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再谈“80年代的熟人”：我们需要真正有担当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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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再谈“80年代的熟人”：我们需要真正有担当的知识分子

发布时间：2013-12-05

| 时代周报 | 262期

本报记者 刘科

57岁的刘小枫或许应该入选2013年最富有争议的学者，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在11月又陷入了一场笔战，笔战的另一位主角是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
11月8日，邓晓芒发表了题为《评刘小枫的“学理”》的文章，批评刘小枫的学理讲得“一塌糊涂”。
11月20日，刘小枫通过六点图书发布《致八十年代的熟人邓晓芒教授的信》，以“不回应”的方式回应，似是用此信彻底告别“八十年代”，终结自己过去的启蒙观念。
这看似只是两位学者的学术论争，实则是当今学术界的思想分歧和视域差异，时代周报记者就此联系多位学者，学者们几乎都保持缄默，有人士如此调侃，“邓晓芒和刘小枫之间存在的，不是一张小小的邮票，而是那无法冲破世俗藩篱的吻别。”
而邓晓芒，也不再“回信”。
较真的学理
时代周报：刘小枫在“信”中称，你跟他算是上世纪80年代的熟人，请问你跟他有过什么样的交往，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邓晓芒：我们过去见过，在一起开会，但我跟他没有过很深层次的交往，他跟我的一些老朋友是老朋友，像张志扬、萌萌啊，他们跟他都玩得很好。当然我也欣赏他，他很有才，他要说跟我是80年代的熟人，我们也算是熟人。
在学术上，我跟他没太多交流，我在《评刘小枫的“学理”》这篇文章里也提到，我对他的一些文章有看法，很早就想写文章。《拯救与逍遥》刚出版时，我看了就想写评论，但后来放下了，因为不是很容易写，他的问题蛮多，更重要的是，我那时候比较忙。
当然《拯救与逍遥》这本书我还是很欣赏的，有新意在，但我对他书中的一些观点不是很认同，尤其是他对鲁迅这样的人物的不理解，我是很有看法的。
后来也没有很多机会和他交往，只是开会遇到。我跟他上一次见面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等地开会，没有面对面的深谈，因为他是诗性化的写作、名士风度，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话莫测高深，而我这个人比较嘴笨，所以一般不太掺和。
有一次在上海还是哪里开会，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很吃惊，他说国内对西哲的翻译都不靠谱，包括陈康老前辈。陈康老先生是国际公认的亚里士多德专家，他都说不行，那像陈康的弟子汪子嵩、王太庆等人就更不在话下了，我当时就想，要么这个人太高深，要么就是胡说八道！
我承认他在翻译、组织翻译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这家伙很勤奋，非常勤奋。有一次我在广州跟大家聚会，很多人坐着聊天，他进来后就在书房里找了本书看起来。我当时看了有些感动，一个人的勤奋值得尊重，他前几年因长期过度阅读疲劳搞得视网膜脱离，我都很为他担心。
但他的学理确实存在问题，他单凭情绪、文人气质做学问，有一种先天的缺陷，不深究学理，凭一种灵感、感悟和既定的倾向来随意下判断，这是做学问的大忌。他后来走到施密特的纳粹主义、列奥·施特劳斯的古典主义，听起来很让人吃惊，这也是必然的。想凭着朴素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来铸造一种东西，与西方思想相抗衡，这样一个思路左右了他做学问。
