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娱乐新闻/春节快活哈]：欢迎赵本山参加俺这嘎哒的《教师之友网》版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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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过年总是其乐融融，








长大了








工作了






离开了父母，独自闯荡社会








我也忘不了这过年的快乐，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过年的快乐






抽抽烟






一起看看MM






所以每年我都排队买火车票，








但是票总是买不着，伤脑筋呀








去年，买到票了，但晚了，所以在火车上过年，就是伙食不怎么好








今年，听说票是要抢的，可是我带着刀也没有抢到






以后你们少忽悠我






难道要我飞回家，








但是一想到飞机票不打折，我又没飞机，我就蛋疼






难道要跑回家？？？








这也太扯蛋了








叹！！！！！








只能在北京过年了，

其实我梦想的过年是这样的，

我们一家三口






加上我的爸爸






还有我的妈妈








一家在一起包饺子，








什么，超市连胡萝卜都被抢光啦，




我只想说








接着说我的过年梦想，要有猜灯谜








因为我喜欢动脑筋










要有冰雪嘉年华






我其实充满一棵童心








要泡温泉，要好好给自己洗洗澡






更重要的是，要有MM看




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白娘子







好啦，别打了，对不起老婆，我错了，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来给你按按脚






年三十大家在一起吃顿团圆饭，






看看咱们结婚照，那时咱们还年青，一副文艺小青年的打扮






从来没跟你浪漫过，很对不起你，所以，我很严肃的说，






我要带你上北京郊外，好好的过一个好年，住北京静之湖度假酒店，够牛吧








把上面我说的什么包饺子、团圆饭、猜灯谜、冰雪节的愿望全在这儿给实现了，








我要跟你疯狂的亲热












老公呀，

去前别忘了带蒜呀，






元芳你怎么看











跟我一块卖拐得了，别整这些没用的，，，，





挣钱，晓得不，





祝朋友们，春节快乐，平安，健康，幸福与你们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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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怀念儿时的年味吗2013年02月06日 来源：北京晨报





放鞭炮、贴春联、挂灯笼、办年货、祭灶王、拜祖先、吃团圆饭、守岁、逛庙会、舞龙舞狮、玩社火、看社戏、穿红戴绿、发压岁钱……
从遥远的农耕时代走来，一直到今天的商业文明，春节都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每到此时，汹涌的回乡大潮、琳琅的商品货物，宾朋满座、觥筹交错，屋里的欢声笑语、屋外的鞭炮起伏……组成了这一片大地上独有的风景，绵延千年。
然而，不知何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觉得“年味儿”淡了，不论年轻年老，不论是男是女，似乎都觉得过年不再那么让人兴奋和激动了。
“年味儿”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年味儿”淡了，还是人们的感觉变了？又如何让“年味儿”重回人间，重回到中国人的心里？
你怀念儿时过年吗
感叹年味儿越来越淡的年轻人，开始在网上晒“小时候的年”，诸如“如今的你还记得儿时怎么过年的吗？”之类的问题，总是能引起许多共鸣。
有网友写道：“小时候过年，最喜欢的就是放鞭炮，一大串一下子放完了，还觉得不过瘾，偷偷把没放的鞭炮拆成一个一个的，装一口袋，点根香，能放到半夜。”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压岁钱是最让孩子们兴奋的，一网友表示：“那时候压岁钱很少，两三块钱就让我们很高兴了，不知道该买什么，也舍不得买，最后往往把攥皱的钱小心翼翼地放在保密处。”当然，值得回忆的还有年夜饭。“全家人一起包饺子，我就在旁边捣乱。现在年夜饭大家很少在家吃了，都提前在饭店、酒店订年夜饭，虽然在外面吃年夜饭省去了做饭洗碗的麻烦，但感觉没有小时候全家人挤在家里，一边看央视春晚一边包饺子热闹了！”一位70后网友感叹道。
年轻人在怀念，年老的也在怀念。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发帖说：“我们那个时代困难，一年到头，连白面都吃不上几回，更不用说吃肉了。新衣服也只能过年穿，家里孩子多的，也就老大做一件，换下来给老二，然后以此类推。即便这样当时的小孩们也很高兴。现在人们天天能吃到鸡鸭鱼肉等各种好东西，随时可以买新衣服，哪里还有过去过年的兴奋劲儿呢？”
年味儿的时间哲学
“年味儿”变淡了，然而究竟什么是“年味儿”，又为什么让人如此怀念，如此难以忘记？
著名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说：“说到‘年味儿’，首先要说到一个关于时间的问题。时间本来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没有物质存在，也就无所谓时间。但是对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人生百年，说长不短，说短不长，在这么一段生命中，在物质的发展中，总得有一个参照物，以便于我们计算时间的变化。其实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参照物，太阳。太阳周而复始，有它自己的周期，这个周期是圆形的，或者螺旋形的，那么这个圆形从哪里开始呢？在时间发展的长链里，在哪里找一个头儿呢？所以人们把子夜12点，规定为一天的开始，春节的这一天，规定为一年的开始，正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这个开始的时候，人们怀着对未来的期望，积蓄力量，在新的时间段里推进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所以，它非常重要，正是这种重要，让人们感到庄严、郑重，也就有特别的情绪和记忆。这就是‘年味儿’。当然，还有其他诸如信仰、情感之类的内容让它更加充实，更加被人重视，加深它的‘年味儿’。”
年味儿的仪式哲学
连接着两岁的交替，关系着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筹划，因此也就有了许多特殊的仪式，来让年变得更加庄重和神圣，这些仪式就叫作风俗习惯。
刘魁立说：“比如家庭，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环，因此总结和调整家庭关系，让家庭在未来更趋和谐，是过年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比如怀念祖先，把他们的贡献用特殊的意识重现，以此继承他们的精神，激励现在的人们要更热爱家庭。再比如向老人行礼，既是一种感恩，也是对他们奉献的一种继承。而给孩子压岁钱，有鼓舞年轻人、给予某种寄托的意味。所有这一切，使得家庭能够在这个时候做一个过渡性的调整，并且处在一个特殊的氛围之中，身在其中的人感到与平常完全不同的感受，这也就是‘年味儿’了。”
非独家庭关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刘魁立说：“过去有一整套完备的体系，从腊月开始筹备，扫房子、剃头、洗澡、穿新衣服、迎神等，一直到年后，所有这些让人从内到外，身心举止，都深切地感受到，新年开始了，这样‘年味儿’自然浓了。”

