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汪曾祺(张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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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汪曾祺(张守仁)

来源：北京青年报 张守仁
1991年作者与汪曾祺(左)在云南。
　　汪老笑道：“我故意搞了一组数字游戏。‘铜壶煮三江’，是受到苏东坡诗词的启发，其中‘人一走，茶就凉’，也是数字概念，它表示零。”
　　在我四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面对有几位大家的稿子，只有欣赏的份儿，他们的文本严谨得不能动一个字，比如邓拓、孙犁、汪曾祺。
　　自从拜读了汪老的《受戒》、《大淖纪事》后，我多次央请他给《十月》写稿。我发现，就是萝卜白菜，他也写得异常精彩。我曾编发过他的一篇散文《萝卜》。他从从容容，娓娓道来，谈及高邮家乡的杨花萝卜、萝卜丝饼如何好吃，说北京人用小萝卜片氽羊肉汤，味道如何鲜美。他说一位台湾女作家访问他，他亲自下厨，给她端出一道干贝炖萝卜，吃得她赞不绝口。说天津人吃萝卜要喝热茶，这是当地风俗。写到四川沙汀的小说《淘金记》里描述邢么吵吵每天用牙巴骨熬白萝卜，吃得一家人脸上油光发亮。还提到爱伦堡小说里写几个艺术家吃萝卜蘸奶油，喝伏特加，别有风味。还写到他在美国爱荷华中心附近韩国人开的菜铺里买到几个“心里美”萝卜，拿回寓所一吃，味道和北京一切开嘎嘣脆的“心里美”差远了。他随随便便地写下去，我饶有兴味地读下去。一直读到“日本人爱吃萝卜，好像是煮熟蘸酱吃的”，文章戛然而止。我深感遗憾，嫌它太短了。读完了，欣赏完了，也就编完了。那不是工作，是美餐一顿的享受。
　　其实，在旅游途中或到外地讲学或开笔会，跟汪老共住一室，深夜无拘无束神聊，更来劲。
　　记得1991年4月，作家朋友们在冯牧率领下，组团去云南采风。我们在下关市游了洱海，参观了蝴蝶泉等，回到宾馆脱衣就寝。汪老靠在床栏上神秘又得意地对我说，他写过几篇论述烹饪的文章，是《中国烹饪》杂志的特约撰稿人。他说他爱吃苏北家乡的醉螃蟹、上海的黄田螺、北京天桥的豆汁、天津的烩海羊(烩海参、螃蟹、羊肉)、昆明的过桥米线和汽锅鸡。他像神农尝百草似的，什么东西都想尝一尝。他认为名厨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创新，做出新菜、新味来。照着菜谱做菜，绝没有出息。比如油条，你把它剪成一段一段，中间嵌入拌有榨菜、葱花的肉末，再放到油锅里煎，捞出来就特别好吃。这种菜不妨叫做“夹馅回锅油条”，对此他要申请专利权。
　　有一次我和汪老到南方水乡讲学，傍晚散步，我看见湖边青郁浓密的芦苇荡，就对汪老说：我不是京剧迷，但对您执笔写的《沙家浜·智斗》中阿庆嫂那段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特别欣赏，铭记不忘。汪老手里夹着一支烟，凑到嘴边吸了一口，笑道：“你对这段唱词别看得太认真。我在那里故意搞了一组数字游戏。‘铜壶煮三江’，是受到苏东坡诗词的启发，其中‘人一走，茶就凉’，也是数字概念，它表示零。”
　　他这样一讲，更使我吃了一惊。我说：“没有诗词修养、旧学功夫，是写不出这段唱词的。您的古文底子是怎样打下的呢？”
　　汪老看了一眼宽阔的湖面，回忆着遥远的童年，说：我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年的拔贡，特别宠爱我。从小就督促我握笔描红、背古文。到了小学五年级他亲自给我讲《论语》，叫我多练毛笔字。祖父说：“你要耐心，把基础打好了，够你受用一辈子呢。”我小学高年级、初中写的作文，老是被老师批“甲上”，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我13岁那年写了一篇八股文，祖父见了叹息道：“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老爷子见我有了长进，就赠我他收藏的几本名贵碑帖和一方紫色端砚。
　　我想：汪老文好、字好、诗好，兼擅丹青，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位文人作家，这是因为天资聪颖的他从小就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
　　汪老在《七十抒怀》中写道：“悠悠七十犹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在我和汪老多年接触中，发觉他嗜酒嗜烟。我对他日常生活爱好的概括是：“每饭不离酒，香烟常在手。”
　　汪老爱喝酒。他十几岁就和父亲对坐饮酒。父亲抽烟时拿出两支，一支给儿子，一支给自己，真可谓“多年父子成兄弟”。
　　那次到云南旅游采风，不论中餐、晚餐，一路上汪老都要喝酒提神。他似乎白酒、米酒、啤酒、洋酒都喝，并不挑剔。他只要抿一口，就能鉴别酒的产地和质量。一瓶威士忌端上来，他尝一尝，就能品出是法国的还是美国的产品。到了玉溪卷烟厂，攀登红塔山时，汪老崴了脚，从此脚上敷了草药，缠裹了绷带，拄杖跛行。于是我搀扶他，和他同桌就餐。席间，他喝了一口白酒，旋又把酒倒在缠着纱布的脚上，“足饮”起来。我感到纳闷，问他：“您为什么不仅嘴喝，还让脚喝呢？”他笑道：“这样可以杀菌。”
　　汪老喝酒史上，有一桩轶事：上世纪四十年代，有一次在昆明联大，他喝得烂醉，像个醉汉似的，昏坐在路边。沈从文那天晚上从一地方演讲回来，看见前边有个人影，以为是个从沦陷区来的难民，生了病，不能动弹。走近一看，原来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喝醉了。他连忙叫了两个学生搀扶着他的得意高足回到住处，给他灌了好多酽茶，他才清醒过来。
