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书法三十年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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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书法三十年蠡评 作者：祝帅　　
　　如果从1979年全国群众书法比赛算起，中国当代书法已经有了30多年的恢复发展。而即便从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算起，中国当代书坛到2010年，也已经恰好走过了30个春秋。30年来，中国书法创作、组织、理论研究各个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书法的生态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折。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伴随着中国当代书法三十年历程的《书法报》与广东华人书法院共同策划的“2010书法：中山论坛”以“中国书法三十年”作为论题之一，借此机会对过去30年中国书法的发展与现状进行一番系统的理论思考，显得颇有一番现实的意义。

　　一、书法生态的历史剧变

　　如果用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来把握中国书法近三十年来与传统书法史之间的断裂，我想莫过于注意到当代书法创作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套用李鸿章形容晚清政局的一个著名的句式，把书法生态的语境转换说成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恐怕并不为过。这种“变局”一方面体现在当代书法作为一个整体，与三千年来中国书法史之间的对比，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三十年中国当代书法内部所充满的各种张力和所映射出来的中国时局与社会的变迁。总的说来，这种生态变迁呈现出一种“大历史”(相比较于“古代”、“现代”之长时段视角中的“当代”)与“小历史”(30年当代史短时段的内部分期)两者相交织缠绕、此消彼长的发展线索。

　　从长时段的视野来看，与古代书法创作最大的不同，在于1979年以来的中国当代书法创作完成了从“实用艺术”到一种“纯艺术”(造型美术)之间的过渡。这一点毋需过多阐释。在古代社会，书法不仅仅是文人茶余饭后、修身养性的手段，更是日常交流的一种工具。且不说“科举取仕”对于书法本身有明确的条件(尽管那也是“台阁体”、“馆阁体”的渊薮)，就连普通民众的日常交通，也免不了要和笔墨纸砚打交道。但今天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无论是毛笔书法还是篆刻(甚至要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硬笔书法)，在今天仍然有许多爱好者或从业者，但他们中间的最为热心的一部分人，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头衔“专业书法家”。在今天，尽管仍然有一小部分人选择用毛笔写信或者穿着“唐装”等等“复古”的生活方式，但毕竟整个传播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人也许可以做到某种程度上的“坚守”(与此同时，你还必须同时拒绝使用手机、空调或者电脑)，但整个社会毕竟无法退回到一千年前的生存状态里面去，因此这种书法的“实用”功能在当代社会中终究是有限的。无论如何，一个当代的职业书法工作者，也不可能像古代的书家那样终日与毛笔和墨汁打交道。

　　书法的表现形式也势必随之发生变化。在传统社会，作为日常交流载体的书法，更多时候传递的是一种实用的信息，因而也表现为日常交流中的某种人际传播方式，具有很强的功能主义的属性，如文书、书信、招幌等等。很多经典的法帖，如《兰亭序》、《丧乱帖》、《祭侄稿》等等，也多为日常的书信、手稿、应用文体，而不是诉求于独立观赏的审美价值。人们只是在不丧失实用这一根本点之余，慢慢产生了对于艺术性的追求。因此，这些手札的篇幅不可能太大，也不可能兼具居室装潢等属性(就连庙堂“对联”或者书写诗词条幅等形式的广泛普及，也不早于中国的明朝)，但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专业书法家，已经从一种“日常书写”的状态，渐渐转移到一种所谓“展厅文化”。由于各种书法展览的导向，使得书法家的创作主体不仅仅不再是日用的文体，而且在篇幅上开始追求“展厅效果”、“鸿篇巨制”。在今日，动辄看到书法家创作八尺、丈二的作品已经不足为奇，在工具层面上追求拼贴、作旧等效果等是发古人所未见。

