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有一个“知识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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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一个“知识阶层”
丁帆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9月25日   13 版）

    的确，诚如以赛亚·伯林所言，没有众多的知识分子精神贵族的存在，就难以形成一个有庞大合力的“知识阶层”，而没有这样一个阶层，一切所谓启蒙运动就会陷入永远的彷徨之中。
    以赛亚·伯林在与拉明·贾汉贝格鲁论及“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这个问题时，认为“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intelli?鄄gentsia）这个词是一个俄文词，为了区别它与“知识分子”概念的不同，伯林做出了概念的梳理，并以英国、法国和俄国18世纪以来的思想家为例，区分其中的迥异之处。
    在柏林看来，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是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只对观念感兴趣的人，他们希望尽可能有趣些，正如唯美主义者是指那些希望事物尽可能完美的人。”也就是说，作为单个的“知识分子”，他追求真理的方式是用自己获得的知识体系去观察世界，阐释和发出自己的观点与个人的声音，从而对他人与社会产生对话和影响。但是，作为个人，他的思想观念永远是孤立的，不能形成一种巨大的合力，去推动一个思想运动的形成。正如伯林说英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团结奋斗，没有结成队伍”那样，知识分子如果仅仅是凭着个人的兴趣与好恶去积累知识和思考问题，而没有形成一个价值观念统一的群体的话，那么，他们就不能构成一个有着共同历史认知和知识谱系，并有一个共同价值与伦理道德底线的“知识阶层”群体。只有形成一个“知识阶层”的共同体，才能构成一个推动历史进程的强大“合力”。我以为，法国大革命也好，俄国革命也好，没有这样的一批支持或抵抗革命运动的“知识阶层”的群体存在，其影响就不会是世界性的，也不会对各国的革命或改革思想运动形成如此波澜壮阔的影响。其实，我们对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有许多理解的误区，从卢梭（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主义）到托克维尔；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列宁、斯大林；再从陈独秀到毛泽东，我们对这些革命运动最为壮观惨烈的国家“知识阶层”的整体性梳理还缺乏更为客观的历史分析，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交锋还缺少更深刻的认知，甚至是许多误读，例如在考察托克维尔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观念的真实阐释时，倘若不读他的其它著作，尤其是《论美国的民主》，我们就会陷入只言片语的误读之中（我将专门另著他文探讨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才是“知识阶层”呢？
    我个人认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特指有着强烈个人信仰和独立思想的人文知识分子，因为，知识的获得是属于科学的范畴，而获得智慧才能使人进入哲学思考的层面。就此而言，我们往往笼统地把一切有学历的人，包括理工科的技术人员都称为知识分子，这样的硬性划分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误解。总之，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获得人文的教养从何而来，只要他具备了哲学层面的思考能力和坚定的人文信仰，他才能称得上是知识分子。
    我注意到伯林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对俄国和苏联的“知识阶层”进行了密切的关注，一直到他死前的苏联解体后还对这个阶层做出了预言性的判断。他认为“知识阶层在历史上是指围绕某些社会观念而联合起来的人。他们追求进步，追求理智，反对墨守传统，相信科学方法，相信自由批判相信个人自由，简单地说，他们反对反动，反对蒙昧主义，反对基督教会和独裁主义的政体，他们视彼此是为共同事业（首先是为人权和正当的社会秩序）而奋斗的战友。他们中的一位在19世纪60年代就说过，他们这些人类似骑士阶层，为共同的誓约，为不惜献出生命也要取胜的信念而团结在一起。”伯林进而将18世纪聚集在巴黎的贵族知识分子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孔多塞这样的一批思想家指称为“知识阶层”，其衡量的标准仍然是：“他们互相了解，他们讨论相同的观点，有共同的立场，他们遭到共同敌人的迫害，而敌人就是教会，就是独裁主义的政府（那些扼杀真理的不光彩的东西），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为光明而战的斗士。知识阶层产生的前提是启蒙运动的信念，这种信念鼓舞人们起来跟反动势力作斗争。这也说明，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有明确意识的群体为什么容易产生在有强大的反教会（比如，罗马天主教或东正教）的地方。因此，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都出现了真正的知识阶层，而挪威和英国则没有真正的知识阶层。新教教会还不至于让人觉得它对自由和进步的观念构成严重的威胁。”