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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材
时间:2009年10月10日 作者:范远波
范远波§
摘要：儿童文学概念从提出到流行一直与儿童的教育成长问题相伴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思想变革所带来的教育内容的变化。民国时期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现，既是清末以来教材实用化、大众化追求的结果，也是儿童本位的课程观得以确立和强化的反映。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成为小学国语教材，主要以反复故事和各科知识文学化的形式出现，旨在解决国语教材的文字反复和知识传授所带来的趣味性缺乏问题。儿童文学教材进入国语教科书的丰富和完善过程凸现了三种积极的尝试，即尝试教材形式的多样化、教材内容的顺利过渡和衔接，以及无意义的拟声词和有意义的动作字词的大量运用。这些探索和尝试对今天的语文教材编写和组织都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教材；小学语文教材
儿童文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五四时期，是指以儿童为本位而组织的文学，是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这一概念从提出到流行一直与儿童的教育成长问题相伴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思想变革所带来的教育内容的变化。
一、儿童文学产生的背景
新式学堂分科教学以前，蒙学语文教材里面有自然知识、历史知识、生活常识和道德教训。这些知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是不容怀疑和亵渎的，儿童必须虔诚恭敬地去接受。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这些知识有一部分从语文科中分离出去了，语文教材的传道角色受到了强烈的挑战和明显的淡化。于是，在自动主义学习观和儿童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为满足儿童阅读兴趣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出现，或多或少受到清末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教材观、学习观和儿童观的影响。
1、教材观
清末新式学堂未兴办以前，儿童读物大致分两种: 一种是启蒙的，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日用杂字、日记故事、幼学琼林等；一种是预备科举考试的，例如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观止之类。读了前一种书，认识二千多个字，谓之“开蒙”。开蒙以后才开始读后一种书，从中积累一些句法、章法和修辞知识。因此前一种的编写意图主要是供识字和进一步研读圣贤经义打基础，而对围绕一定主题形成连贯篇章的训练，比如积字成句、句与句之间的连贯组合等，则不够重视，这种做法直接导致教材内容与民众的生活环境和口语实际相脱离，不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和实现教育普及的目的。
晚清在维新思想影响下，语文教材编写出现了一股追求实用化、通俗化的主旋律。与传统蒙学教材的编写不同，它重视“积字成句之法”，把识字教学与句篇教学融合在一起，在句篇中识字。这种新式教科书以分散识字为主，文字多重复，重视与口语联络，追求把日常口语文字化，以突出简单的造句和篇章教学。
民国初年公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文》对教材文章的规定除保持清末以来的实用要求外，特意增加了“富有趣味”的要求。在此精神影响下，教育界人士纷纷作出响应，呼吁实用性和趣味性教材。1917年，贾丰臻在《今后小学教科之商榷》中指出：“今之小学教员，辄以书店之国文教科书为教授资料，其对于程度较高者或另选古今韶文以渲染之，而一方面遽责儿童之作文不易改进，呜呼!使其作文果易改进，亦无当于职业，……今学校学生，国文能作策论，能撰诗词，而独于家常信札便条，婚丧喜庆往来颂辞吊辞等，反未能措之裕如，此实吾人所大惑不解者也。”[1]黄炎培在其1915年的《考察本国教育笔记》中也提到，“夫小学注注重实用，国文宜多为记述体，余所绝对主张，……国文与算术，为两大基本学科，算术系用规律的方法，以精密其思想，国文系用活泼的方法，以广博其思想”[2]。可见，民初的小学语文教材总体上追求实用性和趣味性。
2、学习观
前清的教学实际是教授、养护、训练三者并重，并把课堂上的一切现象都看作是教员一人言行的结果，教员习惯采用那种以五步教授法为主的注入式教学。
