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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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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8 11:38:5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李宗陶:官员龙应台




  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有人预言她将是第一个辞官的高官,8个月过去,龙应台还在会议后,龙应台阅读在“白色恐怖”时期遇害的两位左翼人士的遗书(图/本刊记者 梁辰)


龙应台与小儿子菲力浦(受访者提供)


  引子

  这一天是星期六,天空湛蓝。下午,龙应台出现在台北火车站,背一个咸菜绿双肩背包。她穿得像一个大学生:白衬衣束进牛仔裤,白色运动鞋,短发被一顶咸菜绿灯芯绒帽盖没。她跟随80位艺大的学生起舞,伸臂,扭胯,跑动,有点笨拙,但充满活力。

  龙应台生于1952年。朋友们说,很少有人在她这个年龄还能保有一团真气,一身热气。

  许多镜头对着她。其中一台摄像机后面站着黑衣墨镜的大导演王童,他会将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拍摄成纪录片。稍后,许多话筒伸向她。“我是身体很笨的人……”她一边用纸巾拭汗,一边微笑着解释这个名为“艺术席卷空间”的活动。

  星期四晚上10点,她来彩排过。面对汗涔涔的舞蹈系学生,她用悦耳的声音说:“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不仅仅是练舞室里的舞蹈,还是空间的释放。这个城市里的人很忙,心里积压了很多东西,他们经过这里,看到你们,被邀请一起跳舞,也许心里会有些小小的幸福感。”一双双年轻的、干净的眼睛注视着她。

  再早几天的星期一上午,她在14楼的小办公室里开会,同下属敲定“释放”的每一个细节。白衬衣、黑马夹,最普通的短发样式。

  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13年前,龙应台由德国初回台湾,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有一天,她踅进一家设计感颇强的美发沙龙,小妹一声“局长我是你的读者吔”,听得她欣慰:台湾文化有希望。于是晕陶陶被设计,又烫又剪,弄成一个“戴安娜王妃头”。她掏出七百多元(新台币)结账,赫然发现看错一个零,这“王妃头”价值七千七百大元。她掏干净口袋,在发廊员工一字排开的“欢迎再来”里落荒而逃,回去就问同事“台北物价怎么这么高”,被告知挨宰,“王妃头”实属“冤大头”。

  处理公务时的龙应台表现得思路清晰,心细如发。她的指间夹一支笔,不时在空中点划,如同乐队指挥手中的小棒。她常常用“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请不要忘记”来起承转合,是高度灵敏的倾听者和反应者;她的想象力甚至延伸到现场在电视画面中的样子。

  在她右侧的墙上,悬挂《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90岁时的手泽:“取舍由时行藏在我,跨代凌霄一羽毛。”会议室两面书架上,是台湾各区、县、镇的地方志,《二二八事件辞典》之类的台湾史,以及琦君、赖和、张我军、李乔、周梦蝶等上一辈文学家的作品。有几层架上,是她的十几种著作,从《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海》,她自己掏钱买来赠送往来宾客的。她在扉页上的签名,像一条不羁的龙。

  空间释放的创意来自龙应台的欧洲经验。她从YouTube上找来几段放给同仁看——在西班牙的中央市场,歌剧演员扮演的卖菜人突然开唱,市场陡然生色;在丹麦的车站,旅客愉快地被卷入突如其来的舞阵,肢体醒了。龙的一位同仁也亲历过在纽约梅西百货买鞋,柜台旁冷不丁有人开唱音乐剧的“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龙应台对我说,这些观念即使在文化部,也需要慢慢培养。

  彼岸的文化与本地的生活匹配吗?在这个女性都会拖着长音嗲嗲说“是~”、开计程车的男性习惯被称“先生”而非“师傅”的地方,路人忽遇邀舞是什么反应?机要秘书邓宗德告诉我,成人通常会害羞,若是一对小情侣,女的开跳,男的会跟随。两天里,我看到广场上不少用餐者举起手机录影;看到流浪汉光脚坐着看和听,忽然就拍起了巴掌;看到身材滚圆的中年妇女被音乐和节拍感染,从身体到容颜都动了起来;也看到许多人,瞄一眼,匆匆走过。

  就在几天前,车站广场大厅里拉起红线,阻止休息日到此集聚的外劳(外国劳工,台北有许多菲律宾、马来西亚籍务工者)进入。通常他们把这里当作台北的草坪,假日里三五席地而坐,说说闲话。我看到电视里有个女的忿忿不平:我们也不愿来这里“占用公共空间”、“有碍观瞻”,但休息天我们想出去的话,还能去哪里?这件事被视为侵害了外劳的人权,遭到舆论广泛批评。龙应台“敏感于人权”,与交通部长商议后,特别在议事会上强调邀请外劳参与“释放”。但不知什么缘故,头一场只见舞者,不见弱者。第二天,即使温和派报纸也表达了“一个车站,两种标准”的婉转批评,暗暗指向车站管理部门,这不是龙应台希望看到的。部委之间的沟通合作,本部门的上令下达,各个细密的齿轮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如何艰难咬合、负重运作,13年前她就有领教。如今,由局长而部长,意味着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

