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甫全：必须警惕当代教育研究中的“浮夸”风气——致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博士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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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甫全：必须警惕当代教育研究中的“浮夸”风气——致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博士的公开信
时间:2006年3月13日 作者：黄甫全（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朱永新同志：你好！
   
我叫黄甫全，是华南师范大学一名普通的教师。1997年5月间在河南焦作召开的“中青会”上，曾经与你有一面之交。今天下午收到上海寄来的《教育发展研究》2006年第2B期，看见了所登载的王毅撰写文章“‘新教育’，向理想迈进——朱永新访谈录”（以下简称王文，以下引用你的话均出自该文），文章就像题目表明的一样，是对作为“新教育实验”主持人的你的访谈录。万万没有想到，当今教育界涌动着的浮躁之风，竟然在你的嘴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作为一名教育学者，学术与做人良心，促使我马上动手给你写信。但是知道你这几天正在北京出席“两会”，是不能及时收到的，就只好写一封公开信，希望你能及时看到，因为你吹牛吹的太大了，千万不要再在“两会”上及其以后吹这样的牛了！
   
     你在文章中开篇就夸夸其谈：“2006年1月5日的《中国教育报》有一篇文章认为‘新教育实验’已经成为除国家新课程实验外，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实验。”不管报纸怎么说，我要告诉你的事实是，我天天都在浏览中国的主要教育报刊，但是直到今天看见王文之前，我没有听闻过你所主持的“新教育实验”，然而却已经早就知道了另外的“主体教育实验”“新基础教育实验”等等。当然也许是我本人孤陋寡闻，但是我读了王文随即问了身边的几位老师和学生，他们均称是第一次听说“新教育实验”，他们同样地早已经听说和看见过“主体教育实验”“新基础教育实验”等……请你说说，就此而论，你的“新教育实验”怎么可以称得上是“除国家新课程实验外，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实验”？！
         其实上面这点充其量是“借报纸自我吹嘘”做铺垫，接着你大口马牙开始直接吹牛了。你说：“打开中国任何一份报纸、任何一本教育刊物，几乎都能找到我们‘新教育实验’学校的文章。”但是，我订阅和被赠阅的十多份教育报刊中，没有看见过你所称的“新教育实验学校的文章”呀！而且中国从中央到县乡到各所学校，办了无以计数的教育报刊，怎么可能都有你的新教育实验学校的文章？！我真的不敢相信！你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
       而且你吹中国的牛、吹现在的牛还不够，紧接着你又随口打哇哇，吹起了外国的牛、吹起了未来的牛。你竟然大言不惭的张口就说：“我们在‘十一五’的最重要的梦想是‘打造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新教育实验’。我们的目标不仅要在国内有影响力，而且要把视野投向国外，走向国际平台，甚至在国外建立我们的‘新教育’的实验学校。”这样的话，在头脑清醒的教育人听来，实在没有一丁点分量！所以，你接着拿子虚乌有的“理论成果的书”来加以掩饰：“‘十一五’后，我们要出版一本总结所有理论成果的书，叫做《中国新教育》，连英文书名我都想好了，叫做‘New Education in New China’，发行到国外，现在培生、麦克希尔出版公司已经表示出出版兴趣。”类似的话我太熟悉了！十年前广东有所民办的“英豪学校”，商人出生的老总，当时在广播电视报刊上四处自吹自擂：“用三五年时间将英豪学校办成英国伊顿公学一样著名的贵族学校！”可是三五年早已过去了，别说像伊顿公学，英豪学校连校都将不校喽！问题在于，那老总是商人目的在弄钱，而你却是以前大家公认的教育学者、你自己声称的献身教育理想的“乌托邦”之流呀，怎么也步起了奸顽狡猾的商人的后尘，要去浪那尚不存在的虚名了呢？！
