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语文教育史--管季超网上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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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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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略，见本书“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汽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全文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册337至341页)。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全文见《言行录》341至344页)。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既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定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帙无多，视同废纸；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自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书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伯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的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销。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选自《蔡元培选集》，1959年5月版，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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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文教科书中的文言白话之争

出处：学术论坛 2005年第10期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行政学院 吴晓峰

[摘　要] 20世纪20年代国语文教科书的出现,不只具有教育革新的意义,更是现代语文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白话文的地位基本确立以后,如何对待文言文,集中体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语文建设目标。《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初级国语读本》作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初级中学国语文教科书,其白话文和文言文编排的差异,反映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在国语价值和国语建设目标认识上的差异。     [关键词] 国语文教科书;文言;白话;国语运动;文学革命 　　1920年,教育部正式颁发“全国各国民学校现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通令、修改学校法规的教育部第七号令、第八号令和关于教科图书重新审查的通告等系列文件,从此语文教科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语文教科书诞生了。胡适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1](P302)但是,国语文教科书绝不只具有教育革新的意义,它对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所倡导的现代语文改革的深入发展也同样有着深远影响。     民国十一年新学制下的国语教科书“经过了比较细心的编纂,谨慎的审查”[2](P224),代表了早期国语文教科书的最高成就。因此,本文选取其中具代表性的两种初级中学国语文教科书——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初级国语读本》——加以比较分析,探讨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对早期国语教科书的影响,及其背后反映的语文改革观念的分歧。 一、教材编排方式的差异     蔡元培说:“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和文言的竞争。”[3](P97)这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初级中学国语文教科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自1920年通令颁布以后,初级小学应采用语体文已成共识,但高小以上特别是中等学校国文教科书仍然是文言文和语体文争夺的战场。因为除“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自由发表思想”,“兼以启发智德”之外,中学国文还应使学生“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所谓“高深文字”当时主要理解为文言文,而如何把握“略”的程度,正是中学国文教科书论争焦点。初级中学作为文言文语体文兼采的过渡阶段,更是焦点之焦点。特别是1923年6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拟定《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对国语教学做出相关说明:“初中读本,第一年语体约占四分之三,第二年四分之二,第三年四分之一”,明确规定了语体文和文言文在不同阶段上各自所占比例,成为此后教科书编辑的重要参量。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初级国语读本》都是遵循新纲要编辑的教科书,但二者在白话文言选文的具体编排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1.《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在“编辑大意”中明确指出“本书依照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学程起草委员会所定初级中学‘国语课程200纲要’编辑”。在文言文和语体文的编辑方面还有三条补充说明:     一、本书第一二册文言文占十分之三;第三四册文言文占十分之五;第五六册文言文占十分之七。这样的配置,要使小学及高级中学相衔接。     二、本书第一二册酌采语文对译方法以便语文过渡。     三、本书中有字义及典故较为艰生的……一律加以注释,附在篇末,务使学生在课外可以考查。     那么实际编排情况怎样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新学制国语教科书》语体文和文言文分配的统计(表1)。     表1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语体文和文言文的分配统计表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总篇数        50        44        41        40        40        46     语体文 创作   32        27        16         8         5        13            翻译    5         5         6         7         4         4     文言文        13        12        19        25        31        29 　　统计中,《老残游记》《新丰折臂翁》《卖炭翁》《木兰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作品的归类是个难点。如果以胡适所主张的广义白话文标准来看,这些篇目应该归入语体文,然而根据《新学制国语教科书》说明的文言语体比例来看,它们又应该归入文言文。在某种意义上说,编辑者正是利用这些作品的模糊性,扩大语体文的选材比例,并间接地为语体文在文学史上的合法性寻找依据。     其次,在处理文言文选材的方法上,国语文教科书也不同于传统的国文教科书。初中国语文教学作为承前启后的阶段,衔接小学和高中语文的教学。所谓“前”的理想状态是,小学经过充分的国语教育,国语文已经通畅。进入初级中学,刚刚开始接触文言文。编辑者采用多种方法来实现二者的沟通和过渡,特别是在第一二册课本的编排时很费了些心思。一种方法是先译文后原文。比如,在课文《孟子·许行章》《孟子·原泉章》《战国策·冯谖》《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陶潜的《桃花源记》、归有光的《祭外姑父》《先妣事略》《水经注巫峡》前,先编排其译文(译文也作为正式篇目列出),学习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前先学习《白居易新丰折臂翁(演义)》。一种方法是以主题为单位,将相关文章编辑在一起,从而达到解题的目的。比如以“王冕”为主题词,编选了吴敬梓的《王冕的少年时代》、宋濂的《王冕传》,并配合选取了《林肯的少年时代》《勇敢的讷尔逊》等人物传记。再一种方法是加注,对文言文中的生僻的字义和典故进行注释。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在语体文、文言文比例上的配置和处理文言文材料的方法显示了编辑者以白话文为重心,用白话文讲解文言文的编辑思想。     2.《初级国语读本》。《初级国语读本》“文言白话兼采”的观念则是通过与《初级古文读本》配套使用来体现的。这是当时语文教学的另一种思路,国语和古文在初级中学阶段以两门课的形式对照出现。《古文读本》与《国语读本》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两种读本都是由沈星一编辑,黎锦熙、沈颐①校订,中华书局印行的,并且有着统一的编辑思路。比如,它们都强调与高级小学语文教学的衔接。再如,它们都主张教学的目的不止于掌握发表思想的工具和技能,同时还要养成读书的能力。又如,两种读本都注重选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双重标准。这些都体现了二者成系列的特点。     ①《初级古文读本》的校订者有3人:黎锦熙、沈颐和金兆梓。     其次,两种读本的出版时间反映出二者的系列性。具体来说,《古文读本》第一卷于1923年1月出版,第三卷于1924年5月出版,《国语读本》第一卷则于1924年8月出版,呈现出一种计划性。而1924年《国语读本》出版以后,《古文读本》仍不断再版。这表明《国语读本》并不是用来取代《古文读本》的,文言教学始终是语文教学的一个方面。     再次,两种读本的教学容量也能反映二者的配套性。《古文读本》和《国语读本》各三册用书,在总量上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一致,是按照初级中学三年学制设置的。     《古文读本》和《国语读本》作为配合使用的教材,文言文和国语文在教学上未分孰轻孰重。相比《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对国语文的偏重,这套教材在传统文言教学与现代国语教学的选择中显得更折中一些。