年味儿其实是感觉
所以，“年味儿”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感觉。所有外在的仪式、风俗、习惯等，都只是让这种感觉更加明显，更加深刻。
刘魁立说：“人们说过年缺‘年味儿’，首先要问自己，感觉变了没，有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特殊的时刻，有没有给自己的过去做一个总结，给未来做诸多筹划，有没有辞旧迎新的心态？”
当然，外在的影响，也确实存在。刘魁立说：“社会环境、时代的变化，很多原本可以加强感觉的东西没有了。比如迎神、祭祖，现代人特别是城市人已经很少进行了。再如漫长的休闲，农业时代是没有周末的，也就是在冬闲的时候有这么一段休息的时间，如今许多条件改变了，特别是大年夜，人们对着电视机里的画面以及无法交流的演员，看别人表达情感，自然‘年味儿’就淡了。”
港台传统年味儿浓
许多人认为传统年节的风俗习惯，往往在港台乃至海外华人中会更多地保留下来，似乎在他们那里也更能感受到过年的气氛。
他们为何能保留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
刘魁立说：“一种文化处在被强势的异文化包围或者和异文化并存的环境中，文化间的界限会变得异常清晰，人们保护自身文化的意识会变得更强烈。不同的文化之间有交流也有碰撞，这种环境中特别需要把自己的文化身份强调出来。特别是海外华人，他们可能在国籍上已经变了，但是在血统上、文化上，依旧沿袭着旧的传统，以此来表现出他们自身固有的、和异文化不同的内涵。我想，正是这样一个原因，使他们反而能保留更多的传统风俗。而在内地，这种文化共存的现象相对要弱，有些传统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发生改变。”
让“年味儿”回归
即便是抱怨“年味儿”淡了，但无数的中国人依旧踏上回乡之旅，依旧将春节视为最重要的节日。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让“年味儿”回来，回到人们的心中。
刘魁立说：“首先要在内心里调整自己，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个假期，而是辞旧迎新的一个节点，要对自己的过去加以总结，对未来妥善规划，这样才会有过年的感觉。”
当然，外在的环境也同样需要，刘魁立说：“传统节日在今天，应当有一些恰当的，和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形式，让人确实感到时间周期的转换，新旧的交替。”
然而这并不容易，刘魁立表示：“这不是一日之功。百年以来，自我们的夏历被取消之后，也就意味着我们原来的元旦没有了，不叫‘年’了。过年似乎变得名不正言不顺。西历新年的‘元旦’更像一种社会政治性的节日，和我们的历史传统没有什么关系。但在另一方面，百年以来，传统的年在中国人的心中并没有被抹去，人们仍旧以夏历年为‘年’，仍旧是情感所系。就我个人的感觉，这两年来，我国法定节假日改革之后，‘年’的气氛其实在逐渐浓厚，当然相对于几十年前，乃至百年前的那种‘年味儿’，依旧还淡，但总算是在变好，是一条上行的曲线。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算是一个过渡阶段。在未来，过年会越来越有内容，也会越来越有‘年味儿’。”
（周怀宗）