民国元年以后，一般教育界人士不满这种注入式教学中儿童的被动接受状态，认为它既不能适应培养新国民的需要，也不能顺应世界潮流，于是兴起了新教授方法的研究热潮，诸如勤劳主义、辅导主义、筋肉运动主义、循环发表主义等方法，一一皆由理论而进于实验，由实验而见诸成效。这些方法，简言之不外是教授时以儿童自己的活动为中心，教师立于旁观地位尽辅导之责而已。这些方法相对于从前重视知识授予、供给儿童明了观念的赫尔巴特之兴味主义有很大区别，被统称为自动主义教育法。
自动主义教育法适应了民国教育，成为评价课堂教学优劣的一项重要指标。1915年顾树森在考察各地教授法时，认为教授法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学生的自动方面关注不够。他说，“此次参观各学校之教授，教授之能用启发式者甚多，然用讲解式注入者，亦复不少，于儿童自己活动方面，似少注意。即用启发式教授者，亦不过教师发问，儿童答之而已。至于学生能自己研究，有疑难而问者，未之见也。况问答之时，教师仅能及于优等生，而于劣等生往往不能顾及”。[3]蒋维乔在记述长沙私立楚怡小学校时，也赞赏该校的国文教学多注重自动与实用。这些言论大体反映了民初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状况的转变。1913—1914年教育部视察各学区学务报告中，在小学国文教学方面也特别列有学生自动力的汇报项目，反映出民初对自动主义的推崇。
五四以后，自动主义成了教育界的时髦用词，自动主义教育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有人专门论证了自动主义教育的文化基础：（1）文化的根柢在于自我，自动教育就是要开发自我的自觉；（2）文化是活动的、连续的、创造的，自动教育就是以养成创造能力为主。（3）文化的根本方向是在人格的自由，自动教育就是要发展自由个性。[4]有人则把自动教育与民国教育宗旨结合起来，认为自动教育在使儿童自己感兴味，自己研究，自己发展，自己完成其人格，其目的在造成顺应世界潮流之健全国民。而“欲造健全之国民，必自培养其独立研究独立活动之资格。故儿童教育，不在注入知识，而在养成其自求知识之能力，不在为儿童准备将来活动之技能，而在养成其独立研究，自由活动之德性”[5]为适应自动主义教学，语文教科书的选材多选取生活日用的实物、场景、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以及勤学做人的道理等。
3、儿童观
清末在追求教材实用性的背景下，力求把儿童眼力和智力所及的实物和生活常识等编入教科书中，课文多选取具体生活场景和简单的生活情节，减少抽象的议论说教和情节复杂的故事等，这些努力主观上虽然没有跳出为成人生活准备的课程观，客观上却也照顾到了儿童的生活体验和心理特征。进入民国，在一片共和声中，儿童作为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就明确提出，民国教育要“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6]，这一思想伴随着五四的民主运动得以深入民心，出现了许多从儿童角度考虑的读物，大大地凸现了读物的趣味性。被茅盾称为“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第一人”的孙毓修，1909年就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国文教学部主编《童话》丛书，译介引进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国外作品，开阔了儿童的眼界，许多童话作品如《无猫国》、《玻璃鞋》《大拇指》等，都曾对当时的小孩产生过重要影响，冰心就说她十多岁时非常喜欢这些作品。还有专门为儿童创办的杂志，如《儿童世界》《少年杂志》《小朋友》等。《儿童世界》采集各地歌谣，介绍科学、冒险故事，翻译外国寓言、小说，推出大量适应儿童本能兴趣和爱好的作品，主编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宣言》中指出，“以前的儿童教育是注入式的教育；只要把种种的死知识，死教训装入他头脑里,就以为满足了。现在我们虽然知道以前的不对，虽也想尽力去启发儿童的兴趣，然而小学校里的教育，仍旧不能十分吸引儿童的兴趣，仍旧是被动的”[7]。他希望通过诗歌、童谣、寓言、独幕剧等去启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影响儿童的精神世界。
