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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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律

市场经济时代的汉语诗人
——对五四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现当代汉诗演化轨迹的重新梳理

        如果我们没有一种百年以上的文学眼光，那么我们所有的判断很可能都是速朽的。
    我想，这篇散文要论述的观点首先取决于这样一个认识：诗人应该对他所处的时代有真正的敏感，诗人应该对时间敏感。诗人的这种对所处时代和时间的敏感应该来自他对真的敏感。而诗人对真的敏感要大于对美的敏感。惟如此，诗人才可能在诸多纷繁的变量中，对所处时代的诗的主题和形式，以及它们在诗歌史中的位置进行天才的预见和把握。
        确实，很多时候发现真比发现美要难，而且要难很多。在真与美的关系上，我认为真的品级要更高些。通过领悟美才逐渐开始认识真，至少我个人走的是这样一条认识之路。故我认为真是美的本体。不真之物不可能是美的。某个诗的幻象之所以让我们觉得美，恰恰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诗的幻象要比很多所谓的生活的真来得更真。所以，诗首先是求真，然后才是求美。这应该是判断一切时代诗之主题和形式之价值的基本依据。并且，通过认识时代的真以及时代诗歌的真，诗人最终将认识某种凌驾于诸时代和诸诗歌之上的真和不变，而美只可能是这真和不变的散发。所有不真、不够真的诗都将消逝，留下来的一定是真的。
        获得这样一种认识对某些诗人而言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完成，对另一些诗人则会漫长，但我觉得两者并无高下之分，认识的快慢都是诗歌史和时代的必然。即这种快慢的差异首先是由不同时代的差异所导致，而不是因为诗人之间的差异。事实上，诗人要认识他所处的时代，认识他所处的时间，在诸般常规的努力之外，最需要的，是去努力赢得某种命运——在长久的困顿后获得某种天启。而如何才能获得这种命运和天启，这才是神秘的，有着一种真正的不可重复和不可知。当最终获得这种认识后，我们会觉得这种认识其实是简单的。这种简单在于，在经历了一个对时代的诸多细节无以自拔的迷失后，我们最终获得了一种清晰、整体地揭示该时代本质的能力，同时创造出与之准确对应的诗的主题和形式。更准确地说，这种对时代本质的揭示和对与之相应的诗的创造应该是同步和可以彼此转换的，不存在绝对的孰先孰后，两者之间是一个互相唤醒的过程，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可以认为某一时代的诗一方面来自非诗，即来自诗对所处时代和时间的敏感；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诗以非诗的方式获得诗意的这个过程，同时也正是诗引导诗自身——诗是诗惟一的目的——在时间中繁衍必须得经历的一个对非诗的借用。诗只有经历了这个对非诗的借用，只有经历了时间，诗——这个也是纯粹精神的，在时间中的繁衍和发生才是可能的。如果一首诗没有做到此借用，所谓的卓然独立只能是表像，这是无力面对时代和时间，也是对何谓纯诗的误解。故可以认为诗对所处时代和时间的敏感是诗在时间中繁衍和发生的前提。惟此，诗对时代和时间的无视才是可能的。的确，并非所有呈现了时代特征的诗一定是伟大的。一首伟大的诗应该是对它所处时代、所处时间乃至一切时代、一切时间的迎面而上的强力超越。而一个大诗人不光应该通过诗来看诗，通过诗来看世界，也应该通过世界来看诗，通过世界来看世界，最终完成诗的体内循环和体外循环，诗与世界的真正合一。应该说，这个认识有别于艾略特的关于诗超然于世界之外，仅仅把世界当作材料，而自身如一根参加了化学反应却寂然不动的铂金丝的见解。诗当然可以作为纯粹精神超然于世界和时间，进行永恒的同心圆般的运动，但有时世界也可以就是一首诗。因为诗不仅是纯粹精神，也是纯粹的生死，是必死的生命一次次艰难、沉重的呼吸。
        如果我的这个认识是成立的，要认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汉诗及其演化就应该对这个阶段的时代特征有一个清晰认识。我的结论是，这个阶段标志性的特征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疾速进入了市场经济。因为这个根本背景，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认知、生活方式等等一切都发生了之前从未有过的不可逆的巨变。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开始逐渐与现代人普遍的生存背景：自由贸易、法律、技术、全球化、网络化接轨。如此，当代中国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诞生的那种最根本的，之前阶段所不具备的精神特质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市场经济催生了当代中国人的现代自我，使得当代中国人渐渐从久远的过于强大的整体性中摆脱出来，开始发展和承受急剧膨胀的自我带来的种种可能性，它的种种好和不好。那么，什么是当代中国人的现代自我？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他意识到自己可以是一个自由的个体，并且渴望成为一个强大的个体乃至一个自觉的个体。而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当代中国人这种自由，让一般民众意识到在该格局下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可能的，从而激发出了巨大的热情和活力。