不同观点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静：
春节游、购物节添新年味儿
“年味儿”往往和特定的仪式、民俗等相关。但实际上，民俗从来都是多样的，和各地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出产等相关。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生活中的喜悦很少，年往往意味着吃好的、穿好的，所以对年的感觉尤其深刻。而在现代，很多原本稀罕的东西见多了，也就不稀奇了，没有了特殊的感觉。所以，未必是年本身变化了，也有人们感觉变化的因素。
实际上，传统的风俗习惯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自然累积和沉淀而成的，从来也没有过法定的仪式。同时这些风俗习惯也随时而变。比如过去很多节日和农业生产有关，特别是春节，但在工业时代，也未必就失去了意义。工业时代也要有张有弛，大家总要有一个停下来休息的时间，于是共同约定一个时间，一块儿停下来，歇一歇，调整一下，总结一下，规划一下。
所以，这种变化不能简单说好或坏，中国人对于家庭，有一种超越世俗的神圣感，这种感觉不会因为移风易俗而改变，最多只是用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其实，很多人谈传统节日的现代化，在传统节日中增加现代生活的内容，但这个不是法律规定、行政命令可以做到的，它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其实现在过年已经有很多新的内容，比如旅游，在传统社会是没有春节旅游的；再如购物，现在很多人会在春节期间飞到香港等地方去购物，这也是当今过年的一种新内容。因此，节日的变化，应该归于自然的选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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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12 2013春节特别奉献《时光擂台》2013年02月06日

来源：新华网







由中央电视台CCTV-12法制频道精心策划、强力打造的2013蛇年春节特别节目《时光擂台》，将于蛇年大年初一至初七在CCTV-12频道的黄金时段播出。活跃于各个年代的三十余位明星大腕儿倾心为每个中国家庭营造欢聚怀旧的过年氛围，邀观众在新春合家团圆之际，缅怀逝去的岁月、重温过去的点滴与美好！春节假期只要锁定CCTV-12，各家的电视机上就好比贴了一副春联：过年打擂台，又团结又紧张；全家比青春，也严肃也活泼。
届时，荧屏上将弥漫温暖和煦的“硝烟”，央视著名主持人李佳明将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艺“挑拨”分别代表70、80、90、00四个时代的明星嘉宾队员大兵，王为念，徐德亮、高晓攀、白凯南，韩乔生六位笑星“捉对厮杀”，以打擂台的形式捍卫青春，重放激情，更有崔健，王宏伟，李谷一，孙浩，瞿颖，张蔷，艾静，吉克隽逸，何洁，李双江，李光曦，范琳琳，金海心等年代歌手，小香玉，快板书大师梁厚民，山东快书高元均之子等曲艺界大腕儿也来助阵。与观众一起，点燃青春热情，拆除代际隔阂。正是：点击年代记忆，登录时光擂台。
《时光擂台》的现场，还将惊现“穿越神器”——年代小屋。节目制作者经过精心的知识考古和踏破铁鞋的“文物”搜集，重建了带着不同年代鲜明时代特征的“记忆空间”，让观众仿佛乘上时间机器，瞬间穿越，回到从前。一起怀念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历史是人的历史，时代是人的时代。《时光擂台》在青春比拼的进程中，不时会有属于某个时代的顶级时代偶像作为神秘嘉宾到场助威，著名主持人张越将会对谈70年代的语文状元，80年代的明星诗人汪国真，硬笔书法创始人庞中华，中国照相馆的特级摄影师解黔云，两代百货大楼糖果组神抓张秉贵(已逝，现场有珍贵影像)之子张朝和，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80年代第一位从台湾来大陆拍摄的艺人凌峰先生，上译厂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跳水皇后高敏，三次登顶珠峰的奥运火炬手、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话说长江》的片头人物李曦，北京第一代面的司机余波，老店员李瑞生，张伟欣李小璐两代偶像-----他们都是时光的证人，为我们带来触动青春记忆的惊喜。
《时光擂台》以娱乐节目的形态为载体，但不止于娱乐，而是更加深入的进入大众的心灵空间，拼贴出时代精神和公众记忆的版图，获得深度共鸣。节目调动了最新的视听和现场舞台表现技术，最先进的娱乐节目制作理念，更以饱含人文精神的情怀，力求拓展年节电视娱乐节目的新维度。在春节热闹的喜庆之中，奉上一档全家人可以围坐观赏并可为之畅谈的好节目。
全面回忆合家欢，青春无悔打擂台。请关注CCTV特别节目《时光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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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春节今年刚好“100岁” 为袁世凯批准施行2013年02月06日