这一时期，许多作家也开始站在儿童的角度去思考文学创作，周作人在蔡元培创办的孔德学校发表演讲，指出“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看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为此他认为应该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迎合儿童心理来供给他们文艺作品，提供儿童的文学。郭沫若则从儿童文学的用语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儿童文学不是些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字”“不是些干板浅薄的通俗文字”“不是些鬼画桃符的妖怪文字”，而应该是由“儿童的感官以直诉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的文字[8]。与这些思考相对应的是，许多学者和作家都积极致力于外国童话故事的翻译和引进，致力于国内民间歌谣、故事的搜集和整理，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和语文教材的编写。比如叶圣陶创作的《稻草人》和黎锦晖的《老虎叫门》都是至今还广为流传的作品。
可见，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现，既是清末以来教材实用化、大众化追求的延续，也是儿童本位的课程观得以确立和强化的反映，它是汉语文教材摆脱私塾蒙学读物影响，逐渐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二、国语教科书呼唤儿童文学教材
新文学运动之后，尤其是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后，白话文成了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白话文教材浅显易懂，与儿童的口语和生活实际接近。但是，在如何引起和保持儿童的学习动机和兴趣方面，刚开始的白话文教材还不够重视。
新学制时期，一方面受杜威“儿童本位”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美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国内日益高涨的自动主义学习观的影响，白话文教材的编写才开始重视激发儿童的学习动机和兴趣：一是在形式上强调文字的反复出现，让儿童在多次接触刺激中不知不觉地、轻松地认识和掌握文字；二是在内容上强调趣味性，让儿童能够自动地去学习。
在国文教科书时期，小学识字很少考虑文字的反复问题，往往一个汉字出现一次就要求学生有意识去掌握。到了国语教科书时期，儿童本位思想流行，一切要有利于儿童的轻松学习。因此，文字在教材中出现一次，对学生的刺激量不够大，要求反复有规律地多次出现。为此，俞子夷还专门对新学制时期商务教材《新法国语教科书》的文字反复作了审查研究，研究结果为：
册数
总字数（个）
新字数（个）
新字百分比
平均每字反复 （次）
第1册
665
201
30．2
3．3
第1-2册
1910
422
22．1
4．5
第1-3册
4539
697
15．4
6．5
第1-4册
7994
939
11．8
8．5
第1-5册
12053
1144
9．5
10．5
第1-6册
17500
1384
7．9
12．6
第1-7册
23513
1597
6．8
14．7
第1-8册
23718
1854
5．7
17．6
把上表的次数结合教学进度来考虑，以每学期讲完一册，每学期二十周，每星期上课六天算，除原样反复外，新字在新地方的平均反复度分别为：
第1学期每隔 36．4天出现一次
第2学期终每隔53．3天出现一次
第3学期终每隔55．2天出现一次
第4学期终每隔56．4天出现一次
第5学期终每隔57．1天出现一次
第6学期终每隔57．1天出现一次
第7学期终每隔57．1天出现一次
第8学期终每隔54．5天出现一次
而美国同程度的语文教科书，新字平均反复次数达到53．8次，如果按照当时中国的上课时数计算，每隔2．2天就在新地方出现一次。而中国最快的都要36天多才出现一次[9]。
这一极大的对比，对国语教科书编写者是一个极大的警醒。于是文字反复的次数渐渐受到关注。然而，文字的反复出现，容易导致内容呆板。为此，儿童文学中的反复故事和复沓歌谣便成了两全其美的办法。
反复故事是指在编写故事时尽量考虑字词和句子的重复出现，同时又能突出故事的趣味性，如《小山羊》：
“小山羊找不到妈妈。咩咩咩咩叫。他碰着一只野兔。野兔问小山羊到哪里去。
小山羊说：要找母亲。
野兔说：我看见的。我领你去。
小山羊说：谢谢。
他碰到一只黄狗。野兔怕黄狗，逃了。黄狗问小山羊到哪里去。
小山羊说：要找母亲。
黄狗说：我看见的。我领你去。
小山羊说：谢谢你。
他们碰着一只狐狸。黄狗怕狐狸，逃了。狐狸问小山羊到哪里去。
小山羊说：要找母亲。狐狸说：我看见的。我领你去。
小山羊说：谢谢你。
狐狸走在前面。小山羊跟在后面。狐狸走得快。小山羊走得慢。
小山羊跌了，跌在泥潭里。小山羊跌在泥潭里。咩咩咩咩叫。叫了一夜。天亮了。小山羊的母亲，听见小山羊叫，来救他出来。”
复沓歌谣是指借鉴传统诗歌重章叠句的形式，同时又强调字句韵律的节奏感，如：
《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老和尚背着鼓来了。
《拉自锯》：拉大锯，扯大锯，用木头，盖房子。
《好月亮》：好月亮，好月亮，我心里爱你，请你从天上下来，下来；小弟弟，小妹妹，我听见你喊，我心里爱你，我不能下来，我还要照别处的小孩哩。
