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教育界》：民初教科书改革的先锋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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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教育界》：民初教科书改革的先锋论坛

王　博

在民初教科书的变革进程中，有一本教育杂志值得大书特书，它就是1912年元月25日由中华书局创办的《中华教育界》。该刊历经整个民国时期，于1950年12月最后停刊，共出版发行29卷322号，与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期刊史上的“双子星”。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华教育界》“以研究教育、促进文化为宗旨”，发民初教科书变革之先声，不仅推动了中华书局教科书事业的发展和壮大，而且见证、纪录和推动了整个近代中国教科书的编撰、发行、革新的流程，为中国教科书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合乎共和民国宗旨

1912年，《中华教育界》创刊号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敬告民国办学诸君》、《敬告民国教育总长》等文章，并刊载了《中华书局宣言书》，大力倡导共和国教育的新理念。这一举措，显然是该刊对民国教育新政的热情回应。

1月19日，教育部通电各省，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规定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编撰理念是教科书的灵魂和生命，《中华教育界》的同仁深谙此道。

在《敬告民国办学诸君》一文中，作者何振武对清末教科书予以无情批判，对共和国教科书的编撰进行了展望。他说，“近年学部及民间编辑之教科书，表满虏之武功，隐满虏之虐政……不过欲令吾人永奴隶于异族而已”。“民国教育所以养成共和国之国民，决非养成忠虏之奴隶，而下手之方法，首在改用教科书。民国有出版者，固可不劳而获益。即使无之，亦当自编讲义，断不可袭用清代养成奴隶之教科书也。”

《中华书局宣言书》刊发在创刊号这一期的附录栏内。文章慷慨激昂地写道：“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文章列出了中华书局教科书的四大宗旨：一是“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是“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是“注重实际教育”；四是“融和国粹欧化。”

这些主张在民国初期产生了强烈反响，得到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热情呼应。比如，学人侯鸿鉴撰写了《改订教科书之臆说》一文，刊发在《中华教育界》第4卷第8号上。文章认为，民国教科书“必以完全教育的眼光从事编辑”，注意融入“世界观念”、“军国民教育”、“国粹主义”、“实利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想和理念。

此后，每一次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大改版，《中华教育界》都会将其新的教育理念刊布出来。这些对于教科书编撰理念的论述及宣示，加速了民主、共和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渗透，加深了人们对于新版教科书的理解和认同。

实施教育贵有良教科书

1914年，《中华教育界》曾在一则悬赏征集教授案中谈到：“教育之实施，首贵有良教科书。”的确如此，民国成立，政体更换，教科书该怎样应对？课程嬗变，理念一新，教科书该如何适应？这些问题，都关系到教科书编撰的思路和策略，关系到教科书的质量和生命。

在《中华教育界》关于教科书的论述中，绝大部分篇目都论及了编辑教科书的思路和策略。有的文章讨论了教科书编辑的程序，有的文章讨论了教材选择和组织的标准。

比如，恽代英撰写的《编辑中学教科书的先决问题》一文，指出当时教科书的四大问题：“现有教科书是为教授的非为自学的”；“现在教科书是为演绎法的非用归纳法的”；“现在教科书是彼此独立的不是相互联系的”；“现在教科书是合学理的非合实效的”。作者认为，教科书变革有赖于正确的教育宗旨：“我的意见，以为中学教育，是养成一般中等国民应有的品格，知识，能力的教育。按照这个思路，作者分学年度对中学教科书的编写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谬文功的《国文教科书之批评及其改良方法》则指出了以前国文教科书编纂的四个方面的不足，即“以文字之长短配合年级，其道不适也”；“以作者年代先后配合年级，其道不适也”；“以文体配置，其道不适也”；“以文品为次，如清雅、雄直之类，其道不适也”，并认为应该按由浅至深的原则编排国文知识的序列，“再合以心理发达之程序”，从“文之形”、“文之音”、“文之义”、“文之法”几个方面着手，科学编辑各级国文教科书。

特别要提到的是，民国成立以后，西方儿童中心理论逐步传入中国，如何从“从儿童心理出发”编撰教科书，成为《中华教育界》热议的一个话题，其中的许多观点至今读来仍觉耳目一新。比如：恽代英的《编辑中学教科书的先决问题》一文，指出“教育便是心理学的应用。所以我们教材的传习，心理学的关系，最为重要。我们真要改编教科书，应该一是都以学生心理为主，打破论理的次序，建设心理的次序”。唐珏的《编辑小学教科书的程序》一文，特别强调 “教材之排列合于儿童之经验及便于儿童的学习”，“不要以成人之眼光为根据”，“须向心理学上及实验上求帮助”。

