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形式的困惑：有韵还是无韵？

教师之友网

新诗形式的困惑：有韵还是无韵？


  2005年05月12日

  张中宇
　　陈仲义先生对１９９９年第１期《诗刊》《诗歌报》《星星》发表的诗歌进行统计，发现有韵诗在《诗刊》《诗歌报》《星星》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２８．３％、９．３％和９．２％（《诗刊》２０００年第１期），有韵诗歌所占比例均在１／３以下，无韵诗超过２／３；《诗歌报》《星星》有韵诗更在１／１０以下，无韵诗高达９０％以上。陈仲义的统计选取“在大陆最有影响的三大诗歌月刊”，是具有代表性的，显示出中国现代新诗形式基本上趋于无韵化。事实上，陈仲义认为这些数据表明中国诗歌形式已经发生质变，“废韵”以至废除节奏、平仄等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在形式上，“现代诗只要遵守‘分行排列’这一总体原则就行了”。
　　新诗无韵化真的是合理的选择和正确的方向？
　　从早期的原始诗歌到《诗经》时期，再到唐、宋、元，中国诗歌韵律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诗经》时期在原始诗歌极不规则的基础上确立了相对精致的韵律要求，节奏趋于整齐，音韵更为和谐；第二次，从六朝至唐代把当时语言研究的重要发现——汉语四声引入诗歌创作，汉语诗歌韵律体系中增加了平仄要素，创制出更严格、精致的格律诗，对韵律的严格要求并延伸到宋词和元曲。与此同时，可以观察到，《诗经》时代中国诗歌首度繁荣；此后，到唐、宋、元——尤其是唐代达到鼎盛。唐、宋、元三代韵律，总体而言，格律诗最精致、最严格，词其次，曲较为宽松。同样可以观察到，中国诗歌在唐代最繁荣，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宋词已略逊于唐诗，元曲的成就相对而言又逊一些。结合这两条宏观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出韵律对中国诗歌非常积极的推动和贡献，即中国诗歌的繁荣与韵律的发达程度是同步的，诗韵越发达、越精致，甚至越严格，中国诗歌越繁盛，而不是相反。
　　这一结论可以延伸到中国现当代诗歌。新诗创立之初的发展，并没有偏离文体的要求，胡适最初尝试以白话作诗，就是要试验“做白话的韵文”，而不是作非韵文，尤其要试验现代白话能否适应诗歌韵律诸要素的需要，因为只有在难度最大的诗歌文体中进行了成功的试验，才能证明现代白话作为新文学的文体语言完全合理（胡适《逼上梁山》）。因此，由于新文学运动初期新诗形式并没有偏离韵文的基本传统，同时白话语言在诗歌中的成功运用使２０世纪的新精神更容易写入诗歌，新诗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兴盛。以后，基于打破旧形式束缚的“矫枉”严重过正，新诗形式上出现更加散文化的倾向，废韵之声不断，新诗逐步失去作为一种文体的鲜明特征而走向冷落。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至８０年代前期的不少“朦胧诗”和“归来者”诗歌，在诗歌内涵和形式上都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韵律受到尊重，诗歌相应繁荣。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至今，尤其是９０年代，废韵思潮又起且走向极端，按照陈仲义先生的统计，无韵诗占了主流，中国诗歌却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我们当然并不简单把２０世纪中国新诗的起伏仅仅归咎于对诗韵的取舍，但完全可以从中观察诗歌形式的变化与中国诗歌稳健发展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
　　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无韵诗。新诗发起者和倡导者有感于“英国诗体极多，且有不限音节不限押韵之散文诗”（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希望通过“无韵诗”的引进，使新诗品种更加丰富，以有利于新诗的快速发展和繁荣兴盛。不过，令发起者始料未及的是，“无韵诗”引入诗歌之后，并不是作为有韵诗的一个补充，而是迅速进入“疯长”状态。
　　原因在于，有韵诗歌的创作难度显然要大。另外，从客观环境来看，新诗诞生之后，２０世纪前半叶，贫弱、动荡的中国难以提供较为稳定的环境，有韵诗歌的创作难以获得必要的积累和训练条件；２０世纪后半叶至今，国家逐步进入建设、发展时期，但也还来不及为有韵诗歌的创作提供必要条件。结果是，“无韵诗”或极度自由、散文化的诗歌逐渐成为新诗的主体，新诗逐渐丧失作为有韵诗歌的特性，以致３０００年来中国诗歌作为韵文的性质受到质疑，“废韵”之声不绝。需要注意的是，与形式上的“废韵”同步，中国诗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自现代新诗诞生以来，文学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诗的格律或韵律束缚思想，不利于诗歌发展，似乎某种程度地患上了“恐韵症”。不过，历史的事实却是，诗律最严格的唐、宋时代，恰恰是中国诗歌最繁荣，表现的思想感情最广阔、最丰富多彩的时代。至今吟咏不衰的很大一部分诗歌，大多也是格律诗词。３０００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因为彻底放弃韵律或韵律处于较低水平而获得过诗歌的繁荣，也没有一首无韵诗成为重要的经典诗篇。因此，韵律虽然不是诗歌繁荣的充分条件，因为文学艺术的繁荣还与时代环境、精神内涵等要素密切相关，但由于韵律是诗歌外在形式的重要特性，很可能是诗歌繁荣的基本或必要条件之一。我以为，就像画家必是调整丹青的巧匠，真正的诗人也应该是深谙语言特性、善于调整诗韵的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