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考察中国乡村公益图书馆的现状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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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考察中国乡村公益图书馆的现状与未来

来源： 南都公益基金会   




　　昭通巧家县孙世祥图书馆的管理员张开五，两年来，她找到了一种宁静而充实的生活。

　　每天早起，步行到图书馆，开门整理图书，或者接待到访读者，办理借阅证。空闲时，每天最少阅读一小时。

　　张开五几年前毕业于巧家一中，后到昆明做过一段时间小生意，经营床上用品，“那段时间收入还好，但总觉缺点什么。”

　　2010年3月，立人乡村图书馆在巧家成立第五分馆，名为孙世祥图书馆。张开五觉得这是件好事，于是萌生了去家乡的图书馆做一名义工的念头。
　　在图书馆实习了一段时间，并通过考核，张开五放弃了小生意，做了一名图书馆的专职义工。尽管她拿着很少的薪酬，做着太多事情，却找到了曾经觉得“缺”的一切东西。

　　这不是一个“高中图书管理员的励志故事”，我想告诉你的是，像张开五一样的乡村图书馆专职义工，目前正在全国各地干着一项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却光荣无比的事业。

　　夏令营第一课

　　7月17日至19日，孙世祥图书馆举办了一期夏令营。为这个活动，张开五筹办了很长时间，还在立人乡村图书馆的网站上作了公布。

　　总共77人报名，夏令营举办时，来了67人，都是3年级到6年级的孩子。巧家是一个拥有四五十万人口的县城，金沙江穿境而过，夏天异常炎热。为安全起见，张开五将夏令营安排在一个学校内。

　　电话里问起举办夏令营的学校的详细地址，张开五略有戒备地说：“夏令营没结束，还不能告诉你。”说完后，双方都在电话里笑了。记者有些身份错位的感觉，像一个伪装为记者的恐怖分子。

　　夏令营，孩子们在操场上做游戏，听老师读书，太热的时候，就将活动搬到多媒体教室里。开营第二天，举办了一个讲座，相当于正式给孩子们上的第一课，来自浙江大学的志愿者讲了《如何防范泥石流》。

　　“原因很简单，这个季节多雨，巧家是山区，泥石流高发，要提醒孩子们注意，”张开五说。类似夏令营这样的活动，只是立人乡村图书馆要求分馆做的一小部分。在“立人”的介绍中，分馆经常会通过读书会、图书角、图书站等各种方式，将好书传递到读者中间。

　　云南唯一的分馆

　　孙世祥图书馆是立人乡村图书馆的第五分馆，也是“立人”在云南的唯一分馆。

　　孙世祥的兄弟孙世先，早在2006年2月前后，孙世祥遗作《神史》在北京举办研讨会期间，就听说余世存、李英强等人，早有做乡村公益图书馆的构想。

　　孙世先回家之后，次月在巧家开办了一个孙世祥读书社，租了一个房子，把哥哥以及自己的千余册藏书集中到一起。“但由于个人无法承担费用，读书社渐渐处于半停顿状态。”

　　2007年9月，李英强联合杨民道、张守礼、余世存等人，正式在北京发起“立人乡村图书馆”公益项目。到了2009年10月，一直想在云南开设“立人分馆”的李英强，因为清楚巧家的基本情况，也对作家孙世祥写作有共鸣，于是赶到实地考察。次年3月，“立人”在昭通巧家成立了第五分馆，这时，距第一分馆成立已过去两年。

　　优先选择近代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乡作为分馆地址，是立人的原则之一，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以“孙世祥”来命名位于巧家的分馆。

　　李英强说：“我们没有一个建多少图书馆的具体蓝图，我们的口号是‘到你的家乡去建一座图书馆’，因此，到底要建多少个图书馆，取决于到底有多少个‘你’的出现。”

