯的译作，我所读不多。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也许是裴多菲那首《我愿意是急流》：“我愿意是急流，山里是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我愿意是废墟，在峻峭的山岩上，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常春藤，沿着我的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如果推举倾诉爱情而又超越爱情的佳作，它无疑可以入选。 　　孙伯伯是个重感情的人。鲁迅先生曾经不惮其劳地为出版他的译作操持，这当然不只是滴水之恩。而孙伯伯于鲁迅先生，也足可当得上涌泉相报。鲁迅先生逝世未久，孙伯伯就着手从事鲁迅作品的校读，这项工作几乎贯穿了他的终身。看看他编的《〈鲁迅全集〉校读记》和《〈鲁迅全集〉正误表》，那是需要何等的耐心才能完成的工作啊。上世纪50年代出版《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80年代出版《鲁迅全集》，孙伯伯都躬逢其事，为校勘和注释工作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是鲁迅著作的编辑、注释工作，使孙伯伯和爸爸接近起来的。孙伯伯比爸爸年长19岁，爸爸敬重他的学识，他赞赏爸爸的敬业和正直，他们在工作中互相了解，互相支持，形成了亦师亦友的交情。70年代初，爸爸和孙伯伯同时从咸宁五七干校“毕业”回京，同时面临生活的重新安置，孙伯伯送来过几件椅凳之类的家具，物品俱不起眼，显然他毫不见外，只管送出实实在在的关心而不疑给人看轻。 　　孙伯伯有书生气，爸爸是个刻板的人，他们都不能适应那时的政治气氛和人事纷扰。唯其如此，他们都需要在对方的友情中放松自己吧。孙伯伯待人接物总是难脱拘谨，只有在文字中，才会不时表现出活泼的一面。1976年闹地震的时候，孙伯伯领着外孙女小加避走南方，曾作打油诗《避震歌》，有几句是：“北京地震，来势真可怕！慌不择路，马上就南下。”同年稍晚，孙伯伯一直期待的退休获准，正在杭州旅次的他给爸爸来信，竟似有几分豪爽：“现在只请兄代我高兴，等这次返京，同早春兄一起，拿酒来！” 　　孙伯伯藏书颇丰，不时也拣几册送给爸爸，数量无多，品种却遍及古今中西。他不只是把藏书的复本送给爸爸，还曾特意买来英文版《野草》给爸爸，支持爸爸学习英文，那年孙伯伯71岁，爸爸52岁。在那个书荒的年代，书是非常希罕的赠品，尤其是精装本和线装本，各具豪华或古雅的异彩。在第一时间挤到爸爸身边，观赏孙伯伯的赠书，曾让我那么快乐。 　　因为爸爸的关系，我也有机会受惠于孙伯伯。1972年夏，生长在北方的我初次南游，孙伯伯为我介绍在杭州的投宿之地，又恐一处不遇，特意分别写了两封信交给我。后来在杭州我还是选择了住店，当时那两封信的收信人如今已不能确记，却还记得信尾有“叨扰之处，感同身受”意思的话。 　　孙伯伯才学渊博，爸爸曾不止一次讲到他的勤勉好学。而我读书全是信马由缰，只是为了让爸爸知道我读书未辍，就备了一个本子，胡乱记下些不知所云的问题。这本子由爸爸居中传递，请孙伯伯把回复也写在那上面，有点像是特别形式的函授。后来几经搬家，这本子已不知还能不能捡出来了。 　　当时两家都在东城，住得也近，孙伯伯住在米市大街的无量大人胡同，我们住在南河沿大街的磁器库胡同。爸爸遇有急着传递的信或稿件，就叫我骑车送过去，不用半小时即可打个来回。稍晚我自修日语小成，也翻译过一些小小不言的文学作品，孙伯伯听说后很嘉许，说过后生可畏的话。 　　孙伯伯于我，有对子侄辈的关心，或许还有一层，就是我当时供职于邮局，而他也是做邮局出身，那身绿衣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吧。而我终不争气，未几就转向去翻译围棋类书籍了，因为做起来简便轻松得多，是获取“稻粱”的捷径。然而在这种捷径上轻飘飘地走过之后，便很难收心回来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了。悟出这一点的时候，青春已经蹉跎过去。 　　孙伯伯1983年就驾鹤西去了，爸爸也于今年6月辞世。如今在妈妈那里，仍有一只当年孙伯伯送来的沉甸甸的方凳，完好地摆在厨房的墙角，牵出物是人非的思绪。孙伯伯和爸爸久别了22年，现在已是又晤面了吧。我想，美好如天国，一定不会有工作的负累，不会有谗言的纷扰，他们这一对谦卑自牧的好人，在彼重聚之时，一定可以安静从容地聊天了。 　　孙用(1902-1983)字用之，原名卜成中。自学英语和世界语，从事东欧和北欧文学翻译，生平翻译了9个国家的20余种著名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