       你吹牛吹到这份上已经自觉底气不足了，但仍然要硬撑着，便恬不知耻开始攀附古人和小看今人了。你接着振臂高呼：“我们现在正在做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先生过去曾经做过的工作，我们感到自己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对一线教师和教育教学的实际影响上，都可以与古人相比较了。我有信心通过‘新教育实验’改变中国的教育。”我是有一点教育史常识的人，我不仅知道你现在而且敢断言你将来都既不能与外国的柏拉图、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和中国的孔子、朱熹这些古人比较，也没有资格与被你点名的陶行知、晏阳初和梁漱溟诸位先贤相提并论！真的，朱永新同志，你别以为你当了苏州市副市长，而且捕获了民进中央常委和政协全国常委的头衔，就忘记你姓朱而晕乎乎地以为自己姓柏姓孔姓陶姓梁了！你也就是做了一点点教育研究，发表出版了一些评职称等用的教育论文著作而已！教育部长不比你的能力差吧，他头衔比你大吧，他掌握的教育资源比你多得多吧，他在全国的权威性比你高了又高吧，他也没有说过通过他组织实施的什么什么工程就“改变中国的教育”呀！我可以狂妄地告诉你，当代改变中国教育的，绝对不可能是你朱永新同志，也绝对不可能是你吹得山响的“新教育实验”，而只能是几千万中国教育工作者，只能是几千万中国教育工作者脚踏实地的辛勤劳动！
       你毕竟是教育学者出身，所以你在开口吹牛过程中也没有忘记说：“‘十一五’期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学派。”“结合实践，加强理论研究，建立自己的学派将是我们‘十一五’期间的重头戏。”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与理论界，发展和建立教育学派，确实是客观需要。但是客观需要，不等于就是主观努力程度和理论建设水平达到了出学派的时期了！而且，“学派”一说系舶来品。从我有限的英文文献阅读中，看到的外国教育理论流派，全都是别人或后人对之心悦诚服而加以恭称的，没有一个是其代表人物自封的，更没有一个是其代表人物在研究之初就设计好并取好学派名然后去“建”起来的！我不知道并心存怀疑，你（们）是否能抑或能建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学派？！因为，那些真正建立和发展起学派的人们，没有一位是你这样吹牛出身的！
        朱永新同志，读王文的时候，我脑际油然浮现起前几年做新中国课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考察时，去查阅20世纪50年代末的人民日报的情景，“浮夸风”跃然纸上，前天那里亩产一千斤，昨天这里就亩产三千斤，今天这个县亩产六千，明天那个县就亩产一万斤了……哎呀真不得了，天天“放卫星”哪！王文里你的吹牛，与历史何其惊人的相似哟！当代教育研究中的“浮躁”风气，竟然到你这里开始升级为“浮夸”了。你好歹也还算学者出身，你带头“浮夸”也带头冷静好么？你带头吹牛也带头停止自我膨胀好么？你可要清醒，你目前“周游列国”前呼后拥，不是因为你是教育学者，而是因为你头上戴着苏州副市长的帽子，戴着民进中央常委的帽子，戴着全国政协常委的帽子！你可千万别曲解了那三顶帽子，更不要滥用了那三顶帽子所包含的人们、社会、国家和党赋予的权力！
                  此致
   敬礼
                                                    黄甫全上
                                       2006年3月11晚至12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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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孙振东教授读《黄甫全教授致朱永新教授的的公开信》作者：张俊列
作者：孙振东 发表于 2006-4-24 21:56:00

      4月23日，福州“2006年全国教育基本理论高级研讨会”结束后，朋友们一起吃饭闲聊，才知道关于黄甫全教授给朱永新教授的公开信“事件”。回到重庆，第一件事情就是上google搜索这个公开信看看。很容易就找到了，是北大中文论坛转贴的，据说公开信最早发在朱永新教授做“东家”的“教育在线”，不久被删除了（不过我看现在那里还是有这个信的），现在这个是发表在学术批评网上的。
        读了黄甫全教授这封公开信，感觉其中涉及到的是个重要问题，值得大家讨论。尽管旅途很劳累了，还是想写几句话，谈谈自己感受，以便与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92年春天在东北师范大学见过正在跟随王逢贤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甫全兄的（那时他还不是教授，称他甫全兄），甫全兄给我的印象是朴素、实在、谦虚、乐于助人。14年后读着甫全兄给朱永新教授的公开信，还是那种感觉、那种印象。
