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久：人物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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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印象






岁月静好，幽兰清芬
——虹兰印象

张永久



最初认识虹兰是在玉泉寺笔会。佛堂，禅院，古树，钟声……清幽的古寺庙突然闯入一群叽叽喳喳的男女文学青年，记忆深处的影像斑驳杂陈，点缀了缥缈禅意也点缀了现代阳光。印象深刻的有谜一样微斜的玉泉铁塔，生长了几百年遮天蔽日的银杏树，院子里暗香浮动的月月桂，跺跺脚就冒出一串串玲珑水泡的珍珠泉。还有山路上前来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有的像高觉新，有的像祥林嫂，有的像周朴园，有的像少年闰土。细细回想，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笔会情景：一二十个虔诚的文学信徒聚集一堂，要么浅斟低唱，要么高谈阔论，要么面红耳赤起争执……那时候虹兰总是在一旁安静的听，安静得像一株幽兰，似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但又无时无刻不存在：那一袭黑衣，那优雅的笑容，那飘逸的红纱巾，处处清新亮丽真实。如果说1988年春天的玉泉寺像是雨季中浸染了迷蒙的水墨画，那么虹兰则是画中的一个亮点。
虹兰雍容华贵，谈吐优雅，举止大方得体，一直以为她是出身于世家大族的闺秀。直到看见她在一篇文章中透露家世，“儿时家贫，父母又没文化，家里除了万民共读的‘红宝书’，再也找不到别的读物”，才略知她以前的家况。不过我每每仍免不了感叹：不知是宜昌哪条幽暗的小巷，培植出了这么一株超凡脱俗的精致吊兰。虹兰说她喜欢轻松做小女人，读她的诗文能读出她淡然的美丽。连她讲述的故事都是那么轻盈淡雅。有一次，虹兰讲她同事的爱情故事：故事中没有男女主角，只有荷叶包着的一兜红樱桃，每天清晨放在楼梯口，连续一周天天如此，勾起人心头的向往羡慕。甚至，她讲鬼故事也是云淡风清的感觉：一个书生挑灯走夜路，突听一女子细语：“我走得好累！”书生环顾周围，并无人影。“我看不见你怎么帮你呢？”“我就坐在你的灯笼里好不好？”随着话音，书生感到手中的灯笼重了一点。就这样书生和灯笼里的女鬼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闲话，路走完了，旷野静寂，书生觉得灯笼又轻飘飘的了。
虹兰身上有难得的贵族气质，又不失平民的亲和力，常常使人想起巴黎上流社会艺术沙龙中的女主角，优雅，高贵，不卑不亢，进退有据。虹兰温柔如水的好性情在朋友中有口皆碑，但又决不是逆来顺受的代名词。记忆如昨的是十几年前那次宜昌女作家昭君笔会，香溪河水静静地流，最难消遣的黄昏时分，浪漫而又神秘的河灯燃起来了，在香溪河上缓缓的飘游……看着窗外景色，宾馆里的一群女子话语纷纭，谈文学谈爱情谈人生，感伤的情绪像一团雾似的弥漫上来，心中积蓄多时的情感好似水库开了闸，迅猛而又湍急地奔淌。虹兰轻声说了句：“我们喝酒吧！”她抓起一瓶啤酒，咕噜咕噜往喉咙里灌，那份豪气侠气和泼辣劲儿，同平时文静的她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带头大姐虹兰的示范下，参加笔会的决大多数女子一个个撕掉了淑女的外衣，刹那间变成了放浪形骸的女酒徒，那是个多么令人怀念的夜晚啊！女作家们喝空了从小卖部里扛来的一整箱啤酒，又顺带扫荡了两三瓶白酒，醉酒的女作家们一个个憨态可掬，有人安静地靠床头呆坐着，有人痴情地倾诉心头秘密，有人高声叫：“再来一瓶！”
诗人毛子说，虹兰的诗歌理想有回到安静的一面，也有直接撕开自己的一面。毛子评价的是虹兰的诗，用来评价虹兰其人也恰如其分。这些年来，虹兰一直安静地爱着文学，爱着诗歌，她是个外表文静内心热烈的女子，网上聊天偶尔能感受到她心海里风起云涌的文学风暴。她说她始终把诗歌当作信仰，深藏于心。她会一直写下去，让诗歌伴随自己到老。得知我写这篇文章，虹兰往我手机上发了条短信：“你能答应写我，我既高兴又惶恐。虽说爱文学多年，但没什么成绩，只有一种对文学的热爱与坚守。非常感谢文学，她让我活得润泽、坚定、充实而快乐……”
我真想回她一句话：我们都“非常感谢文学”。



