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醒民：泛舟学海任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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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泛舟学海任西东
时间:2013年1月15日 作者：李醒民（《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 来源:学术批评网

屈指算来，从1978年读研究生至今（2012年），我从事学术研究已逾35个年头了。其间，我驻足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三个领域，围绕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以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两极张力论和多元张力论，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科学说明和科学理论评价，现代西方科学实在论，哲人科学家，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主要方向、基本方法、范式转换、学风建设、新视野和新境界，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科学的文化意蕴，科学论等问题潜心研究、探赜索隐，先后出版18部著作、15部译著，主编丛书10种共80本，在海内外90多家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50余篇。这些学术成果在国内学界赢得好评，也受到美国、俄罗斯等国学者的关注、评论和引用，我的学术简历亦被英国、美国、印度、新加坡等国传记研究中心收入有关国际人名辞典。

回顾自己多年的研究足迹，反思自己的学术历程，我觉得之所以能取得诸多成绩，最重要的是本人自始至终坚持“六不主义”、“三不政策”以及发表论文的“四项基本原则”。在这里，我愿把它们和盘托出、躬身献芹，与志同道合者在相互砥砺中分享、共勉。

一、我的“六不主义”
　　
1995年5月，我曾在自己一本专著(《迪昂》，台北三民书局，1996年版)的“自序”中写道：“既然人近中年皈依学门，那就只有甘于寂寞，方能修成正果。为此，我以‘六不主义’自律，即不当官浪虚名，不下海赚大钱，不开会耗时间，不结派费精力，不应景写文章，不出国混饭吃。”当时限于篇幅，未能对“六不主义”作进一步的阐释。现在时机到了。
　　
一“不”曰：“不当官浪虚名”。也许是自幼受“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影响较深，因而对“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总能引起共鸣。诚然，那些一心为民众谋利益的、廉洁自律的为官者，由于对国家、对人类做了好事而彪炳史册，受到人们的怀念，但这毕竟为数甚少。而且随着历史长河的流淌，其勋业也会逐渐被冲淡。请问，历史上的一连串的帝王将相，人们现在能记得的有几多?即使其中的明君圣睿和清官大吏，在一万年之后有几个能活在人们的心中?相形之下，孔子的《论语》，李白的诗篇，莎士比亚的戏剧，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即使再过数万年还会有不少人阅读和学习。这也用不着奇怪，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遗传因子和精神积淀是思想和文化，而不是具体的器物，更不是官位的高低。
　　
我不想当官，窃以为还不是没有一点行政和办事的能耐，实在是君子愫性不同，各有所好而已。我曾独立地筹划过几次学术会议，也曾成功地为《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争取到数次资助，自以为还是有一定的组织才干和活动能力的，只不过在干类似事情时，总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和精力。况且，知情人都知道，在中国官越大越好当。当个小官，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麻烦事多着呢。当个大官，出门有人前呼后拥，入室有人请示汇报，你只要画个圈，讲几句不痛不痒的官话、套话、大话，把上司糊住，把下属镇住，官就当稳了。我不愿当官，实在也是看不惯官场的一些怪现状：高高在上，没有谋生的实际本领；头脑空空，讲不出有独立思想的话；板起面孔，只知道教训人；贪污挥霍，把老百姓的血汗钱胡花乱扔；……还有那电视上常常播放的会议镜头：“排排坐，吃果果”——我可没有时间摆在那儿去空耗。而且，现在的官场也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游戏规则，可供运作和监督，结果暗斗取代明争，缺乏透明度，确实不是开诚布公的老实人待的地方。看到不少当官的赖着不退休，退休后无所事事而大感失落，我就暗自庆幸，幸亏自己没有入那个“瓮”。我就不害怕退休：我未退休时都与退休一样，现在退休了更是能够随心所欲，摆脱了一切干扰。况且老学者与老中医一样，年纪越大反倒愈“老辣”，怎么会无事可做呢?
　　
二“不”曰：“不下海赚大钱”。我一直认为，司马迁所写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是合理的。我也承认马克思的经济结构是上层建筑的基础的学说。我觉得没有必要抑制人的谋生本能和正当的赚钱欲望。对于那些有社会责任感和人类良心的富豪巨贾，我钦佩他们大手笔绘蓝图的壮举和投资回馈社会的义举。对于弃文弃学下海赚钱的人，我向来持一种达观、平和的态度，并主张有此志趣和能力的人不妨一试身手。对于通过诚实劳动发财的人，我从来没有小视或反对过，当然也没有羡慕过——这是由我自己的生性和价值坐标决定的——就更不会鸡肠小肚地去忌妒了(我认为忌妒是人的一种最低级的劣根性)。
　　
