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政治学者邓正来去世终年56岁 曾将哈耶克引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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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政治学者邓正来去世终年56岁 曾将哈耶克引进中国

2013年01月24日


作者：徐鹏远


















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复旦高研院创院院长、复旦特聘教授邓正来于2013年1月24日清晨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逝世，享年56岁。
邓正来的女儿今晨在微博上透露：我爸爸邓正来于1月24日05：40心跳停止，抢救一小时于06：50宣布死亡。
2012年底，邓正来查出患有胃癌晚期，之后一个月的时间他乐观面对、积极配合治疗。期间还于2012年12月31日开通微博，与众多关心他病情的朋友、学生和读者交流。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马勇在其个人微博中说：“邓正来教授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体制内、体制外，启蒙、革命、改良，民主、威权、转型，学术自救，学在民间。但凡这个时代能有的故事，好像邓正来教授都有经历，有尝试。他是一个成功者，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太可惜了。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将他的著作整理出来，做一个详尽的传记或年谱。”
曾到医院探忘过邓先生的学者周国平也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博表示了哀悼：“正来今早走了。昨晚获悉病危，今天赶去上海，竟不能见最后一面。从确诊至今不足一月，实在太快了，多少憾恨！十天前他对我说，生命不在活多长，在它的精神维度。当时他虛弱，我俩约定他稍好时深谈，不可能了。正来安息，你心我知。”
法学家贺卫方转发了邓正来女儿的微博，说：“朋友通讯录里又一个号码无法通话了。哀悼！但愿天堂里有哈耶克和五粮液。”
学者许纪霖在微博中称：“太震惊了！元旦他刚刚住进医院，我去看他，老邓还是象一位勇士一样斗志昂扬，目光炯炯，准备与癌症殊死一博，我劝老邓，悠着点，要打持久战，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走了。复旦、上海和中国都失去了一位知识界难得的领袖。哀悼！”
作家徐晓在微博中透露：周末时由陈嘉映组织了王焱、周濂、简宁、灵雨、丫丫几个朋友专程去上海看往邓正来。赵汀阳、舒可文更是买好了今早的机票，没想到还没起飞就得到他已经去世的消息。
邓正来1956年2月生于上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指示社会学，侧重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1985年硕士毕业时未就业，个人独立治学，被媒体报道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他长期致力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经典著作的汉译工作，组织、策划并独立翻译出版了大量学术名著，是“我国近二十年来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是中国学术规范化和社会科学自主性运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和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研究的领航者，开启并推动了19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三大运动（即初期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研究运动、中期的学术规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大讨论，以及晚期的自由主义大讨论）。2000年以后，他又致力于中国法律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工作，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创造了“自民国以降法学界集中评论一位学者某部著作的最大盛况”。邓正来还创办中国最大的学术网站之一“正来学堂”。这是中国学术界唯一一个以学者命名的学术网站，截止到2010年2月初，点击率已逾一千万人次。
在国内学界，邓正来的哈耶克研究可谓独树一帜，邓正来为江平主编的《外国法律文库》主持翻译了一本哈耶克的三卷本巨著《法律、立法和自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他和另一位学者冯克利先生一起弥补了国内哈耶克其他论文翻译的空白，还相继编选了哈耶克的一些文集，例如：《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邓正来译，2001年9月）、《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译林出版社，冯克利译，2003年2月）以及《经济、科学与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2007年4月，《哈耶克文选》由冯克利先生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但遗憾的是，哈耶克的那部有关心理学研究的特殊但同样重要的著作———《感觉的秩序》，至今在市面上仍然所寻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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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简介2013年01月24日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邓正来先生生前照片
邓正来，男，1956年2月生于上海。
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并于同年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
1985年硕士毕业后未就业，个人独立治学，被媒体报道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1998－1999年，受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2003－2008年，受聘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
2008年加盟复旦大学，现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主编等。
2013年1月24日6时50分，邓正来先生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不幸离世，终年56岁。
邓正来主要著作有《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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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睡过地铁站的教授

2013年01月24日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弘

生活在如今优渥的环境之中，邓正来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当年居无定所的“学术流浪汉”生活。

