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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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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 15:49:3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讽刺还活着本报记者 陈璇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11月13日   12 版)








    华君武漫画
    方成漫画《武大郎开店》
    华君武漫画
    漫画家陈玉理、李青艾夫妇

    9月的一天中午,河北省邱县西临河村的村民郝增茂,从地里摘完棉花回来,坐在墙壁裂着缝的屋里,一边端着饭碗,一边瞅到电视里正播着中纪委网站推出《邱县廉政漫画展》的新闻。
    这位48岁的农民一眼就认出来,电视画面里出现的第二幅漫画——“硬功夫”,是他的作品。郝增茂又惊又喜,“压根儿没想到自己的漫画会上了中纪委网站,太意外”。
    更多让郝增茂眼熟的漫画,也是和他一样土生土长的邱县农民画出来的。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些漫画已引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关注。今年8月,王岐山先后两次对这些廉政题材的漫画作出批示。
    碰上这件“大事”,不仅是这些农民,隶属河北邯郸市的邱县,这个长期默默无闻的华北小县,一下子在全国名声大噪。
    邱县的官员感叹,邱县多年来未被外界如此关注。一个记者说,他曾多次来邯郸,跑过很多县,但没听说过邱县,直到此次廉政漫画的事情,才专门赶到这里来采访。
    不少陌生的拜访者,焦急地等候在县城里陈玉理、李青艾这对老夫妻的大院铁门外面。郝增茂和其他画出引起全国轰动的廉政漫画的农民,都曾在这里拜师学艺。
    早在二三十年前,中国最著名的漫画家华君武、方成、英韬等就曾来过这里,同样敲开过这对夫妻的大门。华君武还给陈玉理夫妇创建的漫画团体“青蛙漫画组”送过贺画。华君武对这张画很满意,每次举办个人画展都会把它挂出来。
    近日,接连不断的采访和探望,打破了陈玉理夫妇往日平静的生活。虽然这对将近80岁高龄的老夫妻有时会不胜其扰,但又不忍心将热情的造访者挡在门外。
    他们开始憧憬着,“借着廉政漫画的热度,或许可以再现传统讽刺漫画繁盛的景象,让人们了解,漫画是可以表达态度的言说方式,讽刺和幽默是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命”。
    诞生“破釜沉舟”成语的小县城,因为廉政漫画而意外扬名
    79岁的陈玉理脸上布满皱纹,就像被一个漫画作者画上去的一道道横杠。他的右手,已经不听使唤地颤抖,端着水杯往嘴里送时,哆哆嗦嗦地向外洒着水。
    陈玉理走路时跛着脚。生于农村的他儿时脚脱臼没医治,落下了残疾。
    老先生上衣前胸沾着污渍。用老伴李青艾的话说,他年轻时家里穷,老了更加不修边幅,“穿得破破烂烂,就像一个乞丐”。
    那些因为对廉政漫画好奇的拜访者见到这对老夫妇,在这里打听到一件之前没听说的事,那就是其貌不扬的陈玉理其实是中国漫画界的名人,2010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授予漫画界最高奖项——金猴奖。
    此前,获得过这个奖项的,是华君武、叶浅予、张乐平、丁聪、廖冰兄、方成等人。
    但这个对中国当代漫画界来说,称得上重要消息的事情,远不如某个普通电影奖引起外界更多的关注。
    关注几乎是突如其来的。据媒体公开报道,王岐山对邱县廉政漫画作出批示,第一次是在8月11日,批示称:“(中纪委)宣教室可派员去看看,对可否大范围运用提出意见。”8月20日,王岐山再次批示:“可否在即将开通的中纪委网站上设廉政文化板块,邱县的漫画形式亦可办成‘网展’,这样看的人多,成本低且能互动。”
    邱县纪委书记赵从江介绍,“近年来邱县一直将廉政文化建设和民间漫画结合起来”。2012年,邱县纪委在一栋搬迁后停用的教学楼里建起“廉政教育基地”,其中一部分展室用于展示当地农民创作的廉政漫画。
    2012年4月,那些漫画还被带进邯郸市博物馆。它们不仅陈列在展览馆,还在邱县的大力推动下,正在铺向全县的各个角落——被手工涂绘在县委大院陈旧的白色砖墙以及机关、农村、社区和学校的墙壁上。
    今年,“通过县委办公室的信息反馈渠道,将工作向上汇报,没想到获得中纪委领导的肯定”。这位基层纪委干部表示,“很意外,也很受鼓舞”。
    面积仅有455平方公里、人口数量26万的邱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县。当地官员介绍,邱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河北省靠后,在邯郸市几乎排在末尾。
