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政治学者邓正来去世终年56岁 曾将哈耶克引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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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我的学术与人生

编者注：2013年1月24日，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复旦高研院创院院长邓正来今早在肿瘤医院逝世，享年56岁。凤凰网大学问栏目刊发邓先生2007年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演讲，以示追思。
邓正来，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
人不正则无气象 无气象则无学问
邓正来教授：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刮着台风，下着雨还要你们前来真是很不好意思。讲座本应在六点钟开始，但也是因为台风，再加上与你们何勤华教授聊天耽误了点时间，在这里向大家道歉。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如何学习法学，我从两个角度进行阐述:一是人生角度，二是实践角度。这两个角度从严格意义上都容易讲得教条化，所以我在讲座时尽量避免教条化，让大家觉得有意思。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无论做学生去学习，还是以后做学问与我们的人生到底有什么联系？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做学问的气象问题。我总是说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学问。如果一个人平时做人都是雕虫小技，那么他做学问也一定是雕虫小技，不可能有大气象。另一个方面，我来谈谈学习和具体实践问题，我们到底应如何解决学习，实践问题。
关于这两个方面，我想结合本人的经验来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有一幅图景：我喜欢在深秋黄昏时静坐在我北京家里的小鱼塘边上，头顶蓝天，望着这一汪水。这样就构成了“一人，一水，一世界”的广阔图景，一个人，一汪水就是一个无限的世界。我这个人讲三个“慢”：第一个“慢”讲我的生活经历；第二个“慢”讲我的学术研究的“慢”；第三个“慢”我讲我参加过的学术活动。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这与我的人生密切相关。
我的生活经历：人生核心问题是独立人格
我先讲讲我的生活经历，到今天，严格意义上我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85年我硕士研究生未毕业就退学，当了个体户。在此期间，我完全是想自己的问题，读自己的书，当然我还做了很多事。这段经历对于我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涉及到了很根本的问题：我如何面对无论是学术界、我个人还是国家的钱。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1998年至2003年。我结束了个体户阶段（所谓个体户，就是盲流，三无人员——没工作、没房子、没户口，只知读书的人）进入了闭关阶段。
我的闭关有三条原则：一是不接受任何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活动。我出国不用钱，这与体制内的教授不同。他们出国是公费的，国家掏钱.美国人不给钱，或给很少的钱。我出国去讲课都是给予可观的酬劳的，然而我拒绝了。为什么？没空。二是不参加国内的学术活动，因为没意思！每天都开会，跑龙套。参加会议的总是同一群人，讨论的议题总是相同的。三是拒绝任何出版社、杂志社等媒体的约稿。今年9月，我拒绝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国家最高学术奖金，这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我经历的五年闭关的阶段。
2003年我进入体制，成为大学的老师.也标志着我步入了第三阶段。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好朋友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邀我去长春看看，顺便当作休假。我说那就去看看吧。去了吉大之后我与那儿的教授、学生交流了一番。临走的前一天，我问“文显兄，你把我请来总有什么事儿吧？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我别的不会，只会读书。学术上的事可以帮帮你。”他说：“我不用你帮这个，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大忙，我想调你进吉林大学。”我说：“你胆子太大！北大、清华请我，年薪五十万。我不去。你把我请去，唉！你开玩笑。”他说：“是真的。”张文显教授，你们可能读过他的书，他懂学问，爱学问，尊重学问。他对我说他们吉林大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几乎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我说他很真诚，这个不好推辞。容我考虑一个晚上，你的条件我不考虑，我提出两个条件，如果你们答应，我就来；如果不答应，我就不来。
考虑一晚之后，第二天一早我就叫他来我酒店，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生不担任任何行政代表的职务，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二是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生不担任实质性学术代表职务。这两条你如果答应我，我就来。这是我苦思一晚用来刁难他的条件，他竟然答应了。后来喝酒时，我问他：“文显兄，你为什么会答应这么苛刻的条件？”他说：“正来兄啊，你毕竟是体制外的人啊！体制内的人调动，都是要条件。你太傻了！你还‘二不’原则，真是太傻了。”就这样，我进了吉林大学。我在吉林大学只教书，带学生，不参加任何活动。只要学校违反其中一条，很简单，我就走人。
以上就是我生活经历的三个阶段。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到一个你们作为学生，作为年青人现在就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和你们年纪相仿时，我也在考虑我自己的人生问题。
人生问题不是一个非常虚无飘渺的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人；其次，我们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到底该如何处理，我们和这个学术体制，你们和这个教育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你们和这个国家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们想学习，如果你们想做学问，但凡这个问题没有考虑清楚，今后你们的学问是走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独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赖于一方，又不与他对抗——而是非常独立的人格。
我想，做学生，做学问，如果没有这个品格的，很少轻易成功，学问是做不好的，你做出来的学问是花里胡哨的，莫名其妙的，会随着时尚，而走的，不太会变成你自己的真正的学问。这种品格要从哪来？这种品格就由现在培养。这就要你做每一件事，比如对学校的课制，课程设置，考试，都要考虑与它们的关系，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识。独立的人格是要慢慢培养的，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学术研究：做学问与生命相关
我这一生，大概做过四个问题的研究。我从八六年开始翻译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翻译完后为它写了个绪言，以后我就停笔了。一直到九一年，我才开始重新写文章。也就是说，有将近五年的时间我只在阅读，当时我读了法律哲学的书后，就突然发现，十九世纪以前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是不分的。所以我就去读政治哲学的书，读了大量的政治哲学的书之后，从政治哲学的学习过程中我就发现，人类学及其后来的发展，对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影响很大，于是我就读了很多人类学的书。但是读了人类学的书后，你不难发现人类学和社会学分不开，它们基本上就是双管齐下，共同发展的。我又去读社会学的东西，后来又发现它跟经济学分不开，所以又去读经济。五年中我一直在读书，从九一年开始，才慢慢开始写东西。
我在九十年代初是做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研究。今天中国的市民社会的研究，我是第一人，不仅做得最早，而且被认为（不是我认为）做得最好。这就是我的政治学研究了。市民社会主要关于以下几个问题：它关心在市民社会国家的构建以前，中国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
什么是自上而下？就是我们想问题，首先想国家，首先想领袖，我们希望出个明君，他们好，我们就好，都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改革了，我们好，这又是自上而下——忽略了我们的主导性。市民社会本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我们不仅要从上而下，我们也要从下而上。扭转整个思维方式，这是个范式。这种范式的转型非常重要，经济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历史学也好，法学也好，这个范式的影响非常大。
然后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主要是改做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研究。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做学术研究，都是在学西方的东西，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到哪去了？我们是不存在的，我们是关心他们的事务，思考他们的问题，用他们的方法——因为他们的东西和我们的一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我们的自主性在这种进程中逐渐丧失。
这个问题又和人生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这个问题恰恰就是我14岁时思考的。我14岁当过童工，人们想，人只有14岁大，没有一米来几高。我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找人开后门进了工厂，当了工人阶级的一员，没有上山下乡。当时我就很痛苦，我从小学的老师就告诉我，说你们生长在红旗下，泡在蜜水中，在新中国，你们享受着幸福，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小孩子在才会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天不亮就打更，天黑了也不能回家。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我生活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也要这样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生在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也要这样子干活呢？我就不理解，这种困惑，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它与生命紧密相关。
尽管这个时候我不懂得理论，我没有办法把它当成理论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从理论当中来解释这个问题和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恰恰引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是谁给了他这种合法性，把我这样一个人，一个活人，一个有意志的人，安排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或者说，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谁有这么大的合法性，把我们这一代人，放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或者说，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这么大的合法性，把13亿中国人，放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还可以更明确的问，我们这13亿人，谁给了我们权力和合法性，把我们认为可以的，好的，善意的收入自取，强压于另外一个13亿--我们的口袋。谁给了这种权力？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来源于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困惑和与生命息息相干的。
请你们一定要记住，做学问、学习并不是书本上的一个概念。那些概念，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跟你们生命相关的。如果和你的生命不相干，你的学问在哪做？没有一个大师，没有一个大学问家，他所做的研究，是和他的生命不相干的。从苏格拉底开始，从柏拉图开始，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开始，没有的，没有一个，你找不出来一个，都是来源于生命当中的困惑，所以你一定要对你自己的生命经验非常的珍惜，不要觉得你的生命经验是被人看不起的。是否被人家重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你带来了什么，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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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活动：学问是普及天下的问题
我到今天为止，主要参加过三个学术活动。这三个活动基本上都是在我的推动下展开的。
第一个活动就是九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进入学术界，大家都没有声音，不做学问了，不敢说话了，那个时候，我就提倡一种运动，叫“学在民间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主旨就是学问不在官权，而是在民间，在我们个人。当时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这是被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第一期刊，现在的社会科学，没法和我那个期刊比，今天，在学术界任何一个领域，中国的重要学者，都是当年那个期刊的编录与作者，基本上百分之九十都是。上海的著名学者，都是当年的编录和作者。法学界，当然少一点，因为做这个工作，就是要告诉中国，不是说学问就可以用国家手段来倡导，可以用国家的方式来推进，而是告诉你，靠我们学者个人。
第二个活动，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倡导了一个中国学术规范化的意义，今天你们可能知道，你们的老师跟你们讲，不要抄袭，不要剽窃，不要拿鼠标去写文章，拿鼠标写文章是要出问题的，写文章要有出处，要有注释。过去中国，特别是95年以前，那时的刊物，有注释的全都出自=全是这些著作。没有什么其他注释，第一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注释，第二是不知道这刊物的文章是要匿名评审，就要读者评价的，不像国家颁奖，教育部颁奖，学校发奖或者是司法部颁奖，不是的，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颁奖，你根本就不懂。学问是谁承认的，是同行承认的。举个例子，学生写篇好文章，同学说了算，当然必须得到老师的承认与认可更好，因为老师有这个能力。在西方没有听说过得不到同行的承认居然说这个人很重要。为什么要讲引证很重要，在中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给你所在的大学记一分，所以你就为你的大学创造一分，但是，在引证方面是三分，什么意思，为什么被引证了才重要呢？那是因为同行承认它的重要性，你发表了一篇文章，没有人引证，谁都不承认你的重要性，你发表干什么，不就是成了一张废纸吗。我们的教授写文章，自己都不看，你怎么希望别人去看，所以说很不规范.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期刊就搞个匿名评审，我搞这个评审，就是要批评学术，这是第二个根据学术在民间的模式而搞的一个活动.就是继续要把学问用在学习上，按照知识生产的逻辑来覆盖，知识生产与经济逻辑不一样.赚钱买卖，我们都知道，最大的原则是什么啊？就是利润最大化，钱赚得越多越好。但是知识这东西不同，你写10本书，如果不是自己的东西就全是垃圾，没有用。所以知识生产有自己的逻辑，要按照规律来进行这知识生产。
第三个活动，九十年代末我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学术脱色的运动。中国的学术到了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在一个“平面道路”上不断展开的。你们是学法律的，你们知道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标的，现在我们知道；过去我们不知道侵权，现在我们知道；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和谐，现在我们知道；过去我们都不知道的，现在我们在一点点知道（一些理论）。但是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知道啊？是在平面的意义上知道，不是在研究的意义上的。不是研究，只是把别人的东西盗取回来，是知识点。我们不能拿这些东西和西方的学者对话。这些（知识点）都是ABC，你拿这个和人家对什么话？所以整个中国的学术走到今天，要走向一个脱色点，我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学术脱色的运动，要把学术重心推移。我们要真正开始分析，真正开始做基础性研究。
我接下来要讲我的学生是怎么做的，我是怎么教的，这些我也会教给你们，各位大可放心。那么这第三个问题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作为知识人，作为学习知识的人，必须要知道，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不仅要知道，什么是法律，“法律”这个概念是什么，我们还要知道，“法律”这个概念是怎么被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知识体系是怎么被建构起来的，否则你就不生产知识。假设你知道法律的知识点，100个知识点，你全部都背，各大科目的教科书你都背得下，但你不会生产知识，叫你自己创造你创造不出来，你最多把他默写出来，但你不知道这个知识是怎么出来的，它的局限性在哪儿，它的问题在哪里，你没办法进行思考。做这一切（探究知识被创造的过程）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生产知识，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识。
那么上面我们讲的三个“慢”的中心要务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作为读书人的独立人格。且不谈别的事情，至少要有独立人格，做人的独立人格。第二点我们一定要谦虚，我们的学问是和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第三点，作为读书人，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不但要知道知识是什么，这些知识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还要知道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生产我们的知识，这是与我们人生紧密相关的。那么这里面就暴露出什么东西呢？处处透露出一个人的气量，连这些东西都不关切的人，不可能有气量。他关心什么？他至多关心自己的考试成绩的好坏，他关心不到学问的问题。
学问的问题是什么？那是普及天下的问题。什么叫大学？University，英语中“大学”这个词汇，就是universal，“普世的，普遍的，世界性的”，大学生到大学来做什么？大学不是旅店，那么你住在这里又干什么？其实让你们那么多人，聚在一个地方，就是让你们用最青春、最美好的时间在这里思考、关心人类怎么遍及人类的问题。你没有这种的品德，你没有生命的担当，你没有知道如何去生产知识，你怎么完成这个任务？没有这些东西，你们就只是把大学当作一个小旅店，四年以后毕业了，各奔东西，小旅店的钱也交光了，人也该走了，各自的道路各自寻。这不是你们应该有的态度啊。
学习方式与实践
学习是很有讲究的，我有资格和你们讲这个是因为在我的课堂里有两拨学生，一类学生是正式由我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还有一类可以算得上“私墅弟子”，他们自愿拜在我门下的，有本科生，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西北大学的、扬州大学的、南京大学的、清华、北大的（学生），本科的、硕士生、博士生，都有。我们的课堂不是你们这种类型的，是圆桌型的，课堂里人都站满了，什么人都可以听。我这里本科生很多，二年级、一年级都有。所以我知道我上课的经验对你们都会有帮助。
我给学生上三门课：第一门叫“原典精读”，什么叫“原典精读”？我每个月都去长春，去吉林大学，每天都有学生带着学生读原著。我指定一篇论文，英语的，没有译文，每次我走之前就告诉他们要读哪一篇。我回来之前，每一个上这门课的学生，都必须翻译这篇论文，原文我免费提供给他们。而且翻译必须独立完成，学生可以在翻译时查字典，但是不允许他们交头接耳和商量，为什么呢？为了防止学生在连自己的错误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混过去。学生必须把自己的错误暴露出来。那么课程怎么进行呢？在阶梯教室里，我先任意抽一个人翻译第一句，翻译完以后马上问同学有无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的就马上提出来，说出他的翻译和他反对的理由，让他们探讨，等到已经出现三种观点之后，就由我来讲，应该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我这样精读的目的是什么？这么精读的目的不是翻译，我给你们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你们读中国的书，都是教科书、理论书，其实他们都是论文，你们有没有一字不落地从头读到尾？不要回答我，答案肯定很丢人的，让你们很难堪的。你们不可能（从头到尾彻底读下来的）。我去年就讲过，一个做学问的人，怎么可以没有一字不漏读书的劲头呢？这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不是说邓先生你在这里讲讲我就可以做到的。这种劲头是要靠“规矩”规范出来的，你真的要养成这种品格，要三年才有可能做到，做到看书真的一字不漏。否则你是不出大学问的，因为你做不好学问。这是第一点。第二：每句话，都要细细地去读，是要养成读书人的入门习惯，慢慢来品，十年磨一剑。学问要慢慢来，一点一滴，不要着急，慢慢消化，一个字都不能落。这叫做学问的基本品格。也许将来不会有人教你们我所讲的这些，因为或许大家急于学习应用的本领，忽略了对做学问的认真态度，甚至很多人与做学问相背离。而这是我给每个学生上的第一堂课。你们可以回去试验一下，几个人结成一组一起讨论写一篇英文小论文。
第二堂课，我给大家上的是Seminar，翻译成中文叫“席明纳”——席地而坐，明道理，纳百家思想，也就是讨论课。我的学生来到讨论课上，三天之内，我便可以帮助他们明确研究方向。我不同的学生拜读的是不同的大师的著作。比如，有一位学生读哈顿，于是我要求他在讨论课上做三次有关哈顿理论的报告。这样一来崇拜并研究与哈顿的理论存在争论的福特的学生便加入讨论，然后，更多的学生和大师都参与了进来。不仅仅是学生们在讨论，他们是站在大师们的角度思考问题。同时他们认识到，学术是相互联通的，是一环扣一环，不再是自说自话。因此，我认为让学生站在大师的角度去思考，是讨论课的关键，学生一进课堂，便站在一个思想学术高处。同时，我认为一个好的老师也应该引导学生站在大师的高度思考，而不是庸俗滥俗。这样，学生的思想境界品格就不同了，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同了。这就是我的第二课。
第三课叫做“小南湖读书小组”。这个课的名称有个由来。我住在小南湖，并且常去那里读书。我带我的学生学习，他们跟我一道去小南湖，每次去我带领他们读一本书，留一些课后作业。我常让他们找清静的地方思考：自己去掉一切身外之物，与赤条条来到人世时相比，有什么区别。难道仅仅是增重了一百多斤肉体吗？现在的青年，有一百多斤力气，却不足以扛重物，推板车，那能有什么作为呢？如果一个人大脑里没有东西，空空如也，不去思考，缺乏自己的思想，那他还能干什么呢？然后我让他们再做一个作业，拿一张白纸，回忆并将自己从小到大看的全部作品的书名，教科书除外，记下来。很多学生到这时感到很愧疚，一张保证写不满，甚至有人写不出几个。尽管某些学生能回忆出一些，我再让他们再好好想想，这些书真的看了吗，收获了什么吗？学生们都很惭愧。于是我便成立了这个小南湖读书小组，带着他们读书。但是，我们的书目中不包括法学范畴的书籍，因为很多学生的知识基础相当弱，他们并不理解，我们现在所学的法学书本的存在，是由于传播知识的必要性所致，是为了方便这样一门学科的传承。但是，当我们研究社会，认识社会，解释社会的时候，这些书本是远远不够的。没有一个大师会宣称自己是专门研究法学的。
罗尔斯是不是法学家？法学书中肯定记载他为法学家，大法学家。但他从来不说自己是法学家，为什么？哲学界说他是哲学家，政治学界说他是政治学家。哈耶克，他也一定不会说自己是经济学家，为什么？政治学一定说他是政治学家，法学界一定说他是法学家，哲学界一定说他是哲学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我们今天说的很多知识都是为了传播的必要，这些知识对于认知社会是不够的。
我的学生我没有一个学生的名字叫不出来，我没有一个学生他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会不知道，这个小南湖读书小组的性质就是这样。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每一个学生，我现在有28个博士，6个博士后，30多个学士，没有一个我叫不出来。我的学生做我的作业，12点钟以前不要睡觉。睡不着，完不成，跟本来不及。暑假我的学生你不用劝他，最长的人在家里呆七天就要回到教室来。为什么啊？他们知道读书的愉快。现在我再交给你们一个我给学生布置的作业，你们能不能做。我有一个学生，二年级开始做霍姆斯，研究生都做不来，他们教授都害怕做这个研究。
第一项做的叫“双周一书”。就是每周读一本书。读什么呢？读翻译过来的法学著作，你们感兴趣就好，不要管什么学科，为什么？因为你们在法学课里的知识可以用得上，你们去双周读一本书，然后写一份报告。我的学生写完以后会贴到博客上让大家去看看你读得对不对，有没有读错、误读。
第二项就是，一开始我给他们开“小灶”，我觉得有些学生很优秀，现在这个小灶已经扩展到七八成了，要叫“大灶”了。就是每周读两篇文章，不准读外国人写的文章，不准读法学，要读其他的文章。就是说读中国人写的文章，读钱穆啊、余英时啊等等。读一篇，推荐一篇，往往读一篇是我指定的，读完后写一个报告，你想写就写，不想写写一句话也可以，就说我读了，读了这篇好，另外你给我推荐一篇，推荐一篇你认为好的文章。有一位学生，他很有意思，读了篇文章群发，一发七八个人都看见了，他很激动，他说这篇文章内容好，是专门讨论法学的理念的。我一看就很生气，我回复，七八个人也看见了，我说可见这个他的阅读完全是个示范，他就推荐他都不知道。我要他做的是要推荐好文章，他给我推荐了篇文章，因为他不懂，他就觉得这篇文章关于理念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是个好文章。我就给他开了十几篇文章，是这个领域的最大牌的学者的文章。我叫他重读，告诉他这个意思，你不知道那个人写的文章，只是你不知道，但那文章不一定是最好的。我干什么要布置这个作业？就是要训练他们分别什么是好学问，什么是差学问。如果一个学生读书读到后来连什么是好学问什么是差学问都不知道，连自己的学问差到什么程度都不了解，你做什么学问？你还读什么书？你根本就做不大。
所以，我总是讲什么是好的老师，好的老师不是在课堂上讲：“哎，读我邓正来的东西啊！”“这是我的观点，你们一定要记清楚，法律这个三个特点，别人讲四个特点，我就讲错的，知道我的观点就行！”这样的老师不是好的老师，这是一般的“教书匠”。好的老师，注重教给学生最圣贤的东西。你是什么圣贤？你得告诉学生大师的思想，就是要让学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学问，他才肯追随你，你连好学问都不知道是什么别人追随做什么。我们现在的老师本事很大，一上课就我最厉害，你下去问过学生吗？学生没办法，要毕业，考试只考你的东西，假如不考你的东西，没人会读你的书。所以老师应该具备一个品格，不是简单地把知识交给学生，同时也要把如何辨别好坏的知识交给学生。同学们应该知道什么叫圣贤，要学会读圣贤书。
第三项内容叫做原刊阅读。我的学生，刚才讲了，每个人都做一个大师，你想刚才六十多号人每人只做一个人，所以他们的交流非常激烈，每个学生都进去了，一旦确认了研究的方向，比如说你是研究黑格尔的，好，你要建一个private library你必须把的黑格尔所有的著作，所有的论文，所有人对他的评论，所有人对他的研究的运用都要记在里面，网上如果搜得齐就在网上搜，他是法国人我就到法国网站搜。如果还搜集不到，我就到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搜不到我就去海外的，我帮忙找专家学者借。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就是你的研究伙伴。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要把其他人对原文的书评全部读完。这个原刊阅读第一年是两个月读一篇，一年六篇；第二年九篇，第三年硕士就是一个月一至二篇，然后到了博士再读一年，一年24篇。到了那时候，那些博士生导师是去请教他们问题呢？还是你们提出问题让他们去答辩呢？这个只能是说是我的注解，所以我的学生出来，他们就是厉害，他们并不是天生丽质，哪里来的？读书读来的。对不对？不是他本人聪明。我找学生你有没有困难都要交，我不管你考没考上你只要抱了我，我只问你，你想不想真正做学问，不想真正做学问不要来找我，混个文凭，去找别人。为什么？跟我做学生太累了很难啊，所以没必要，你去找别人。想做学问，这一辈子都做学问来找我，我保证让你们做好，一点都没有问题。
第四项内容，我底下有很多读书小组。比如说法律史读书小组、西方哲学史读书小组、西方法律哲学读书小组。学术方面有五六个读书小组，这五六个读书小组，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分组。我对学生有两个要求，第一必须把法律书读好，第二必须把身体锻炼好。我还成立一个“散步学派”，每天下午集体散步，散步的时候我让他们讨论《论语》，每次讨论一句。我大概每个月给我学生三百块钱，干什么？买乒乓球，羽毛球，买饮用水，买跳绳。剩下时间干什么？每周上两次课，每此课上安排半小时到一小时，每次一个人，干什么？每次读论语一句，这个人负责去查典籍，各种解释，上课的时候我就讲，大家也会查，根据自己的解释讨论。什么意思？就是人得扎根点，你到学校来不是把老师上课讲的背下来，考试，拿奖学金，这没用的，要讨论，要靠自己的兴趣。
我再强调一遍：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志向，第二一定要有追比圣贤的欲望。那些教授来讲课都慌，因为我的学生都是读书的，你不要乱讲。所以一定要用你们在学校中最美好的青春，构筑你们的人生，不只是读书，谢谢！（来源：法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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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书房里有我寂寞的欢愉(组图)2013年01月24日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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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赠书占邓正来藏书的大头

