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教育学

教师之友网

遭遇教育学
陈桂生
我这个人，早年就开始接触教育学，后来又属教育学科班出身。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还做过多年教研组长。然而，却一直没有教过教育学，也没有发表过有关教育学的文章。直到临近花甲之年，才一步一步走近教育学。而这一步一步行动，又并非完全出于本意。现在想起来，如果不是当时情势所迫，我这个人在教育学方面，很可能一事无成。姑且就讲一讲我的这种特殊遭遇。

一

我在私塾度过十载寒窗（1936—1946），从3岁到13岁。在私塾中蹉跎了童年与少年岁月。从14岁开始进小学（插入四年级下学期）。记得老校长董建功在上图画课时走到我身边，突然一声叹息，自言自语：“这个孩子可惜了。”转而又说：“你将来可以读师范。”他这么一说，仿佛使我的前途出现了一线曙光。从此，读师范就成为我渺茫的心愿。

1948年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之际，我就学的新巷口小学校长卷款逃跑。有一天，我的好朋友邵天祚对我说：“汪曾祥说，明天到学校偷书，你一道去吧。”汪曾祥比我低两个年级，是全校闻名的皮大王（我刚刚知道他是作家汪曾祺的弟弟）。我听到这个“偷”字，就吃了一惊，但禁不住“书”的诱惑。天祚了解我的个性。他说：“不要你动手。”校长室在我们教室的隔壁，上面是相通的。第二天，我战战兢兢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汪曾祥爬进校长室，天祚站在桌子上接书。当时教育部发给全国每所小学一套书。汪曾祥对书不感兴趣，他拿走了一只铅球，并随手拿了一叠书，交给天祚，约二十本。天祚说：“你将来要读师范，这些书你都拿去吧！”这些书有《曾文正公家书》、林汉达的《向传统教育挑战——学习心理学讲话》和沈百英编的儿童读物（《循环故事》等）。这是我接触教育书籍的开始。我都认真读了。

1948年底，家乡解放。我才有机会读完小学、初中和中师。在中师期间，同学们最不感兴趣的课程，便是教育学。1954年暑假，正值洪水泛滥。我组织外地回乡同学到河堤上防汛。日日夜夜，直到抗洪结束。被评为三等功，意外地拿到19元奖金。等于发了一笔大财。我立即买了三本书，即，叶希波夫、冈察洛夫的《教育学》、《毛泽东选集》第2卷和胡绳、于光远、王惠德编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在当时的同学中，即使有钱买书，像我这种选择，可算是绝无仅有。我认真通读了这三本书。中师毕业时，我被批准报考大学。在填写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学系（按当时规定，江苏省的中师毕业生，不得报考外省市大学。我最近刚刚听说，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汪幼芳老师破格录取了我）。

这些小故事自然微不足道，可是联系到后来的经历，不免感慨系之。尽管我早就对教育学情有独钟，并且教育学又一直环绕着我，而我又几乎与教育学失之交臂。

二

我怎么会一步一步走近教育学呢？说起来是一系列偶然事件促成的。

1988年，为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教育研究》杂志约请瞿葆奎教授撰写一篇文章，总结十年来教育理论研究的进展情况。瞿公提议由他、叶澜和我合写。请三位硕士研究生沈剑平、郑金洲、周浩波收集资料，由我执笔。此文草就后，言犹未尽，我又花两三天时间，撰写一篇文章，题为《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这是我治教育学的处女作。

1988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同湖南省教育委员会商定合办教育学研究生班（算得上国内开办在职教育学研究生班之始）。由瞿葆奎先生主持。瞿公约我主讲“教育原理”课程。先后商谈将近十次，我再三再四婉辞。直到1989年10月，觉得再推迟，将耽误开班。这才用了2个半月时间，草草写了《教育原理》讲义。原无出书之意，到了长沙当晚，看到打印得比较讲究的厚厚的讲义，才忽然萌生出书的念头。遂补充四章，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此以后，我一直成为研究生“教育原理”课程的主讲教师，直到退休。

