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两极·对当代诗现状的简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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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两极·对当代诗现状的简单描述
                                                     孙文波


现在大多数从事诗歌批评的人都把一九九九年四月在北京平谷区召开的“中国当代诗理论研讨会”看作中国当代诗写作路向改变的拐点；因为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多是国内诗坛有影响力的诗人和诗评家。在我的印象中，过去大家开会基本上是一团和气，发点言都是从中国当代诗的大方向开始说好听的话，有一些意见，亦不过是寄语之类的鼓励话。但那次会议不一样了，开会第一天主持人刚宣布了会议开始，一上来发言的人火药味就非常浓，很快就引发了争论，大家的发言分歧很大，出现了对九十年代诗坛状况持不同认识、不同观点、不同评价的激烈争论。本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批评家和诗人，在很多人的眼里看来是属于从八十年代开始，诗歌观点和创作实践都有很强烈的“先锋色彩”的一拨人。但因为会上一争吵，暴露出了观念上的不同，原来，经过十来年的写作实践，这些曾被看作一拨人的诗人们，在对诗歌的认识上早已是南来北去，各走各路了。这次会议的最终结果是，八十年代以来一直被人们称为“先锋诗人”，在一个共同的圈子里维护当代诗的创新意识、纯粹性的一代写作者（也就是诗歌史家称之为“第三代”的诗人），分为了公开对立的两派，也就是后来被广泛用以标识写作的立场、身份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派。站在今天回头去看，这次会议的影响的确深远。到了今天，它让中国当代诗坛呈现出的一个最明显变化是不少写作者有了明确的身份认同——甚至带来了更年轻的写作者对自身身份、立场、写作认知的不同选择——要么站在“知识分子写作”一边，要么站在“民间写作”一边，再不就是两边都不站，自己扯出自已的流派大旗，如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神性写作”、“崇低写作”、“打工诗歌”等等各具名目、说法众多的写作派别，让人粗粗一眼看去，中国当代诗坛真是热闹的不得了。不过，即使有了这些表面上已经足以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变化，但如果想真正总结，就像我现在坐在这里，要对近年来的诗歌发展说点什么，不免会发现，要厘清从那时到现在这十来年中国当代诗的发展与变化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不在于别的什么原因，只要就目前诗坛呈现出的图景仔细地看一看，便会发现情况显然要更为复杂，辩识起来十分困难。而且，这种复杂的原因不是一个，而是很多，譬如一方面，社会发展本身的原因所导致的世界的改变，主要是我们自身生活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认识的推进，以及出版发布的渠道由于网络加入，愈来愈自主化、多元化等一系列因素所起到的作用，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综合地对写作观念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呢，则是所谓的派系内部也在分化，十年前人们用以划分自己写作的尺度，和判定别人的写作属性的种种框架，已经不能说明每个写作者实际的写作情况，再之则是新的写作者——70后、80后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从那时的诗歌学徒，前进到了对自身写作方向有明确的认识，写作经验亦逐步丰富，开始成批成批地走到寻求影响力的前台。
    上面说到的那些，让我们看到了过去的十年间，由于写作的分化，新诗人的成熟，以及他们带来的对自身利益的要求，不可避免地了促成了众多的诗歌行动。其他的不说，仅就诗歌事件的发生而言，比之上一个世纪九十年代，过去十年也是多出很多的——像什么“下半身”写作群体的出现，众多诗网站的建立，不少大学里诗研究机构的成立，各种形式的诗歌节的诞生，各种名目的诗歌奖项的推出，不同倾向的诗选本的出版。虽然，产生这些事件的原因，表面上看出发点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如果往深处探究，它们又各个不同。当然，要分析这些不同很复杂，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说了。但我可以指出，近十年不中国当代诗歌的表现有一点是有共同性的，即：随着对资本的追求成为了社会，乃至多数人的主要人生目标，以及到后来资本作为重要驱动力对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普遍干预，亦给诗歌领域造成很大影响，并带来了表面的热闹，尤其是金钱的直接进入诗歌运作，使一度显得沉闷的诗歌界有了一点集市的感觉外，也使得众多写作者有了更多话题和面朝具体写作目标推进的动力。就是说，如果要总结近十年的当代诗写作，可以明确地把“写作的目的性”看作一大特点。而一直以来，在中国人的眼中诗是务虚之事，关乎的是人自身的精神建设，是有“品”的。但是中国当代社会在发展经济的实用主义国家政治的引领下，人们看待个人处境的标准，对待精神存在的要求，变得比任何时候更强调有无利益的实用主义。