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在您看来,对一所大学来说,硬件和软件哪个更重要?
沈祖尧:硬件当然是需要的,没有上课的地方、没有设备,要做好教育就有困难。不过单有硬件没有软件是不行的,软件里最重要的当然是老师,特别是真的喜欢、投入教学的老师。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跟学生分享他治学的态度,分享他的价值观。对我来讲,我最重要的老师是读医学院时的一个教授,但今天你问,他教了我什么医学,我已经忘了。医学的东西我真不记得哪一部分是他教的了,可能他教的也是错了,已经是30年前的东西,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了。但他作为一个医生的榜样、他的人生态度,对我来讲还是很重要的reference(参照)。在我心里,好医生,好学者,就是那样一个人。有人说education是什么呢,就是when you forget everything that is taught,留下来的就是真的教育,就是所有information都已经没有了,留下来的你还记得的,这是教育最重要的部分。也许就是一两句话,或者一个印象。
人物周刊:我们知道,国外许多大学,比如哈佛,校长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是筹款,对您来说也是这样吗?
沈祖尧:当然也有这个需要。资源越多学校能做的事情也越多,无论是在教学方面还是研究方面。筹款是我比较重要的工作之一,但肯定不是占最大比重的。
人物周刊:我知道其中一些抗议是学生发起的,您会怎么看学生的这类活动?
沈祖尧:就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博客。抗议作为一种校内活动,我想不是一个麻烦,而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学生可以在抗议的过程中学习怎么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视野会变得比较广一点;同时他们可以学习怎么讲道理,而不只是释放自己的意见。学校也应该这样看,过去我们行政的方式是那样,但可不可以有另一个做法,别人可不可以挑战你的做法,另一个做法是不是更民主?那我们就放下一些自己的观念,去听听别人的讲法。社会不应该认为“80后”、“90后”就是找麻烦的一代人,而是应该让他们学会怎么做判断,希望他们变成更独立思考的成人。所以我那篇博客的题目就是“This is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after all”。
教育的效果要很长时间才能看见
人物周刊:您是30年前读的大学,现在的大学生和当年相比最大分别是什么?
沈祖尧:我是在港大医学院念本科。30年前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老师地位高很多。医学院特别明显,对老师非常尊敬,老师讲错我们都不会说。现在我感觉他们比较希望老师是朋友而不是一个长辈,其实学生对老师的尊敬是太少了点。
人物周刊:最近几年到香港读大学的大陆学生越来越多,您觉得中文大学的大陆学生和香港学生有没有什么不同?
沈祖尧:到中文大学来的大陆学生是全国层次最优秀的千分之一,今年我们招收了超过三百个大陆学生,差不多占学生10%,其中有28个省市里考第一名的人。若拿这样一个高度精英的团体跟普通香港学生比较是有一点不公平的,因为18%的香港高中生可以进到香港的8所大学里来。所以要是你看成绩什么的会有点差异,但我觉得这是comparing apples with oranges(拿橘子跟苹果比)。另外大陆来的学生,你看他连北大、清华都没有选,一定比较有冒险精神。所以在很多演讲、大课上,发问的大陆学生比香港学生多。香港年轻人其实是有点被动的。
人物周刊:您说的是香港年轻人的普遍现象,不光是中大学生?
沈祖尧:对,不光是中大的学生。我想香港年轻人因为家里照顾得很好,所以比较被动。有一份调查说香港80%的学生毕业后不打算离开香港去找工作。为什么?香港很好,家里舒服,为什么我要去其他地方?去大陆我又不太熟悉,也不知道安全不安全。他不愿意离开他的comfort zone(温柔乡)。
人物周刊:最近几年大陆对大学扩大招生规模、国家拨款过分集中在少数学校以及大学商业化有许多争议,中文大学师生似乎也对学校的商业化有过质疑?
沈祖尧:其实大学的商业化不是自发的,我想是整个社会的压力。举个例子,我问大陆来的学生,在你们当中有70%是念商学院,为什么不去念医学,不去念法律呢?大部分学生告诉我,这是爸爸妈妈要我念的,其实我比较喜欢化学但化学赚不到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就有这种价值观:能赚钱的就是好的,不能赚钱的你念了也没有用。我感觉大部分念医学的学生原先的动机不是赚钱,而是为人解除病痛。但他们毕业以后工作一段时间,社会的物质压力就来了。比如说我跟你是一班的同学,我在医院里面工作每个月赚四五万,你一出去就是四五十万(这里指香港的情况),开的车也跟我不一样,那我就有压力了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