　　这个“你”，是愿意出资、出力在家乡开办图书馆的人。李英强介绍，开办这样一个县域公益图书馆，大概需要有8-10万的启动资金，图书馆建立起来后，通过自费和募捐相结合的方式运作，其中包括房租、管理人员的薪酬、图书、设备等费用，每年需要投入4-10万。

　　并非书本扶贫

　　33岁的李英强，圆脸，穿着随意，下巴颏上的胡须，通常比头发长，在媒体上出现时，总是一副沉思的样子。他1979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县，与章太炎的门生、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是同乡。正是践行“到你的家乡建一座图书馆”的口号，2008年1月，“立人”第一分馆在湖北蕲春县青石镇正式开馆，馆名就叫“黄侃图书馆”。

　　成长经历可能是李英强发起乡村图书馆项目的主要原因。他小时候没读过几本像样的书，乡村的精神资源匮乏，幸运的是，他可以一路北上求学，直到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说起现在的农村精神资源，“恐怕没有比20年前更好，反倒有点恶化。”

　　李英强十分认同教育家朱永新的一句话：“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因此他说：“立人图书馆不能帮人发财致富，而是通过阅读塑造一个健全、独立的个体。”李英强喜欢引用鲁迅的一句话解释“立人”的终极目标：“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这决定了立人乡村图书馆的宗旨，“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教育行动，我们的目的是从图书馆开始，影响阅读，从而影响教育。”

　　在立人乡村图书馆，读者可以读书，有社科、历史、文学方面的经典书目；可看电影，如《放牛班的春天》、《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阿甘正传》等；也可听讲座，分馆常会邀请名人到场开讲。这些分馆，初步形成了一个社会交流平台，“立人的核心是人，立人乡村图书馆不是一个书本扶贫的项目。”李英强说。

　　一笔2.4元的捐款

　　四年多时间过去，立人乡村图书馆拥有了12个分馆，启动三年的时候，拥有7万册藏书，10家分馆，30位义工，4000多个活跃的借书证(目前已增加至7000多个)，平均按照每年3个分馆的速度在稳步推进。

　　每个分馆建立起来后，“立人”通过募捐方式，向各界人士募集图书。“立人”将接受捐赠的基本书目分为小学生、中学生、中小学教师等三个大类，再在每个大类里分出动漫、诗歌、艺术、历史等小类。

　　书目包括万象，有《小王子》、《夏洛的网》，有《瓦尔登湖》《双城记》《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有马克斯·韦伯、马克·吐温、亚当·斯密等人的巨著。这些在大学图书馆里才能一见的图书，目前已陈列在乡村图书馆的书架上。“我觉得这些孩子们很幸福，我小时候都没看到什么好书，幸运点的话，能看着一些连环画长大。”孙世祥图书馆的专职义工张开五说。

　　“立人”分馆也接受社会各界的资金捐赠。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萧今、法律学者贺卫方、历史学者张鸣都成了“立人”的捐款人，茅于轼还为“立人乡村图书馆”题了字。

　　声势浩大的郭美美事件，对中国公益事业产生了巨大冲击。但“立人”似乎从未受到质疑。捐款者从几元到几千不等，每收到一笔资金或图书捐赠，“立人”都会在网站上进行适时公布。在一份财务月报中，一名乡村小学生的捐款数写着：2.4元。

　　让好书“醒着”

　　受着各方的关爱和呵护，乡村图书馆的行进之路变得温暖，但它是否会面临“有馆有书却无读者”的尴尬局面？

　　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图书馆的“软肋”，但李英强想到了解决的办法。他督促每个分馆主动去寻找读者，带着适合的图书，到周边的小学、初中，甚至幼儿园去，将书分给孩子们传阅。

　　当书找到读者之后，如何开展有效的阅读活动？在各分馆，管理员会主动想办法与孩子们沟通，举办读书会、图书角等活动，让读者与图书馆发生关系。当然也可能有书送到孩子手上，孩子却不读的情况发生，“但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所有的书在孩子们手中传阅一圈回来后，基本上都很会变得陈旧、松塌，但不是主动破坏，而是认真阅读造成。”孙世祥图书馆的专职义工张开五说。

