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谢青桐
我经常在MSN上跟一些知识界的朋友说,与其大谈自由民主,不如多多研读文史哲的书籍,尤其是中国传统国学,有宗教情怀的知识分子还应该仔细研读佛学。
这两年,阅读无数,思考再三,发现中国的最根本问题,不是制度问题,不是自由民主问题,而是民族国家的国民性的重新认同问题。
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起作用的文化精神、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美国社会学家A.英克尔斯在《民族性格》一文中把“国民性”称之为“众趋人格”。 中国近代学者梁启超曾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做过颇为深刻的研究,他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特别是19世纪以前,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中有“重人伦、法自然、重中庸、求实际、尚情谊、崇德化”六种特点。反观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国力衰微,民族心理受到重创,中国人“国民性”里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此消彼长,民族心理越来越趋于专制性、奴性、自私、自卑、守旧、麻木、崇洋媚外等国民劣根性。而这些劣根性,正是鲁迅当年深恶痛绝,在《呐喊》小说系列中加以揭示和刻画的。
本月2日上午,武汉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百米的菜场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一小时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舆论一片哗然,有知名媒体感慨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滑坡三十年。
这个事件,无非就是给不断追逐社会热点的媒体提供了又一炒作的谈资,事过之后,一如既往,“时间依然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滑坡三十年的道德人心不会有一点点改善。但这个事情,仿佛应证了我最近两年的观点:中国的问题首先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国民性问题。
我难以想象,就算勉强输入了民主体制,一群面对摔倒路边的老人冷漠无情的国民,当他们享受民主制度时,会把选票投给谁?他们能构建一个良善的的社会吗?他们能巩固一个正义的国家吗?这群自私自利、人性卑琐的国民,又能将民主体制维持多久呢?
说起国民性,自然又想起鲁迅,想借用鲁迅写于1919年的一篇杂文的标题《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啊,我们该怎样教育我们的孩子呢?如果在路上遇见一个摔倒在地、生命垂危的老人,教育孩子救人还是不救?若不救,人与禽兽何异呢?若相救,在一个信任被彻底冲垮的国度,谁不怕被冤情和官司连累?
先生的笔力太锐利了,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这样揭露中国的国民心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一百年过去了,国民心态毫无二致。那么多的中国贪官和不法奸商一边在体制内作恶多端,维护既得利益,“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一边将子女移送到“宽阔光明”的欧美,想让他们到自由的土地上“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不再重复自己的苦痛和煎熬。
然而,“官二代”、“富二代”们真的就能在“宽阔光明的地方”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吗?西方列强的嘴脸比起先生写《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时代,其实没有任何长进。殖民主义早就不再以穷兵黩武的面目呈现,“武功”变成了“文治”,后殖民主义时代玩转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渗透”这两张文明的软牌。大多数人竟然一点也不知道,“全球化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结构,欧美列强一方面把重污染、高耗能、低薪酬的“血汗工厂”转向中国,另一方面要在中国占据最广阔的销售市场,还有一方面,就是通过留学、培训、交流、移民等各种方式把中国的财富吸纳到他们的国土,数量庞大的留学生和新移民们正在帮助经济不景气的欧美列强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美国的公立大学这几年就是通过引进各种类型的公费培训项目,和中国各级官方部门密切合作。他们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一是迅速带来刺激美国社会消费的现金流,二是在共产党内部培养亲美的管理精英。“留学经济”和“移民经济”成为西方列强贪婪的“吸金器”,来自中国的“赃款”,在多伦多、温哥华、悉尼、奥克兰、旧金山、纽约、伦敦、里昂的银行帐户上飞速滚动,大进大出。贪婪,纵容了罪恶,也毁坏了全球的政治伦理生态,那些原本适合人居、风景如画的的欧美城市,纷纷成为藏污纳垢之地。
想远离贪腐之地,结果发现,加拿大和美国的华人社群里,贪官或贪官后代的数量比例比在中国时还多;想抵达公正的国度,结果发现,那些国家的政府对他们的需要只是“激活经济、拉动内需”的利益需求。那些国家的政府并不在意新移民携来的款项是勤劳致富所得还是贪赃枉法所获。在那个国度里,一样不讲良知,一样不论是非,一样“不管白猫黑猫”,只要带来财富就是“好猫”。
这对于凭自己的才能和刻苦获得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全额奖学金的优秀学子来说,对于凭着诚实劳动、省吃俭用为儿女筹备出国学费的千辛万苦的工薪阶层的父母来说,对于想逃离中国体制之黑暗、渴望美好和自由的有理想的青年们来说,真是情何以堪啊?
几年前,我在美国纽约停留时见到一位华人朋友,他在一家华语媒体工作。他和我谈起他一直以来的担忧:华人人口蝗虫般涌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今天白人们能容忍,是因为华人们带来了金钱、技术和其它实利,而没有给他们带来额外的社会经济负担。有一天,当遭遇重大经济危机,社会资源短缺时,白人们一旦意识到华人大量占用了他们的资源和机会,“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国家认同受到挑战,就会首先把仇恨的火焰喷向华人,而不是归咎于移民数量更加庞大的拉美移民,到那时,华人就成为污染他们“优秀文明”的罪魁祸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