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鱼解字》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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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鬥争你不懂 作者： 流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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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无轮子战失單 作者： 流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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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是英文产不生 作者： 流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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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中空了家中头 作者： 流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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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己无心如何恋？ 流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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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一划少不得 流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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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尽情嘲笑正字控

文/枫林仙

9月18日下午，82岁的老文人流沙河（真名余勋坦）斩钉截铁地说：“每一个正体字都可以证明自身的存在，而每一个简体字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理由。”理由呢，流沙河给出的是，“因为使用简化字，我们已经很难明白古人的真实意思。”

今年以来，流沙河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开设“简化字不讲理”专栏，大谈他的汉字“研究”，以攻讦简体字为唯一鹄的，忙得不亦乐乎。虽然专栏文章在文字学方面的专业性几乎不值一提，但却甚为热火。翻看其下的评论，大多数叫好不断。多是不明究里的宣扬“中华文化”、“传统文化”、“台湾正字”之类的论调。俨然在开繁体字追悼会。

然而，此翁对简体字的攻讦却常常可笑得没有常识。例如，此翁以“猫”字为例，称“貓”字化为“猫”字，偏旁由猫科而犬科，违背科学。真是奇哉怪也！猴字向为犬旁，繁体亦然，此为科学乎？这种论调已近于无理取闹。又如，“農”简化为“农”，他认为消灭了其中包含的古代采蚌壳为农具，晨兴以犁田之诗意。其实简体“农”字来源于草书“農”字，乃草书楷化。难道古人写草书是为了抹杀掉“農”字的诗意？

这种几近于罗织罪名的控诉，往浅了说是文字膜拜，是文化恋尸癖。

流沙河及其拥趸作上述怪论的最重要理由是，繁体汉字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然而此种论调同样可谓奇哉怪也。文字等于文化吗？繁体字亦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拿传统文化说事无非是扯虎皮做大旗，既夸张，又虚娇。日本使用汉字的历史超过千年，近代以来亦实行汉字简化，其不少简化亦不符汉字结体规则，若沢、広、駅、渓、団等类。为何不见流沙河等人哂之斥之詈之贬之？但若论对中国中古文化遗产的保存，两岸三地又能与日本比得了多少？

而且目前在大陆地区，为进行古典学术研究而出版的繁体字著作绝对数量并不小于港台。相反，倒是港台的学者和学术机构经常要向大陆购买此类繁体字出版物。而任何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大陆学者，在识用繁体字方面，都没有重大障碍。这也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因为使用简体字就灭绝了。

但是关于所谓繁体字的各种酸不啦叽的奇谈怪论绝非文字守旧主张，其实质乃是要批评官方政策。背后充满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目前使用繁体字也成了某些人自封的政治正确，例如，今年7月，信奉左派意识形态的香港演员黄秋生在微博中叫嚷，“在中国写中文正体字居然过半人看不懂，华夏文明在内地已死。”事后黄秋生遭到舆论有理有据的反驳，不得不偃旗息鼓，道歉作罢。其实还在2012年10月，黄秋生就曾以自己会写繁体字傲慢地攻击明星罗志祥的粉丝，还要“教他们写正字”。当时许多人只当那是口水仗，不了了之。

流沙河和黄秋生等辈不过冰山一角。水面下是一大波民国粉、台湾粉、香港粉以及莫名其妙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分子。他们无非是不满当下，满怀仇恨，拿繁体字和简体字说事，无非是要以古讽今，以古刺今，以古虚今。

其实他们的论调即便放在文字学上也站不住脚。简体字由来有据，本属当然。例如，文学字专家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考证说明，七成以上的简体字来源于古人的所谓俗字。今天通行的简体字“礼”（繁体写作“禮”），早在唐代就已出现。在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书写的玄秘塔碑帖中，就已是如此写法。

民国时亦推行简化字。1935年（民国24年）8月21日，王世杰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1400号部令，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共计324个。同时，公布《推行简体字办法》9条。《办法》规定：“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该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并通知各印书馆，从1936年1月起，课本、读物不用简体字不予审定。这一史实实实在在地扇了所谓民国粉重重一记耳光。

而简化字运动自钱玄同推行伊始，便与汉字革命纠缠在一块儿。特别是拼音化和拉丁化运动，宣扬废除汉字，以兴中国。被民国粉狂热吹捧的鲁迅就是汉字拉丁化运动的支持者。他曾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中明确表示：“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但是实际上汉字拉丁化和废汉运动与汉字简化之间并无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只不过是历史偶然造成二者的高度混淆。这也是两个运动最终结局有重大差别的原因。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上世纪五十年代曾集中全国专家深入讨论过汉字改革问题。经过慎重讨论，最后确定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按照国际化要求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这一方案中保留了较强烈的替代汉字的废汉倾向，但由于其严格的规则性与国际通用性，现在已成为汉字拉丁化翻译的标准依据。曾经显赫的威妥玛式拼法和民国时期制订的国语罗马字拼写法早早被抛弃。甚至连一向反陆的台湾也最终采用了更完善的汉语拼音方案。1999年7月，李登辉时期，台“行政院教育改革推动小组”决议中文音译采用汉语拼音。2000年陈水扁上台，全面力推汉语拼音。2009年3月3日，台湾当局强令要求全台各地368个乡镇的地名一个月内恢复使用汉语拼音。这一事实恐怕会让台湾粉们脸上硬生生地作痛吧！