这种折中不是表现为将语体文和文言文1∶1地调和在同一部教材中,而是分两种教材编辑,不仅增强了教材使用的灵活性,而且保持了《古文读本》和《国语读本》的相对独立性。     《国语读本》除第二册兼采旧说部外,“概是今人的作品”(包括今人的译作)。所谓的“旧说部”指的是《景阳冈》《人参果》《刘老老》三篇,它们是古代白话小说经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的片断。因此,选文的“纯白话性”是毋庸置疑的。     《古文读本》不仅在选文上“古”得纯粹,在编辑体例上也表现得比较传统。为了便于古文的教与学,《古文读本》的每个文本单元包括课文、注释、题解和首次出现的作者生平介绍,继承了中国传统语文教科书的体例。比如中国传统的经学教材和文选教材(相当于中等和中等以上程度)在编辑时也往往采取注笺的方式,注笺的内容则通常包括字音字义的说明和微言大义的阐发,这正是注释和题解的前身。 二、语文改革观念的分歧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初级国语读本》两种教材的主体部分都产生在《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刊布之后,都反映了语体文和文言文兼采的原则,都体现了语文改革趋于理性之后对文言文所采取的更加宽容的态度。但仔细辨析二者文言白话编排形式上的差异,可以看到它背后指导思想的差异。     在这里需提请注意的是,这两种教材分别由当时影响最大的两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发行,分别请了当时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中的知名人物胡适和黎锦熙作为校订者。相对具体的编选者,校订者在当时教材编写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作用相当于主编,决定着教材的编辑思路。比如,黎锦熙在1922年3月作过一篇《中等学校的“国文科”要根本改造》,文中提到1)“凡中等学校四年间国文科的‘讲读’分为两大类:a.模范文选纯粹地选那些用现代国语著作或翻译的文学作品,绝对不阑入文言文,b.文学史依时代编次”;(2)“凡中等学校四年间的‘作文’纯粹地练习语体,绝对废止文言。”这些观念在《国语读本》和《古文读本》中得以贯穿。正因如此,所以同一种教材,编辑者可能中途变更,而校订者却始终如一。     由于教科书的编辑主要体现校订者的思想,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初级国语读本》的校订者又恰好是胡适和黎锦熙,而胡适和黎锦熙又恰好是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领袖人物,那么教科书编排形式的差异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两大运动的分歧。     据胡适1922年7月5日的日记载,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期间,他曾和黎锦熙有过一次辩论,“辩论甚烈,几乎伤了感情”。辩论的起因是黎锦熙在一份议案中提出:“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中等各校讲读应以文言文为主,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国文课程依此类推。”而胡适要求将其修改为:“当小学未能完全实行七年国语教育之时,中等各校国文科讲读作文亦应以国语文为主。”胡适还在第二天的讲演中做了进一步阐释:     前年假定①的是:国语文占四分之一,古文占四分之三。四年合计,中学课程以二十时为准:国语文所占五小时内,白话文应占二小时,语法与作文一小时,演说一小时,辩论一小时;古文所占十五小时内,古文选本应占十二小时,文法与作文应占三小时。现在我拟定两个国文课程标准是:     (1)在小学未受过充分的国语教育的,应该注意下列三项:     (一)宜先求国语文的知识与能力。     (二)继续授国语文至二三学年,第三四学年内,始得兼授古文,但钟点不得过多。     (三)四学年内,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     (2)国语文益通畅的,也分为下列三项:     (一)宜注重国语文学与国语文法学。     (二)古文钟点可稍加多,但不得过全数三分之二。     (三)作文则仍应以国语文为主[4](P59)。     ①指胡适1920年所做《中学国文的教授》中的假定。     与两年前相比,胡适进一步削弱了文言文所占的比重。比较胡、黎的意见,二者在“作文”课程方面不存在分歧,都认为应以训练国语文为主;分歧点在于语体文和文言文在“讲读”课程中的地位。这是因为中学讲读课程的目标不只在普及,还在提高。作为中学国文的要旨,中学生除通解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之外,还要求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那么什么文字是高深文字呢?应涵养怎样的文学兴趣呢?     黎锦熙认为中等学校讲读应以文言文为主,表明他所认识的高深文字是文言文,这也是早期文言白话论争中最常见的见解。而胡适提出国语文通畅之后,学习古文的钟点虽稍可加多,但宜注重国语文学与国语文法学。这表明他心目中的“高深文字”主要指的是更生动的文学的国语和更精密的合于文法的国语,他是从国语建设的未完成性来理解的。这两种认识反映黎锦熙和胡适对于国语价值认识的差异。黎锦熙主要从工具论的角度理解和要求国语,而胡适则从审美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对国语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黎锦熙只注意到国语的工具价值,是因为国语运动的文字改革是基于语言文字工具论的,他把以汉字为载体的国语仅仅看作国语改革的过渡阶段。胡适则注意到国语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表明他把这种国语视为一种事实上的最终目标予以建设和完善,而国语运动所主张的文字改革,在他看来则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黎锦熙和胡适的分歧恰恰代表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在国语建设问题上的分歧。     此外,相比黎锦熙提议的理想性,胡适区分两种国文课程的标准,更具有现实性。因为1922年的时候,国语科教学刚刚推行两年,当年入校的中学生不可能在小学阶段接受充分的国语教育,因此对于当时大多数情况来说胡适提出第一种标准更为适用,即要继续加强国语文的学习。从现实入手,注重可操作性也是文学革命区别于国语运动的重要特点之一。     对于这次“几乎伤了感情的论争”,黎锦熙方面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一般来说,对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中各种论争,他的《国语运动史纲》往往有比较详尽的论述和评价,但这次他亲历的激烈论争,却没有在《史纲》中留下直接记录。不过我们从他所录的1922年10月21日教育部的一封公函可以看出当年论争的结果。这封公函主要传达将国语教学从国民学校扩大到中等以上学校的精神。其中涉及中学国语教学的一条写道:“‘第二条,师范学校、中等学校、甲种实业学校,国文科讲读文言文与语体文并重,作文以语体文为主’,应改为讲读作文,文言文与语体文并重。”[5](P119)这个结果离胡适增加语体文比重的见解可以说是更远了。但1923年6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拟定的《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却与胡适的思路很接近,且在出版界和教育界具有更广泛的影响。     从《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初级国语读本》的编辑不难看出,上世纪20年代国语文教科书的出现,决不只是教育改革的一部分,而是整个语文变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学革命、国语运动倡导了语文变革,而国语文教科书则是语文改革观念的具体实施者和检验者。在现代语文改革中,国语运动、文学革命和国语文教科书的相互影响具体表现为1)由于国语教科书及其使用,贯穿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基本思路,并最大程度地运用了两个运动的成果,对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具有小结意义;(2)由于早期国语文教科书的竞争性,使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各种主张在实践中接受了检验和选择,对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有积极的意义;(3)由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教学是一种具有制度性和规范性的文化传播载体和途径,对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确立新的语言传统和文学传统的目标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4)由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联合发展到这一阶段,联合的阵营已经扩大到教育和出版领域,这使人们更加自觉地意识到确立广泛联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在“国语文学的运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联合运动”,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联合也因此得到进一步深化。     反观当下喧嚣的语文教学改革、语文教材的创新,除了市场因素外,其更深层的语境是多元语文观在发展中的对话。各种教科书在多元文化中如何体现自己的特色,如何在特色中把握语文发展的大方向,又如何发挥对语文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历史将给我们启发。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蔡元培.国文之将来[A].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C].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4]胡适.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A].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5]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6]胡适,等.新学制国语教科书[Z].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7]黎锦熙,等.初级国语读本[Z].上海:中华书局,1924.     [责任编辑:陈梅云]     [作者简介]吴晓峰(1976-),女,湖南长沙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行政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文学和语言学的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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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对语文教育革新的历史贡献