　　而书法家群体自身的专业化进程也在这一时间段开始全面启动。尽管浙江美术学院曾经在潘天寿的倡议下，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招收了首届5名书法篆刻专业的本科生，但限于时局，这仅仅招收了一届的本科生不可能在接下来的年代中发挥太大的影响。浙江美术学院重新恢复书法教育，已经是1979年招收首批书法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了。此后，全国各地的美术学院、综合大学多有陆续开设书法、篆刻专业者。20世纪90年代，书法专业“博士”学位也粉墨登场。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书法建立起了完整的“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机制。专业化的教育机制，不但保证了求学者有更加充裕的时间来从事专业的研习，更保证了一套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专业系统训练方法，这就使得“专业书法家”和“书法票友”之间的距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都拉大了。今天选择书法，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爱好，更意味着一种专业，它甚至要求你在书法和其它某种赖以谋生的手段之间作出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专业化的书法家群体的出现，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书法生态的转换，它甚至很有可能是中国书法的这三十年与此前一部完整的书法史之间差异最大的机制。

　　当然，如果说上述概括拉开了中国当代书法三十年与传统书法之间的距离的话，那么我们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即便是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十年这个“小历史”的内部，也充满着各种张力、变迁、分期，而不仅仅是“铁板一块”。对于当代书法三十年的分期以及各个时期“大事记”式的归纳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因此这里仅从书法生态转换的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到几个关键的事实。

　　就当代书法发展的这三十年的内部来看，应该说数字化和全球化是影响三十年内部书法生态变迁的两大关键因素。从数字化来看，个人电脑的普及使得“Word”软件首先代替了我们许多日常的书写实践，“无纸化办公”看似某种节约的“美德”，但实际上恰恰因为打印错误而浪费的纸张比以往任何时候还多——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它还架空了我们许多书写的机会。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还能勉强兴起“硬笔书法热”的话，那么在今天，唯一和“书法”有点关系、能“热”起来的行业大概就是签名设计。事实的确如此，更多的时候我们以往通过文字书写的内容，今天基本上都可以“打印”，也许人们只要学会一个签名就可以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迅速普及，使得人们连一个便条都没有必要书写，而只需“QQ”或者短信，更加加快了书法“去实用化”的这一进程。

　　而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书法的载体——汉语言和文字在今天的地位，也已经岌岌可危。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日前的一项测试，表明中国有很多成年人已经无法写出“邋遢”、“饕餮”等汉字，而我们也几乎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些更为日常使用的字，往往却“提笔忘字”，相反，我们却背诵了越来越多的英文单词。而在此之前，20世纪上半叶，书法已经因为“白话文运动”而遭遇了第一次危机。20世纪50年代，“汉字简化方案”等等进一步割裂了书法与使用书写之间的关系。时至今日，“书法”已经愈来愈意味着一种专业化的工作方式，与“日常书写”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不宁唯是。我们从三十年来某种日常现象的变迁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书法”在当今社会中的这种边缘化的进程，即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大众最热爱的两种文化形式(另一种是集邮)逐渐退化到专业领域“书法圈”中的事实。那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直到90年代最初的一两年间，“书法热”以及“硬笔书法热”是可以与当时的“美学热”相提并论的一种文化热潮，那时候在一座二线城市的一个小书摊上，都能够购买到《书法报》或者《中国钢笔书法》杂志的零售本，而在今天，这种文化信息的位置，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招聘或者财经类的信息占据。2009年，中国书法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及口头文化遗产”成功。“书法申遗”，一方面给专业的书法界带来了劳顿之后的喜悦，但另一方面似乎也是一种隐喻，即“书法”从曾经的“群众艺术”，已经到了一种需要“保护”的濒危状态。这实在是一件并不怎么值得人们欢呼雀跃的事情。

　　二、当代书法创作的格局与倾向

　　既然承认了“书法家”在今天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对于“当代书法创作”的解读，必须从专业和非专业两个不同的视角深入，在这种论述中，偏重于哪一方都是不完全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专业和非专业的书法圈子两者之间有什么水火不相容的对立。整体来看，两者共同受到地域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水准的限制。例如，在近三十年来，毫无疑问的是北京、浙江、江苏、河南、四川、广东等省(市)在全国范围内毫无疑问是书法强省(市)，紧随其后的则是山西、陕西、山东、湖北、上海等文化大省(市)。这些省市或者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或者占据天时地利之优势，或是有系统开展的书法教育，或是经济基础雄厚。整体来看，中国西部不仅经济落后，在书法创作方面整体上也乏善可陈。总之，缺乏上述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限制该省(市)书法活动向着更高的层面开展。