    整个县城的主干道不超过5条。这里的公交资源匮乏,外人很难看到出租车。当地所谓的公交车,是一种绿白相间的三排座面包车,挡风玻璃前摆着一个印着“公交车”的纸牌,由私人经营。
    令当地人庆幸的是,这里房价每平方米在2600元左右,“是很少的房价达不到3000块钱的县”。  
    就连一些邱县本地人,也说不出家乡有何区位优势和资源。邯郸以成语之乡闻名全国,但是出自邱县的成语典故并不多,通常人们说起的只有一条——破釜沉舟。
    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县,向外输出棉花、树芽以及近年来招商引资而来的儿童车。但这些服务人们衣食住行的产品,远不如漫画这一艺术形式,如今带给这个地方的名声多。
    讽刺和幽默是漫画的生命,漫画更多要去批评
    如今,慕名走进青蛙漫画组的外地拜访者,大多关心和时下新闻相关的廉政漫画。不过,陈玉理夫妇二人,在向客人不厌其烦地讲述中,不经意间就会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夫妇俩并非因为此刻突然走红的廉政漫画才开始大放光彩。
    在一个个陌生客人好奇的目光注视下,陈玉理老先生用他颤巍巍的手,多次翻开夫妇二人的漫画作品集。
    仅从漫画集上的画作来看,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陈玉理创作和发表多幅漫画,其中包括很多带有批评色彩的讽刺漫画。比如,讽刺“走后门”现象的《关系户》、抨击贪污受贿的《危险的接触》以及中饱私囊的《谁说我当和尚撞钟》等。这些涉及腐败题材的漫画之作,如今被邱县纪委选入廉政漫画的辑录,重新被人们发现。
    曾经盛产讽刺漫画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陈玉理夫人称为“漫画的一个繁盛年代”。而这种繁盛,并不仅仅属于陈玉理的个人记忆。1980年,方成创作出《武大郎开店》,这幅讽刺“嫉贤妒能”的作品在当时广为流传。方成带着这幅画在全国16个地方巡回展出,甚至有人将它改编为河北梆子戏。62岁时的方成在人生后半期,才逢上个人创作生涯的春天,被公认为与华君武、丁聪齐名的中国三大漫画家。
    当时,在河北小县待了40多年的陈玉理在全国漫画界也开始有名气。有一次,华君武和河北籍的漫画家韩羽聊天时,还打听起“河北邱县的陈跛子”。
    1982年春天,陈玉理夫妇专程去北京拜访华君武。当时正在开会的华君武从二楼走下来,一张嘴就开玩笑:“陈跛子,你可是扬短避长啊。”
    这个寡言而且有腿疾的农民漫画家,在那个年代,将他的漫画创作才能挥洒到极致。现今,回忆起当年的创作往事,老人会一改往日沉闷的状态,浑浊的目光中闪现出一丝神采。老伴李青艾说:“他只有聊起漫画时才这么兴奋,华君武、方成很喜欢跟他聊天。”
    长期以来,陈玉理发表讽刺漫画的主要“阵地”是《人民日报》增刊《讽刺与幽默》。这份半月一期的以漫画为主的四开报,创办于1979年,是在“四人帮”倒台、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在回溯个人漫画创作经历时,李青艾谈起上世纪80年代,很自然地用有时代感的语言“思想大解放以后”作为叙述的时间转折点。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理论界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当时,身处河北闭塞县城的陈玉理夫妇,并没有直接感受到这股思潮。但是,他们在和韩羽等漫画家的交流中,嗅到当时社会的一种变化气息,“尤其是在人的思想上”。
    1980年,陈玉理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幅漫画作品,正是刊登在《讽刺与幽默》上。在这幅名为《井底蛙》的漫画中,陈玉理画了一只蹲在井底的青蛙,它望着天空中飘着的一朵“由‘四人帮’造成的临时困难”的乌云,感叹着:“天啊,我看全糟了!”这则看上去愁云惨淡的画作,实则是批评当时一些人对于现状过于怀疑和失望的态度。
    “思想解放,漫画也解放了。”陈玉理认为,“那时的创作高产同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紧密相关。”
    上世纪80年代,华君武曾两次来邱县青蛙漫画组讲学。陈玉理夫妇记得,华君武一直跟他们强调“讽刺和幽默是漫画的生命”,他认为“漫画更多要去批评”。
    在身边的人看来,陈玉理是一个没脾气的人,甚至用老伴李青艾的话说,“胆儿很小”。陈玉理年轻时去北京拜访《漫画》杂志社,“目的地在王府井大街4号,但他走到2号时腿就发颤,不敢往前迈步子,于是就沮丧地回家了”。
    但这个“胆小”的人却在上世纪80年代公开发表了很多讽刺漫画。陈玉理用他带着浓厚地方口音的话说:“顾虑少了,感觉不再那么小心翼翼了。”
    最可悲的是,漫画家没有了尊严