就益处而言，该自我的诞生意味着当代中国人开始了对一个个体的人的认识和尊重的过程；就局限性而言，当代中国人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市场利益唤醒、驱动的，至今缺乏一个文化上的正面背景，也就是仍然缺乏对一个个体的人的真正认识和尊重，这会导致当代中国人的自我的一种潜在的恶的可能，且此自我至今仍然没有发展出一种对这种恶的约束机制。它还太年轻、太不成熟、太脆弱，有太多变数。在可预见的未来，当代中国人的自我一方面必须且只能依靠本身也是刚起步的市场经济的供氧，另一方面又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批判，同时还必须面对市场经济之外的各种因素。这注定是一种长期艰难的自我成长和自我救赎。只是，现阶段探讨当代中国人的自我特质和局限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应该充分意识到它已经诞生这一事实。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尽管它还很孱弱，尽管它有着种种缺陷，尽管它的出生门第可能并不高，但这确实是现代自我第一次普遍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诞生。相比，之前的中国社会都不具备让现代自我成为真正的时代标志所需的经济基础和格局——普遍的大规模的市场经济。这完全不同于民国时期只是少部分的文化阶层、资产阶级阶层的被唤醒。那种认为当代中国人的现代自我产生自民国或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由此可以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汉诗的演化分为两个阶段：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之前的汉诗和进入市场经济之后的汉诗，把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作为现当代汉诗最重要的拐点和全新的起点。可以首先相对粗糙地根据年代，把五四以来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现代汉诗和当代诗归入进入市场经济之前的阶段，即前市场经济时代的现当代汉诗；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汉诗命名为市场经济时代的汉诗。（注：此“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汉诗”非特指的“90年代诗歌”。）现当代汉语诗人也可以分为两类：前市场经济时代的汉语诗人和市场经济时代的汉语诗人。当然，诗人的年龄并不是确认他是此时代之前还是此时代诗人的准确依据，准确依据只可能取决于他的写作观念。即他的写作观念是否真正与市场经济时代产生了关联，是否是市场经济时代孕生，尤其是他的作品中是否真正出现了一个现代自我。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中被过于强大的整体掌控的自我，一个理想状况中的现代自我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意识到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必然的尊严，由此渴望成为强大的个体乃至自觉的个体。这个自觉的个体意识到整体存在的意义在于整体必须是个体的维护者而不是相反。同时，这个自觉的个体也充分意识到个体的有限性和必死的本质，以及以往个体在对自我的认识中的种种虚妄。为了实现自我对自我的超越，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的相处，最终他将开始学习爱的知识，由此个体的成长来到了真正的自觉，而非泯灭。
        但是，至今仍有很多作者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践这一现代自我的理想型。比较早期的原因是因为拒绝观念的转变。这种观念的转变本质上是诗人对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究竟为何写诗的重新确认。他需要从之前的集体之子、英雄之子成为一个孤独、个体的人，再从一个孤独、个体的人转变为一个自觉的个体的诗人。他应该意识到，在当代写一种仅仅表现一个孤独个体的存在境遇的诗是当代汉诗的正音，即便这个正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可能都是微弱和黯淡的。这个孤独的个体只代表孤独的个体自己，不代表任何人群或集体。应该把这样的写作看作当代汉诗的可以信赖的起点。当这种个体对个体的似乎旁若无人的关照、内省达到纯粹的自觉而不再是自然地沉溺，可以认为此关照不再仅仅是自我的，此观照会来到关照本身，进而或会走向自我以外的陌生的他人，走向爱。在此不妨反向地设想，如果当代中国人的现代自我，当代汉诗乃至未来的汉诗与爱无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诗？
