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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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郭齐勇 《 光明日报 》（ 2010年11月16日   11 版）

    郭齐勇，男，1947年生，湖北省武汉市人。现任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国学院与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中国哲学会副执行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自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史》、《熊十力思想研究》、《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郭齐勇自选集》、《文化学概论》等；与人合著《诸子学志》等。
    在学术上我是晚辈，闻道较晚，根底很浅，创造性不强。1966年高中毕业后，曾下乡当知青，又当工人，在12年里较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社会的草根底层，也读了一点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书与当时出版的欧洲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书。虽然在中学时代就爱好哲学，但没有机缘接受正规教育。1978年我31岁时终于圆了大学梦，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本科提前毕业后又考上硕士研究生。从本科生开始便自觉定位于中国哲学，师从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教授等，做人、治学受萧老师等前辈学者的影响，坚持实践老师提出的“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的20字方针。学术研究方面，从熊十力与现代新儒学做起，在研究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精神文化之方向，在中国哲学的研究方面抓住两头，一是先秦，一是现代。
    大体上，我早年曾简单化地批判儒学与传统文化，中年后转到同情地理解与绍述的立场。从1985年至1990年，我评析了当年诸名家的文化观，阐发了业师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又从人类学与文化哲学的不同维度讨论文化问题，倡导文化多元，研究文化变迁中的涵化与整合以及文化类型学，尤其对“传统”作出疏导，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文化的诠释与评价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1990年以后，我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大的转折，对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学的正视与开掘更为自觉。这根本上缘于对现实问题的反思。
    我主张努力确立中华民族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同时主张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必要的张力，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范畴的束缚，实现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发展，构建学科的主体性。在方法论方面，我强调内在式批判，继承性创新，不是强势地而是软性地诠释，重视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同情地理解，理性地批导，肯定并总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的转移。
    通过对中国哲学的“道”、“气”、“阴阳”、“五行”等“基元概念”及儒释道诸家哲学路数的分析，从根源上揭示中国哲学的要义与特征，我认为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实体主义；其宇宙论是生成论，主流是生机主义，将世界视为连续性的创进不息的过程；注重天地人物我之间、身心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在天人性命、形上形下、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没有鸿沟；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哲学具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与异于西方的认识理论和哲学智慧。中国哲学、传统形上学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创化日新、生生不已；二是相依相待、整体和谐；三是事实与价值的联系、语言与超语言的贯通。以中国哲学自身内在逻辑发展及其与外来哲学的交融为背景，我提出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四分期说：先秦为创立期，汉至唐代为扩大期，宋至清代为融会期，清末民初至今为潜藏期，以四期说架构中国哲学史。
    我从儒释道各家的核心范畴、精神价值与运思风格等方面，对中国人的终极归属、政治观、伦理观、人生修养论的现代意义等作了一定的研究。重点阐发了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据及其包含的中国古代社会正义论的思想内涵与特色，儒家德性伦理的深刻意义，认定儒学是具有宗教性品格的精神形态、人文学说，指出“亲亲互隐”观念、亲属容隐制度在古代与现代的意义，惟有合乎人情、顺乎人心的法律规定才能真正保护并捍卫人民自身的权利。
    我对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与经学诠释方式、中国哲学的关系予以讨论，与传世文献相比照，讨论先秦经典与天道观、天命论、心性论与身心观等，又较全面地研究并体悟先秦各家关于三材之道、终极信仰，自然、社会、人生与思维的睿智。我曾研究郭店楚简与孟子心性论的关系，《性自命出》的心术观，《五行》的身心观、“圣智”论与内在道德论，上博楚简所见孔子为政思想及其与《论语》之比较，《恒先》的道法形名思想等。其中，对现代经学三种路向的梳理、孔子与六经关系的讨论以及中国经典诠释学特色的指陈，有关思孟五行的论文中辨析“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的关联，揭示圣德相对于仁、义、礼、智四德而言所具有的统合与生成之意蕴，有一定的见解。
    我曾深入研讨了现代十多位大哲学家的本体论、方法论、文化观，以现代性与传统之关系为中心，检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省“五四”，超越“五四”，主张正确地反思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关系，通过理性地批判传统的负面，来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承继传统文化的睿智，开发其具有现代价值的哲学观念。我研究了孙中山的心性文明论与人格建国论；重点评析了五四的另一个被人忽视了的传统，即文化保守主义传统与现代新儒学思潮；挖掘一些哲学家如熊十力、冯友兰、冯契等哲学思想的内在张力；探索了他们对传统儒释道诸家及易学传统之重建的得失；讨论了中国哲学在当代重建的重心与途径。
    我曾于上世纪90年代前期即重新界定“国学”概念，提出了四层次说，即国学包涵了常识层面、学术或技艺层面、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民族精神或国魂与民族魂的层面，指出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失去民族之本己性的现代化，绝对不是成功的现代化，指出学习国学更重要的是把握中华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了解中华民族与文化融会的过程，及其可大可久的所以然。我讨论了国学、儒学与汉学的关系，认为国学的重点是经与经学，儒学是国学最重要的部分。
    在教书育人、学术研究与公共服务工作中，我有如下感悟：老师们对我恩重如山，学术界与我校前辈们对我的关照、提携、扶掖，春风化雨，点点滴滴，我永远铭记心头，没齿难忘。我时刻保持敬畏之心、感恩之心、恻隐之心。我希望有志于国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青年人甘坐冷板凳，潜心苦读、钻研中外经典，且要有一定的阅读量，全面、准确理解第一手资料和学术前史（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还是孟子讲得好：掘井及泉，以意逆志，深造自得。这既是态度，又是方法，又是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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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10年11月16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