刘不朽：海纳百川大气象
◎张永久

刘不朽早年是以诗歌名世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文风还盛，各地方作协和杂志社经常举办笔会，地点一般都会选择在有名的风景区。作家诗人们像春天的候鸟，穿过岁月的烟波纷至沓来。宜昌紧挨美丽的三峡，自然成为每次笔会的首选，作家诗人们大凡到了宜昌，相互间必定都会冒出这么一句话：“走，去看看诗人刘不朽！”
其实不用去看，刘不朽也会前来陪伴。那时他是宜昌市文联主席，在此之前，是宜昌地区群众艺术馆馆长，一根扯不断的红丝线，早已将他与文学紧紧系在一起了。在国人普遍还视出版物为圭臬的年代，刘不朽已出版了诗集《山寨水乡集》、《歌满山乡》、《金翅鸟》、《鄂西情歌选》、《三峡风景线》等数部，名气远播省内外。但是，参加笔会的文友们要“去看看诗人刘不朽”，不单是冲着他的诗名，更因为刘不朽善解生活，是个真性情、有野趣之人。
年轻时候的刘不朽，与他诗名齐名的是他的酒名。刘不朽常说，在古代名士那里，诗与酒本是一家。诗人岂有不开怀畅饮的道理？其实据我所知，刘不朽的酒量并不算太大，也就半斤左右的量，但是他总爱摆出一幅酒仙的架式，端起杯子一杯杯往喉咙里倒，看上去倒也蛮能吓唬得住人。还有，酒桌上他有句口头禅：“感情深，打吊针。”对于这等狂放之酒徒，一般人只好退避三舍了。
除了喝酒外，刘不朽的癖好还有许多。譬如下象棋，但凡是听说谁谁谁的象棋下得不错，他一定会找上门去与之过招，有一次在办公室里听刘不朽说，为了会某位民间象棋高手，他曾连续走过三四天山路。我们问他过招的结果如何？刘不朽支吾着不肯正面回答，只咕哝了一声“山外青山哪！”他的眼睛眯缝着，脑袋晃动在浓浓的烟雾中，完全是一付讳莫如深的样子。
在刘不朽家中，我曾经看到过他年轻时的一帧照片：那是建国初期，他穿着一身军装进城，和几位战友合影。那时的刘不朽确实堪称英俊。在部队时，他是湖北军区司令部的机要员，人长得文静，又能写一手好诗，没有谁想到此人身上竟有一种特殊的异质——冷不丁就会有惊人之举。随便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听人说刘不朽有桩过人的本事：吃鱼不吐刺，我拿这事去问他。刘不朽笑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说了一句：“江湖上那些传闻，别太当真。”可是事后终于弄明白了，刘不朽还真的有吃鱼不吐刺的本事。这件事告诉我，江湖上那些传闻，也别太不当真。
从前允许打猎的时候，刘不朽还是位好猎手。我曾亲眼看见他端着猎枪，坐在吉普车上，在山路上追逐，射中了一只奔跑的野兔。刘不朽兴趣广泛：练书法、养花草、玩石头、钻研中医和中草药……前些年，他以70岁的高龄，完成了一部运用全新视角审视诠释古代三峡地理文化的学术著作《三峡探奥》，其时间范围，上溯远古传说时代，下至魏晋南北朝；空间定位，以现代三峡库区为主，兼或涉及三峡邻近的周边地区。内容广泛丰富，是对三峡地区的自然地理、生态资源、民族部落、图腾崇拜、神话传说、风俗习尚、民间文艺及至生命和文明的起源等诸多千古之谜的最新解读。
有一次我去刘不朽家中取稿，只见案头、沙发、床边以及餐桌上、到处都散放着书和杂志，有的翻开着，有的画上了圈点。刘不朽说，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诗人，应该同时是位学者。很难设想一个如同沙滩上的芦苇那般浅薄之人，能写出什么传世之作。这样的肺腑之言，是从他心窝里流出来的。






儒雅智者符号先生
◎张永久

符号不是符号，是一个人。
准确地说，符号是一个人的笔名。他本名叫符利民，著名杂文家。
与符号先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在长阳天柱山的一次文学笔会里。那时，他还没有退休，还在宜昌市副市长的任上。傍晚时分，我们踏着落霞余晖沿山间小道散步，且行且叙，讲的是一段沉重的历史：关于文革的记忆。小县城里，几个优秀的青年人，死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悲剧了……。符号先生年长我十几岁，按说该是我聆听教诲，那次却成了我讲他听。一路上，符号先生始终安静地听着，眉头上锁着个结子，讲到人物命运的关键处，忍不住插话问上几句。神情有些急切。若干年后，我明白了那种急切的神情叫做人文关怀。
官场上讲究作风稳沉，符号先生身在其中，不可能不遵守潜规则。何况在那些年代，对文革话题的敏感，犹如对麻风病的忌讳。我很感谢他当时能安静地当我的听众，我更感谢他眉宇间那种人文关怀的神情。后来相处多了，我慢慢也知道了：对小人物命运的同情与关爱，是符号先生一以贯之的生活态度。
有一次，参加完一个朋友的饭局后，回家路上，闪烁的霓虹灯下，符号先生讲了他年轻时的故事。哦，那是一个多么浪漫且富有诗意的开头啊，三湘弟子，考学来到华师桂子山下，性格外向的他，对生活倾注了十二分的热情：写诗、演戏、跳舞、画画、吹笛子、拉手风琴、打篮球、游泳……突然间，一场反右运动的暴风雪扑面袭来，符号先生的人生经历了跌宕，他没能逃脱厄运，被补划为右派，分配到边城宜昌，当了一名教书先生。
苦难的经历能压垮一个人，也能成全一个人。在宜昌，符号先生找到了他的爱情，那段曾经使他痛苦的经历，也成了他宝贵的人生财富。
我们在文学朝圣的路上，见过很多拿文学当敲门砖的人，一旦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譬如权力），文学就被弃之如废木屐。然而符号先生却不。他真心喜欢杂文，甚至把杂文看做了生命中的一部分。即使当年在副市长的任上，不少人对政府官员写杂文有非议，他的态度总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符号先生最欣赏的一句话是林则徐的名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句话也成了他做人的基本准则。他总是最严厉地解剖自己。在回顾自己读书生涯的文章《我是一只井底蛙》中，符号先生不无幽默地自我揶揄：“一直以为自己比较博学，接受过正规教育，读过马恩列斯的著作……当时光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终于发现自己原本就是一只受过高等教育的博学的井底蛙。”在文坛中能如此自嘲者并不多见，在官场中则更属于凤毛麟角。几年后，符号先生新出版一本杂文集，索性将书名取为《敢自嘲者真名士》。
最近几年，符号先生像一只候鸟，炎热的夏天就到北方，在京城儿子家中消夏，到了冬天再回到南方宜昌。正是这种两地生活经历，使他与京城思想界有了更多的接触，视野也变得更加开阔。他的杂文作品一发而不可收，频繁见诸报刊，频繁获奖，在各种杂文选本中频繁出现。杂文家鄢烈山评价符号先生的杂文是血性文章，“不仅有文学的感染力，而且深邃隽永”。鄢烈山前几年说，符号先生以望七之年，离庄子所说的中寿八十尚远，比起严秀、何满子等几位宝刀未老的杂文界前辈要年轻一二十岁，衷心期望他在从心所欲的自由心境中，写出更多的杂文精品。这样的期待与祝福，也何尝不是我们这些文学同行们的心愿？