另一方面则是制订汉字简化方案。对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稍有了解者，便清楚该方案虽然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大体上是尊重汉字演变传统和历史积累的。以采用古代俗字和草书楷化为主要方法，大体上符合汉字规律。其中不足之处容可批评改进，只需平心静气商榷讨论即可，但绝不至于一竿子打倒。

事实上汉字简化几乎是历史趋势。繁体字控们标榜台湾用繁体字是正体字，其实无知透顶！例如，“秋”字其实就是简体字，现在通行的繁体字书籍中多用此字，其实严格来说，应该写成“穐”或者“龝”。而秦朝统一汉字为小篆，其实也是一次对之前汉字简化字的整理和结集。康熙字典里五万余个繁体字，你识得的有几个？

如果多看看普通台湾人手写的汉字，也会发现他们其实早就已经繁简混用。两岸三地有些人视繁简之别若水火，将其意识形态化，仿佛识用得了繁体便是高等华人。其中的愚蠢无可救药。

谚云：一为文人便不足观！流沙河这位当了二十多年右派的文人要批评现状却不敢直话直说，偏偏选择此处下手。可谓既矫情又猥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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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危机，汉字繁简之争与汉语殖民地化问题2013-12-22
作者：侯峰





香港演员黄秋生的一句：「在中国写中文正体字居然过半人看不懂，哎，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的议论经媒体报道後，引发华人圈的广泛争议。其实中国人瞧不起自己的文明，包括台港在内中文殖民地化才是华夏文明衰败的根源。现在许多中国大学甚至文科专业都不学“大学语文”课了，中国的大学生特别是学理工科的，连起码的中文语言和文学素养都没有却把学英语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这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悲哀，更是民族缺乏自信、妄自菲薄的突出表现。
台港看不惯大陆的简体字早已不是新闻，不过声言大陆人民因看不懂繁（正）体字，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的推论太牵强了。由于历史原因台港和大陆文化上的隔阂导致许多习惯和观念上的分歧，互相挑挑毛病在所难免，对保持汉字纯正、汉语的雅言、正音，共同维护中华文明有积极的作用。然而两岸三地攀比谁更洋，谁更洋泾浜，谁更西化，才是华夏文明走向死亡的先兆。
笔者在美国教授中文的经历让笔者体会到，历史上甲骨文，金文，竹木简书，帛书，纸书承载了汉字的演变，汉字从象形文字到篆隶行楷草书一直在变化但都有一定的变化规律可循，简体字里有很多字是几百年、上千年书法里行书、草书里通用的写法，重要的是简体繁体共同遵循汉字造字组词的规范没变，因此不管大陆叫“出租车”还是台湾“計程車”，它们都还是车，而叫“的士”就彻底抛弃汉字的组词规律不再用车，那才是破坏了汉字的组词规范，割断了汉语的血脉，值得引起足够的警觉。更有甚者，一些人以言谈话语中夹杂几个英文单词为自豪，却没有意识到那才是破坏汉字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动摇中华文明的根基。当他们把唐诗宋词背成这样：“bed前明moon光，疑是地上frost，举头望明moon，低头思hometown”，进行炫耀的时候，这种从港台流行起来的洋泾浜中文才是汉语汉字真正的危机，是华夏文明走向灭亡之兆。
海内外的华人都各自保留了不少华夏优良传统，但是也都或多或少有所遗失，大陆在文革中的除“四旧”，对中华文化的伤害很大。好在文革十年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并不算太长，文化的链条并没有完全断裂，我们的民族深刻反思过那段历史，并且正在不断修复那段历史造成文化上的缺失，并从台港得到不少助益。
1. 近代汉字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绑在了一起，波澜起伏
然而文革那种文明的自我否定并非文革独有的现象，放眼近代中国衰败的历史大背景里，中华文明的自我认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几经波澜，从打到孔家店，“汉字不死，中国必亡”，到文革要同传统文化彻底割裂，再到汉字拉丁化思潮，殖民地、准殖民地的洋泾浜汉语；从信仰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到迷信西方“普世”价值观，都是国家积弱积贫，文化上不自信，中国知识阶层思想退化缺少独立思考的表现。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人今天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自己的历史，更加客观理性科学地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字文化，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汉字并与时俱进。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意识到，汉字已经同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随着中国和汉字文化圈的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中国正在从百年来西方列强强加给我们的“落后文明”和失败主义阴影中走出来，这个过程中汉字并没有成为我们发展的绊脚石，汉字非但没有落伍，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在应对知识爆炸，语言效率，人工智能，二维识别等许多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汉语汉字特有的文化承载力正在伴随和帮助华夏文明的全面复兴。