这一实用主义落实到诗的写作上则是消费化倾向的出现——消费为目的已经成为现在写作、写作后的出版运作的一大特征。实际上，不管是今天的一些诗人对写作的即时性、瞬间感受的追求，使诗成为个人心情的简单记录，有了日记特征，还是另一些诗人在追求语言的新可能性时采取了标新立异、蹊径另辟的方法，均让人感到其中隐含着使自己的写作迅速获得利益反馈——发表、出名，获得求取经济利益的路径——的暗藏动机。因此，除了少数诗人仍然坚持写作的务虚性质，当代诗领域近十年来的写作状况可以用这样的语言加以谈论——在解答人与世界的关系，表达人对社会生活的看法，理解文学的责任、良知与道德等方面，从事当代诗写作的大多数人所做的一切还远远没有达到最基本意义上的，从古老过去延续下来的人类对文学提出的种种要求。甚至有时还让人感到是在朝一条反向的路径走去，即：当这些人越来越多地掌握写作的技巧，能够通过对语言的把玩更熟练的谈论问题时，反而离问题更远了。
    有了这样的现象摆在那里，我们就不能不谈到当代诗写作中出现的写作现象、写作实绩向两极分化的问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某种历史的成因，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在考量当代诗的处境时，爱用数字量化的方式对中国当代诗的状况做出评价。譬如把读者的人数看作是决定诗的质量，写作者影响力的硬指标，或者看作评价标准的建立源。但这一点到今天我觉得已经不是合适的方法了。而说到当代诗的两极化，我的意思是：尽管近十来年的当代诗写作显得还算热闹，大量的诗人产生，无数的诗集出版，还有最引人注目的数都数不清的诗歌民刊的创刊，但真正可以从诗本身谈论其成就，具有所谓的文学史意义的诗人并不多。而这不多的诗人能够让人感到欣慰，得到一定的尊敬，原因不在别的方面，主要在于他们的写作在恪守诗的基本伦理的前提下，以最大限度的努力接近着对诗的自足性的抵达，并从不是标新立异的“创新”的意义上给与了读者体味语言创造力的入口，使读者能够真正的通过他们的作品进入到诗之美的内部。这一点如果具体说来即是：比之九十年代在处理诗与社会的关系时一味强调“现实”的具体性，细节的准确性，强调复杂的审美学，以及由此带来的诗向公共一体化趣味的趋近——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公共一体化趣味”，所谓“公共一体化趣味”就是把一个时代的人对事物的认识以某种具有政治正确的色彩观念统一起来，即看待一件事，或看待一种行为只能有一个出发点，最后的结论亦是唯一的——近十年来已经有少数诗人超越了这种仍然具有二十世纪下半叶明显威权主义色彩的写作范式，使个人更加趋向于在写作中完成“审美自足性”的建构，从而使人看到不管是在题材上，还是在语言、形式、诗歌结构的完成方法上，写出的作品已经明确地呈现出独立色彩、个人见识、非主流趣味的特征。我把这种现象的出现看作是一种很大的改观；因为它更加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写作与个体人性的关连，也非常符合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化思考中关于生命自由理念的重新分辨。我觉得甚至可以这样说：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总体的变化与进步——以更加个性化、更尊重人的具体性来对诗进行把握，使之真正做到从语言的内部解决个体在理解文学责任、社会良知、道德伦理时的种种矛盾冲突。从而让人看到八十年代以来一直被强调，但一直没有真正做好的诗歌向“自主本体”的回归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向前推进还裹携着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和清理。譬如在某些具体作品中人们看到的是对旧事物（古老的文学样态）的关注，和对历史（大量的事件）的直接反思。以至如果晃眼一看，会让一些心思不那么细致，见识不那么宽广，理解力不那么深入的人，产生当代诗的写作在这个路径上向后退向陈旧、颓废、没落、腐朽的感觉。这当然是粗疏的，缺乏深入了解的感觉。但正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仔细辨识，就会发现，在这样的处理中，它呈现出中国当代诗在处理长期以来，被批评者诟病的与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一难题时的新面貌，已经具备了融合、辨识、清污和更新的能力，就这一点而言，它使一直被某些国粹主义者认为当代诗有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痕迹，是属于模仿品的面目得到了澄清。也就是说，通过具有接驳意味的与中国古老文化精神的对接，主要是不再简单地把与传统的关系看作文体关系，而是从文本出发寻找对于文化存在而言的精神内涵，当代诗终于在传达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的人生观、宇宙观，以及对世界与社会的认识等大的意识形态方面，在文化血缘的意义上找到了进入的路径，做到了面对强大传统的文化自我更新和基因再造。我们不能轻看这样的努力和它获得的成果。因为把这一点往大了说，这样的变化，人们可以将之看作是中国当代诗在一种貌似向后退的写作策略，即退回到精神原点的写作策略的支配下，在自我更新的过程中，通过对胡适以降，包括了新月、创造、现代、七月、朦胧诗在内的一整条中国现代诗发展路向的全面反思，同时通过对创造了辉煌的诗历史的伟大的古典前贤们充满尊崇的致敬和精神上的继承，更是在理解汉语的价值方面对语言的历史附载功能进行了新一轮的重新认识，真正有把握的做到了对什么样的过去的传统因子对于当代诗的有用的，什么样的因子是我们不需要的，在写作实践中给与了解决并获得了成果。