蔡元培（1868—1940）作为我国近、现代文化教育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曾经对我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过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原是清末的一位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补编修，因目击戊戌变法中维新派人士“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所以立志兴办学校以培养革新人才，于1898年辞官南下，任家乡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1年辱国丧权的辛丑条约签订，更激起他高涨的爱国热情，是年与章太炎等创立“中国教育会”，提倡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任南洋公学特班教授，鼓吹民权；继任爱国女学校长，倡言革命，提高女权，在社会上扩大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影响。在1902年和1907年，蔡氏先后赴日本和德国游历、学习，广泛接触并研究西方的哲学、美学和心理学，初步形成了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辛亥后，从德国归来，由中山先生任命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决心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根本的改革。他把清代学部所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等新的五项教育宗旨；并亲自主持制定、颁布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教育新制度，即所谓“壬子癸丑学制”，废“通儒院”立“大学院”；废“尊孔”立“自由思想”；废“经科”立“文科”，为建立新的“国民教育”体制开辟了道路。
蔡氏从事初等、中等学校国文教学工作的时间不长，只在南洋公学、爱国女学和当时的译学馆担任过国文科的教员，还亲自编撰过初等小学的国文教科书。以后就一直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等高等教育部门担任教育行政领导工作。因此对语文教学的改革并没有发表过多少系统的言论和专门的论著。但是，他既是民国元年以后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一位举足轻重的领导者，就不可能在推进语文教学改革过程中不发挥他应有的历史作用（事实上，这种作用不但巨大而且意义深远）。因为，他在教育界锐意革新的年代，正是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从旧式的封建主义桎梏中摆脱出来，向着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新道路迅猛推进的年代。在这除旧布新的过程中，时代要求蔡氏回答历史所提出的许多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其中包括对全民族文化素质提高影响至巨的语文教学问题。
首先，蔡氏对我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作了深刻的批判，为建立新的语文教学体系开辟了道路。
蔡氏早年的经历，使他对中国旧教育的积弊有深切的了解和感受。他6岁进家塾，最初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继而读“四书”“五经”。在读《左传》《礼记》的时候，便开始学作八股文。在19岁和28岁时，曾先后担任过塾师。学和教的实践，使他充分了解了旧式私塾学馆里那一套教授的内容和方法。而他自己学业上的长进，主要还是得力于16岁中秀才以后，在他叔父茗珊先生指点下的“自由读书”。后来又因在绍兴著名藏书家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凡关于考据或词章的书，随意检读。”就在自己的这种特殊的经历中，他从正反两个方面痛感到传统学塾中“读书为应考”、受种种不合理约束的流弊；痛感到旧式学塾死读、硬背养成学生读书不动脑的教法的坏处；至于让少年儿童硬读那些连成年人都“解释不明白”的经书，更必然要“窒碍他们的脑力”。因此，他在弃官南下，任教于新式学堂的时候，就力排旧顽的非议，提倡“自由读书”。这种“自由读书”的新教法，竟然培养出了邵力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一批学界的精英。
1918年，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国文教员夏宇众在《教育丛刊》第一集发表《中学国文科教授之商榷》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于中学国文教材教法和学程安排等方面的见解。蔡氏为之作序。在这篇著名的序文中，蔡氏根据他在国外考察所得，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切中要害地指出我国旧式国文教学的种种弊端：
第一，所读的是“不通行于今人喉舌”的“死语”。
第二，没有适当的读本，也没有符合语言运用实际的文法，只凭若干篇“模范文”，一味地读，不管学生是不是真能领悟。
第三，在所谓的“模范文”中，又大都偏于文学的，且多诗词歌赋之类，很少选用合于论理的实用文章。
第四，不讲究教授法，学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教师只讲其然而不讲其所以然；学生只知泛泛然模仿，教师只知泛泛然评改。
总之，用死的方法去学习死的语言，而学习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应试科场，以求一官半职，因而读的是圣经贤传，写的是代圣人立言，学习者自己的头脑则完全被禁锢，最终不免成为一块顽石或一段朽木。蔡氏的这种批判，发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夜，无疑是对新时代语文教学的革新方向指明了道路。
其次，针对旧式国文教学的种种弊端，蔡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关于革新语文教学的一系列重要主张。
第一，他主张根据新的教育方针来革新语文教学，使语文教学成为贯彻新教育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
蔡氏在就任新政府教育总长的时候，就着手草拟新的学校法令。作为这种法令的根本指导思想当然是新的教育方针，即他所倡导的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育。主张这五项宗旨“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蔡氏认为，方针既已确定，就得贯彻到各科教学的具体实践中去；只是在贯彻的时候，必须根据各科教学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各有侧重，不能强求一律。他主张，在国文国语教学方面，就形式的研究来说，要注意语法文法的教学，这属于智育，是实利主义所要求的；而关于修辞技巧的分析领受，又属于美育，关涉到美感教育。就内容而言，要让各项教育方针在全部课文中按照一定比例分别体现出来。蔡氏的设想是：军国民主义的内容应占10%，实利主义方面的内容即有关各科知识的内容应占40%；其余，德育占20%，美育占25%，而世界观即哲学思想方面的内容占5%。（参见《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这样，蔡氏就在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次把本学科的教学内容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方针紧密联系了起来，使语文学科成为贯彻教育方针、实现教育宗旨的一门重要的、独立的基础课程。
第二，针对科举时代“读书为应试”“学文为中举”的流弊，提出了读书为应用，学文是为了使人人都能掌握表情达意的工具的主张。
蔡氏认为，语文教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是为了“要全国的人都能写能读”以适应生活、工作、学习的需要，所以应该读“应用文”，掌握适合于应用的语言工具。蔡氏把文章分成两大类，一是应用文，一是美术文。应用文，是指记载或说明的文章。所谓记载，“是要把所见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经历给别人看”；所谓说明，“是要把所见的真伪善恶美丑的道理与别人讨论”。蔡氏在这里提出的应用文的概念，实际上包含着后来所分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这三类主要文体。梁启超后来就在蔡氏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把应用文又分成记述文和论辩文两类，然后再往细处划分，形成了现代文章分类学上第一次的理论上的飞跃。美术文，是指诗歌、小说、剧本这三种文学体裁。蔡氏认为，在中学语文科中，读的应该主要是应用文和少量的美术文，至于练习作文则应该全是记载和说明的文字。（参见《国文之将来》）
第三，针对旧式国文教学学的都是与普通现代语很不相同的古代语言的流弊，提出中小学语文教学应该主要学习白话文、学习国语。