2. 最令海外华人自豪的是汉语仍能读懂两三千年前的古老文字
笔者在美国讲授中国文化和中文课时，最令学生感兴趣的莫过于汉字本身，这个文明信息的特殊载体，维系着华夏五千年文明，她才是保护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看不见的文化万里长城。由于有了她，中国辽阔地域才有文化上的统一，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仍然枝繁叶茂，既没有像欧洲一样四分五裂，也没有像其它古老文明一样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现代中国人仍能看懂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论语，经专家解读3000多年前的金文甲骨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些两三千年前的诗歌和圣人的教诲至今仍能朗朗上口，这是汉字创造的语言奇迹。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短短四句严整对仗的七律不仅是汉语诗词的美，更概括几千年人文环境、地缘政治和中国人豪迈的历史情怀，这种语言现象是世界上任何其它文字难望项背的。
有强烈文化气息和历史人文内涵的成语典故，谚语，俗语，歇后语影响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千百年来它们无时无刻不渗透在亿万人民的生活中，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日久弥新，其文字的影响力是世界上任何其它文字根本无法比的。
而拼音文字由于随语言流行多变的特点，现在的英语读者要读懂几百年前的莎士比亚原著已经困难重重，不要说更古老的文字了。
3. 从港台流行蔓延的文化殖民地现象，正在阻断华夏文明的血脉根基
然而当我们为汉字数千年一脉相承自豪的时候，随着近代中国国力衰退，导致民族自尊和自信的流失，文明心理上的妄自菲薄，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特别是网络时代到来，许多“前卫”传媒和他们的编导、主持人及追随者们十分轻率地改变汉语语言规范和传统词汇，在他们那里中文不仅成了大杂烩，更失去汉字本身的科学性、严谨性、逻辑性和完整性。以他们的流行语言，且莫说读懂千年前的文字，甚至老一辈人已经快看不懂听不懂那些年轻一代时髦的语言文字了。身在海外，看到海峡两岸在网络时代出现的许多文化乱象已经不仅仅是语言文化上的与时俱进，所谓和国际接轨，而是一种文化殖民地现象泛滥，正在阻断华夏文明的血脉根基。
这些挑战汉字传统规范的“弄潮儿们”把庸俗的外来词汇当时尚，聚会不叫聚会改叫“派对”；购物叫“血拼”，什么“吐槽”、“卖萌”、“拉风”、“屌丝”、“宅男”、“欧巴桑”、“料理”、“便当”，“粉丝”，“打拼”，“拍拖”，“哇塞”，“费思”，“马杀鸡”，“贴士”，“酷毙”，或直接用什么“T 恤”，“K书”，“OK绑”，“percent”，“size”，“smile”，“VCR”，“hold”，“OK”，“yea”诸如此类的词汇让人觉得语言进化本来应该是越来越优雅，科学，而这些所谓时髦中文却在向庸俗和堕落滑去。汉字是一种望文生义的文字，看看“派对”、“血拼”、“吐槽”、“便当”能派生出什么样的想像空间，生出什么样的意思。
有一位“语言时尚”女郎体贴加班的男友送了两盒饭，大饭盒里装的是饭菜，小饭盒里装的是汤，她特意为男友标识了一下“小贴士：大便当 饭；小便当 汤”，男友看了直想吐。
中华文明数千年传承，从诗词歌赋戏曲小说到成语俗语名言警句积累流传至今代代都有贡献，精炼和升华，我们当代对汉语言的贡献难道就是如上所列令人作呕的文字甚至外来符号的堆砌吗？
4. 汉语言丰富的表达形式退化到“好赖不分”
另一种流行趋势就是汉语低级化和语言累赘化。语言的进化在于她丰富的表达形式，广泛的内涵和与时代砌合的语言创新能力。汉字历史上承载了无数的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等充满魅力的语言文字作品，但现在似乎开始回归原始。一种流行表述是好漂亮，好丑，好好吃，好难吃，好高，好矮，好好看，好难看，好烂、好土、好坏、好没水平、好没文化、好低级趣味。什么是“好”？笔者给外国人讲解如此功能强大的“好”字的时候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好”才对，汉字似乎已经退化到一个“好”字闯天下的年代，似乎所有的程度形容词无论受体好坏只要用“好”就可以了。
无独有偶，两性的描述虽没有完全倒退到“公母”，却已经简化到不管是80岁的老太太还是刚出生的女婴，一概都是“女生”；男孩、男童、娃儿、小子、小伙、哥们、壮汉、大叔、老伯、大爷、愣头青、二杆子等等统统都是“男生”。“生” 学生也，而这里男生、女生的生是什么呢？“好”“男生、女生”万能化的汉语用法被广泛不加思索地应用流行起来，汉语变得如此乏味，单薄，低级化。如此下去以后诗经要这么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女生，男生好逑”。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导致汉语言退化、低级化趋势日益明显，汉字正在失去她的魅力，逐渐让世界觉得汉语就是一种连基本事物都描述不清，逻辑混乱，内涵肤浅的低级语言。
5. 盲目模仿，逻辑混乱，缺乏语言规范管理。
除了低级还喜欢乱加累赘，本来中文在逻辑关系清楚时不必加冠词，简捷简练是中文的特点，没有拼音文字那种单复数变形的麻烦，从来不会产生歧义。但是有些人认为洋文比中文语法更精确，硬是要“洋为中用”把汉语语法低级化累赘化，“经过30年经济的‘一个’发展”；“台北有超过240万‘一个’选民”；“讨论增加航班，双方的‘一个’相关机构的‘一个’认可” ；“向世界展现我们中国‘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发展”，甚至不管可数或不可数名词，一概都加“一个”，似乎只有这样才显得记者及主播们多么拥有拼音字母文字语法的才华。
