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第509期《明报月刊》上倪匡的文章,《数风流人物——长沟流月去无声》。文内提及三毛与他和古龙三人对死亡存有不可解之处,却又认为人死后必有灵魂,于是定下了“生死之约”。“三人之中,谁先离世,其魂,需尽一切努力,与人接触沟通,以解幽明之谜。”结果古龙走得潇洒,忘了生前的约定,没多久三毛也谢世了,同样的让倪匡失望,连梦也不施舍一个。
三毛岂止跟古龙、倪大哥有约定,她和我跟严浩三人也有过“生死之约”。
应该是1988年秋天的事。严浩约我和三毛吃晚饭,那晚三毛喝了很多。饭后我们又到一家有老祖母古董床的地方喝茶。我们三人盘着腿坐在古董床上聊天,三毛一边在她的大笔记本上涂鸦,一边和我们聊,我觉得有点怪,但也没当回事。严浩问道:“你在写什么?”她笑笑:“我在跟荷西说话。”荷西是三毛的西班牙丈夫,在一次潜水中丧生。她一边写一边笑,还告诉我们荷西说了些什么。她谈到曾经请灵媒带她到阴间去走一趟的情形。于是我们三个人开始研究,“死”是什么感觉,最后大家约定,如果我们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人先离世,就得告诉另外两个人“死”的感觉。
那天晚上回到家,大约12点左右,严浩打电话给我,说三毛在楼梯上摔了一跤,断了肋骨,肺也穿破了,正在医院里。
严浩那天约我们见面,是想请三毛为我写一个剧本,由他来执导。三毛这一跌,我想剧本也就泡汤了。没想到严浩说:“这反倒好,她可以趁着在家疗伤的时间写剧本。”
三毛出院后回到台北宁安街四层楼的小公寓,因为小公寓没有电梯,她有伤不能下楼,每天由家人送饭上去。
我本想去探望她,同时看看剧本,三毛坚持要等到剧本完稿后,才请我上她家。
电话终于来了,我提着两盒凤梨酥上楼,她很体贴地把凤梨酥放在左手边的小茶几上,连说她最喜欢吃凤梨酥,我顺着茶几坐下,浏览着对面书架上放得整整齐齐的书,她注意到我在看那排列整齐的书,她说有时候她会故意把书打乱,这样看起来才有味道。
当我坐定后,她把剧本一页一页地读给我听,仿佛她已化身为剧中人。到了需要音乐的时候,她就播放那个年代的歌曲,然后跟着它起舞。相信不会有人有我这样读剧本的经验。因为她呕心沥血的写作和全情的投入,因此而产生了《滚滚红尘》,也因为《滚滚红尘》,我得到1990年第27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项,这个奖,也是我22年演艺生涯中惟一的金马奖。
没有三毛,我不会得到这个奖,是她成就了我。当我在台上领奖时,真想请她上台跟我一起分享这个荣誉,但是我没有这么做。这个遗憾一直到了20年后的今天,还存在我的心里。
我们曾经约好,她带我一起流浪,一起旅行的,但最后她却步了,理由是她认为我太敏感,很容易察觉到她的心事。
通常我和一个人见面,很容易记住对方的穿着打扮,但是三毛却不一样,我被她的气韵所吸引。她那柔软多情的声音,她对情感的纤细和敏感,她不惜一切地追求她向往的爱情,她也喜欢谈论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虽然我们见面不超过十次,但是每次她都能带给我强烈的感受。
金马奖结束后没多久,我还没来得及谢她,她就走了。现在想起,就在她临走的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到她家,电话铃声响了很久没人接,第二天早上,因为有事打电话到荣民总医院找朋友,竟骇然听到,三毛在病房的洗手间里,用丝袜结束了她浪漫的一生。
她走后没多久,我在半夜三点钟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清脆的叫了声“青霞!”,然后声音渐渐由强转弱的说着:“我头好痛,我头好痛。”我……我心里纳闷,这到底是谁在恶作剧?三更半夜的。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承认是谁打的电话。那声音很像三毛。后来我跟黄霑提起这件事,黄霑说:“那你就烧几颗‘必理痛’给她好了。”
又有一次,我在梦里,见到窗前,一张张信件和稿纸往下落,我感觉是她,心想,她大概不想吓我,而用间接的方式将信息传达给我,胆小的我不敢接收,嘴里重复地念着“唵嘛呢叭咪吽”把这个梦给结束了。后来很后悔,为什么不先看看信和稿纸里写些什么。
1991年6月,我在法国巴黎和朋友沈云相约到埃及旅游,当时邓丽君也在巴黎,我们约她一块儿去,她说那儿阴气重,劝我们别去。记得到开罗的第一个晚上,我打电话给她,请她再考虑过来,她还是劝我们折返。就在那个晚上,我和沈云分睡一张单人床,床的右侧有一张藤椅。我在梦中很清楚地看见藤椅上坐着三毛,她中分的直长发,一身大红飘逸的连身长裙,端庄地坐在那儿望着我,彷佛有点生我的气。我一看见她,先是很高兴她没死,后来一想,不对!马上念“唵嘛呢叭咪吽”,我就醒过来了。三毛是不是在信守她的承诺,传达信息给我?而我却一再地不敢面对。
我一直把这个疑团放在心里。又过了几年,在一个聚会里我遇见严浩,问他三毛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信奉道教的严浩,瞪着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轻松而果断地说:“这完全没有关系!”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梦见三毛了。
三毛走后,一直想写一篇追思她的文章。又不知从何下笔,这次看到倪匡的文章,心有所感,才把我跟她的交往片断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