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症结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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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症结与出路2012年05月10日

来源：三晋都市报



现在，文学已被彻底边缘化，而诗歌更成了边缘中的边缘。有一种说法，目前，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这不得不说是中国诗坛的悲剧。就当今新诗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来看，窃以为其结症主要出在诗人身上。
其一，诗人缺乏健全的人格和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古人讲为文“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就是强调作家内在的才德修养与外在的文采美有机统一。“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这样的要求确实有点高，现在的文人是办不到的。但如果一个诗人没有健全的人格修养，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担当，肯定写不出健全的、有社会价值的诗。
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诗人过分自我，写诗总离不开自己生活的那个小圈子。个人的小情小调，个人刹那间的心绪和感悟，构成了诗的全部内涵，远没有像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那样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心，殊不知过分的个人化是不会赢得大众的。正如雷抒雁先生在谈到其创作《小草在歌唱》时所说的，当初在写《小草在歌唱》时，正是出于一腔的义愤和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那时候，我有大梦初醒的感觉，张志新的死让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对于不同思想、不同言论的残忍程度出乎意料。”而这首悼念张志新烈士的诗之所以会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也正在于它的非自我性的普世的内涵价值。
诗歌有伟大、平庸和拙劣之分，诗人也不例外，正所谓诗如其人。而一个负责任的诗人，因为他的作品是给大众看的，就应力避平庸和拙劣，内蕴高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并力求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这就需诗人自律，对自己的艺术生命始终负责，对创作时时怀有敬畏之心，万不可一时心血来潮而游戏文学，盲目写些无意义的东西，乃至胡编乱造，害人害己。
其二，诗人缺少厚实的生活和真情的投入。从老一代诗人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底层，经历曲折，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再加上勤奋和个人才气，方铸就了他们的辉煌诗章。像艾青诗中抒写的北方农民的苦难，若无厚实的生活，是很难写得那样深刻、那样直入本质的。而现在我们的诗人本来生活积累就不够，又不勤奋好学，不好好研究社会和人民大众之所需，闭门造车，总是在无病呻吟，这怎么能把诗写好呢？把生活中一些无意义的个人感触当成诗，这怎么能让别人喜欢呢？
有人说，现在会写战歌的诗人少了，会写情歌的诗人多了，但无论写战歌还是写情歌，关键要有生活、有真情投入，否则是很难打动读者的。爱情作为一个文学的母题，其本身有高尚、低下之分，具有深层的道德内涵，诗人理应倾情观照，歌颂什么贬斥什么，一定要是非分明，而任何模糊的认知或低级趣味的抒写，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战歌是新诗在某一时期的特殊存在，已成了一种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忆，现在我们一些诗人仍在写主旋律，但远没有当年的战歌那样感染人、那样催人奋进了。当然，时移世易，人们的审美趣好已今非昔比，但从诗人本身来说，既缺乏真情实感，又无必要的艺术修炼，写出的诗歌难免流于概念化和口号化，有的叙事诗甚至写成了流水账和顺口溜，这正是其失败的原因。
其三，诗人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力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写了一个很一般的生活故事，但他把一种精神——美国精神写出来了，从而成为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一个成功的诗人，一部不朽的诗作，就是要把生活事件诗化，从生活事件中挖出其社会性的最根本的东西，这才是文学的价值所在。比如，同样写人与自然的斗争——改造沙漠，我们的诗歌往往最终归结到了环保的主题，同样的故事就是写不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来。文学的平庸，归根到底是我们的诗人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力度，把人性和人的精神给忽略了，没有挖出生活内在最根本的东西。
诗人思想深度和力度的养成，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除了诗人的个人因素如学养、天赋等外，还与其生活环境及时代的精神风貌密切相关。现在的国人普遍惯于享受，缺乏一种坚强的充满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而文学耽于娱乐，作家不思进取，这样的社会精神风貌，这样的文坛情势，怎能养成思想的深度和力度呢？
近年来，针对新诗创作的困境，诗界有一种提法，就是新、旧诗接轨，新诗向旧体诗学习。然而，新旧体诗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完全接轨不大可能，但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却是必要的。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有人就提出过新诗要采取旧体诗的形式，写成格律诗，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旧体诗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艺术积淀，确实为新诗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而新诗的历史不到百年，经验不足，又长期被人视为舶来品，有很多缺憾，特别需要从本民族的文学精华——古体诗中汲取养分。如古体诗语言的简洁、凝练和外在的音乐美，就很值得新诗学习；再如古体诗“兴”、“观”、“群”、“怨”的内在价值建构等，也很值得新诗诗人们借鉴。古人很聪明，他们做诗特别讲究技巧，从字句的安排到意境的开掘，做得恰到好处，又不故弄玄虚、玩文字游戏，而是明白晓畅，既易读又耐读。比如，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一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采用问答的形式，明白如话家常，但诗外之旨——佛禅的理趣，却让人玩味不尽。这恐怕是某些喜用模糊语言的所谓“现代派”新诗也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吧。
另外，有些少数民族的民歌也很有艺术价值，值得新诗借鉴。因此，新诗要提高，要走出困境，关键要靠有志于新诗革新的诗人们脚踏实地地研究、学习旧体诗和少数民族民歌，当然也包括外国的优秀诗歌，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为新诗所用，而光靠道听途说的“听来主义”是不能解决具体问题的。
在现代诗坛上，老一代诗人感于置身的社会现状，自步入诗国就确立了其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与时代同步，甘为人民鼓与呼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他们的诗作与时代的脉搏同律动，是一种来自社会的真的声音，是对当下生活的倾情书写。而现在有些诗人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担当，盲目追求国外的这个主义、那个流派，更不顾国人的语言习惯，乱用欧化语言，诗语晦涩，思绪混乱，让人无法理解、无法接受，不知究竟为谁而写、让谁欣赏，这样的诗怎能让广大读者喜爱，怎能流传下来呢？孤芳自赏，将神圣变得低下，终究是没有出路的，也极不利于新诗的发展。
卢有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