语言是体现文明程度最基本的表达形式。如果一种语言连一件事情都描述不清，经常出现歧义或罗里罗嗦，高不能衍生出哲学思想，低不可创造新的词汇满足科技和社会进步的需要，甚至会妨碍文明的发展。1964年按照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建议将“光受激发射”改称“激光”，取代laser不科学的音译“镭射”。镭射，望文生义，镭这种金属元素的放射。问题是确实有镭这种放射性化学元素，把“光受激发射”译成镭射，完全偏离了激光本来的物理性质，而且容易误导人们认为激光是镭的放射线，可致癌。汉字词汇有自身的生成法则和规律，而且汉字组词的优势是任何拼音文字无法比拟的。硬要套用英文单词发音而扭曲词汇的本意，不是简单翻译技巧的问题，而是一种文明自信的问题。
“光受激发射” 为“激光”，一目了然，容易理解记忆，甚至比发明者的“laser”更有文字上的优越性。而弄一个“镭射”出来，且不说它是误解，学生学习时还需要再解释它记忆它，实在是翻译中的败笔。更不可思议的是“VCR ” ，英语世界2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是Video Cassette Recorder的缩写，即磁带录放机，在台湾不知怎么把磁带录放机和录像两个不同概念的名词给搅和到一起直接都用“VCR”来表达，录像就是录像，两音节，干嘛要用VCR三音节的词代表录像的意思？何况技术上像磁带录放机这样的音像记录设备已经升级好几代并早已数字化， 即使在英语世界VCR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许多年了，但是中国人还拿它当“录像”名词用，大陆的电视节目甚至无知到也跟着台湾赶时髦用“VCR”代替录像，真是令全世界懂英文的人们笑掉大牙。人们笑话的不是那个主持人，笑话的是中文这种“过时愚蠢”的语言。
其实台湾的许多英译汉的词汇是从日本人那里模仿来的，日文自从放弃汉字书写方式改用片假名，平假名就丧失了汉字组词的功能，平假名拼英文单词讲究的是音似。日语已经是拼音化大杂烩了，并且有许多难以克服的语言困境，而汉字同拼音文字是完全不同结构性语言，某些台湾人过份崇拜日本人，甚至把他们的语言弊端视为珍宝，实在悲哀。
6. 语言词汇的使用反应一个民族的科学水平和文明程度
类似的还有，当两岸中国人说吉普车的时候并不是指克莱斯勒的吉普品牌的汽车，而是泛指四轮驱动越野型汽车。吉普一词的来历应该在那个国破家亡，民族自信一钱不值的年代，中国人哪里有精力创造词汇，把美国大兵开来的机器怪物学舌般地叫出个吉普已经不错了。像把美国越野车品牌（jeep）译成吉普并成了一种车类型名词，把美国弹簧床垫品牌(simmons)译成席梦思成了弹簧床垫类型代名词，英里（mile迈）直接当千米使用（而1迈=1.6千米），这种阴差阳错的翻译不仅侵犯克莱斯勒吉普等的商标权，而且破坏了汉字词汇的生成规律，组合词汇望文生义的优势，并且扭曲的解释糊弄了中国几代人，只好将错就错、约定俗成难以改变。但是汉语不能总这样低水平地吸收外来语，我们可以根据新的事物直接创造词汇和外语相对应，如翻译成激光、越野车、弹簧床垫，而不是张冠李戴搞出个“镭射”、“吉普车”、“席梦思”这些糊涂名词。现代化的中国更需要有像钱学森这样科学、认真的态度引进外来语，和创造新的语汇，使我们的语言适应时代进步的需求，更科学和国际化。
日下主流媒体流行的一些新的汉语用法也越来越失去汉语的科学严谨性，甚至是逻辑混乱。看下边一段报道：4月20日8点2分雅安发生7.0级地震，新华网、新浪网等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此次地震的信息；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在“第一时间”批示要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成都军区2000多官兵在“第一时间”在李世明司令员亲自指挥下己紧急出动，当地武警、特警在“第一时间”紧急赶往地震灾区救援，四川省领导在“第一时间”己率消防、安监、卫生等部门赶赴现场，国家三级救灾响应机制在“第一时间”启动……，受灾难民“第一时间”喝到热汤……。上到总书记“第一时间”下指示；下到灾民“第一时间”喝口汤，这么多第一时间，什么时间才算是“第一时间”呢？受过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时间是一个相对值，离开参照系，没有具体的度量，“第一时间”就是一个伪造的没有意义的词汇，像劣质奶粉一样的假货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是令世界语言学者贻笑大方的用法。这些记者、编导、文字工作者们在创造使用“第一时间”的时候可曾想过“第一时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空概念，难道也是稀里糊涂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吗？如果是一个搞科学或工程的做总编，对这样模棱两可的时间概念一定会把这样的新闻稿打回去重写。难道文学工作者就不需要科学严谨了吗？汉语中有许多现成的词汇可以描述上述事件而弃而不用，不知是这些文人科学、逻辑训练太差，还是总编太容易放弃原则，放弃规范。
新闻报道不仅要求文字简练，更重要的是把事情说清楚，“第一时间”，科学上的糊涂概念，怎么能把事情描写清楚。好的文人寻找一切机会展现语言的丰富多彩或者说文采，然而很多采编没有自己的语言只会模仿别人，人云亦云，想都没想，赶时髦式地滥用不知所云的 “第一时间”，无形中等于贬低了自己的文化素养。当今这种缺乏科学逻辑的报道语言比比皆是，当报道城市内涝，洪水刚漫过小腿肚时，记者无不夸张地描写成眼前是“一片汪洋”，那么他可曾想过当大水把一座城镇都淹没了，再用什么词？一辆运冰糕的车倾倒在路上，冰糕撒了一地，记者描述由于天太热，冰糕瞬间化光。记者恐怕太缺少时间的概念和基本的科学素养，瞬间在汉字里代表什么意思，记者不妨拿个冰糕去火上烤，看它瞬间化了化不了？