可是，不知怎的，我好像从来就没有过分地“爱”过钱，也许是本性使然，也许是从未为生计所累。特别是有了自己的学术目标和人生价值追求后，就是在视“时间就是金钱”的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也多年能保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淡泊而宁静的心境，从未焦虑过、浮躁过。这也是我十多年来陆续有较为扎实的研究成果问世的原因。我总觉得，人生的价值在于无尽的精神追求，在于无法用金钱计量的思想创造，把追求定位于无穷数目的金钱积累上，似乎是不值得的，是虚度此生。因此，我甚至这样“傻”想：一个有能力的人，要得以温饱乃至过较为体面一点的生活，其实并不要花太大的气力，闲暇的时间完全可以自由地用于感兴趣的“形而上”追求和创造。把时间等同于金钱，一门心思拼命赚钱，忙得连鉴赏大自然和思考人生的空都没有，岂不是有点舍本逐末?人性有时的确是脆弱的，为了摆脱金钱的诱惑，我甚至常常有意远离某些有利可图的事情，主动谢绝参与一些带有实利性的活动(如编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发表一些重复性的讲演，参与一些有钱但无兴趣和理论意义的课题等)。从1981年研究生毕业至今，我全力以赴仅干两件事——编辑《自然辩证法通讯》和研究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文化问题。
　　
三“不”曰：“不开会耗时间”。记得1950年代民间有句流行甚广的口头禅：“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这话至少后半句至今似乎还管用。且不说文革时的早请示、晚汇报，以及多如牛毛的欢庆会、讲用会、批斗会和斗私批修会，即使在今日，没完没了的文山会海仍在吞噬人们的生命。打开电视，新闻节目被各种各样的会议占了大半，人们常常能从中看到会议迷和会议精的尊容。会是否要开得那么多，那么长?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是，不正常的体制造成了一大批职业的会议“专门家”和以登台亮相为荣者(他们也许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开会露脸)，看来此类种子还有绵绵不绝之势。这种恶习也侵蚀了学术界，使得一批学人不搞学术研究，不写学术论文，专门跻身于各种会议，逢场作戏，信口开河，漫无边际地大发议论——当然是没有新内容和新思想的套话和废话。他们自以为得计，可在真正的学者看来，那实在无异于耗费生命——耗费自己的生命和听众的生命。
　　
在职时，为了干好自己手头的两件事，我每每谢绝出席各种对我来说不必要的会议。我除每两周去单位一次参加编辑例会以及教学部的年初业务会和年终总结会外，本单位的其他会议能避则避，能逃则逃，在家专做学问。至于外面的学术会议，则根据实际情况提交论文，适度参加。不用说，这样的自主和自由行动必须以内心的自由为前提：凡心不死，光想做官，总想露脸，怎能不被会议之网缚住?怎能安身立命于爱因斯坦所说的“世俗修道院”(他对伯尔尼专利局的称呼，他在此完成了狭义相对论等科学发明)。我不当官，令我必去的会岂不少了一大半?其余要我参加的会，我不去领导也没办法罢我的官——我本来就没有官位——无官确是一身轻呵!
　　
四“不”曰：“不结派费精力”。拉帮结派，好像是中国政治的痼疾之一。在学界这类情况不多，但也不能说没有。拉帮结派者，不积极立学派而热衷于搞宗派。抱作一团，互相吹捧，共同“提高”者有之；热衷私下串联，小题大作，搅得满城风雨者有之；怀着阴暗心理，射冷枪，放暗箭，以穷酸为能耐者有之；一哄而起，推波助澜，争当“名星”者有之；封官许愿，拉拢亲信，暗中策划者有之；请客送礼，寻情钻眼，巴结“名人”者有之；……我总觉得干这类事无论如何有点下作，起码不大正派，况且又得机关算尽，耗时劳神，我何苦要为之呢。志同而道合，固然不错；志不同而道不合，各走各的道，井水不犯河水，岂不是也省心省事?正是为了省时省力，免去交际和协调关系之累，我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都是自己一人写就的。现在学术界时兴“集体攻关”搞课题，一篇文章署名一大串。这也许对某些研究对象来说是可行的，但并不能出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试想一下，科学史和哲学史上的名著，哪一个是集体完成的?对于自己写就的著作，我也没有刻意去请名人作序。名人都是大忙人，何必去烦扰他们呢!自己的研究成果让学术界和读者评判好了，何必借助名人彰扬呢。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从来不提笔为人作序。对于此类邀请，我一概婉拒，因为我深知：“人之患在好为人序”。
　　
五“不”曰：“不应景写文章”。中国人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干什么都爱“一窝蜂”，数十年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把这种坏毛病发展到极致。这种坏毛病在学术界和文人圈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动辄摇唇鼓舌，应景作文。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和特定政治气候下的“人工选择”，也造就了一批善于察颜观色、窥测风向、伺机而动、随风而倒的所谓学人。他们没有自己的主心骨，也没有一点良心，只是依本能跟指挥棒转，凭感觉随大流跑，从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到头来还自诩“一贯正确”。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写应景文章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情况并非全然如此，有坚强意志和深挚良心的人决不会干过分违心的事)的话，那么今天的环境决非那么严酷，就是不捉刀代笔，谁又能奈何你?看来，爱写应景文章的人必定是有名利可图、有便宜可占的。我鄙弃这种行为。我能畅所欲言则直抒己见；没有外在的自由我也要保持内心自由，宁可沉默也不率尔操觚。我觉得，想赢得名声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要目标正确，手段得当，靠学术功力而不是靠趋炎附势、哗众取宠。