　　在最近的管理日志中，张开五这样写道：“使图书馆所有的好书都醒着，让人读到它，这是我作为立人乡村图书馆一个专职义工的想法和努力方向。再怎么好的一本书，如果将其束之高阁，或者任其在书架上沉睡，那么，不管它内容有多好，纸质有多好，封面有多精致，它都将失去价值和意义。”

　　温暖的力量

　　立人乡村图书馆的运作模式和信誉机制，取得了良好的口碑，捐款捐书者对其保持着良好的印象和黏力。江苏常州的热心人士夏阳，从2008年3月至今，每隔一段时间，便捐赠一批图书或者捐助一笔资金，从未停止关注立人的动态，这让李英强莫名温暖。

　　同样让李英强感到并不孤单的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像立人一样在从事乡村图书馆建设、培训各地师资的机构越来越多。2010年，在武汉召开的一个“公益图书馆”研讨会上，有80多个机构参加。

　　“参加会议的肯定不是全部，到了现在，我估计从事乡村图书馆公益项目的机构，翻一番肯定没问题，大概有200多家左右。”李英强说。

　　如今，在搜索引擎中输入“乡村图书馆”，各种名目、各种类型的机构不一而足，都在从事着乡村图书馆的建设，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乡村人文教育的重镇。

　　蒲公英图书馆创始人杜可名说：“通过在乡村建立图书馆，培养孩子对阅读的热爱，形成终身习惯，是希望他们在人生低潮时，能够获得温暖和力量，继续前行。我们不敢轻易说改变他们的命运，因为仅仅是建立图书馆并不会让他们的生活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杜可名同时说：“我们不仅仅是做图书馆，而是想推动教育的改革。‘阅读’只是一个载体，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好好培养孩子。比如，将一些人性化的教育理念传达给乡村老师，他们便能好好地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正因此，乡村图书馆对孩子和教师都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蒲公英乡村图书馆的志愿者王琳就是这样一名教师，她说：“以前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对学生态度不太好，看了图书馆里的一些教育书籍，接受杜可名老师的一些培训后，让我知道要用爱和关心对待孩子，我真的尝试这样去做。”

　　王琳讲了一个故事。她的班上有个同学叫赵保金，从四年级开始，就发现他很特别，不说话，不合群，成绩也非常不好，考试就是十几分，而且都不能完整读出一段话。

　　“我开始主动接近他，在路上看到他，主动与他说话，但这个孩子本能地抗拒。我慢慢改变方法，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也会起很大的作用。上课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叫他读课文，绝对不会有任何歧视的表现。”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赵保金慢慢接纳了王琳，他不仅能读出一段完整的话，有时还能背出一首完整的诗歌。他在作文中写道：“以前我不敢面对语文，现在我敢于面对了”。

　　蒲公英乡村图书馆第一个分馆建成后，杜可名遇到一个小孩，她这样写《海的女儿》书评：“我觉得这个女孩不应该为爱而死，她本来就应该过正常人的生活。”杜可名发现孩子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发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和声音。

　　“立人乡村图书馆”的另一发起人余世存先生说：“想起少时在乡村读书的情形仍不免感叹，一本书一本杂志被我们传来传去，最后都卷成不像样子，我们相信文字的力量。人的阅读兴趣、能力要从少时培养，如此才能面对文字和信息的泛滥、污染和匮乏。”

　　前行的阻力

　　然而，乡村图书馆在推进过程中，依然遭遇着很多的羁绊和牵制。

　　2011年7月中旬，在湖北蕲春县青石镇的青石中学——黄侃图书馆的原址，同样由李英强发起的“立人大学”开办第一期。

　　媒体报道，这所名为“立人”的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罕有的存在，它没有自己的校舍，没有校长，没有固定管理团队，资金依靠小额募款。学生是才毕业的高中生或者刚进大学校园的新生，它们在探索另一种教育模式。