　　汪老还是位烟精。一支烟，他用手摸一摸，即可知道制作工艺水平如何。捏一捏，蹴一蹴，看一看，闻一闻，就可评定烟的质量。他给《十月》写过一篇《烟赋》，说纪晓岚嗜烟，是一边吸着烟，一边校读《四库全书》的。汪老爱吸“红塔山”，为之赋五言打油诗一首：“玉溪好风日，兹土偏宜烟。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
　　游星云湖、抚仙湖那天晚上，汪老喝了酒，面色红紫，容光焕发，呈微醺状。额上的皱纹也就展开了，谈话就多起来了。高洪波、李林栋、李迪、高伟等作家聚集在我房间里听汪老聊文学创作。汪老说，早年他写的作品，在半年之内大都能背出来。《沙家浜》剧本在打字过程中，有一场戏的稿子丢失了，打字员急得团团转，汪老居然从该场戏第一个字一直背到最后一个字。之所以能背，他说是由于文章有内在的韵律。他说：要随时随地注意用文学语言描写所见到的生活现象。我下放到张家口劳动住羊舍时，外面有一带树墙，夜班火车驶过时，车窗里的灯光一一照射在树墙上。怎么描述这种现象呢？在《羊舍一夕》中是这样写的，“车窗蜜黄的灯光一一照射在树墙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你总觉得会刮下满地枝叶来似的……”
　　汪老应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邀请作演讲，题目就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由此可见他对语言的重视。汪老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魅力首先在于语言。在他的小说中，你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失眠的霓虹灯在上海的夜空燃烧着。”“马儿严肃地咀嚼着草料。”他觉得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还认为不能把语言和思想内容剥离开。语言不能像橘子皮那样，从果肉内容上剥下来。
　　知道我喜欢写散文，汪老说：写散文应克制，不要像小姑娘的感情那么泛滥。老头写情书，总归不自然。有的散文家的作品像一团火，熊熊燃烧，但看完空空洞洞，留不下什么印象。没有坎坷，没有痛苦，便写不出来好文章。散文不能落入俗套，要平易自然。我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像家常便话、写家信那样，切忌拿腔拿调。当然也可以工笔、繁密，像何其芳的《画梦录》，别有风采，但那是另一种秾丽的花，我写不出来。
　　住在一起的日子多了，我和汪老相处得很随便。南方天热，每天都要在宾馆里洗澡、换衣。汪老洗衣速度极快，三四件衣服，搓巴搓巴就洗完了。我问：“您怎么比我还洗得快呢？”他回答：“见水为净，去掉点汗渍味即可。”我偷偷检查过他洗的衣服，翻看衣领和袖口，发现洁净度比我高。汪老在1957年因对人事部门提了点建议被打成右派，下到张家口农科所劳动，在艰苦的塞外练出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三年困难时期，当地的马铃薯价值突然提高，故农科所十分重视马铃薯的品种、质量、退化等问题。汪老会画画，农科所就交给他画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的任务。他到城里买了颜料纸笔，回来到薯田里掐了把花枝，插在玻璃瓶里，对着实物画。马铃薯花一落，薯块成熟，就挖出来，放到桌上临摹。画完，埋进火里烤。烤熟了，就吃。这时他想起凡·高的名画《吃土豆的人们》，不禁哑然失笑。这部《中国马铃薯图谱》，像他的恩师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样，是被迫改行后创作的一部奇书——遗憾的是它的原稿在农科所“文革”中毁掉了。
　　汪老的诗、书、画，秀逸婉约，故索求者甚多。我发觉他分对象，区别男女，相应地或赠字，或送画，或赋诗。他送给宗璞的画是一幅墨叶红花的牡丹。但也有例外，男作家邓友梅名字中因有一个“梅”字，他画了一幅铁杆梅花相赠。树干树枝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有一次乘车参观崇文区百工坊，坐在我身边的友梅告诉我：“汪曾祺曾送给我一幅画，画中夹着一个字条，上写：‘你结婚大喜我没送礼，送别的难免俗，乱涂一画权作为贺礼。画虽不好，用料却奇特。你猜猜梅花是用什么颜料点的？猜对了，我请吃冰糖肘子……’我跟韩舞燕猜了两个月也没猜出来。”我问友梅：“那到底用的是什么颜料？”友梅说：“汪老后来告诉我——牙膏！”
　　汪老除了大学时代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现代派文学有过某种短暂的心仪之外，他一生主要受到了儒、释、道三家的影响。他自己在一首四言诗里就说过：“有何思想？实近儒家。”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从他的许多小说中可以感受得到。他对佛学颇有研究，作品从最初的《复仇》到他后来的名篇《受戒》，经常写到寺庙、小庵、禅房、斋戒、经文。汪老年轻时爱读《庄子》，受到过老庄的熏染，一生自自然然，随遇而安，把事情看得很淡。
　　像汪曾祺这种才子型的文人作家，如此可爱的老头儿，只能孕育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特殊的家庭环境以及西南联大那样特别自由的教育方式。此等人物，往而不再，永逝矣。这是中国文坛的遗憾，但这是属于历史的、无法弥补的遗憾。
　　(张守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编辑及散文家、翻译家。著有散文集《废墟上的春天》、《文坛风景线》、《你就是爱》、《爱是一种伤害》，译文《屠格涅夫散文选》(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