蔡氏早在1912年就已经提出了国文、国语这两个概念，倡导语、文并重。在五四时期更明确提出学校语文科要以教授白话文为要务。其理由，一是认为用白话表情达意明白而直接，用文言表情达意艰涩而间接，于人们的日常交际有便捷和费时之别。二是认为文言不利于教育的普及。过去读书的只是少数人，大都是所谓书香门第的子弟；现在是要人人受教育。读文言要通达，费时多，费力巨，一般平民子弟哪有这么多时间；一般中小学校课程繁多，又哪里有这么多时间来专攻文言?所以一定要改学白话，使内容和传达内容的形式都明白、直接，易于为学习者所掌握。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蔡氏力主白话，从教育思想上说，是同他的平民教育观直接联系着的。
第四，针对旧式国文教学一味让学生死读硬背的流弊，提出要“深知儿童心身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实行新的教授法。
蔡氏认为，教师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如果是这样，那对于养成学生健全的人格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窒息了学生的脑力的发展。为此，蔡氏根据当时欧美各国流行的“自动主义”理论，提出“处处要使学生自动”的观点。具体说来，一是要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学生学习的内容一定要切合学生的生活、年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和需要，要有吸引力；采用的教法也要符合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二是要引导学生自己去研究，加强自学。主张“教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意思，压到学生身上”，应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三是要启发学生能够掌握“公例”，举一反三。“书本不过是给我一个例子，我要从具体的东西内抽出公例来，好应用到别处去”。四是要活用各种教法，以适应学生各种不同的个性特点和智力水平，即所谓“教授术学，两不可呆板”，“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参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
蔡氏在语文教学法方面的这些见解，对后世的语文教学革新影响颇为深远，我们从梁启超、黎锦熙、叶圣陶等人的理论观点中分明可以看到他们对蔡氏那些合理主张的吸取和发展。而他的这些主张，固然来自他对旧式教育的深刻认识和亲身体验，同时，也来自当时日本、欧美一些先进教育学说。蔡氏对裴斯泰洛齐、弗罗培尔、卢梭、托尔斯泰以及杜威、蒙台梭利等著名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颇深的研究，因此受之启示，发为宏论，能新人耳目，在教授法理论上能创立一时之新说。
第五，针对旧式教育“呆读经文”、窒碍脑力的流弊，提出了把美育注入国文教学中去的主张。
蔡氏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可见，美育与德育是相通的，只是所用的手段、所借的路径是自然界美的景物、社会上美的人事，以此引起人们的美感，进而性情得到感染和陶冶。因此，美育应该也有可能在学校各科教学中得到体现，尤其是国文科，它本身就属于美育范畴，同音乐、美术并列，是美育的最基本的课程。蔡氏指出，在国文科中接触到的一些嘉言懿行固然是美育的好材料，即使是那些旧式五七言律诗与骈文，音调铿锵，合乎调适的原则；对仗工整，合乎均齐的原则，在美学上看也有欣赏的价值，因为“这种句读、音调，是与人类审美的性情相投的”。（参见《在国语传习所的演说》）从中可以窥见，蔡氏要求在国文教学中把教材内容里足以引起美感、激发高尚情操的部分，教材形式上足以引起美感、激发愉悦情趣的部分，统统视为美育的因素，必须充分加以利用，使国文教学在实现其新的教育宗旨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蔡氏教育思想中有唯心主义的糟粕，如他把美育和世界观视为超越政治的教育就是一例。但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语文和语文教学革新运动中所持的基本观点却处处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光辉。同时，他在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其间，以其先任教育总长、继任北大校长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或议案制令以贯彻其主张，或演讲著文以宣传其观点，在当时以及后世语文教学革新运动中所产生的影响，又是一般学者所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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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吴研因为中华书局编制的《新式国文教科书》1至8册，其中已有白话文附课。第一套系统的小学白话语文教科书《新体国语教科书》则是在191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商务印书馆的《新法国语教科书》和中华书局的《新教育国语读本》相继出版。此后，白话文教材一发不可收拾，众书局竞相编制的小学白话语文教科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希冀借由白话文的平民性和大众性，更广泛和便利地普及国民文化，而白话文课本在短时间内大量涌现，也反映了白话文学的成熟。白话文进入教材使得新文学白话语言拥有了“合法地位”。　　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修正《国民学校令》，这是中国废弃文言、采用国语的第一个法令。同年4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通告：国民学校文言教科书分期作废，逐渐改用语体文。
　　1932年出版的叶圣陶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使用了明白晓畅的现代白话文，一直到70多年之后的2011年，仍然一度成为热销读本而断货，“民国教材被热捧”一时成为报章新闻。
　　【专家点评】
　　教科书带来的新观念
　　近代史专家、学者傅国涌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起着关键的作用，教育转型就是其中之一，两千多年的旧式教育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式学堂遍地开花，新编教科书风行海内外。像1912年4月出版的风行一时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包括此前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中的“新修身教科书”在内，共印刷了上千万乃至数千万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昙花一现，与这些教科书所普及的民主共和观念不无关系。记者 王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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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之后，急需“立新”　　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中，私塾学童们学习的教科书无非启蒙自《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然后熟读四书五经。辛亥革命摧枯拉朽，清朝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废旧”之后，急需“立新”。
　　1912年1月，中华书局成立，宣告“非有适宜教科书，则革命最后胜利仍不可得”，随后迅速推出了民国第一套教科书《中华教科书》。这套封面为五色旗的新教科书在中华书局”教科书革命“的号召下面世，特意聘请了当时接任蔡元培的第二任教育总长范源廉为编辑部长，明确出版宗旨：“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取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意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这套顺应了辛亥革命共和潮流的新教材生逢其时，加之内容新颖，使得中华书局很快站住了脚跟。1912年12月，中华书局又推出《新制中华教科书》系列。
　　1912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民国第一套商务版教科书，名为《共和国教科书》，倡明“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这套以“共和”命名的教科书甫一出版便热销，风行海内外。
　　白话文登陆教科书
　　清末时期，上海棋盘街有家彪蒙书室，主人是个钱塘人，名叫施崇恩，他主持编印了大量的白话小学教科书。时人记载，彪蒙书室历年出版的各种小学教科书不少于75种，教材附有白话解说，或有插图、或加比喻、或经文和白话文对照。书室出版的《绘图中国白话史》在清末学堂流传极广，也是较早的中国白话历史教科书。可惜用白话文译经书触怒了清廷，被下了禁令，彪蒙书室就此夭折。
　　从清末个人自行编制白话教材，到1920年全国范围推行白话文教学，教科书的变革在新旧力量的剧烈冲突中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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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教科书：以“养成国民人格”为己任