来源：新华网 作者：徐海涛






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但在其数千年历史中有过“元旦”等多个名称，日期也多次变化。专家介绍，直至1914年为接轨西方历法才将“元旦”之名移到阳历1月1日，阴历正月初一改名为“春节”。即将到来的癸巳蛇年正月初一，是1914年以来的第100个春节。
“过年”起源于我国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起初日期并不固定，秦朝之前先后规定过12月、11月、10月的第一天“过年”，直到汉武帝实行“太初历”才正式确定在正月初一。从殷商至清朝，“过年”有“元辰”、“岁朝”、“元日”、“元旦”等多个名称。
1912年，中华民国宣布改阳历1月1日为“新年”，但在民间推行遇阻，百姓仍以阴历正月初一为“过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天文史学家石云里介绍，1914年1月，时任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为顺从民意，提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经袁世凯批准，就此奠定了阳历年首为元旦，阴历正月初一为‘春节’的并存格局。”
100年来，春节也在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民国初期20多年里，政府一直试图将贺年、祭祖、贴春联等活动移到阳历元旦，是民间强烈的传统意识保住了春节。”安徽省民俗学会秘书长王贤友说，新中国建国后移除了一些封建迷信的习俗，改革开放后城镇化、信息化浪潮也在改变源于传统农耕社会的春节，如传统过年仪式简化、部分人改到饭馆吃年夜饭、上门拜年变成电话或网络拜年等。
“虽然形式在变，但春节祭祖祈福的内涵没变，家庭团圆、强化家族意识的功能没变。”王贤友说。
在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当前，春节已走出国门，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符号。“如同西方的圣诞节，春节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石云里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如何进一步加强对春节等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通过多样性文化增添国家魅力，在春节“百岁”之际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记者徐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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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理论的阙如与喜剧批评的迷失(石凤珍 熊元义)

　　内容提要：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很少从中国当代喜剧艺术实践出发，认真总结中国当代喜剧艺术的基本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中国当代喜剧理论的建构，而是援引其他理论批评中国当代喜剧艺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对赵本山的喜剧艺术的批评不是抬高，就是贬低，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当代喜剧界喜剧理论的阙如与喜剧批评的迷失。