　　在第一期15天暑期课程中，熊培云讲了“我的学思历程”，北京大学的张建讲了“国家：起源与组织”，刘瑜也到场讲了课。

　　这样新颖独特的方式，吸引了全国远道而来的80多名孩子，他们开读书会、仰望星空、吟诵诗歌，排练戏剧，课后反响强烈。但媒体鲜少提及的是，这次课程之后，给黄侃图书馆带来了意外的尴尬。

　　黄侃图书馆的专职义工陈远良说：“那次课程，引来了公安局的检查，之后，黄侃图书馆被迫搬出了青石中学。”李英强补充说：“第一期暑期学校的最后两天，确实遇到了一些情况，但没有准确的消息来源，也不清楚到底是谁给学校压力，让学校停止提供场地。”

　　“图书馆在学校里时，学生、老师看书都非常方便，开放时都很积极地过来看书。”陈远良说，离开中学之后，读者数量锐减，中学又进行封闭式管理，学生想看书极不方便。

　　陈远良还提到了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便是囿于应试教育和升学率的限制，校长和学校老师都不鼓励孩子到图书馆，担心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

　　李英强认为，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主流的教育观念，这种具有封闭性、排他性的主流价值观，捆绑了社会主流意识，无法形成自主教育、自主阅读的风气，致使大部分人因此无法认识其重要性。

　　在立人乡村图书馆落户各地的过程中，李英强还发现一个现象：“审批部门会先怀疑你一遍，假定你是一个坏人，然后作出更多的防备，设置各种忽明忽暗的框框条条，告诉你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蒲公英乡村图书馆的创始人杜可名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很害怕与当地政府合作，我们不太信任地方政府。”

　　一起憧憬吧  

　　尽管遇到重重阻力，但乡村图书馆的发起人们依然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李英强说：“目前立人只能是有多少人做多少事，有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有多少钱做多少事，不骄矜，不气馁，百折千回也好，千磨万难也罢，一点一点地向前走去。”

　　在他的眼中，目前建成的12个“立人”分馆中，没有一个是他理想的。他理想中的立人分馆，首先应该充分本地化，应有本地的理事会作为资源筹集机构及本地决策机构。“一个图书馆的持续运营，最不可缺少的是对人力的持续投入。如果本地理事会能够每年解决10万元左右的资金，用以维持一个小型专职团队，事情也就靠谱了。

　　另外，必须有独立建筑为依托，进退自如，可以迅速将服务触角延伸到各类学校和公共场所。同时能将便捷的阅读服务覆盖县域内的乡镇、农村。打破人与信息(不仅仅是图书)之间的障碍，让人可以自由地获取知识、思想。

　　“最好能为每个分馆请到一位学者作为主持人，类似古代书院的山长，图书馆的日常运营则可以由少量专职员工+大量长短期志愿者的方式来解决。立人分馆可以成为一种新式的开放的学校，接受一些青少年在此自主学习。”

　　这些都是李英强的理想，因为达到目标的路十分漫长且艰难，李英强先生更大愿望是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现在反思教育的人还是少，投入慈善教育的资金还是少。”

　　因此，立人的专职义工，每月的薪酬从几百元到一千多，超过两千的都很少。孙世祥图书馆的专职义工张开五，每月能拿到1800元的薪酬，她说：“已经足够我用了，反正我也不花什么钱。”

　　对于未来，张开五说：“我每天都很快乐，很充实。同学喜欢到图书馆里与我交流读书心得，我也会给他们推荐一些好书。不管怎样，我相信立人所做的事，是经得住放到阳光下去晒的。”

　　一起憧憬吧，多年以后，当那个不说话、不合群的小学生赵保金长大，希望他还能记起，老师王琳对他的微笑，以及乡村图书馆给他的精神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