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后进入外交学院。1985年硕士毕业后未就业，个人独立治学，被媒体报道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2003年被聘为吉林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还担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邓正来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与《中国书评》均被认为是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刊物之一。他是国内哈耶克研究的顶尖学者，出版的论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哈耶克法律哲学研究》、《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等。此外，他还是《布莱克韦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主编兼主译，翻译了共220万字的哈耶克著作以及《法理学》等多部经典著作。
一直非常感激一位老“右派”
我小学是在上海读的，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9年底，我随父母去了四川支援三线建设。14岁的时候，通过走后门，我进了内江的西南医疗器械厂当上了工人———这样就可以不用“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受苦了。
在工厂的时候，我依然喜欢读书。那时有一个习惯，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从工厂徒步到内江的人民公园去。第一是去那里喝茶，第二是到公园里那个被封起来的藏书的屋子里去偷书，我每次都是从后窗爬进去偷书的，一般一次偷5本书，看完了以后如数还回去。当时偷回来看的有外国经典的文学名著像《罗曼·罗兰文钞》等等，还有就是商务印书馆早年出版的一些思想类学术著作及西方人物传记。我偷书的事情连爸爸妈妈都不敢告诉，把书藏起来偷偷地看。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些绝对是“反革命”的书，根本不能看。
在一次“行窃”的过程中，我被看管那些书的一个老“右派”现场活捉。被他逮住的时候，我非常恐惧。我告诉他，我每次看完的书，都还回来了。他不相信。于是我又告诉他，什么书在第几排书架上了，什么书里面折了页码，折页码的方式是怎样的，哪些地方又是我拿铅笔画的。结果他发现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个老“右派”也是一个读书人，他见我这么爱读书，就说，从此以后你不能再爬窗子了，你把书看完后从正门还回来，我帮你悄悄放进去，但是这件事谁都不能说。事隔多年，我至今也无从知晓这位老人的姓名，但我一直都非常感激他。
没有户口、没有住房的学术个体户
这种看书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1978年我考上四川外语学院。在学校里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在大学里应该学的东西全部自学完了。大二的时候，我就开始逃课，常常到西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听课。
1982年，我考上了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在老师的教导下，我在上世纪80年代影响最大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论著，《昨天·今天·明天》，同时还撰写了《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这本专著后来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1985年，我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大约是在1987年，《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一则报道，称我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做学术个体户要承受的艰辛是常人很难想像的。我在北京没有居住的地方，属于“三无人员”———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没有收入。记得在最初的那个冬天，我整天背一个书包（里面全是我要看的书）到处跑。我把铺盖卷放在一个同学的办公室里，他帮我收好。等他下班后，就把办公室钥匙给我。我就把铺盖卷打开，在他的办公室里看书、睡觉。一大早，我又把铺盖卷收好，然后出去。如果晚上与朋友聊学问聊晚了回不去了，我就到地铁站去。北京的冬天非常冷，我就在地铁站里跑步，以抵抗严寒。跑热了，我就坐下来看书，冷了再跑。当时惟一的希望，不是任何其他东西，就是盼着头一班的地铁赶紧来，因为进到地铁车厢里就暖和了。
在那个计划的时代，与现在很不一样，做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会被很多人瞧不起。我没有任何证件，无法去图书馆借书，所以一般都是写下书名，然后请好友帮忙借。有的时候还会在马路上被警察拦住查证件，我就谎称自己是某学校的学生，搪塞过去。
我当时的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稿费收入。在1987年，我与好友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名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法理学译著，给我带来了相当可观的一笔稿费。另外，我是学外语出身的，1986年北京开始有了私人办外语教学的学校，于是我兼职给他们当外语教师。当时是每周上两次课，每月下来，也可以有一部分收入。
我在北京住过的地下室有七八处，有的紧挨着臭水沟。但是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有许多真诚的好朋友。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支持。直到1990年左右，我的生活才逐渐有了好转。
创办匿名评审、不发稿费的杂志
1989年到90年代初，我与学术界的同仁一起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在主编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学术界连匿名评审制度都不了解，而且大多数学术论文甚至满篇都是议论，既没有论证，也没有注释，同时剽窃抄袭现象也令人担忧。这一切都意味着知识生产与学术规范在中国学术传统建构过程中的严重缺失。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有必要掀起一场严肃讨论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运动，所以又在1994年主编了《中国书评》。
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出版的最初几年中，所有的编委都是不拿编辑费用的，所有的作者也都是不拿稿费的，但是，正是这些作者，却把他们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论文贡献给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后来，有一位企业家愿意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编委们，他允诺每年给编委会10万元。如果按当时10个干具体工作的编委平均分，一个人可以分到1万元。这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绝对是一大笔财富了。
但是经过讨论，编委最后决定，把这笔钱拿出来创设并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并且明确规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任何一位编委都不得申报这一项目。
徐友渔就是受此项目资助的学者。很遗憾，这项资助因企业方面的原因实际上只延续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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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吉林大学任教，提出“二不原则”
到1996年，《中国书评》总共出版了10期。因为我个人身体的原因，刊物停办了。之后，我翻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220万字的著作，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2003年初，我正好写完了一本研究哈耶克理论的著作，非常疲劳。我的好友、吉林大学张文显先生邀请我和太太一起去吉林大学走动走动，休息几天。在吉大期间，我跟那里的教授和研究生见了面，进行了一些交流。最后，文显兄提出请我到吉林大学去工作。我不忍心拂他的面子。于是，我想提两个原则把他难住：第一，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担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第二，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带“长”的职务，我只带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教书的工作。
他们听了这两个条件以后很高兴。后来我知道，他们觉得，几乎所有在体制之内进行调动的人都是要条件的，而我的原则恰恰是不要条件。当时我想，对我这样一个痴心学问的人来说，这个“二不原则”，实际上是“要”了一个最大最大的条件，那就是要有充分的研究和教学时间。
就这样，在2003年3月份的时候，我结束了18年的“学术个体户”的身份，进入了体制，成了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导。但是，我知道，我绝不会因身份的变化而放弃我的批判态度、放弃对学术的挚爱以及对“学在民间”理念的信奉，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担当。
我在做学生的时代，就特别渴望有好的老师能够指导自己读书。吉林大学给我规定的条件是：每个学期只需要去一次，每次上7至10天的课就够了。但是仅在2004年，我就去了13次，几乎每个月都给学生上课。
2003年的下半年，我身患喉癌，幸亏发现得早。大夫明确告诉我尽量别说话，甚至干脆别说话，但是我做不到。由于我是上课最多的博导，2004年底，吉林大学法学院对我做出的一些努力给予了褒奖，给了我一个“特殊贡献奖”。
■记者手记
邓正来的学术脉络从国际法开始，然后是法律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到自由主义，很难对他从事的学科做一个清晰的划分。他是法学教授，但是，也有人称他为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他甚至还曾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当我问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学术道路时，他表示，自己做学术研究首先是对知识的爱，更重要的是解决自己的困惑。他有一个根本的困惑是：他14岁进工厂做学徒被认为是很幸运的事，而且要走后门。
邓正来用今天的学术语言概括了自己当年发问并一直持续的问题：是谁使我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当中？难道我的祖辈给我创造的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就是我应当生活在其中的理由吗？正是出于这样的疑问，他穿越于不同的学科，为自己能享受到“寂寞的欢愉”而欣喜。
不仅如此，他还让自己的女儿嘟儿在上小学时休学一年，自己亲自教她。
期间，女儿读完了《圣经故事》、《希腊故事》、《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背熟了《三字经》。他是这样对我述说其中原因的：“我很不愿意让她受应试教育的限制。她的存在甚至‘命令’我必须去认真思考和回答我在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即凭什么她必须生活在我给她规定的这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必须直面的与自己生命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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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邓正来是有眼光有能力的学术活动家和组织者