7. 汉字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中国人对汉字的认识伴随着国运的兴衰有很大的起伏，上世纪初，列强瓜分中国，国运衰微时期，五四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鲁迅就喊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惊世之言；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对中国的最大冲击是汉语能不能与计算机语言交流的问题，于是汉语拼音化一时间成了汉语和中华文明能不能跟上世界潮流生死攸关的大事。百年来中国人伴随着不断反思汉字的过程对中华文明产生疑惑，中华文化真的太老了，从此要衰落了吗？然而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准汉字文明圈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论断早已成为笑话，而随着计算机模糊数学，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识别技术的发展，过去认为的汉字计算机识别和输入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都已经如过眼云烟，汉字作为二维图像文字具有阅读效率高（无论视觉上还是电脑扫描识别上）、听说效率高 （无论听觉上还是电脑语音识别上）、音调丰富优美、语言更精炼（联合国各种语言文本的文件中，中文版总是最薄的）、汉语学习有利于“右脑””开发，有助于“类别、图形、空间、形象、音乐、综合分析等认识能力”等主管形象思维、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提升，学习汉字的过程有着拼音文字靠字母排列线型组合无可比拟的优势。
图画文字和拼音文字不同的地方是，文字和发音是剥离的，这虽然给初学者阅读上增加了困难，但是当你掌握一定数量的文字以后，汉语是触类旁通的，对文化和科学术语的拓展上会后来居上。特别是在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爆炸的年代，拼音文字对每一个新生事物都要制造出一个全新的名词，许许多多的词汇只有特别专业专家才能拼写和认识，而中文则可以通过既有汉字组合创造相对应的词汇，并且由于汉字的望文生义的功能有助于理解记忆新的词汇和科学概念。普通使用汉语的人用2000个字来描绘世界，而普通使用英语的人要至少80000字来描绘。例如火箭出现时，英文增加了ROCKET；计算机问世英文增加了COMPUTER等，可汉语则不用增加， “火”和“箭”组合成火箭，会“计算”的“机”器是计算机。英语中“computer”你就看不出它是会计算的机器，在学这个新词时既要记住它的拼法，还要记住它的概念，学习汉语显然事半功倍。虽然英文中也有不少组合文字，但是汉字是单音节发音，多数两字一词，而拼音文字本身已经是多音词，再组合就加倍了发音的次数，减半语言的效率，比如猪肉，英文有专有名词“pork”，但是如果用“pig meat”就必须四个音，所以为了效率，宁可多记忆些词。此外汉字作为图像的二维识别比拼音文字一维线性识别效率高，从而提高读者和计算机识别的认知、理解和思维速度。汉语语调的使用在拼音文字中是不可能的，它不仅增加汉语抑扬顿挫的音乐感，更大大增加汉字语音语义的容量。
随着中国人民族觉悟和自己科技水平的提升，妄自菲薄的“汉字不死，中国必亡”，汉字拉丁化思潮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开始认识到汉字的优越感和先进性，没有稀里糊涂地跟着西方起哄把汉字当垃圾一样给扔掉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8. 维护汉字体系的纯正、严谨、科学，汉语的雅言、正音是中文教育和华文传媒的责任
然而汉字的危机并没有从此淡去，西方文化借助现代传媒的强势入侵，正在严重侵蚀着数千年传承下来汉字的根基。看看台湾传媒中英日三种语言混用的现状，台湾的官员、文化人的话语中如果不加杂些英文词汇就显得没有文化，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不用中文而用英文，并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由于英语翻译成中文，出口转内销时出现歧义而产生外交风波，汉语在台湾的根基已经彻底动摇了。如果我们不坚守汉字的规范和语言纯洁性的底线，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汉字的传承就会在我们这一两代人手上彻底失守，变成英文的辅助语言。
天下华人需要高度警觉汉语的危机，在这个大变革的历史转折期对汉语汉字的传承和科学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守望母语规范保持语言的纯洁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义务，更是教育界和传媒界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重大责任。保持语言的连贯性汉语才能根深，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才能叶茂，注重效率和优雅、强基固本汉字才有生命力。且不可为一时利益、点击率、或价值观认同而被一时强大的西方文明冲昏头脑，毁了祖宗留给我们文字文化的千秋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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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唐翼明：汉字简化是瞎折腾