        那么对一些年长的诗人而言，必定有一些完成了这种转变，也必定有一些因为始终无法完成观念的转变导致写作的中途停滞。我认为海子的天才和局限就在于他预见到了这种转型，然后作为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和乡村浪漫主义回光返照的代表，拒绝了这种转型。并且，一个更真实的不那么非此即彼的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新旧时代、新旧观念的转型期。这种转型在当下进行着，肯定也会在一个不短的将来持续。值此新旧交替，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是仍然存在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旧观念，什么又真正代表了市场经济时代的未来。当代诗的当下和未来既需要厘清与旧观念的关系，更应该建立在新观念之上，尤其是当这种新观念萌生之际。当然，这种新旧观念的转型不仅存在于年长的诗人，也存在于年轻诗人，因为并非年轻诗人就一定拥有了与这个时代完全相称的生活和诗歌气质。恰恰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观念上完全也可以是旧的，停留在中国社会的此次转型前。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出现的必定是彻底的由这个时代所孕生的诗人。无论他们支持还是反对这个时代的这些或者那些特质，他们都只可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种对现当代汉诗演化脉络的梳理应该比那种似乎已经约定俗成的把当代汉诗的演化分为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口语诗、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来得符合当代汉诗必然的发展脉搏。在思考一些最基本的点线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纠缠一些表像，没有必要在仅仅三十余年里细分出如此多的所谓代的差异。这种不必要的对自我的放大和自恋已经遮蔽了我们对时代特征的真正感知。诗人不能缺乏对世相宏观、本质的把握，必须认识到这种千年一次的社会转型给当代汉诗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巨大机遇；认识到无论这是一种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种差的市场经济，这次转型给当代诗带来的意义都是无论怎样高估都不过分的，且其意义至今仍未充分释放出来，其年代重要性肯定要大于新诗诞生的五四时期，也大于产生朦胧诗的那个年代，肯定也大于中国社会往昔的所有转型。但很多当代诗人往往高估了朦胧诗的那个历史阶段对当代汉诗所起的作用，而对距离自己更近的市场经济时代对当代汉诗所产生的以及将产生的影响却严重地估计不足。他们总是强调市场经济时代的非文化性，诗人在这个时代的边缘角色，看不到在这个时代具有建立一种全新文学的可能，且这种建立是多么艰巨和意义重大。对如此显而易见和重大的事实视若无睹以及对往昔那仅仅只是过渡时代的恋旧，只能说明其对时代特征的迟钝，缺乏对诗歌演化的战略方向的敏感。而一切大诗人恰恰都具备这种对诗的第一敏感和大敏感。这些人没有意识到无论这次转型的结果好坏与否，已经且必然在极大程度上规约了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的命运，由此也对当代汉诗产生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强力塑造，并且这种塑造才刚开始。从这个角度，我不太赞同以过于悲观的方式来面对当代。因为当代并不是一个即将结束的时代，而是一个刚开始的时代。那么，诗人如何才能进入当代？一个惟一可信的起点是，诚实、勇敢地面对、反省自己的内心和生活，而不是回避和旁观。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对现当代汉诗的梳理是一个姗姗来迟的梳理。因为市场经济已经20余年，之前却一直没有当代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以此为主要角度重新系统地梳理当代汉诗的演化，顶多只是把市场经济时代作为当代汉诗演化的一个顺延的普通阶段，没意识到它是现当代汉诗乃至迄今为止的全部汉语诗歌的最重要的拐点和全新起点。几乎所有的当代汉语诗人都默认了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口语诗、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这样的当代诗的演化秩序，几乎所有探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汉诗演化的评论都在不停地为这座似乎业已建成的房子补缺拾遗，一遍遍地刷油漆，似乎所有这些诗人都觉得可以在其中安身立命了。这真是奇怪无比的幻觉。如此背景下，我们会感到当代汉诗的演化已经终止，暮气扑面。而事实是当代汉诗的演化才刚开始。但即便如此，本文并没有否认朦胧诗在当代汉诗中的作用，因为朦胧诗所面对的历史境遇某种程度上至今仍然存在，只是被整合到了一个新的框架下，成了市场经济时代的问题之一，而不再是像它所处的历史阶段那样，是惟一和全部的问题。应该说，当代汉诗逐渐有了超然于政治的独立性是好的。政治不再是当代汉诗题材上的惟一选择，应该是进步，不能说是犬儒。在这里，我再次强调我们看事情不光要看眼前的几十年，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如果我们没有一种百年以上的文学眼光，那么我们所有的判断很可能都是速朽的。
        当代是一个容易迷失于琐碎的时代，诗人对事物的本质缺乏一种大的宏观上的洞察。而这种对事物本质的宏观维度的洞察的缺乏，正是当代汉诗的致命缺陷，已经导致了当代汉诗的萎靡和演化方向的迷失。当代汉诗亟需摆脱仅仅来自所谓的诗歌内部（此诗歌内部绝非真实的诗歌内部）的诸种狭隘观念的近亲繁殖和互相遮蔽，从而对某种一开始高于诗，一开始就奠定了诗的终极价值进行思考。这种终极价值对当代汉诗的影响应该类似于先秦诸子奠定了之后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部的想象力那样。也就是说，当代汉语诗人必须开始对某种绝对高于诸时代的精神进行思考，即必须展开对永恒的思考。在幽微曲折的同时，这种思考尤其应该具备一种与永恒相称的宏观、直入。我把写作上的这种对事物本质乃至永恒的宏观、直入的洞察称作告别现代主义，自觉回归古典，进而超越古典，开始再次直面当代的写作。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诗人都具备这种对真的直入。可以把这种对真的直入看成是诗人最大的天赋，此天赋要高于诗人的语言天赋。与此同时，如果质疑仅仅只是质疑，而非为了对真的确认，那么此质疑必然首先要被质疑。