反复故事和复沓歌谣都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惯用手法。此外，拟人化也是描述儿童感受、展示儿童心灵世界的有效手法。采用这一手法的儿童文学，在民国时期被俗称为“鸟言兽语”。如：
猫先生说：老鼠呀！好宝宝买的糖食，你们不要去吃掉。好宝宝造的纸房子，你们不要去咬。好宝宝脱下来的裤子，你们也不要去咬。谁不听我的话，我就要捉住谁。
小鸭是母鸡孵的，他叫母鸡妈妈。母鸡说，我不是你的妈妈。小鸭没有妈妈，就大哭，把喉咙哭坏，他叫不出妈妈，只会叫呷呷。母鸭听得小鸭哭，就走过来，对小鸭说，我是你的妈妈，我忙着游水，请母鸡孵你，小鸭说，哦！原来母鸡是我的干妈。
尽管趣味性是儿童文学教材的重要特征，国语教科书呼唤这样的儿童文学教材，但是，如果忽视了教材的知识性和思想性，则违背了教育的本义。从上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有些儿童文学教材在适应儿童本位方面还是比较粗率的，教材内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教育意义，为趣味而趣味的痕迹明显。但是在当时，这种趣味性教材还是被认为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推广的，用吴研因的话来说，那就是体现“对学塾遗留下来的束缚儿童身心的封建读物的反抗”[10]。
三、儿童文学教材的探索与完善
清末以来的语文教材经历了从实用到趣味的价值追求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语文教材的思想性和知识性被高扬的个性自由发展光环所日渐遮蔽的过程。
1、儿童文学化教材的追求
清末新式学堂兴办之前的蒙学教材主要是记载圣贤经傅的古雅文言，重视宣扬经典古训的思想道德教育，与儿童生活情形相离较远；兴办新式学堂之后，小学语文教材就采用比较浅近的古语文或接近口语的通俗文去装载各种知识，力求向儿童传递和宣扬各种科学知识。这种改革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一切科学知识还是用成人的眼光去编制，枯燥乏味的实用说明文充斥语文教科书，既与儿童的现实生活境况不能融合，也让小学教员们感到不满。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小学任教的叶圣陶就深有感触地说，“先请求为父母的，儿童的一切本能都让他们自由发展。……我又请求为老师的，不要将学校成为枯庙，将课本像和尚念梵文那样给儿童死读。”[11]语文科一方面要儿童获得认识和运用文字符号的能力，一方面又要儿童了解教材内容获得各种知识。如果两者平均用力，难免两败俱伤，倒不如编些轻松的故事给儿童读，使儿童只觉故事有趣，不知不觉中把文字符号熟习了。
因为这样的主张，语文教材编写也开始有了“儿童文学化”的倾向。所谓儿童文学化，就是用科学的知识做材料，拿儿童的兴趣做编制标准，从实质方面看，是各科知识的读本，但是从形式方面看，却是文学。比如教学蜗牛的知识，假如对儿童讲“蜗牛有两个触角，背上驮了一个硬壳”。这样教儿童，儿童的兴趣提不起来，用“文学化”的手法，就可写成猫和蜗牛会话：
猫问蜗牛：住在那里？
蜗牛说：住在我自己的屋子里。
猫问：你的屋在那里？
蜗牛说：屋在我背上，我的屋子，不是用砖瓦木材做的，是我身上分秘一种液质，凝结成功的。我还有角在头上，这两个角可以看东西，也可以摸东西，在我觉得很便利的……
这样的叙述，很有趣味，这是教材“儿童文学化”的一个实例[12]。
在这种儿童文学化的潮流下，采用类似对话或独白形式介绍知识的课文大量出现，如水的说话、煤的自述、猪说的话、盐说的话、糖说的话、泉水和老树、毛虫和白菜、我的名字叫电等。
不仅如此，各书坊在民国新学制探索时期编印的小学国语教科书，都以儿童文学相标榜，编入了童话、寓言、笑话、自然故事，生活故事、传说、历史故事、儿歌、民歌等等。如商务印书馆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中华书局的《新教育国语教科书》及世界书局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等，课文的极大部分是采用物话的形式来编写的。以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为例，初小用的课文几乎完全采用儿歌、童话、民谣、寓言之类作材料，课文的主角多是猫狗牛羊之类的家禽或野兽，叙述方式也多为“猫说狗跳”类，其第一册第一课改变了以前的“人手足尺”为“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教育部不但给审定了，并有嘉奖的批语。为此，有人称这是语文教材“从人到狗”的时期，也有人认为这是“猫狗教育”时期。不可否认，这些教材注意到了趣味性和口语化。
同时，教材编写者还积极探索教材的趣味性、思想性和知识性的完美结合。比如吴研因创作的《花的嫁娶》，把早期性知识教育寄寓在歌谣中：
南一家，北一家，两家男女都叫花。花姑娘多美丽，花哥儿也不差。两个长的一般大，一个娶妻一个嫁。蜂大爷和蝶大姐，来做媒人传说话。甜蜜酒，请朋友，蜂爷蝶姐喝一口，带着花粉两家走。传花粉，入花房，花哥花姑结成双。不多几时生儿女，东一行又西一行。[13]
