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我的榜样茅于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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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的榜样茅于轼先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茅于轼先生可以说是我不挂名的学术导师。我与他交往频繁。我的主要学术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启发。很多人说，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在我看来，茅于轼先生是中国最精通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高山景行，永远是我做人与做学问的榜样。
　　
　　第一次认识茅老师是1982年的春天。我从西北大学本科毕业后考上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开学不久，第一次“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进行。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我被分配到一个小组当秘书，茅老师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在这个会上讲择优分配原理，从数学最优解的角度来去解释资源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在小组讨论中，他的发言引起很多争议。我理解，因为他从工程最优化开始研究资源配置，然后深钻西方经济学，思维和当时的另一些人——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来的人是很不一样的。我以秘书的身份在小组发言，得到茅老师的支持，因此推荐我到大会发言。在大会发言的时候，我说话语气没有掌握好，冒犯了一些人，引起他们的责怪。事后，茅老师帮助做调解工作，化解了矛盾。这是一件小事，但能看出他对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
　　
　　这次会议之后，他回到北京。我跟他开始书信往来。可以说，与他通信是我在研究生期间非常愉快、并让我的知识体系大大改变的一件事。他时常给我邮寄些好文章，使我接触到很多独到的思想和理念。那时候就发现，他注重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我记得，有一次通信中，我们讨论了关于“学雷锋，做好事”的人免费修理锅碗瓢盆到底好不好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不好”。因为免费修理使得一些人把本来不值得再修的东西拿来修理，从社会的角度看，花了修理用的材料、人力，加上排队的时间，显然是一种资源浪费。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观点。
　　
　　由于受他的影响，我组织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办了个读书会，系统地自学西方经济学。这当中有一些问题，也不断写信向他请教。到了83年8月，我写《为钱正名》之后，遭到学校批评，报纸上也有很多批判文章，不但在陕西，全国都有。当时我心情很不好，茅老师写信鼓励我，说正确的观点刚出现的时候，经常面临多数人的反对，但最终会被人们接受，所以你应该充满信心，坚持自己的主张。
　　
　　1983年春节前，我第一次到北京。茅老师接待我，给我安排了住宿。第二天，又约我到他家面谈。此后好几年，我去过他家无数次，街道名和门牌号都已经忽略了，但永远记得就在小区北门进去第二栋楼左下角的位置。那时候交通、通讯都不方便，见到他自然很高兴，也萌发了到北京工作的愿望。1983年底，我开始准备硕士论文。春节过后，就到北京收集资料，住在一个朋友家里，经常骑自行车往他家跑，跟他交流情况。
　　
　　当时，茅老师在研究能源价格问题。他对价格理论掌握得非常透彻，喜欢用计算来说明问题——例如每吨煤的出厂价格、运输成本等等，都有详尽的计算。他关于价格不合理导致能源浪费的观点对我的毕业论文和关于价格改革的思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交给我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阿伽瓦拉写的《价格扭曲与经济增长》一文，让我翻译。这篇文章用跨国数据证明，价格扭曲越严重的国家，经济增长越慢，给我很大启发。
　　
　　除了价格，我们也讨论现代经济学和改革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如工资、收入分配、价值观念等等。我写过一篇文章，谈经济变革中十大观念的转变，有些内容是由他的启发而来。他后来去做扶贫贷款和家政培训这样的“小事”不是偶然的。他做事非常认真细致。我送给他提意见的文章，他会非常仔细地阅读，有问题的地方用笔画出来，注上工整的文字。有些文章的初稿，我自己都没有了，但他一直保存到今天。
　　
　　1984年底，我正式到北京工作，跟他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之前，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宋国青。他是我八十年代非常重要的学习和工作伙伴。茅老师对宋国青非常欣赏。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圈子，包括我在西北大学时组织读书会的同学栗树和、梁天征、张敢明等人。茅老师与大家的关系非常亲近。我们去他家，不仅聊天，交流学术问题，有时候还留下来吃饭；在他家可以讨论到很晚，有时甚至聊到晚上十一二点。那个时期，我逐渐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只有通过市场经济，一个国家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这种信念一直延续到今天。
　　
　　茅老师与年轻人交往的时候，不吝关心和鼓励，但没有任何架子。他和我们这些后辈讨论问题的时候，碰到不同意见，只要你说得对，他立即更正自己的观点。他的思想从不僵化，可以向任何人学习。直到他年龄更高、名气更大的时候，这一点仍然没有变。当别人向他请求帮助的时候，只要他做得到，几乎是有求必应。他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品质。无论治学还是做人，他都是绝佳的榜样。
　　