书房主人邓正来

　　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后进入外交学院。1985年硕士毕业后未就业，个人独立治学，现为吉林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还担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并任《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藏书语录

　　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小插曲，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时，我总是非常感动，也总是不断提醒自己要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去善待年轻的学者。

　　自留地和聚宝盆

　　乍一看，邓正来家更像是一个书店。他家里的书很多，东边墙壁的一排书架有2米多高，足有15米长，靠卧室的墙边还有好几个书架，卧室里也有几个书架。此外，沙发、桌子、写字台、地板上都堆积着大量图书。

　　仔细浏览可以发现，排列在书架上的都是学术类著作，主要领域是社科类，几乎找不到文学书———《鲁迅全集》和三联书店送的一套金庸武侠小说全集除外。在架子上陈列的书中，中文图书占大部分，外文图书也有不少，大都是些厚厚的、硬壳的大部头和一摞摞的外文复印资料。他的家里有两个很特别的书柜：一个是他的“自留地”，里面全是他自己的著作、译著和他主编的论著及刊物；另一个则可称之为“聚宝盆”，里面全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与文化名人送的签名书，其中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学者。这个“聚宝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标尺，能够被放在里面的书，其作者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都占据了一定的分量。

　　这是一个“理性”的书房，在这里，你找不到一本休闲或轻松读物，即使在洗手间里放着的，也是一些英文原著。

　　在书房北边的大阳台，桌面上铺开着长长的宣纸，上面是邓正来用小楷正在抄写的佛经。在地板上铺开的长卷，则是他已抄写完毕的《金刚经》。从这里往北望去，是一片开阔的田野，那里有因耕耘而裸露的泥土，也有郁郁葱葱的绿色。远山微隐，白云淡泊，一切静谧而安详，广阔而纯净。远离了城市的喧嚣，邓正来在这里享受着他的“寂寞的欢愉”（邓正来的一本书名）。

　　书店老板是吾友

　　“我家里的书一大半是自己买的，一小部分是朋友和出版社送的。”邓正来说，“我买书主要是在万圣、风入松、国林风三家民营书店，当然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我也会去的。”刘苏里在创办万圣书园之前，邓正来就已经和他相识了。风入松的老板、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炜是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编委和《中国书评》的编委，书店开业庆典的时候邓正来还专门前去祝贺过。