　　关 键 词：喜剧理论、喜剧批评、文化批评
　　著名喜剧演员陈佩斯尖锐地指出：中国当代喜剧界基本上没有喜剧理论。在提出中国当代喜剧理论空白论的同时，陈佩斯还深入地探究了造成这种中国当代喜剧理论阙如的思想方法根源。陈佩斯认为，喜剧演员的表演是有一定的物质的、科学的规律可循的。可是，我们却常常把这些艺术行为归为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把它当成不可捉摸的东西，从而造成了在理论与实践上不科学的思想方法。(参见郑荣建的《走，到〈阳台〉听陈佩斯聊喜剧去》一文，《中国艺术报》2012年2月29日。)这是振聋发聩的。的确，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很少从中国当代喜剧艺术实践出发，认真总结中国当代喜剧艺术的基本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中国当代喜剧理论的建构，而是援引其他理论批评中国当代喜剧艺术。从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对赵本山的喜剧艺术的批评中足以看出，中国当代喜剧界喜剧理论的阙如与喜剧批评的迷失。
　　作为中国当代娱乐文化的领军人物之一，赵本山在中国当代喜剧艺术发展上取得了不可小觑的艺术成就。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应该从赵本山的喜剧艺术本身出发，认真总结其得失，从中吸收有益于建构中国当代喜剧理论的成分，而不是简单的捧杀与棒杀。然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却没有这种理论自觉，往往从狭隘需要和个人目的出发，肯定赵本山喜剧艺术的则把他捧上了天，批判赵本山喜剧艺术的则把他掀翻在地。这种走极端的批评倾向无疑是文艺批评的迷失。那些肯定赵本山喜剧艺术的文艺批评家甚至把喜剧演员赵本山与世界喜剧艺术大师卓别林相提并论，认为赵本山是从草根文化成长起来的葳蕤的文化大树。他们指出，中国的赵本山和美国的卓别林是东、西方两株葳蕤的文化大树。卓别林和赵本山都是天才的喜剧演员。他们生于贫贱，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虽然最初饱受过冷眼甚至鄙视，然而他们却有一颗皭然不滓的纯美心灵，同时在艺术上有着超凡脱俗的天才。卓别林虽然处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的美国，工业化正给人类带来好处，但是，他却别具慧眼地看到资本给社会带来的不公，机械化对人性的戕害和扭曲，他用夫复何言的哑剧、用幽默滑稽的形体，淋漓尽致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病，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本性的思考。而赵本山则处于中国社会伟大的转型时期，抒发了中国农民在中华民族崛起的过程中的美好心愿，引发了人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性的思考。这种把喜剧演员赵本山与喜剧艺术大师卓别林混同的批评无疑是“捧杀”。赵本山和卓别林在喜剧艺术境界上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卓别林以其精湛的喜剧表演艺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并对现代电影艺术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而赵本山的喜剧作品对中国当代社会的种种重大弊端涉及不多，更没有对当代电影电视艺术做出重要的贡献。可以说，卓别林是大家和天才，而赵本山则是名家和才人，不在同一个层次上。而那些批判赵本山喜剧艺术的文艺批评家则认为赵本山是这个缺少大家的时代的产物，不过是筷子里头拔出来的“旗杆”。他们概括地说，赵本山的小品，一讽刺残疾人，二讽刺肥胖者，三讽刺精神病患者，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赵本山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畸形产物。已故相声大师侯宝林、马三立等起自旧中国的街头地摊，却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摆脱低级趣味，寓教于乐，赢得健康的笑声，使相声得以登大雅之堂。而赵本山则开历史倒车，将旧中国街头地摊的噱头找回来，奉为至宝，以嘲笑生理缺陷、插科打诨为能事。这种批评显然是以偏概全，没有看到赵本山比较优秀的喜剧作品。赵本山的喜剧作品很多，一些较好的喜剧作品并不存在这些缺陷，《钟点工》《卖拐》《策划》等喜剧作品甚至可以说相当深刻，对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些弊病不乏辛辣的讽刺。这就是说，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可以批评赵本山有缺陷的喜剧作品，但不能彻底否定赵本山的喜剧作品。这种彻底否定赵本山喜剧艺术的批评就是“棒杀”。这些“捧”与“棒”赵本山喜剧艺术的文艺批评都超越了喜剧艺术本身，不过是借批评赵本山的喜剧艺术抒发对赵本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一些难言的情绪。因此，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在批评赵本山的喜剧艺术时应该遵循喜剧艺术规律，全面地把握赵本山的喜剧艺术，准确地认识赵本山的喜剧艺术在世界喜剧艺术发展史上的位置，竭力避免简单的捧杀与棒杀。
　　喜剧艺术与悲剧艺术最显著的不同，就是喜剧艺术与演员的二度创作更为密切。欣赏悲剧艺术可以不必欣赏演员的表演，而欣赏喜剧艺术则不能不欣赏演员的表演。很简单，同一部喜剧作品由不同的喜剧演员表演，可以产生非常不同的喜剧艺术效果。在中国历史上，不少喜剧人物青史有名。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司马迁就为淳于髡、优孟、优旃这一类滑稽人物作传。而这些滑稽人物之所以青史留名，是因为他们“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有时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进程。中国当代喜剧界出现了陈佩斯、朱时茂、宋丹丹、赵本山、潘长江、蔡明、艾立、郭冬临、黄宏、巩汉林、郭达等著名喜剧演员。他们虽然不能与那些青史留名的滑稽人物相比，但在喜剧艺术表演上也取得了各自的艺术成就，形成了各自鲜明的艺术特色。在这些著名喜剧演员中，赵本山与众不同就是他是地道农民出身，在喜剧艺术表演上地气十足，尽显中国农民质朴的智慧和幽默。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在批评赵本山的喜剧艺术时应该深入地区别赵本山主演的喜剧作品与陈佩斯、宋丹丹等其他喜剧演员主演的喜剧作品的不同，区别赵本山与陈佩斯、宋丹丹等其他喜剧演员在喜剧表演艺术上的不同，并在这个基础上把握赵本山主演的喜剧作品和赵本山的喜剧表演艺术独特的艺术特色，解剖其得与失，而不是笼统的批评。
　　中国元代文学家高明在“南戏之祖”《琵琶记》中说：“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高明所说的乐人与动人并非喜剧与悲剧之分，而是艺术作品的艺术效果的层次之分。但有些文艺批评家却将喜剧简单地界定为乐人，这是肤浅的。中国当代文艺出现的“过度娱乐化”倾向恐怕与这种肤浅的认识有关。19世纪德国美学家黑格尔就深刻地指出：“艺术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效用或游戏的勾当，而是要把精神从有限世界的内容和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使绝对真理显现和寄托于感性现象，总之，要展现真理。”(《美学》第3卷下册，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5页。)而中国当代有些喜剧作品往往容易混淆可笑性和真正的喜剧性这两个范畴。其实，可笑性和真正的喜剧性这两个范畴是有本质区别的。黑格尔对可笑性和真正的喜剧性这两个范畴进行了严格的区别。黑格尔认为，任何一个本质与现象的对比，任何一个目的因为与手段对比，如果显出矛盾或不相称，因而导致这种现象的自否定，或是使对立在实现之中落了空，这样的情况就可以成为可笑的。喜剧性却不然，主体一般非常愉快和自信，超然于自己的矛盾之上，不觉得其中有什么辛辣和不幸；他自己有把握，凭他的幸福和愉快的心情，就可以使他的目的得到解决和实现。