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希望中国网民讲点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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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希望中国网民讲点道理  

文/聂辉华

我曾经对网络寄予厚望。因为互联网意味着开放、透明和竞争，所以它会给中国带来更多民主和科学。但我发现自己过于乐观了，或者说对于网络的负面效应估计不足。最近几年，互联网上弥漫着一股强大的民粹主义潮流，互联网上根本没法讲道理。比如，我说“人必须吃饭才能活着”，肯定会有网民嘲讽：“难道吃面就不能活着？”如果我说，面也是“饭”的一种。肯定会有专家出来声明：“饭是米做的，面是小麦做的。你真是五谷不分了！”肯定也会有普通网民出来反驳：“正常人3天不吃不喝不会死，7天喝水不吃饭也不会死。你这个‘砖家’难道连这点常识也不懂吗？？”最终，我肯定一败涂地。今天的网民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谁与网民作对，谁注定是死路一条！因此，网络投票很可能与科学决策无关，它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多数压榨少数而已。

有人会说，这是极端情况，在专业的网站不会有这种无聊的事情。错了。科学网可能是中国网民专业素养最高的网站了，因为大部分网民都是自然科学界的研究人员，都拥有博士学位。但是，我有限的经历证明，科学网的网民在博客上的留言充分暴露出与他们学位极不对称的逻辑水平。他们在博文中一样热衷谈八卦、传丑闻，哪怕他们并未掌握这些“爆料”的任何证据。对比鲜明的是，他们在写学术论文时，他们必须讲逻辑、重证据，对任何观点和数据必须注明出处，因为有同行评议的约束；而一旦脱离同行评议，他们在专业领域之外，甚至在专业领域本身的话题上，立即和普通人一样信口开河、信笔杜撰。在讲道理方面，我悲哀地发现，中国学者和中国普通网民完全在同一个水平上。

为什么今天的网络舆论风气如此糟糕？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互联网主要是发泄的场所，不是讲道理、谈逻辑的地方。我很早就说过，一方面，中国的互联网是全世界管制最严的，不能上Facebook，不能上Twitter，甚至有时连Google都不能上；但另一方面，中国的互联网又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任何人可以任何方式辱骂任何普通人，而无须负任何责任。中国人在真实世界压抑太久了。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白天在单位对领导唯唯诺诺，在家里对老婆马首是瞻，只有晚上在网上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像皇帝一样，批阅奏章，指点江山，享受着上层给予的唯一的分享权力的机会。他们就像《叫魂》里的普通民众一样，以至于他们会捕风捉影地将其他普通人以巫术的名义打死。这是怎样扭曲的人格？这是怎样分裂的世界？这是怎样变态的社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如何能够指望网络去承担传播科学、推进民主的重任？

在被压抑太久的中国网民眼里，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另一个叫“外国”。似乎所有外国都是一样的，都是与中国相反的。中国网民过于理想化了，过于急躁了，他们只愿意立即接受最大程度的自由，而不愿意利用网络去逐步改善自由，这样做的后果是给管控网络自由带来更多的理由，最终只会延缓获取更多自由的进度。

这就是当下的网络，没有多少道理可讲。因此，我很早就关闭了搜狐和网易博客的评论，清空了新浪微博，也刚刚决定永久关闭科学网博客的评论功能。

      2014年，我唯一的心愿是，希望中国网民讲点道理。要知道，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需要讲道理、摆事实，需要谈判和妥协。我们绝不能指望不讲道理的人去推进深层次的改革。

   相关文章1：《被迫出国的李教授——网络时代的民粹主义1》，http://www.niehuihua.com/dispArticle.Asp?ID=746；
   相关文章1：《抓小偷的后果——网络时代的民粹主义2》，http://www.niehuihua.com/dispArticle.Asp?ID=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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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将学术讨论意识形态化” 精选

2014-1-21

国人一直缺乏平等对话和理性辩驳的传统文化，惯于接受非黑即白的观点，并且以观点的异同来决定个人的爱憎。我特别欣赏盛洪教授在十年多年前的几句话：讨论问题，第一不要怀疑别人的动机，因为动机是不可证实的；第二，不要怀疑别人的智商，因为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智商肯定不低。奈何中国人，尤其是网民，就是喜欢“阴谋论”，就是喜欢将别人贬得一无是处，仿佛全世界就数他聪明。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网民的理解力似乎仅限于140个字以内，甚至只限于标题，所以“标题党”才会有市场。可是，说这些有用吗？互联网从来就不是讨论问题的地方，而是发泄不满的场所。我在新年献词《2014：希望中国网民讲点道理》（http://doctornie.blog.sohu.com/300163112.html）中已经对此表示了绝望。可惜，张载的四句名言里居然没有“开启民智”。此时此刻，我特别佩服鲁迅的半句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

附上盛洪的那篇著名评论文章

不要将学术讨论意识形态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盛洪

知识积累、学术发展和文化演进，是一个社会自发地演进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依赖于“自由”，即学术的自由探索和理论的自由竞争。而自由与规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存在着公正的秩序，才能保证学术自由不是若干个人的，而是全社会的。

既然要自由地探索，就会有学术上的分歧以至冲突，解决的方法，就是学术讨论、争论以至竞争。具体的形式，就是批评与反批评，理论的挑战与应战。批评的意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向另一种理论的挑战，对于被批评者来说，批评可以使得他思考得更为周密，理论表述更为无懈可击，更可以激发他对自己理论的拓展。因此批评与反批评做为一种制度，对于学术发展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任何个人。

但若要批评与反批评的制度发挥作用，就必须有恰当的规则，否则批评与反批评就不会达成上述的积极后果。一个不太好的倾向，就是将学术意识形态化。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对一种主张的简化的表述，它可以帮助大众理解相对复杂的理论和政治主张。但意识形态的形式不易引入学术讨论中。因为学术讨论需要的是细密的分析，而简化的表述会忽略许多概念的细微区别，掩盖问题的复杂性，损害学术研究的质量。更为严重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往往年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将意识形态的因素引入，就相当于将政治因素引入。我们知道，一旦如此，就很难有公正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了。

因此我们一直主张，要小心谨慎地将学术与意识形态分开，推而广之，要避免将学术之外的因素引入到学术领域。在学术批评中，我们主张第一不要怀疑对方的动机，第二不要怀疑对方的智力。一个理论，只接受两种形式的批判，一是逻辑批判，一是经验批判。在此之外的所谓批评，只能被认为是对学术讨论的干扰。当然，这样的主张和原则，目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并且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法官强制大家这样做。因此自律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还自称是知识分子的话。

出处：盛洪，《 不要将学术讨论意识形态化》,《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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