由于他在学术方面先天不足，滑下去就很快。我写这篇评学理的文章，不是要否定他的人品、才气，这些都没有问题，我否定的是他的学理，因为他在《开放时代》的文章，就是宣称要谈学理。因为你要谈学理，我就跟你较真一下，看看你的学理究竟怎么样。
时代周报：你写这篇文章花了多少时间？
邓晓芒：我一直在上课，备课很忙，这篇文章断断续续花了三个星期，一般来说，我写一篇文章会花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实际上我是花了三篇文章的时间来写这篇文章。
刘小枫为什么“不回应”？
时代周报：对于刘小枫最新的回应文章，你还会有新的回复吗？
邓晓芒：他这个不值得我再回应，因为他也没有回应嘛，而且私人信件变成公开信，他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当然我也没给他写过信，有话则说，无话就不谈。
他在这篇文章后面附录上的内容完全是离题的，我又不是跟他比谁的人格更高尚、谁的人品更好。我看了以后，就决定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不会再回应。
时代周报：他似乎也没有正面回应你。
邓晓芒：我提出的问题都是硬伤，他回答不了，所以我写了以后也没指望他回应，你还能怎样回应？我没有做臆测和推断，你能把所有的硬伤都推掉？
时代周报：你的文章很明确批评了刘小枫的“国父论”，还点出了刘小枫想当“国师”，这个评价有些刺眼。
邓晓芒：可以看出来他很生气，但是没办法，这是论战文章，讽刺与幽默总是少不了的，就是要引起对方的重视，要带刺。不带刺的文章当然也有人写，但我觉得不够意思、不深，讽刺有时比正面的讨论更能刺到深处。
时代周报：你这篇文章出来后，有没有学界的朋友在私下跟你交流过什么看法？
邓晓芒：有朋友说，你的这篇文章太刺眼了。我就是这样的，这是我的风格，前几年跟儒家论战就是这样，论战就是要一种气氛，嬉笑怒骂、讽刺与幽默，如果一团和气那有什么意思，我的底线是不搞人身攻击，在学理上怎么讽刺和揭露都可以。
左右之争庸俗化
时代周报：你大概是在哪一年注意到刘小枫在思想上的转变？
邓晓芒：那大概是在本世纪初。他也是在那时候开始介绍公羊学、康有为、廖平啊，施密特，列奥·施特劳斯，回到古典学。当然我也没有直接看他的书，是从朋友的交谈中了解他的这种倾向，当时也没有在意。
我觉得有这样的倾向无可非议，他要坚持这些观点，康有为、廖平这些公羊学的观点，坚持古代的王制，这都可以，百花齐放嘛。但问题是要怎么坚持，你得有学理，不能忽悠人。我跟你观点不同，你的观点可以与我的观点共存，进行学理上的探讨，这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但你不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如果有这些问题，学者就有责任把它揭示出来。
时代周报：你的文章确实在学界有很大的反响。
邓晓芒：我是热衷于论战的，在国内学界可能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欢做学理上的辨析，而且是各个领域，我手伸得比较长，各个领域我觉得自己可以说几句的，都关注一下。
刘小枫的领域也非常广，应该说比我更广，比我看的书更多，我刚才说他勤奋，这是无人能及。很多年轻人崇拜他，因为他知识渊博、信手拈来，很多人闻所未闻的知识，一两句话就把人唬住，所以我轻易不敢动手，是看了他这篇文章，短一点、讲得清晰一点，才敢就事论事谈一下。平时他的东西更飘，如果没有这么个机会，你要从他浩如烟海的编著和专著中找出问题，就很容易片面。
上世纪90年代我就想对他的书写评论，但是下不了决心，因为抽不出时间来，他看那么多书，你至少要把你质疑的部分的书也都看看吧，所以过去难以下决心。现在他自认为这篇文章是提供出来给大家当靶子的，那我何乐而不为呢？他等于是在挑战（学界）。
时代周报：有人评价，你们的学理之争背后是中国学术界在思想观念上的分歧。
邓晓芒：一般人这么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觉得这么理解是不够的，如果是两派之争，那就有不同的论战方式，打派战、互相挖苦，无所不用其极，我觉得这是把事情庸俗化了。

