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性的新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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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现代性的新诗》序


  2011年01月07日

陈　超
　　我与苗雨时教授相识已有20多年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我还是个大学生时，就读到过他的诗论文章，并向诗社的同学们热情推介。那时诗坛正展开对朦胧诗的争论，苗雨时先生不但从审美情感上为朦胧诗积极辩护，而且能从学理上冷静分析其意识背景和修辞特性的渊源，这使他的文章言说有据，以理服人。直到大学毕业后我才知道并感叹，原来“苗雨时竟在河北，而且已是个中年人！”这么感叹是因为，在我心目中，那时河北诗界是保守的，而且对新诗潮的理解肯定会有代沟的。这样，从一开始我就对年龄已不再年轻，而心灵却充满青春活力的苗雨时先生心存敬意。
　　记得1985年，我在一个诗会上第一次见到苗雨时，他的洒脱酒风就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他来者不拒，襟怀坦白，主动出击，开怀豪饮，且尽欢而不散——因为，每场大酒的最后他都要再拉住几位心意相投的青年诗人继续喝，每次最末一个离开酒桌的总是苗先生。这种做派，历20年而不辍，令我们几个晚生啧啧称奇。每观酒风，想其性情，生活中的苗先生也是一个融激情与诚朴，敏锐和执著于一身的人。苗先生不仅是我尊敬的老师，还是我的好友。20余年来，彼此观念相近、心灵相知。现在，他的第五本诗学著作《走向现代性的新诗》即将出版，嘱我这个晚生后辈在前面说几句话，我将此看作是他对我们友谊的纪念。这部书汇集了他近几年中发表的诗学文章，其中一些篇章当初发表时我已看过。此番再次浏览全书，又有一些感想。借作序的机会，我想结合这本书谈谈对苗雨时诗学批评形态的观感。
　　苗雨时的现代诗学理论批评，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仍然处于持续活跃状态。与理想主义的80、90年代相比，新世纪以来诗学理论批评的“蜜月期”已经结束，诗歌理论批评进入了持续的“疲惫期”。我看到，不少当年活跃的诗学理论批评家已基本丧失对诗歌本身的热情，在“历史转型”的低回感受中，对诗坛现实长久地失语，去写一些泛文化思想遣兴式的随笔、小札。另外，除少数专业人士，那些关心诗歌状况的普通读者也已很少阅读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批评文章，而铺天盖地的所谓“媒体评论”“网络点评”“舆论化评论”乃至“恶搞评论”却赢得了可观的读者群。
　　当然，在这种情势下，依然有少数诗歌批评家，矢志不渝地热情关注诗歌创作的现实，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苗雨时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始终对现代诗创作的现实，抱有浓厚的探询、言说兴趣的人，以他扎实的理论积累，良好的批评素养和审美感受力，在近年又陆续写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诗潮研究及诗人论文章。
　　在诗歌意义上坚持对现代人的“存在境况”的探询，在诗歌本体上不断追索“现代性”的话语方式，这两条彼此相关的线索一直交织在苗雨时诗学批评的整体运思中。无论是1990年出版的《诗的审美》，还是这本新著《走向现代性的新诗》，都是此一向度的不断深化。苗雨时诗歌批评的根系，就扎在对人的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上。据此，30多年来，他能不断地给自己的审美体验赋予“存在”的意义的结构，或对即将来临的话语可能性给予某种历史想象的参与。
　　在这本新的著作中，我们看到苗雨时的诗歌研究，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前者如《世纪之初的诗学随想》《一个需要诗人创作重要的诗的年代》《现代汉诗的基本精神：走向舒放与澄明》《诗——生命与语言的互动》，以及经由对几位诗学家的评论所阐发出的自己的宏观诗学理念等论文。后者是十数篇诗人专论，如对牛汉、绿原、穆旦、邵燕祥、郭小川、李瑛、张学梦、姚振函、大解、郁葱等诗人的深入中肯的论述。但我注意到，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在苗雨时的理论批评写作中，诗歌的“本体”和“功能”都得到了平衡的阐释，它们牵动了诗学批评、文艺美学与其它相关人文学科的关联域，使诗歌形式本体论趋向于与之相应的生存、生命本体论。苗雨时自觉地将对诗学的省察，与对生存的省察交织在一起，从人的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去把握诗歌艺术的美，使语言不再作为狭义的修辞学意义上的“美文”，而是人与生存之间真正的临界点和困境来考察，并进而发掘出了某些诗歌现象和特定文本的深层的文化精神。这是一种将对现代诗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诗学批评方法，它对我们思维空间的拓展具有启示意义。
　　正是这种开阔的内外“兼治”的视野，使他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诗流向及内质的整体把握获具了某种深度。在这部书里，他涉及了诸多与当下生存和文化密切相关的令人困惑的诗歌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针对世纪初诗学理论界普遍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二元对立的看法，苗雨时及时而准确地指出，“其实这场争论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分歧，两者都源于生命个体性的确立和语言的自觉，而诸如本土意识和叙事策略等方面，二者都是一致的。要说是有差别，它们不过是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知识与智力构型，和两种不同的审美创造力形态。它们都致力于诗歌重建，这些形式和技巧，不构成真正敌对的关系。” 我以为，苗雨时的这一辨认，客观而深刻，他剥离了假问题，凸显了真问题，他提出的几个关键词，有助于人们认识90年代以来两大诗歌浪潮本来可以沟通对话、秘响旁通之处，也指出他们完全可以在“怎么写”上各自独立发挥，不必互相指责。其实，这种多元对话的意识，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下诗歌复杂抗辩现状的省察。