　　“但是很遗憾，王炜已经离开了我们。”说到王炜英年早逝，邓正来脸色黯然低沉。

　　除此以外，国林风的老板欧阳旭也是邓正来的好友。由于与万圣书园、风入松、国林风三家民营书店的老板关系良好，邓正来买书都有较低的折扣。最有意思的是，邓正来还专门做过这三家民营书店的研究，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开放时代》杂志上。

　　藏书追思学人风范

　　邓正来

　　最得意的是“聚宝盆”，里面全是各个学科的好朋友赠送的他们自己写的书，大多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界的学者，“我有一批真正可以进行学术交流的好朋友，这些朋友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邓正来说。

　　邓正来

　　有一本凯尔森的《国际法原理》译本，这本书是王铁崖先生翻译的，邓正来做的责任编辑，他把这本书看得格外珍贵。邓正来说，“王铁崖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他原名庆纯，笔名石蒂，1913年出生。他1933年获得清华大学政治学学士，1936年获得国际法硕士，1937年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和研究国际法，1939年回国，后来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在被打成右派期间，王铁崖先生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相佐的情况下，翻译了这本《国际法原理》。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还在做《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王先生就请我帮他校订这本书。我做完这些工作之后，王先生当着他的学生和他的同事的面，让我做这本书的校者。他对后辈学人的提携和褒奖，以及他对知识的尊重，都可见老一代学人的风范。他用言传身教告诉我学术的梯队建设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年轻的学者。大家都知道，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学生写作，教授署名为第一作者。当然，我还是坚持做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绝不敢做王先生的译校者。

　　于是，王先生题字送给了我这本书。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小插曲，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时，我总是非常感动，也总是不断提醒自己要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去善待年轻的学者。”

　　琉璃厂“捡漏儿”《马恩全集》

　　邓正来

　　的书架里还有三本非常经典的纪念哈耶克的学术著作《哈耶克的思想遗产》，这三卷本文集所收录的是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论文。这套书颇有来历，在谈起它时，邓正来颇有奇货可居的自得。

　　“哈耶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1999年，我从国外一本杂志上得知该书即将出版的信息。正好我在美国的同学刘晓竹博士打电话给我，于是我请他帮我从出版社订购这套文集。因为在国外，有些学术著作的出版是以销定产，如果你想购买这些学术著作的话，你就必须提前预订，否则就很难买到，而且它们的定价非常高。一个月以后，晓竹博士就从美国回来了。我没有想到，这三本书居然要500美元。晓竹说是送给我的，而我也确实没有想过要给他钱，一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给不起，另外一个原因是，以我们的友谊，我即使给他，他也不会要。”邓正来说，“真的，这套文集对我研究哈耶克思想来说是太重要了。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有无数这样的朋友在支持、帮助着我。我书架上面的书，有很多都是让朋友帮忙买的。当哈耶克的弟子、台湾地区林毓生先生来我家做客的时候看到这套三卷本文集，他也羡慕异常，因为当时他还没有这套文集。

　　到现在为止，这套书在国内还没有。”邓正来还有一些很珍贵的书，其中包括他放在卧室的《马恩全集》。这套书是他从旧书店里淘来的。“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经常去琉璃厂，买一些三四十年代学者创办的人文社会科学杂志。我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学者们是如何创办和编辑学术刊物的，而1978年以后的学术刊物我基本上已经全部调研过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记得那个时候的旧书相当便宜，七八块钱就能买到10本书。”邓正来回忆说，“1994年，有一次我去琉璃厂，竟然看到了一套50年代出版的、翻口烫金的《马恩全集》，当时老板要价500元，我还价400元。他起初不愿卖，讨价还价一番后还是答应卖给我了，并说，‘我是看你真的喜欢这套书，才卖你的。’这套书非常新，我可以肯定这套书原来的主人一次也没有翻看过它们。由于这套书是翻口烫金的，所以即使用湿抹布擦，纸张也不会坏。现在，我把这套书放在我的卧室里，每天睡觉前坚持看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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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剑峰：邓正来告别学术江湖




图为邓正来与周国平。邓正来入院后，好友周国平从北京赶到上海，在医院陪了他5天。
2013年1月24日上午6时50分，学者邓正来因胃癌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逝世，享年56岁。邓正来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3年1月30日上午10时在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
谁能想到当年在北京“北漂”住地下室做学问的邓正来，20多年后，在复旦大学光华楼28楼主管着一个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机构。邓正来的学术生涯，体制外打拼18年，进入学院整10年，无论体制内外，不变的是他的学术豪情。除了他的翻译和研究，他在学术江湖上把各路英杰招揽过来，坐在一起讨论、争论。从1990年代以来，他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非常重要的组织者，直到去世前，他还在策划一个大型学术论坛，计划在今年把一群经济学家召集到复旦大学，就中国经济问题做系列讲座。
学术从翻译起步
2008年6月，邓正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报到，他即将出任新组建的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在复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早报记者在邓正来还未装修好的公寓里采访了他。当时，他在中国学术界成名已久，但长期在北方工作的他，对上海学术圈并不熟悉。而实际上他却是个上海人，1956年出生在上海，儿时随父母前往四川支援三线建设。用他当时的话说，2008年来到复旦大学工作，“也算是叶落归根，但我现在对上海非常陌生，一个人出去都怕丢了。”
1978年，高考制度刚刚恢复，邓正来考入四川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考取了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研究生。1985年，研究生没有毕业，邓正来便决定离开体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从此他开始没有“户口”的学术生涯，没有收入、没有住房，背着装满书的包睡过同学办公室和地铁，那时他的收入就是靠稿费和在外语学习班教外语。邓正来的学术起步是翻译，他把自己的学术翻译工作称之为“研究型翻译”，“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阅读经典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努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些著作当中，这些大师的思想当中，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提出问题的假设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结论解答的过程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大师在文字背后最基本的、对知识的那种热爱。”1987年，他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接着翻译了人类学家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著名的宪政学家亨金所写的《民主、宪政、对外事务》、著名政治学家米勒的《市场社会主义》。他在1990年代翻译的哈耶克作品，现在成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研究无法绕开的作品。尽管有人不无鄙夷地称他为“邓高翻”，但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学术翻译工作的一种肯定，而这些翻译作品持续影响着现在的中国学术界。
办刊办读书会聚拢学者
从1990年代开始，还在“北漂”的邓正来，开始围绕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这个问题展开研究。邓正来认为，无论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传统，还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关键之所在，在于它们必须是出自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自觉，它们必须是我们和你们、学者们共同建构的。它不能来自于任何上层和外部的因素。”基于这个认识，邓正来在1992年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为了倡导严肃学术批评，创办并主编了《中国书评》。这两份刊物掀起了市民社会讨论的运动和中国学术规范化、本土化的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编委和作者群当中，有着当代中国80%以上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
香港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郑戈要比邓正来小一辈，1993年他还在北京大学念研究生，在梁治平教授主持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遇到了邓正来。“当时梁老师每周末都会在北大或社科院组织各种讨论会，他是中心里很活跃的一位年轻学者，几乎每次讨论他都会来。跟其他与会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和苏力两个人言语非常锋利，在讨论时经常做一些批判性的评价，也因此得罪了不少知识分子。”
这个在法学界影响很大的中心一直办到了1996年，那个时候的邓正来在北京是没有户口的人，租在北京郊外六郎庄一栋农民房里，就是在那里，郑戈回忆说，“他把我们召集起来办读书会，主要读一些法律社会学的书。从‘中心’到读书小组，这段时期的邓正来还办了两个重要学术刊物《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当年也是梁治平“法律文化研究中心”、邓正来的读书会的积极分子，那个时候他还在北京读博士，“在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上，大家都进行着一种席明纳式讨论研究方式，那个时候还是很新鲜的学术平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非常密切。到了他办的读书会，那又是另外一种新鲜学术讨论方式。”
无论是“法律文化研究中心”，还是邓正来的读书会，尽管不处于学院内，甚至没有一个博士头衔，但他已经显示了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建立了广泛的学术网。
跨界的法学学者
在组织学术活动同时，1992年他撰写了《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一文，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论进行了研究，对此前以国家为本位的各种分析框架进行批判，由此建构出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么一个分析框架。1994年，在创办《中国书评》的时候，他提出了学术规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理论。邓正来强调知识生产领域同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必须明确地区分开来。他说：“知识生产必须根据它自身的逻辑，而不能采用经济的逻辑、政治的逻辑和日常生活的逻辑。”
从1995年起，邓正来一直在对休谟到哈耶克这么一个自由主义脉络进行清理和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邓正来翻译了大概220万字哈耶克的著作，撰写了大概60万字的论文，发表了《国家与社会》、《研究与反思》、《自由与秩序》以及《规则·秩序·无知》几本论著。学术界在回顾1990年代社会科学三大运动，即1990年代早期的市民社会运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1990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运动时，都认为邓正来是肇始先驱。
所以邓正来自己也承认，“我自己的学术道路，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本人确实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确确实实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是我们所高兴的事。”
所以很难用学科标签给邓正来归类，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家，对很多社会科学领域都有研究。北大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说：“学科的划分有专业的必要，但对问题的研究，不一定要有严格的学科界限。邓正来的背景是国际法研究，但他对社会理论有很大兴趣，包括政治哲学，他始终没有忘记对法学的关注。他对法学的关注主要在法哲学和法理学，早期翻译了很多这方面的西方著作，后来还写了《中国法学往何处去》等文章，他这些年的研究依然在法理学和法哲学方面。但他的研究和视角又不局限在法学这个领域，是更宽泛意义上的法学。”郑戈也认为，邓正来这个学者是不能用传统学科来划分和约束的，“他是一种类似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家，而不是某个学科的专家。他在研究时，不会局限于既有的学术概念框架，放弃已有的学术模式成本很高，但他不会考虑这些。所以他是一个思想者。”
2003年进入体制
1990年代是邓正来最风光的岁月。直到2003年，邓正来在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的邀请下，成为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结束了18年自由学者的身份。当时，邓正来的家并不在长春，所以他不能总待在吉大，但他给每个学生规定了读书任务，固定的时间考察每一个人的读书近况。入学的初期，邓正来会尽量确定好每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在哪，然后才会有针对性地指导读书。每个人读得不一样，然后通过讨论达到互补的功效。
2008年起开始担任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努力在这个高等研究院做的一件事情是“去建构中国自己独有的一套社会哲学科学和西方对话”。这几年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招募的学者，他们的知识结构多元，跨学科、跨国籍，在那里举办的各种学术研讨会，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都有，他甚至会请文博系的学者去高研院讲关于文物的知识，请自然科学家来讲环保，请出版界的编辑谈学术看法等等。在很多学者看来，这样一种高研院建制方式跟当年他办读书会何其像。
有一次，邓正来专门向早报记者介绍了他这几年在复旦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高级研究院开的年度论坛，学术讨论的问题都是最前沿的问题，。我们搞过关于中国社会科学怎么走向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如何面对日益变化的问题等。来参加过我们讨论的人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更强调的是讨论、交流和批评，而不是简单的每个人跑到这里来说一通话就完了。”
用邓正来自己的话说，他来复旦创立高等研究院，是以期以“高等研究”的建制超越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术误区与现行体制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进而引领中国社会科学实现走向世界的“知识转型”。所谓中国学术界的“知识转型”，邓正来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这种‘知识转型’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
翻开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过去几年的活动记录，从那些名字和数字，你能感受到邓正来的能量和庞大人脉。只是20年前的读书会成了高等研究院这个大平台，一大批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文社科学者和世界知名学者接踵受邀来到复旦。梁治平的“中心”是一个席明纳式的学术讨论方式，邓正来到了复旦后沿用了这个方式，创办了“世界社会科学前沿席明纳”和“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
讲义气的“学界豪杰”
有人将邓正来称为“学界豪杰”。这个标签标志着邓正来与其他学者不一样的几个特征。他是自学成才，虽然接受过研究生教育，但没有获得研究生学位，没有接受过博士学位。他本科是外语，硕士是国际私法，然后博士没读，但他的学术影响力横跨好几个学科。邓正来在吉林大学的博士生孙国东说：“这完全是他凭着对学术的热爱，一路打拼出来的，不是那种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可以做到的。”
称他为“学界豪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非常重要的组织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个领导者。从2008年底复旦高等研究院正式成立至今，复旦高研院共举办了约300场活动，几乎每星期一场。强世功也认为，邓正来很好地扮演了学术组织者角色，对很多学术思想问题研究有重要推动，“国家与社会范式的研究，国家与社会范式的讨论都与他有关，他也写了很多这方面文章与翻译。这个范式的研究对法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在他创办的“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和“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左右不同意识形态的学者罕见地共聚一堂讨论同一个问题，这在以意识形态画圈的国内学术界，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邓正来用他的智慧和方法把这些人笼络在一起。常年游离在学术体制之外，他并不理会那些学术规则和交往规则。走在江湖上的他，有自己的方法让这些人坐在一起，真正地超越左右。复旦高研院的讲坛上有各种立场和倾向的学者，成为国内少有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平台。他重义气讲交情，但绝不是没有原则上的是非标准。学术上的平庸和虚假是他最大的敌人。在这方面，他可以放任自己智识上的优越感，从不掩饰对学界人事的臧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说。
在很多人看来，邓正来身上有很浓的江湖气，喜欢热闹，但在孙国东看来，这恰恰是他遵循了一种学术原则的“学术包容”，“在邓老师主持的学术活动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其他地方见不到的情况，一般来讲新左派开会，自由主义者是不参加的，自由主义开会，新左派也是不参加的。但是在邓老师组织的会议当中，他们都可以坐在一起。”
纳日碧力戈是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他是邓正来于2009年从美国引进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学者。纳日碧力戈说，邓正来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这个魅力是一般人不具备的。“我跟他见面是1996年，我在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发了一篇文章《种族与民族概念互生与演进》，从那时起再没联系。2008年我想回来，给邓老师打了一个电话，邓老师说你回来吧，我了解你。他把我的那些学术情况摸得很准，这么多年没见，他还相信我。”
在生病期间，邓正来的好友学者周国平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在上海肿瘤医院对面住了9天，在医院陪了邓正来5天。邓正来有很多朋友，但孙国东说，他们平常基本上没有联系，但有很深的默契，“有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就来了。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义。”所以，邓正来一直说，他生前最重要的一笔财富，不是他拥有什么知识，拥有多少书本，而是拥有一帮学术界的朋友，而且这帮朋友都能在关键的时候，对他从事的学术事业给予非常大的支持。
最后的时光
去年12月24日，邓正来到医院做胃镜检查确诊胃癌，到昨天1月24过世整整一个月，下个月的24日恰恰又是他57岁生日。孙国东说：“在他做胃镜检查的前几天，2012年12月21日我们一起打乒乓球都还好好的，历历在目。直到昨天（1月23日，编者注）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神志还很清楚。昨天下午5点多，他的病情缓和了之后，他就撵我和师妹走。我就跟他讲，明天一大早来看你，他一听说‘一大早’就惊了，他就说，你怎么一大早来？我最后想，他这个问话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他可能觉得我们一大早来，他的病情是不是很严重，对他自己有个暗示。第二个他需要休息，因为我们一般人探望是上午10点钟以后，所以我就最后补充，我说的一大早是指上午10点钟以后，他说那好，都好好的。”
孙国东昨天对早报记者说，邓正来在过世之前神志非常清楚，求生欲望也很强烈，走得非常突然，所以没有留下任何遗嘱。“邓老师在生命的后期，其实还在想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现在成了他的遗愿了，我们希望把它给完成。他在生命的后期，还准备在2013年3月邀请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林毅夫先生、张维迎先生加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任院长周其仁先生，让这一些经济学家就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复旦大学高研院做一个系列讲座。这件事情是他在生命中最后还在推动的，大概1月10日左右，他还在写邮件推动这件事情。”
孙国东说，“作为学生，我不仅仅是他学术事业的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我自己也可以定位为一个观察者。”孙国东向早报记者回忆了老师过世前发生的一个故事，“三天前，邓老师当时要做一个CT和核磁共振检查，当天下午检查了一个多小时。因为邓老师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身体的消化机能受到严重损伤。有个检查需要他屏住呼吸15秒钟，邓老师回来之后专门跟我们讲，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因为屏住呼吸15秒钟感觉自己快不行了，但神志还很清楚。他说在那一刻，想到了两点，他的原话是‘想到了我的爱情和亲情’，因为当时既有师母，也有他的女儿和姐姐在身边。他特别强调‘还想到了我一大帮学术界的朋友’。这些名字他一一列举，他说正是对于这两类人的那种想念支撑了他，让他度过了那艰难的15秒钟。他说这是一种信念，他觉得我们这些人需要他。”
邓正来把学术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当我面对一个鱼塘，我坐在它边上，在秋天的黄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种一水一人一世界的状态。对知识也是如此，就是那份爱。”邓正来的书斋叫“三一斋”，即“一水一人一世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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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邓正来先生的“三灯会”