　　到了90年代，我去牛津读书，他是少数几个与我互通书信的人之一。他在英国访问期间还专程到牛津看我，让我非常感动。从牛津回来之后，我和易纲、林毅夫在北大创办经济研究中心，得到他的支持；1997年，我又转到光华管理学院，他对我的支持一如既往。但由于工作繁忙，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少了很多，只是默默关注他的情况。我知道他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非常辛苦，倾注了很多心血。后来又做了扶贫贷款和职业培训的项目。像他这样的年纪，愿意通过这样具体的小事去帮助别人，一般人根本做不到，更何况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很多人愿意支持他做的事情，包括我自己也尽可能参与其中，都是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更让人钦佩和感动的，是他对这个社会的关心与责任。大概一年前，他写了一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遭到前所未有的非议。没有责任心的人是不会去写这种文章的。目前的中国，个人产权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传统的仇富心理依然隐藏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很难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人永远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但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茅老师的“为富人说话”是呼吁我们建立良好的产权制度和产权文化，这是作为经济学家或者一个理性思考社会问题的人的真实表达。他“为富人说话”本身就是“为穷人办事”，因为在产权得不到尊重的社会，除了特权阶层，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他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的人。
　　
　　回顾与茅老师交往的二十多年，我的成长深受他的影响。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受过他的帮助和启发。对于受过茅老帮助的人来说，他为我们做了很多，而我们为他所做的很少。直到今天，他依然忙碌于各种工作。他的八十岁生日即将到来，我祝愿他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学术青春永存。对他的感谢和回报，就是以他为榜样，认真地学习、工作和做人。希望他在九十岁生日的时候，不需要再去“为富人说话”。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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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绅士茅老

　　
　　这几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中国出现一个绅士群体。因为，从学理上可以看得出来，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在社会之各个领域居于领导地位的绅士群体，就不可能有优良的治理。当然，在中国，绅士传统曾经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文化动荡而断裂。但八十年代之后，绅士群体又重新出现。而茅老就是这个绅士群体中最令人敬佩的一位。
　　从专业上说，茅老是个经济学家。但是，他这个经济学家与众不同。在他身上，具有强烈的公共精神，而这种公共精神，正是绅士的标志性特征。
　　茅老的经济学是坚守价值的经济学。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是否应当价值中立，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主流学者似乎已经有意、无意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放弃了价值。茅老却坚定地以个人自由作为自己整个学术思考的价值取向。他从不隐讳这一点。
　　绅士当然是有价值追求的，即便是在其学术研究中，因为，绅士必有价值担当。对他来说，人文社会学术研究的目的乃是服务于实现和维系美好生活的目的。在茅老看来，中国人过上美好生活的前提是自由。为此，茅老高度关注最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无一例外都是增进而保障人的自由与尊严。他所提出的政策建议都是推进自由市场，推进民主、法治、宪政建设。
　　但是，绅士不可能是激进型人物。在茅老身上，可以看到十分健全的保守主义气质。他痛感于制度之不合理，但他始终相信，秩序对于美好的生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支持一切理性的、建设性的努力，而反对一切激进、狂暴。他既反对权贵，也反对民粹。他既反对权力的不受约束，也反对激情的放纵。他的很多言论就是因为其保守主义气质而引起广泛、甚至激烈争论。
　　但面对不解，甚至谩骂，茅老始终心平气和，并且十分认真地针对哪怕是荒唐的论点讲道理。他具有绅士的那种文雅气度。这种气度，半是天生，半是陶冶修养的结果。在茅老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平和但又伟大的人格。这种人格表现为待人接物的谦和，表现为言语的温和，表现为行文的平实，最重要的，是表现为对一切人的尊重，哪怕是他正在咒骂自己。他始终相信，所有的人都秉有理性，因而，都是可以沟通的。可能正是这种人性观，支持着他对自己和尊严的信仰。
　　传统中国的绅士不是单纯的理念型人物，我之所以说茅老是绅士，也正因为，茅老如同宋明大儒，既可坐而论道，更可起而行之。1993年，他与几位学者共同发起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它在官方体制之外掘开了一点缝隙，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独立的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在中国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茅老的人格魅力，是这个机构维持其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茅老发起、参与组织若干NGO，更是显示了他作为一位绅士的品质。他的眼光永远关注着社会、关注着弱者，并且总是亲自为之做一些事情。