快乐歌者甘茂华
◎张永久


甘茂华是个有趣之人，朋友间各种聚会若少了他，就少了许多乐趣。
这个快乐而有趣的男人，前些年蓄一头披肩发——准确地说，因老甘前额有些秃顶，所蓄头发并不多，像一只斑鸠的两翼，仅是象征意义上的披肩发；这些年老甘发型始有改观，索性刮成光头，这倒也很符合他快乐有趣的本性。
甘茂华出生在颇富灵性的鄂西南山区恩施州，少年即爱舞文弄墨，时有“清江才子”之称谓，高中毕业后赴江西农村插队，因写了一个“毒草”剧本，被内部定性为“问题青年”，上大学、提干、参军等诸条人生道路全被堵塞，只好曲线谋发展，辗转转点到山西太行山插队，之后又流浪到一家工厂当工人。用老甘自己的话说，几十年来，他“从鄂西到江西，从江西到山西，从山西到西陵峡畔，从知青到作家，沿着生命的河边走边唱，一颗灵魂的颤动，闪烁自己的萤火。如今，生命已走进‘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境地，内心一片澄澈。”
快乐是老甘生命的常态，也是他生命的基本原色。
朋友圈的聚会里，常见老甘出口成章，妙语连珠，无论是谈论国家政治大事，还是严肃的文学话题，或者是生活中的插诨打科，无不风趣幽默。老甘的口才一流，他常常能在一屋子文友中成为漩涡的中心。
与老甘口才相媲美的是他的文笔。迄今为止，他出版的十余本著作中，绝大多数都是散文作品，如脍炙人口的《龙船调的故乡》、《女儿寨笔记》、《鄂西风情录》、《火塘夜话》、《守望吊脚楼》、《三峡人手记》、《拜读清江》等。人称甘茂华是写风情的高手，长江三峡、清江画廊、土家山寨……鄂西南美不胜收的风情画一帧帧从他笔下流出，一经沾上读者的眼睛，读者就能永不忘记。老甘期盼自己的散文还有上升的空间，他的志向是写一部当代的清明上河图。
最近几年，老甘爱上了歌词写作。这个浑身上下充满灵气的人，一旦要做个什么事，必定会做出些名堂来。他作词的《青滩的姐儿叶滩的妹》经歌手李琼一唱而走红，被中宣部颁发“五个一工程”奖。歌词集《下里巴人》，也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
有天晚上，我和老甘在友人处喝酒，回家的路上谈到了文学。我建议老甘别把才华轻易浪费在写歌词上了，老甘义正言辞地反击：写首好歌词不容易，好歌词同样能千古留芳！（这话不假，我赞叹老甘说了句真理。对于优秀的写作者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他写什么，而在于他怎么写。）那天晚上，我俩在路灯下伫立良久，桔黄色的光晕投射下来，我忽然发现老甘的神情有些忧伤。沉默了半晌他大声爆发了：我会写的！一定会写的！作为多年的老朋友，我自然明白老甘的话中所指。文友们都知道，老甘心中储存着一部长篇小说的计划，几十年来一直都压在他的心头，沉甸甸的，如果能写出来，也许将是他的凤凰之歌。看着夜风中老甘那张变形的脸，刹那间我似有顿悟：除了快乐之外，忧伤也是老甘生命的原色之一。