　　
　　作者：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正来师毅志弘远，英杰天护，驱散病魔之役实艰，非伟士不能胜之，是以吾知先生康复之期可待。”这是我上周日携妻去病房拜望邓正来先生时送上的祝福语。当天看到的先生，由于第一轮化疗刚结束，其面容之瘦削、身形之枯槁，已几无平日之貌，但我心里依然坚信，他一定会好起来。若此生有逆知之能、想到85个小时之后竟是这样的噩耗，我当天怎肯就这样步出先生的病房？相见无几，遽哭于堂，此恨有终极耶？！

　　邓先生是个名副其实的“学术狂”。他太拼命了！且不说自身高效率的写作、翻译、与学术活动的组织，单单同时编辑4、5本中英文学术期刊（而且彻底不“放权”，所有文章都必经自己审定），饶是铁人也终有扛不住之时。我在邓先生的病榻前，仍在劝他“千万千万，不能再这样拼了”，但那天先生的眼神，仍是一如既往斗士之眼神：尽管病体衰弱，但分明豪杰之气不减。也许，如果这位“学术狂”能听劝，也就不是邓正来了。
　　
　　为什么要这么拼——即使是“学术狂”，也不用如此近乎残酷地对待自己身体？这些年邓先生心头所系的，惟是“高研院”，为伊销得人憔悴，也是无悔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对于邓先生并不是一个建制机构，而是一份学术事业。他的万丈雄心，实质上与其说咄咄逼人、富于进攻性，还不如说是防御性的：使高研院成为一个不受院系政治之染污、真正纯净的学术共同体，并保护她、使她不倒下。
　　
　　那么，高研院到底以什么来自立，使她同其它学术“机构”得以相区别开来？邓先生自有他的想法，并且，同样地卑之无甚高论。他的主张便是：学术面前的平等。这条纲领化开到具体实施层面，便是去彻底破除弥散于当下诸多学术机构乃至整个学界的“三大等级”结构——学术等级（师长-学生）、行政等级（领导-百姓）、年龄等级（前辈-后进）。在高研院的内部会议中，我屡屡见证作为院长的邓先生遭受“麾下”研究人员的激烈批评、乃至极其刺耳的指责。但即便面对再尖锐的声音，邓先生始终没有失去气度。不止一次，我听到外界曾形容邓先生以“权威主义”方式治理高研院。我想说，任何“一院之长”总需要一定的权威来治院，差别在于邓先生的“权威”与其说来自行政赋予，毋宁说来自于对其宽容气度的尊敬。中国学界没有被按上“权威主义”之名但实质上权大遮天的院长成百上千，但权威来自尊敬的院长又有多少？
　　
　　学术为本是纲；而亲友般的情谊，则是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无形维系。
　　
　　邓先生喜欢把高研院称作一个“big family”。她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一个以情感相维系的学术共同体。高研院有个不外传、只有自己“家人”知道的小名：三灯会。这个昵称的源头，乃是悬挂在邓先生家里饭厅顶上的三盏灯，09年10月2日由邓先生女公子嘟儿正式确定“三灯会”之名。自是日起有长达近一年的时间，所有高研院研究人员每个月都有一个专门的晚上，到邓先生家里做食客，在三灯之下煮酒论学，从诗词到形而上学，从欧陆政治哲学到国朝诸子经典，无所不及，酒虽不多每每神已酣醉，而拍案对争更是常有的事。每番会饮，必是从黄昏直到凌晨，兴尽方散，留给邓先生一个凌乱不堪的厅室。
　　
　　关于“三灯”之意，其实在小圈子里已经流传过各种阐释。而我给她赋予的意义是：“三”在老子这里，是生万物的端口，是故“三”和世界是一个生成的关系。“三”在中国古典思想里又指天、地、人三极。天地撑开一个空间性结构，而人居其中，上下与天地同流，赞天地之化育。邓先生家中的三灯成一直线，而每次聚会总是首尾两盏明亮而中间一盏未亮，何尝不正是意喻着人的实践仍远未至其极，仍需同道不竭前行，去开创新的局面？
　　
　　“灯”既有佛学的意义（燃灯），又有黑暗中指向光明的意义，是以“灯”本身既可具体（即实体意义上的三盏灯）、亦可抽象：它可以指向一个存在论上的溢出，一个不能被抹平的例外，只要有一盏灯未灭，黑暗就未能达致彻底的总体化。我们每个人在存在论上都是这样的一盏灯。“三灯会”可以指向这样一个共同体：尽管孤独，但三灯共聚总比一灯飘摇要更明亮。我们这个选择成为“燃-灯”的共同体，尽管外部将面对许多不理解乃至压制、敌视，但内部却恰恰是同心（芯）同德（得），一个真正的共通体。
　　
　　邓先生高足孙国东先生更有高议，赋予“三灯会”如下意蕴：“以‘一分为三’的思维，打破当下中国学术界主流的‘中西二元对立’模式（‘文化守成主义’VS‘全盘西化’），推动中西文化的会通融摄，以建构中国的‘理想图景’。”重新建构关于中国的“理想图景”，正是这十年来邓先生的学术主旨所在。我在许多讨论会上曾反复指出：邓先生提出这个概念，不是满怀雄心要一统学界分歧。它恰恰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不去实定性地、独断地规定“中国理想图景”是什么，而是旨在反对任何一种关于“中国理想图景”的意识形态独断论。邓正来所自我设定的使命是，把“中国理想图景”这个他眼中的“重大问题”开放出来；而“重建中国理想图景”这项任务，则是交给每一个读者——每一个从“前反思状态”中走出来的中国学人——自己去思考、与发言。
　
　　作为邓先生心中至为重要的学术事业，高研院这个“三灯会”绝非只招纳观点完全契合的学人，形成一个话语一统、唯我独尊的封建王国；正相反，它的成员观点相左得厉害，每次讨论都刀光剑影，作为院长的邓先生每每是“中刀”最多的一个。然而，有生命中真实情感相维系，“中刀”再多，“下手”再猛，于三灯会的挚烈讨论丝毫无损。于我个人而言，每一次这样的讨论，正是对自己生命进行审视的契机，从对方的话语与实践中，看到自己的不足与局限。以友为镜，洞照己身，是谓也！古人云一日三省吾身，岂可无凭藉乎？即使在很多表面上十分偏激的批评中，也能看到自己可能有的些许问题，思想上的、人生上的。于是，对于我，恰恰是这样挚烈而真诚的思想遭遇（intellectual encounters），打开了自己生命的新的可能。
　　
　　学术平等＋真情维系，就是复旦高研院区别于其它众多学术机构的立足之本。2010年的元宵灯节之夜，我曾给“三灯”分别各贴上一个字，以与高研院同道共勉，重录此处：
　　
　　第一个字是正。高研院能够在学术界得到那么多人的景仰，首先就是这一个“正”字。这里没有弥漫国内学术体制的淫风斜雨，腥膻之气。正是正气，撑开乾坤，人得以立于天地之间。

　　第二个字是知。高研院唯重知识传统的建设。这里没有三大等级，一切是以学术为骨血。蝇营狗苟之徒、求田问舍之辈，根本进不了高研院的大门。这个知，不仅是现代知识意义上的知，更是庄子所说的大知、至知，是故高研院有慧园，正是知的极至。

　　第三个字是情。性体显发而为情。情是心的坦然之动，没有任何矫作。高研院本身，是一个名符其实的big family，暖暖融融，真情流动，赤诚相印。
　　
　　有这三盏灯悬挂在我们的顶上朗照，高研院焉能不明亮一片？在此谨祝愿大家携手共同努力，执之毋失，让高研院的灯光更加明亮，不辜负邓老师在层层等级腐败、一片污烟浊气的国朝学术体制中创建出的这样一个淳然空间。让后辈说起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国学界，有光亮接上，让他们能感到内心的鼓舞与温暖。润华兄强调要让我们的后辈有效法的风范，而使之不变成一群终日沉迷网游、不知天地间有正气、有慧知、有性情的犬儒，那么，吾人怎能不弘毅强健，致力于在当下打开出一个全新局面？

　　以此数语，庚寅元宵夜与诸君共勉。
　　
　　重拾文字，泪几夺眶！邓先生当日尝言：“冠军的三个字很有意思，因为它们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实实践写照，是自然而成的大美。但我更希望诸位切记：爱智之心，寻正之志，唯一的意义在于永恒。我们还刚刚起步，慢慢体悟和修行吧！”言犹在耳，斯人已去，环视太息，恸何可极！
　　
　　我加入高研院是在2009年秋。那是我个人情感生活最艰难的时日，正是高研院浓浓的春意，使枯木亦得生机——这个学术家庭用她温暖的臂膀，为我的生命注入暖暖的力量。高研院的全职研究人员并不多，邓先生独力支撑住众多工作，经常整个人就睡在办公室，早起晚睡乃至不睡。我曾反复劝先生要懂得爱惜自己，但先生总是答之以“非如此不能护持住高研院这片事业”，其心其力，皆注于斯。2011年底我因工作关系而调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尽管机构归属上离开了复旦高研院，但我对邓先生说，三灯会这个心灵的家园，是永远离开不了的。然刚时隔一年，邓先生竟是先行离开了这个共通体，一盏明灯忽焉而灭！呜呼呜呼，此创焉愈，痛何如哉！！

　　送终恤孤，知有众力，独泪与思，自出眸臆，庚寅年新春，尝写一律（题为《春》），恸书于此，以奠公灵：

　　久随后主恨匆匆，苦伴叔原锦字中。彻历冬寒仍磊落，始同春意共从容。无心华盖因司马，有志重门效邓公。孤叶飘零未槁谢，半缘大道半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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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玉成：“悲莫悲兮生别离”——送别邓正来先生
时间:2013年1月29日 作者：桑玉成 来源:复旦大学