    那段很有光彩的过去,虽然并不可能毫无提及,但同样很容易在这对夫妇和客人谈话间,被匆匆地一带而过。
    通常,向人们展示青蛙漫画组作品合集的时候,李青艾的脸上会露出笑容。这种神情,很像母亲夸赞自己儿女的优点时,那种骄傲和满足的状态。
    青蛙漫画组诞生于1983年,正值讽刺漫画的美好时代。这个由农民组成的漫画创作团体,也跟着当时国际美术界的潮流,以动物名为组织命名。而之所以叫“青蛙”,是因为这种田间地头的动物是农民熟悉的伙伴,“除害虫,唱丰收,很符合农民漫画组的特征”。
    如同青蛙孵育蝌蚪一样,陈玉理夫妇一直在培养漫画人才。根据他们统计,青蛙漫画组至今共接受3000多名学员,总共在各级报刊上发表漫画4万余幅。
    但是,令李青艾无奈的现实是,很多“蝌蚪”都已离开池塘。“目前还坚持创作漫画的人,也就10来人,包括我们夫妻俩。”
    11月一个气温骤降的下午,李青艾坐在沙发上,用皮肤松弛的手指,在漫画集的铜版纸上摩挲着。“你看这幅画,多好,当时登在《讽刺与幽默》的头版上。你看这幅画,还拿了奖。”但是突然,她轻叹一口气,“这个人去北京打工当文秘去了,这人在开门市部,这个当司机去了。”她还提到,有人作品获了奖,但连证书都不愿意去拿,“好惋惜”。
    李青艾似乎更愿意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谈起过去,她的语气会变得轻快起来,而她的记忆可以轻松切换到80年代。
    她清楚地记得,1986年一位《工人日报》的记者来采访青蛙组。那个记者一边采访,一边记录,“写完一个本又写一个本”。每次采访结束后握手告别,但第二天他又来了。“一直待了9天,回去发了一整版的报道。”
    这篇报道在当时引起轰动,但吸引来的更多不是记者,而是从河北、山东、浙江等地赶来拜师学艺的漫画爱好者。“有人是走来的,腿都走肿了。”但是,“我们是业余团体,外地人负担不起,都谢绝了”。有人当时伤心地大哭。
    当年动人的场景已不复存在。李青艾说,现在对学漫画的人,“要巴结着”。
    “学漫画太苦,稿费低,收入少。很多人都不愿学漫画了。”有些学漫画的人干脆改行画国画,“赚钱更多”。
    说到这里,老人捶捶胸口,“尊严!最可悲的是,漫画家没有了尊严。”
    陈玉理夫妇的四个儿女,除了大儿子在县文化馆工作,其他人都不从事漫画创作,几乎连一点边都不沾。
    在李青艾看来,“中国漫画早就跌入低谷”,这种艺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2010年,华君武跟李青艾通电话时说:“今年要来枣园摘枣吃。”喜欢花草植物的李青艾在院子里种了几棵枣树,一直馋着华君武。
    但是,等枣红了的时候,华君武已辞世。
    去世前5年,90岁的华君武发表了平生最后一幅漫画。这位中国最著名的讽刺漫画家买了厚厚一沓报纸送人,还打电话一一通知老朋友,他又有新作发表了。
    讽刺的艺术,带刺的鲜花,民主越多,花越鲜艳
    那些跟随陈玉理夫妇创作漫画的农民,如今的境遇也大不相同。有人凭借漫画才华吃到财政饭,也有人靠漫画进城买了汽车和商品房,大部分人继续留在农村一边种地一边创作。
    但是,面对如今漫画所处的时代,他们大多感受到,“漫画的阵地正变得越来越少”。
    在80年代经历辉煌、创造过单期销量130万份成绩的《讽刺与幽默》 ,后来由《人民日报》文艺部转给销量较大的《环球时报》主管。
    《漫画世界》在上海停刊时,得知这一消息的华君武感慨:“这么大的一个上海,就养不活一本漫画杂志?”
    曾经犹如春笋般生长出来的漫画类报刊以及专栏,又日渐消失。当年,很多中央、省级甚至地级市报纸都效仿《人民日报》,设立漫画专版或者专刊。但近年来,这些繁荣一时的漫画专刊和栏目大部分都被撤掉。
    作为那些依然在创作漫画的人,邱县青蛙组的郝增茂、胡延亭、王俊卿等人,在他们看来,漫画正在被市场抛弃。
    “现在年轻人都爱看大眼睛、长头发的动漫,那些东西只是娱乐,没有思想性和内涵。”说起占据更多市场的日韩、欧美动漫,性子一向温和的陈玉理,语气也忿忿。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讽刺与幽默》首任主编英韬曾说:“漫画界受社会上行业化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无聊的媚俗的趣味不高的创作倾向。作者不关心社会现实,创作逐渐远离生活。”
    消失的或许不仅是版面和市场。李青艾和学生胡延亭——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漫画作者,都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有关“传统讽刺漫画是否已经过时”的争论。
    这场争辩发生在《河南漫画月刊》几位年轻编辑和以英韬为代表的漫画家之间。前者认为,“漫画只需幽默,不要再讽刺”。但是,英韬等老漫画家坚持,“漫画不仅要幽默,还要讽刺。如果失去讽刺,这种艺术就失去生命”。
    就在漫画失去兴盛时代的同时,在一些文艺评论家看来,同样是民间讽刺艺术的相声也在逐渐走向衰落。