1990年春节期间，瞿葆奎先生约张人杰、施良方和我，讨论“教育学重点学科”问题。我当时冒叫一声说，按照我们教育系在国内的地位，应当得风气之先，不妨开展“元教育学”研究。后来，居然把这个课题作为“博士点项目”，由我承担。其实，我当时只对“元学科”略有所闻，并不知“元教育学”是怎么一回事。既然列入国家学位办公室批准的项目，已经断了退路。成了过河卒子，只得摸索前行。从广泛收集资料入手，主要是历史资料。在范国睿帮助下，陆续得到一批国外关于教育学性质讨论的资料，但对“元学科”的性质依旧茫然。后来请黄向阳查阅各种“元学科”的解释，他居然查出二十多种“元学科”的简单解释。起初知道的样本，只有“元伦理学”和名不副实的“元科学”。后来查到布雷岑卡的《元教育学》，由黄向阳、冯建军、周兴国把整本书都翻译出来。我同他们把其中大部分章节，逐章逐节讨论。这便是《历史的“教育学现象”》、《“教育学”辨》和《教育学的建构》几本书的由来。从此，再想同“教育学”保持距离，已不由自主。

1990年，鉴于胡守棻教授主持的“德育原理”硕士点，已有三年未招生。为了保持这个硕士点，瞿公力主由我继续招生。鉴于自己年近花甲，从头学起，颇有困难，故非常犹豫。几经推迟，也推迟不了，只得勉为其难。同样，从广泛收集材料入手，同黄向阳、俞秀兰一道，从头学起。1992年，瞿葆奎教授主持“教育学分支学科”丛书编撰工作，并请黄向阳撰写“教育伦理学”。我只得同黄向阳、俞秀兰一道，从头学习伦理学。主要学习鲍尔生的《伦理学体系》和杜威、塔夫茨的《伦理学》。

我既研究“元教育学”，当然关注教育实践理论问题。约在1993年左右，唐莹从加拿大带回一本卡尔和凯米斯合著的《变成批判性研究：通过行动去认识》。根据唐莹的介绍，我对“教育行动研究”发生了兴趣。后来，查阅了有关“教育行动研究”的资料。我的几位研究生冯建军、周兴国翻译了《变成批判性研究：通过行动去认识》一书中的几章，曾令奇、朱晓红、张俐蓉参加翻译卡尔的《保卫教育——趋向批判的教育探究》。我同研究生一道讨论了“教育行动研究”问题。

我对“教育行动研究”的关注，原先只是为了探求教育理论与实践沟通的津梁，并不打算到中小学去进行“教育行动研究”的尝试。1997年上海市打虎山路第一小学和无锡市扬名小学，分别到教育学系联系合作进行教育研究事宜，心意很诚。单中惠、杜成宪和施良方都欣然同意。他们都想为教育学系别开生面，并委托我负责同中小学的合作研究。我曾极力推辞，实在碍于情面，只得支持黄向阳、胡惠闵、王建军和曾令奇，参与到中小学去研究教育。在他们的努力下，果然找到了一些眉目。1999年，我结束反聘，不再打算继续参与“教育行动研究”了，便把已有的研究成果，结集成一帙。这便是《到中小学去研究教育》一书的由来。

我于1996年退休，1999年结束反聘。当时写了一联：“粗茶淡饭杂书刊，这些福归老夫享受；传道受业解疑惑，那些事任小子安排”。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小子们”并不放过我。

1999年以后，郑金洲、杜成宪先后接任教育学系主任时，都立即约我给研究生开设“教育原理”、“课程论著选读”课程。他们心意很诚，却之不恭，只得从命。

同时，学前教育系朱家雄、华爱华先后接任系主任时，也约我给该系研究生上课。我原先从未接触学前教育，又无法推辞。于是，又少不得从头学起。我立即买了全套同学前教育相关的教材，阅读了学前教育名著，查阅了学前教育的历史资料，并经常向华爱华请教。在此基础上，先后开设“学前教育论著选读”和以学前教育研究为重点的“教育原理”课程，并主持“学前教育论坛”。从而对学前教育问题获得了大致了解。