发布时间：2013-10-31

| 时代周报 | 257期 |

唐翼明

百余年来，仁人志士害怕亡种绝国，于是效法西洋,奋起革命，同时锐意于种种革新。但是不免性急，又常常短视，结果往往欲速不达，好心办了坏事。尤其在文化方面更容易犯此种错误。因为文化这东西本来就是日积月累造成的，非一蹴可及，要破坏起来倒是容易，破坏之后再建设可就难了。能破未必能立，大破未必大立，破字当头，未必立在其中。李逵举板斧，一路砍去，只见头颅纷纷落地，一旦砍错，要把这些头颅接起来可就没门了。如果砍的是树还好一点，毕竟还有可能再生，但要长回原来的样子也不容易，至少十年、几十年，说不定得百年、几百年，搞得不好也可能永远长不回去。
汉字简化就是一例。当初何尝不是好心，以为笔画简化以后，小孩学起来容易，大人写起来省时，哪里料到几十年后会发明电脑，一键下去，繁简不分，难易无别，花的时间都一样多,几十年来在文字改革上所耗费的无数人力、心力、物力，今天看来大部分都是无用功，不仅费力不讨好，而且留下一大堆后遗症，又得花几十年来收拾、来补救,还不知道结果如何。
简化汉字还只是文字改革的初步，文字改革的终极目的是要抛弃汉字的象形系统，而改学西方的拼音，亦即汉语拼音化（或说拉丁化、罗马化）。这种自掘祖坟的宏图大计今天已经没人敢提了，大家也就忘了，但今天来谈简化汉字的后遗症，却不能不先说说这个终极目标。因为知道有这样一个宏伟目标的存在，才能懂得一些朋友在改革时为什么那么大胆，那么轻视祖宗成法，那么轻视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
但汉语拼音化今天既然没人敢提了，我们就放它一马，不再费精力去打这个已经逃跑的敌人，所以下面只谈汉字简化的后遗症。
汉字简化有什么后遗症呢？
第一，它破坏了汉字的造字逻辑。汉字以象形为本，每一个字写成什么样子都有自己的道理，古人把这些道理分成六类，是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简化字虽然也有一部分总算多少遵守了六书的理路，但大多数只是为了简化笔画而不讲什么道理的。
第二，它损坏汉字固有的美。汉字既以象形为本，那么每个字或全部或部分总是“画成其形”，具有一种图像之美，以后又逐渐演进，形成一种以图像为本质的线条之美，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书法之美。简化字在破坏汉字造字逻辑的同时，也就破坏了这种图像美和书法美，所以书法家大多不愿写简体字，其理在此。
第三，它造成了阅读古籍的障碍。这一点无须多说。台湾的小学生都能阅读故宫博物院里保存的一千多年前的文献,大陆恐怕连大学生都不行。很多朋友一看到繁体字（正体字）就头疼，就失去了读下去的兴趣，遑论古文？
第四，它增加了大陆与海外华人沟通的困难。这一点也无须多说，因为别人用的都是正体字，我们又不能强迫别人接受简体字。
第五，它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汉字的数量。因为大部分简化字是从前没有的，现在既然创造出来，以后要消灭就很困难。而原来的正体字，即我们大陆所称的“繁体字”，显然也不可能被消灭，那么汉字的总数不是更增加了吗？而这种增加是毫无必要的。
第六，它造成汉字使用的混乱。这种情形常常发生在繁简字转换时，例如，“余”字是“餘”的简体，但作“我”讲和当姓用的时候是不可以写作“餘”的，而电脑不识，结果就会弄出“餘不敏”、“餘秋雨”之类的笑话来。
第七，汉字流传了几千年，古书一再翻印，一本书每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所以古籍校勘也就成了一门大学问。现在又用简体字来印古书，我们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古籍校勘学上，“一九五七年”（汉字简化方案于此年开始施行）必将成为一个重大的分水岭—添乱的分水岭。
汉字简化的后遗症，以上七点还只是荦荦大者，尚未说尽。但仅此七点，也就足以证明恢复正体字之必要了。
如何恢复呢？
简体字已经被上十亿人用了半个多世纪，再要想加以消灭恐怕很难，并非发个命令就可以做到的。为今之计，只有两体并行，把简体字限制在报刊和手写的范围，其余凡国家公文、学校教科书、正式书籍（特别是古籍）都只许使用正体字。再过若干年,报刊也大部分使用正体字,简体字只限少数普及读物和手写。最后,凡印刷物都用正体,简体字只限手写。
有人会说，这样一来，以后几十年中，我们的学生不是繁简字都得学吗？以前想减轻负担，现在反而得增加负担。是的，但这是无可奈何之事。除非我们愿意一直错下去，造成更多的麻烦，更多的后遗症，否则便只有此路可走。
听说成立于1954年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已于1985年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了，那么正好，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革”出来的麻烦，正好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努力“工作”来善后,一个直属于国务院的庞大机构总得有点事情做吧。
什么叫瞎折腾？简化汉字就是典型的瞎折腾。“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自以为是的后生们总是在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才会想起老祖宗的话。
作者系两岸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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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汉字、国家与天下