  一

  广场表演告一段落,龙应台去窗口买了开往高雄的高铁车票,往屏东老家去,那里有她的母亲和哥哥。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浩告诉我,你见到龙家人就会知道,什么叫作淳朴。

  母亲应美君多次出现在她的著作里:浙江淳安人,杭州绸缎庄小姐,不顾家人反对下嫁湖南衡山人龙槐生,1949年随人潮涌向台湾,刚到高雄时,手里还抱着刚出生的龙应台的二哥龙应达。她用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租下一个小菜摊,卖西瓜、卖面粉、卖五金,卖自己包的粽子,卖一切难民需要的东西。她在有尿味的戏院里卖过票;编过渔网,半个月编好一张,换80元;她养过猪;她开口向邻居借钱,以便第二天交龙应台的学费……她像一株又柔又韧的水草,帮衬丈夫,带领4个孩子,在荒滩恶水中存活了下来。

  童年时龙应台看美国电视,常常有感于母亲的“不优雅”:讲话的声音是那么大,跟邻居讲到高兴时笑得惊天动地,开骂时正气懔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她的生命里有一些放肆,一些充满豪气的东西。龙应台说,在有些方面,她像母亲。

  就在三天前,她偶然在一条巷子里听见一位老妇的哀号,浙江口音的哀号,心有所动,“多管闲事”过问起来——写过《大江大海》,她知道这岛上每一位七八十岁的人,身上都藏着一部颠沛离散史。她在巷子里东问西问,得到的结果是,老妇人精神有问题。她拨通了市长郝龙斌的电话。市长出差,她又拨副市长的电话,副市长自国外派人调查。龙应台刚上火车,就收到回馈:社会局已派人上门了解情况,这位邓女士确实精神异常,已享受社会福利中心的照顾,他们会继续,并“谢谢龙部长的通报”。龙应台毫不遮掩文人的感性,“那老人的口音跟妈妈一样,我受不了。”

  摄影师还捕捉到她在办公室里流泪的一刻,当时她面前摊着几封写于42年前的遗书。写信的人,都在那个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时期被枪毙了。

  龙应台有两兄两弟,长兄当年被逃难的母亲交给婆婆,留在大陆,1985年相认。在她心里,兄弟,不仅意味着因了共同的父母常聚,还意味着“在彼此的容颜里看见童年”。

  从台北到屏东,就是在台湾岛的地图左侧自北向南划一条长长的曲线。一路向南,阳光愈发炽烈,空气愈发湿热,责任、公文、秘书、随护渐远,童年渐近。

  童年,因为父亲是公务员,三年换个地方,一家人总在台南的乡村里迁徒,龙应台总是面对需要融入的新环境。她跟多数军警公教人员的子女不同,能交道,但不凑热闹;眼睛清澈,但看法独特;跟3个男孩一起长大,别有一种帅气豪情。

  列车到高雄。龙应台背着她的双肩背小包,脊背挺直地在人群中行走。这背影,深深印在好友林青霞的记忆里。林告诉我,她第一次见龙应台大约是2003年,香港,在徐克和施南生家。

  那天,南生介绍说,她当过台北市文化局长。她长得娇小,声音非常悦耳,我们聊得很愉快。晚饭后她急着要走,因为小儿子飞飞在家。我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人,背一个很细的包包,脊背挺得笔直走出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就想,这个人一定有很多故事,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想了解她。朋友与否,往往是一种直觉。

  后来我们走近,常听她跟母亲、跟儿子通电话,很不寻常。她的母亲失智了,但她在电话里总说:“你的名字叫美君,我是你的女儿龙应台,我是小晶……”那种孝顺,那种对儿子的爱,让我感动。

  她很有一种性感,一种糅合了女人的柔顺和男人的果断的美。到任何环境,她能很快掌握气场,进退有度,我觉得她做什么都会成功。有时候会惊叹,她小小的身体里怎么会爆发出这么大的力量,这力量大到有时候会伤了她自己。

  她很真,很透明,但做起事情有谋有略,比方写一本书,该怎样收集材料,怎样计划、操作,她自有章法。她观察事物很敏锐,写东西很入骨,一针见血,刺激到你的神经腺。我读《目送》里“四郎探母”一节,大颗的眼泪往下落。

  在生活上她不大懂得照顾自己,写作起来更是一投入就不能停下来。她写《大江大海》的时候,有几次我去送饭,发现她写得昏天黑地,到厨房取个碟子都拿不住,掉在地上打碎了。

  她惟一不敏感的是她的外表,她不懂打扮。我曾经送她一条裤子,两只裤脚管各有一根带子系住。有一天见面,我发现一只裤管的带子不见了,另一只还绑着。我没好意思说。第二天见面,她还穿那条裤子,还是一有一无。我忍不住了:你知不知道,一条裤腿的带子不见了?她说,是吗?没有了吗?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爱漂亮的女生。她趴在我肩膀上咯咯咯笑个不停。