六“不”曰：“不出国混饭吃”。看到和听到一些颇有才华的学人出国后或为生活所迫、或为欲望所驱而谋生、赚钱，我总感到遗憾和可惜，他们本来可以创造出别人无法创造的精神财富，实际上却去赚连文盲都会挣的金钱。对于那些不去扎扎实实搞研究，而在大学向洋人贩卖连自己也似懂非懂的“中国货”的中国学人，我暗自觉得好笑，这不是为了几个美元而“蒙”洋学生吗?对自己的学术长进又有多大好处?至于整天梦想出国，一刻不停地拉关系、寻门路的学人，我觉得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好像不值得。不信你看看，在自然辩证法这个行当，真正作出较大成就的青年人，还是立足国内(偶尔外出一下)、能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一年到头忙于奔出国或出去不回来的，有几个在学术上干出大名堂?至于我，水到渠成、顺手牵羊的出国差事不妨顺其自然，但我决不刻意去谋求出国看西洋景(我也看过了)，更不会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打通各种关节和填写各种申请表格上。能出去亲自感受一下国外的学术空气固然不错，不出去不是也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丰富的学术信息和资料吗?国内图书馆的外文杂志和书籍你平时能看多少?互联网上的信息难道不够你用?你只要安下心来攻读其中一小部分，就够你做出像样的学问了，何必舍近求远呢?

二、我的“三不政策”
     
关于学术界的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当公正的建议和中肯的批评的矛头对其不起作用或失去现实意义时，你怎么办?是弃道附势随大流，还是我行我素，“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的最后一张盾牌是：不把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当回事，或者说把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当回事；按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突发灵感在学术园地倘徉，做自己认为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对于下述三方面的一些不合理现状，我则以“三不政策”“回敬”之。

一是在没有“资格”招收博士生的情况下不招收研究生。

1986年，我被评聘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我所在的科学哲学研究室有十余人，研究力量较强，学术水平较高，又主办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可是，该所因故一直未争取到自然辩证法硕士授予点，我有能力但无权利招收硕士研究生。1990年底，我被破格评聘为研究员，并于次年初转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由于诸多外在原因，我所在的单位至今未获取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我有能力仍没权利带博士研究生。对此，我一笑置之，索性连硕士研究生也不招了，拟兼的课也不兼了——没本部门的研究生上课也不带劲。这样说“不”不用说缺失了学术传人或“吹鼓手”(君不见有些硕士、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有意罗列导师的未被“参考”的或没有多少水平的“文献”吗?)，但却给我省下了研究时间和精力。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二是不申请课题。

谁都知道，现在学术界的“生态环境”很不利于学术：僵化的量化考核制独霸一方，课题一票否决制和项目化生存风靡域中。你若没有从官方弄来课题或项目，你不仅无钱报销各种研究费用（包括给自己发工资——一些单位或部门研究人员的部分工资是从课题费支出的），而且每逢考核肯定不合格：轻则不给你晋级（不管你成果多大、水平多高，就是不准你实至名归），重则丢饭碗走人。相形之下，只要你能设法弄来课题，把钱打入本单位的账号，不仅可以住高档酒店、海吃海喝，而且还能以各种名目（奖励、提成、变相报销等）饱中私囊，更能顺利戴上教授、博导之类的桂冠，甚或或加官进禄，尽管你没有像样的学术成果，也没有够格的学术水准。
既然能弄来课题“好处”多多，诱惑大大的有，可是我从未申请官方课题。也许有人会问：原因何在？

其一是，我的研究兴趣和关注问题与课题发布者的意图往往对不上号。我是从事纯粹学术性或“无用”的理论性研究的，对应用性问题缺乏兴趣，而现在的招标课题多数是要有“用处”的。即使剩下的理论课题，也与我的旨趣不大合拍，况且其中还有部分假问题。我研究的问题，既不属于庙堂话语的范畴，也不符合时髦热点的旋律，往往处于大溜之外，而且研究结果不时与传统观点和教条观念唱反调。这样不入时的研究题目，人家怎么会批准呢？所以，我只有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之处，“独钓寒江雪”了。

其二是，课题设定时限太短，我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结题。现在招标或申请的课题，有一年半载的，至多也不过三五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根本无法完成一个有分量的研究。从我的学术经历看，除了某些枝节性的问题用时较少外，稍微像样的题目，两个三五年也不够。我研究批判学派超过25年；而科学文化、科学论研究贯穿在我的学术生涯的始终，至今还在继续；即使研究爱因斯坦思想这个比较单纯的问题，前后也断断续续持续将近20年，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抛在脑后了。我觉得，作为学人，能固守一两个学科或领域，在一生能把一两个、两三个至多三五个问题弄清楚，就很不简单、很不容易了。为了申请课题，把自己的研究肢解得七零八落，或者只知道围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来转去，小打小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有自己驻守的“根据地”，怎么能搞好学术研究呢？