《中华教育界》的作者和编辑，相当一部分就是中华书局教科书的编辑，他们既是当时学界的“意见领袖”，又亲自参与了教科书的编写与审订，他们的意见和声音最能切合时弊，故最能引起教育界的认同和共鸣。

教科书改造须得大家合作

优秀的编撰队伍是教科书得以创新的基本保证。而清末学部主持编撰的教科书质量太差，根本不能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原因是清末学部编撰队伍的官场作风和教育学识的缺失。1913年2卷1期，《中华教育界》刊发了江梦梅的《论现行教科书制度与前清制度之比较》一文，对清末的编辑队伍作出深刻的批评。在《中华教育界》的编者看来，教科书的编撰人员应该有丰富的“教育学识和经验”，没有官气、敢于创新。

恽代英的《编辑中学教科书的先决问题》一文，对教育界同人改造现有教科书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点建议是“不要为不肖心理所乘了”。他所说的不肖心理包括两种，即“虚荣心”、“苟且心”。第二个建议是“不要太自信”，莫把教科书的改造“太看容易”。第三个建议是“莫忘了真正的教科书改造，须得大家在一个目的之下同力合作”。他认为对教科书进行改造，“不可不有一个团体”，这个团体“要先有毫无客气的磋商批评精神，要意志统一，感情融洽。大家承认我们这所做的事，是人类的大努力，是纳教育于轨物之中的空前大事业，我们便是分工的工作者。这样，中学教育，才有个彻底的纠正；中学的教科书，才有个彻底的改造”。

唐珏发表了《编辑小学教科书的程序》，认为编辑小学教科书的事体很大很重要，编写人员有八个“要知道”：“要知道现在教育之目的”；“要知道现在的教育学说”；“要知道教材的功用”；“要知道各科特殊的目的”；“要知道选择教材的方法”；“要知道教科书的功用”；“要知道排列教材的方法”；“要知道表现材料之方法”。

期收集思广益之效

为推动教科书的编撰创新，《中华教育界》十分注重开门办刊，经常在刊物上登载启事，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教材（教授之材料）及教科书编写意见，以“谋编辑之进步，奖学者之研究”。

比较有影响的教材征集活动有《中华书局大征文》、《中华书局征集高等小学国语读本材料》、《中华书局新中小学教科书征求意见及教材》、《实验小学爱国教材号征文启事》等。每一次征集活动都会详细列出几个主题，比如第3卷23期《中华书局大征文》共有12个主题，其中关于教材的征文内容有4项：“中国公民读本编纂方法及要目”；“小学国文教授分读本文法、习字、作文，述其方法及教材要目”；“中国地理素鲜善本，中华地理全志虽称完备，然论误之处必不能免。试拟本省地志，以二万字至五万字为度，以作将来编辑中国大地志之材料”等。

这里重点说一说《中华书局征集高等小学国语读本材料》征集活动。根据教育部的规定，1920年秋季起小学一二年级《国文》一律改《国语》，为此，国语教科书的编撰出版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扩大国语教材征集活动的影响和范围，《中华教育界》不仅自己在9卷3期刊载了教材征集启事，而且还争取了当时富有影响力的《申报》的支持，同时刊发了这则启事。启事说:“高等小学用的国语读本，是从来没有的，我们现在正在这里编辑；不过少数人做的文字，未必能篇篇都好，所以特为登报，请教育界同志，各人做几篇，以便选用。……这件事在教育革新上，关系很大，盼望大家尽点心力。”《中华教育界》第10卷第9期公布了这一次征集活动的结果，最终有30篇文章获得奖励。

教材征集活动拓展了教科书选材的来源渠道，而面向社会广泛征集编撰意见和建议，则开阔了教科书的编撰思路，刷新了编撰者的文化视野。

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学制改革方案，即后来影响深远的“壬戌学制”。学制改了，“教科用书自应改革”，“念兹事体大，极盼海内外同志匡其不逮，爰拟征求意见及教材，期收集思广益之效”，于是《中华教育界》第11卷11期刊载了一则启事，就学制改革后教科书的“读法应如何改良，教案应如何编制”、“读本之编制及分量如何方适用”、“算术教材各学年当如何分配”等，广泛征求意见。

可以说，每一次教材改版，《中华教育界》都要主动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一些好的主张，《中华教育界》不惜版面予以刊发。第11卷6期，该刊还组织了一次教科书专号──《儿童用书研究号》。

《中华教育界》是中国近代史上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教育期刊之一。在民国初期，它和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出版事业互相依托、互为动力，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当时，有关教科书改革的最新动态、最新锐的观点、最前沿的理论，都能在这本刊物上找到，因此说它是民初教科书改革的信息源、思想源、动力源，一点也不为过。

    （本文作者系《教育测量与评价》杂志社副社长、编辑部主任，教育学博士）

2013-10-24  《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16日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