潮起潮落，寻常事耳
——陈宏灿印象

◎张永久



大约2000年前后，我所在单位来了一位新领导。名字早已听说，以前偶尔也见过面，文友们都说他是个好人，也是好官，至于好在什么地方，友人说：现在他调到了你同一个单位，自己去观察去琢磨吧。
新领导叫陈宏灿，原在当阳县当宣传部长，刚调来宜昌文联时任副职，人人心里都明白，是文学梦毁了他的宦途路，如果不是因为写小说，陈宏灿肯定不会进入文联这种清水衙门。
那时候宏灿兄的家眷还没调来，他蛰居在临时租借来的房间里，我去看他，房间里很简陋，记忆中除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外，就是一堆混杂堆放在床上和沙发上的书籍报刊了。每天上班下班，回家后要读书写作，没人做家务，换洗了衣服往洗衣机里头一丢，到吃饭时就去吃快餐盒饭……一切删繁就简，50岁左右的中年人，回到了快乐单身汉式的生活，虽然多了自由，却也有诸多不适应。我问，这么艰苦的日子，过得习惯吧？陈宏灿淡然一笑说：自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吃盒饭换自由，我是赚了。
这是一位风雅有趣的领导。众所周知，文艺界的同行一般都爱不拿领导当领导看，如果真把领导当领导看了，那心里必定是疏远了。何况陈宏灿写小说，他是真爱真写，甚至可用“如痴如醉”一词来形容。那段时间宏灿兄难得清闲，我便常常去他租借的房间里闲聊，涉及最多的话题是文学。陈宏灿爱读书，是博览群书的读法，他当时偏好于中国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经常交流读书的收获，谈论的书籍有李佩甫的《羊的门》、张炜的《外省书》、刘再复的《父女两地书》、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等。
宏灿兄很早就进了官场，二十五六岁当县委副书记，一直到50岁调入宜昌文联任副主席，仍是个副县级官衔，进步如此之慢时乃罕见。论起人生经历，他年轻时到西藏援建，是一笔优良的政治资本，谁知回宜昌后先是读党校，后被安排在宣传部长岗位上一干多年。官场上有许多蹊跷事，我在心里猜想，大概是他没跟对人吧？还有个原因，他不应该酷爱文学，官场中人玩玩文学附庸风雅可以，一旦真心爱上，仕途就该画句号了。宏灿兄明白那么多事理，莫非他不懂此道？与他打交道后我慢慢清楚，他是懂此道的，只因文学情结太重，难以自拔。
他的人文情结在其创作中彰显得比较充分。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过的《党委书记》，表现的就是一位官人难得的忧患意识。这样的小说在宏灿兄的小说创作中占较大的比重。说桩现实中的事儿：有一次《三峡文学》杂志社开会，他到会发言，说到职工工资收入太低时，堂堂七尺男儿竟然真的动了感情，眼圈微红，声音有些哽咽。
陈宏灿后来在宜昌文联当了几年主席，再后来调到人大工作，前一两年正式退休了。在这十几年期间，他阅读的视野渐渐扩大，读了大量外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博尔赫斯、杜拉斯、奥威尔、卡夫卡、昆德拉等等耳熟能详的名字，成了他书架上的常客。宏灿兄出版过七八本书，仍对自己的创作不满意，他说要从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来一次痛苦的蜕变——像蝴蝶从蛹中蜕变而出那样，经历过阵痛之后，会有一种异样的美丽。当然，这样的文学境地是每个写作的朋友都梦寐以求的。
宏灿兄深谙写作的酸甜苦辣种种滋味。对于自己的人生遭遇，他能保持一颗平常心，在他眼里，花开花谢，潮起潮落，原来寻常事耳。





故乡的河流在他血脉中流淌
——田天印象

张永久



第一次见到田天是在《艺丛》编辑部。那是八十年代初期，国人的文学梦方兴未艾，文学界每有名人新作推出，往往便成为重磅炸弹，惊起山呼海啸般的浪潮，文学似乎成了国人梦想中的救国之道。那天见到的田天也是冲文学而来的，而且为了文学，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艺丛》的编辑朋友向我介绍田天，那个人生在长阳，土家族后裔，是他们村子第一个考取名校（武汉大学）的大学生，录取的是生物系遗传学专业。可是他只读了两年就申请转系，要进入与文学有关的中文系，且已获当时武大校长刘道玉的破格批准。
因为文学，也因为长阳，后来我和田天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有一次我与田天聊这事，田天说，他从理科转文科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与个人的兴趣爱好有关。他生长在美丽的清江河畔，从小见惯了种田薅草唱山歌、生了儿子跳花鼓子、死了人跳丧鼓（撒叶儿嗬）的各种歌舞场面，深受清江文化的熏陶影响，对文学似乎有种与生俱来的迷恋。读初中时就尝试给县文化馆的刊物投稿了，是县里的重点作者。“一个人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为职业，其中的乐趣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田天一边笑一边这么说着，正好他说出的也是我的心声。
这么些年一路走来，田天文学成就斐然，先后获得多种全国级别的奖项，这些都不用去细数了。印象最深的是田天对故乡那条河流的感情。有一次，我与田天夜晚聊文学，扯到了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田天说，那才是个真正伟大的作家，为自己的民族写出了那么优秀的史诗。日常生活中田天是个幽默诙谐的人，很少见如此庄重认真的神情，我知道他那一刻说的是肺腑之言，因为多年以来田天心中珍藏着一个梦想：要为生活在清江河畔的土家族儿女写一部大书。
为了给心中那部大书作准备，2001年，田天申请回故乡长阳，挂职担任副县长。那些年也是我和田天来往最密切的几年，经常是对方一个电话，我或他就被叫到了长阳或宜昌，边喝酒边聊天，天南地北闲扯。田天的才华是多方面的，除了写作外，聊天时的机智也是一绝。经常随口说着说着，田天的俏皮话就脱口而出，闹得满饭局的人一个个喷饭。
田天对故乡那条河流的爱是真爱。挂职锻炼的那几年，他用脚步丈量过长阳的每一寸土地。为了给故乡多做几件实事，他通过武大校友的关系联系到军旅作家张世黎，游说广州军区投资一百多万，在长阳资丘镇凉水寺办了所希望小学，清江碰柑是长阳的重要产业，品质好产量高，但由于交通和信息等原因，导致销售不畅。田天得知情况后，专程为这事跑了无数趟，牵线引进了武汉一家大型果品公司到资丘镇建立了生产基地，田天还将资丘碰柑命名为巴柑，专为那些巴柑写下了在别人看来是下里巴人的广告宣传词：三峡宜昌，风光无限。遍山柑橘，遐迩名传。中国巴柑，巴人之柑。满清两岸，巴柑领先……。《文艺报》曾以《作家架桥人》为题，对田天在长阳挂职锻炼的生活进行了报导。
田天说，每当他想起故乡那条清江河，沉睡的记忆就会苏醒，故乡那些逝去的人和事刹那间复活，象春天里的一朵朵花儿，开放在心灵的原野上。我们所说的文学梦，就是俯身拾取那些美不胜收的花朵。