其三是，不符合我的研究规律。我研究问题，有时单刀直入，有时齐头并进，有时深入堂奥，有时中途转向，忽紧忽慢，有张有弛，完全是按学术研究的规律进行，按我的思维逻辑和突发灵感行事。有人家的课题，就只能局限于人家设定的范围，按人家的章程和日程办事，不能越雷池一步，也没有时间和精力跨越界限或改换门庭——恩准者也不会恩赐你这样做。这样，自己就没有固有的专注领域、迷恋的兴趣焦点和长远的研究计划，更不可能跟随灵感的即时闪现迅速转移阵地，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其四是，我既无能又无法填写申请表。现在的课题申请表，要求填写诸多内容，但是格式大同小异。一般都要说明预期成果和实施步骤：预期成果必须写得头头是道、纲举目张，实施步骤必须列得一板一眼、步线行针。总而言之，务必讲得既天花乱坠，又天衣无缝，以便打动审批人，收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之效。遗憾的是，我无能亦无法做到这一点。我研究一个学术问题，起初只有大致的范围、混沌的轮廓、模糊的观念，根本不晓得将来会取得何种成果，也不清楚何年何月会进展到何种地步。我只知道先收集资料，接着研读文献；经过多年基本备齐材料之后，再从头到尾通读并熟悉它们，反复思考，此时心里多少有点眉目，方才敢于操觚染翰；即使走到这一步，我只明白要写什么论题，大体写多少章，至于各章写多少节，每节写什么，还要等写到此处，看完素材才能大略确定。要求在着手研究之前就那样搭建空中楼阁，我没有这个能耐，更没有凭空吹嘘的本领。

其五是，我不愿意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填申请表就够费事的：得挖空心思、绞尽脑汁，还得投其所好、句斟字酌，不用说颇费精力，颇耗时间。填好后还得四处奔波，找推荐者写评语，跑行政部门签名盖章。若申请到手，总算多少有点安慰；申请不到，岂不是竹篮打水，白忙活一场。我哪有多余的时间供人浪费？我能眼看有限的生命被人损耗？干脆一刀两断，一了百了，不申请课题了。这样既省心，又能把宝贵的时间完全用到学术研究上，我何乐而不为？

据知情人透露，为申请课题成功，五花八门的不正之风乘虚而入，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大行其道。有些申请者或申请单位事先打点恩准者，事后双方利益均沾，甚至不惜使出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我相信有良心的当事人会逐渐披露其中的黑幕）。这种肮脏勾当为正直者所不齿，我怎能昧着良心去干？

遗憾的是，中国目前的研究经费，全部掌握在官方的基金会或政府部门手中，清一色的申请批准模式，让你毫无选择的余地。在这种境况下，我只好退避三舍，对申请课题“敬而远之”。不用说，这样与现行规章和体制不合辙的举动，名目繁多的实惠肯定是没有了，说不定还会遭到惩罚呢。对于“软的”实惠，我的应对措施很简单：“钟鼓馔玉可有无，浮名虚誉任去留。”对于“硬的”惩罚，我更不在乎，依然故我：“不把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当回事”，或者“把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当回事”。2008年教授定级，按我的学术贡献和学术水平以及资历，我最有条件晋升，也理应实至名归。但是，本单位以我没有课题为由，蛮横无理地剥夺我的参评资格。其实，我哪看得上二级教授（我申请的是一级，在申请表写有“没有一级，二级也将就”的戏词）？我当机立断，提交一纸提前退休申请，弄得有关当权者十分意外和尴尬。这正应了我的一首《述怀》诗：“素来卓立不同流，兴至戏与强权牛。独善其身分内事，兼济天下岂敢丢。”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诸多科学理论，就是在体制外靠业余研究取得的。他深有体会地说：“如果一个人不必靠从事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绝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只有一心一意，沉酣其中，别无旁骛，不改其乐，才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好在金钱的多寡并不与学术成果的大小成正比，好在立项的课题和思想创新并非装在一个口袋里。幸运的是，我在职时有编辑一职谋生。更加值得庆幸的是，我在没有一个课题资助的情况下，还是撰写了诸多著作和论文——没有官方课题反倒硕果累累，赢得读者口碑载道。

三是不申请评奖。

现今的学界，你总得有几个“桂冠”戴在头上，其中奖项当然是首屈一指的了。有这样的“光环”闪耀，你欲谋职有岗位虚席以待，你要职称能顺利上榜，你想高升会一帆风顺。反正只要有奖项，就好像有护身符一样，一好百好，一通百通。反之，没有弄到一两个奖项，那就凄惨了——什么好处也没有你的份，甚至成为你的学术“污点”，处处受到上司或科研管理部门歧视，动辄被列入“另册”。此话说得也许有点言过其实，可也是绝对八九不离十。

在我出版和发表都学术论著只，窃以为质量很可以，水平满够格，赢得国内学人交口称许，国外学人引用评论。可是，我至今头上并没有什么桂冠和光环。我想原因倒十分简单：要获得奖项，请奖人首先必须向各种评奖组织（各种名堂的委员会、政府机构、学术部门和团体等）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格，递交相关材料，然后才能参与评比，而我从来不向评奖委员会申请，向来也没有申请评奖的欲望和热情。