　　在上述省市中，北京不必多言，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国书法家协会总部，以及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书法学术机构均设于此，每年培养大批的书法硕士、博士研究生，开办无数的展览、论坛。许多艺术家宁愿做“北漂”一族，也不愿回到自己的省份中去。相比之下，浙江省虽然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但由于“西泠”的传统，以及中国美术学院独树一帜的书法教育，使得浙江省“书法强省”的名号“真实不虚假”。与此相类的还有江苏省。这里不仅仅有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等完全有实力和京、浙等地书法院校“叫板”的书法教育，近代以来“金陵四家”为代表的书法高潮更为以南京为中心的江苏书法有很好的文化积淀。河南省的情况与此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作为文化大省，河南书法有很好的历史传统，当地古迹甚多，熏陶了中原人独特的重视文化的氛围。然而，河南省的劣势也同样明显：由于经济建设比较落后，当地的高校在书法教育方面无法与江浙等地相抗衡，这无疑制约了河南书法向着更高层面的发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经济基础雄厚以及领导的重视，广东省近年来正在逐渐步入“书法强省”的第一阵营。

　　如同这里所看到的一样，“专业”和“民间”的书法创作，不可能在生态上是完全没有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一个书法强省，无论是专业还是民间，都应该有一大批从业者，具体表现为既有在全国书法界都有影响的书法名家、大家、高手，也有相当数量的书法爱好者和书法梯队。但是，从活动形式和组织方式来看，专业和民间的书法创作，势必体现出不同的特色。以下试分述之。

　　专业的书法阵营，毫无疑问代表目前书法创作的主体和当代创作的最高艺术水准。这与当代书法体制的建立与建设密不可分。除了上述的高等教育的资源之外，中国书法家协会及各地“书协”组织在近三十年来书法体制化、专业化的进程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中国书法家协会自从1981年5月成立以来，虽然从未间断受到各种不同背景的书法爱好者的批评，也不时从网络媒体上传出“解散中国书协”的呼声，但尽管如此，中国书协还是在全国书法爱好者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公信力。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书协已经成为书法爱好者和广大公众心目中评价一个人书法成就高下的一个重要指标。虽然已故老一辈艺术家吴冠中也对“协会”这种体制有很多批判，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感受，“书协”这样的组织目前在中国，至少可以说“聊胜于无”。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书协”可以心安理得地不需要对自身进行任何与时俱进的改革。在中国，“书协”和“足协”一样，既可以说是一种民间组织，又带有很大程度的“官办色彩”。在不可能彻底取消的前提下，一味和“书协”对抗除了赢得一些“悲壮”的舆论支持，对于书法行业的建设是无济于事的。当代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如果非要和体制对抗，那么在强势的“国家话语”面前你只能是失败者，但是，只要遵守体制所规定的“游戏规则”，就可以在这一前提下，反过来利用此一体制所提供的各种便利为我所用。在这样的现实制度面前，我们只能选择一种“渐进式”的革命，而不是有些超前的“对抗”，才能真正找到“建设”的途径。

　　而三十年来“竞赛”和“展览”的机制有力促进了书法艺术水准的提升。如果说早年上海《书法》杂志承办的“全国群众书法评比”和随后的“全国大学生书法比赛”首次展现了中国群众对于书法赛事的热情的话，那么接下来为中国书法家协会所“垄断”的历次“国展”和已经停办的“中青展”，则一直扮演着为业界树立风向标的重要角色。三十年间，无论受到多少质疑和批判，我们看得见并且应该承认的一个现实，就是“国展”的水平在逐年提高，这客观上刺激了中国专业书法家群体的进步与发展。由于按照中国书协个人会员发展细则，“国展”和“中青展”只需要入展一次便具备加入中国书协的资格，因此三十年来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展”和“中青展”几乎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并且由于中国书协内部评委构成和利益集团的“多元化”，使得“国展”和“中青展”之间拉开差距的，已经不再是展览的初衷——参展者的年龄差别，而成了一种不同艺术风格与艺术主张的对立。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书协以“年龄已经拉不开距离”为理由而撤并“中青展”，至少从口实来看是说得过去的。