一曲深沉的爱之歌
——读映泉历史小说《楚王》

◎张永久


2003年初春，映泉遭遇了一场车祸。我们一群朋友去看他，映泉即使躺在病床上，依然风趣幽默，谈笑风生，话语中透着乐观。他说，等病好点后，还是要写小说。看他在医院走廊上走路艰难的样子，看他被我们扶下楼梯时脖子僵直的样子，我偷偷在心里想，身体如此不堪，今后只怕再写小说难了。
事实证明我的猜想错了。映泉是个经常创造奇迹的人，用朋友们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说，一个地方的灵气似乎全都集中到他身上了，在映泉身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不奇怪。几年后，映泉出版了长达八十万字的系列历史小说《楚王》三部曲，再接着，小说扩展成了一百多万字，写完了楚国崛起至灭亡全程。一个受伤养病的人，写了一部元气淋漓的作品，即便是我这种自以为对映泉了解较深的朋友也感到惊讶，佩服之情再次油然而生。
楚国，一个方圆不过五十里领地、圈在荆山深处的小部落，天子不承认，诸侯瞧不起。但就是这么一个称不上国家的小团体，竟也要加入到群雄争霸的行列，他们自封楚王，建立楚军，设定编制，划出疆域，上下一心，卧薪尝胆，劣衣粗食，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崛起，又经过殊死搏斗，拥有了数千里江山，成为春秋一霸，并从此孕育了绚丽多彩、千年流传的楚文化。
这一段楚国上升时期生机勃勃的历史，在映泉笔下娓娓道来，欢乐时如诗如画，悲壮时如泣如诉。倘若作家本人没有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激情，很难设想他在养病中能够完成这样一部史诗的巨著。正如作家陈应松所说，在这部煌煌巨著中，映泉自始至终都保持住了充沛的叙事激情，这是极难做到的。“这种激情来自对楚国历史的深厚感情，对楚国历史的精通，以及强大的自信心。”
在后来的《楚王》全本中，七百年间楚国从生到亡涉及楚国的每一个人物，都写得如在眼前，一部血淋淋又充满激情的历史，就在他的笔下展现出来。气宇轩昂的武王，相貌丑陋的文王，英雄盖世却不得好死的成王，功成名就却无所适从的庄王，风流激情却身后挨骂的灵王，少年即被推上宝座的昭王，治国昏庸却在秦王面前大义凛然的槐王……都让人难以忘怀。楚国的历史不是楚王写成的，还有一大批风云人物，也都写得栩栩如生。尤其战国时期那一大批平民出身的人推波助澜，让那一段历史更加有色。屈原、张仪、苏秦、陈轸、昭睢、庄辛、范睢，甚至张仪的老婆，都那么有血有肉。
映泉出生在远安县。对这个似乎并不起眼的弹丸之地，映泉始终充满感情。他曾经专门写过一本《沮出荆山》的书，为故乡远安大声鼓与呼。在《楚王》的出版后记中，他特地就远安附近的地理位置作了一番解释：“远安县与南漳县交界处有个地名叫南襄城，紧挨着沮水，它就是临沮故城。在稻田中央，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陶井；在它的周围，农民常常挖出楚剑。”读到这样的文字，不由得会心一笑，想起映泉兄日前居住的远安城墙附近的老家，又何尝不是这么一种诗情画意的情景？每次到远安，必去看望映泉，在参观完他的画室之后，如果不打麻将，往往他会领着我们到处去走走转转，看阳光映照下远安的老城墙，看树林间袅袅升起的炊烟，一路上映泉总是指指点点，讲述几千年前楚国时期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那些人和事。
对这块土地的感情早已融入了他的血脉中。映泉说，他从小进入远安花鼓剧团，当他听到花鼓戏唱词中那些悲怆的唱腔，就浮想翩然，思绪飞到了几千年前的楚国。如同他在《楚王》后记中所说的：“走在那早已荒芜不堪的古道上，看深秋的荆山如铁如血；站在沮水源头，看那一河绿水从峡谷中涌出，我仿佛能够琢磨到楚先王面对这一切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正是出自于对这块土地的深厚感情，映泉步入了历史深处，追溯到时间的源头，他要弄清楚这块命名为“楚国”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记得有段日子映泉每次回宜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时，他都必然会讲到他为之迷恋的楚国。他讲述武王、文王、庄王的故事，讲述屈原、卞和、邓曼夫人、女荪、斗廉等人的故事，似乎每个人物都生活在他的记忆宝库里，信手即拈来，一旦讲述起来便栩栩如生，如同讲述邻居乡亲故事那般熟悉和亲切。对于地名、人物、器件、风俗以及楚国各种掌故的考证，映泉总是说得头头是道，不逊色于一个楚国史专家。每次赞叹映泉记忆力好，有慧根，映泉便摇头苦笑：哪里哟，一大把年纪了，谈什么记忆力。我是靠下笨功夫，舍得坐冷板凳。映泉说，无论在家还是出门旅行，他身边都要准备几本笔记本，看书要摘录，有心得要记下，那些零碎的断片成年累月积蓄下来，单单笔记本就有一大摞。
正如评论家李俊国先生所言：楚国历史精神的指认，一般是浪漫、雄强、野性、刚烈、凶蛮等名词，所谓“荆蛮”之谓。映泉却通过长期精读楚国史料，捕捉把握到的楚国精神却是执著与智慧，以及不按常理出牌的狂放和睿智。评论家简短的几句话，是作家映泉若干个日日夜夜辛勤耕耘的真实写照。写历史小说，仅仅只是下笨功夫、坐冷板凳肯定是不够的，史学、史才、史识、史德，四者缺一不可，其中尤其关键的是史识。而真知灼见的史识，是指一个人对历史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这除了依靠天分和海量的阅读外，很大程度上也依靠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历练。
映泉坎坷的生活经历是他的痛苦之源，同时也是他的一笔财富。他当过演员、经过商，文革中挨过整，写小说获得过文学大奖，人生沉浮，世事多变，他见惯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嘴脸，有了这些人生体验，对历史的理解自然就深刻。
写作《楚王》，映泉是经过了漫长而充足的准备的。早年映泉写作现实题材小说，《桃花湾的娘儿们》、《百年风流》系列三部曲，《神示苍生》系列三部曲等，每出一部文坛上一片叫好之声，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出了车祸之后，映泉竟在历史小说领域里另辟蹊径，写出了厚重之作《楚王》，以楚王宫内生活为主线，以灿烂的长江历史文化为背景，以列国的相互斗争为舞台，将一部活生生的楚国兴衰史，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楚王》问世后，受到了读者和文坛的广泛关注，也赢得了评论界的众多赞誉之声，认为这是一部用民间话语书写的楚国崛起的动人史诗。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浸透了映泉心血的厚重之作，其魅力将会折服越来越多的读者。