    著名相声演员姜昆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近年来,由于缺乏好作品,我国相声创作一直处于低谷。”
    作为讽刺大师,华君武也是一位相声爱好者。他的朋友回忆,有一次正和华君武聊天,当电视上开始播侯宝林的相声时,他立马停下来,说:“不好意思,我要开始做功课了。”
    华君武曾经画过一幅讽刺相声的漫画,批评有些相声“不幽默,也不讽刺”。
    1979年,《文艺研究》杂志编辑部和文学艺术研究美术院,邀请华君武、侯宝林、郭全宝、丁聪、方成等漫画和相声界的名家,召开了一场漫画和相声座谈会。
    在报道这场座谈会的一篇题为《如何让讽刺的艺术盛开——漫画、相声座谈会侧记》的文章里,作者写道:“同志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检验讽刺艺术。”
    这些参会的漫画和相声大师,几乎无人质疑这个观点:幽默与讽刺是漫画和相声的鲜明特征和艺术功能,是它们的生命。
    同时,文中还写道:“大家体会到:漫画和相声是同民主(政治的和艺术的)联系在一起的。讽刺的艺术,带刺的鲜花,民主是它的肥沃土壤,民主越多,花越鲜艳。是啊!这历史的经验多么可贵!”
    漫画大家留下的画作、拐杖、板凳……还有思想
    现在,郝增茂并不敢多想,突如其来的关注,会给他这个农民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他手持《硬功夫》漫画的照片在网站上广泛传播。老师李青艾看过这张照片后,有些生气,“这么帅的一个小伙子,当年那么多女人追求,怎么照得像一个从街边拉来的傻子?”
    郝增茂倒是不在意,说起这些,他憨憨一笑。他身上那条旧牛仔裤的膝盖处被缝得像蜘蛛网一样。
    在忙着应付记者采访的间隙,他还要赶着去地里摘棉花,因为地里的作物仍然是他的主要营生。
    他要供养家里出的大学生,但是学美术专业的儿子并不打算像爹一样画漫画,而是选择了美术广告。
    这些年,郝增茂也靠画一些漫画挣钱。平时,他就在一个用塑料酒瓶拼接而成的自制台灯下,搞漫画创作。如今,他可以投稿的刊物已经很少,“基本就剩《讽刺与幽默》”。
    如果实在没有漫画的活儿可以接,这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获奖证书半臂高的漫画家,就在农村房屋墙上画广告——那种遍布于乡村的极其粗糙而缺乏审美的图画。通常,画一幅广告,“挣几十块钱”。
    近年来,邱县纪委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廉政漫画”,为这些本土漫画作者带来一些活计。税务局、人事局、计生站等机关和事业单位向他们约稿,为本单位创作廉政漫画。
    眼下,郝增茂等青蛙漫画组的成员接到县纪委的约稿。他们按照县纪委提供给他们的大纲,根据每一条内容来创作符合这个主题的漫画。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上介绍“河北邱县廉政漫画展”的资料中说,邱县廉政漫画正一步步走向全国,走出了一条廉政文化大众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
    创作漫画大半生的陈玉理夫妇当过“美术界名人”,但他们并没有想到,再次出名是因为借了廉政漫画的东风。
    尽管这对老夫妇时常和记者们聊得口干舌燥,但是每送走一拨记者,他们就会揉揉眼睛,打起精神来,继续跟另一拨年轻的客人“聊聊”。
    “如果能借着这种社会关注,让大家来了解和关注传统漫画,会不会让漫画再繁荣起来?”这种憧憬,仿佛一剂兴奋剂,打在疲倦的老夫妇身上。
    长期以来,陈玉理和李青艾心里总是记挂着一件事情。华君武先生去世了,英韬先生也不在了。同这两位漫画大家结识几十年的老夫妇,想收集这两位先生的遗物和画作,就在“青蛙之家”——夫妇俩住的院子,也是全国首家农民漫画博物馆——建立纪念室。
    2010年,华君武去世后,他的妹妹来到邱县“青蛙之家”的枣树下面,为圆哥哥生前一个愿望。当时,华君武的妹妹很感慨。后来,她将哥哥生前的部分遗物捐赠给陈玉理夫妇。
    现在,陈玉理夫妇的家中,摆着华君武生前用过的拐杖、固定手腕用的布带、板凳、饭锅等物件。
    李青艾说:“如果把这二位先生的纪念室建好,把他们的画作、拐杖、板凳……都收藏起来,那是一笔多大的财富!”
    一向不爱说话的陈玉理,没等老伴的话音落下,就赶忙插了一句:“还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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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5 14:13:36 | 只看该作者
陈晓勤、黄集昊:廖冰兄与八十年代漫画界的两场论争
作者:陈晓勤、黄集昊      时间:2012-04-18   来源:南方报业网
《老爷酒家》(1949年)。