  她常常出现在演讲场合,要上镜头,要present她自己,但好多次她都穿露趾凉鞋;还有一条裤子穿了25年,裤管起了毛边,看得一班朋友很急。我后来送她一双黑色麂皮的包头小坡跟鞋,百搭。穿衣服,南生建议她只穿黑或白;我建议她,不要穿得太正式,带点休闲才好,至于颜色,白黑灰米卡其色,怎样配都不会出错。

  这次她回台湾做文化部长,我为她准备了几件最简单的化妆品:一盒粉,一支大刷子,很简单,不用打底,刷墙一样涂匀就可以了;一个腮红,一管口红,也很简单,不用描边描线,只要涂上抿一下就可以了。

  “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她曾经说。

  她确实有思想,而且敏锐。一道看电影,她常有独到的见解,一语道破那种。

  她思考的时候不笑。我就提醒她,做一个公众人物,看到镜头就要笑,微笑,哪怕你在思考。她现在很会笑了。

  这个选择在她,是需要勇气的,也是一种使命。她还能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再下去可能就没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所以她去了。我认为,对于台湾的文化建设,她看到了、说出来,她就有能力改进,她是能做事情的人。面对问题,以前她畅所欲言,现在走出去,去行动,有很大不同,要有很大的包容力。有些人攻击她,她只能隐忍。政治,在考验她的容量和耐心。以前她对我说,青霞,困难其实是考验一个人的智慧,我相信她有面对政治的智慧。她不止是作家。

  本性里,她是一个纯真的小女孩,至今保有童真,她常常会雀跃。

  这次离开香港,她对我说:青霞,不要放弃我。这是她表达友情的方式,很特别。

  关于龙应台在日常生活上的低能与混乱,陈浩也讲了不少故事。比方说,她不知道怎样用台湾式的电饭锅;她常常写到饿极了,发现家里没吃的,“如果不是朋友救她,她就饿死了。”她也根本不懂吃,经常胡乱塞一堆东西了事。

  几个月前,龙应台穿着球鞋去“立法院”,被“立委”批评“不尊重立法院”。很快,在部长办公室的一格小柜里,躺着一双鞋底中部特别厚的黑鞋子,那是林青霞送来的,“英国律师出庭常穿,站5小时不累。”林还通过媒体对大家说:不要太苛求她。

  二

  龙应台的手机里时有短信传来,等她处理一宗棘手的、埋有“地雷”的事务。她最近有点忧虑。她没有笑,背着小包,背脊挺直走在人群中。然后,她遇到了郭金坤。

  “哗,部长哎。”高雄市计程车司机郭金坤载上龙应台。

  “哗,他们都没有认出你?他们够烂。”郭司机好口才,两语三言道破龙前不久遭受的挫折(文化部提名的第5届公共电视董监事名单未获通过):“这么好的名单通不过,够烂!这跟民进党没关系,就是国民党内部在搞。你应该告诉马英九,搞什么搞!叫舆论去骂,他们就会收敛一点。你知道吗,那些部长都一样,私人时间出来都还带一个秘书帮背包包,招呼计程车看都不看我们,不是你这样的……如果台湾每个官员都像你……不过你待不久啦。”

  龙应台哈哈大笑:“郭先生,你觉得我会干多久?”

  “一年啦。公共电视那件事以后,还好你没有马上说我不干了,不然马英九会更丢脸。坦白讲,看不下去走就好了,文人不要这么委屈自己。政治就是利益分配,台湾的政治跟经济会压得你什么都做不成。”郭先生又说:“今天倒阁案(指由民进党立委柯建铭等43人提交的针对“行政院长”陈冲的不信任案)没通过(表决结果46票赞成,66票否决),过了你就不用做了嘛。”龙应台放声大笑。

  郭先生最后认真地说,当龙部长宣布下台,他会很留意看报纸。

  几天后,当我面对“中研院”钱永祥先生,他对台湾政治作了一番分析:民主制度当然有很多好处,台湾不仅应该实行,而且做得也不错。但今天的台湾政界很消耗人,它逐渐形成这样一个状况:执政党和反对党斗得很厉害,两党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互相绊对方,就是怎么让对方做不成事,怎样令其出丑。所以,有点理想的政务官很难有所作为。官僚政治化也带来公务员的“常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同一天,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温和地说:“台湾政治是另一种综艺节目。”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 来源日期:2012-10-29 | 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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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1-18 11:39:53 | 只看该作者
媒体人邱立本曾经发问:内战心态还在两岸华人中存在,怎样超越?台湾之行也令我感受到:内战心态也在台湾党人中存在,怎样超越?
  2012年中秋前夕,龙应台笑着说:“闽南谚语讲,‘欢喜做,甘愿受’,只要我在,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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