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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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科书  

《教师月刊》2009年“年度教育专辑”之年度事件一

  

文/顾晓清

一口好牙和一副好胃

这就是我对你的期待

只要你受得了我的书

我们就一定合得来

——尼采

自2001年中小学教科书编写放开后，全国已有80多家出版社或独立法人团体被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编写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目前市场流通各科教科书300多种。本以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态势会有助于各地选择品种、因材施教，不料2009年教科书集体受到舆论子弹的扫射：入选一篇文章果然“被争议”，删除一篇文章照样“被争议”，风平浪静十多年的人物形象突然“被争议”，通行教材换来换去引起更大的争议……教科书编委们百口莫辩，当年尼采的一首小诗倒可拿来作为说辞。

“好牙”——啃得动教科书，“好胃”——消化得了教科书，“只要你受得了我的书”——那就甭管我是跨省而来的远客还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洋面孔。

然而，“受得了”三字文章多。谁来定义“受得了”？教师？学生？决策者？

各方又嚷嚷起来，教科书们夹在中间愁眉苦脸，“我们招惹谁了？”

教科书，先生授业解惑之工具。这是一个简单的定义。但事实上，教科书如同知识本身，无法回避价值观的追问，无法摆脱在各类情境中被定义的命运。在符合少儿认知规律的编写原则之外，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谁的知识最有价值？换言之，教科书到底在传递谁的文化？是社会主流，抑或百家争鸣原则下的“某个流派”，甚至是商业力量？

纵观2009年国内教科书聚焦报道，这些问题在文科教科书——例如语文、历史等学科教科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巧合的是，佛蒙特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洛温也曾在他关于教科书研究的著作中提到，理科教科书（比如数学）的编写发行过程中，很少出大争议和彻底的颠覆，大学数学系教授也不会说学生在初中学习的几何“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但是文科教科书（比如历史）恰恰相反。这种巧合是一种偶然吗？

事实上，在现行语文教科书体例下，语言与文学并存一书。随着学生的学力增长与知识扩充，在诸如遣词造句等基础能力训练之外，教科书还会兼顾呈现历史的延续和流变、文学的思想和背景。而历史与文学本身承担着诠释、传递社会文化的大部分责任，它们在宣扬与加强某些知识与文化时，势必有意无意地使另外一些知识与文化降级。例如，在强调多元价值并存的美国，文科中的社会课程往往由三方面知识构成：政治结构与过程，公民的权力与责任，美国的核心文件（《独立宣言》、宪法和《民权法案》）中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思想。学校在教授过程中，遵循压迫——失败——抗争——胜利的路数，讲述有关美国领导者和英雄人物如何利用传统的价值观和勇气来建设这个国家的故事，培养学生对美国制度、美国方法和美国价值观的忠诚。至此，历史失去了第二种可能性，而文学以交待作品背景的形式并上历史的轨道——对，只能这么办！这种被处理过的单一“食谱”，易啃易消化，但大家就此“合得来”吗？

当这些未经学生自己考察的观念在社会、经济、政治的现实中碰壁时，他们很可能抛弃这些昔日由课本辛苦灌输的品德。学生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们带着各自的经验上学、回家、上网、聚会。两难才是生活的常态。媒体制造出的拟态环境比书本世界更像是真的，工具性的推理比探索多元符号多种可能更加轻松，争论效率和技能比思考道德与素养更有意义……这下子，学生闷了，教科书蔫了，教师急了，大家谈崩了。

然而，崩归崩，课还得上，书还得教。既然教科书的属性改变不会像液态水变固态冰那样简单，社会氛围的改变也不是一个指头按下制冷按钮就可以完成，那大家需要另想办法。令人高兴的是，虽然无法直接干涉教科书的编撰、选用——“食谱”不变，不少教师仍致力于改善“伙食”。民国时，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赵廷为教授曾驳斥过“选择教科书是教育家的工作，教师只需依照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的内容去教学”的言论。作为教科书的使用者，教师可尝试对它的结论与规范进行条件限定，讨论第二种、第三种……第N种的可能性。优秀的作家并非因为一篇被选入教科书的文章方显优秀，晦涩曲折的作品并非因为不能删改而成为经典，高尚的行为并非因为名人所做才值得颂扬……教科书需要祛魅，更需要教师的襄助。

当然，无论怎样改善“伙食”，怎样打造“好牙”，直观反映是否能“消化”的是学生。他们会因为岳飞重新被定义为爱国英雄而变得迷糊吗？他们的脑袋会变得跟算盘一样任由人拨来拨去吗？事实上，在被学生掰烂了分析、死去活来的背诵中，教科书已滋生出教师与教科书编写者始料未及的意义——如同黄金被称为“硬通货”一样，课本中的特定形象被学生用以制造“文化通货”。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人教版初中英语教科书风行十多年，Li Lei、HanMeimei、Jim、Kate的程式化对话成为学生们的集体记忆。学生们高唱着“李雷和韩梅梅之歌”，穿着印有鹦鹉Poly的T恤，谈论英语教科书上刻板的对话、做作的语境，在原本彼此互不相识的网上小组哈哈大笑。他们——在这套教科书教育下成长的学生，用自己的方式消解了各方利益中数不清的“不得已”，从禁锢的成人世界中夺回一部分日常生活的意义解释权。

如此，“合得来”成为一个看似皆大欢喜的结局。

诚然，教材租型的利益之争还是让人面红耳赤，地方教材的频繁更替还是让教师感到愤慨，但公众监督的力量已日趋强大。他们在不断提醒：教科书不同于一般图书，学校不同于一个公司，教师也不是公司的一部分，可以按照流程机械生产被要求的“人力资本”。肩负培育社会新公民的重任，教师需要足够的空间来平衡现实与理想。

基础教育阶段的教科书所涵盖的内容与语言扎根于集体想象，它不会比社会共同文化的形成更加容易。文化研究者雷蒙德·威廉姆斯曾经喟叹：“共同文化的观念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赞同社会，当然也不只是服从社会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特殊的终结，它从来不会被视为最终实现了自我而变得完美。”教科书也无法完美，但它确实正在走向“合得来”的路上。

链接

2009年关于教科书的代表报道

   《教科书频繁“变脸”带来隐忧  基础教育呼唤真正的因材施教》，记者殷燕召，2009年8月31日。

《教科书：删得掉的文字，删不掉的“秘密”》，记者潘晓凌，特约撰稿薛田，实习生陈晨，2009年6月24日。

《关注教科书质量》系列，记者吴重生，2009年9月29日。

《梁实秋文章首次入选语文教科书， 鲁迅作品明显减少》，记者黄征，2009年07月27日。

《我们的孩子在吃错药——中国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母亲与母爱研究》，实习记者陈小瑾，2009年8月10日。

《郭初阳老师的“化验报告”：小学语文教科书有毒！》，记者周凯莉，2009年9月30日。

《教科书租型应废止 “鲁政”文件引诉讼》，记者李远方，2009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