        可以认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及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拥有了一种出生时间上的幸运，因为这个年龄段的诗人成长的过程恰好与中国社会的这次巨大转型完全同步。他们是第一代完全从这次社会转型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诗人，生活经历和知识背景与之前的诗人完全不同。他们对当代汉诗的认识并不像比他们年长一些的诗人，是从朦胧诗或在朦胧诗的启蒙下开始的，至少我个人的诗歌史肯定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口语诗……这样所谓的当代汉诗谱系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更多地来自一个孤独的个体对市场经济时代的切身感受以及在很年轻时就开始了对东西方文哲的系统深入阅读。然后他们也没有之前的诗人在旧体制下形成的积弊，同时又有着他们之后的诗人欠缺的那种对时代的巨变所产生的彻骨感受和严肃。他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就来到市场经济的大门前，勇敢地跨过这道门，且已走了一段艰难路。逐步地，在生活和创作中形成了当代汉诗极其需要的自觉的反省和思辨，开始持久专注地领悟诸如自然与爱这样的高于诗和个体又必定被诗和个体所需要的终极。
        我个人坚信经历了迷惘的年轻一代会逐渐意识到这点：整个个体的历史（乃至历史本身）只有回到自然与爱，所谓的个体和历史本身的实现才是可能的。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最终能完成对个体以及个体存在背景的真正认识。面对当代一切纷繁，我们应该克服那种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对瞬间的迷恋，努力领悟一种古老又全新的绝对超然的正面和不变。此绝对超然的正面和不变即是宇宙间惟一的真——绝对的爱和无限。而试图直接地领悟绝对的正面和不变，应该是对自波德莱尔以来过于偏执地凝视黑暗和瞬间，试图从中挖掘诗意的反动。因为这种长久地凝视黑暗和瞬间就其负作用正如尼采所言，“长久地凝视深渊，你也会成为深渊的一部分。”
        是的，当代汉诗应该到了毅然结束现代（后现代）诗歌，开始尝试正面面对一切事物的时候了。可以把这种格局称为以不变应万变。此种结束和开始只有当一个孤独的个体勇敢地来到黑暗最深处并战胜之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里必须要谈清楚两个问题：什么是爱？为什么爱是个体的最高归宿？我的回答是，爱即是自然中的一，即是自然中的无限。此无限并非芝诺意义上的诡谲的辩证法范畴的无限和数学无限，而是时间之上的神秘的不变，是自然中惟一超越时间和辩证法的绝对正面的存在。但爱并不孕生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由无生，最终回到无。不同于中国古典自然中自然之无对个体的生死掌控，爱和无限因为向有限性的个体绝对地敞开因而被称作爱和无限。个体在遭遇爱的当下，爱一方面消解他的自我的有限性，一方面重建、更新他的自我，使之因爱而真正自觉、强壮，使个体不断超越个体的有限性。但根本上，个体对爱的认识永远都不可能完成，永远都不可能终结。因为爱有可知的一面，更有不可知的一面，因为爱是自然中最大的神秘。个体可以体验到无限之爱而趋向之，但无限之爱不可能被个体经验从而成为个体经验和自我的一部分。即爱只能体验而不可能被经验。正因为此，爱可以始终引导个体，让个体觉得会因为对爱的认识而永生。对无限丰沛的爱的领悟决定了个体的最终结局和出路。
        可以进一步认为，爱既是超然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永恒的不变，也是我们这个被时间全然控制，因而没有任何永恒之物的世界的本质。假如我们把没有任何永恒之物的时间称为虚无，可以认为爱甚至是时间——这虚无的本质。这里存在着一个微妙的转换。即当我们意识到爱甚至是虚无的本质的时候，虚无就不再是虚无，虚无可以就是爱。那么为何会有这个转换呢？因为我认为变和虚无并不足以支撑这个变和虚无的世界，并不足以支撑变和虚无本身。假若变和虚无是变和虚无的本质，那么变和虚无就无所谓本质。也就是说，变和虚无就没有本质。一切皆现象，瞬间即逝。但即便如此，支撑这个瞬间即逝的现象世界的，也不可能是现象本身，支撑这个变和虚无的现象世界的，一定是某种最执着的力量，最深刻地爱着这个变的世界的力量。这种力量即是这个变的世界的母亲，而这种力量只可能是爱，对这个变的世界的爱。如此，如果爱是这个变的世界的本质，爱的本质必然是忧伤——永远的，一次一次的忧伤……一种永远不可能挽回的勉力挽回。对永恒和不变的爱只可能从爱这个变和速朽的世界开始。爱这个变的世界，即是爱永恒。或许，当必死的个体达到了此种自觉，方可以面对无限——那自觉的更在自觉之上的自然，那作为神秘的他者的更神秘的亲近。
        所以当代汉语诗人应该对爱——这个汉语文学全新的活水源头负有重大责任和使命。当代汉诗应该开始对爱的认识。这是姗姗来迟的开始；这是一条漫长路。但从最长远来看，也是存在于这个变的世界的一切个体惟一的活路。藉由爱，我希望必死的人与人能够做到彼此深刻的理解和宽容，达成普遍地和解，爱每一个变，爱每一个必然属于变的必死的个体，以实现一个奇迹：既然一切皆自然，自然即爱，个体挣脱阿纳克西曼德关于时间开始和时间结束的咒语般的箴言就完全是可能的。