显然，以批判的精神和姿态介入社会革命或改革，从而以此推动人类思想的进步才是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存在理由和依据。如果用这样的定义和概念去回眸并衡量中国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的话，的的确确，我们不可能看到一个如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那样一个有贵族文化血统（而非“血统论”）的“知识阶层”。也许，它与薛果先生推断的“民族性格”有关系，但是，与“长期以来经济落后”并无关系，况且，近代中国并非是因为经济落后而挨打，而恰恰是因为太富足而使西方列强垂涎欲滴，这一点朱维铮先生在《重读近代史》一书中就有详细的经济数据采集，因此，他才否定了“两炮论”：一炮是鸦片战争把中国轰入了现代；另一炮是“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这样的“民族性格”与中国的士大夫式的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大的关联性呢？
    我发现在《苏联的心灵》这部编年史的学术随笔集子里，伯林在其40年代的著述里，开始是使用“知识分子”和“知识界”这两个术语来概括一大批作家群的，包括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斯塔姆这样的作家应该是伯林心仪的“知识阶层”，虽然他当时还没有明确地使用这一专有名词；而到了50年代，尤其是在1957年撰写的《苏俄文化》一文中，他就俨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以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变化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我认为他把革命的动因上溯到卢梭培养出来的雅各宾派理论，乃至上溯到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是有道理的，因为，任何知识分子都是源于对一种理想的追求而存在的，问题就在于这种理想的理论有多少是合乎合理的人性与人类发展需求的呢，有多少是真正从信仰出发或是从个人的利益而出发的违心顺从呢！我注意到一个论证的细节，那就是伯林对斯大林专制主义下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进行的批判远没有他对苏俄文化中逝去的“知识阶层”血统更为痛心疾首的了：“如何能够让这样一个为欧洲语言增添了‘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并为革命胜利起了如此突出甚至决定性作用的知识阶层，在这么长的一段时期内如此绝对地俯首帖耳呢？这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流血牺牲为整个革命播下了种子，其中列宁在推翻旧制度保卫新制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领导角色远非马克思所能及；在遭到摧毁时，他们也没有大声疾呼：只是流亡国外的有一点愤慨的声音，但在苏联国内则是一片沉默和完全的屈从。仅仅通过恫吓、酷刑和暗杀在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据我们所知，这个国家早已对这类方式司空见惯，但仍然在19世纪的很长时间里保持了一种活跃的革命地下活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斯大林通过他自己对统治术的独创做到了这一点———这些发明值得每一位研究统治的历史和实践的学者关注。”显然，伯林对苏联时期失去了19世纪俄罗斯“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那个强大的“知识阶层”是十分不满的，尤其是对“某些知识分子真的可以说是统治集团的御用走狗（其中一些人行动迟缓而不情愿，另一些人则知足常乐、因自己能干而得意洋洋）。在那里，远比西方更明显的是，思想、文学和艺术作品用来为残酷事件的合理性作辩护，或充当它们的烟雾，或作为逃脱罪孽感和愚昧感的工具，或作为麻痹人民大众的鸦片。”这种斯大林式的“国教”使知识分子丧失了认知真理的能力，“这种漫画式的国家统治已经败坏了社会理想主义传统的声誉，清洗了与之相关的知识阶层，其结果或许比单纯迫害更彻底。”
    使我困惑的是，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林为什么不把索尔仁尼琴这样有着激烈地反叛意识和批评精神的作家也归为“知识阶层”呢？我想，无非是他认为索尔仁尼琴还只是依靠本能地、下意识地反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已，而没有真正进入一个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的层面。
    反观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确实聚集了一批知识分子在反封建、反专制、反传统的旗帜下，为建立一种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而发出了自己各自的思想见解，其批判的火力不谓不猛烈，但是，为什么这场所谓的启蒙运动很快就在各自吵吵嚷嚷的理论主张中迅速瓦解了呢？究其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人文知识储备欠缺外，许多人往往只是取一瓢水饮，而缺乏更多不同思想观念的参照系，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相同的观点”和“共同的立场”———这也许就是一个“知识阶层”群体能否结盟的底线！从这里，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和寻觅到鲁迅为什么会写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悲凉诗句的准确答案来。