2011年10月11日　来源： 北京晨报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教科书，涵盖语文、修身、历史、地理等科目。 　　教科书在清末民初拥有特别的意义，不仅传播知识，更是民主共和思想启蒙的利器。 　　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新式学堂的涌现、民间书坊的流行、个人编撰出版新教材的风尚，民主政治思想大规模地渗入新式教科书。辛亥革命后，数次复辟都只能昙花一现，以“养成国民人格”为己任的新教科书可谓功不可没。 　　教科书为时代亮起明灯 　　1911年6月，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廷举办了一次旨在改革教育的“中央教育会议”，新旧两派在会上吵了40天之久，其中最尖锐的问题有两点，一是男女是否可以同校，二是小学是否废止设置读经讲经课。此时，距离废除科举制已有六年。 　　最终，教育改革大会在吵闹中闭幕，新旧势力达成了12项决议，其中一项就是废止小学生读经讲经课。可这12条决议尚未付诸实施，辛亥革命的洪流就已淹没了清廷。 　　当时主持这场会议的“中央教育会副会长”张元济可谓清末民初编撰新教材的先驱。自戊戌变法失败、仕途失意后，张元济将心血投入文化出版事业。早在1904年，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全新的小学国文教科书，由蒋维乔编写、张元济和高梦旦修订，这套教科书影响深远，据数字显示，在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中，该教材占据全国国文教科书发行量的六成，并影响了其后各种新教材的编撰。 　　同一时期，张元济掌门的商务印书馆还先后出版了现代教育的各学科教科书，涵盖语文、修身、历史、地理，书中全无“忠君”内容，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国民意识和民主平等观念，为辛亥革命前“震旦暗晦”的时代亮起了许多盏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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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材