“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故我所作多是悲愤漫画。”廖冰兄曾这样概括自己以漫画鼓与呼的一生。1915年出生于广州贫苦家庭,原名廖东生的廖冰兄,以画笔为投枪,为反抗国民党政府、为抗战胜利鏖战十余年。他为社会的黑暗深深忧愤,“悲愤漫画是我的专业,到世上无可悲可愤之时我便失业了。上帝,尽快让我失业吧,阿门!”

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真诚地放弃了讽刺漫画的创作,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找不到讽刺题材的。但很快,政治运动接连而来,三十年后,已是六十老人的他画出《自嘲》,他叩问,“为什么举国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二三十年还不能站起?”

4月10日,广州麓湖公园旁的广州艺术博物院白云掩翠,《寻找冰兄———2012广州廖冰兄漫画文化大展》开幕。其中廖冰兄与漫画界大家华君武、英韬、方成的通信首次公开展示,信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华君武与廖冰兄因漫画理念不同而论争的往来书信。大展纪念廖冰兄从事创作80周年,展示这位有着灼热灵魂的艺术家晴雨相间的一生———在“十年浩劫”沉痛之外,上世纪80年代,廖冰兄因讽刺漫画《也是武松?》引发的漫画界震荡,更让上世纪80年代文艺界的观念之争浮出水面。

那个“文艺的春天”,乍暖还寒。

1漫画的春天“文革”后《讽刺与幽默》《剑花》诞生

一米多宽的写字台上,摆着一支毛笔、一幅未完成的漫画稿。写字台左上角放着一个普通不锈钢保温杯,右上角放着几款颜料。

这是廖冰兄书房“冷巷斋”的复原场景。1982年,廖冰兄与家人首次住进公家分配的房子。这套原广东画院的办公室仍是办公室格局,廖冰兄用夹板将之隔成三房一厅后,在走廊里截出一段砌上墙,做了个4平米的书房兼画室。4平米的空间只摆得下一张书桌,几个简陋的书架钉上墙,椅子只好摆到门口。广东人称走廊为“冷巷”,“冷巷斋”由此得名。

“无论如何,爸爸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可以继续创作,他很开心。”廖冰兄二女儿、“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会”会长廖陵儿告诉南都记者。上世纪80年代后,廖冰兄进入创作的爆发期,其作品大多在“冷巷斋”里产生。

在此之前,廖冰兄已经画了五十年漫画。

1932年,廖冰兄开始在报刊发表漫画。1935年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毕业。抗战期间,他曾在广州举办“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并在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上集成特刊出版。同年,廖冰兄到武汉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漫画宣传队,之后随张乐平领队的漫画宣传队分队到皖南。受毛泽东《论持久战》启发,廖冰兄曾创作《抗战必胜连环图》。

1945年抗战胜利,廖冰兄的漫画主题转为政治讽刺。其中以猫鼠为奸讽刺当时官场丑态的系列漫画《猫国春秋》,使他得到“一代鬼才”的称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廖冰兄以“人间画会”的名义发起制作题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毛泽东巨像,完成后悬挂于解放后的广州爱群大厦。

从1949年到1957年间,廖冰兄的漫画多是“遵命之作”,但很快,歌颂背后的阴影蔓延至头顶。

1958年,响应“大鸣大放”,廖冰兄接受任务创作并在北京《漫画月刊》发表的漫画《打油词画———赠教条主义诸公》被《人民日报》以大篇幅公开点名批判,迅速被打成“右派”,送到广州白云山省委干部试验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一呆四年。到农场后不久,廖冰兄被省工商联借用去画“反右”漫画,他曾说,“用右派反右派,你说滑稽不滑稽?”

1962年,廖冰兄被分配到广东木偶艺术剧团任美术设计。广州美院教授迟轲上世纪60年代来到广州,带着孩子去文化公园看木偶戏,他曾回忆:“当我得知舞美的设计是廖冰兄,这样一个大师只能在幕后!心里很难受,不忍看,尽管我那两个孩子看得很高兴。”

“文革”开始,廖冰兄被打为“牛鬼蛇神”,关押在广州槎头谭岗看守所。此次展出广州美术学院红卫兵办的小报《延安红旗》,记录了廖冰兄的“罪行”,“文化特务,二流堂人物,大右派,反动漫画家……”

“反动漫画家”被蹉跎了二十年创作生涯,终于,“文革”结束了。

1978年,声讨“四人帮”的言论铺天盖地,国内文艺界“有话想说”,素以讽刺批判专长的漫画界也不例外。华君武、方成、江有生等漫画家纷纷重新拿起画笔。也有不愿重新拿起画笔的,比如米谷、沈同衡。

廖冰兄终于摘掉顶了20年“右派”的帽子,他恢复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职务,画了幅《破炉图》来庆贺自己的解放。画面上,打破炼丹炉的孙大圣一跃而起,腾空挥舞自己的彩笔。他已63岁。

他画出多幅控诉十年浩劫的作品,其中最负盛名的《自嘲》中,廖冰兄表情呆滞,箍着身体的埕虽破了,但仍抱紧双手、身体依然是个埕。

“我画了《自嘲》,以此来向幸获第二次解放的人民提问:是什么邪术使好端端的人因入埕中变成畸形?……他是我,是你,是无数善良人民,为什么举国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二三十年还不能站起?”廖冰兄叩问。

“‘文革’后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他希望记录历史,批判浩劫,这是一个漫画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廖冰兄的女婿、廖陵儿丈夫黄民驹说。

在中国,漫画一直依附纸质媒体生存。1979年1月21日,由人民日报副刊主办的《讽刺与幽默》面世。华君武亲自取名创办、黄苗子题写报名。这给漫画界很大鼓舞,漫画的春天骤然而至。