        有了这般基本的个体对爱的认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人缺乏作为一个个体认识爱的传统。中国人既缺乏认识个体的传统，也缺乏认识爱的传统。正因为当代中国人的个体意识如此年轻，对爱的认识刚开始，正因为我们对个体和爱的认识没有深厚的传统和背负，正因为这种巨大的缺失使得我们的灵魂深处弥漫着由新生的自我所孕生的崭新、巨大的虚无。但正因为这样，又恰恰吊诡地使得我们年轻的个体对个体最需要的那无以为名的爱有种莫名的渴望。尤其当这个个体因为市场经济日复一日的磨砺变得越来越强壮之时。这种强壮一方面使得我们年轻的自我日益趋向绝对，同时又对某种缺失更敏感。内心深处，我们似乎已经知道自己需要的只是一种极其柔软的情感，需要的只是爱，其它所欲只可能是一种越来越自噬的替代。这种心性上的似乎无法解释的对爱的缺失的敏感应该缘于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自然的永恒信仰所形成的善，所谓本性的温柔敦厚。可以认为，一方面，这种信仰千年以来一直消解着中国人的自我，另一方面却又很好地保留了这种可能性，使得中国人的自我一直以种子的形式被自然之无很好地留存，等待一个注定迟来的时机萌发。因为中国古典的自然之无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绝对消解和绝对虚无，它还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所谓的无中生有。然后更重要的是，正因为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绝对信仰的某种顽强的文化心理上的延续，使得当代中国人本能地更愿意在自然的范畴内去认识爱，而不是像犹太人那样把爱与自然绝决对立。于是，可以认为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就是当代中国人正在开始的对爱的崭新认识，是对似乎已经断裂的古典自然的延续和再认识。即它本质上不是缺乏传统以致全是新的，恰恰相反，它深刻地来自传统。这种传统就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自然的永恒信仰，来自中国人对善的信仰。对古代中国人而言，自然就是神；自然就是神明；自然就是善。简明地说，在对自然的认识上，当代汉语诗人应该敏锐地把握住这次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可能性——对个体意识的唤醒，从古典的无我的自然来到自然对自然的爱。而所谓的自然对自然的爱就是作为无限的自然对作为有限的自然的绝对敞开。即我认为自然的本质既是无，更是无之上的无限。
        严格地说，无限并不孕育我们，因为正如古代道家所言，必死的我们只可能来自无又回到无。但无限确实又在超拔的意义上真正命名了我们，以其彼岸的存在让我们明白自身的境遇，要求我们必须超越自己的有限性。事实上，自然之无与自然之爱并非对立，个体只有经历了自然之无，来到某种自觉的最弱且最强的敞开时，才可能感受到来自无限的爱，意识到彼岸的无限对此岸的有限的永恒敞开。由此，自然从自然的自然来到了自觉和自觉之上的自然。
        当然，在个体如此这般的回家又超越家和离家的过程中，必定存在着曲折和痛苦的自我了断。年轻的个体要成为自觉的个体必定要经历多次自我否定，且必定是在黑暗和迷失中完成的。我把芝诺意义上的诡谲的辩证法意义的无限和数学无限理解为绝对有限或者无穷有限。作为一个必死的个体，很容易在对自我的执着中把此绝对有限或无穷有限当成是彼岸的无限。从而愈是试图超越无限，愈是成为绝对有限和绝对自我。此自我必须从绝对有限、绝对自我中痛苦地超拔出来才可能面对真的无限；此自我必须达到纯粹的自觉而不是自觉的相反——执着，才可能真的面对。同样，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属于自然范畴的情，要成为自觉的爱，必定要经历一个自我的成长、毁灭、再成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要走一段向下的路。然而正如艾略特所说，向下的路也是向上的路。几经曲折，爱的启蒙必定会完成。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始认识爱，一种对未来的汉语文学的奠基将是不可能的。鉴于当代中国人的个体意识如此年轻，虽然现阶段的他们对爱总是表现出怀疑和冷漠，但不能认为他们因此有原罪。正相反，年轻的我们完全可以在中国古典自然的基础上，把爱作为历史和自然的最高原则，从而完成自然对自然的超越，从自然之无来到自然之无限的面前，再从自然之无限来到自然之无，来到一个孤独的个体，使这个个体成为一个自觉的个体。由此，可以认为被市场经济唤醒的当代中国人的自我存在着一个绝对高贵和神赐的出身。这个出身就是伟大的自然，伟大的无限。应该，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对爱的理解。
        再来比较一下无爱照临或有爱照临的个体在存在的自觉上的差异，以便对以上论述中的自觉做一个说明。个体能获得的自觉不外乎有二：一、对个体的有限性生命的永恒轮回的接受，使个体从自然的生死来到自觉的生死。这意味着对自然之变或自然之无的坦然接受和自觉的顺应，个体由此获得某种有限的自由。之所以说有限的自由，是因为该个体的自觉的不断生来自于自觉的不断死这一事实。二、因为体验了个体无法超越和经验的无限，有限性的个体开始了对有限性的真正超越，从自然的自然来到真正的自觉和自觉之上的自然。