      就甫全兄给朱永新教授的公开信看，除个别用词显得对朱永新教授有些刻薄、有些刺激外，我基本赞同甫全兄的观点。其实我在稍微早点的时候就写过一个东西，对朱永新教授一些说法不那么赞同。我看过朱永新教授为自己主持翻译的那套教育科学丛书写的序言，其中有很多说法很值得商榷，诸如否定我国既有教育研究成果，要以他主持翻译的这套书作为中国教师教育的“代教材”等等；我也看到过朱永新教授声称自己要建立“苏州学派”等等一些说法。尤其是关于建立”学派“这个事情，我曾撰文批评过国内部分专家热衷于建立学派的呼吁。就朱永新教授自以为影响很大的”新教育实验“，我也只是在他自己写的东西里才知道的。个人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关注基础教育改革的，竟然不知道到还有那么个已经初步具有“苏州学派”的“新教育实验”，当时感觉可能是自己太孤陋寡闻。不过，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对朱永新教授要搞什么“学派”没太多兴趣。现在看了他关于“新教育实验”介绍，也觉得有些疑惑。因为虽然教育改革中观念很重要，但是却不只是个观念问题，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问题主要不是个观念、理想问题，理想很容易就能提出的。我尤其觉得朱永新教授关于建立“苏州学派”的想法很天真。在关于教育或者教育学的学派建设问题上，我完全赞同甫全兄的观点。
    所谓学派，简单说就是具有共同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特征，并对某学科主要问题具有基本相同主张的学术共同体。历史上各学科领域中的学派，大都不是开始就有意识建立的。人们也大都不愿意别人称呼自己为某某学派或者归属于某一学派，而是自认为自己把握了真知，不是一家一派之偏见。目前部分人呼吁“建立中国教育学派”，除了反对简单照搬西方教育学的原因外，还因为不满、甚至自卑于我国教育学没有学派，以为没有学派就是没有学术水平，就是学科发展不够。用心良苦，但是却对学派形成的机制、学派的意义以及我国教育学术发展状况认识不够。这里提出几点认识与热衷于建立学派的学者以及朱永新教授商榷。
     第一，教育学研究旨在研究问题，发展理论，而不是为了建立什么学派。相对于外国的教育学来说，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不是以反别人之道而行之为特征，不是中国学派与他国学派的对峙，而是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总结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尊重本国教育学研究的学术积累和学术风格，借鉴他国教育学说和实践经验，以解决中国教育和教育理论问题而形成的教育理论体系。“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这些提法是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而“建设中国教育学派”的说法似不恰当、不可理解。因为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固守一家之言，强行组织学派。至于站在某个角度，或者出于某种研究的需要，把已经形成或将要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归于某个派，那是另一回事情。
    第二，教育学派一般不是研究主体自行有意识建立的，研究之先就自定“建立某某学派”的目标，是一种学术幼稚，是违背“从实求知”的学术原则的。将自己的思维限制在自己预设的“学派”框框内，学术研究有可能演化成党同伐异的学术界“军阀混战”、门户义气之争，失去了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败坏了教育学的学风。教育学派应该在追求真知的过程中自然形成，是一种思想方法依照健康的学术道路和内在逻辑自然发展的产物。学派往往在研究之后被研究者所意识或被他人所总结、鉴赏或者批评，而不是研究之前自封的、自定的。历史上少有的自封的学派，也是在自己的研究之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方法体系之后的一种自我意识，而不是研究之先就先去确定要建立一个某某学派。有人用王国维的“赤子之心说”评论作诗填词时说的话，或许可以给我们所论的研究与学派的先后关系问题以启发：“苟做诗、填词之前，心中欲作一首眼空无物之好诗好词，必不会出好诗、好词，因障之已存，所见即伪，所言必矫。要之露才扬己、斗律钩韵，盖非诗人、词人之所当追逐，惟童心未泯，而又娴熟词章者能即时捕捉兔起鹤落之感怀，或疏宕奇幻，或情韵深美，或风格高秀，或体裁澹雅，皆在诗成之后始得之于心赏，断非在诗成之前有所设计也，此即诗人与匠人不同处。”