我为什么不申请评奖呢？从外部讲，有这么几个缘由。

一是手续啰唆。欲申请评奖，需要填相关表格，需要寄书刊和评审费（不收取费用者不多见），需要跑腿找名家和官员签名盖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时间对我来说相当宝贵，我哪有闲工夫干这些没有学术意义的琐碎事情。况且，八字还没一撇，先要掏腰包交钱。即使公家报销，我也不愿意如此做派（我一向就是这么做的）。用纳税人的血汗钱为自己请奖，我总觉得有些别扭。

二是缺乏程序公正和评审公正。相当一些评奖组织或评审者与被评者合二而一：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或者是小圈子内的哥们投桃报李；或者是唯亲是视，关系第一，学术第二；或者是权威或官员事先授意，左右评审；或者早已内定，评奖只是走过场；或暗箱操作，蒙人耳目。申请这样的奖项，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三是无合理的评奖标准。没有合理的学术标准，怎么能评出公认的高水平的论著。或者表面看来有标准，而并不认真执行，岂非形同虚设。天知道，这样的评奖组织能评出什么好结果来。

四是无权威性。有些评奖组织，毫无权威性——或是依托的单位没有学术资质，或是评审人没有学术水平。有些评奖组织根本不是出自学界，而是某些单位或团体为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或为某种眼前利益而刻意炒作，纠集一帮人，越俎代庖，狐假虎威。没有权威性的评奖组织焉能评出权威性的学术论著？  

五是不正之风侵袭到请奖和评奖之中。有笼络名人或官员，事先打招呼的；有动用各种关系，四处游说的；有请客送礼，拉拉扯扯的；有为争奖项，不择手段的；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这样令人作呕的做法，只能令我鄙而弃之。

我为什么从来不申请评奖呢？内心的缘由才是最根本的缘由。这就是，我不愿意为此浪费时间，更不愿意为此扰乱我宁静的心绪。申请评奖的过程，是要耗费许多时间的。我心系学术，心在学术，不舍得为申请评奖无谓地耗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实则是耗费有限的生命。尤其是，由于学术研究是我的人生追求，是我的生命意义之所在，并成为我的生活形式或生命的存在方式，因此我的心境向来是淡泊宁静的，而申请评奖的过程有可能干扰我平素的恬适和快意。我觉得，立志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还是要有一点类似宗教徒的“宗教精神”的，始终不为功利和外物所动。

正是出于上述客观缘由和主观缘由，我一直把不申请评奖作为我的“三不政策”之一。有的读者看到这里，也许会犯嘀咕：你是得不到奖，才说这些大话的，分明是酸葡萄心理作怪。我要说：我自信我的论著是有学术水平和生命力的。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把我的处女作《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纳入“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哲学”书系，出版第三版（第一版和第二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3年11月和1984年6月出版），就是最好不过的明证。

我才不管那葡萄是酸的还是甜的呢，更不会害“相思病”（朝思暮想得奖）和“红眼病”（眼红人家得奖）的。不过，我猜想，那葡萄肯定甜丝丝的——要不学人怎么会争先恐后、趋之若骛呢？不管怎样，我依然故我：我过去没有任何大小奖项的光环，至今亦不跂望获得官方什么桂冠，只要学人和读者有口碑就行了。我觉得，国奖部奖莫若学人的“心奖”（心服口服，交口称誉），金杯银杯不如学界的“心碑”（在心目中树立的纪念碑）。

话说回来，现在的诸多评奖，都是急就章式的，立竿就想马上见影。专著出版或论文发表还不到一年半载，至多也不过三两年，就计入可以参与评奖的范围之内。没有经过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考验，你能识别哪些是名副其实的创新之作？学术垃圾或学术泡沫，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平庸的或水平一般的论著，也比较容易鉴别。但是，真正有学术水平、有独创性的成果，并不是当下就一目了然的，而需要数年、数十年乃至百年的大浪淘沙，方能“吹尽狂沙始到金”。心气浮躁，急功近利，能行吗？说实在的，在学术泡沫漫天飞、学术垃圾遍地堆的年代，要在熙熙攘攘的假冒伪劣和水货中挑出货真价实的东西也着实困难。何况许多评奖组织向来就没有一切从学术出发的旨趣、视野、水准和耐心——它们之所以大张旗鼓、大轰大嗡，闹得沸反盈天，无非是力图制造轰动效应，而不是默不作声地促进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

眼下，众多学人把形形色色的评奖和获奖看得很重很重，因为这直接与本人的位子、票子和房子挂钩。于是，上面振臂一呼，下边应者云集，炒起一个个的“研究”热点，掀起一个个的“学术”浪头，令人啼笑皆非的“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悲喜剧便连轴转将起来。冷静想想，一门心思追逐奖项实在有些舍本逐末，这岂不是背离了学术研究的本意和基旨?  