诸如此类的教材，一方面传授一定的知识，寄寓思想教育，另一方面也能满足儿童的阅读兴趣，使儿童的学习变得更为轻松愉悦。
2、儿童文学教材的类别与组织
儿童文学教材的早期探索主要在民间，到1929年民国暂行课程标准推出时，才逐渐上升为官方语文课程标准的重要思想，“儿童文学”成了每次课程标准必不可少的概念。如1942年国语课程标准标规定，读书教材“应编成记叙文或韵文等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可以说，自暂行课程标准到以后的四次课程标准的推出，国语教科书的课文几乎都是儿童文学作品或儿童文学化内容。
随着儿童文学教材的增加，教材编写者面临着深化认识儿童文学教材和有序组织儿童文学教材的重要任务。
认识上，儿童文学教材逐渐明确为五大类：1、诗歌，包括儿歌、童谣、新诗；2、童话，包括神话、史话、物话；3、传记，包括寓言、实话、游记；4、小说，包括传记、笑话、演义；5、剧本，包括话剧、戏曲等。这些文体形式并不是随便编入教科书中，而必须与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阶段特征相吻合，也就是说，这些文体在小学阶段必须实现动态的分配，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适应儿童阅读兴趣的发展而选用文体，二是为在各个阶段合理配置文体而确立文体的分量支配比例。儿童阅读兴趣的发展过程与其认识世界的方式密切相关，民国的研究者认为儿童眼中的世界经历着从灵性世界到童话世界，再到现实世界的过渡。灵性世界中的儿童以为他四周的东西都有生命，有时会和自己的玩具谈话，有时要问花在夜里是不是很寂寞；童话世界的儿童为自己创造了幻想的美好世界，这个世界无所谓正义、善良、公正、 诚实、慈爱等道德观念；而现实世界的儿童则喜欢把自己的生活投射到读物所营造的故事世界中，男孩沉迷于冒险故事或关于航空、森林、机械等读物，而女孩则对学校生活故事、家庭生活故事、以及爱情故事、花鸟故事等较感兴趣。针对这种阅读兴趣的发展过程，民国的一些教材研究者纷纷提出教材的组织意见。倡导儿童文学的周作人认为，三岁到六岁的儿童读物宜用儿歌，不重意义的韵语，六岁到十岁宜用儿歌、新诗、神怪童话、天然故事等，十岁到十五岁，宜用民歌、古诗、传说、写实的故事、寓言、戏曲等[14]。吴研因的《小学国语国文教学法》里也有详细的表，大略是：七八岁，宜用儿歌，谜语歌谣，新诗，童话，物语，民间的传说，自然界的故事；九岁十岁，宜用谜语，歌谣，新诗，近实现的童话物语民间的传说，动物生活的故事；十岁到十四岁，宜用乐府古诗歌叙事民歌，传记，写实故事，寓言，剧本等[15]。周邦道在《中华教育界》第11卷第6号发表《儿童的文学之研究》，里面也提到类似的文体组织意见。
至于文体的分量支配方面，自1932年正式课程标准开始，教材的分量支配就有了一定的规定。1932年课标不但对国语课文的文体分量作了规定，还对国语课文的内容分量作了规定。文体方面，普通文，一到六年级都占70%，实用文，低级无、中级10%、高级15%，逐渐增加；诗歌低级30%、中级15%、高级10%，逐渐减少；戏剧，低级无，中高级均为5%。内容方面，分公民、自然、历史、文艺、党义、卫生、地理七项，每项内容在小学各阶段的分配也有规定。
在这些意见的指导下，民国的教材编制者进行了三种积极的尝试。一是尝试教材形式的多样化，比如书信、布告、契约、规章和计划书等应用文教材，文字相对枯燥呆板，内容难有趣味。如果单纯把实用文编为一个单元，势必使学生对这个单元发生厌恶。他们一方面化整为零，把实用文附在某一个单元之后，实现普通文中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和实用文的妥为支配。如三十年代末中华版《新编高小国语读本》高小用第一册，将《校园植树计划》与人物故事《种苹果的老李》和《植物的创造者密邱林》联系在一起呈现，效果很好。另一方面将故事的内容装进实用文的形式里或将实用文的文字纳入记叙文中，如世界书局教材《苍蝇给蚊子的信》：
蚊子弟弟：
昨天一阵雷雨，把我们分散了，很是想念。
我回想昨天同你坐在窗前，欣赏那脏孩子的搔痒，我佩服你的把戏，实在有趣。
后来，脏孩子的姐姐要捉我，我就躲进厨房吃糕。并且移动我的脚，让脚上的微生虫下来散步。不久，脏孩子吃了那块糕，我也飞开了。
晚上，我听得脏孩子喊肚子疼，接连泻了三回。弟弟！我做的把戏，你觉得怎样？
你的哥哥苍蝇
八月十日
二是尝试教材内容的顺利过渡和衔接。同一主题的教育内容，在小学低年级就以动物为主角，到中高年级则过渡到以人物为主角。比如，同是教育儿童有智慧处事的两篇课文：
《老鸦喝水》：老鸦口渴，想喝瓶子里的水。但是，瓶子深，水又浅，老鸦喝不着。他心里很急，在瓶子旁踱来踱去。忽然他看见一堆小石子，就衔了几块，放在瓶子里。瓶子里有了石子，水就升上去了，老鸦喝得很舒服。
《司马光急智救朋友》：司马光和几个小朋友，在院子里捉迷藏。一个孩子因为怕捉着，立在一只大水缸上，不料两脚一滑，便跌在缸里。孩子们没有法想，都嚷着说：“缸里的水很深，怎样救他出来呢？”司马光却并不慌张，随手搬了一块石头，乒乓一响，把缸的侧面打了一个洞。缸里的水从洞口一齐流出来，那个孩子才没有淹死。
前者写老鸦的智慧，安排在小学第3册教科书中；后者写司马光的智慧，则安排第5册教科书中。