2013年01月24日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徐鹏远

周濂

凤凰网文化讯 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复旦高研院创院院长、复旦特聘教授邓正来于2013年1月24日清晨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因胃癌逝世，享年56岁。
据作家徐晓微博透露：上周末时陈嘉映、王焱、周濂、简宁、灵雨、丫丫几个朋友刚到去上海看往过邓正来。凤凰网文化频道在第一时间就邓正来的去世连线了著名学者周濂——
凤凰网文化：通过徐晓老师的微博我们得知，上周末的时候您刚刚和几个朋友去探望过邓正来先生，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周濂：我们去医院之前和他的女儿一起吃了顿饭，听他女儿说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手术了，化疗也都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和帮助，基本属于病入膏肓、无药可治。可当我们见到他本人时，却很吃惊，他虽然脸色不好、身体也很虚弱，但是精气神很好，对每一个朋友都照顾得面面俱到。比如询问当时同去的陈嘉映的孩子、简宁的孩子近况如何。我当时很惊叹，也很感动，邓先生是一个非常个性的人，即使到了最后也仍然保持着自己独有的尊严。
凤凰网文化：那目前您这边有没有接到邓先生家人或者朋友方面关于他后事的一些消息？
周濂：这个我还不清楚，因为他也是早上刚刚去世嘛，估计还没来得及安排。
凤凰网文化：贺卫方先生的微博里说“但愿天堂里有哈耶克和五粮液”，邓先生平时喜欢喝酒，这个是不是跟他患胃癌有关系？简单说一说邓先生平素的生活情况。
周濂：邓老师平时工作的压力很大，经常熬夜，而且他喜欢抽烟斗，喝酒也是很豪爽，这些当然可能跟他的病有关系。但他得胃癌更多的可能是遗传原因，他父亲、哥哥都是胃癌，应该是基因上的问题更大吧。
凤凰网文化：邓先生在中国的当代学术界做出来非常重要的贡献、也享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引进了哈耶克，同时他在法学界也有着领军、领袖般的意义。您作为同样从事政治哲学的学者，可否介绍和评价一下邓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
周濂：评价不敢说，我只能说讲一讲我对邓先生的认识。邓老师可以说是中国学界难得的风云人物，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他学术上非常扎实，他的行政能力、组织能力也很强，这个在学术界还是屈指可数的。至于他的具体贡献，像译介哈耶克、复旦高研院、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等等，都是很重要的。那像他从90年代初就翻译哈耶克，之后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包括后来涉足法理学、政治哲学领域，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非常有能力的研究者。但我想邓老师的重要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学者，更是有眼光、有能力的学术活动家、学术组织者。哈耶克其他学者也可以翻译，但是像他这样聚集起一大批优秀同仁却是屈指可数、很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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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克利：邓正来以民间学者身份将哈耶克推荐到中国2013年01月24日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于一爽







凤凰网文化讯 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复旦高研院创院院长、复旦特聘教授邓正来于2013年1月24日清晨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逝世，享年56岁。凤凰网文化第一时间电话连线了当年跟邓正来一起弥补国内哈耶克其他论文翻译的空白的冯克利教授。
在电话中冯克利表示，最后一次见邓正来是去年在上海一个学术会议上，当时觉得他身体特别好。会后吃饭的时候碰见邓，没有太多交流。说起私交，冯克利说与等不算特别熟，不过刚刚听到这个消息还是“很震惊很悲痛”。
冯克利说，“要说到我们的相识，差不多是在90年代。当时他正以‘民间学者’的身份以一己之力将哈耶克推荐到中国。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了，中国在政治、法治和经济三个方面都在全力向西方接轨。但这三个方面中，只有经济接轨是最早、最快，也是风险最小的。所以当时邓正来就是把哈耶克当成一个经济人物引进中国。当然后来十几几十年，随着哈耶克追随者的增多，大家也发现他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人物。当然，邓正来当年这种做法是学术性的还是策略性的。包括他后来从一个民间学者的身份进入体制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都有点儿不好说，但是当年他做的很多事确实让很多人受益。比如翻译《牛津法律大辞典》等等。
冯克利，男，1955年10月27日生，祖籍青州长秋。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信息学院。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担任过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内公认一流水准的翻译家，自90年代以来对于学术思想的传播有突破性的杰出贡献，在公共思想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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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著作在中国：邓正来研究独树一帜2013年01月24日