尽管在年初，准确地说是元旦那一天中午，凭着我的经验和直觉，似乎就有着一种不祥预感，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竟然就这么快地使我写下这些文字，来送别挚友、学人邓正来先生。
  
正来是去年年末住进肿瘤医院的。医生告诉他，2013年新年上班第一天，医院将通过专家会诊拿出治疗方案，元旦休假之日，让他好好休养。
  
但正来就是正来，以他一如既往的豪情和气概，首先是开通了微博，把自己的病情广而告之。接着，他让我邀请一些在沪的学界朋友新年小聚，“我想邀请哪些人你是知道的”， 他说。

我于是邀请了，在2013年新年的第一天共进午餐。
  
本来，好几位学界朋友已经安排了其他的活动，但听说病中的他希望见面，一个个地都早早地等候在预定的酒店里。其中好几位都是好酒之人——和正来以前一样，但鉴于正来的情况，都表示当日戒酒。
  
当正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心寒:他的脸色、神态，和我三四天之前所见，完全判若两人。他声音略显嘶哑，作了一个现在看来是非常珍贵的最后一次比较正规的告别讲演。首先，他介绍了他的的病情；然后，他告诫大家，四五十岁以后最好每年做一次胃镜检查；最后，他表示会坦然面对这个病情，并满怀信心地期待奇迹降临在自己身上。言谈中，他提及一个情节，当时听来就毛骨悚然:早上手机铃响，显示来电人是“朱维铮”，吓得女儿都不敢接。他接了，是已故朱先生遗孀问候他的。但家里的电话没有改过来，还是朱先生的名字。正来称朱先生为大哥，两人经常对饮畅叙。
  
那天，他和大家同桌也就是十分钟光景，我们在留下了几张合影之后，送他回到了医院。童之伟先生把我们的照片放到了他的微博上——真想不到，很快就成为了历史史料。
  
这个无论于形于神都坚强挺拔，并富侠客气质的老邓，与病魔抗争了整整一个月后，终于离别而去。这两天，因为他，我突然觉得似乎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医学的价值和意义了。
  
就是在去年12月20日左右，他到我们社联开会，会后照例到我办公室稍坐。那时的精神状态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病人。只是记得他说，近日似乎胃有些问题，希望我介绍他到华山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大概也就是在同时，他和交通大学郑成良兄也说了这个情况，成良兄很快把他安排到第六人民医院进行检查。
  
那时候，我正好在外地出差，期间收到过他的一个短信，说初步的检查结果不妙，我还回短信安慰了他一下。26日回到上海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就去医院看了他。那时，他还绘声绘色地跟我们讲了在医院检查的情况，那股镇静坦然之气，今天回想，着实令人敬佩。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可是这“乐”“悲”之间竟然相隔如此之短，也着实让人捉摸不透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知道有个叫做邓正来的人，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还有《中国书评》，颇有些影响，几成青年学者的必读。还知道他挑起了诸如关于“市民社会”、“学术规范”等等的学术讨论，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一直没有见过其人。虽有一点崇敬之意，但似乎也没有那种非见此人不可的愿望。

然而，或许我和他有着某种缘分。

2008年的年初，冬春之交，百年未遇的大雪使申城披上了银装。一天上午，有位教授给我打来电话，称邓正来先生有意加盟复旦，并说有关邓先生的材料已经发到我的邮箱。我当时作为校长助理，协助校长主管文科科研等方面的工作，于是随即向学校主要领导报告。校领导一看材料，当即说，请邓先生过来面谈，一切费用由学校承担。
  
邀请邓正来先生第一次来复旦洽谈的故事，后来被他多次在酒桌上谈起，以此来笑谈当时我对他的崇敬。每每谈起那些情节，他总是有些文学加工、眉飞色舞。
  
他说，那天老桑让文科科研处处长亲自到火车站接他，处长把他接到校内卿云楼宾馆就走路了，老桑亲自陪着他用早餐。当他拿出自己的名片给老桑时，老桑竟然要他亲笔签名，说要珍藏；早餐之后，老桑安排他参观复旦校史馆，并叫馆长阿发弟亲自接待亲自讲解，阿发问老桑，那是何方神圣？老桑跟他说你不要问他姓甚名谁，只管接待讲解就行；后来，还是由老桑亲自驾车带他参观了江湾校区，参观了光华楼，还在步行街上请他喝了咖啡……如此如此。
  
就这样，在以后的差不多两个月时间里，我作为学校领导与正来的“桥梁”，经过反复的咨询和论证，也经过与正来反复的磋商，达成了他进入复旦的一整套方案。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互相成了对方的“新相知”，乐在其中。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就是这样为正来创设的。

说实在，请正来到复旦，由他单枪匹马组建一个高研院，给了他光华楼东附楼第28层整个的楼面以及一笔可观的运行经费，学校主要领导的“风险”和“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他到底能够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对复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究竟会带来什么？校内外那么多眼睛注视着，校领导的心里也许并不太有底。我想，或许正来本人，当时心里的谱也是不太明晰的。
  
根据学校主要领导的要求，在关于正来以及高研院问题的整个决策过程中，我走访了好多位相关学科的教授，有学界前辈，也有学术新人。他们的看法虽有不一，但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即认为复旦这样的高等学府，应该给具有各种不同风格的学者以机会和平台，所以都非常赞同正来的加盟。

后来的事实表明，在正来主持高研院的这些年里，他确实为复旦的学术、为上海的学术因而也为中国的学术，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他那高高的28楼上，可以说真正的“谈笑有鸿儒”。他请来了诸多当今世界的著名学者到此讲演，而每次讲演时，总是里里外外都站满了年轻学子。读书期间，学生能够与世界顶级学者面对面、言对言，其教育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在如今这个时代，说有人要托人“走后门”去听个什么讲座的，似乎也难以使人相信。然而，我还真的为这样的事情到正来那里走过多次的“后门”：我的学生，或者我的朋友的孩子，说要去听高研院的讲座，参加他们的暑期读书班，不需要任何证书，怕进不了，希望我打招呼。年轻人要学习总是好事，因而，这样的事情，我满口答应，正来也爽快接纳。

我非常佩服邓先生的学术组织能力。他凭借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在学术界可谓“呼风唤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多学人都是他的“哥们”。事实上，他自己就是很“哥们”的性格。
  
据我所知,还有很多手头的事情没有做完。译稿，专著，其中听他说起有一部80万字左右的关于中国问题思考的专著应该完成差不多了，现在也不知如何。还有，他为我们上海社联主编的《上海学术年度报告》，两期下来，社会印象不错。就是10多天以前，他还委托他的学术助理国东给我们写来信函，一是希望把《上海学术报告（2011）》的发布会推迟到他第二个疗程之后，二是希望在春节之后继续启动《上海学术报告（2012）》的工作。但是,现在……
  
在复旦，我们有被他称之为“俱乐部”的活动，隔一段时间，找一些学界朋友畅饮畅叙，抒发情怀。他好茅台，所以在我们这个“俱乐部”里，有所谓“喝酒喝茅台，此人邓正来”的说法。当然，此话也就是讲讲而已，没有茅台的时候，也就再说一句“喝酒偶尔换品牌，此人还是邓正来”，把他逗乐了，就照样喝下去。
  
我尚不清楚他后来的病是不是与他好酒好烟有关。然而我相信，即使是生命科学，也不能证明这其中的必然联系。
  
斯人既去，万事无趣。自正来患病之后，我们这个所谓的“俱乐部”就没有再开展过“活动”。我不无伤感地想，以后的日子里，由于少了一位创始会员，少了一位能够发动酒桌话题以及学术话题的侠客般的学友，“俱乐部”或许永远也不可能再有原来的色彩和氛围了。
  
哀痛之际，思绪万千，物有常理而人生无常。愿正来先生安息。
  
（作者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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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教学中践行学术理想

——著名学者邓正来先生教学方法访谈录

被访问者：邓正来（吉林大学法学教授、博导）

访问者：侯瑞雪 夏继森（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中国法学教育》杂志2006年第3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邓正来先生，您好。众所周知，您在吉林大学的授课方式不仅在校内得到了好评，而且也在国内高校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想请您谈一谈您开设的这些课程，能否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些课程？

答：我在吉林大学理论法学中心主要开设三门课程：“小南湖读书小组”、“原典精读”和“大师思想Seminar”。“小南湖读书小组”是2003年我到吉林大学后开设的第一门课，这个小组以法理博士生为主体，至今已经延续了三届学生。开设这一课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变研究生在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上所存在的各种弊端——比如说，基本阅读量上的不足、狭隘的学科化倾向、知识态度上的封闭以及交流与讨论的能力欠缺等。其次，也是为了改变我们大学中那种传统的授课方式：教师灌输知识，学生只是单纯的被动接受者。因此，可以说，以读书小组的方式授课是一种新的教学方式的探索。每次读书小组的活动乃是就一本事先确定的重要论著展开阅读和研讨，而研讨的具体形式是：课堂上设主持人一人，主报告一人，主评论两人，其他提交讨论文本的同学可以参加讨论，其间由我来逐一进行点评。

这种读书小组授课方式大概体现了这样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是开放。尽管讨论的主角是吉林大学法理专业的博士生，但在我的课堂里永远没有学校、学科或者年级的限制，只要对相关文本与理论感兴趣的同学（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以及各科系的教师都可以参与讨论。同时，在知识的面上也保持开放，因为我为学生选取的阅读文本也是旨在打破学科界限的。第二是平等。在我的课堂上，无论老师还是学生，也不论年级高低或者学科差异，一律都以“学友”互称、平等地讨论学术问题；避免任何人（当然包括我）把学术场域以外的方式引入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之中，坚决反对那种独霸真理似的“一言堂”。第三是反思与批判。我常跟学生讲，要想把学问搞好，就必须避免“读者死了”或者“作者死了”的情况发生，不能只充当书本的“留声机”或者“复印机”而自己却不存在。任何一位想成为知识分子的学生，必须保有一种反思与批判的精神。否则的话，就不仅无法对所研究的理论问题做出自主性的推进，也无法养成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独立品格。

我随后开设的第二门课叫做“原典精读”，主要是以西方经典原著为阅读文本，而授课的方式是先由同学们认真做出翻译文本，然后由我在课堂上逐字逐句地纠正；讲授一定章节之后我们会针对文本的内容展开集中讨论。这门课程的目的，主要是想培养学生认真、严谨和踏实的研究态度。在我看来，中国学术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大而化之”或“大而概之”，这尤其表现在阅读原典的方面。因此，“原典精读”的课程，实际上就是“逼”着他们不能贪多图快，而只能在逐字逐句研读原典的过程中，慢慢地去体会西方大师们建构问题、限定问题和讨论问题的理论与方法。

“大师思想Seminar”是我在这个学期开设的一门新课。它主要是针对“原典精读”课程在集中讨论与专门研究方面的欠缺而开设的，亦即在“原典精读”课翻译完一位法哲学家的一篇论文后，我们再专门结合他的代表性论著或理论展开一次集中性的讨论。具体方式是，先由一位专门研究该大师思想的博士研究生对这一论著或他的理论做一个背景性综述并力图开放出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然后在我的主持下，由现场同学进行自由讨论；最后，我会对整个讨论做一个简短的学术评论。

2，感谢邓老师的细致介绍！我们都还记得，当初您进入吉林大学时做过一个给人印象极其深刻的就职演讲，其中您提出了针对中国法学进行批判和重建的构想；而“小南湖读书小组”被您本人称为是“应聘为吉林大学教授后所做的第一件实事”。那么，我们想请问您，开设这些课程与您进入学术体制的计划和目标有什么联系呢？

答：2003年，我从一位自由学者转变成了学术体制内的一员，而这一身份转换的确是我个人学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举动之一。我之所以进入学术体制，如当时的演讲辞中所言，目标之一就是想“推动中国法学的批判与重建”。而之所以要确立这一目标，坦率地讲，是源出于我对中国学术界现状所做出的两个基本判断：第一，我认为，西学东渐以来我们虽然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经典论著，但我们对于西方的经典理论还只是停留在介绍和传播的阶段，而根本没有进入研究、批判和对话的阶段。因此，我们至今对这些西方经典论著所采取的更多是一种“消费主义”的态度。第二，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对西学知识以及其中所负载的“理想图景”不加反思地“消费”和套用，所以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中国现实”乃是不在场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当下的学者尤其是法学研究者应当担负起如下这样两项学术使命：第一，就是回到经典进行批判；第二，便是面对中国当下的“现实”进行理论上的建构。

我对上述两项“批判”及“建构”使命的设定，在知识论的意义上讲，实际上源出于我所谓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两项铁律”。简要地说，第一项“知识铁律”是有关知识传统与知识增量之关系的铁律，它揭示了批判既有理论的必要性；第二项“知识铁律”是有关知识限度与知识批判间关系的铁律，它强调知识自身之有限性因而为批判提供了可能性。换言之，如果我们想清楚地知道我们当下的知识状况及所处的位置，清楚地了解我们自己知识工作的性质和方向，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到经典进行批判；而且，惟有在批判的过程当中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生活世界乃至我们的生活世界与其他各种世界的关系。因此，回到经典进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又是为了建构而进行的批判。