　　简单说，在“守正创新”这个并列的短语中，“国展”提倡的是“守正”，而“中青展”提供的是“创新”。长期由刘正成、石开、陈振濂、王镛、王澄、何应辉等人担任评委会主力的“中青展”，不仅推出了“广西现象”乃至后来的“流行书风”，也曾经一度为“现代书法”摇旗呐喊。相对而言，“国展”的评委，则是以相对传统或曰保守派占据主流。在“国展”的号召下，“新帖学”、“激活唐楷”、“二王书风”等等复古的风潮占据主流。经典“帖学”的复兴，与近年来中国印刷质量的提升以及传播渠道的便利有很大的关系，对比过去文物出版社那种垄断天下的单色印刷、模糊不清的“字帖”，我们现在可以观瞻到古人法书之精微处的条件，真可谓是“得天独厚”。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出现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前半期那种“一帖难求”、缺乏印刷质量好的“善本”的情况。

　　只可惜，在现代“展厅文化”的笼罩之下，种种“复古”常常在形式和内容上表现为一种“伪古典”。近年来，虽然貌似出现了一批“二王”一系帖学功底很到位的书法家，但只要深入追问时就可以发现——这些“二王”的当代后学们所追摹的其实并不是真的“魏晋风度”，而只不过是经过赵孟頫、董其昌甚至一些当代书家所改造过的“二王”而已。在另一方面，丧失了“中青展”这一阵地的现代派书家们则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仍然固守着“书法”领域的王镛等人另辟蹊径，开始通过“流行书风提名展”等形式继续倡导“艺术书法”。而“现代书法”则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逐渐式微，探索热情在21世纪已经所剩无几。虽然仍有少量现代书法家仍在坚持创作，但总的看来，他们的作品更应该放在中国现代艺术的框架中来个别叙述，而不足以构成书法创作领域中的现象或者代表性的思潮。

　　与此同时，在“职业/专业书法家”之外的另外一支民间涌动着的书法力量，则也开始在近年来“书法热”在公众中间逐渐褪去的情况下重新吸引了一部分敏锐的人们的目光。这个群体在职业的书法圈子之外，他们或是以自娱自乐、淡泊名利的姿态来参与书法活动，或是因为创作水准的确“业余”而被排斥在主流书法圈之外。这里所说的这种“业余书法”，仍然是一种自觉的姿态呈现的，而不是如“娟娟发屋”这样被书法理论家“事后总结”的普通人无意识的日常实用书写。由于中国目前并没有开展类似日本的“书道人口”的普查，使得我们不知道中国大地上还有多少这样的书法爱好者群体，我们目前的研究也还仅仅能够停留在“个案”的层次，并且这里的几个已经为人们所关注到的个案具有多大程度上的代表性，还不得而知。尽管这些当代的“民间书法”，从作品的水平来看的确有些难入大雅之堂，并且这个民间创作队伍中有多少人会随时被中国书协或者书法院校这样的官方组织“招安”还无法预料，但是只要我们关注书法艺术的群众基础，关注中国当代的书法生态，就不可能忽视他们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也还将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书法媒体生态与学术环境

　　讨论当代书法生态三十年，一条线索是从内部看书法本体自身所蕴含的内在张力，另外一条线索就是从外部看书法在整个文化与学术环境中与其他文化现象的互动与对话。如果说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分别已经从不同的层面上触及这两点的话，那么我们还必须看到各种书法媒体和书法学术研究在书法的内部和外部之间必要的链接作用。

　　首先来看书法媒体。书法媒体的发展变迁，本身也是整个民众媒介接触习惯和社会大众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接触信息的渠道有限，大众传媒“碎片化”、“专业化”的趋势不像今天这样明显，在不可能诞生书法专业的电波媒体的情况下，传统的平面媒体(主要指报纸、杂志)便是书法专业媒体的主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陆续创刊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及不同程度上产生影响的书法报刊杂志为数众多，此外还有无法统计的各种“以书代刊”的书法类连续出版物。这些媒体有的比较“短命”，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已经停刊，但也有另外一些媒体虽然经历了大起大落，但至今仍然在书法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中最有影响，也最具特色的，当属《书法》、《中国书法》两种刊物，以及《书法报》、《书法导报》这两份报纸。