虽然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运动中找到了追求真理的目标，但是由于传统士大夫的文人传统的根深蒂固，使得他们一个个都想独立门派，创造自身的学说，成为单体知识分子个人的学术目标，而没有为“相同的观点”和“共同的立场”而不惜牺牲自身利益的自觉意识与献身精神，这一点恐怕连古代的门阀和学派中的士子都不如，表面上，它是尊重了个人的自由，本质上却是涣散了队伍。在选择思想道路时，各执一词，这一点最终恰恰是被俄国式的民粹主义革命乌托邦所诱惑———它不仅有描绘得绚丽多彩的未来美好世界的蓝图，而且还有纲领性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严密的党派组织和纪律。所以它才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一批知识分子向左转。这和伯林所说的别尔嘉耶夫那样的“向左转”是相同的，但不同的却是别尔嘉耶夫最后觉醒了。这不能不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单体的“思想革命”转至为整体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一个清晰的思想轨迹。
    1922年留学英国的金岳霖写了一篇文章《优秀知识分子与今日的社会》，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四点希望：一是“希望知识分子在经济上独立”；二是“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不做政客，不把做官当作职业”；三是“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就变作一个不折不扣的机器”；四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与一群志同道合者在一起。”这个书生在西方贵族文明的语境熏陶下，试图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造就出一批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他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是善良和美好的，但是，这在士大夫气质传统尤甚的“老中国儿女们”的思想中是行不通的。且不说中国社会不会提供这样的贵族气的知识分子环境，就其自身依附和投靠官府与体制的思想就是根深蒂固的。少数“西方派”留学生的话语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声音还是很微弱的，其中师承白璧德一支的“学衡派”被打压却是在那个语境中易如反掌的事，而“东洋派”之所以能够在“明治维新”中谋求一条可以被“五四”新知识分子广泛接受的路径，就是日本文化里有许多与中国士大夫文化血脉相通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找到一种名义上反传统而骨子里却又有归属感的旧文人的气节操守与王权思想。也许这就是鲁迅一直在革命的十字路口彷徨的缘由，他也经历了对俄国革命的赞美和怀疑的过程。但是，毕竟也难逃出阶级论思想的笼罩，因为他死于1936年，如果再多活几年，甚至是多活一两年，就能够看到斯大林后来的行为，或许他也就不再彷徨了。像钱锺书那样机智的“西方派”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说鲁迅写短篇很好，写长篇就不行了，其《阿Q正传》他也认为不怎么样，评判虽然犀利尖刻，但是其中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却是意味深长的。可惜历史没有给鲁迅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巨匠留下做出正确判断的时间和空间，甚至深刻反思的机会。
    为什么“五四”知识分子大多数选择了俄国革命的道路？就连孙中山、蒋介石也概莫能外，不是因为历史的误会，他们在革命的前期是与俄国革命思想相通的，就因为俄国革命（当然亦包括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俄的独裁主义的专制，直到“十月革命”以一种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替代了旧有的封建专制主义，为工农大众的解放提供了思想资源与实践模式，因为它描绘出的美丽图景正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境界。这就是陈独秀当年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楷模的动因所在。多少年后，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在重新反思这场启蒙运动时，对苏俄式的革命，尤其是对斯大林走向了专制道路的事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从中，我们似乎就能够看清“五四”“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缘由了。
    伯林把俄国的思想者分为“斯拉夫派”和“西化派”，和中国“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较，他们的特征又在何处呢？伯林甚至并不将俄罗斯“黄金时代”的许多大思想家和大作家都划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面：“我认为不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知识分子，他还讨厌知识分子呢！托尔斯泰并不怎么看重知识分子。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契诃夫不能说是知识分子，正如不能称狄更斯、巴尔扎克、福楼拜、乔治·桑、勒南和尼采为知识分子一样。斯拉夫派的成员更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以神学为旨归的作家。在19世纪，人们无法设想会有什么信教的知识阶层。到了20世纪，这才有可能。