当然，作为一个大学教师，这一目标与使命不仅与我个人在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和学术自主性上一贯的个人努力联系在一起，同时，它还与我进入学术体制成为一个教师的基本考虑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经过自1992年以来我在创办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上所做的努力，以及经过五年“闭关”潜心个人学术研究的努力，我深深地认识到，我所做的上述各种努力虽说是基础性的，也很有意义，但是面对中国学术传统的建构任务，个人的努力和学术研究再重要，它也不能构成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尽管这种学术传统是由无数个人的研究汇合而成的。如果我们试图建构起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那么我们就不仅需要每个个人的学术努力，而且也需要有良好的学术制度和评价体系的保障，更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学术梯队。因此，这种“知识上团结”的学术环境建构不仅是我进入学术体制的初衷，也是我选择授课方式与内容的初衷。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考虑，我设计出了读书小组、原典精读和大师思想讨论这样一组互相配合的课程。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够从中看到其明确的针对性。

3，在刚入吉林大学的时候，您对您所谓的体制内的学生有什么初步印象？您这些课程的开设能适合他们吗？

答：为了具体落实我的教学承诺，我一到吉林大学，便与研究生们一起围绕着“中国法学所面临的问题”等主题进行了开放性的讨论，以期对他们的知识储备情况、学术训练情况和思维方式，最主要的是他们对知识的看法，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坦率地讲，结果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我发现，从一般的角度讲，同学们的基本阅读量严重不足，知识结构因长期受拘于自己的学科也表现出了严重畸形，对中国学术发展现状表现出了某种令人惊讶的“漠视”，甚至在“提问”过程中还表现出了对学术交流重要性的不意识以及学术交流能力的缺乏。当然，最为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不仅是同学们对知识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程度的封闭态度，更是由各种方式透露出来的他们所谓的“知识”本身的封闭性。很显然，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而且必须通过常规性的、有针对性的和一种我所谓“开放性”的“阅读·思考·讨论”的方式予以“规训”。“小南湖读书小组”就是在我试图规训学生的知识态度的考虑下应运而生的。稍后，旨在培养他们阅读经典原文之能力及阅读习惯的“原典精读”课也在我的提议下开始进行了。

4，我们都知道，您的这些课程都是采取讨论的方式，而这种授课方式与传统的授课方式差异甚大，您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讨论的授课方式呢？

答：我采取讨论为主的授课方式，就是要改变那种老师和学生之间以知识传授和知识“灌输”为主的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我看来，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的要害之处在于它预设了一种知识的封闭性和知识的“真理观”。在这样一种预设下，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就是掌握了客观性和真理性知识因而具备了天然的权威和正当性的知识“传授者”，学生因而就成了完全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一直在我们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课堂里被贯彻和复制着，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型塑和宰制着学生们的知识观和思维方式。在我进入大学体制之初，我也一再被学生们要求在课堂上讲授“哈耶克”，讲授“庞德”，讲授“西方法律哲学”，但是都被我严肃拒绝了。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了解哈耶克、庞德等大师的思想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他们的著作和论文，去看我写的专门研究他们思想的论著！”

我坚持在课堂上推行“讨论”为主的授课方式，就是要打破知识的“封闭性”和知识的“真理化”趋向，因为在我看来，知识并不是那种只需要信和被动接受的真理，而且知识也不像有些论者所宣称的那样具有绝对的普世性。相反，知识因为人之理性的限度而有着一种构成性的限度，而且正是这种限度的存在，不仅为知识批判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也为知识批判提供了必要性。因此，任何知识都必须在学术讨论和交流中接受一种批判性的审查，而且任何知识也只有在一个讨论的环境中才能形成我所谓的“知识增量”：因为讨论的作用在于，它不仅可以逼得讨论者把观点阐释得更清楚，而且也能够使讨论者意识到各自视角的限度。

这就是我坚持以讨论为主的授课方式的原因之所在。这样的讨论课实际上包含了课外阅读和课堂讨论两个同等重要的环节。在课外的阅读环节中，我鼓励学生广泛检索文献，以书本为师、与大师对话并“追比圣贤”；这种主动的阅读方式，实际上也是一种广义上的与文本和大师之间的讨论。在课堂环节的讨论中，我鼓励学生以同学为师，在讨论中各取优长，互补缺失；而在讨论中老师的角色首先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引导者，其次是一个讨论的平等参与者，他的观点仅仅是交流过程中诸多观点中的一种。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教学实际上树立的是一种新型的学习关系和学习观念。当然，这种讨论的授课方式，也对老师的学术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5，听了您这番介绍，我们想您的课堂一定象是一个热烈的自由争鸣的大“沙龙”，事实是这样的吗？

答：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因为我的课堂始终是一个开放的读书人的大课堂。首先，我从不为学科设限，我带领大家阅读和讨论的文本从不以法学书籍为选择标准，而是倡导一种以“问题”为出发点的研究方式。我们需要利用各学科的思想资源，面对真正的问题展开研究。其次，在我的课堂中，我特别鼓励和欢迎其他专业的学生前来听课和参与讨论，他们的参与往往会为我们提供不尽相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而这是法律专业领域内的讨论最为欠缺的。另外，在我的课堂中，也不以年级设限，不论资排辈。我的课程按规定是给博士研究生新生开设的，但是许多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在我的课堂中“偷艺”了，你经常可以看到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在我的课堂上激烈讨论和交锋的场面；当然，我本人的观点在课堂上也常常会受到批判。我本人和学生们对此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一直强调“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学友之间只有观点不同、合理与否以及理据是否充分上的差别，而没有任何其他的不同。为此，我总是对学生们讲，你们必须意识到“知识上的团结”对于学问的重要性。你们有因利益相同而交往的，有因男女朋友而交往的，有因兴趣相投而交往的，有因老乡或战友或同事等关系而交往的，当然这些交往都很正常，也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方面；但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作为读书人，你们却没有单纯因为知识而互相交往的，你们在知识上是不讲团结的。因此，我最终是想让学生们通过这种讨论课的熏习而渐渐达成一种“知识上团结”的状态。

6，这确实是一种让人向往的体现在日常教学中的学术交流状态！那么您的学生最初反映如何，他们一开始就能适应这种授课方法、或者说，他们一开始就能很规范地进行学术讨论吗？

答：说实话，对于我的这种教学方式，学生们最初的确是有些无所适从。因为他们已经在既有的教育体制中养成了一种惰性和惯性——不爱主动思考、不敢质疑、对于书本的知识不加反思。因此，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普遍不会提问题，不会发现和把握其他同学发言中的问题所在，不会抓住问题做进一步的追问，更不会在讨论的过程中开放出值得进一步追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因此，在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课堂讨论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也有学生不断向我提议，希望我能够按照一定的脉络给大家讲授相对确定性的知识。面对这个情况，我当时反反复复地对他们讲三个字：“慢慢来”。“慢慢来”既意味着，从不会讨论到学会深入探讨问题，是一个需要慢慢转变的过程；它也意味着，读书和做学问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慢慢地”认真磨砺与涵养的过程。总之，“慢慢来”是我要告诉他们的一种学问人对学问和对人生的态度。渐渐地，他们开始接受和融入进我的课堂中去了。现在如果你去看我的课堂，就会发现我的课堂上不仅人数多，各色人等都有，而且讨论在严肃认真的气氛下“热烈地”进行。我上课一不点名，二不记旷课和迟到早退，而学生们之所以能够积极和主动参与，只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实实在在地看到了自己及周围同学身上的进步和提高。

7，由03级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为主体的第一期“小南湖读书小组”已经出版了他们的阅读文集《知识与法律》，其中包括了9次阅读的读书报告，而且反映也很好。那么请问，在这些阅读文本的选择上，您有某种标准吗？

答：“小南湖读书小组”致力于打破既有学科所设置的认知屏障，并且直面同学们所形成的上文所述的那种“知识真理化”的趋向，而这就是我所谓的知识认知方面的“开放性”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对“小南湖读书小组”阅读文本的选择上。

从一个角度来讲，“小南湖读书小组”9次读书活动所选择的这些文本，按照传统的学科划分标准来看，显然是政治哲学、社会学、科学与知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中的重要论著，但是其间却惟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学方面的论著。阅读文本的有意识选择和有针对性的阅读安排（对华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和《所知世界的终结》的阅读以及对哈耶克《自由社会秩序的若干原则》等论著的阅读），其目的主要在于使读书小组成员认识到既有学科体系和学科划分标准的人为性和局限性，尤其是要使同学们认识到既有学科体系和学科划分标准对我们认识具体问题所设置的“反认知”的屏障，进而期望同学们在阅读、思考和讨论的过程中不再以既有的学科划分标准为我们进行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当然边界或当然前提，而是以问题的认识或建构为重心，展开“开放性”的讨论和思考。因此，“小南湖读书小组”的阅读方式，是一种在超越学科意义上的“开放性”阅读方式。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小南湖读书小组”9次读书活动所选择的这些文本，无论是哈耶克反对唯理主义的“有限理性”观、华勒斯坦反对“意识形态”建制的社会科学的论著，还是英国著名的“爱丁堡”学派的科学与知识社会学理论，基本上都构成了对知识“真理化”趋向的反思和批判。“小南湖读书小组”这一基本取向的阅读，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其目的就是为了使阅读小组的成员认识到，知识并不是那种只需要信的真理，而且知识也不象有些论者所宣称的那样具有绝对的普世性。在我看来，第一，有关知识限度与知识批判之关系的“知识铁律”明确表明，知识因人之理性的限度而有着一种构成性的限度，而这种限度的存在不仅为知识批判提供了可能性，而且还为知识批判提供了必要性。因此，任何人的知识（包括老师的知识）都必须接受批判性的审查。第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知识生产者，而且是整个知识生产机器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仅必须对我们所生产和再生产的的知识进行反思和批判，而且还必须对那台在很大程度上支配我们知识生产活动的机器保有高度的反思和批判意识。总之，惟有在知识的认知方面保有一种“开放性”，我们才有可能为讨论、阅读和思考建构起一个批判的前提，并为促成知识在某种意义上的增量提供可能性，进而对自身依凭知识生产而“介入”社会进程的地位和角色保有一种高度的警省。

8，据我们的了解，在“原典精读”课上，您要求学生逐句翻译并展开讨论。请问，您的这一课程与翻译课程有什么区别，您想通过这个课程达致什么目的呢？

答：“原典精读”这门课程确实要求学生逐字逐句翻译并自己讨论，但它绝非一门纯粹的翻译课程。可以这样说，如果从传统的教学眼光来看，那么“原典精读”课的进度无疑是太慢了，我们翻译著名法学家霍姆斯的名篇The Path of Law就几乎用了一个学期，而它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也相对较少。因此，从这种眼光来看，“原典精读”显然不是一门合格的课程，至少不是一门成功的课程。然而，我开设的“原典精读”这门课本身恰恰就不在于简单地传授知识，当然更不在于单纯的阅读翻译能力和翻译技巧的培训。而毋宁说，它是通过这种对原著的阅读和翻译过程培养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和做学问的态度。这门课首先要求学生课前必须逐字逐句翻译，对于一些疑难的句子，要求学生反复分析，绝不允许轻易放过或打马虎眼；另一方面，只有完成书面翻译的同学，才有资格参加发言和讨论，而这是确保自己的认真思考并且尊重其他同学的时间。其次，在“原典精读”的讨论过程中，我要求大家必须认真倾听其他同学的发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比较自己和他人翻译和理解方面的优长，在互相学习的氛围中慢慢进步；同时，讨论时不仅要求认真理解其他同学的问题，而且自己在参与讨论的时候也必须有理有据，不能凭感觉地信口开河。因此，在我的“原典精读”课程里，我花时间传递给大家的，不仅是大师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一种认真、平实、严谨的学风，以及嵌在大师作品之中的那种思维方式。

9，就您开设的这三门课程而言，很大程度上都是对西方经典文献的阅读和讨论，那么这与您一贯提倡的“关注中国”和“中国问题意识”会不会有矛盾？

答：你们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非常复杂。的确，我所开设的这三门课程基本上都是对西方经典文献的阅读和讨论，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里涉及到西方知识资源和“中国问题”之间的某种深层次的关联问题。实际上，这三门课程的开设关涉到我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法学重建运动中的第一个使命，即回到经典进行批判。我认为，我们只有在批判的过程中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生活世界乃至我们的生活世界与知识世界的关系。这种说法意味着，我们并不是为了回到经典而回到经典，也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根据我们的当下中国的问题意识去建构中国法律哲学和我所谓的“中国的法律理想图景”。因此我提出了建构中国法律哲学的第二项使命，即面对当下中国社会去建构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律哲学。由此可见，对经典知识资源的阅读和批判，是以思考和认识当下中国为基础和依归的，正是在这种当下中国问题意识的意义上，在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意义上，中西思想资源在对中国现实进行“问题化”的理论处理过程中才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对西方经典思想资源进行研究的时候是否具有当下中国的问题意识？

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是，我平时除了向同学们强调对西方经典的阅读和批判外，更是一直建议他们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有中国的问题意识。我常常讲：“你们生在中国，不一定就意味着了解中国”。所以，我让他们多关注其他学科譬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多关注五四以来的学者对中西问题的论述和思考，甚至鼓励他们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及经典文献、并且组织这方面的读书小组。最近一段时间，在对我的著作“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所展开的持续讨论中，相信他们会对这一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反思。