来源：新京报 作者：守望飞翔

《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

《哈耶克评传》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第1版

1953年，台湾学者殷海光翻译了《通往奴役之路》，这是哈耶克在华语世界中最早的译本。与殷海光的努力相比，内地的学术界和出版界对哈耶克的翻译与研究，起步都晚得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7年8月份才出版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而当时的社会语境之下，这个译本在某种程度上已是一个过时的文本。
《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翻译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之一，同属此中的哈耶克作品还有《自由宪章》（1999年2月版）、《致命的自负》（2000年9月版）以及《知识、自由与秩序：哈耶克思想论集》（2001年3月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哈耶克的理论真正在国内被大范围推介、接受和产生影响，已经是改革开放20年之后的事情了。这时候，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学术和思想界的“左右之争”，哈耶克的作品成为某些人或某种社会活动的依据和对照，确是名符其实、各取所需。虽然哈耶克的名字对于中国学术界并不陌生，这本《通往奴役之路》（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也早在五六十年代由我国学者腾维藻等人译出，但是让我们不无感叹的是，那个时候这些著作都成了小范围内极少数人才能看到的“内部读物”。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哈耶克的著作在国内也有译出（《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可惜发行量仅限于小范围的经济学爱好者领域。不过，曾经那么显赫一时、人人亦步亦趋的“哈耶克热”在新世纪到来后不久就被国人打入了冷宫，连“闭关八年”的哈耶克翻译和研究专家邓正来先生都迟迟未见其新的批判性研究成果出现。
在国内学界，邓正来的哈耶克研究可谓独树一帜，相对于前面提到的《自由宪章》，我更认可他的《自由秩序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版）的翻译质量。此外，邓正来为江平主编的《外国法律文库》主持翻译了一本哈耶克的三卷本巨著《法律、立法和自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他和另一位学者冯克利先生一起弥补了国内哈耶克其他论文翻译的空白，还相继编选了哈耶克的一些文集，例如：《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邓正来译，2001年9月）、《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译林出版社，冯克利译，2003年2月）以及《经济、科学与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2007年4月，《哈耶克文选》由冯克利先生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但遗憾的是，哈耶克的那部有关心理学研究的特殊但同样重要的著作———《感觉的秩序》，至今在市面上仍然所寻无踪。
从殷海光到台湾当代的著名学者钱永祥，从邓正来到《哈耶克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英]阿兰·艾伯斯坦，2003年4月版）中译本译者秋风，哈耶克那睿智而深沉的眼睛始终在某一个角落等待着优秀学人的抵达，他一直都在路上关注着我们身处的这个“风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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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邓正来：批判是学者介入时代的最好姿态2013年01月24日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知识分子能够使人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能够把遮蔽的问题揭示出来。正是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和批判，才能够使这个国家更加健康地发展。如果不去批判，知识分子就是失职，就是在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犯罪
现在的问题是，研究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引进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先哲们打仗，支持传统思想的人则拿着先哲们的思想跟西方学者打仗，而他们自己却是不存在的，当下的中国被他们丢失了
-本刊记者 曾繁旭 发自北京
在中国的学术圈里，邓正来绝对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从1985年离开外交学院以后，长达18年的时间里，他不属于任何学术机构，常年过着“学术流浪汉”的生活；在此期间，他睡过北京的地铁站，住过无数个地下室；多年来，他坚持走一个人的学术道路，与任何主流保持距离。有人在回顾19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变迁时指出，其间的三大运动，即90年代早期的市民社会大讨论，9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以及90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运动，都与邓正来的研究直接相关，然而，他自己却隐居于郊野，几乎不参与任何思潮的论争。
最近，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书，对中国法学过去26年的发展作了总体性的批判，批评了法学界长期流行的几大理论范式。这些范式有的来自于他目前所在大学的上级领导和好友，有的来自于他多年的学友，所以该书被认为是一种“自杀式写作”。该书刚一出版，他又鼓励全国各地不同科系的学者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再批判。在他看来，学术批判正是学者介入时代的最好姿态。
自我启蒙
邓正来在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这就是一个读书人期望的路，也是他的命定之路，其间有着无比的欢愉，尽管这种欢愉是一种寂寞的欢愉。”
他是在上海读的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文革”爆发了。1969年底，他跟随父母去四川支援三线建设。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姐姐去了黑龙江，他则通过走后门在14岁那年进入内江西南医疗器械厂当了工人，学做车工，在那里一做就是8年。
平日里他做着童工，到了星期天，就从工厂来到内江人民公园。公园里有个被封起来的图书馆，平时不开门，也没有人来看书，他就从后窗爬进去偷书，看完了再悉数归还。在当时条件下，这座图书馆的藏书算是丰富的，里边有许多西方著作，很多都属于“反动”书籍，所以，他要在夜里等家人休息以后才能偷偷地看。
这是他的自我启蒙的岁月。正是在此时，一个让他困惑不已，并且让他要用终生来思考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真正触动我的是我当童工这件事情。我读小学的时候书上总是这么说：我们生活在红旗下，身泡在蜜水中，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才有人给资本家当童工。但我一想我怎么也当了童工了？我为什么要这样？这是谁安排的？”
这个似乎天真的问题，后来演变为他准备用一生去研究的课题，用他今天的学术话语来表述就是，“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把我和像我一样的一代人都放到那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去？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秩序，或者说中国应该走上一种什么样的秩序，包括整个人类到底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秩序，才是正确的？”
在地铁和地下室过夜的学术个体户
1978年，邓正来来到四川外语学院读书。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还是在理论上，就经常逃课跑到隔壁的西南政法大学去上课。
“当时西南政法大学把很多商务印书馆的旧书重新油印，给学生看，我特别喜欢看这些书。我也去听一些课，有一门课叫《国家与法的理论》，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法理学，我非常喜欢，很可能是因为这门课和我内心的那个困惑契合了。”
大学毕业后，邓正来进入外交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1985年离校。在那个大学生都能获得分配的年代，他却作出了一个让人惊愕的决定：他不想成为任何一家学术单位的工作人员，而是要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