“‘文革’后报纸还没有重新开设漫画专栏,江帆、华君武、英韬等人通过《人民日报》打报告给中央,恳求批准发表漫画。”漫画家江有生告诉南都记者,随着《人民日报》的刊登,大量报刊杂志紧跟其后,“漫画阵地多了,漫画人得以创作,还培养一支年轻漫画队伍。”今年91岁的漫画家江有生当时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负责对外联络,现已离休。

广州漫画小报《剑花》也应运而生。时任广东出版局副局长兼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的许实希望创办一份漫画刊物,请廖冰兄担任主编。剑花是广东常见植物,茎粗实,劲挺向上,象征漫画的风骨。

1980年底,第六期《剑花》发表了廖冰兄的漫画《也是武松?》,画面上打虎英雄武松放开吃人的老虎不打,却抡起大棒猛击偷吃鱼的小猫。题跋写着:“1980年夏有感”,廖冰兄对当时王守信贪污事件有感而作。王守信是黑龙江上宾县燃料公司经理,涉及贪污53万余元,后被判处死刑。这则当地当年最大的贪污案件。

谁能想到,这幅画直接引发了漫画界的轩然大波?

2第一次论争《也是武松?》批与驳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风裹挟着时代变化的气息。烫卷发、穿喇叭裤、跳交际舞、唱邓丽君、读书办刊、争先呐喊等成为改革开放的标志。

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发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上,随之在全国兴起一股批评热。

“《讽刺与幽默》大概是怕在运动中落入下风,抢先向冰兄发难吧。革命也需要时髦。”黄民驹说。(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1981年春,《讽刺与幽默》第四期发表署名“刘加”的读者来信。刘加批评《也是武松?》:“这吃人的老虎是谁?是党?是国家?是社会?还是某个具体的人?它到底代表什么?我们见了这画面上的白骨怎么会不联想到‘吃人的旧社会’呢?!”“这种是非不分站在社会主义之外喧哗鼓噪的作品会把读者引向何处呢?……(他)会在群众和领导之间起到挑拨离间的作用。”

“文革”后,人们对姚文元式的质疑口吻再熟悉不过。工人、干部、军人、学生等各界人士写信声援廖冰兄,有的一式两份,寄给廖冰兄的同时也投寄《讽刺与幽默》。方成、沈同衡、詹同、王乐天、毕克官、黄茅、刘雍及美术界的吴步乃、迟柯等人均有来信表达义愤和声援。广东美协甚至开会批评此信。

曹淳亮(后任《羊城晚报》社长、省文化厅厅长)同年9月在《广州文艺》发表《勇上景阳岗———围绕一幅漫画发生的争论》,指出刘加的观点是“极左的老调重弹,会使武松手软,老虎嚣张。”同时称“人民要求漫画家做新时期的武松,漫画家理应敢打拦路虎,勇上景阳岗”。

“在北京,以方成为首的一群人认为这是极左遗风;在上海,张文元忍不住写信到《讽刺与幽默》为廖冰兄辩护。但这些漫画家有心有余悸的心态,他们希望帮助廖老摆脱攻击,但不敢正面迎敌。然而,《讽刺与幽默》发起的这场‘讨伐’,由于不得民心,在刊登四篇文章后不了了之。”黄民驹告诉南都记者。

“那封信发表后,爸爸想辞去美协的职务。但当他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声援和支持后,他马上意识时代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人民已不畏惧棍棒。民众给了他力量和支持。“廖陵儿说。

黄民驹说,这封信刊登前,时任《讽刺与幽默》的主编英韬曾向华君武上报,获得同意才刊登。“适逢香港画家黄蒙田在京,便质问了华君武,华解释说那封信是读者投稿,起着提醒廖冰兄的作用。黄随后写信告知廖冰兄此事,廖冰兄很生气,他认为就算是提醒也没必要‘打棍子’提醒。”华君武在“文革”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并担任《讽刺与幽默》编委,他一生重要的作品和漫画见解都发表在《讽刺与幽默》上,是美术界重要人物。

南都记者在展览现场,看见一封廖冰兄在1981年3月8日写给华君武的信,他说此举是反右派风气的延续,“评黑画般的文章今天会在中央级的刊物出现,料必是不祥之兆。”信是原稿,无法确定是否寄出。

这场华君武、廖冰兄因观念分歧而起的风波,帷幕就此拉开。

3第二次论争“怒发冲冠”要论条件

1982年,由广东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廖冰兄漫画创作五十周年展”在广州文化公园展出。展览盛况空前,国内外报刊纷纷予以报道,发表评论和推介文章。

适逢华君武路过广州看了画展,他于1982年12月22日给廖冰兄写信,提议展览巡回至北京展出,但要抽掉《老爷酒家》、《也是武松?》等画。

信中这样写道:

“有些画或题跋,画家之愤怒跃然纸上,但分不清是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的,分不清两个朝代之质的不同。国民党是官办,共产党里有的机关也有官商作风,国民党是封建买办,共产党里也有人有封建主义思想,彼有官字,我也有官字,彼有封建,我也有封建,但这是不同的。不能一律怒发,有的可在冠内怒发,不必冲冠。以示区别于敌我和人民内部之间之差异……否则(这批作品)运到北京,争执不下,伤了和气反而不好了。航行大海万里,勿在阴沟覆舟,是我心里话,请参改。”