即便是两派之间的论战，那也是学派之间的论战，既然打了这么多交道，就应该是朋友，对朋友有个基础，那就是我们都是学者，学者要谈学理，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谈。文字笔墨官司怎么打，肯定会有情绪，但不要紧，打完笔战下来还是朋友，我们不是宗派，是学派。现在人们把两派当成宗派来理解，这是不对的。
时代周报：现在看来，你这篇《评刘小枫的“学理”》是否有欠妥之处？
邓晓芒：总体来说表达了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有些地方他听了可能不舒服，但也没关系，一个学者应该有这样的雅量，我觉得你也可以在学理上讽刺、挖苦、批评我，但不要搞人身攻击。我这个人已经被攻击得皮了，也不怕，我对别人是尽量保持理解。
致命的崇拜权威
时代周报：刘小枫的著作影响了很多青年人，他这几年思想上的转变，也有青年学人比较认可，跟随着他的思想转变。
邓晓芒：我觉得要两面看，我并不否认他的过去。虽然我对他有批评，比如学理不严密，但是当作思想的火花，开拓思想、开拓眼界的方式，以及一种新时代的情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来的人的青春气息，有好的一面，但同时带来的学术上的不严谨，是要批评的。
他早期的书还是比较好的，我并不否认，但问题是，他的一些思考停留在文学和文人的层面，有点类似心灵鸡汤的效果，比较表面。我的感觉是，中国的年轻人应该学会思考，不要仅仅停留在受感染、受影响、情绪化、去拥护或者崇拜某一个人，要学会自己动脑子。
时代周报：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刘小枫在观念上的转变？
邓晓芒：他的转变并不奇怪，从他接受的教育来说，他1956年出生，有很多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印在脑子里，形成了思想的隐秘情结，变成了意识的本能。
刘小枫的学术途径是比较顺利的，“文革”时期他还比较小，后来他在四川外语学院学德语，然后学美学，很早成名，基本上一路顺风，没受多少挫折，社会经验并不足，对中国社会他其实是不了解的。
他对国外的东西也不了解，尽管他学的是外语，看了那么多西方经典，包括对神学和基督教的来龙去脉，体现在西方文学中的宗教情怀，他当然有些感悟，但是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些感悟往往是偏离的。比如他想把基督教的爱引入中国，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没有想到基督教的爱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一种软性粘乎的爱，而应该是严肃和超验的，带有一点柏拉图式的色彩。当然我也理解不深，但至少他对爱的理解是不到位的。
他这些年对西方一些价值学说和启蒙观念的批判，事实上是基于对启蒙观念的不了解。从他的文章看出，他存在着很多误解，他看书不是系统地去了解，而是抓住哪部分就抽出一段话、一个观点，然后大肆发挥和附会，这样的读书方式，看得再多，也会误入歧途。所以我说他还要对西学的基本概念多下工夫。
这次是暴露了他原来那些表层的东西，在经过一番展示后，又暴露了他深层次的精神。我过去只是有预感，没有证实，现在一步步证实，那才是他灵魂深处的东西—崇拜权威、崇拜强权，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是致命的。
远远地观察现实、思考现实
时代周报：刘小枫在回信中提到，你在跟刘苏里的对话中，谈到了哲学家今天的角色这个问题，我想再次请教你，哲学家今天的角色应该是怎么样？
邓晓芒：哲学家本来的角色应该是跟现实保持距离，但是也不能离得太远，就是你要远远地观察现实、思考现实，不应该置于现实中，拥护某一个人、或者成为某一派，这样就有失水准。有时候你的发言也避免不了被归入某一派，但是作为哲学家，应该超然一点。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当下中国知识界的现状？
邓晓芒：我一般不太喜欢对社会发言，但也避免不了，比如这一次我想澄清的是学理，结果就被刘小枫定义为公共知识分子了。
现在中国知识界的问题是，坐下来想问题、思考问题的人太少。我并不排斥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有他们的作用和必要性，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社会问题，需要有公共知识分子发表看法。你能不对社会现实说话？那是失职！当然有些人的水平有限，或者说的不一定对，或者没有深思熟虑，这是另外一回事。
还需要有另外一些人，不急于表态，而是在后面多做思考，包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也要再思考，这样的人太少。
现在老百姓对一部分知识分子比较反感，给他们安上各种“砖家叫兽”的称号，这可以理解。打着知识分子招牌不说人话的人，我觉得任何时候都有，让他们去就是了。但我们需要真正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撑着，这个国家的精神才不会垮掉。