虽然到现在，还不能说在这一方面当代诗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人们可以将这看作一个开端，看作某种强烈的文化发展信号——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当代诗歧路横生的探索后，终于有写作者把建设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在语言形式、写作内容、思想表达上寻求具有薪火相传意味的创造性对接作为了自己的努力目标。而具体的成果就是，已经使得一些像写景、咏物、感怀这样的，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被人们看作是已经不能触动，只是属于古典诗歌才能处理的诗体，有了新的样态。、
    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可喜的。是对那些认为当代诗在整个国家陷入物质主义、功利至上的现实生活中，已不可能再前进一步的观点的反驳，也是让对诗的存在还不至于那么绝望的人感到欣慰的事情。不过，虽然如此，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很多对诗坛情况了解不多的人，一说到他们对当代诗的看法是，就表示失望呢？这是因为刚才我说到的的那样的写作实绩，相对于如今庞大的诗歌写作群体而言，还只能是属于所谓的“无限的少数人”。因此到了这里，我只好将之理解为一个时代能够提供真正的诗的写作者必定是极少数的人。我这样认为，并不是要瞧不起大多数写作者，而是从写作对人的意识、修养、态度的要求来看，我仍然感到，如果要深究一下存在于当代诗写作领域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觉得仍然是大多数写作者缺乏宽阔的文化视野、历史意识、以及文学的整体观，同时也缺乏建构一种当代诗言说方式需要的人文精神、知识素养，和真正可靠、稳妥、平静而不那么狂燥的文学信心。由于这些对于写作者来说属于基本素质的东西在他们身上的缺乏，就使我们不能不看到，现在不少人的写作因此变得简单，零乱、平面化，由他们提供在阅读的人们眼前的作品，要么只是即景的感叹、情绪化的就事说事的简单发泄，要么是对琐碎、拉杂、平庸生活的无休无止地絮叨、抱怨，让人感到缺少深入透析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现象与事物内在本质的品相，甚至缺乏作为理解个人命运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要素，因而大量的作品实际上缺少打动的人力量和诗学品质，如果再说的严重一点，甚至让人感到它们很难被看成是诗。但即便是这样，我仍然认为这还不是中国当代诗歌现状中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在资讯可以很方便的获得的情况下，借着“后现代”思潮从西方传来，同时借着当代社会混乱现实带来的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一些写作者用破坏的心态来处理自己与诗的关系；诗在他们那里总是以嘲弄世界，嘲弄自身的面目登场。而且为了强调这种登场是有效的，不少人还以“解构”的名义进行自我辩护，申说这是充分体现了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对文学旧势力的反对。不过我感到让人遗憾的是，纵使“反对”可以作为写作的原则成立，我还是没有看到这些人通过反对获得了将写作导向被当代理论称之为“无意义的意义”之具有“后现代色彩”的结果。存在于大量诗作品中的，反而是弱化诗意，将语言向浅淡、平白、无聊的方向引。就是把标准再降低一些，从这类作品中我还是看不到哪怕用“后现代”理论给与解释，但能够说得通的诗学意蕴。因此客气一点地说，除了在这些写作者的作品里看到一种带有自虐意味的，对现实的抵牾情绪，和自以为是的把玩语言的玩家心态，我们几乎看不到其中还有什么意义。
    而这些无疑应该被看作是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正是它们使人们看到了近十年间发生在中国当代诗坛上的某些自以为是，但令观者啼笑皆非的事件。甚至有些事件的流传还扩展到诗领域以外，像前几年引起很大社会性关注、不少公共媒体都卷入议论的《梨花体》，以及诗歌祼诵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的出现使得一些平日根本不关心诗的人，把其中某些事件（几乎每年都有那么几桩，给人层出不穷的感觉……）当作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并且在谈论时多是以瞧不起，颇为挖苦的口吻，挖掘内幕八卦的好奇心大聊对中国当代诗的轻佻看法。对于这些情况，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是了解的，有些人可能当时还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呢。同时我想大家也清楚，真正从事当代诗写作的人大多数对这些事件的产生是不以为然的，好多诗人还表示过相当程度的愤怒，认为这是对当代诗的“污名化“”行为。但与大多数从事当代诗写作的人在这种情况时表现的非常气愤，觉得诗受到如此对待让他们心里很不忿忿然，不少人总是一碰上这样谈论的场合便冲上去与别人辩论一番的作法不同，在我看来中国当代诗被这样对待有它一定的道理。因为谁让有些写作者一方面高谈阔论，一方面又像上面所说，写出了最无趣，甚至无聊、无品的诗作品，干出了像弱智者干出的事情呢。苍蝇不盯无缝的蛋。