“因为作为真正的艺术，喜剧的任务也要显示出绝对理性，但不是用乖戾而遭到破灭的事例来显示，而是把绝对理性显示为一种力量，可以防止愚蠢和无理性以及虚假的对立和矛盾的现实世界中得到胜利和保持住地位。”(同上，第293页。)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曾遭到无聊的误解。有些浅见的人“在《死魂灵》里看到许多滑稽的，或者用他们的市井俗话说，是笑死人的东西，并且有些地方是过分夸张的。”不过，这种浅见很快就遭到19世纪俄国大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的有力批判。别林斯基指出：“《死魂灵》的意义、内容和形式，是‘透过世人看得见的笑和他们看不见、不明白的泪，对生活特定范围的观照’。在这里面，正是包含着果戈理喜剧作品的悲剧意义；这使它脱出了普通的讽刺作品之列”。(《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92页。)别林斯基挖掘了《死魂灵》的深刻的美的内容，提出了“含泪的笑”这个概念。可以说，别林斯基提出的 “含泪的笑”这个概念就把真正的喜剧作品和空洞的滑稽作品深刻地分别开来了。接着，别林斯基在把握果戈理文学作品的特征时指出，果戈理“凭着艺术本能忠实于现实，……客观地描写当代现实，把光亮带进它的黑暗，却不想悠然自得地歌唱除了艺术家和艺术爱好家之外谁也不关怀的事情，或者把俄国现实描写成从来不曾有过的样子。”(同上，第499页。)中国当代不少喜剧艺术作品没有达到这种既乐人也动人的程度，是有主客观原因的。在客观上，喜剧艺术创作存在不少有形和无形的限制或框框；在主观上，有些喜剧作家思想贫乏，缺乏胆识，难以达到较高的层次。赵本山的喜剧艺术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可能不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应该深入地解剖赵本山的喜剧艺术，既充分肯定赵本山在喜剧艺术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也不掩饰其局限并深入地分析这种局限产生的主客观原因，而不是一味地责备赵本山的一些喜剧作品的媚俗。否则，这是难以服人的。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在批评赵本山的喜剧艺术时应该积极开展喜剧艺术批评，而不仅是文化批评。当然，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对赵本山主演的喜剧作品开展文化批评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喜剧艺术批评的基础上，是喜剧艺术批评的丰富、补充和延伸，而不是相反。那些背离喜剧艺术规律的对喜剧作品的文化批评都是不得要领的。而有些文艺批评家却不是把赵本山主演的喜剧作品看作喜剧艺术，而是仅仅看作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对赵本山主演的喜剧作品的批评不是根据喜剧理论，而是援引其他理论。这是本末倒置的。在对赵本山、小沈阳主演的小品《不差钱》的批评中，那些比较激烈的批评很少属于真正的喜剧艺术批评，大多属于与喜剧艺术批评关系不大的文化批评。
　　那些否定小品《不差钱》的文艺批评家认为，小品《不差钱》的嘲笑对象是农民，他们被刻画成没有文化、势利眼、傻头傻脑还假装聪明的笨蛋。在《不差钱》中，那位农民大叔居然把“艺术细胞”说成了“艺术细菌”，把“报答”说成了“报销”“报复”，把“刀郎”误作“屎壳郎”，“精辟”误作“屁精”，如此等等，都是一些低级无聊的“笑料”。这种否定批评严重地混淆了嘲笑农民的缺陷与嘲笑农民的区别。嘲笑农民的缺陷并不等于嘲笑农民阶级。这是不能画等号的。有些艺术作品嘲笑中国当代农民的缺陷是没有错的，这里不应存在任何禁区。当然，不可否认，一段时间内，一些艺术作品过于集中嘲笑农民的缺陷，忽视或不敢嘲笑其他阶层尤其是上流社会的缺陷。而在非正式场合里，不少流行笑话却是嘲讽上流社会弊病的。这种过于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令人对一些偏于嘲笑和讽刺弱势群体的缺陷的艺术家产生疑忌。而小品《不差钱》的不足主要在于它仅仅停留在嘲讽中国当代农民的文化局限上，而没有深入挖掘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在文化生活上还是很差钱的这种困境以及他们竭力摆脱这种困境的努力。那些肯定小品《不差钱》的文艺批评家则认为，赵本山——刘老根——“二人转”代表的是农民文化、民间文化和外省文化。而赵本山在主流媒体上争到了农民文化的地位和尊严。赵本山通过与“毕老爷”的来往吐露了社会底层的“二人转”艺人攀登“主流文艺”与“上流社会”的辛苦，他们感谢上流社会的“八辈祖宗”，绝对听毕老爷的话。赵本山不但代表中国八九亿农民发出了宣言和吼声即我们农民要上“春晚”，我们农民要上北京忽悠城里人，而且悄悄地进行了一点点农民文化革命。这种肯定批评混淆了具有农民身份的个人与农民阶级的区别。真正的农民文化革命是那些维护和捍卫农民的根本利益、反映和满足他们的根本需要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那些具有农民身份的个人跻身上流社会，成为有文化的人。这些跻身上流社会的个人往往可能最后背叛农民。这种现象在中国当代社会正不断发生。在小品《不差钱》中，赵本山和徒弟小沈阳、毛毛(丫蛋)所演的农民角色只是会唱歌，想唱歌，而不是会唱反映农民命运的歌，想唱吐露农民心声的歌。因此，他们跻身上流社会除了个人命运的改变以外，根本看不到中国当代农民命运的丝毫改变。这哪里有农民文化革命的一丝影子？其实，赵本山和徒弟小沈阳、毛毛(丫蛋)本身就是地道的农民。随着他们在演艺圈走红，他们的命运的确发生了根本改变，但是他们原来所属的农民阶级的命运却依然故我，哪怕是引起社会的一丝关注都没有。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对赵本山主演的喜剧作品的批评，无论是拔高哄抬，还是求全责备，都是将局部等同于整体，混淆了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这些“棒”与“捧”的文艺批评没有从赵本山的喜剧艺术出发，没有总结赵本山喜剧艺术的艺术特征以及与其他喜剧演员的喜剧艺术的不同之处，都只是借赵本山主演的小品《不差钱》说自己的事情，浇自己的块垒，属于与喜剧艺术批评关系不大的文化批评。这种文化批评虽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却有些隔靴搔痒，不可能有力地推动中国当代喜剧艺术创作的有序发展，更不可能真正总结出有益于建构中国当代喜剧理论的成分。
　　因此，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亟需认真总结中国当代喜剧艺术实践，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喜剧艺术创作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喜剧理论，并在这个基础上建构中国当代喜剧理论，积极推动当代喜剧艺术创作和喜剧艺术批评的有序发展。(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大众文化的价值观研究”，项目号11&ZD022、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小沈阳现象的后现代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0ba012)
　　参考文献：
　　1、郑荣建的《走，到〈阳台〉听陈佩斯聊喜剧去》一文，《中国艺术报》2012年2月29日。
　　2、《美学》第3卷下册，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4、王蒙的《赵本山的“文化革命”》一文，《读书》2009年第4期。
　　5、范曾的《赵本山和卓别林》一文，《文艺报》2010年9月1日
　　6、陶东风的《因傻而乐，因乐而傻》一文，《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11日
　　原载《文学报》2013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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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当代中小学教师的生存尴尬