“其实什么规划都没有，就是想做读书人。对体制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忧，它可能会给你规定很多东西，让你遵守各种各样的纪律，这些我都受不了。我是一个内心特别渴望自由的人，你要是让我坐班、开会，我就会感到无所适从。”
1987年，他成立了一家民间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时，《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则报道，称他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在那个年代当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开始过起居无定所的生活。因为没有任何证件，无法去图书馆借书，所以都是朋友帮忙借书。夜里就到朋友办公室睡觉。有时候跟人聊学问聊晚了，不好意思去敲朋友的门，就到地铁站去。北京的冬天非常冷，他就在地铁站里跑步，跑热了，坐下来看书，冷了再跑，心里就盼着头一班地铁赶紧来，因为车厢里面暖和。
“那时候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只要有书看就行。我住过的地下室多得自己都数不清啦，主要是在海淀中关村一带，北大的边上，有的还紧挨着臭水沟。那时我主要靠稿费生活，但我不接受约稿，都是我写完了给别人。有时候一年也写不出一篇文章来，每天就是读书和苦思冥想。那会儿都是熬夜工作，每天早晨6点才睡觉。将近10年的动荡和贫困，但是很美，至今都非常留恋。”
跟“学术消费”决裂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学术界兴起了各种各样的“热”，美学热、文化热、东西方文化比较热等等，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特别多。一开始邓正来也参与一些活动，但很快他就抽出身来批判这些潮流了。
“学术传统是要靠我们一点一点去积累的，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重新谈论。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对‘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讨论，结果却发现，这场讨论还没有‘五四’时期的学者讨论得好，因为很多书大家都没看，只是为了图热闹。这样，三五年又来讨论一次，还是空洞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学问不仅没有进步，甚至还不如原来。在我看来，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学术积累。
“当时国内的学术活动非常多，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可以接到三四个邀请，根本来不及应付。你今天在学术会场上看到的是这些人，明天还是这些人，上午讲这些话，下午跑到另外一个会场还讲这些话。对于这种反学术的‘学术’活动，大家都心照不宣。从1978年到80年代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传统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在学术上依旧没有我们自己的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正来与一些学术同仁在1992年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又创办了《中国书评》，希望使中国社会科学能够在一个规范的意义上建构起自己的学术传统。这两本刊物都是“学在民间”的产物，不仅在大陆开创了匿名评审制度，而且也强烈主张学术的形式规范。这就是当时掀起的讨论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运动。在邓正来看来，这正是反对当时“学术消费”所应该采取的行动。
1998年，邓正来进入一个长期的闭关状态。“哈耶克的研究就做了8年，其中5年是完全闭关的，就是不接受任何国外的邀请出国参加学术活动，不参加国内学术界的任何活动，不接受任何国内的约稿。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原则。我只埋头做自己的研究，实际上这也是在表态：我要跟‘学术消费’真正决裂。”
“体制内的体制外”
1990年代中期，邓正来终于结束了蜗居于各个地下室的生活，住进了“六郎庄”一套农民盖的房子里。很多大学生跑到那里去跟他读书，“六郎庄读书小组”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小组，许多现在卓有成就的学者当时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比如张小劲、景跃进、郑戈、赵晓力、强世功等。
到1996年，总共出版了10期的《中国书评》停办了。之后，他翻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220万字的著作，并对哈氏理论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2003年，邓正来受吉林大学张文显先生之邀去吉林大学访学。随后，他接受了张文显的邀请，进入吉林大学工作，前提是要遵守他提出的“二不原则”：第一，任教期间他不担任任何带“长”字的行政职务；第二，任教期间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的带“长”字的职务，只带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教书工作。自此，他终于结束了18年的“学术个体户” 的身份，进入了体制，成了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导。
“我绝不会因身份的变化而放弃我的批判态度、放弃对学术的挚爱以及对‘学在民间’理念的信奉，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担当。”
就这样，他保持了一种体制内的体制外身份，批判的立场并没有受到影响。进入体制3年来，他批判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的种种弊病，反思了知识生产机器的“宰制”，并且直指中国博士招生制度。每每一篇文章发表之后，就会引起学术界讨论纷纷。
邓正来曾写过一本小书，叫做《小路上的思与语》。他在序言中说：他始终是在走一条小路，而这条小路是对大路的批判。大路就是主流，就是以集体方式表达出来的东西，不管它是左的，还是右的，他对这个主流的东西都要进行批判。如今，这条“小路”并没有在体制中终止，而是相反，它顽强地存在着并向前延伸着。
与此同时，他也尽力做好自己的教师工作。吉林大学给他规定的条件是：每个学期只需要去一次，每次上7至10天的课就够了。但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给学生上课，而且每次去都要讲一周的课。“在目前整个中国的环境中，学生是一个特别怪异的群体。实际上他们是中国的未来，是最重要的力量，但是他们的地位却非常低，甚至没有人给他们讲课。我就是想通过这种讲课的方式来尊重他们，也是想让自己更像一个老师，一个好老师。所以，只要学生邀请我去讲学，我总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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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去批判，知识分子就是失职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邓正来：我认为最难的还是自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独立知识分子需要真正地建立起独立的品格；第二是外部性的问题，即国家的相应制度安排能够使知识分子得以独立，比如说大学自治，允许学者自己去办学术刊物等等。当然，最关键的还是知识分子自己，否则就算有了外部条件，知识分子也可能与经济场域共谋，与日常生活场域共谋，与其他任何场域共谋，而这些都会使知识分子逐渐丧失掉独立性。
人物周刊：那么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应该在哪里？
邓正来：知识分子始终是批判主流的，尤其当这些东西被集体性的方式来运作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中国实际上到今天也没有摆脱类似于“文革”的集体性运动，学术生产也常常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集体性的生产方式。实际上，这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主流，而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就是对主流进行批判，使主流不能成为一种当然的主流。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这个，否则要知识分子干什么？
知识分子能够使人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能够把遮蔽的问题揭示出来，能够对现在某些倾向的舆论提供不同的声音。正是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和批判，才能够使这个国家更加健康地发展。如果不去批判，知识分子就是失职，就是在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犯罪。