三、我发表论文的“四项基本原则”
     
我发表都论文不少，但是从来不胡乱发表。我本人发表（以及撰写）学术论文（或文章）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第一项基本原则曰：绝不趋时应景发表论文。或许是先天生性所致，或许是后天颖悟所得，我这个人有点强脾气或曰倔性格。诚如我在1968年的一首诗中所云：“生性殊倔强，羞学如磬腰。门寒志愈坚，身微气益豪。岂慕阳关道，惟钟独木桥。纵然坠激流，犹喜浪滔滔。”不用说，多年的风云变幻、浪起潮落，也使我深知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时髦无须赶，热闹切莫凑。尽管趋之若骛者能捞取学术之外的诸多实惠，但是趋时应景之作毕竟是短命的，甚至误人子弟、贻害社会。蜂屯蚁聚地追随大溜，大轰大嗡地出尽风头，既浪费自己的学术生命，说不定尘埃落定之后，还会被方家贻笑，被世人唾骂，落得个自取其辱的下场——何必如此自作自受呢。幸运的是，自从斗胆阑入学门，我素来卓尔不群，未敢应际顺时舞文弄墨，从不随波逐流率尔操觚。因此，面对已经发表的数百篇论文，自觉对得起学术界，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心。

第二项基本原则曰：绝不轻易应约发表论文。随着研究的进展和学术水平的提高，我发表的论著在学术产生较大影响，于是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有时也主动约稿。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来没有有求必应，仓促成文，敷衍了事。对于自己不感兴趣，或者不在自己研究或关注范围的选题，我坦然谢绝。对于没有下工夫研究、胸无成竹的问题，我一概婉拒。对于在限定时间内估计无法完成的题目，决不贸然应允。正因为这样，我虽然不敢倡言所发表的论文篇篇都是鸿篇，所出版的专著本本都是巨帙，但是不管怎样，总是多少有新想法或新材料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历史考验的。

第三项基本原则曰：绝不用金钱开路买发表权。我牢记著名（名副其实）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首先我没有钱付给自己作品的出版。……其次，即使我能设法弄来钱，我也不想付给它，因为我认为，从社会的观点看，迫使一本书以这种方式问世，不是正派的行为，我的工作是写书，而世界必须以正当的方式接受它。”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坚持不以金钱开道买出版权。为了践行自己这一信条，这十多年来，我一直未向本行内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和《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投稿。即使该杂志编辑向我约稿并声明不收费，我也没有应允，因为这样便把我置于与其他作者不平等的地位。我不能接受这种“特权”——不收我的钱而收不挣钱的研究生的发表费，我于心何忍？为此，自然会招致很大损失，甚至不得不吞下苦果：我的著作《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1984年9月完稿，1994年7月出版；《科学的革命》1985年3月完稿，1989年9月出版；《理性的沉思——论彭加勒的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想》1986年11月完稿，1992年10月出版；《理性的光华——哲人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1988年6月完稿，1993年12月出版。至今还有《独钓寒江雪》、《科学的历史和哲学》、《人与科学》已经写就或编就多年，还躺在书柜里睡大觉，一时无法面世。我不想惯出版商的坏毛病，我能耐下性子等待——迪昂说得好：“逻辑是永恒的，因为它能够忍耐。”况且，我的论著不是应景之作，绝不会沦为明日黄花。我始终相信，中国出版界并非全被惟利是图的出版商充斥，也有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和文化积累责任的出版家。

第四项基本原则曰：绝不在他人论文上署名。我向来是一个人独自研究自己感兴趣、自己认为有意义的问题，一向是一个人署名发表论文。我没有在别人的论文上署过名，也没有让熟人、朋友、学生搭我的便车。我一直认为，相互搭车或投桃报李式的伪署名是学术上不诚实的表现，甚至是一种欺骗行为，是贻害学术的。我从来没有在我的研究生的论文上署名，也没有网开一面，让他们在我的论文上署名。现在，许多导师无论是否参与研究和撰写，无一例外地在自己研究生的论文上署名，这似乎已成惯例或潜规则；有些研究生在答辩前难以完成所要求的发表论文数目，导师便“慷慨”地把研究生的名字署上，以保驾研究生过关。表面看来这是帮研究生的忙，而从长远看是祸害研究生：败坏他们的学风，使他们养成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坏习惯。作为导师，我向做导师的人发出呼吁：没有实质性地参与研究生论文的研究或撰写过程，请不要在研究生的论文上署名，也不让研究生在自己的论文上署名。

四、自由思想者诗意的栖居和孤独的美

在35年的学术研究历练中，我经过蹒跚学步、初入学门、暗中摸索、四顾迷茫、彷徨失措、歧路徘徊、潜心琢磨、逐渐憬悟、豁然开朗、胸中有数、水到渠成、不断开拓、深入堂奥、出神入化等百味杂陈的过程，步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学术胜景中自由徜徉，“从心所欲，不逾矩”。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鉴于国内学术界学风浇漓、学术失范、学人异化的混乱状况，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人生定位，我把自己多年的学术体验和人生感悟略加回顾，总结，直言无隐提出“六不主义”、“三不政策”和“四项基本原则”，以此作为自己恪守的戒律。回首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敢于妄言问心无愧，兑现了以上承诺。我之所以能在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社会转型期，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学术的竞技场和思想的休憩园中自由地驰骋、诗意地栖居，全在于我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在这里，我想简要地谈谈自己在学术生涯中内心的体验和感悟。