作者：梁文道      时间：2009-04-21   来源：作者博客
   
  　　自从今年两会有人提出分批废除简体字，重新推广繁体字，一个困扰中国人达百年以上的老争议一下子就又成了大家关心的时髦话题。比起简繁之争，更有趣的其实是它背后的思潮转变；夸张点说，这种思潮的变化甚至与近年“普世价值”对“中国特色”的讨论有隐隐呼应的关系，是中国民族意识崛起在另一层面的表现。

　　今天大家在辩论汉字繁简之争时，往往忽略了当年中国政府推动简体字，除去扫盲等种种便利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长远更终级的目标：那就是汉字的拉丁化。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曾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也就是当局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理由了，它不只可以为全国上下的普通话树立标准，还能让大家逐渐适应拼音文字，令它终有一日取传统汉字而代之。也就是说，简体字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汉字的拉丁化才是现代汉字改革最后的目的地。

　　晚清以降，从世界语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一直到汉字拉丁化运动，各种废除传统汉字的激进方案层出不穷。而且他们的推手虽然政治立场迥异，但却有志一同，所据的理由也大致相似。例如钱玄同，他认为传统汉字“和现代世界文化格不相入”，主张“学校从教字起直到研究最高深的学术，都应该采用拼音新字，而研究固有的汉字，则只为看古书之用”。又如瞿秋白，他更嫌白话文运动的结果不彻底，无法做到完全的“文言合一”，于是激烈地说：“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破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我们可以把一切用汉字写的中国文叫‘旧中国文’或者汉文，而把罗马字母写的中国文叫作‘新中国文’。或者简直叫作‘中国文’”。

　　为什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这批名人如此痛恨汉字，非欲除之而后快呢（尽管他们一辈子也在使用繁体字）？用现在的说法，那是“受到了西方的毒害”。当年的语言学家受到粗俗版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全人类的文字系统都可以列进一条单线进化的轨迹，从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再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最后则进化至表音文字。汉字是种表意文字，比起拼音的西方文字，实在落后太多。在那年头，中国知识界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真可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于是连沿用数千年的汉字也被他们拿出来当作革命的对象，似乎汉字不改就不得富强。

　　如果说真有什么东西极具“中国特色”，不该轻易让步于“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那一定就是传统的汉字了。由于汉语以单音节为主，同音字的数量太多，所以汉字的发展走向了表意的道路，着重字形构义，以免同音字造成误会与不便，这种特征和语音辨义的拼音文字大异其趣，开发了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视像世界。欧洲学者很早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且据此联想推论出种种中西文化差异的玄谈，很富“东方主义”色彩。他们有的嫌中国思维方式过度联接自然现实，所以缺乏逻辑推理能力；有的则反过来说汉字形体只需三两个具体模件，就能表达极抽象的意念，是种适合哲学的文字（例如现代普通语言学之父洪堡特，他曾赞誉汉字形体“自有哲学工夫在其中”。无论扬抑，他们都晓得汉字是欧洲人的异己，与拼音文字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世界。

　　我的老师，哲学家关子尹先生就曾在《论汉语古文字中的哲学工夫》一文中以“幾”为例，说明汉字抽象思维的特点：“‘幾’的金文从从戍，从二幺，即两条细丝并列之形，意会一些‘细微之极’的事情或事态，《周易·系辞上》中‘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幾’中的‘幾’，即是此意；‘戍’则解持戈防守。二者合起来，便意会吾人对‘细微之极’的事象保持警惕。”一个“幾”字，在中国哲学里的重要，真可以“微言大义”形容。“例如《周易·系辞下》中有‘知幾其神乎’、‘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等语，很清楚的道出了‘幾’的认识与掌握于世道人生的重要。”又如《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后世号称‘十六字心传’的经典名句，因为此中提到的‘危’和‘微’，正是‘幾’一字从从戍的要旨所在。”为什么一个字就能表达如此精湛深微的想法呢？这正是汉字以形构义的结果。