信中他特别提到《也是武松?》的毛病,他引用五次人大报告,说明国民党统治时期“老虎”一词指高官,“三反”时指大贪污犯,群众概念中之“老虎”仍系指高层人物,切勿以为“只有在高级干部中抓出一批经济犯罪分子,才叫做打‘大老虎’”。

而在这封信之前,《也是武松?》风波后不久,廖冰兄的干女儿帕斯卡尔希望在法国举办廖冰兄个人漫画展。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变成九人漫画展,参展人包括华君武、方成、廖冰兄等。廖冰兄有13幅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不能展出。

“这事华君武没有公开出面,但廖老心中明白,审查的都是华君武。”黄民驹说,这两件事廖冰兄均未公开表态,但一场笔战在所难免。

廖冰兄马上回信“迎战”,“我不想搞那些反对吐痰、反对抄袭、挖苦服务态度不好的东西,要搞抓妨碍历史前进的主题,而不产生副作用,因此我越来越感到见识不够,越来越感到作画之难。所以你要我上京展出时添些新作,

我殊缺信心。“对华君武指出不能一律怒发冲冠的问题,廖冰兄以《老爷酒家》一例作出解释:

“(《老爷酒家》)在旧社会,酒家都是资本家办的,他们为了发财,力求货如轮转,顾客常临,这种‘老爷’极为少见。但在今天却无处不有……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我把这幅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作展出,乃是为了‘古为今用’,希望能够起到促使改变企业衙门化的作用……全国美协最好借此展认认真真讨论,力求搞个清楚,否则漫画很有可能会使观众看厌,或者走向目前外国把漫画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品的道路……(上京展出)并不是急于上京求名,而是急于解决今后漫画的路向。”

“华君武深受毛泽东定义漫画的思想的影响。”策展人周鲒表示,“他对廖冰兄的种种,觉得是出自对朋友的关心”。

而曾在中国美术家协会担任书记处书记、与华君武共事的江有生解释,出现华廖二人的笔仗,是因为“画风不一”。“两人的漫画均对社会不好的现象给予讽刺、批评,但程度不一样。廖冰兄有什么画什么,华君武是有技巧地画、含蓄地画。”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华君武画了《1939年所植的树》,被毛泽东批评。尔后,毛泽东规定了漫画的路向,反映内部矛盾的作品在内部发表就意味着是幅好画,可以帮助某些同志改正错误;如果在整个陕甘宁边区发表就要慎重,因为会让老百姓对我们产生怀疑;如果在国统区发表,这就是一幅反动漫画。

黄民驹不赞同江有生的说法。“不能只从风格下定论,二人最大的分歧在于怒发冲冠不冲冠。华君武毕竟是一名官,从反右运动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后都守着延安、西安一条线。廖冰兄一开始也是当共产党的马前卒,画遵命漫画。但廖经历‘文革’血淋淋的现实后,就抛开延安西安,回到他开始创作漫画的人道主义初衷。他认为伤害人民的,就要怒发冲冠。”他坦陈,廖冰兄华君武二人私交不错,但常常为漫画创作的方向争吵不休。目前他们共有两人通信六七封。

4撤画办展“不行,要喝酒也要吵架。”

“廖冰兄漫画创作五十周年展”原定1983年5月22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1983年5月18日清晨,廖冰兄乘硬卧抵京。

1983年5月20日,中国美协展览部金克俊向廖冰兄传达了通知:一百多幅作品中,要抽起数幅不展。廖冰兄当即表态:“有四幅画绝不能抽,如果要抽,就取消这次展览。”这四幅画就是当年他作为“右派”罪证的《打油词画》。

三天后,华君武托金克俊带来纸条,说“经过商量,要扣起四幅《打油词画》其中一幅,联同其它七幅,共八幅”。

“怎么办?展还是不展?冰兄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希望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当时在广东美协负责编辑工作的梁江,与廖冰兄一起进京,他后来在《广东画坛闻见录》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当年的情况:

“现在都是这样,难啊!这地方不比广东。”黄苗子建议忍忍。

1983年5月29日廖冰兄去拜访夏衍、叶浅予。“谈到抽画一事,叶老说:‘如果是我,抽我八幅画,我就不展出……你为什么要来北京展览?你在广东是大王,北京不是你的天下……你既然要展出,你就别发牢骚。’”

展览最后以抽掉冰兄的八幅画再展出而告终。1983年6月1日,“廖冰兄漫画创作五十周年展”和张乐平的漫画展同时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廖冰兄占了东厅,张乐平则在西厅,被戏称唱“对台戏”。

八幅画分别是:《卫道擂台》(1957年)、《吹升》(1980年)、《此猫神气十足》(1979年)、《厕所即景》(1979年)、《血腻鱼肥》(1979年)、《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1979年,黄永玉诗、冰兄画)、《护虎神》(1980年)和《狼性》(1979年)。

五十周年展庆功宴上,华君武向廖冰兄敬酒,“今天就只喝酒不吵架。”廖冰兄说:“不行,要喝酒也要吵架,要为中国漫画界树立一个吵架不反面的典范。”

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华君武不断在重要场合向丁玲、艾青、萧乾、浦熙修们道歉。有人统计他曾公开道歉至少三十次。

谢春彦说,华君武不止一次与他说过:“那时候的总路线是那样的,大家都是没办法。但是我自己还是要检讨,为什么跟总路线要跟得那么紧?为什么别人就没有画呢?!”