　　这就是茅老，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绅士。他为绅士群体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复活、发育树立了人格、道德、行为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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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午：国宝茅于轼

　　
　　
　　茅于轼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老人。
　　
　　 几年以前，到茅老家做客，我曾经说过：“茅老，你真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当时他回答说：“我可不是。你们才是呢！”他非常谦虚，谦和。但在我心目中，一直敬他为国宝。我尊敬他，不仅是因为他学识渊博，更主要的是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积极实践、在实践中不懈努力的毅力和魄力。
　　
　　 我尊敬他，起源于2003年大午集团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2003年7月31日，茅老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为此案组织召开了研讨会，主题是“从孙大午案看民营企业融资的法律环境”，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茅老还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大午错就错在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我觉得，他救我，不是出于私心、私情，而是出于一种公义。我觉得他是在为民营经济呐喊，在为改革鼓与呼。
　　
　　 我从监狱里出来，曾经去看茅老，我对他说：“虽然你支持了我，但是你说我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我仍然不认可。我就是在干‘好事’，没有干‘违法’的‘好事’，你才是在干‘违法’的‘好事’呢。”他就乐了，我说：“你在山西搞的小额信贷，才是违法的，那才是违法的好事。”茅老承认了，给我讲述了他在山西搞小额信贷遇到的难处，尤其是在山西遇到的法律困境。我跟他讲我的问题，我说：“其实我没有触犯现行的法律，我搞的是真正的合法的民间借贷。”
　　
　　 我的意思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目的是通过放贷来盈利，而茅老搞的小额信贷就有放贷，我没有放贷，仅仅是因为贷不到款才向职工和当地的农民借钱。也就是说，大午集团从来没有向社会吸收公众存款，而是向特定人借款，是向内部职工和乡亲、业务户借款。民间借贷就是把他人的钱借来用于生活消费或生产经营，而银行（金融业）业务的行为模式是把他人的钱借来用于放贷，从中赚取利息。大午集团名副其实地把所借款项用于生产经营上，好借好用，好借好还，双方自愿，没有不讲诚信的记录，而且企业经营得很好，是完全符合民间借贷的合法行为。总之，大午集团的行为主观上没有违法犯罪的故意，客观上没有犯罪的行为及后果。
　　
　　 茅老笑了，表示理解。
　　
　　 近年来，不断从媒体报道上看到茅老很多惊世骇俗的言论，给我的感觉是，只要是真理，他不会计较名利得失，总是敢说敢做，敢担责任。他是讲是非、不讲成败的。比如他说的“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他认为，替富人办事的很多，替富人说话的很少，替穷人说话的很多，可替穷人办事的很少。我由衷地佩服。在一个大家普遍仇视官商勾结、认为富人都不是好富起来的社会心态下，茅老敢为富人说话，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我想在茅老心中，只有公义，没有其他东西，真是一个大丈夫！
　　
　　 茅老已经是八十岁的高龄了，可是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只要有人请他去讲讲，不管是高层的论坛，还是底层的老百姓，他都会去，不会计较礼遇酬谢。所以在我心目中，他不仅仅是国宝，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师长。
　　
　　 其实当我写这篇东西时，我已经有两年没有见到茅老了。我和茅老疏于来往，但觉得，心贴得很近，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在这个高度发达的资讯时代，我随时可以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演讲，我从心里一直默默地祝愿他，愿他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因为，他是我们的国宝。
　　
　　 我常常想到，茅老是国宝，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单纯的美誉或者吉兆，在某种意义上，国宝常常带有悲悯性。由此我想到卞和怀玉的故事，“匹夫何罪，怀璧其罪”，但是我仍然要这样称他。因为茅老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是在真真切切地关注着、付出着，他愿意这个社会好起来，愿意国家富强起来，简直已经剖开了自己的胸膛，让人们看到了他的心。但是有些人似乎视而不见、闭目塞听，甚至不愿意让他发出声音。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那种传统的古代士大夫的影子，就是“文死谏，武死战”的那种为国为民的精神：你们可以不理解我，但是我必须竭尽我的忠诚。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因为你的丑陋／代表着我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因为我是你忠实的儿子／你可以任意折磨我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因为我理解你／你可以不理解我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我愿意你十全十美／因为你就是我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因为我不能改变／我就是我
　　
　　 我想说的，恐怕也是茅老的心声。值茅老八十寿诞，无以为贺，是以为记。
　　
　　 （作者为大午集团原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