　　假如真把汉字拉丁化，变成一套拼音文字，不仅会造成一字多义等种种实际的麻烦，更有可能改变了汉语思维世界的特质。我无意在此比附汉字拉丁化和汉字简化同样会遇上的问题，因为我不想正面介入当前的繁简之争。我感兴趣的，始终是当年中国知识界改革汉字呼声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使得他们宁愿中断汉语思维本色的传统，也要奋力推动一场惊天动地的语言规划呢？

　　与今日大谈“中国特色”的情况相反，早辈中国知识界中的“进步分子”以粗糙的演化论为世界观基础，把他们心目中的“西方”视为普世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它既高级又普世，我等不得不从。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左派，尤其用心于旧中国的改造甚至扬弃，尤其钟情于普世大同的国际情怀。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政治口号，一直到汉字拉丁化的倡议，尽见这种心意的急切。所以蒋介石虽也曾动过简化汉字的念头，但始终不及共产党人的坚持决绝，未能真正推行革命大计。

　　然而，这么说还是太过简单，很容易让人以为那些“进步分子”只是盲目追求西化，从而忽略了汉字革命里头的复杂面向。

　　首先，汉字拉丁化的主张和白话文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语言优先于文字，声音优先于字形。之所以要读写白话文，是为了“我手写我口”。不只要让我手上的文字臣服于我口中的语言；更要一反古代文言分离的传统，达致言文一致的境界。瞿秋白和钱玄同力主汉字拉丁化，其实是这种想法的合理延伸：既然要我手写我口，那么我使用的文字就不该是表意文字，而是能彻底地透明地传达语音的表音文字。如果借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这实在是一种非常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以语音为绝对根源的玄妙形上学。

　　但是，如此激进的西化方案却又吊诡地服务了建国的目的。因为要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口，真正实现汉字拉丁化的长程目标，我们说的语言就不能不统一；否则大家按照各自方言不同发音拼写出来的文字又如何能通行全国？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改变书面语，也不能只是改造汉字，还要同时推行遍及全中国的“国语”或“普通话”，使中国人先说同一种语言，再以此为基础写出同一种文字。

　　以往的中国人虽有不同方言，却能凭脱离口语的文言文彼此沟通，而且还发展出广被东亚的汉字文化圈。从日本、朝鲜一直到越南，莫不在汉字的影响范围之内。可是和这种汉字文化圈相适应的“天下观”，却与现代东传而来的民族国家观念有矛盾。按照现代民族主义的常规，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有统一而标准的国语，又必须有能够准确表达这套国语的文字系统。所以除了日本保留部分汉字，朝鲜和越南都先后放弃了汉字，按自己的国语改采一套新造的拼音文字（就连日本也曾有过完全弃绝汉字的“新国语运动”）。至于中国，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更是民族国家建立计划的一部分。可别忘了，自清末开始，“中国不算是一个国家”和“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哀叹就已渐成共识。要让中国人团结起来，语言统一是极其必要的；要让中国人没有内在的区隔，把本属士绅阶层的书写能力交还给大众，也是不可避免的。白话文的推行，汉字的改革，以及标准普通话的成立，全是中国建成民族国家的核心工程。

　　虽然这样的叙述太过简略粗糙，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现代汉字改造计划背后的种种张力。它不单单是为了扫盲（其实，即便扫除文盲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常见步骤），更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把中国从过去的“天下中心”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之林的一员。问题是外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总是要求我们统一国语，并以语言驾驭文字，仿效西方民族国家在语言上的种种规划。但这种举措却与传统中国文言分离，以文字形体为思维核心的现实差得太远。这是现代民族主义不可排解的内在紧张，一方面想要树立自我，另一方面却不得不跟随现成的模式；每一个民族国家都要宣称自己的独特，但每一个国家宣称自己独特的方法却是一模一样的。围绕汉字汉语的种种争议正源自这种深层的矛盾：如果它要成为一套现代的民族国家语文，它就必须放弃自己固有的特色；如果它要保持字形构义、言文分离的传统，就不得不违反现代民族主义的惯见模式。所以语言和文字的问题总会特别敏感地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从媒体上的方言和口音之争，到汉字该不该回复繁体的论战，再小的涟漪下面都是汹涌矛盾的暗流。昔日我们以改革汉字为代价，换回民族国家大舞台的入场券，于是留下了难忘的创口和难解的矛盾，与现代中国建立过程中的各种耻辱一起进入集体记忆。今天我们自觉强盛，自然就有抹除伤口的冲动，以回复汉字原貌为崛起象征。近年有不少学者重提古人的“天下”秩序，觉得它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国际”秩序外的另一选择。把“天下”的重现和汉字的复原这两种提法放在一起并观，实在是件别有兴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