既然在当代诗写作中有人心甘情愿地把肉麻当有趣，粗鄙当豪放、痞态当潇洒，有人又像做秀般弄出傻里巴几的事件，更有人把诗写得比白开水还无味，在我看来受到攻击，被人嘲笑、轻僈，不被待见，只能是自作自受，活该领受的遭遇了。这种事情啊，的确像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让以严肃认真地态度从事写作的诗人亦受到牵连，让作为人类精神生活最高级形式的诗本身亦受到攻击和贬低，使得本来就艰难的诗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因此，虽然我们可以不去计较，不去理会，但有时候还是感到它让人不得不非常痛心，甚至偶尔还会从心底里产生出灰心丧气的感觉，觉得与这些同样把自己看作是诗人的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写诗是很大的不幸。不怕暴露心思，我自己真的产生过这样的想法：他奶奶的，都是和什么样的家伙为伍啊？和这些人同享诗人的名号，完全是自我贬低嘛。不过想是这样想，写还是会写的。说到这里，我的意思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了这样的事实：那些以轻佻口吻谈论诗，其实对当代诗一窍不通的人，不过是更充分地表现出中国当代诗写作的大环境是什么样子罢了。所以另一方面，我又一直倾向于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出现的原因，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仍然能够坚持在写作中一步步向好的方向前进的那些诗人，他们对复杂现象的分辨力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甚至觉得这是时代给与他们的一种馈赠，让他们在其中不断训练自己。要知道，复杂而深刻的诗，正是来自于复杂的社会生活赐予。
    况且，有一个总的存在事实是恒定的，即：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的拢罩下，各种文学现象的兴起总是有诸多原因的。从中折射出来的肯定不仅是单纯的写作现象本身，而是同时折射出来包括了与时代发展带来的思想意识变化相关的种种矛盾纠葛。因此，不像很多人把造成这种现象的出现单方面的怪罪在写作者身上，指责他们缺少修身养性的自觉性。我觉得我们还必须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当代诗写作群体中大部分人之所以这个模样，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当一个时代充斥着，用我们四川的一个说法，充斥着“现世报”心态，被普遍的浮燥气氛所笼罩，必然会影响每一个人对事物的内在属性做出判断，同时影响着看待事物价值的眼光，到了最后自然而然地也就影响了人们做决定和下结论。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当代诗呈现出这样的景象也是它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结果。因为它从整体上看与我们今天所置身其中的社会呈现出来的精神状况是一致的。我知道，人们总是期待超越性的事出现，希望看到作为人类精神生活最高形式的诗歌，能够随时随地提供体现出人类思想的带有“绝对意味”的产品。但是这的确有点太难了。任何时代，哪怕是被称之为诗的“黄金时代”的时代，譬如唐代，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要求。而说到唐代，关于它的诗歌状况，只要我们算一下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其实真正留下下来的诗篇，尤其是我们今天还能认为是好诗的篇章并不多，所谓的盛唐也就是那么几个诗人撑着。我不是做诗歌史研究的，没有具体去考证整个盛唐到底出现了多少诗人，又有多少诗篇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毫无价值，但总之好诗与坏诗的比例肯定是不对等的，这一点不用考证也能想到。所以尽管中国当代诗近十年来的普遍情况仍然让人沮丧。但如果仔细想一想也算非常正常的现象，如果一个时代一下子涌现出来几十甚至上百个都能被冠以“伟大”头衔的诗人，那还把人吓晕？而所幸的是虽然少，在我看来现在还是有那么一小部分写作者，能够以全局眼光审视自己的写作，并不断以修正的方式力图让写作获得与变化的时代生活共振，进而获得对其内在隐密的触及。我把这一小部分人看作引领者，或者说潮流的推动者。也相信有他们存在，就不会发生诗的城门失守、诗的精神沦陷这样的事。所以如果总结，我给与近十年来的中国当代诗的评价是：它没有表面上我们看到的热闹那么热闹。它仍然不是大众的，以后也来会是大众的。我们怎么能够想象诗可以像流行歌曲那样满大街都有人在吟咏、谈论呢？如果那样在我看来才是诗的精神的沦陷呢。就我个人的意愿来说，现在这样的状况就很好。诗是需要人以凝神静气、贯穿如一的精神状态去写作的。我甚至认为，要是前面我谈到的两极化分离更突出一些，中国当代诗的成就也许会更大。因为，当少数人越走越远，其身影愈加模糊，其孤独愈加明确，才愈加说明在将中国当代诗引向深远的去处时走得愈加清晰，愈加能够确立它已经带出的高度。因为它印证的是这样具有真理意味的古语：高处不胜寒，曲高而必然和寡嘛 。

                                                2010·12初稿，2011·11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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