三是尝试无意义的拟声词和有意义的动作字词的大量运用。民国的教材编辑者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小孩喜欢咿咿呀呀唱，因此儿童在言语上最先发达的是叹词、拟声词以及各种无意义的歌谣，比如小孩子看见树上飞鸟时发出“砰”“砰”的呼声，或碰到意外情况而发出“啊”“哇”的叫声等[16]。这些拟声词和叹词虽然将来的应用价值较小，但为适应儿童经验，初小国语读本中出现了大量诸如咪呜，哶哶哶、咪咪咪、吱吱吱、汪汪、喔喔喔、呷呷、嘓嘓嘓、叽叽叽、鼕鼕鼕、镗镗镗等字眼。同时考虑到小孩子好动，初小也侧重动作词语以及节奏明快的歌谣的学习。这种强调适应儿童经验的教材，也贯穿在文字与插图、句篇相配合的演进过程中。鉴于篇幅，此处不再详述。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of Elementary Schools from 1912 to 1949 in China
Abstract：The concep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a proposal to being popular is along with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s growing up. To a certain extent, it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which is brought about by the ideological changes in education．The work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re the results of practical use in materials and the pursuit of popularity from the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a reflection of children-based curriculum that can be established and strengthened. During 1912 and 1949,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works had been used a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for the repet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funniness of subject’s knowledge teaching by repeating some stories and literalizing knowledge of all kinds. And variable forms, coherent content as well as a large number of meaningless onomatopoeia and meaningful verbs had been tried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which inspiration can be drawn to the se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for today.
Key words :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ldren's literature material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of Element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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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研因．以自编教材为主的旧小学语文的回顾与批判．手写稿复印本：63页．原稿存吴研因纪念馆．
[11]刘增人．叶圣陶传［Ｍ］．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45．
[12]吴研因．国语文教学法概要［Ｍ］．《新教育》第5卷第4期．
[13]吴研因，王志成．儿童读物的研究［Ｊ］．《儿童教育》第3卷8期．
[14]周作人．儿童的文学［Ｊ］．《新青年》第8卷4号．
[15]吴研因．小学国语国文教学法［Ｍ］．上海：中华书局，1921．
[16]朱文叔．关于小学国语读本的几个重要问题［Ｊ］．《中华教育界》第19卷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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