歌手为什么歌唱土地？
——读周立荣《巴土恋歌》有感

◎张永久


那一年，我独自一人沿着清江去采风。行走在漫山遍野的包谷地里，似乎有一种密不透风的窒息感觉。抬起头来，凝望蓝色的天空，一阵风轻轻从植物叶片上吹过，随风飘来的是断断续续的长阳山歌声，明亮，悠扬，仔细聆听，还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那一刻我想起了出生在清江的汉子周立荣。清江两岸是一片丰饶的土地，周立荣在歌词中形容过，“丢根棒捶也发芽，长成了一片树林”。这里绮丽的风光让人留恋忘返，是巴人祖祖辈辈生活的仙境和乐园。但是这片土地曾经贫瘠，满山瘦骨嶙峋的石头，象山民们在艰辛生活挤压下扭曲的命运。虽然生活异常艰辛，却并没有压垮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乐观性格似乎与生俱来，即使面对死亡也坦然自若，夜色降临，男人们举着火把从四面八方围聚一堂，吆喝着跳起了“撒叶儿嗬”。
周立荣过去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他行走在背夫们的队列中，蜿蜒的山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他盼望在树荫下“打一杵”，然而那是奢望，领头的队长没有拖长了腔调喊那声“杵起——”，这个队伍中任何人都没有歇息的权利。况且周立荣心里清楚肩上背负的重量，他是男人，肩膀再稚嫩也要帮助支撑起家庭，周围的山民们都是这么在活着。
后来周立荣去当过兵。从部队复员回到故乡，严峻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温和，他在社会底层辗转奔波，做过临时工，当过编辑，也写过小说。当他提起笔，往日的生活场景如同一群群野马奔腾，山呼海啸，纷至沓来。小说处女作《山骚》在国内一家大型文学丛刊上重磅推出，一炮走红。
——那是让人怀念的八十年代。人世间的瑟瑟秋色，他领略过了，昔日的那些苦难，被他转化成了财富。这是一个幸运者的故事，他似乎就要在文学的海洋里扬帆起航了。
然而人生到处埋伏玄机。走着走着，脚下的道路也许就变了。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社会象旋转的万花筒，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与周立荣聊天，谈论文学的时候越来越少，后来他调到长阳县委宣传部当副部长，调到宜昌市文联《三峡文学》杂志社当社长，琐碎的事务象摆脱不掉的影子似的跟定了他，“写小说，只怕是我的一个梦了。”声音近乎自语，周立荣的神情有些忧伤。
一个迷恋上文学的人，要想从这条船上轻易脱身，并非那么容易。就在周立荣信誓旦旦说不再做文学梦之后，他的歌词创作解开了船缆，不声不响地启航了。到底是历经了人生磨砺的人，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周立荣的歌词创作一开始就不是路边的小花小朵，大气的格局让朋友们充满期待。
《巴土恋歌》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在我看来就是铁板钉钉的事，一点也不感觉意外。凭周立荣的才气灵气，他的歌词创作会有一番大气象。我想获奖不应该是他的终点吧，在周立荣获奖作品研讨会上，我提到了人民音乐家王洛宾，提到了扎根生活土壤，提到了音乐来源于人民……。我真正想说的话周立荣心里一定明白。歌手为什么歌唱土地？因为歌手懂得土地的秘密。那么祝福他，为三峡这块土地写出更加美妙动人的歌。