人物周刊：平时看您的文章，觉得多是在学理层面上的批判，很少直接涉及现实，为什么给自己划定这样的一个范围？
邓正来：学术研究确实与现实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同样可以构成对现实的批判。我并不是说那些向社会问题发言的人不重要，但实际上我本人不是很赞同这种划分。一个纯粹的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虽然很少直接对社会公共事件发言，但也可以以另一种隐晦的方式对公共事务发表更深刻的言说，也就是对构成这些公共问题的制度性前提或结构性因素发言。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这两方面的知识分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自由主义、新左派以及重新定义当下中国
人物周刊：经过您的介绍哈耶克进入中国，他的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直接相关，而后来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学者们进行了持久的论战，您为什么一直没有参加？您如何看待这次论战？
邓正来：其实我觉得两派争论是好事情，有利于学术的发展，而且这两派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多是我主编的学术刊物的学术委员。但是，我觉得他们讨论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甚至也不是西方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只是概念的东西。我支持学术讨论，但是这种讨论第一没有交锋点，一方完全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阐释自己的观点，另一方则完全站在新左派的立场上阐释自己的观点，双方很少有观点的真正交锋；第二，这场讨论在我看来主要是概念的，而不是中国的；第三，这场讨论有互相贴标签的现象，而我非常不喜欢这种方式。这就是我不参加论战的重要原因，虽然双方都想让我参与。
最重要的是，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都需要做更多的理论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是指对西方理论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立足中国本身出发进行研究和讨论。现在的问题是，研究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引进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先哲们打仗，支持传统思想的人则拿着先哲们的思想跟西方学者打仗，而他们自己却是不存在的，当下的中国被他们丢失了。当下的中国不是一个当然的前提，而是需要重新定义的。
人物周刊：双方都想把您拉入自己的阵营，都没有成功，那么您更倾向于哪一方的观点？
邓正来：坦率地讲，两方当中，汪晖的理论研究更深一点，但从学术立场的角度来讲，汪晖的观点又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争论双方都没有涉及到对现代性的批判，汪晖的研究涉及到一些，但他们在根本上还是没有考虑到中国的现实。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邓正来：自由主义很重要，其中有很多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但是自由主义也很复杂，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自由主义就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现在处在发展的阶段，在试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又一定会涉及到社会公平的问题。这是同时发生的，它不像西方有一个自然的发展阶段，可以先让一部分人暴富，然后进行调整。中国不容许，一些人还没富起来，社会公平的问题就出现了。中国的问题是共时性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很难解决的。
我们要善待西方的思想资源和我们先哲的思想，而善待它们的惟一方法就是不把它们当作一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新保守主义、儒家、法家等思想资源能够解释或解决所有的中国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地去理解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并以中国本身作为思想的根据。
哈耶克提出的是西方的问题，不是中国的
人物周刊：评价一下哈耶克吧，他的思想和中国有怎样的契合？
邓正来：很多人都用他的理论来论证中国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在这些人看来，哈耶克这样的大师级人物都说要让市场自由发展，那么我们也应该这样认为。其实这些人把他的观点简单化了。第一是误以为他有关市场经济的思想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完全一致；第二是误以为哈耶克的思想就是中国的未来。这些观点都是有问题的。哈耶克的理论很重要，而且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哈耶克提出的问题是西方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的问题。
人物周刊：他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有什么区别？
邓正来：尽管他解释问题的方式和他提出的一些观点都对我们认识中国问题有帮助，但是它却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在我看来，由于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理解不深刻，当然也是我们对哈耶克思想研究得不深刻，所以他的理论的作用在传播的过程当中被扭曲和夸大了。
人物周刊：当哈耶克成为一门显学，您准备批判他吗？
邓正来：是的，我对他的理论做了8年的研究，我认为是做了8年的作业，就是为了对他的思想做一个深刻的学术批判。事实上我现在做的很多研究都是在批判他的观点。我还会写一本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批判的书。在这3年当中，我实际上在任何公开场合的演讲中都没有提到哈耶克的理论。
人物周刊：是有意回避？
邓正来：就是不想言必称哈耶克。他的理论并不是解决我们中国问题的钥匙，我们不要简单化地理解，也不要随便拿来“消费”。
人物周刊：他的理论不是钥匙，那钥匙在哪里？
邓正来：在中国人自己手上，一定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但是这需要几代人用智慧去探寻。
人物周刊：您从14岁开始做童工，也开始思考关于社会秩序安排的问题，这个思考是不是贯穿了您的整个学术研究？
邓正来：可以这么认为。我最近一直在主张，我们现在应该考虑“主体性中国”的问题。仅仅有一个主权的中国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主体性的中国，我们还要有我们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要关心中国人生活的善恶问题，就必须有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应当告诉全世界我们所认为的善的生活是什么，恶的生活是什么。在理论上讲，所有这些都涉及到社会秩序的问题，而这就是我一直在考虑的理论问题。
人物周刊：用了这么多年，您一直考虑的问题得到解答了吗？
邓正来：还没有，这也正是我觉得生活还有意义的原因之所在，是生命仍有价值的原因之所在。
邓正来是个“不拘小节”的人，记者到他家中的时候，他身着普通的短裤和汗衫，大大方方接受采访，谈到得意之处，就哈哈哈发出响亮笑声。这一天刚好邓太太外出，为了招呼客人，邓正来在屋里盘旋许久才找到水杯与水壶。
最让邓正来得意的是女儿嘟儿，她继承了父亲的自由与“叛逆”，上小学时就休学一年，由父亲亲自教她，已经读完了《圣经故事》、《希腊故事》、《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等书籍。
现在邓正来改掉了长期熬夜的习惯，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在一个临风的书屋里，摆开宣纸，抄写一个小时的《金刚经》，窗外是满眼的葱葱绿叶。然后，他给各地的学生写回信，有信必回。另外，还要在个人学术网站“正来学堂”和新开张的博客上参加一些学术讨论。现在每天有超过上千个学友浏览他的博客，而他的个人学术网站更吸引了国内外许多青年学子。他的课堂，正变得越来越大。
(实习记者万雅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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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先生的知识进路