——第23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的沉思

朱华贤

如果有人问我：当代中小学教师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如何？我的回答是：在多重夹缝中。如果从孔夫子那个时代算起的话，教师这一职业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没有一个时期，其生存状态像现在这样尴尬和无奈。教师们自觉不自觉地处在内部冲突与外部环境的多重夹缝中，时时处处扮演着一个十分难堪的、双面人的角色。
先进理念与原始实践的夹缝。当代教师充满着美好的理想，信奉着崇高的精神，期望用自己的智慧培养具有完美人格和优良素质的未来建设者，或者说，当代教育的理念和教师的信念具有这个时代的先进性。然而，我们的环境和条件都不允许教师们履行新的理念，实践自己的理想，我们无法按照先进的理念去操作，也根本没有切实可行路径能走。在具体的实践中，教师们不得不去面对高考升学率、中考重点率、抽考优秀率的紧箍咒，谁要是在这一次次的考试中败北，什么教育理想？什么先进理念？统统都会被排斥；谁要是在中考、高考中的上线率低于别人，什么优秀教师？什么教坛新秀？统统都将变得一文不值。换言之，教师处在这样的矛盾中：口头上，或者写论文时，振振有词喊着新的理念；行为上，课堂中，不得不全力以赴地用最原始的操练方法硬抓升学率。“轰轰烈烈搞素质教育，扎扎实实抓应试教育”，几乎没有一个中小学教师不是处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夹缝中。你说，教师扮演的是这样的角色，还不尴尬吗？
个性张扬与模式评价的夹缝。作为当代教师，尤其年轻的一代，他们都经过大专院校的专业学习，他们思想活跃，个性鲜明，有的雄心勃勃，有胆有识有锐气，有的多才多艺，充满智慧，许多人都想以自己的独特才干在教育事业大干一场，然而，现实的评价却相当残酷，毫无个性化，一把尺子量天下：试卷和分数。名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用一张统一的试卷来衡量成千上万个教师的教学结果，把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的学生视作产品，用一个模式化标准来检测，符合这个模具的，就是好的，不符合的，就是差的。教学是充满个性化的心智活动，灵活性和创造性极强。照理，个性化的教学应该用多元化的价值观来评价，可是现在根本做不到。在这样的评价机制中，共性优于个性，个性只能就范于共性。几次碰壁之后，最有个性的教师，也只得束手就擒，抹平个性了事。削足适履的教师，其角色尴尬不尴尬？
公众期待与社会地位的夹缝。师者，表率也，范者，模范也。社会大众对教师期待很高，甚至比一般官员和军人还高，许多人能做的，教师却面带羞色，比如买菜还价；许多人不算过错的，对教师来说，却是不大光彩的，比如没有让座。红烛、园丁、人类灵魂工程师等比喻既是人们对教师的赞赏，又是社会对教师的期望。红烛，就是要求教师有牺牲精神；园丁，就是要求教师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灵魂工程师，要求教师自己有崇高的灵魂，有伟大的精神。对于这样一个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他们的实际地位呢，恐怕不能令人满意。比如经济地位，虽然《教师法》有明确规定，教师的工资不少于或高于国家工作人员，可事实上，现在工资收入在个人收入中的比例已经只是很小一部分，许多人的奖金和各种名目繁多的福利费补贴费大大超过了基本工资，教师的实际收入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仍然处于低档。在我们这个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崇尚物质财富的社会里，收入水平的低档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低下。我们承认，这些年教师的收入有明显的提高，但是同广大教师的付出相比，仍然不成比例。 神圣的职业期待与不相匹配的经济收入，处在这样的角色，犹如富丽堂皇的桂冠下立着一个瘦骨仃伶的小矮人，让人尴尬得发笑。
职业手段与事业追求的夹缝。有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其定位相对明确，比如商场经理，就是赚钱，只要合法，赚得越多越光荣；又如企业老板，就是减少成本，获取效益，比如汽车修理工，就是赚取修理费以养家糊口。当下许多行业就是一种职业，或者是一种比较纯粹的职业，其事业的成分或含量并不大。可是，教育这一行业就有所不同，它有它的特殊性。对教师的定位是双重的：教师们所从事的，既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又是一种事业，而且是崇高的事业。这种定位，既是长期历史和文化传统形成的结果，也是现在许多教师自己的心理确认。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谋生的职业，看作是木匠铁匠那样传授知识和技巧，那么当一个教师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这个工作是极有弹性的，是单纯活儿；如果想干出一番事业，那就是相当不易，因为这毕竟是育人的工作，是心灵的事儿，必须全身心投入，必须不计个人得失，必须具有真正的红烛精神。在这两者之间，有不少教师存在着内心冲突，他们在徘徊，在犹豫。就是说，如今有不少教师并不甘心于或羞于把教书仅仅看作是一种谋生手段，可是一比照其他行业和整个社会环境，他们又不大愿意或无力把它当作一种事业来干。他们不知道在职业与事业之间如何找到平衡。
作为知识分子中队伍最为庞大、数量最多的一个群体，作为肩负着培养国家未来人才重任的一千多万中小学教师，其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如何，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都无比重大。教师生存状态的尴尬，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还是某个局部出现了偶然因素？值得深思。
夹缝，使得有些教师无法宁静，无法从容不迫，不能淡定优雅；夹缝，使得有些教师显出浮躁、功利，粗俗甚至势利；夹缝，使得部分教师的人格常常被扭曲和分裂。夹缝，既是一种生存的艰难，也许更是一种突破与挑战的机遇。不在夹缝中挤扁，就是夹缝中脱颖。
面对重重夹缝，我们该怎么办？
我的回答是：在改变中适应，在适应中改变。
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现状，不要以为个体的力量是单薄的，整体就是由许许多多的个体组成的，只要每一个人都努力，不合理的环境必定能得到改变。同时，我们也要反省自我，调整思路，改变自己的某些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要有一种与时俱进的积极心态。要看到我们的社会是正在健康发展的，我们的教育改革正在切实有效地进行。