这种孤独,廖冰兄也说过,他说:“我的漫画,喝彩的人多,但志同道合者几乎没有。朋友最多的是我,艺术上最孤独的也是我,可以说孤独得不能再孤独了。”

《也是武松?》发表15年后,《讽刺与幽默》的主编英韬写信给廖冰兄道歉:“多少年前,讽刊曾发表文章对您不敬,虽然文章不是我写的,但责任应由我负。我当时是同意文章中观点的,认为您批评得过了头。事隔多年,看今日社会之腐败成风,方知您当时的挖掘实更深刻,我对您倍增尊敬,仅在此向您致歉致礼。”

如今斯人已逝,廖冰兄在2006年9月23日去世,华君武在2010年6月13日因病逝世,英韬亦于今年3月25日去世。南都记者试图还原当年事时,试图联系在世的漫画家方成,但因其年事已高拒绝了采访,而江有生、华君武的“忘年交”谢春彦说其不了解当年情况,不轻易下结论。唯一的凭证是让书信说话。

廖冰兄与中国漫画百年史

本土漫画的起源与媒体紧密相关

现代漫画传入中国大概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本土漫画的起源与媒体紧密联系。只有报纸出现大量的政论,才会出现漫画。清末的革命风潮很多时候都有漫画的身影。现在学术界比较认同中国最早的现代漫画,1898年开平人谢瓒泰所绘的《时局全图》。它的诞生与孙中山有着密切的关系。历次孙所发动的革命运动与起义都利用漫画来宣传造势。同盟会广州分会副会长潘达微是早期漫画的重要推手,1905年办了《时事画报》。在此后的五年里,该画报成为中国早期漫画的大本营。此画种没有从材料与技法的角度进入中国的美术视野,而是直接把自己的位置放置在公共舆论的刀锋,倡导新的思想。

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漫画崛起

辛亥革命后,广东漫画一度沉寂,上海漫画异军突起。1918年上海出了第一本专门漫画杂志《上海泼克》,1926年丰子恺出版《子恺漫画》,才让这个已有近30年历史的画种有了统一的名称“漫画”。同年,上海成立了第一个漫画家团体“漫画会”。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漫画群星璀璨。《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独立漫画》等漫画杂志为大量漫画家提供了舞台。鲁少飞的《改造博士》、叶浅予的《王先生》、高龙生的《阿斗》一大批漫画明星角色在都市里家喻户晓。同时期,叶因泉在广州创刊《半角漫画》,李凡夫的连载漫画《何老大》风靡粤港。廖冰兄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进入上海《时代漫画》圈子,接触了叶浅予、张光宇、丁聪、黄苗子、鲁少飞等人。他们画漫画办杂志,虽以漫画娱乐社会与大众,在左翼文艺思想的影响下,力求漫画语言本土化、大众化、追求社会责任感。

“抗战漫画宣传队”赢得声誉

上世纪中期,中国最强大的漫画队伍是在抗战期间的“抗战漫画宣传队”。1938年上海被占领后,漫画家们南迁至南京、武汉。在郭沫若的国防三厅有了明确的编制,组建以漫画家为主体的抗战宣传队。此后两年里这一群漫画家们用画笔完成了民族危亡时刻的呐喊。1946年,廖冰兄在重庆举办《猫国春秋》漫画展,这是此一时期漫画史上的盛事,该组作品与张光宇的《西行漫记》为政治漫画赢得了极大的社会声誉。

1949年后漫画的政治斗争意义

1949年后,以《人民日报》为主要舆论阵地的媒体格局逐渐形成,漫画界在统一的体制与部署下为政治服务。此一时期,漫画主要是三个题材:一是国际漫画,以“支援亚非拉,打倒美帝”为主线;二是内部讽刺,以讽刺人民内部的错误为画,其重点是要区别于敌我矛盾;第三个,就是要配合运动、打击党认定的敌人,歌颂今天的辉煌成就。民国时代成名的漫画家们多数改行,张光宇投身工艺美术领域,叶浅予进入中央美院国画系,盛特伟进入动画界,黄苗子改习文史书法。廖冰兄却一直坚守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因画漫画帮助党的“整风”,冰兄被下放农场改造。“文革”中,漫画畸形发达,丑化所谓敌人成为漫画最卑劣的刀刃,这也直接导致“文革”后许多人对漫画的心有余悸。1978年廖冰兄绘就漫画名作《自嘲》,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漫画在1949年后被赋予强烈政治斗争意义后,其世俗娱乐性被严重忽视。上世纪80年代,国门洞开,美日商业漫画的大量引进,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讽刺漫画生存空间急剧减少。1994年,廖冰兄最后一组大型漫画《残梦纪奇篇》诞生,晚年廖冰兄用尽全力为自己追求一生的为国为民、反帝反封的漫画画上自己的句号。

(根据策展人、广州大学副教授周鲒口述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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