        不同于第一种因为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以致最终获得了某种有限的自由的自我，现代个体的自我往往存在着对自身之有限性的无视，该无视常以自我对自我的更执着来完成自我对自我的所谓超越。并且，它会把这种由自我对自我的更执着造成的绝对自我、绝对有限当作彼岸的无限。此绝对自我总是把自我之外的一切作为它试图占有的对象和资源，它对周遭一切的认知，仅仅只是为了把周遭一切转化为自我，如此注定会把这种永不停歇的转化变成永不停歇的对自我的重复，消灭一切非自我，把一切非自我消化为自我永恒的单一。而这种自我的永不停歇的重复和单一其实质就是死亡，或者是自我对死亡的渴望。这样的绝对自我必定是孤独和黑暗的。此绝对自我是对自我的异化和毁灭。此绝对自我愈是渴望生，拒绝死，愈是遭遇死。
         鉴于当代中国人缺乏一种与此绝对自我抗衡的积极力量，当代中国人必定会或多或少地陷入绝对自我的孤独和黑暗。所以，当代中国人新生的个体意识一方面仍然要在很长时间内摆脱强大、古老的整体，一方面又必须面对内心因为趋向绝对自我而日益生发的黑暗。年轻的它在诞生伊始就必须在如此腹背受困的格局下寻求艰难的脱困之路，这不能不说是艰难的命运。也正因为此，如果要摆脱这一困境，我们对爱——这惟一的援军的到来的渴望是必然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找到一条我们自己的对于爱的认识之路。就我个人而言，这样的认识之路应该从首先回到中国古典自然开始。藉由古老的自然之无对刚脱离自然，日益趋于绝对自我的自我进行初步的拔毒和清空。由于当代中国人的自我仍然残存着对自然的本能的亲切和不拒绝，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或者说一个试图治愈自己的当代中国人的自我很有可能把重返自然之无作为第一选择。在对自然之无的重返中，这个仍残留着自我的自然属性的自我会因为察觉到作为根的自然之无对自我某种程度上没有危险且亲近和有益，因而对自然之无敞开，从而感到自然之无给自我所带来的阵阵清凉。但问题是，当代中国人的日益趋向绝对的自我是否真的能像他的崇尚无我的祖先那样甘愿彻底地消失于自然之无？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自然之无给当代中国人的日益绝对的自我所带来的阵阵清凉必然是有限的。相比自然之无，他需要一种绝对积极有为的力量介入，而这种绝对积极有为的力量只可能来自无限的爱。
        深处这个日益趋向于绝对自我的世界，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时候我觉得一切时代的本质和一切艺术的本质都是虚无。虽然我已经明白即便虚无的本质也是爱，但作为一个速朽的个体，很多时候我仍然只是强烈地感到了虚无本身。长久以来，我孤独地与这种虚无对抗着，觉得自己即将耗尽。但我确实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穷尽它。希望到那一天，我真的明白了爱。希望我能有那一天。
        这里不妨再对个体的有限性与自然的无限之间的关系做个阐述。一天，当某一意欲战胜绝对自我的自我日益逼近绝对自我，成为绝对自我，且终于穿越，毅然转身回到无限一直绝对地向有限敞开的自然，可以认为此个体并不处在与他认识的自然（乃至历史）对立的位置上。相反，他必然会成为他所认识的自觉的自然中的自觉的一部分。与以往的区别是，此自然不是彼自然，它所在的自然由之前掌控他的自然之无——一切有限性的开始与结束，变成了自然的无限之爱。这个已然自觉的个体意识到对一个深处时间轮回的有限性个体而言，所谓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做到某种有限的自觉。故这个自觉的个体不再是有限性的集合。对在此背景下的个体而言，自由是他存在的基础，爱是他试图完成对自身有限性之超越的保证和最终归宿。因为作为无限的爱必定绝对地向个体敞开，可以从根本上打开个体。无限之爱的绝对充沛以及可以被体验但无法被经验，使得个体无法再把爱和其他一切（包括个体自己）消化和重复为自我。如此，当个体藉由爱来到个体的边界并最终跨出了个体的边界，个体对自身和他人的真正处境——必死的有限性有了深刻洞察。这种对个体的必死性的洞察只可能建立在对爱的永恒性的认识的对照下。有此对照，某种个体与无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才可能被建立起来。这种关系将是一种个体与超然于个体之轮回之上的永恒之爱的关系，以及作为必死者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因为对轮回之上的永恒之爱的认识而产生的关系。
         如此我想再讨论一个这样的问题，一个与我的以上对当代汉诗之远景的论述似乎反向又必然相向的问题：当代汉诗写作的底线究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呈现一个孤独个体的真实存在。这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乃至一切时代写作的基本意义之一。与之对应的诗的形式，我倾向于首先以一种简洁的汉语来完成。这种简洁的汉语应该是当代口语、书面语以及翻译语体的某种基本糅合，且很长一段时间内应该要有翻译语体这一要素，否则会丧失复杂的时间性这一现代汉语主要特征的基本来源。而所谓现代汉语的复杂的时间性是指相较古汉语，现代汉语的远为完善和复杂的句法和字词分类。我认为在当代至少这种形式的完善完全是可能的，即完成一种当代汉诗的底线意义上的简洁的成熟完全是可能的。然后，意识到简洁既是当代汉诗的底线，也是当代汉诗的最高原则。而古汉语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是一种高度简洁的语言，可以认为简洁是（汉）语言的真。与之相比，迄今为止的现当代汉诗还不具备或者刚开始具备简洁这一品质。很多当代汉语诗人还没有意识到简洁对当代汉诗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对简洁的理解还停留在简洁即是朴素甚至简单这一幼稚的层面，还未意识到简洁只可能是高度自觉的产物，只可能来自对事物和语言的本质的超越辩证法的直接洞察。其实，相对于古汉语的时间性相对弱的简洁，当代汉诗要做的是在现代汉语已然成形的复杂的时间性的基础上，结晶出某种超越时间性的简洁——某种超越辩证法的直接。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迄今我们也能在当代汉诗中读到一些具备了简洁的作品，但这种简洁更多地只是试图直接地回到古汉语相对弱的时间性，还不是对复杂的时间性的超越。