马驹穿过树林
——读赵红继《母亲》等散文新作有感

张永久



2007年清明前后散文家赵红继做了一个梦：他驾着一辆汽车带年迈的母亲去兜风，汽车象在飞翔，迎面的山水呼啸而过……突然，“坦途断头了，塌陷的地方出现了浩瀚的星空，瓦蓝瓦蓝的苍穹在远方融入深不可测的万丈深渊。”他紧急踩刹车，整个汽车失控了，进入轻飘飘的自由落体，灾难发生时像是一组蒙太奇电影镜头，既轻松，还有残酷的诗意。
醒来后赵红继披衣而坐，望着窗外深邃的夜空久久发呆。母亲五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这个梦提醒他：该回家给母亲上上坟了。
我第一次认识赵红继是在八十年代。那时他还在宜昌军分区任职，我在宜昌市文联任杂志编辑，文字因缘，把两个属马的同龄人拴在了一起。
认识一个人不难，真正了解一个人也并不容易。屈指算来我和赵红继相识有二三十年了，直到前不久系统读了他的《母亲》以及其它一些散文新作后，我才敢说，自己正在从精神层面慢慢地走近这个中原汉子。
赵红继出生后，有半年多没有取名字。他母亲催促父亲取名，父亲说，穷人家娃儿，是猫是狗随便叫吧，叫顺口了就是名字。母亲没文化，只记得娃儿出生时头皮上有块指肚大小的红胎记，于是叫他红记。读初中时这娃儿觉得名字不够革命，遂改为红继，寓意继承红军传统。赵红继的父亲死于1960年春上，父亲是被饥饿掳走的，死后没有棺材下葬，街坊们把他家大门拆掉，钉成一口薄棺材，把父亲埋了。
这样的家庭背景以及时代背景，使赵红继对生活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感悟。赵红继十四五岁的时候，早已开始帮家里干活了，西瓜成熟的季节，他从井里挑水来到西瓜地里，给遍地绿油油的瓜秧浇水。有一天，他待在草棚里守西瓜，大路上过来一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人，挎着个黄军包，走到井边站住，向赵红继讨水喝。赵红继给年轻人喝了水，还给年轻人吃了西瓜。也许是对他大方待客的报答，那个年轻人道谢走了，却将黄军包遗落在了瓜田里。
黄军包空荡荡的，只装了一本书，书名《艳阳天》，在那个精神贫瘠的年代里，那本书对于一个穷孩子来说，就成了他灵魂的全部养料。赵红继一头埋进书里贪婪地读了起来，他第一次体味到了文字竟然有那么神奇的魔力。后来他参军入伍，蛰伏在心底里的写作热情呼啦啦被点燃了。赵红继清楚地记得，散文《并非梅雨季》接到《解放军文艺》的用稿通知单后，他“一个人关起门，对着桌子一阵猛撞，又跳起来在空中划出投篮的动作”。那天晚上，赵红继和一个战友喝得酩酊大醉，嘴里嘟嘟囔囔说着什么。我一直认为赵红继是个太理性的人，没想到他一旦感性起来，也会让人大跌眼镜。
这之后赵红继在创作道路上跌跌撞撞走着，他发表的作品并不算太多，但作品的厚重却让人刮目相看。散文《并非梅雨季》获全军1990年度文艺作品二等奖，出版过《石上清泉》、《从梦想到现实》等两部著作，还有多篇散文作品被选入高中教材……。
在一次酒席上我发感叹说：“文人圈子里，并不一定人人都有文人情怀；红继人不在文化圈子，骨子里却有文人情怀。”赵红继就坐在我旁边，听后端起酒杯连连和我碰杯。他这样的举动，正好印证了我的感叹。
在《母亲》等散文新作中，赵红继将这种率真性情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写他当兵后母亲并没有心花怒放，“母亲先是一楞，几秒钟后，便虚脱般瘫在地上，整个过程没有一句话，也没有眼泪。”因为儿子是国家的人了，母亲的心里一下子被掏空了。他写母亲因为纳鞋底手指变形，关节粗大，手上刻满了人生的艰辛和岁月的悲凉。“爷爷、奶奶、父亲、叔叔、姑姑，还有我的同胞兄弟姐妹，我们这些人身上穿的脚下踩的，不都是母亲的生命与青春吗？不都是母亲的血和泪吗？”他写母亲的三寸金莲，五个脚趾被迫重叠在一起，稍一用力就会剧烈疼痛，母亲因为脚小，评工分只能沦为末级，母亲硬撑着和大伙儿一起挑粪，晚上回得家来，对着煤油灯下渗血的脚低声抽泣……“我断定母亲的哭泣主要不是来自对身体的伤害，恐怕更多的是对她尊严的挑衅和侮辱。”
河南是文化积淀极为丰富的一片沃土。赵红继说，每次回到故乡，他都喜欢独自一个人漫步在那片金色的原野上，他会对着大地上的植物深情地发呆。对着无言的土地，他就这么审视着着泥土里孕育出来的各种农作物，愈发觉得土地的伟大和崇高了。
赵红继说自己的文学语言来自于土地，他称自己的文学语言是土地的语言。他对土地的语言是这么理解的：“那些仰仗着土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植物，它们鲜嫩油绿的肢体，它们绚丽多彩的花朵，它们丰硕饱满的果实，我以为，这便是土地的语言。”
我与红继同庚，都属马。遥想当年，马驹穿过树林，踏着灿烂眩目的万千霞光，惊起睡梦中的花朵、鱼虫和鸟儿，真想摆个优美的姿势大声向世界宣告：我来了！然而古人教诲犹在耳旁：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间穿过树林的那匹小马驹就已经快成耳顺之年的老马了。经历了人世间那么多风风雨雨，识途的老马自然该知道自己前行的方向。在文字的阡陌中，让我们扬蹄踏云，一路关山飞渡，一路轻吟低唱。