　　《书法》是中国书法期刊中诞生最早的一部，社址设于上海。1979年，由于成功主办了“首届全国群众书法大展”而在全国书法爱好者中间具有很高的声望。虽然设在上海，但是作为“海派”的阵地，三十年来《书法》与《中国书法》一南一北，长期主宰了中国书法媒体“南北分宗”的格局。《中国书法》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官方刊物，以其无可取代的公信力长期以来也代表了中国书法界的风向标。两份刊物均为兼顾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的专业期刊(尽管上海书画出版社一度设立了独立的《书法研究》杂志，但其实《书法》一直也并未放弃对于理论的关注)，但从思想取向来看，两份期刊不同的关注点，共同见证了一本完整而全面的中国当代书法史。近年来，由于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传统的纸质媒体受到很大的冲击，纷纷考虑“转型”的问题。《中国书法》的取向，是放弃对于一般性新闻资讯的报道和关注，转而以文章的深度和专业性取胜，且不失其可读性。并且近年来在装帧、设计、印刷水平等方面有很大的提升。作为中国书协的官方刊物，《中国书法》在书法圈内部有广泛的人脉，因此在读者的心目中从来没有失去“权威”或曰“官方”的色彩。而《书法》则在胡传海的领导下选择了一条与之截然不同的“亲民”态度，迎合流行文化的“浅阅读”趋势，开始大量转载网络文章，甚至不惜以一些缺乏实质内容的“灌水贴”，以尽力脱掉大众对于平面媒体“严肃”的刻板印象。以至于今日我们阅读《书法》杂志，除了沿用已久的封面设计让人稍感“老气横秋”之外，始终无法将其内容与《书法》在八九十年代的那种沧桑的感觉联系在一起。两种刊物的“改革”，都是在网络媒体的冲击下所不得不做出的回应，孰是孰非大可见仁见智，并且应该说，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交锋现在还刚刚开始，远远不是可以“盖棺论定”的时候。

　　而报纸作为一种以往从时效性上区别于杂志的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可能受到了比杂志更为严重的冲击。湖北武汉的《书法报》以及较晚创办的河南郑州的《书法导报》，都难免经历了一场“大起大落”，现在正直面比期刊更为严峻的改革形势与压力。近年来，《书法报》和《书法导报》都开通了“网络版”，提供电子报纸的阅读。虽然时间上仍比纸质报纸的更新要迟缓，并且看得出来“网络版”都不是这两份报纸所给予足够重视的部门，但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媒介生态所发生的转换。应该说，两份报纸也是各有特色，共同丰富了广大书法爱好者的精神空间。相对而言，《书法报》定位似稍偏重于“普及”，而《书法导报》则似乎稍偏重于“提高”。这是因为不仅仅从开本来看，《书法导报》要比《书法报》大一倍，而且从内容来看也大量刊发长篇的专业学术论文，这在报纸媒体中是不多见的。相对而言，《书法报》则突出了“精致”的特色，在兼顾高端研究的同时较侧重于普及教育，也更加符合报纸媒体自身的特点。无论如何，不同的读者定位和办报特色，在网络媒体的冲击下暂时形成了良性的互补、共赢的稳定局面，这一点难能可贵。

　　从网络媒体来看，各种书法专题的网络媒体，从2000年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名目繁多、不可计数。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中国书法家论坛、书法网、书法江湖等等，他们的创办人一般是比较年轻、有相对有闲暇的书法爱好者。在书法界，凭借良好的群众基础和人际关系，书法类网站一般都有比较理想的点击率，并由此生成了一系列足以赢利的营销模式。从书法网站的影响本身来看，其积极意义在于增进了书法爱好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各种民间的声音，包括一些尖锐的批评与质疑，都在网络上暴露无遗。这就极大地改变了以往“单声道”传播的媒介环境，也势必对中国的书法组织与书法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由此，也诞生了一系列著名的“网络写手”、“网络批评家”。最后，由于书法网络的“唾手可得”，使得很多非专业的书法爱好者甚至一般社会人士，都有机会进入网络浏览，了解书坛动态。这批人可能不会去专门订约书法报刊杂志，但是却有可能因为种种机缘搜索甚至进入书法网站，这样，书法网络就为书法的普及创造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在这一点上，书法网络的群众性和“无边界”的传播，就远比迄今仍未被“中国期刊网”收录而仅仅在圈内一定范围内产生影响，却也能“小富即安”的书法期刊更令人看好。