时间:2009年10月10日 作者:范远波

范远波§
摘要：儿童文学概念从提出到流行一直与儿童的教育成长问题相伴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思想变革所带来的教育内容的变化。民国时期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现，既是清末以来教材实用化、大众化追求的结果，也是儿童本位的课程观得以确立和强化的反映。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成为小学国语教材，主要以反复故事和各科知识文学化的形式出现，旨在解决国语教材的文字反复和知识传授所带来的趣味性缺乏问题。儿童文学教材进入国语教科书的丰富和完善过程凸现了三种积极的尝试，即尝试教材形式的多样化、教材内容的顺利过渡和衔接，以及无意义的拟声词和有意义的动作字词的大量运用。这些探索和尝试对今天的语文教材编写和组织都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教材；小学语文教材
儿童文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五四时期，是指以儿童为本位而组织的文学，是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这一概念从提出到流行一直与儿童的教育成长问题相伴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思想变革所带来的教育内容的变化。
一、儿童文学产生的背景
新式学堂分科教学以前，蒙学语文教材里面有自然知识、历史知识、生活常识和道德教训。这些知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是不容怀疑和亵渎的，儿童必须虔诚恭敬地去接受。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这些知识有一部分从语文科中分离出去了，语文教材的传道角色受到了强烈的挑战和明显的淡化。于是，在自动主义学习观和儿童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为满足儿童阅读兴趣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出现，或多或少受到清末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教材观、学习观和儿童观的影响。
1、教材观
清末新式学堂未兴办以前，儿童读物大致分两种:  一种是启蒙的，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日用杂字、日记故事、幼学琼林等；一种是预备科举考试的，例如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观止之类。读了前一种书，认识二千多个字，谓之“开蒙”。开蒙以后才开始读后一种书，从中积累一些句法、章法和修辞知识。因此前一种的编写意图主要是供识字和进一步研读圣贤经义打基础，而对围绕一定主题形成连贯篇章的训练，比如积字成句、句与句之间的连贯组合等，则不够重视，这种做法直接导致教材内容与民众的生活环境和口语实际相脱离，不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和实现教育普及的目的。
晚清在维新思想影响下，语文教材编写出现了一股追求实用化、通俗化的主旋律。与传统蒙学教材的编写不同，它重视“积字成句之法”，把识字教学与句篇教学融合在一起，在句篇中识字。这种新式教科书以分散识字为主，文字多重复，重视与口语联络，追求把日常口语文字化，以突出简单的造句和篇章教学。
民国初年公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文》对教材文章的规定除保持清末以来的实用要求外，特意增加了“富有趣味”的要求。在此精神影响下，教育界人士纷纷作出响应，呼吁实用性和趣味性教材。1917年，贾丰臻在《今后小学教科之商榷》中指出：“今之小学教员，辄以书店之国文教科书为教授资料，其对于程度较高者或另选古今韶文以渲染之，而一方面遽责儿童之作文不易改进，呜呼!使其作文果易改进，亦无当于职业，……今学校学生，国文能作策论，能撰诗词，而独于家常信札便条，婚丧喜庆往来颂辞吊辞等，反未能措之裕如，此实吾人所大惑不解者也。”[1]黄炎培在其1915年的《考察本国教育笔记》中也提到，“夫小学注注重实用，国文宜多为记述体，余所绝对主张，……国文与算术，为两大基本学科，算术系用规律的方法，以精密其思想，国文系用活泼的方法，以广博其思想”[2]。可见，民初的小学语文教材总体上追求实用性和趣味性。
2、学习观
前清的教学实际是教授、养护、训练三者并重，并把课堂上的一切现象都看作是教员一人言行的结果，教员习惯采用那种以五步教授法为主的注入式教学。
民国元年以后，一般教育界人士不满这种注入式教学中儿童的被动接受状态，认为它既不能适应培养新国民的需要，也不能顺应世界潮流，于是兴起了新教授方法的研究热潮，诸如勤劳主义、辅导主义、筋肉运动主义、循环发表主义等方法，一一皆由理论而进于实验，由实验而见诸成效。这些方法，简言之不外是教授时以儿童自己的活动为中心，教师立于旁观地位尽辅导之责而已。这些方法相对于从前重视知识授予、供给儿童明了观念的赫尔巴特之兴味主义有很大区别，被统称为自动主义教育法。
自动主义教育法适应了民国教育，成为评价课堂教学优劣的一项重要指标。1915年顾树森在考察各地教授法时，认为教授法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学生的自动方面关注不够。他说，“此次参观各学校之教授，教授之能用启发式者甚多，然用讲解式注入者，亦复不少，于儿童自己活动方面，似少注意。即用启发式教授者，亦不过教师发问，儿童答之而已。至于学生能自己研究，有疑难而问者，未之见也。况问答之时，教师仅能及于优等生，而于劣等生往往不能顾及”。[3]蒋维乔在记述长沙私立楚怡小学校时，也赞赏该校的国文教学多注重自动与实用。这些言论大体反映了民初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状况的转变。1913—1914年教育部视察各学区学务报告中，在小学国文教学方面也特别列有学生自动力的汇报项目，反映出民初对自动主义的推崇。
五四以后，自动主义成了教育界的时髦用词，自动主义教育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有人专门论证了自动主义教育的文化基础：（1）文化的根柢在于自我，自动教育就是要开发自我的自觉；（2）文化是活动的、连续的、创造的，自动教育就是以养成创造能力为主。（3）文化的根本方向是在人格的自由，自动教育就是要发展自由个性。[4]有人则把自动教育与民国教育宗旨结合起来，认为自动教育在使儿童自己感兴味，自己研究，自己发展，自己完成其人格，其目的在造成顺应世界潮流之健全国民。而“欲造健全之国民，必自培养其独立研究独立活动之资格。故儿童教育，不在注入知识，而在养成其自求知识之能力，不在为儿童准备将来活动之技能，而在养成其独立研究，自由活动之德性”[5]为适应自动主义教学，语文教科书的选材多选取生活日用的实物、场景、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以及勤学做人的道理等。
3、儿童观
清末在追求教材实用性的背景下，力求把儿童眼力和智力所及的实物和生活常识等编入教科书中，课文多选取具体生活场景和简单的生活情节，减少抽象的议论说教和情节复杂的故事等，这些努力主观上虽然没有跳出为成人生活准备的课程观，客观上却也照顾到了儿童的生活体验和心理特征。进入民国，在一片共和声中，儿童作为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就明确提出，民国教育要“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6]，这一思想伴随着五四的民主运动得以深入民心，出现了许多从儿童角度考虑的读物，大大地凸现了读物的趣味性。被茅盾称为“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第一人”的孙毓修，1909年就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国文教学部主编《童话》丛书，译介引进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国外作品，开阔了儿童的眼界，许多童话作品如《无猫国》、《玻璃鞋》《大拇指》等，都曾对当时的小孩产生过重要影响，冰心就说她十多岁时非常喜欢这些作品。还有专门为儿童创办的杂志，如《儿童世界》《少年杂志》《小朋友》等。《儿童世界》采集各地歌谣，介绍科学、冒险故事，翻译外国寓言、小说，推出大量适应儿童本能兴趣和爱好的作品，主编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宣言》中指出，“以前的儿童教育是注入式的教育；只要把种种的死知识，死教训装入他头脑里,就以为满足了。现在我们虽然知道以前的不对，虽也想尽力去启发儿童的兴趣，然而小学校里的教育，仍旧不能十分吸引儿童的兴趣，仍旧是被动的”[7]。他希望通过诗歌、童谣、寓言、独幕剧等去启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影响儿童的精神世界。
这一时期，许多作家也开始站在儿童的角度去思考文学创作，周作人在蔡元培创办的孔德学校发表演讲，指出“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看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为此他认为应该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迎合儿童心理来供给他们文艺作品，提供儿童的文学。郭沫若则从儿童文学的用语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儿童文学不是些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字”“不是些干板浅薄的通俗文字”“不是些鬼画桃符的妖怪文字”，而应该是由“儿童的感官以直诉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的文字[8]。与这些思考相对应的是，许多学者和作家都积极致力于外国童话故事的翻译和引进，致力于国内民间歌谣、故事的搜集和整理，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和语文教材的编写。比如叶圣陶创作的《稻草人》和黎锦晖的《老虎叫门》都是至今还广为流传的作品。
可见，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现，既是清末以来教材实用化、大众化追求的延续，也是儿童本位的课程观得以确立和强化的反映，它是汉语文教材摆脱私塾蒙学读物影响，逐渐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二、国语教科书呼唤儿童文学教材
新文学运动之后，尤其是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后，白话文成了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白话文教材浅显易懂，与儿童的口语和生活实际接近。但是，在如何引起和保持儿童的学习动机和兴趣方面，刚开始的白话文教材还不够重视。
新学制时期，一方面受杜威“儿童本位”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美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国内日益高涨的自动主义学习观的影响，白话文教材的编写才开始重视激发儿童的学习动机和兴趣：一是在形式上强调文字的反复出现，让儿童在多次接触刺激中不知不觉地、轻松地认识和掌握文字；二是在内容上强调趣味性，让儿童能够自动地去学习。
在国文教科书时期，小学识字很少考虑文字的反复问题，往往一个汉字出现一次就要求学生有意识去掌握。到了国语教科书时期，儿童本位思想流行，一切要有利于儿童的轻松学习。因此，文字在教材中出现一次，对学生的刺激量不够大，要求反复有规律地多次出现。为此，俞子夷还专门对新学制时期商务教材《新法国语教科书》的文字反复作了审查研究，研究结果为：
册数                                               
总字数（个）
新字数（个）
新字百分比
  平均每字反复 （次）