最后贴一篇，朋友吕志青写的文章，是写我的，原发表在《湖北日报》。


人生何欢，惟有写作？
——张永久印象
吕志青

我和张永久既是多年的同事也是多年的老友了。大概从三十来岁的时候起我们就常常聚在一起谈论文学和其他的什么了。张永久最早写诗，八十年代中后期转入小说写作。尤其在他上武大作家班期间，他写出了一些有份量的作品，其后，他有过一个时期的停顿。追究起来，可能还是因为他才华过剩，或者是，才华所指涉的方向太多，而且又爱抢占先机：比如，他是最早的股民，也是最早的网民。他在这两个领域里都颇有造诣。
记得曾看过他写的一篇有关股市与股民的长文，既有行家的分析评判，又有经验事实，十分生动有趣。而在网络领域里，他又是赫赫有名的吴（过）大侠。有过这么一件趣事：一位与他多年相识相知的老朋友（也是最早的网民），在网上与他“认识”了，等到约好了见面，才知这位披着马甲的吴大侠竟然就是不时见面的老朋友。那时，作为一位著名的网络文学评论家，他与许多网络红人过从甚密，而那时我连上网都还不会。等他扔了两台电脑之后，我的一台七拼八凑的电脑才进了家门。张永久的牌瘾也大。据他自己说，有一次他带了几千块钱专程到武汉去还赌账。结果到了朋友家又重入方城，玩了一夜，天明时又带着新的赌账回家了。
从前，为了这些，我也曾劝过他。而他自己也在一篇文章里引述过我对他的劝说之语。不过，当我现在写到这些时，我对自己说过的那些却有些怀疑起来了：难道那些充满了丰富的激情经验的人生不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人生吗？难道非得把自己搞到单调乏味的地步才算是作了最好的选择？更何况，事情也许并不那么简单？比如，既然人生无常，生而无趣，何必不从大悲之中寻找一点小小的欢乐？
事实上，永久不止一次地这么说过，而那个时候他往往是悲观的，伤感的。只是，谁也没想到，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永久却又回过头来了。那时，他开始关注国内思想界的动向，他读顾准等一些思想者的文字，并写出了一批思想随笔。那些随笔得到不少朋友的称赞。接着，他又扎进了民国时期的历史和人物堆里。一些相关的著作一本接一本地出来了。他研究袁世凯，不仅出了专著，而且很快成了这个圈子里的一员，隔不一两年，他就要北上一次，和一些研究者们坐在一起共商大计。他挖掘出在上世纪三、四十代活跃过、而今却迹近湮没的一些才子型作家，有不少名字我甚至都没怎么听说过。
他的文字随性好读、软硬兼施。哪怕随便写点什么都颇见功力。有一次，方方主席看了他在与台湾作家交流之后写的一篇随记，说，在湖北，还没几个人能写到这样。的的确确，他变得沉静了许多。他开始完全进入到了一种写作的生活中。每天按时起居，读书写作。为了采访某个历史人物，他自费到外地走访，花重金购买史料，从图书馆里复印大量资料。手头的一本书尚未完工，有关下一部书的计划又早早列出。
只是，他仍然不时记起了小说，就像在阴雨天里记起了一道旧伤疤。他多次跟我说他要重新回到小说写作上。具体说，他要尝试利用他所占有的大量的历史资料写小说。比如，对于太平天国的研究，对于民国人物宋教仁的研究等等。作为好友，我一直对他怀着由衷的祝福，我祝福他按照自己的心愿去生活，去写作。我的意思是说，在经过了这么些年的生活与写作之后，我们都多少已开始学会了如何检视自己，甚至，也多少体会到了加缪所说的那种生存的荒谬以及西西弗斯劳作的意义。不错，时光终会完结，但在那之前，我们只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石头。尽管有些无奈，但也难说没有一点点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