“偶像”刘小枫

刘科
生于重庆的刘小枫在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进入四川外国语学院，四年后，刘小枫考进北京大学，拜在美学家宗白华门下攻读硕士。
如果说本科四年是刘小枫学术基础的起点，那么研究生三年则是他思想上雏形渐具的时期。

刘小枫

那个年代的“精神教父”
1985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后，刘小枫进入深圳大学中文系任教。这一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处女作《诗化哲学》，该书以其独特的思路与表达方式在当时的“美学”和“哲学热”中取得了成功。
1988年，刘小枫出版了第二部著作《拯救与逍遥》，该书受到更大肯定，有学人甚至称之扮演了“拯救正在逍遥的人们的新启蒙的角色”，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这是刘小枫后来众多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本，他在该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在当时令许多人感到十分震惊：中断中国文化传统。当时学界盛行的思考是—中国没能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利于资本主义发育，直到今天，类似论调仍有人提起。
正是在这一年，刘小枫被深圳大学破格提拔为副教授。此时的他，在学术上对神学发生了兴趣。1989年春夏之交，刘小枫远赴欧洲入巴塞尔大学深造，并最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身成位格》以德文出版。
刘小枫的观念一直与时俱进，在瑞士期间，他介入了基督教的研究，并为《读书》杂志撰写介绍当代西方重要神学思想家思想的文章。1994年学成归国后，由十篇文章组成的《走向十字架的真》出版。1996年，刘小枫出版《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这部小品文集无论文风还是个人思想的表达方式，都日益成熟。
客观而言，通过引进本土匮乏的基督神学，正合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而刘小枫此后主持了若干大型学术丛书的翻译和引进，如持续推动海德格尔、尼采、荷尔德林等相关译著的出版，更使他在学界享有了较高的学术声誉—他的演讲往往在中国高校中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一场演讲有时能坐满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被一些思想青年誉为“精神教父”。
或许正因此，刘小枫近年来在学术思想上的大幅度转身，令一些年轻学人感到茫然。2002年，刘小枫任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任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大期间，做学问用力甚勤的刘小枫，曾因疲劳阅读而视网膜脱离。
“有人说我变了”
在学术领域，用刘小枫自己的话说，他这几年来一直在排“激进启蒙意识的毒”。国内学界在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列奥·施特劳斯热，刘小枫正是最主要的推动者。引领潮流的他从神学转向政治哲学，又从政治哲学转向西方古典学，致力于施特劳斯和卡尔·施密特的政治学研究，这一转向多次引发争议。
前辈哲学家李泽厚曾隐晦地表达批评，“我知道有人在中国大讲卡尔·施密特，这个人我就不点名了。施密特是最有名的纳粹法学家，他反对议会制度，反对英美民主…… ”
2009年，刘小枫调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2010年，他在复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指出朝鲜战争是中国在现代性中站稳脚跟的标志。他的观点招致学界的不少质疑，在一些人士看来，刘小枫从过去背负罪恶感、宣传启蒙思想的自由主义者，蜕变为自由主义最彻底的敌对者的角色。
2011年7月1日，刘小枫被聘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其时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引起外界瞩目。
“网上就有人说我变了。这些人的思维明显还停留在他们自己都讨厌的年代：你不是咱‘造反派’就一定是个‘保皇派’。”刘小枫在今年参加深圳大学校庆时如是回应。
“不是回应的回应”
今年5月15日，刘小枫在一次读书会活动中的演讲引发的知识界风波蔓延至今。在该演讲中，刘小枫以毛泽东与中国宪政困境为主题，称毛泽东是“国父”，并称“文化大革命”是“人民民主”等。
此后各方的一系列批驳并没能驳倒刘小枫。今年9月，他在《开放时代》发表《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亲校版）》一文，以来者不拒的气势宣称：“为了让漫訾者更好地看清自己的敌人，以便给予精确打击，也为了让历史的后来者看清自己的敌人，有必要刊布由本人整理的讲稿。”这似乎在表示：像样的对手还没有出现，只能等待历史后人。
两个月后的11月8日，学者邓晓芒发表了题为《评刘小枫的“学理”》的25000字长文，推敲刘小枫的逻辑细节，提出了不同意见，意在厘清刘小枫的学理。
刘小枫曾在过去的采访中自况“从来不看网上的东西”，因此对他“没有丝毫影响，遑论压力”。但“没有丝毫影响”的刘小枫这一次也按捺不住，11月20日他以公开信的方式，回应邓晓芒。
刘小枫的回应出来后，舆论再次分野成挺刘派和挺邓派。“真正的思想功夫，恐怕在于能够不断地回到源头，重新思考现代以及后现代的价值，刘小枫这些年一直都在做这个工作，邓晓芒先生恐怕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身，以及‘1980年代’。”有挺刘派人士如是说。
作家李洱在看了刘小枫的“回信”后难掩失望之情，他这么说：“我想起了加缪和萨特当年的论争。与加缪和萨特当年的论争相比，刘小枫这篇不是回应的回应，真的是让人失望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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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家在八九十年代