（311200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教研室 朱华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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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小品宗师赵本山封山作《有钱了》现场照首曝光2013年02月07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为当之无愧的一代小品宗师，赵本山在江苏卫视《郭的秀》上宣布不会再出演任何春晚小品，一时间“本山封山”让人唏嘘不已。此番在江苏春晚送上小品《有钱了》，是本山大叔小品生涯的谢幕之作，所以他选择了特殊的“告别”方式：零片酬加盟，只为回馈观众。电影《一代宗师》里，赵本山饰演的丁连山跟叶问对话时则说：“人活一世，有的人成了面子,有的人成了里子。”现实里赵本山已经修炼到了的 “里子”，让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图片来源：新华网

作为当之无愧的一代小品宗师，赵本山在江苏卫视《郭的秀》上宣布不会再出演任何春晚小品，一时间“本山封山”让人唏嘘不已。此番在江苏春晚送上小品《有钱了》，是本山大叔小品生涯的谢幕之作，所以他选择了特殊的“告别”方式：零片酬加盟，只为回馈观众。电影《一代宗师》里，赵本山饰演的丁连山跟叶问对话时则说：“人活一世，有的人成了面子,有的人成了里子。”现实里赵本山已经修炼到了的 “里子”，让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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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之无愧的一代小品宗师，赵本山在江苏卫视《郭的秀》上宣布不会再出演任何春晚小品，一时间“本山封山”让人唏嘘不已。此番在江苏春晚送上小品《有钱了》，是本山大叔小品生涯的谢幕之作，所以他选择了特殊的“告别”方式：零片酬加盟，只为回馈观众。电影《一代宗师》里，赵本山饰演的丁连山跟叶问对话时则说：“人活一世，有的人成了面子,有的人成了里子。”现实里赵本山已经修炼到了的 “里子”，让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图片来源：新华网

作为当之无愧的一代小品宗师，赵本山在江苏卫视《郭的秀》上宣布不会再出演任何春晚小品，一时间“本山封山”让人唏嘘不已。此番在江苏春晚送上小品《有钱了》，是本山大叔小品生涯的谢幕之作，所以他选择了特殊的“告别”方式：零片酬加盟，只为回馈观众。电影《一代宗师》里，赵本山饰演的丁连山跟叶问对话时则说：“人活一世，有的人成了面子,有的人成了里子。”现实里赵本山已经修炼到了的 “里子”，让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图片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