1999年，研究生曾令奇毕业。我介绍他去民办教育研究所工作。所长胡卫欣然允诺，但希望我也参加民办教育研究。我对民办教育素不关心，自然婉言谢绝。他要我了解情况后再说。考虑到曾令奇将从事此项工作，也就在无意中搭配进去。民办教育研究所的运作，不同于学院式研究。各种现实的信息纷至沓来，不断有新课题提出，使我大开眼界。我也想摆脱经院式研究的局限，寻求同现实息息相通的研究道路。于是，又从头学起。除参加一些合作研究以外，又撰写《中国民办教育问题》一书，作为这段研究生涯的纪念。

  就这样，在临近花甲之年和古稀之年，被一个又一个偶然因素，推动着，牵引着，不由自主地一步一步走近了教育学。

如果没有瞿葆奎先生和张人杰、单中惠、施良方、郑金洲、杜成宪、朱家雄、胡卫诸兄的推动，没有范国睿、黄向阳、冯建军、周兴国、曾令奇、胡惠闵、王建军诸位学子的大力支持，真的就会同教育学失之交臂。

三

一个接一个的偶然因素，为什么会成为我走近教育学的机遇呢？法国科学家巴斯德说过：“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许多朋友不肯放过我，或许正是认定我这个“有准备的头脑”。

我一向对教育学情有独钟，从未动摇。在大学本科学习时，受到先师萧承慎教授悉心指导。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几乎每个星期六（或星期日）夜晚，都是在先生家度过的。当时教育系许多老师和同班同学都知道。据说我大学毕业后，萧先生向系里建议：“让陈桂生搞业务。他不适合做行政事务。”

我在1961—1963年间，系统阅读教育名著，从柏拉图《理想国》到凯洛夫《教育学》。每读一本著作，都有系统的笔记。后来重新阅读、整理，形成《教育名著指要》（未刊本）。

我在1975—1985年间，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列宁论教育》。先后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文章68篇和《人的全面发展与现时代》一书。

有道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来临，但是能很好地利用它的，只有少数”。我并不是善于寻找机会的人，但算得上是认真利用机会的人。因为我并不轻易作出承诺，一旦承诺，总是认真对待，不惜从头学起。由于得到别人的放心与信任，机会也就接踵而来。如果光具备“有准备的头脑”，而不兑现承诺，也就容易坐失机会。

四

我遭遇教育学的经历，说明什么问题呢？

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人生旅途中，那么早就关注教育学，且一生都被卷入教育学的漩涡中。但又几乎同教育学失之交臂。又是一个接一个的偶然因素，促使我结缘教育学。可见，在个人成长过程中，难免受到机遇的支配。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并不是没有机会承担教育学教学任务，是我自己觉得教育学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譬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恢复教研组时，允许个人自由选择。我选择的是“教材教法研究组”。但是只担任两个月教研组长，就被调到市里去参加编写教育学。可见，是我自己既关注教育学，又疏远教育学。

如果说，我最终在治“教育”之学中做过一些事情，那么可以说，凡是我达到的成就，教育学界的年轻朋友都比我更有条件达到。这是由于：第一，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到14足岁才有机会进小学。我的童年与少年岁月都被耽误了。我从大学毕业（1959）到“知天命”之年（1983），基本上是在激荡的政治风云中侥幸度过的。第二，我是外语盲加电脑盲。第三，从“花甲之年”起步，无非是“没事找事做”，别无所图。缺乏内在动力，对外在吸引力也不感兴趣。

无论是哪一位年轻的朋友，不比我的条件更好吗？

资料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171a0b0100dix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