        这里有必要对现代汉语的来源做一个简单梳理。我认为现代汉语首先来自对古代白话文也就是古代民间口语的承继和发展。关于现代汉语与古代白话文的相近，我相信读过《水浒》《三国》《红楼梦》《聊斋》这些明清小说的读者都会有同感。阅读这些明清小说显然不需要太多的文言文知识。然后，清末文人最终选择了以古代白话文为基础翻译西方著作而不是以文言文翻译西方著作在我看来实在是一个益处多多的必然。一则，引进西方语言高度时间性的完善、复杂的句法完成了对古代白话文的时间性相对弱的句法的改造，使得现代汉语在仍然保留了古代白话文时间性相对弱的特质的基础上又具有了高度的时间性；同时，因为新造了大量双音节词汇来对应古汉语中没有的外来词汇，主要以单音节的字为意义基本单位的古代白话文慢慢演化为了主要以双音节的词为意义基本单位的现代汉语，极大地扩展、更新了汉语言的词库。因此，现代汉语并不存在一般认为的与古汉语的孑然割裂。而是借助西方语言，古代白话文这一始终保持活力的古代民间口语产生了突变，形成了一种年轻、充满可能性的语言，汉语由此告别了形式和意义的可能性已告竭尽的文言文。尤其要指出的是，现代汉语的这两个崭新的特质——高度时间性的句法和以双音节的词为意义的基本单位——为现代汉诗迥异于古典汉诗的音乐性奠定了全新的基础。可以把现代汉诗的这种全新的音乐性称为旋律。它应该是一种综合了现代汉诗的语调、句法、节奏、韵、无韵、平仄、标点、空行的高度复杂的音乐生成；它是一种只有深入了时间又能超然于时间的语言才能生成的音乐。
        正如古汉语中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四言诗取代了甲骨文时期的两言、三言；四言诗后出现了五言诗；然后，在之后的不同时代出现了格律、五言律诗、七言律诗、长短句、元曲、明清小说，再一次如古汉语与佛经翻译、西域词汇、音乐的涌入那样实现了与外来语言融合的现代汉语的出现实乃汉语演化的必然。事实上，我一直坚信现代汉语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汉语，能使用这样古老又年轻，适应性、可能性无限的语言写诗实为当代汉语诗人的荣幸。当代汉语诗人应该学习古代诗人对古汉语的不懈领悟，潜心认识现代汉语的某种在自由的表象之下的从形式到内容的普遍规定。在我写于前不久的《两行诗的时间性》一文中，我认为现代汉语的某种在自由的表象之下的普遍规定是存在的，首先来自我们对时间的基本模型的认识。这里不妨花些篇幅摘录。尽管有些认识会与本文重复，但肯定也是对本文的良好呼应与补充。
        那么，时间的最基本特征是什么呢？言：时间的最基本特征在于它有一个彼此确立又彼此摧毁的开始与结束，一个只可能是彼此相对而生而非绝对而生的开始和结束，以及这两者的彼此缠绕和变异。即时间的相对是时间惟一的绝对。然后这绝对又是绝对的相对，是对绝对的绝对否定。由此，时间是以开始与结束为标志的无穷循环，即所谓的（时间的）无穷循环是因为时间的开始与结束的彼此相对而非绝对，并不存在一个时间的绝对开始和绝对结束。故时间在时间中永在。时间是时间自身的引力，是时间中万物的引力。时间以其无穷的开始和结束，以这次开始和结束与那次开始和结束的彼此无穷的丛生而永在。时间有开始和结束，但又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开始和绝对的结束。然后，如果时间必须有一个起源，我同意老子所言，时间从“无”中来，因为时间开始和时间结束作为一切相对中的最基本刚好也是一个最基本的正反。这一切相对中的最基本，这最基本的正反，从无中生，最终又必湮灭于无。当然，可以认为某一次具体的时间开始与时间结束相遇之时并不会完全湮灭，存在着不完全湮灭的可能。即时间中也存在着在某一次不完全湮灭后，生成了下一次永远开始或下一次永远结束。在此下一次永远开始中，时间开始因一直大于时间结束而一直开始；在此下一次永远结束中，时间结束因一直大于时间开始而一直结束；然而，即便这下一次永远开始、下一次永远结束彼此永不相遇，此某一次永远开始、某一次永远结束仍然不是绝对的，仍然是相对——时间中的某一次永远开始相对于时间中的某一次永远结束。
       因此，我会不同意老子的“一”生“二”的观点。在我看来，应当是“无”生“二”。可以把生成了时间开始与时间结束——这一切相对中最相对的——的“无”，理解为最高相对，此最高相对是时间开始和时间结束的和解与合一，是时间开始和时间结束的起源和归宿。然后，作为最高相对，它又高于最高相对，某种纯粹“无”。而“一”有着完全非时间的属性，它高于时间。它应该是一个彼岸意义的存在——绝对存在。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直觉。因为我直觉地相信时间不可能是宇宙中最好的，宇宙不可能只有开始和结束，时间不可能是宇宙的惟一。故“二”应该有此岸性，“二”即是时间。对应于彼岸的“一”，它是某种无穷循环和生灭的巴门尼德意义上的非存在，某种似乎与彼岸的“一”同样永在的因相对而存在的非存在。注意，我使用了“无穷”这个词，而不是“无限”。在我看来，前者是一个隶属于“有限”的概念，乃至本身就是“绝对有限”。这是因为如果时间的本质是相对，则时间必然是有限而非无限。所谓，“无穷有限”“绝对有限”。时间有限而无穷。而“无限”就是“无限”。“无限”是“一”；“一”是“无限”。这是迄今为止我以对时间的那种认知所无法认知的神秘的“一”和“无限”的理解。即我认为，时间是“有限”，乃至“无穷有限”“绝对有限”，由此相对于“无限”。“无限”很可能永远是真正神秘的未知。但以对时间的那种认知去认知“什么不是无限？”又是完全可能的……
……