发布时间：2013-12-05

| 时代周报 | 261期 |

本报记者 赵妍 实习生 马斯特 发自上海

刘小枫在今年六月初的上海做了一次演讲，那是一家民营美术馆新馆开幕，他演讲的主题是“民主风尚与艺术天赋”。彼时正是“国父论”纷纷扰扰之时，他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却对前来请教哲学问题的青年学生们“亲切有加”。
除了刘小枫等为数不多者，上世纪80年代思想活跃的“青年导师”们如今早已消失在公共视野中。
至于一些仍然活跃者，依然还在用“惊世骇俗”的老策略。
“惊世骇俗的导师”
已经不太有人记得上世纪80 年代初那一场卷入了三四千万中国青年人的人生大讨论。
1980年5月，《中国青年》刊出了潘晓的来信，追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潘晓在信里问的问题是，“我整个人生的寄托方向及支点没有了”。
1980年6月《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和《工人日报》开始刊登来稿来信讨论潘晓的追问，这个讨论持续了大半年时间，从1980年6月到12月。潘晓的追问在千千万万青年人中引起强烈共鸣，据后来的资料披露，《中国青年》编辑部每天都得用几个大麻袋接收这场讨论的读者来信。
“可以说，人生意义感的失落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青年人的共同问题。1978年改革所确定的方向，使得人们一时间丧失掉了精神寄托，此前确立的人生意义被认为是错误的，这对敏感于追寻生活意义的青年一代尤其造成严重的精神断裂与意义危机。”《开放时代》杂志曾做过一次有关80年代思想界的论坛，当时的杂志主编、现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重庆做了这样的解释。
“青年导师”们的出现，一定意义上为年轻一代的人生意义、精神寄托找到了归属，并最终促成了当时的“文化热”。从北京到上海，从官方到民间，从研究生、大学生到老学者、老教授，统统出场。各种讲习班、研讨会此起彼落。九十余高龄已被人完全遗忘的梁漱溟先生重登学术讲坛，再次宣讲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仍然强调儒家孔孟将是整个世界文明的走向。
刘小枫是其中颇为年轻的一位。1988年，继《诗化哲学》一书之后，刘小枫以《拯救与逍遥》引起轰动，扬名学术界。一时之间，他成为众多学者、学生的偶像或“精神初恋”。再后来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等，与其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纷纷远走异国的人不同，刘小枫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一位亲历过那个年代的教授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精确地说，由于80年代以前，中国思想界处在一个跟世界文明唱对台戏的状况，比如人道主义是坏东西，人性是坏东西，然后完全去重复一些毫无意义的教条，既可以说是一片荒芜，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片黑暗，所以80年代作为异军突起，要把它说是一个高峰，甚至是出现了一点小小文艺复兴的迹象，其实并不夸大。”
在他看来，无论刘小枫还是李泽厚，他们的观点相对于以前的历史背景是大胆新奇、标新立异的。“但实际上，像我们这种了解西方哲学的人来说，许多东西在西方完全是常识，毫无新颖性，但在中国就是惊世骇俗的，所以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攻击。举个简单的例子，李泽厚提出：如果一定要选择的话，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愿意选择康德而非黑格尔。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不着提的东西，在西方是个大家都知道的说法。但在中国就是大逆不道、惊世骇俗、引起群起而攻之的东西，他们能欢迎和接受西方的常识，敢于拿到中国来，就变成了一个‘大逆不道、惊世骇俗’的导师。”