其一，学术是我的生命的重要组分，学术研究是我的生活形式。自我步入学门，学术就被视为我的志业、我的人生追求、我的生存要义，乃至成为我的生活形式和生命的存在方式。1996年，我在台北出版的专著《爱因斯坦》的后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哲学不是敲门砖和摇钱树，因此我鄙弃政治化的官样文章和商业化的文字包装。远离喧嚣的尘世，躲开浮躁的人海，拒绝时尚的诱惑，保持心灵的高度宁静和绝对自由，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按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突发灵感在观念世界里倘徉——这才是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诗意的栖居和孤独的美。”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的精神与价值》中，我把此言作为题记，当做我的座右铭。我有两首诗，与之一脉相传，最能说明我的志趣和天趣。一是《五十感怀》：“世事沧桑知天命，神离红尘耳目清。香茗一杯思绪远，任尔东南西北风。”一是在退休时写的《辞职退课之后》：“弃案绝丝一身轻，心灵自由人之精。究际通变吾最爱，泛舟学海任西东。”
有人生的追求目标，自然就有生活的价值坐标。人的生命是有界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这有界、有限的客观现实面前，一个人一生
能做好一两件事情就很不简单、很不容易了。为此，就得有所选择：我总是选择自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毫不犹豫地婉谢、拒绝、摈弃那些对自己来说意义不大或没有意义的事情，尽管它们实惠多多。只有这样，才能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埋头学术，既不为实权实利，也不为虚誉浮名所累所困。

其二，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由于受到彭加勒和爱因斯坦“为科学而科学”思想的影响，更是出于对社会上时髦的物欲主义和实利主义流弊的反感和叛逆，以及躲避喧嚣、回避追逐的心理需要，对理想主义的想望和恬淡生活的向慕，所以我一直把“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奉为圭臬，并身体力行、贯彻始终。这使我能够在人心不古、学风失范的大环境下依然我行我素，热恋学术家园，守望心灵净土，不为眼花缭乱的诱惑所俘，不为五花八门的“项目”或“工程”所动，不为形形色色的“假问题”所蒙。我几十年如一日，在学术园地默默耕耘，并从中享受理智的愉悦、思想的升华和心灵的净化。在《春日与研究生聚会论道》时，我们“紫藤架下论鸿儒，古今中外无不及。花香时伴翠鸟语，直引奇思九天驰。”在经过奋力攀登而到达某一学问绝顶时，我在《即日即兴》脱口而出：“极目骋怀天地宽，遨神若飞度关山。挟仙羽化不知止，冯虚御风凌峰巅。”

我觉得，学术尤其是纯粹学术或基础研究，就应该本着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的旨意，这样才能真正做好学问，有所创造。钱锺书先生说得好：“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纠集人马大轰大嗡，串通媒体恣意爆炒，热衷四处抛头露脸，身在学界心系权钱，绝对无益于学问的长进和学术的繁荣。遗憾的是，现在的学界，“研究人”锐减，“市场人”猛增（二名词为皮尔逊百年前之用语）。要知道，“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彼身事问学，心萦好爵，以学术为梯荣致显之具。得之则弃若敝屣，绝然不复反顾者，其不足与学问之事明矣。”（任鸿隽）况且，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是有充足的立足理由的：它是人的本能的求知欲的自然流露，能够满足人的理智的适意和心理的快乐；它有利于学术进步，为人类创造伟大的文化精品和精神文明；它有助于争取研究自由和保障学术自主；它有利于理想主义的恢复和光大。现代社会是一个重物质轻精神、重“形而下”轻“形而上”、重眼前实利轻长远理想、重感官纵欲轻理性思考的时代，加之我国自古至今实用理性过于强烈，纯粹理性极为欠缺，对自己身边的人事纠葛和实用技术十分关注，对玄远的自然奥秘与“无用”的学问关注不够，所以急需补苴罅漏，把西方世界自古希腊以来的那种为知识而知识、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传统注入我们的意识。
其三，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我有两首诗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一是《观“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人格独立同天壤，思想自由永三光。虚名实利若敝屣，丈夫立世腰自刚。”一是《酒中仙》：“钟鼓馔玉可有无，浮名虚誉任去留。惟愿酩酊醉晓月，羽化登仙最自由。”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始终如一地秉持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我地诸多约法和禁令，使我在人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充分自由，写出有自己卓识和风格的文字，发出有自己思想和异趣的声音，从而不至于沦为庙堂话语的应声虫，时髦鼓噪的传声筒，利益集团的帮闲者——这样的“伪学者”炮制的只能是“伪学术”！

世上尽管有学问与人格分裂的个例，但是学问与人格应该统一，也能够统一——古今中外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的所作所为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试想一下，迷恋强权、贪贿金钱的人能够又横又专、又赚又专吗？阿谀逢迎、溜须拍马的人能够拥有个人的主见、独立的思想吗？乡愿、老好人能够分清是非、明辨善恶吗？这样的人混迹学界，根本不可能做出像样的学术研究，更不可能创造出精神财富，说不定还会坏掉一锅百年老汤。