　　但问题也随之产生。在我看来，书法类网络在目前发展阶段的主要问题有两点。第一，网络上的言论良莠不齐，固然有一些积极的言论，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起到了必要的监督和批评的作用，但也充斥着各种宣传、谣言甚至人身攻击、恶意中伤。如果不加以分辨，很可能被表面的“民主”遮蔽了眼睛，造成误导;第二，我们必须看到现有的书法网站除了互动性和时效性这两个特点外，从根本上来看，它还充其量只能是一个传统的媒体的“翻版”。也就是说，它并没有体现出新媒体传播“公共空间”、“权力平等”等核心的价值，而仅仅是在形式上采用了互联网络技术而已。例如，我们目前的书法网络媒体的运作方式，只不过是把平面媒体的内容立体化了，仍然有网络记者去各种展览、研讨会“跑场子”，重复传统媒体的职能，只不过把展览的信息换了一个媒介发布而已，而从来没有想过从本质上彻底用网络“平等”的理念来颠覆“展览”这种体制，或者从根本上对“机制”问题自身提出质疑。这样看来，过分地夸大书法网络对于传统媒体的更新换代作用有些危言耸听，书法网络的前景当然是好的，但目前它还仅仅停留在一种“过渡”的初级阶段。

　　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书法理论研究。在当今，书法理论研究也肩具着两方面的使命，一方面当然是与书法创作本身的互动，另一方面，书法理论研究的高度，决定了书法作为一门学科在当代学术中的位置，及其与其它人文学科相对话时的姿态。因此，无论是书法理论与书法创作实践的互动，还是书法理论与其它人文学科的互动，都应该看作三十年书法生态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十年来的书法研究，从起步到发展，从思想到学术，中间经历了很长的过程。在一批学者的建构之下，从今天来看，“书法史”、“书法理论”与“书法批评”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经基本清晰，但这书法研究的三大块彼此之间是发展不平衡的。

　　从现状来看，书法史研究是发展最好、成果最集中的一个领域。但目前该领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古代书法史，以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中国书法史”为代表，而对现当代书法史开掘有欠深入;书法批评方面，从表面上看非常热闹，甚至其繁荣程度在整个美术领域中都可谓毫不逊色，但是目前的书法批评太感性，只是感想式的论断和评判，缺乏学理基础和深入的论证与分析，因而与书法创作之间实质性的互动非常少;书法理论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纯粹的书法理论研究或混同于书法史研究，或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价值。三十年来，书法理论研究最为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就是“书法学学科建设”本身，但这种研究更偏重于宏论，在具体微观问题上深入研究的学者为数甚少，邱振中可算其中一位。但与此同时，书法理论研究成果最少，也恰恰意味着机会最多。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注意到书法理论研究可以朝着学科综合化的趋势发展，即综合利用人文、社会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观照书法，这些方法本身没有“中”、“西”之分，而只有学术上的“新”、“旧”之别，学术创新的基点和趋向也正在于此。

　　无论如何，三十年的书法理论研究，同三十年来的书法创作一样，成果丰硕，但也还完全没有穷尽事物发展的一切可能。

　　结语

　　无论如何，今天中国书法已经“申遗”成功，从表面看，它似乎与我们的现代生活渐行渐远。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只要汉字不亡，书法就必然是各个艺术门类中具备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一种。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全民性的“书法热”的确褪去了，但是今天书法也并没有“冷”下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回归到了一种恒温的“常态”。在各种艺术门类中，书法以其特有的群众基础，在每一代人那里都散发着一种不可替代的魅力，在未来也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对此，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并加以必要的引导，书法领域的下一个三十年一定还会值得我们继续期待。

祝帅 (北京大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

2010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