吉林大学2008级博士生、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张延祥

中国人似乎尚古、崇远，而对当下的、身边的极可能崇伟的失去体察力。 中国大陆的学术似乎可分为真学术与伪学术。伪学术者于学术体制，或盲从，或合谋，甚或操纵；而真学术于学术体制，或周旋，或借助国外学术体制来超越，而最为壮观的令人瞠目结舌者乃是独立于体制外，亦不借助国外学术体制，以一人之力打败整个体制。笔者认为邓正来先生就是这最后者，其于中国社会科学，甚至于整个中国学术史的意义，将不仅仅在于其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旗手。
邓正来先生在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写作即知识进路上无疑是卓有成就的。作为一名学人，我对如何获得知识尤其是知识进路一直在求索。本文便以邓正来先生为个案，对其知识进路进行探寻描绘，冀望从其身上挖掘出更多的治学经验，以期为以后对其他学术巨人的知识进路保持敏锐的洞察力而奠定思考分析的框架基础，以期日后专门对治学之道进行系统的考察与更深入的思考，或许可待知识进路学的成形。
知识如何获得？在此，笔者将知识进行两种分类，其一是既有知识即知识传统与增量知识，其二是方法性的进路知识与本体性知识。据此，知识获得便具有相应的分类，其一吸收既有知识与创造增量知识，吸收既有知识可分为吸收方法性的进路知识与吸收本体性知识，创造增量知识可分为创造方法性的进路知识与创造本体性知识。此外，学术创造乃是问题意识引导的结果，对问题意识笔者根据逻辑关系与理性、感性程度把问题意识区分具有内在关系层次的三种：人生根底意识，学术根底意识，具体问题意识。人生根底意识是自己的性格与生活所塑造的；根源于人生根底意识，学术根底意识由知识性情与既有知识结构所决定；这两者感性程度较高，而具体学术问题意识，则须建立于超越于学术传统之上而具有独特性，方可具有学术的有效性。
对某一人来讲，则其知识获得是其知识性情、知识理想、知识努力、知识条件与知识灵感交融合力的结果。邓正来先生视读书为生命存在的本真，如呼吸喝水，每时每刻都沉浸于读书思考之中。他天生具有强烈的知识好奇心，爷爷在其小时候培养了他读书思考的偏好，更重要的是他对社会现状的质疑及对社会理想的追求，也就是社会秩序正当性的探求。以探求中国社会秩序正当性为人生根底意识，又鉴于西方数百年的现代学术传统，邓正来先生钻研的主要是西学，其知识理想不在于成为饱学之士，而是在尊重学术传统的前提下，经由解释性研究，而达至批判性研究，甚至连根拔起，以构筑其知识根底意识，并积极自觉的关注中国问题，以构筑以中国为根据的即从中国问题出发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具有中国气派的具有知识增量的学术传统。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邓正来先生选择了独立于体制，曾在地铁里看书，曾住在臭水沟边，过着极其艰苦的经济极不安全的生活；这一知识理想也给了他恢弘无畏的知识气度与超常的学术组织能力，使其成为推动中国学术实现自主与发展的英雄。
何谓知识进路？与治学方法有何区别呢？知识进路应隶属于治学方法，我采用这个语词，在于描述知识获得上的宏观路向，而不指涉具体的细微的在知识获得上的诸如比较、文本精读等微观方法。我根据自己的认识，对邓正来先生的知识进路进行了一个粗略的概括：
1．学术史精读/翻译：这一方法应该是邓正来先生最先认可并采用的，从1989年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到2005年的庞德《法理学》，再到现在萨拜因的《政治哲学史》，贯彻至今，并在持续。这是学科性、纵向的知识方法，具有被动开放性，其适用的阶段是进入某学科研究的早期阶段，目的在于吸收既有的知识即学术传统，为深入的解释性研究，为具有知识增量意义的批判性的研究与应用性研究提供学科知识基础。
2．原典精读/大师研究/翻译：最明显的表现是从1994年下半年，邓正来先生开始潜心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并开始着手翻译哈耶克的著作。在此先生明确的区分了解释性研究与批判性研究。这种方法其适用阶段是进入学科研究的中后期阶段，目的是“跟随某位大师的思考路径进入问题，通过认真的研究逐渐领会一位大师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且大师身后是西方的学术传统以及社会背景，所以，这种方法虽被命名为“个殊与深入”，但具有具有纵横交错的特点。精读要厘清作者的思想脉络，邓正来还尤其强调要洞见到其思想脉络的前设。
3．《中国书评》/读书小组：基于学术批判意识，先生于1994年9月创办《中国书评》，内容以书评为主，实乃刊物之首创，其书评必然不同于一般书评，而是论文格式；小南湖读书小组是在六郎庄读书小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去吉大后于2003年11月18日建立。小南湖读书小组 “尝试着以问题为重心展开‘开放性’的思考”，具有“超越学科建制的‘开放性’”。其目的在于在知识的认知方面保持“开放性”，为实现真正的学术批判和知识增量构筑可靠的智识支撑，故其读书报告是论文格式。其适用阶段应是掌握了某一学科学术史之后，进行批判性知识增量研究的阶段。所以这是跨学科、横向的知识进路，具有主动开放性。在笔者看来小南湖读书小组意义非凡，因为她将简单的多读书的意识发展成为具既有内在的学术原理与又有明确的规则的治学形式，即小南湖直接训练与涉及如何进行学术阅读、如何达致学术批判、如何进行学术写作，她可以被称为学术训练万能机床，据笔者的认识，应是邓正来的首创发明。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创设可以说是邓正来先生从1992年11月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所基于的中国问题意识的集中展现，是其20几年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潜力的一次集中释放，也是其总体知识进路的集中展现与推进。这一点首先体现于其基于对中国社会科学现状的判断而确定的知识理想上。邓正来对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总体的判断是不自主、落后，即“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整体落后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的改观，其突出表现在：低积累效应的重复性论著频出；高水平的原创性成果罕见；非语境化的移植品格尚存；中国化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洞见稀有；国际化的对话能力欠缺等，可以说我们仍未能在根本上确立起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而其知识理想则是其基于对近代中国以来的学术所进行的三个阶段的划分，而确定的研究真正的中国、不以西方学术马首是瞻的、形成以中国为判准的具有自主性的、具有世界对话能力的乃至能够影响世界发展进程和方向的第四阶段，即“这一阶段不同于前三个阶段的关键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并以这样的判准展开对中国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的深度探究，进而用西方社会科学界所能够理解的话语形式同它们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最终达到影响它们、乃至影响世界发展进程和方向的目的。”
对中国本身进行研究与对交叉学科或“无学科”的研究的强调，在笔者看来，似乎是邓正来创设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两个重要根据与目的。强调对中国本身进行研究即“要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现”中国”，并要“ 研究阐释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经验以及隐含于其间的中国生存性智慧，” 这已落实于“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和“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两大常规性学术论坛中。对中国本身进行研究是其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源泉。
对交叉学科或“无学科”的研究的强调，旨在破除学科壁垒，这已落实于其各种学术活动的设置上，甚至其所有的学术活动都体现了交叉学科或“无学科”性，其中的活动如双周学术沙龙、 学术午餐会 ，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建制。
邓正来先生以寻求中国正当社会秩序为人生追求，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为学术使命，以深切的中国问题意识与学术批判意识为治学的根基，建制起了具有内在的学术原理与明确的规则的各有侧重、纵横交错的知识进路群。这在中国当下读书／教学/研究无系统进路的背景下，尤显弥足珍贵。