10，从您开设的这三门课程来看，一个关键之处是“批判”。您不仅特别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而且意图通过课程的开设和学生的培养形成您所谓的对学术体制的反思和批判。那么，您真的认为这些课程的开设能有效的扭转现有的教学体制乃至学术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吗？



答：确实，你们看到了我开设这些课程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对“批判”精神的奉行和推广。这些课程既提倡和训练学术批判，也倡导以学术批判为出发点的现实批判。但是，我必须指出，我并不试图否认中国教育和学术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这里面有着很深的我关于学术与现实结构之勾连的看法，因为篇幅，我就不在这里进行讨论了。
但是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自从我进入吉林大学并开展教学活动以来，我对整个大学的学术和教学体制有了更切实和直观的认识和体验。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使我有可能对这个体制的批判更切中要害也更具说服力。正是在这些年里，我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和批判：批判了其中的“山头主义”、知识上的不团结现象、浮躁之风或学术消费主义以及日趋严重的狭隘的专科化倾向；批判了其中的“行政与学术不分”和“辈分与行政不分”的倾向；批判了“考研”和“招博”背后的制度性深层因素；对教师的存在、定位及其本分进行了严肃的反思；也对学术刊物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讨。当然，我的这些反思和批判都是与我所谓的“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勾连起来的，因为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第二阶段指向的就是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这是建构中国学术自主性的关键之所在。在我看来，外部诸场域对学术场域之宰制的形成，在当代的社会中主要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所谓的“被动者”转变成了“主动者”以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的——亦即中国知识分子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之间进行形形色色的“共谋”所导致的结果。因此，通过批判意识的提倡，对知识生产机器乃至知识分子在其中的“契合关系”的揭示和批判，也就为学术批判打下了根本的学术自主性的基石，尽管我着眼的乃是一项长期性的事业。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始终对中国教学和学术体制的发展和改善持有一种乐观态度。

11，我们非常感动于邓先生的这种乐观。尽管您非常强调学术批判，但我们从中还是看到了一种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状态，因为我们认为，无论是对制度的批判还是建构，最终都必须还原和依赖于一种老师与学生关系状态的建立。邓先生可以描述一下您想象或者说正在实践的这种师生关系状态吗？

答：确如你们所言，任何学术批判实际上都可以还原成日常的生活实践，可以还原成日常生活中每个个体“我”的积极作为。这也是当许多学生埋怨各种体制性的因素和现实性的因素的时候，我经常会强调“关键是‘你’自己如何行事”这一维度的原因。也正因如此，当我进入学术体制，面对作为学校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关系构成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的时候，我却发现，目前大学中的师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不甚正常的状况：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师生之间关系也受“官本位”的影响而严重扭曲，更像是一种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针对这种状况，我一来到吉林大学，就对我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定下了三条师门纪律：一是不准以任何原因给我、我太太和我女儿送礼物；二是在教学区内绝对不允许给我拎包；三是不准在师门内部和师门之间与其他的同学闹矛盾，要讲知识上的团结。后来考虑到目前学术规范化问题的严重性，我在这三条纪律的基础上，又加上了第四条纪律，即绝对不准出现抄袭剽窃的情况；一经发现，即逐出师门。通过这四条基本纪律的限定，更是通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这种师生关系的共同实践，我的师门成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在学术方面，学生们成立了许多读书小组，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和讨论；在资料方面，他们更是互相帮助，资源共享；在生活方面，他们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的师门内部关系之融洽性和学术性，可能是没有接触过他们的人很难想象到的。我相信，有这样一个师门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在师生日常关系的层面上践行一种最为平实、颇为有力的改变之途。

管季超0712

邓正来：书房里有我寂寞的欢愉

2006-10-30 [table=90%] 最勤奋的学者最“无趣”的书房 极端勤奋又极端自负的邓正来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他酷爱收藏的是他自己的著作。 　　邓正来的法学著作 　　来历不凡的《哈耶克的思想遗产》 　　从旧书店淘来的《马恩全集》 　　友人赠书占邓正来藏书的大头 　　■书房主人 　　邓正来 　　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后进入外交学院。1985年硕士毕业后未就业，个人独立治学，现为吉林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还担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并任《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藏书语录 　　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小插曲，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时，我总是非常感动，也总是不断提醒自己要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去善待年轻的学者。 　　自留地和聚宝盆 　　乍一看，邓正来家更像是一个书店。他家里的书很多，东边墙壁的一排书架有2米多高，足有15米长，靠卧室的墙边还有好几个书架，卧室里也有几个书架。此外，沙发、桌子、写字台、地板上都堆积着大量图书。 　　仔细浏览可以发现，排列在书架上的都是学术类著作，主要领域是社科类，几乎找不到文学书———《鲁迅全集》和三联书店送的一套金庸武侠小说全集除外。在架子上陈列的书中，中文图书占大部分，外文图书也有不少，大都是些厚厚的、硬壳的大部头和一摞摞的外文复印资料。他的家里有两个很特别的书柜：一个是他的“自留地”，里面全是他自己的著作、译著和他主编的论著及刊物；另一个则可称之为“聚宝盆”，里面全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与文化名人送的签名书，其中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学者。这个“聚宝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标尺，能够被放在里面的书，其作者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都占据了一定的分量。 　　这是一个“理性”的书房，在这里，你找不到一本休闲或轻松读物，即使在洗手间里放着的，也是一些英文原著。 　　在书房北边的大阳台，桌面上铺开着长长的宣纸，上面是邓正来用小楷正在抄写的佛经。在地板上铺开的长卷，则是他已抄写完毕的《金刚经》。从这里往北望去，是一片开阔的田野，那里有因耕耘而裸露的泥土，也有郁郁葱葱的绿色。远山微隐，白云淡泊，一切静谧而安详，广阔而纯净。远离了城市的喧嚣，邓正来在这里享受着他的“寂寞的欢愉”（邓正来的一本书名）。 　　书店老板是吾友 　　“我家里的书一大半是自己买的，一小部分是朋友和出版社送的。”邓正来说，“我买书主要是在万圣、风入松、国林风三家民营书店，当然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我也会去的。”刘苏里在创办万圣书园之前，邓正来就已经和他相识了。风入松的老板、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炜是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编委和《中国书评》的编委，书店开业庆典的时候邓正来还专门前去祝贺过。 　　“但是很遗憾，王炜已经离开了我们。”说到王炜英年早逝，邓正来脸色黯然低沉。 　　除此以外，国林风的老板欧阳旭也是邓正来的好友。由于与万圣书园、风入松、国林风三家民营书店的老板关系良好，邓正来买书都有较低的折扣。最有意思的是，邓正来还专门做过这三家民营书店的研究，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开放时代》杂志上。 　　藏书追思学人风范 　　邓正来最得意的是“聚宝盆”，里面全是各个学科的好朋友赠送的他们自己写的书，大多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界的学者，“我有一批真正可以进行学术交流的好朋友，这些朋友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邓正来说。 　　邓正来有一本凯尔森的《国际法原理》译本，这本书是王铁崖先生翻译的，邓正来做的责任编辑，他把这本书看得格外珍贵。邓正来说，“王铁崖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他原名庆纯，笔名石蒂，1913年出生。他1933年获得清华大学政治学学士，1936年获得国际法硕士，1937年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和研究国际法，1939年回国，后来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在被打成右派期间，王铁崖先生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相佐的情况下，翻译了这本《国际法原理》。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还在做《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王先生就请我帮他校订这本书。我做完这些工作之后，王先生当着他的学生和他的同事的面，让我做这本书的校者。他对后辈学人的提携和褒奖，以及他对知识的尊重，都可见老一代学人的风范。他用言传身教告诉我学术的梯队建设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年轻的学者。大家都知道，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学生写作，教授署名为第一作者。当然，我还是坚持做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绝不敢做王先生的译校者。 　　于是，王先生题字送给了我这本书。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小插曲，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时，我总是非常感动，也总是不断提醒自己要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去善待年轻的学者。” 　　琉璃厂“捡漏儿”《马恩全集》 　　邓正来的书架里还有三本非常经典的纪念哈耶克的学术著作《哈耶克的思想遗产》，这三卷本文集所收录的是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论文。这套书颇有来历，在谈起它时，邓正来颇有奇货可居的自得。 　　“哈耶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1999年，我从国外一本杂志上得知该书即将出版的信息。正好我在美国的同学刘晓竹博士打电话给我，于是我请他帮我从出版社订购这套文集。因为在国外，有些学术著作的出版是以销定产，如果你想购买这些学术著作的话，你就必须提前预订，否则就很难买到，而且它们的定价非常高。一个月以后，晓竹博士就从美国回来了。我没有想到，这三本书居然要500美元。晓竹说是送给我的，而我也确实没有想过要给他钱，一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给不起，另外一个原因是，以我们的友谊，我即使给他，他也不会要。”邓正来说，“真的，这套文集对我研究哈耶克思想来说是太重要了。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有无数这样的朋友在支持、帮助着我。我书架上面的书，有很多都是让朋友帮忙买的。当哈耶克的弟子、台湾地区林毓生先生来我家做客的时候看到这套三卷本文集，他也羡慕异常，因为当时他还没有这套文集。 　　到现在为止，这套书在国内还没有。”邓正来还有一些很珍贵的书，其中包括他放在卧室的《马恩全集》。这套书是他从旧书店里淘来的。“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经常去琉璃厂，买一些三四十年代学者创办的人文社会科学杂志。我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学者们是如何创办和编辑学术刊物的，而1978年以后的学术刊物我基本上已经全部调研过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记得那个时候的旧书相当便宜，七八块钱就能买到10本书。”邓正来回忆说，“1994年，有一次我去琉璃厂，竟然看到了一套50年代出版的、翻口烫金的《马恩全集》，当时老板要价500元，我还价400元。他起初不愿卖，讨价还价一番后还是答应卖给我了，并说，‘我是看你真的喜欢这套书，才卖你的。’这套书非常新，我可以肯定这套书原来的主人一次也没有翻看过它们。由于这套书是翻口烫金的，所以即使用湿抹布擦，纸张也不会坏。现在，我把这套书放在我的卧室里，每天睡觉前坚持看几页。”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摄影：本报记者 李飞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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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之友网