        在《原道》中，我认为时间的这个最基本特征——开始与结束的无穷循环，有限而无穷的循环，导致了人的认知的一个基本模式：分别。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认为，正是人的意识得以产生和进化的类似于程序的基本模式——分别，规定了人对时间的认识和确认。而如果认为时间的本质是有限，即时间中不存在绝对，我们有理由认为时间开始和时间结束这两个时间最重要的对应必然是一种最基本的“相对”——一切相对中最相对的，这最相对的两者进行着相对中最基本的彼此缠绕，彼此确认又彼此摧毁……  
        根据以上对时间的基本认识，可以认为简洁即是在诗中对“无限”和“一”直接领悟。故我预言简洁会是当代汉诗首先和最终成熟起来的诗的形式。只有具备了简洁，当代汉诗的其它形式，比如与之对立的繁复才可能随之成熟。即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简洁，才可能知道什么是繁复。前者是根，后者是花。而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繁复，才可能更好地明白什么才是简洁。至于要做到杜甫所言的“清词丽句必为邻”则或许还要更长时间。
        我相信，汉语的简洁应该是汉语的一个能够胜出西方语言的品质。这一古汉语最为杰出的品质也会成为现代汉语的标尺。现代汉语要做的，只是在时间中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彰显它。我直觉地认为，汉语对于超然于时间之上的“一”的认识有着西方语言不具备的品质。这一品质即是汉语很可能对时间有着某种先天的超然。即古汉语相对弱的时间性从另一角度而言很可能也正是汉语在时间性上具有的西方语言所不具备的品质——对时间的超然。如此，当现代汉语一方面引进了西方语言高度的时间性，同时又留存乃至提升了古汉语对时间的超然，则现代汉语很可能会是一种在时间与“一”之间有着神圣通道的语言。即它既能深入时间又能做到超然。我把现代汉语的这一品质称为惟独属于现代汉语的全新的简洁。当代汉语诗人必须要创作出彰显这一伟大品质的现代汉诗。
        另外要补充一点，相比于古典简洁的崇高、浑厚、单纯、静穆，现代简洁尤其欠缺某种可以称之为崇高的力量。这方面，卡瓦菲斯的简洁与色诺芬的简洁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可以认为此崇高的力量是古代个体出于时间早期的纯真天性向无限敞开，自然地沐浴在无限的光辉之中。此个体愈是面对无限愈会因为无限对他的绝对敞开，保有乃至生发个体的也就是人的尊严。甚或，如果此个体在此特殊时刻愿意之前从未有过的自觉地融合于无限，它会成为时间与无限之间的通道，使得整个时间终于能目睹无限。故可以把崇高看作简洁的最高特征，它自然地包含了浑厚、单纯、静穆这三种品质。
       虽然这是一个崇尚繁复的时代，但我并不认为繁复是这个时代诗和艺术的本形，因为对繁复的追求和迷信已经使我们陷入太多局部的细节而不可自拔，使我们的思想过于局限于主观和自我的幻象。因为繁复的本质——崇尚一切皆变，过于崇尚异质的对立和平衡，已使我们成为辩证法的盲目崇拜者，从而失去了对辩证法的质疑。而一旦辩证法不再质疑辩证法本身，不再界定辩证法本质上的有限性乃至绝对有限性，辩证法给我们带来的只可能是迷狂和虚无。总之，我坚信辩证法绝非诗和艺术的本质，或者绝非诗和艺术最好的形式。诗和艺术最高的形式一定是简洁——老子所言的朴拙，古希腊人所追求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当对辩证法的迷狂经历了登峰造极和日益衰竭，我们是否应该主动地来到一个试图超越辩证法，追求诗和艺术的简洁的阶段，认识到一种好的繁复只可能以简洁为根，也就是以永恒的不变去面对一切变，让一切变面对永恒的不变。我相信伟大的自然既是有限而无穷的变和时间，更是单纯、不变、神秘的无限。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处理好诗的繁复和简洁。作为一个诗人和一个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非恒常的有限性的个体，我们需要辩证法，因为变的时间是我们的宿命，但我们绝不能被辩证法和变局限。只有具备了如此超越质地的诗才具备了全景视野，才是真诗。而只有当一个有限、必死的个体超越了辩证法，开始面对无限之时，他才能真正感到何谓孤独与爱。
        正因为超越了辩证法的简洁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乃至一切时代写作的一个基本诉求，它还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诗人如何最直接地面对自己，面对当代？也就是如何简洁地面对自己、面对当代？我想，必然只能是诚实、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和生活。一首做到了诚实、勇敢地面对自己内心和生活的诗一定是简洁的，或从简洁开始的。并且，简洁必然与耐心和坚忍有关。尤其在我们这个变的加速度越来越大的时代，写诗更需要耐心和坚忍，以此凝神当下和永恒。最终我们会发现正是这种耐心和坚忍，正是这种凝神，给予了我们最高诗意，给予了我们简洁。而只有当我们具备了个体的简洁，才可能进入自然的最高简洁——来自无限的简洁。在我的《论简洁、卡瓦菲斯和诗的第四种声音》一文中，我把这种由自然的无限之道发出的声音称作是艾略特所言的诗的三种声音之上的诗的第四种声音，也是诗的根本之音。也惟有这样，最终我们才会觉得爱和无限不仅仅只是简洁，爱和无限更多的是神秘。
        那么，已经开始了此种认识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勇敢地认定一种基于对自然之爱的认识的全新的汉语千年文学将由我们来奠基？即便这种认识目前而言肯定仍是简陋和原始的。在此尚不为人所知的孤独时刻，孤独的我们已经成为了它刚诞生的路标。
      (写于2011年12月—2012年1月  改于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