特邀评论：
付子堂（时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现为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关注了个人性情对其知识进路的影响。但对邓先生个人与体制的关系分析不足。相对于完全背离体制或者完全沉沦在体制之中，邓正来更多有一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张力与豁达。邓正来从体制内消失、独立治学十余年，近年又由体制外转入体制内，但又试图保持所谓“体制内的体制外”，其独特的学术风格与这一定位有颇大关系。其在法学界引起的巨大影响与争论也与之有关。
邓教授大力主张回到经典，并在教学实践中一以贯之，这难能可贵，但似乎更多是强调精读现代西方思想大师的经典著作，我们更应回到中华文化的元典和其他经典作品，特别是邓教授一直强调中国问题的主体性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对此，中华文明的经典作品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
前些年，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为标志，邓正来教授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大讨论，我们期待邓先生“有破有立”，为之做出更切实的贡献。
姚远（吉林大学 2007级硕士生）：
作者关注治学问题可谓开风气之先，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邓正来治学方法的内在限度。
1、“独立于体制外，亦不借助国外学术体制，以一人之力打败整个体制”这一评价并不准确。邓先生不是隐士，他虽然长期游离于常规学术生活，虽然有异乎寻常的坚毅与勤勉，虽然与主流或隐或显认可的前提、旨趣、方式和尺度保持审慎的距离，但是深晓历史感与青年人之意义的他，必定谋求借助体制重建体制的评价标准，或者至少为承认某条或某几条“小路”的正当存在而殚精竭虑。
2、文中重述了邓先生的成长历程，这实际上暗示了“机缘”的意义以及所谓知识进路的非独立性。正是机缘赋予知识主体以不可替代的和值得缅怀的存在意义，这意味着对知识进路——它本身内嵌于机缘——的探讨需要进行明确的自限定。邓先生选择学生的核心先决条件，即对读书的热忱与对学术的敬畏，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教诲的或先于教诲的。
3、该文把邓先生治学中的（1）大师研究、建立小南湖读书小组（2）翻译国外教材、创办《中国书评》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平行罗列，极有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主体一旦离开私人事务进入公共空间，则不得不背负着某种伦理上的关怀和遏制，不能一意孤行。（1）的初衷乃是规训基本功，厚积薄发，其本身与主体特定问题意识之确立没有必然关联；（2）则直接面向公共空间，集中显示邓先生立足于特定民族主义情结同时主张开放性的“中国问题意识”。尽管相关成果同样会刊行，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目前无法要求同样程度的阅读与认可。
孙国东（吉林大学2006级博士，复旦大学教师）：
就邓先生开设的“小南湖读书小组”、“原典精读”、“大师思想Seminar”等课程，以及将来可能还会开设的其他诸如此类的课程而言，我理解，其实其背后都潜藏着邓先生本人所信守的“治学之道”，我将其称之为“走向思想本身，走向理论本身，走向学问本身”。换言之，邓先生意欲传授给我们的其实是：不再是消费主义地记住风行一时的若干“名词”，而是刨根究底地去探究这些“名词”背后的思想积淀；不再是修饰主义地掠阅装点门面的英文文献，而是旁求博考地去细读（close reading）这些文献本身的理论蕴涵；不再是形式主义地开展“各说各话”的学术讨论，而是心虔志诚地去呵护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团结”。 其背后还有更为根本的东西，那就是由为人品格所决定的一种为学态度——这种态度就是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所强调的我们必须确信“自己是‘为科学而科学’，而不是仅仅为了别人可借此取得商业或技术上成功，或者仅仅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更为开明、更善于治理自己。”
主持：蒋海松
（载西南政法大学主办的《法府书香》2009年6月1日第四期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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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府书香》法律经典荐读行动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校名誉教授、《中国书评》主编　
邓正来译著系列推荐
1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 著　　 邓正来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美国著名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于 1974 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再版的一部极其重要的法理学教科书。作为“统一法理学派”的代表任务之一，博登海默教授在这部论著中不仅比较客观地阐述了法律哲学史，还根据他自己的观点相当精彩地探讨了法律的性质及作用、法律的渊源及技术这样的法理学论题。
2
《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
吉尔兹　著　　 邓正来　译
三联书店
本书是著名人类学家克立福·吉尔兹根据其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所做的演讲而形成的文字，在这部论著中，吉尔兹通过三个不同地域的极其精彩的人类学调查个案而详尽地探究了“地方性知识”及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的想象与“移植性”法律之间的关系。
3
《民主、宪政、对外事务》
亨金　著　 邓正来　译
三联书店
本书是美国著名宪政学家路易斯·亨金在纪念美国宪法二百周年的“库利讲座”上发表的演讲文稿，其中专门探讨了宪法法理学中极具争议却为人们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调整美国对外交往关系之运作的问题。
4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哈耶克　著　　 邓正来 　译
三联书店
本书是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在出版其畅销书《通往奴役之路》那个时期所撰写的“给其同行看”的学术论文集。
5
《自由秩序原理》
哈耶克　著　 邓正来　译
三联书店
本书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本书分上中下三卷，对他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论做了极其详尽的分析和阐释，并且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以“理性不及”或“无知”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
6
《哈耶克论文集》
哈耶克　著　 邓正来　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译者根据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与《法律、立法与自由》期间的 25 个岁月中所发表的论文编辑翻译而成的。
7
《法律、立法与自由》
哈耶克 　著　　 邓正来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本书是哈耶克在 1973 年、 1976 年和 1979 年发表的三卷本论著：第一卷讨论规则与秩序；第二卷讨论并批判社会主义；第三卷讨论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
8
《法律史解释》
庞德　著　　 邓正来　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本书是《剑桥英国法律史研究丛书》中的一部栋梁之作。在本书中作者明确阐释了他所主张的“社会工程解释”与“伦理解释”、“政治解释”、“人种学解释”、“经济学解释”等法律解释之间的区别，进而重述了社会学法理学的基本纲领。
9
《法理学》
庞德 　著　　 邓正来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罗斯科·庞德于 1959 年所著的《法理学》五卷本巨著中的第一卷。在本书中，庞德详尽阐述了社会学法理学是如何从 19 世纪的历史法学派、实证主义法学派和哲理法学派的支配中型构起来的；换言之，庞德阐明了他（作为社会学法理学的领袖人物）解释该学派之型构的内在理路。
10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米勒 等　著　　 邓正来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界的第一部百科全书译著。
（载《法府书香》2006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