第1册
665
201
30．2
3．3

第1-2册
1910
422
22．1
4．5

第1-3册
4539
697
15．4
6．5

第1-4册
7994
939
11．8
8．5

第1-5册
12053
1144
9．5
10．5

第1-6册
17500
1384
7．9
12．6

第1-7册
23513
1597
6．8
14．7

第1-8册
23718
1854
5．7
17．6

把上表的次数结合教学进度来考虑，以每学期讲完一册，每学期二十周，每星期上课六天算，除原样反复外，新字在新地方的平均反复度分别为：
第1学期每隔  36．4天出现一次
第2学期终每隔53．3天出现一次
第3学期终每隔55．2天出现一次
第4学期终每隔56．4天出现一次
第5学期终每隔57．1天出现一次
第6学期终每隔57．1天出现一次
第7学期终每隔57．1天出现一次
第8学期终每隔54．5天出现一次
而美国同程度的语文教科书，新字平均反复次数达到53．8次，如果按照当时中国的上课时数计算，每隔2．2天就在新地方出现一次。而中国最快的都要36天多才出现一次[9]。
这一极大的对比，对国语教科书编写者是一个极大的警醒。于是文字反复的次数渐渐受到关注。然而，文字的反复出现，容易导致内容呆板。为此，儿童文学中的反复故事和复沓歌谣便成了两全其美的办法。
反复故事是指在编写故事时尽量考虑字词和句子的重复出现，同时又能突出故事的趣味性，如《小山羊》：
“小山羊找不到妈妈。咩咩咩咩叫。他碰着一只野兔。野兔问小山羊到哪里去。
小山羊说：要找母亲。
野兔说：我看见的。我领你去。
小山羊说：谢谢。
他碰到一只黄狗。野兔怕黄狗，逃了。黄狗问小山羊到哪里去。
小山羊说：要找母亲。
黄狗说：我看见的。我领你去。
小山羊说：谢谢你。
他们碰着一只狐狸。黄狗怕狐狸，逃了。狐狸问小山羊到哪里去。
小山羊说：要找母亲。狐狸说：我看见的。我领你去。
小山羊说：谢谢你。
狐狸走在前面。小山羊跟在后面。狐狸走得快。小山羊走得慢。
小山羊跌了，跌在泥潭里。小山羊跌在泥潭里。咩咩咩咩叫。叫了一夜。天亮了。小山羊的母亲，听见小山羊叫，来救他出来。”
复沓歌谣是指借鉴传统诗歌重章叠句的形式，同时又强调字句韵律的节奏感，如：
《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老和尚背着鼓来了。
《拉自锯》：拉大锯，扯大锯，用木头，盖房子。
《好月亮》：好月亮，好月亮，我心里爱你，请你从天上下来，下来；小弟弟，小妹妹，我听见你喊，我心里爱你，我不能下来，我还要照别处的小孩哩。
反复故事和复沓歌谣都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惯用手法。此外，拟人化也是描述儿童感受、展示儿童心灵世界的有效手法。采用这一手法的儿童文学，在民国时期被俗称为“鸟言兽语”。如：
猫先生说：老鼠呀！好宝宝买的糖食，你们不要去吃掉。好宝宝造的纸房子，你们不要去咬。好宝宝脱下来的裤子，你们也不要去咬。谁不听我的话，我就要捉住谁。
小鸭是母鸡孵的，他叫母鸡妈妈。母鸡说，我不是你的妈妈。小鸭没有妈妈，就大哭，把喉咙哭坏，他叫不出妈妈，只会叫呷呷。母鸭听得小鸭哭，就走过来，对小鸭说，我是你的妈妈，我忙着游水，请母鸡孵你，小鸭说，哦！原来母鸡是我的干妈。
尽管趣味性是儿童文学教材的重要特征，国语教科书呼唤这样的儿童文学教材，但是，如果忽视了教材的知识性和思想性，则违背了教育的本义。从上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有些儿童文学教材在适应儿童本位方面还是比较粗率的，教材内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教育意义，为趣味而趣味的痕迹明显。但是在当时，这种趣味性教材还是被认为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推广的，用吴研因的话来说，那就是体现“对学塾遗留下来的束缚儿童身心的封建读物的反抗”[10]。
三、儿童文学教材的探索与完善
清末以来的语文教材经历了从实用到趣味的价值追求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语文教材的思想性和知识性被高扬的个性自由发展光环所日渐遮蔽的过程。
1、儿童文学化教材的追求
清末新式学堂兴办之前的蒙学教材主要是记载圣贤经傅的古雅文言，重视宣扬经典古训的思想道德教育，与儿童生活情形相离较远；兴办新式学堂之后，小学语文教材就采用比较浅近的古语文或接近口语的通俗文去装载各种知识，力求向儿童传递和宣扬各种科学知识。这种改革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一切科学知识还是用成人的眼光去编制，枯燥乏味的实用说明文充斥语文教科书，既与儿童的现实生活境况不能融合，也让小学教员们感到不满。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小学任教的叶圣陶就深有感触地说，“先请求为父母的，儿童的一切本能都让他们自由发展。……我又请求为老师的，不要将学校成为枯庙，将课本像和尚念梵文那样给儿童死读。”[11]语文科一方面要儿童获得认识和运用文字符号的能力，一方面又要儿童了解教材内容获得各种知识。如果两者平均用力，难免两败俱伤，倒不如编些轻松的故事给儿童读，使儿童只觉故事有趣，不知不觉中把文字符号熟习了。
因为这样的主张，语文教材编写也开始有了“儿童文学化”的倾向。所谓儿童文学化，就是用科学的知识做材料，拿儿童的兴趣做编制标准，从实质方面看，是各科知识的读本，但是从形式方面看，却是文学。比如教学蜗牛的知识，假如对儿童讲“蜗牛有两个触角，背上驮了一个硬壳”。这样教儿童，儿童的兴趣提不起来，用“文学化”的手法，就可写成猫和蜗牛会话：
猫问蜗牛：住在那里？
蜗牛说：住在我自己的屋子里。
猫问：你的屋在那里？
蜗牛说：屋在我背上，我的屋子，不是用砖瓦木材做的，是我身上分秘一种液质，凝结成功的。我还有角在头上，这两个角可以看东西，也可以摸东西，在我觉得很便利的……
这样的叙述，很有趣味，这是教材“儿童文学化”的一个实例[12]。
在这种儿童文学化的潮流下，采用类似对话或独白形式介绍知识的课文大量出现，如水的说话、煤的自述、猪说的话、盐说的话、糖说的话、泉水和老树、毛虫和白菜、我的名字叫电等。
不仅如此，各书坊在民国新学制探索时期编印的小学国语教科书，都以儿童文学相标榜，编入了童话、寓言、笑话、自然故事，生活故事、传说、历史故事、儿歌、民歌等等。如商务印书馆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中华书局的《新教育国语教科书》及世界书局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等，课文的极大部分是采用物话的形式来编写的。以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为例，初小用的课文几乎完全采用儿歌、童话、民谣、寓言之类作材料，课文的主角多是猫狗牛羊之类的家禽或野兽，叙述方式也多为“猫说狗跳”类，其第一册第一课改变了以前的“人手足尺”为“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教育部不但给审定了，并有嘉奖的批语。为此，有人称这是语文教材“从人到狗”的时期，也有人认为这是“猫狗教育”时期。不可否认，这些教材注意到了趣味性和口语化。
同时，教材编写者还积极探索教材的趣味性、思想性和知识性的完美结合。比如吴研因创作的《花的嫁娶》，把早期性知识教育寄寓在歌谣中：
南一家，北一家，两家男女都叫花。花姑娘多美丽，花哥儿也不差。两个长的一般大，一个娶妻一个嫁。蜂大爷和蝶大姐，来做媒人传说话。甜蜜酒，请朋友，蜂爷蝶姐喝一口，带着花粉两家走。传花粉，入花房，花哥花姑结成双。不多几时生儿女，东一行又西一行。[13]
诸如此类的教材，一方面传授一定的知识，寄寓思想教育，另一方面也能满足儿童的阅读兴趣，使儿童的学习变得更为轻松愉悦。
2、儿童文学教材的类别与组织
儿童文学教材的早期探索主要在民间，到1929年民国暂行课程标准推出时，才逐渐上升为官方语文课程标准的重要思想，“儿童文学”成了每次课程标准必不可少的概念。如1942年国语课程标准标规定，读书教材“应编成记叙文或韵文等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可以说，自暂行课程标准到以后的四次课程标准的推出，国语教科书的课文几乎都是儿童文学作品或儿童文学化内容。
随着儿童文学教材的增加，教材编写者面临着深化认识儿童文学教材和有序组织儿童文学教材的重要任务。
认识上，儿童文学教材逐渐明确为五大类：1、诗歌，包括儿歌、童谣、新诗；2、童话，包括神话、史话、物话；3、传记，包括寓言、实话、游记；4、小说，包括传记、笑话、演义；5、剧本，包括话剧、戏曲等。这些文体形式并不是随便编入教科书中，而必须与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阶段特征相吻合，也就是说，这些文体在小学阶段必须实现动态的分配，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适应儿童阅读兴趣的发展而选用文体，二是为在各个阶段合理配置文体而确立文体的分量支配比例。儿童阅读兴趣的发展过程与其认识世界的方式密切相关，民国的研究者认为儿童眼中的世界经历着从灵性世界到童话世界，再到现实世界的过渡。灵性世界中的儿童以为他四周的东西都有生命，有时会和自己的玩具谈话，有时要问花在夜里是不是很寂寞；童话世界的儿童为自己创造了幻想的美好世界，这个世界无所谓正义、善良、公正、 诚实、慈爱等道德观念；而现实世界的儿童则喜欢把自己的生活投射到读物所营造的故事世界中，男孩沉迷于冒险故事或关于航空、森林、机械等读物，而女孩则对学校生活故事、家庭生活故事、以及爱情故事、花鸟故事等较感兴趣。针对这种阅读兴趣的发展过程，民国的一些教材研究者纷纷提出教材的组织意见。倡导儿童文学的周作人认为，三岁到六岁的儿童读物宜用儿歌，不重意义的韵语，六岁到十岁宜用儿歌、新诗、神怪童话、天然故事等，十岁到十五岁，宜用民歌、古诗、传说、写实的故事、寓言、戏曲等[14]。吴研因的《小学国语国文教学法》里也有详细的表，大略是：七八岁，宜用儿歌，谜语歌谣，新诗，童话，物语，民间的传说，自然界的故事；九岁十岁，宜用谜语，歌谣，新诗，近实现的童话物语民间的传说，动物生活的故事；十岁到十四岁，宜用乐府古诗歌叙事民歌，传记，写实故事，寓言，剧本等[15]。周邦道在《中华教育界》第11卷第6号发表《儿童的文学之研究》，里面也提到类似的文体组织意见。
