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先生：批判是学者介入时代的最好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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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先生：批判是学者介入时代的最好姿态

《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8月11日曾繁旭采访

　　在法学界，邓正来是很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不属于任何学术机构；回顾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三大运动：市民社会大讨论，中国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以及
最近，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书，批评了法学界长期流行的几大理论范式。在他看来，学术批判正是学者介入时代中的最好姿态。


　　以下是他与人物周刊的记者的对话部分

一、“如果不去批判，知识分子就是失职。”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邓正来：我认为最难的还是自己。第一，独立知识分子需要真正地建立起独立的品格，这是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外部性的问题，即国家的相应制度安排能够使知识分子得以独立，比如说大学自治，出版自由，也就是允许学者自己去办学术刊物等等。当然，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知识分子自己。

　　人物周刊：那么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应该在哪里？

　　邓正来：知识分子始终是批判主流的，尤其当这些东西被集体性的方式来运作的时候，而且学术生产也常常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集体性的生产方式。实际上，这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主流，而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就是对主流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使主流不能成为一种当然的主流。知识分子能够使人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能够把遮蔽的问题揭示出来，能够对现在某些倾向的舆论提供不同的声音。使这个国家更加健康地发展。如果不去批判，知识分子就是失职，就是在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犯罪。
学术研究确实与现实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同样可以构成对现实的批判。可以以另一种隐晦的、更隐蔽的的方式对公共事务发表更深刻的言说，也就是可以对构成这些社公共问题的制度性前提或结构性因素发言。

二、自由主义、新左派以及重新定义中国

　　人物周刊：经过您的介绍哈耶克进入中国，并引发了后来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学者们持久的论战，您如何看待这次论战？

　　邓正来：其实我觉得两派争论是好事情，有利于学术的发展。第一，双方很少有观点的真正交锋。第二，主要是概念的，而不是中国的。第三，这场讨论有互相贴标签的现象。第四，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都需要做更多的理论研究，重要的是立足中国本身进行研究和讨论。当下的中国不是一个当然的前提，而是需要重新定义的。
关于这场讨论，我更关心的是中国的学术是否得到了发展，是否对中国的问题给出了更为有效和确当的解释。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邓正来：自由主义很重要，但是自由主义也很复杂，不能简单地认为自由主义就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比如说，中国现在处在发展的阶段，在试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又一定会涉及到社会公平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很难解决的。
我觉得我们要善待西方的思想资源和我们先哲的思想，而善待它们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把它们当作一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地去理解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并以中国本身作为思想的根据。

三、哈耶克提出的是西方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

　　人物周刊：评价一下哈耶克的思想和中国有怎样的契合？

　　邓正来：很多人都用他的理论来论证中国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其实这些人把他的观点简单化了。第一是误以为他有关市场经济的思想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完全一致；第二是误以为哈耶克的思想就是中国的未来。这种观点都是有问题的。哈耶克的理论很重要，而且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哈耶克提出的问题是西方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的问题，是我们对哈耶克思想研究得不深刻，所以他的理论的作用在传播的过程当中被扭曲和夸大了。

　　人物周刊：当哈耶克成为了显学，您准备批判他吗？

　　邓正来：是的，他的理论并不是解决我们中国问题的钥匙，钥匙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一定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但是这需要几代人用其智慧去探寻。

四、关于学术敏感性问题

　　人物周刊：学术界在回顾1990年代社会科学三大运动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您是始作俑者，这是巧合吗，还是您的学术敏感？

　　邓正来：我做市民社会研究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它的影响问题。但是，从今天的研究来看，各个学科几乎都在用市民社会这个研究范式进行研究，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都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我所关注的那些问题恰好是大家也都在关心的问题，在理论上也是可以一般化的问题。
我的研究是没有学科区分的，我甚至是反对学科界限的。学科的设置完全是知识传播的需要，但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问题来说却是毫无必要的。

　　人物周刊：您从14岁开始思考关于社会秩序安排的问题，这是不是贯穿你的整个学术研究？

　　邓正来：可以这么认为。我最近一直在主张，我们现在应该考虑“主体性中国”的问题。仅仅有一个主权的中国是不够的，我们应当告诉全世界我们所认为的善的生活是什么，恶的生活是什么。在理论上讲，所有的这些都涉及到社会秩序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秩序的性质问题，而这就是我一直在考虑的理论问题。

　　人物周刊：用了这么多年，您一直考虑的问题得到解答了吗？

　　邓正来：还没有，而这也正是我觉得生活还有意义的原因之所在，是生命仍有价值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