想念
我生活中的邓正来
作者： 周国平
2013-03-21来源：南方周末






正来仿佛是被一阵旋风卷走的，这么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突然就没有了。一个至爱亲朋的死是多么不真实，你见证了遗体，你参加了追悼会，但是你仍然不相信。
这些日子里，我的眼前全是他的形象，不是最后那些天看到的病容和遗容，而是往常的模样，目光炯炯，声如洪钟，活力四射。这个正来一定还在，说不定哪天，电话铃响，他说他到北京了，约我去见面，而我会告诉他，我是多么想念他。是的，想念，不是缅怀，不是追思，我拒绝把这些词用在他身上。我只是想念他，这个从来不喜欢旅行的人，这一回破例出远门了，我天天盼他归来，我要好好为他接风。
家里人
正来生性豪爽，结交广泛，常以各种名目宴请朋友，这个节日、那个节日、大人的生日、孩子的生日、长久的离别、短暂的离别，都可以用做借口。有一回，在亚运村孔乙己设宴，朋友们入座后，他宣布的由头出人意外，竟是庆祝他患喉癌四周年。他是九年前患的喉癌，预后良好，怎料九年后又查出胃癌，一病不起。
对于我来说，更经常的是，我们一家人被他招呼去出席小型饭局，在座的是他私交亲密的二三人家，每次他都说，今天是家里人吃饭。
印象中，我们两家走得近，是缘于孩子。1997年10月，我和红举办婚礼，正来夫妇带当时5岁的女儿嘟儿出席。婚礼上，主持人亚平问嘟儿：“在座哪个阿姨最漂亮？”答：“郭红阿姨，我觉得她还很可爱。”问：“你觉得国平叔叔怎么样？”答：“一般。”问：“你觉得他配得上郭红阿姨吗？”答：“一般。”问：“以后让你和国平叔叔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你愿意吗？”答：“凑付吧。”全场爆笑。我和郭红非常喜欢这个机灵的小女孩，第二年啾啾出生，此后两家人就经常带着孩子互访了，或者一起郊游。正来是一个极不爱游玩的人，那几次郊游几乎是他生活中的例外。
正来是自告奋勇要当我的孩子的教父的，我的孩子叫他正来爸爸，他的女儿叫我国平爸爸。他是一个称职的教父，孩子的出生百日、每年生日，他都惦记在心，热心张罗。两家的孩子还有另一个教父，就是上海的阿良。啾啾生下时，正来宣布要和阿良公平竞争，听阿良说要在上海给啾啾留一间房，他不甘示弱，说他在上海有大款朋友，他也能做到。看他这么孩子气地PK，我觉得可爱极了。
我相信，不论爱情，还是友情，若能经受住岁月的考验，最后都会变成无比珍贵的亲情。朋友之间好到了极致，就真正是亲人，比血缘更亲。
比我小的兄长
正来比我小十岁半，按理说，我是他的兄长。可是，不论我自己，还是周围的亲友，共同的感觉是他像兄长，对我呵护有加。什么时候看见我身体不好，他一定会催我去检查，如果认为是工作太累所致，他会批评我，连带也批评红，要她在家里贴上五个大字：“国平无急事。”他经常叮嘱红，国平最重要，要把关心国平放在第一位。
有一回，我们去他家里，还带去了我家的两位女友，他语重心长地批评她俩说：“你们不知道心疼国平，国平跟别人不一样，我阅人无数，很少有像他这样优秀的人，但他一辈子没有享受过。”然后布置任务：“你们每人每周约他出来一次，要单独和他，找一个好的酒吧，让他放松。”我很不好意思地引用他对我的溢美之词，只是为了说明他对我的不同寻常的关爱。一位女友听后感动地说，她看到了男人之间的感情。
他是真正心疼我，所以，知道红又怀孕了，他力主做掉，理由是我应该安度晚年，不该再受苦了。叩叩生下后，他召开家庭会议，力劝红辞职，好好安排家庭生活，让我好好休息和工作。红的顾虑是，我年纪大了，她再没有了工作，我万一有事，两个孩子怎么养。他立刻说：“别怕，有我。”
“别怕，有我。”只要我遇到困难，这个声音就在我的耳边响起，不管他说没说，他的态度和行动都如此告诉我。2005年是我的本命年，突然遭遇三场官司，其中一场，对方气焰嚣张。那些日子里，他已应聘吉林大学，往返于北京、长春两地，行色匆匆，仍急我之所急，替我聘请律师，随时关心案情进展，还约我去雍和宫烧香消灾。
正来啊，在家族中，在朋友中，特别在我面前，你一直以强者自居，凡事都担当，仿佛能保护每个人。可是，当病魔和死神降临你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有谁能保护你啊！
人生知己
我和正来，性格截然相反，我柔他刚，我内倾拘谨，他外向豪放，反差极其鲜明。我们这么好，不但旁人诧异，我自己有时也略感惊奇。在交往中，性格强的人往往比性格弱的人主动，我们也是如此。我隐约的感觉是，他不但欣赏我，理解我，而且对我怀有一种怜惜之情，仿佛我生命中的一位贵人，要来帮助我、照护我。
不止一位朋友告诉我，我不在场的场合，如果有谁说我不好，他就特别生气。因为写了许多散文，学界常有人讥我不务正业，他听见了必为我辩护。他办《中国社会科学论丛》，把我的名字放在编委的前列，有人表示异议，他就问：“你们看过他的哲学吗，他的散文中的哲学怎么就不是哲学了呢？”
正来对我是偏爱的，因为偏爱而能容他人之不容，也因为偏爱而能察他人之不察。2000年冬，我参加人文学者南极行，他反对，责问道：“别人写不出东西，所以需要走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找些貌似惊人的材料以吸引读者，你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自己想写的东西还来不及写，为什么要去南极？”我实在不愿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依然成行。他在金东大酒楼为我壮行，席间很动感情，一再叮咛我平安归来，说他读我的书最认真，最理解我，要给我的南极之书写序。归来后，我写成《南极无新闻》一书，那次南极行被炒成新闻，这个书名表达了我的抗争。正来践诺写序，写出那天特别激动，分别给好几人打电话，声情并茂地朗读全文。他说：“不是周国平，我不会写，是周国平，别人也写不出。”
的确如此，他从来只写学术论著，为我破了例，而他对我的理解极其准确，无人能及。序中说我对社会的态度“是参与其间但决不放弃自我，生活于其间但决不放弃对它进行批判的权利，力图以一种独语的方式去重构这个社会”，而“所采用的方式是相当平和细腻的，但确确实实是不屈坚毅的”。我心知，未尝有人如此恰如其分地把握我对社会的态度的实质以及这种态度之中的微妙之处。
正来曾多次说，将来我的墓志铭由他来写。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决非戏言。岂料他先我而走，在他的未竟之业中，还有这小小的一桩。
豪气，侠气，霸气
虚岁五十那年，生日前夕，正来在友谊宾馆贵宾楼举办寿筵，摆了十桌。他安排我第一个致辞，我在发言中用三个词概括他：豪气，侠气，霸气。
正来是豪情万丈之人，无论酒桌上的闲谈，还是论坛上的讲演，都激情飞扬，气势恢宏，精彩纷呈。他做学问，心中有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哀，表现出的则是“天下舍我其谁”的豪迈。他什么都要顶级的，顶级的学问，顶级的酒，非五粮液不喝。他爱憎分明，对于看不上的人，评论起来毫不留情。有一年，某台湾名人大陆行，媒体上沸沸扬扬，北大、清华也为其摇旗鸣锣，他鄙夷地说：此人是一个小人，只会弄一些小考据。得知一个朋友为了宣传自己患病的儿子，筹划此人与儿子的会面，他打电话给这个朋友说：“如果此人要见而你的儿子不见，那才是牛。”
正来又是一个侠义之人，爱朋友，念朋友，朋友有难，必挺身而出，冲在前面。遇到需要解囊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哪怕自己没有钱，也要借钱相助。这个大学者还时常自告奋勇替朋友断家务事，大至夫妻离异，小至日常纠纷，他都出面调解。不过，他可不是和事佬，他的敏锐目光总能看出症结所在，阐明是非，直率地批评理亏的一方。
最后，我相信所有朋友对正来的霸气都有切身的感受。朋友们叫他老邓，他和那个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老邓有一拼。朋友聚会，主角一定是他，基本上没有别人张口的份。无论你地位多高，名声多大，学问多好，在老邓面前都会放下身段，洗耳恭听。他胸有成竹，说话的口气不容置疑，而他的见解确实常常是值得注意的。
其实，豪气、侠气、霸气都来自底气。正来阅读量惊人，悟性又好，对学术脉络了如指掌，如果没有这个功底，谁会服他。底气之外，更有正气，唯真理是求，于是不战自威。我还要加上孩子气，甚至认为这是他的品行的核心。一个大孩子在学海尽兴嬉戏，在人世率性言说，于是底气、正气都有了。
那么，这一节的标题可以改为：底气，正气，孩子气。
在学术的背后
正来以学术为志业，治学极严，下大工夫，有大成就，学界有口皆碑。他对自己选定的领域十分专注，闭关八年，围绕知识社会学和政治学刻苦研读，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译著和论著。然而，我知道，已出版的著作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其下深不可测。他不是一个学术匠人，而是一个思想者，他心目中的学术不是知识的耙梳，而是问题的探究。他常向我讥笑国内学人没有自己的问题，而据我所见，他是真正有自己的问题的，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他最娴熟的领域里，他也是疑窦丛生，痛苦万分。
在这里，我要摘引我的日记中记录的他的两次谈话。
2002年7月24日。正来在天通苑附近大鸭梨请晚餐，此前他已在电话里对我谈起他的雄伟计划，席上的谈话也围绕这个话题。他问我：“现在还有没有乌托邦？”我说没有了，他说：“这就是问题，人类没有了动力。”接着列举现在西方的主流政治理论，包括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奥克萧的保守主义，罗尔斯等的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指出这些无一不是摧毁乌托邦的，所以本质上都是以开放之名导致封闭。他的计划是把这些理论的脉络一个个弄清，然后对它们大举批判。他相信，这个视角是西方人所不具备的，中国人更不具备，一旦完成，其伟大超过马克思和韦伯。最后，他颇带戏剧感地说，将来他完成了这一终身著作，请我用尼采风格给他写一个墓志铭，放在书首；由于他自己也是在西方知识中生长的，因此他的这一工作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否定和判决。
2007年1月28日。下午，正来携家人来看望我们。他刚坐下，就开始和我谈他的苦恼，那完全是精神上的。多年来，他一直在研究知识生产问题，同时又感觉到，自从逻各斯以来，整个知识生产都是在撒谎，全是虚伪的，使人类离自然状态越来越远。他感到自己是分裂的，一方面废寝忘食地做学问，另一方面怀疑其毫无意义。他说，六十岁以后，要写一本书，揭露整个知识生产的谎言，现在就做准备，读尼采和福柯。他表示，无人质疑知识的前提，他的苦恼只能对我说，书成后请我写序言。
这两次谈话使我明白，正来迄今所做的学术工作尽管十分可观，其实只是他真正想做的主要工作的一个准备。后来他转入中国人“生存性智慧”的研究，应该是向主要工作迈进了一步，试图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我无法预断他能否找到，但是我相信，以他的善思敏悟，寻找的过程中也一定会有丰硕的收获。可是，序幕刚刚拉开，他就撒手离去了，带走了全部剧本大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空舞台。
正来，你太累了
回想起来，这最后十年，正来实在太累了，他是累死的。在这之前，他闭关八年，住在京郊安心地做学问，虽然寂寞、相对贫寒，但起居有序，心境宁静。朋友们都认为，那是他生命中最好的日子。后来，他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体制向他这个实力雄厚的“学术单干户”招手了。
2003年3月一个傍晚，红接到正来的电话，说他在古月人家等我们，有“终身大事”要商量。我们立即前往，在餐厅坐定，他叙述原委。前几天，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把他一家请去，表明请他任教的诚意，不必上课，只带研究生，每学期只需到校一星期。当天夜里，他通宵不眠，想了六个小时，翌日提出两个条件：一、每年招5名研究生，由他挑选，13年共65名，其中必能出人才；二、不当任何长，不参加任何评定别人或被别人评定的事情。当然，这两个条件被欣然接受。
他急于知道我的意见，说这件事只和我商量。我盛赞他提出的两个条件，它们清楚地划定了要做什么事和决不做什么事，有了这两条，就保证了他的独立学者的地位。在这个前提下，有计划地带学生，同时大部分时间仍可以在北京的家里做学问，何乐不为。
可是，正来是一个多么认真的人，一旦上任，就不可能每学期只到校一星期了，而是每个月都往那里跑，忙得不亦乐乎。看他累，而且不久就查出了喉癌，我悔不当初阻止他进入体制。
然而，更累的还在后面。2008年，张文显调任，正来寻找新的去处，多家高校争相聘请，最后敲定到复旦大学，创建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并任院长。这是一个更大的平台，他踌躇满志，赴任之前兴奋地向我倾谈宏大计划，要办成西方之外的头号研究院。事实证明，他确实能力超常，心想事成，举办大小论坛和暑期班，创办中英文学刊，请顶级学者做研究，请国际大牌做讲演，一件件事办得风起云涌。可是，代价是累，从心想到事成之间，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艰辛，而在举办研究院五周年论坛之后仅仅几天，就被晚期癌症击倒在了病床上。
学界对正来的成就有基本共识，前一半是自己做学问，后一半是组织学术活动，二者皆足可骄人。尤其后者，他以一人之力、短暂之时日做成了许多人用许多年也做不成的事，朋友们的挽联中说他“一人胜千军”、“一日抵十年”并非虚言，在悼词中还得到了一个“杰出的学术组织者”的称号。
可是，正来啊，你是知道的，我很不希望你做这个杰出的组织者。我是一个平庸的人，只做自己能够掌控的事，例如读书写作，希望你也如此，可以省却与人打交道的许多烦恼。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但能力有时是陷阱，一个人精力多么充沛也是有限的。如果你仍像闭关时那样只做学问，你不会这么累，一定不会这么早逝。而且，在我看来，和组织那些学术活动相比，你的著译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未必不是更大。倘若精力能够专注，生命得以延长，你期盼的主要工作何愁完不成啊。
正来走得太匆忙
正来走得何其匆忙，从确诊到去世不足一个月，实在太快了。
他是2012年12月27日确诊的，29日住进上海肿瘤医院。按照常例，在最坏情况下，晚期胃癌病人也是可以活几个月的。我心中已做这个最坏的准备，因此觉得有一个责任，就是去上海陪伴他，和他谈话并且录下音来，而这很可能是他最后的思想遗产。我当然相信，正来是敢于直面生死的人，这才符合他的水准，现在他不能只是病人而必须更是哲人。
我于1月12日到上海，在肿瘤医院对面的旅馆里住了三天。到达当天，第一期化疗已开始，他很虚弱，但精神尚可，主动说起来，声音低而清晰。他说，生命不在于活多少年，中国人看生命从来没有精神这个维度。他一开始说话，我就打开录音笔，表示以后要整理。他当即郑重地向在场亲友宣布，凡是他在这些日子的谈话，不管我是否在场，今后都由我整理。我心头一热，含泪点头。啊，真好，我还在犹豫怎样向他说清我的意图，其实全无必要，我们所想完全一致。我只坐了十几分钟，他累了，我告辞。没想到这十几分钟是我们仅有的谈话，后两天我去病房，他更虚弱了，遗憾地说，这次不能和我深谈了。我们相约，化疗第一期结束后，距第二期有一段间歇，那时我再来。然而，此后他的状态一天天恶化，第一期化疗刚结束，他的生命就戛然而止。
正来是在熟睡中离世的，2013年1月24日凌晨，血压突然掉到了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有人说，这是好事，避免了临终的痛苦。还有人说，这符合他的痛快性格。这么干脆利落地走，也许客观上符合他的性格，但我相信，他主观上绝不愿如此。人在毫无知觉中死去好，还是在清醒中死去好？答案是因人而异的，我坚定地认为，对于灵魂强健的人，后者为好。体验由生入死的过程，人生中只有一次机会，错过了岂不可惜。
往事栩栩如生，你在和人谈论时会进入情境，仿佛他还在世似的。可是，你立刻想到他不在了，那些往事没有了承载者，成了飘在空中的梦。此时此刻，人生如梦不是抽象的感叹，而是你最深切感受到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