“时代赋予的任务”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引发了思想文化的相应转型。80年代的“青年导师”们开始逐渐退出舞台。
1992年，李泽厚离开大陆，游走美国。他后来对90年代思想界做过这样的归纳，“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更多的是将原因归于经济收入、物质生活成为主流，让大众开始对思想、学术冷眼相看。不过，李泽厚也坚持，时间可以检验作品的优劣。
也有学者分析，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中心问题从“要不要改革”，变成了“要什么样的改革”，公正问题牵动所有人的心；人们的兴趣也从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关怀转向了社会政治制度安排的原理原则，从人文修养转向了社会科学。而“80年代的理论家在社会制度安排的原则问题上缺乏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学界普遍认为，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思想界有巨大的超越。“青年导师”如李泽厚，其学术地位在随后的数十年里并没有因大众视野的缺席而消退。追究原因，恰如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所讲，李泽厚“不是研究某一种哲学的，而是一个以生命从事哲学活动的人”。
一些“青年导师”的作品在90年代被重新评估。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出版之时，何光沪、宋一苇等学者曾予以高度评价。在何光沪当时的评论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在我国，国民自我局限久矣，学人自甘有限久矣，思想界自陷于有限的实证经验久矣！因此，小枫这本追求自我超越、指向超验价值的书，可说是对这种现状的沉重一踢，而书中的种种缺点或瑕疵，倒像是加重这一踢的粗糙马刺。”
到了90年代，评论家夏中义在对这本书的重估中，放弃了该书刚刚出版时获得的简单好评。有评论者分析道：“经过夏中义的学术重估，研究者会发现，《拯救与逍遥》并不像80年代评价的那样简单，仅仅是用宗教来拯救国人。它是在当时实用主义的误读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是为了拿来就用。”
“80年代思想界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文化方面为经济、政治改革开路。只有理解了‘借谈文化讨论政治’这种大家都心照不宣的目的，才能理解当时为什么那样谈问题，恰当估量80年代思想界的创造性。如果脱离了这个语境，以中国近代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为参照，那么我们根本没有‘思想的创新’可言。以纯粹思想看，80年代大陆主要思想领袖、文化英雄的重大贡献其实借鉴了海外华裔学者和汉学家的观点，也谈不上有多少思想的创新。”前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教授说，他的评价只能限于“时代赋予的任务”这一维度，“而不是以古往今来人类文明纯粹思想学术的标准”。
面对近几年来刘小枫所引发的争议，以及邓晓芒与刘小枫之间的论战，这位教授的观点是：“邓晓芒要证明刘小枫引进来的东西是不对的，学术价值不大，这些东西在世界上早就有公认了。但是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意义却很大。因为，刘小枫在中国学生里面的影响依然有，他引进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对于青年人的毒害是很深的，而一般人又不愿意把问题说破。从这种意义上，邓晓芒是出于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说这件事。”他甚至将邓晓芒类比于当年的“青年导师”的工作—将一些原有的谬论，做一次正本清源。
对于当下的一些学者来说，一些人不再是青年学生的导师，“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说明中国进步了，整体水平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