因为，有些神学家和教士，如别尔嘉耶夫和布尔加科夫，向左派转变。而且，教士们在全国来来往往，那时‘左派教士’成了老生常谈。”从这里，我领悟到了伯林的判断，他认为“斯拉夫派”是传统的俄国旧文人的代表，当然这并非贬义，直到别尔嘉耶夫在20世纪里的华丽左转，知识分子才完成现代之转型。查阅《不列颠百科全书》，我才真正理解伯林的意思：“别尔佳耶夫（1874—1948）。宗教思想家、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曾对人采用卡尔·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批判。……1894年起就从事马克思主义活动，1899年被判处在俄国北部流放3年，……1917年他拥护新政权，1920年被任命为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两年后因不接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被逐出苏联。……1922年和其他流亡者在柏林建立哲学与宗教学院，1924年就学院迁往巴黎，并创办了《路》（1925—1940），在该刊中批判俄国共产主义。在法国的俄国流亡者中，最为有名。……他认为‘现代史的矛盾’预示着一个‘神人创造’的新时代，而人在这个时代里可以使世界充满活力。尽管他谴责‘苏维埃制度的罪恶和暴力行为’，但仍声称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取得的进步中，看到了‘神人创造’的迹象。重要著作有《自由与精神》（1927）、《论人的命运》（1931）、《俄国共产主义之起源》（1937）等。”也许别尔嘉耶夫使许多俄国和中国的学者肃然起敬的原因就是他的坎坷人生经历中充满了一种执着的批判精神，那种“首先是为人权和正当的社会秩序而奋斗”的真理追求。他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沙皇和教会，也同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种恒定的反对“独裁主义的政府”的价值立场的体现。伯林认为在俄国，“斯拉夫派”和“西化派”的矛盾是一直延续着的，他甚至将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作为两种对立的代表人物加以区别，才使我真正认识到了苏联时期知识分子的本质区别：“赫尔岑呼唤自由的洪亮声音又能听见了。矛盾在继续下来，只要存在着指令性经济，加上对非俄罗斯人行动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衡量标准，争执就会继续下去，追求自由的党派会起来造反。索尔仁尼琴不是反对权威的，他反对的是特殊的共产主义的权威。而萨哈罗夫和他的朋友们才反对一切形式的非民主制度。索尔仁尼琴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也不是斯拉夫派的一员。他关心捷克人、波兰人或斯洛文尼亚人吗？当然，人们可以从许多角度反对一种邪恶的统治。”从这里，我才找到了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林为什么如此尊崇帕斯捷尔纳克，而对索尔仁尼琴三缄其口的答案了。同时也理解了他为什么对充满着贵族气质的阿赫玛托娃如此的敬慕了，同时，也顿悟了他对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瓦和布罗茨基的态度，更深深地理解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粹主义思想影响了列宁的“十月革命”所抱有的那种深刻地反思。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该持守的价值立场就不言而喻了。但是，我并不同意伯林将“斯拉夫派”打入“知识阶层”另册的观点，这种观念的偏见，恰恰抹杀了俄罗斯“知识阶层”的传承血缘关系，因为“斯拉夫派”虽然有民粹主义主义的保守倾向，但是，他们对专制主义却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直是持批判态度的，这乃是“知识阶层”最起码的共同底线，我们不能机械地去以派别来划分“知识阶层”的各种群体，而是要视其批判精神是否符合人性和人类进步的需求而定，即便是政治上的反动，你也不能取消他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权利和义务，因为知识分子只有在不同的观念搏击中，才能最后还得真理的胜利。
    在1990年撰写的那篇并不长的《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一文中，伯林总结道，在漫长的苏联时期，俄罗斯的那种“知识阶层不同程度地被系统地瓦解了，但并没有完全被消灭。”“我花了数年时间研究19世纪俄国知识阶层的思想和行动，发现这场运动还远没有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正如现在还可以这么称呼它———而且延续到现在并正在恢复昔日的活力和自由，这是一个启示，同时也让我感到无比的欣慰。俄罗斯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他们获得自由，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必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纵观以赛亚·伯林对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斯大林时代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以后俄罗斯知识阶层的心路历程，其中许许多多地方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描述是何等相似乃尔，但是，有谁对中国知识阶层进行过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批判呢？尤其是那种鞭辟入里的的思想与灵魂的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