至于文体的分量支配方面，自1932年正式课程标准开始，教材的分量支配就有了一定的规定。1932年课标不但对国语课文的文体分量作了规定，还对国语课文的内容分量作了规定。文体方面，普通文，一到六年级都占70%，实用文，低级无、中级10%、高级15%，逐渐增加；诗歌低级30%、中级15%、高级10%，逐渐减少；戏剧，低级无，中高级均为5%。内容方面，分公民、自然、历史、文艺、党义、卫生、地理七项，每项内容在小学各阶段的分配也有规定。
在这些意见的指导下，民国的教材编制者进行了三种积极的尝试。一是尝试教材形式的多样化，比如书信、布告、契约、规章和计划书等应用文教材，文字相对枯燥呆板，内容难有趣味。如果单纯把实用文编为一个单元，势必使学生对这个单元发生厌恶。他们一方面化整为零，把实用文附在某一个单元之后，实现普通文中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和实用文的妥为支配。如三十年代末中华版《新编高小国语读本》高小用第一册，将《校园植树计划》与人物故事《种苹果的老李》和《植物的创造者密邱林》联系在一起呈现，效果很好。另一方面将故事的内容装进实用文的形式里或将实用文的文字纳入记叙文中，如世界书局教材《苍蝇给蚊子的信》：
蚊子弟弟：
    昨天一阵雷雨，把我们分散了，很是想念。
我回想昨天同你坐在窗前，欣赏那脏孩子的搔痒，我佩服你的把戏，实在有趣。
后来，脏孩子的姐姐要捉我，我就躲进厨房吃糕。并且移动我的脚，让脚上的微生虫下来散步。不久，脏孩子吃了那块糕，我也飞开了。
晚上，我听得脏孩子喊肚子疼，接连泻了三回。弟弟！我做的把戏，你觉得怎样？
你的哥哥苍蝇
八月十日
二是尝试教材内容的顺利过渡和衔接。同一主题的教育内容，在小学低年级就以动物为主角，到中高年级则过渡到以人物为主角。比如，同是教育儿童有智慧处事的两篇课文：
《老鸦喝水》：老鸦口渴，想喝瓶子里的水。但是，瓶子深，水又浅，老鸦喝不着。他心里很急，在瓶子旁踱来踱去。忽然他看见一堆小石子，就衔了几块，放在瓶子里。瓶子里有了石子，水就升上去了，老鸦喝得很舒服。
《司马光急智救朋友》：司马光和几个小朋友，在院子里捉迷藏。一个孩子因为怕捉着，立在一只大水缸上，不料两脚一滑，便跌在缸里。孩子们没有法想，都嚷着说：“缸里的水很深，怎样救他出来呢？”司马光却并不慌张，随手搬了一块石头，乒乓一响，把缸的侧面打了一个洞。缸里的水从洞口一齐流出来，那个孩子才没有淹死。
前者写老鸦的智慧，安排在小学第3册教科书中；后者写司马光的智慧，则安排第5册教科书中。
三是尝试无意义的拟声词和有意义的动作字词的大量运用。民国的教材编辑者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小孩喜欢咿咿呀呀唱，因此儿童在言语上最先发达的是叹词、拟声词以及各种无意义的歌谣，比如小孩子看见树上飞鸟时发出“砰”“砰”的呼声，或碰到意外情况而发出“啊”“哇”的叫声等[16]。这些拟声词和叹词虽然将来的应用价值较小，但为适应儿童经验，初小国语读本中出现了大量诸如咪呜，哶哶哶、咪咪咪、吱吱吱、汪汪、喔喔喔、呷呷、嘓嘓嘓、叽叽叽、鼕鼕鼕、镗镗镗等字眼。同时考虑到小孩子好动，初小也侧重动作词语以及节奏明快的歌谣的学习。这种强调适应儿童经验的教材，也贯穿在文字与插图、句篇相配合的演进过程中。鉴于篇幅，此处不再详述。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of  Elementary Schools  from 1912 to 1949 in China
Abstract：The concep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a proposal to being popular is along with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s growing up. To a certain extent, it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which is brought about by the ideological changes in education．The work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re the results of practical use in materials and the pursuit of popularity from the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a reflection of children-based curriculum that can be established and strengthened. During 1912 and 1949,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works had been used a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for the repet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funniness of  subject’s knowledge teaching by repeating some stories and literalizing knowledge of all kinds. And variable forms, coherent content as well as a large number of meaningless onomatopoeia and meaningful verbs had been tried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which inspiration can be drawn to the se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for today.
Key words :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ldren's literature material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of Elementary Schools
参考书目：
1.    宋恩荣．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2.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3.    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4.    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课程计划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5.    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6.    黎锦熙．国语学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7.    王泉根．儿童文学有中小学语文教学．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8.    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上海：民智书局，1929．
9.    李伯棠．小学语文教材简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10.   张隆华．中国语文教育史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11.   张之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2.   刘增人．叶圣陶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13．叶圣陶等．我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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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三辑上册［Ｍ］，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163．
[2]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三辑上册［Ｍ］，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295．
[3] 顾树森．京津小学参观记［Ｊ］．《中华教育界》第4卷6期．
[4] 姜琦．自动主义的根本思想［Ｊ］．《教育杂志》第12卷第1号．
[5] 凌空．自动教育之精髓［Ｊ］．《教育杂志》第12卷第6号．
[6]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Ｍ］，上海：华东师大出版，1990：7．
[7] 张之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9
[8] 张之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6-7．
[9] 俞子夷．小学校初年级读法教科书急应改革的问题［Ｊ］．《新教育》第4卷3期．
[10]吴研因．以自编教材为主的旧小学语文的回顾与批判．手写稿复印本：63页．原稿存吴研因纪念馆．
[11]刘增人．叶圣陶传［Ｍ］．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45．
[12]吴研因．国语文教学法概要［Ｍ］．《新教育》第5卷第4期．
[13]吴研因，王志成．儿童读物的研究［Ｊ］．《儿童教育》第3卷8期．
[14]周作人．儿童的文学［Ｊ］．《新青年》第8卷4号．
[15]吴研因．小学国语国文教学法［Ｍ］．上海：中华书局，1921．
[16]朱文叔．关于小学国语读本的几个重要问题［Ｊ］．《中华教育界》第19卷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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