　　再如，在对新的历史语境下诗人应取的姿态上，苗雨时指出，“在多重文化语境的纠缠中，在社会转型的夹缝里，诗人不再是时代的代言人、文化英雄、先知和预言家，也不再是人们生活的教师与百科全书……他应该是一个感受时代‘疼痛’的幸福者，一个自我灵魂的拯救者。他在批判时代的过程中，首先进行自我批判。”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以为这是一种别样的呼唤诗人“承担”的姿态，与启蒙精神所首肯的人之为人所必具的个体主体性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精神及能力一脉相传，但又应有敏锐的局部自我调整和自我纠正。
　　当全知视角和宏大抒情逊位之后，“叙事成分”对诗歌写作的进入就成为诗学的热点问题之一。苗雨时及时跟进这一嬗变，他既反对宏大叙事，但也警惕着平庸琐屑的个人“小叙事”，他提出一种“综合叙事”——“以广博的胸怀、开阔的视野，观照纷繁复杂的具体事物，包容各种异质现象和因素，并在它们的互否互渗中，于对话式的语境下，对历史、文化和各种体悟进行词语的言说。但综合叙事并不是冗杂和巨细无遗，它应该有所选择、概括和某种程度的提炼。”他在充分肯定叙事性会增强诗歌的“及物感”的前提下，依然提醒诗人们不要忘记诗歌本体意识的自觉，真正使现代汉诗“走向舒放与澄明”。在诗—语言—思的关系上，他基本认同海德格尔的理论，并对三者之间的整一关系进行了深入言说，这些文章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紧密联系诗歌创作实际，不发空言，在学术上训练有素，很少以生硬的既成“理论框架”去硬套诗歌现实，所以他对诗歌现状的论述大多能够直入腠理，令人会心，给人启示。
　　苗雨时在对诗人个案的研究中，同样也贯穿了这种使语言和生存同时到场的理论批评自觉性。比如对牛汉、绿原、穆旦、邵燕祥的研究，在写作意识上，他不仅从文本解读出发，同时还注重从彼时复杂的历史语境和具体的生存情境以及老诗人们的生命履历出发，以求言说有据地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比如，在对绿原诗歌的论述中，他发现了“三种话语的纠缠：知识分子话语，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民间话语……绿原的人生道路以及与此相应的诗歌道路，就是穿越这三种话语的森林，不断地辨别方向，不断地进行‘选择’的必然结果”。对“中国真正的现代主义诗人”穆旦的研究，他指出穆旦诗中丰富深邃的“矛盾性”，穆旦“总是面对着与自身灵魂的格斗，是一次又一次不断给自我精神放血的过程。”在对牛汉的论述中，他抓住牛汉诗歌里的系统性“核心意象——鹰”在不同年代的演变，揭示出诗人在对现代性的追寻中丰富曲折的心灵史。再比如对邵燕祥诗歌的研究，苗雨时指出，“他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有历史感和历史想象力的独特而重要的诗人”，诗人一生的追寻，“既有好梦，又有噩梦。有好梦的破灭，也有噩梦的惊醒。其中涵泳着沉浮起落的是他的灵魂。……在驯服工具与道德良知之间，在灵魂的失落与寻找之间，诗人内心的挣扎与搏斗是极为痛苦的。”正是这种求真意志，才使诗人在作品中真正“留下了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
　　我感到，苗雨时在论述这些老诗人时，其实也是以相似的“历史同情”的视角表达着自己的“历史想像力”。他在他们的诗中辨析着历史与人，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文化，历史与语言，历史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对他们诗歌文本的解读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升发出具有历史反思性的力量来。这样就对这一代老诗人的创作道路、话语形式、诗体特性的论析，基本做到了由表及里，从形到神的独特的揭示。苗雨时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简化问题的复杂性，他深入到了这一代所置身的诸多价值龃龉和分裂中，指出正是在对这种龃龉和分裂的动态把握和整合，他们才得以创造出与自己的生存处境相对应的厚重而真切的生命之诗。同样，本书在对当代诸多中青年诗人的论述中，苗雨时也大都不满足于就诗论诗，而是平行附之以话语的历史生成的观照角度，使自己的诗评获具了一定程度的历史语境的纵深感。
　　总之，这本诗论集中的文章都程度不同地体现着一种以话语的历史生成为重心，并由此激活文化阐释、本体研究的新的综合批评模式。在我看来，苗雨时的综合性的历史语境批评，也没有忽视对诗歌的艺术形式研究。它们不过是扬弃了以往诗歌文体形式学把文体形式局限在单一范围内的狭隘观点，而是把文体形式看成一个更大的诗学系统中的要素。其中，论者对诗歌的语言特性、吟述方式、隐喻和象征系统、功能模式以及风格特征等的研究，是同步于对诗人所在的时代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研究的。这样一来，诗歌研究就成为生存与语词共在的场所，从历史话语与诗歌本体两相融会的角度的切入，使他比较有效地打通了内容与形式，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
　　当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部诗论中也难免有“友情出演”式的平平之作，但总体来说，我以为上述所谈及的两类文章，是颇有价值的。作为晚辈，我谨祝苗雨时老师继续“豪写”，继续“豪饮”，使文章老而弥深，酒量老而弥高。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