    第三，我国教育学经历了一百年的发展，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特色？是不是也可以被归于“学派”？我国教育学内部，是不是实际存在着可以称得上“学派”的不同思想方法体系？回答是肯定的。从教育学引进到中国，就面临一个“中国化”的问题，特别建国以后，选择学习苏联教育学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派别”倾向。尽管学苏联中也同样出现了很多“中国化”问题没有解决好，但是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为指导的教育学建设原则，并努力根据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形势，总结本国实践经验、借鉴其他国家有益的东西，进行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其中的特色也可以算是“派别”特色，因此没有必要再从国别角度提“建设中国教育学派”的口号。从我国教育学内部来看，尽管有统一的主导意识形态指导，但是由于研究者的知识基础不同、学术背景和个人履历不同、社会角色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不同、所处地理区域和文化环境不同，在一系列教育或教育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明显表现出了不同的派别特征。意识不到国内也存在着教育学不同派别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缺少对多元教育理论存在的承认，认为教育理论只有对与错、真理与谬误之分，没有亦此亦彼情况的存在，这是唯科学主义一元论的危害导致；二是认为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教育学研究不会有不同的派别，这是没有认识到教育学与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之间的复杂关系所致，没有认识到同一个哲学基础上可以有不同的教育学派别的事实；三是缺少对本国教育学研究公正合理的研究和评价，没有注意挖掘整理中国教育学实际存在着的不同源流。有学者谈到教学论研究“没感觉”时正确指出：“我们急切地想与外国人交流对话，却对自己身边的研究没有感觉。一些有实践、有思考的人可能想努力地大声表达，想让别人听到，想要一点反馈，但他们的声音一经发出却像被吸声器吸走，得不到一点回响；他们以为扔出一个巨型炸弹，但它一脱手便化做轻飘的羽毛，产生不了多大的效果……因为我们相互间没感觉，我们对自己同行的研究不屑一顾。”这种情况不只是教学论领域存在，整个教育学领域也都存在。学术没有了商量，自说自话，除推崇外来理论外，不看前人的，也不看别人的，更听不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以自己观点能发表、能被政策化为鹄的。如此学术，是不可能发现有不同教育学派存在的。
      当前基础教育改革领域的浮夸确实很严重，正如甫全兄所说，基础教育的成绩不能归功于某一两个”精英“，而要归功于广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同样基础教育中的浮夸风也不能只怪罪一个朱永新教授，也不是因为朱永新教授喜欢吹牛。朱永新教授吹牛、浮夸属于基础教育浮夸的一个部分、一个表现，而不是基础教育浮夸的原因。导致基础教育浮夸和朱永新教授吹牛的根本原因很复杂，还需要我们再去讨论、寻找。
    对朱永新教授的那些说法、做法的评价上，我与甫全兄看法略不同的在于：我认为他那些“吹牛”，主要是来自学术上的自我中心或者学术幼稚，不一定是故意吹牛、浮夸。人往往觉得自己那些玩意十分重要，就如少女走在大街上，总觉得全体路人在瞅她。朱永新教授以为自己可以建立“苏州学派”、以为自己的“新教育实验”为世界瞩目，主要可能就是没有走出自我中心所致。
    我认为，由甫全兄公开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期望无论甫全兄还是朱永新教授、还是其他专家学者，能有更多的讨论。并建议甫全兄用更客气一些的措辞，以便排除不必要的情绪刺激，在平和的对话中针对问题展开讨论，学术商量完全可以在更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同时，看到《教育在线》上有部分朱永新教授的追随者或信奉“新教育实验”的同志，在极力为朱永新教授辩解，不惜以人身攻击的方式“迎战”黄甫全教授，我认为这也大为不必。在网络上聚集个百八十人炒作一番是不难的，我建议《教育在线》的朋友多看看更多的讨论和评论。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振兴我国教育，提高育人质量，有这样的共同目的，我们就是同志，是同志就尽可能地用平和的商量态度来解决问题，而不应该相互谩骂和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