写到这里，可能有读者纳闷：像你这样遁入象牙塔中，岂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心只读”确有几分真实，“两耳不闻”实际并非如此——“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陆游）嘛。其实，一个真正的学人，既会继承中国古代士人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的文化基因，又能接受西方知识分子的怀疑、批判意识。这样的学人自然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学术良心、有自我人格的，面对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决不会无动于衷、漠然置之。我的《法海寺白皮松》（横空出世二劲松，伟岸千载镇古城。动问岁寒何孤直？赖我秉节狷介风）和前述的《述怀》诗，可以为我做证和辩白。
     
2009年，我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退休，即刻辞去《自然辩证法通讯》主编职务，并谢绝人事处的返聘。我在给同行和朋友的电子邮件中这样写道：“我未退休时与退休一样，退休时又与未退休一样。惟一的差别是，我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一心一意从事自己最喜爱的学术事业，参与自己感兴趣的学术活动。我的智力生活将以读书和学术研究为主，并尽力企望成为一个理想的‘自由思想者’（皮尔逊意义上的）、‘自由长矛骑兵’（奥斯特瓦尔德意义上的）和‘孤独的旅客’（爱因斯坦意义上的）——这几个人物都是我曾经研究的对象并有著作《皮尔逊》、《理性的光华——哲人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爱因斯坦》为证——从而在智慧的竞技场和精神的休憩园中惬意地徜徉、诗意地栖居，从中享受思想的乐趣和孤独的美。”今后，我将依然如我《非顾》一诗所言：“文章乃天成，行事本心声。所向遂己意，非顾时人评。”我希望能够像《人生》一诗那样，继续“凌云猛志囊四海，荼火气势吞八荒。胸藏珠玑任挥洒，笔走龙蛇自成章。”我打算今后除继续 “后现代科学观批判”、“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的研究之外，把酝酿已久的“科学与人生”课题提到议事日程。我相信，我是可以实现这一愿景的，因为我2010年元旦写的《新年访梅》已经预示这一点：“暮送落霞恋余辉，晨迎元日喜访梅。一年之际今朝始，暗香将溢黄蓓蕾。”我也相信，我的学术生命力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是会蓬勃生发的，因为席勒和石里克的“青春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Jugend，即对人生意义有所体认，富于青春的热情）已经在我的身心牢牢扎根。诚如我在《记己丑年春日追春》明示：“逐日追春满眼春，春在心头总十分。何方可唤春常在，青春哲学驻吾身。”


作者简介
李醒民，男，1945年10月生于西安市户县。196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物理系。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毕业并获理学硕士学位。1990年被破格评聘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副主任、常务副主编、主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退休教授。先后被聘任为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大学、广西大学、河南大学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学术界》、《博览群书》、《社会科学论坛》、《湖南社会科学》、《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山东科技大学学报》学术委员会或编辑委员会委员。着有《激动人心的年代》、《两极张力论•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科学的革命》、《理性的沉思》、《理性的光华》、《彭加勒》、《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马赫》、《伟大心智的漫游》、《人类精神的又一峰巅》、《迪昂》、《爱因斯坦》、《皮尔逊》、《科学的精神与价值》、《纵一苇之所如》、《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科学的文化意蕴》、《科学论：科学三维世界》等。译有（英、日、俄）《列宁与科学革命》、《科学的价值》、《物理学史》、《科学方法讲座》、《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最后的沉思》、《科学的智能》、《科学的规范》、《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认识与谬误》、《自然哲学概论》、《科学与方法》、《科学与假设》、《爱因斯坦与大科学的诞生》、《霍金与上帝的心智》等。主编有《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三原色丛书》、《哲人科学家丛书》、《科学思想文库》、《科学巨星——世界著名科学家评传》、《中国科学哲学论丛》、《科学方法丛书》、《中学生科学素养丛书》、《科学文化随笔丛书》、《见微知着——中国学界学风透视》等。另外，在海内外百余家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50余篇。被英国、美国、印度等国传记研究中心收入有关国际人名辞典。其学术成就在在国内学术界名列前茅，赢得同行专家的好评。而且，也受到美国、俄罗斯等国学者的重视和引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李醒民的学术座右铭是：“哲学不是敲门砖和摇钱树，因此我鄙弃政治化的官样文章和商业化的文字包装。远离喧嚣的尘世，躲开浮躁的人海，拒绝时尚的诱惑，保持心灵的高度宁静和绝对自由，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按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突发灵感在观念世界里倘徉——这才是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的诗意的生活和孤独的美。”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李醒民始终坚持“六不主义”、“三不政策”、（发表论文的）“四项基本原则”，并践行了自己的诺言。正是这些信念和情愫，成为李醒民的安身立命之所，使其在数十年“无用的”学术研究中“独钓寒江雪”，且一直“不改其乐”。李醒民的近作“辞职退课之后”和“述怀”二首诗，是他的思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
                  弃案绝丝一身轻，心灵自由人之精。
究际通变吾最爱，泛舟学海任西东。

素来卓立不同流，兴至戏与强权牛。
独善其身分内事，兼济天下岂敢丢。

（原载葛剑雄、丁东、向继东主编：《望尽天涯路——当代学人自述》，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143~155页。发表时有所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