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武雄：台湾教育的现实分析与因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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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武雄：台湾教育的现实分析与因应政策

20年前的今天（1994年4月10日），台湾数个民间团体发起大游行活动，并成立四一〇教改联盟持续推动，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回响。教改运动提出四大诉求：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此次大游行后来被视为台湾教改的起点，而四项诉求也成为后来教育改革的主轴。本文发表于一九九二年十月，做为该政党教育政策之依据，乃由作者另行出版，为在四一○教育改造运动中大量散发之主要文件。特转载，供关心中国教育改革的人士参考。

教育的目的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知性与人格的成熟，培养公民健康的身体与灵敏的美感，所谓知性的成熟，是在知识的基础之上，藉由思辨创造，自由讨论，于群体生活及学校环境内外中完成； 从而由内而发的过渡到人格的成熟。而健康身体与灵敏的美感，也透过静态的环境及动态的课程安排去养育。教育不能把人当作工具来使用，也不能把人当作人力来规划。教育要培养的是健康、成熟、有创造力的个人，由这些个人共同去塑造明日世界的面貌。社会与国家是个人的组成，健康、成熟、有创造力的个人，共同去经营出来的社会组织与国家，才会有更新的生息与丰富的生命力。

当前台湾教育问题的分析

□背景原因

当前台湾的教育，距离上述目的非常遥远，最主要的背景原因是:

(一)专制文化 :

台湾的社会基本上仍属于东方专制社会。这种专制社会里的人有如下的特征：喜欢按照自己的需要与经验模式，去掌握或塑造别人，包括塑造所有自己关心又能加以牵制的人，如学生、子女、后辈。塑造的方法又将常流于灌输、训诫、宣导、打骂等外加的模铸，不相信别人的自主能力与内发的价值。

台湾社会在战前已经含蕴有: (a)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与 (b)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的人道思想。

但更深值于台湾民间的却是: (A) 日本军国主义者于战前透过殖民教育、征调台人从军、推行皇民化运动等输入的武人思想。 (B) 汉民族原有的东方专制主义。 (C) 战后国民党的军阀与政工所移植的集体主义的混合体。

详细一点说，台湾战前刚刚萌芽的(a)(b)等的自由与人道的思想，基本上只流传于当时(小)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之间。只有这种身分才有充分的机缘接触经由日本传入的西方进步思想。可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之后的军事戒严，思想控制及土地改革完全扼杀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机会。相伴的是(a)(b)等较现代的思潮消逝无踪，而(A)(B)(C)的专制文化遂在战后的台湾大行其道。

(二)威权政治 :

四十多年来国民党统治台湾，主要的着眼点是国民党政权安定。为了维持政权安定，个人的自由思想必须被压抑。国民党中央的意志自当局由上而下，贯穿部厅局，进入学校而箝制学生的言行思想。这由上而下的行政管道，辅以军训教官、救国团、安全人员等的协助，建立了一条鞭式的威权教育体制。这套威权教育体制，完全背离教育要发展儿童心智，促进其知性与人格成熟的目的。如此违反教育原理的教育体制由于政治戒严，专制文化与升学需求，竟然被容忍、被包装，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到今天。

□主要问题

一、 中小学教育问题

台湾中小学教育，四十年来对于儿童不只是没有协助其适性发展心智，反而一味加以压抑，台湾绝大多数的儿童，都不喜欢上学，除非家庭太沉闷。为数不少的儿童在台湾考试与管制双重压力下，厌学逃家，一经送到国外转学，不出半年一年便信心十足、表现优异，又成熟懂事，前后判若两人。许多事实都说明台湾中小学的教育是压抑的教育。

在前述专制文化与威权政治的背景下，台湾中小学教育突现的主要问题是:

(1)升学主义

(2)管理主义

(3)教育资源之不足与不当运用

我们分述于次。

(一) 升学主义:

升学主义的意思是，在升学竞争的压力下，以升学做为主要目的来办教育。又由于升学甄别是依据考试成绩的好坏，大量而重复的背诵记忆，不断加强考试技巧，熟练考试题目，变成了上学读书的主要内容。

在升学主义教育下，德智体群美等五育不能均衡发展而独强调智育，这是一般教育界人士与家长所共同诟病的现象，可是事实上连智育也受到严重扭曲与压抑，这却是较少受到众人注意到的事。

为了应付众多的考试，学生读书的方法被塑造成: 倾向文字公式的记诵，寻求便捷现成的套招。不设法去了解知识基础内容的涵义，不问为什么。读书没有思辨、没有批判。做题目不经尝试错误，不经修正思索。儿童天生原有对知识好奇消失了，知识的视野窄化于考试的细缝，无暇也无心接触升学考试以外的书籍。

许多学校、老师及家长，甚至禁止儿童阅读有关升学考试以外的杂书。而日夜不停接受灌输文字公式之标准答案的结果，是大多数学生对于书本知识，倒尽胃口，对知识的品味也被糟蹋无遗。

在升学主义教育之下，学生强化畸形智育的结果，是知识窄化、知识厌腻，甚至有了反知识的心理。严重阻碍学生知性的成熟。所以台湾现实的升学教育，所造成的不单是教育官员所承认的“因过分强调智育，使五育不得均衡发展”的弊病，而是一无可取的，连智育的发展都受到扭曲压抑，无法正常发展的教育。

而升学主义是其元凶祸首。另一方面，有了升学竞争的压力，不必然便会有如此严重的升学主义。例如日本中小学的情况。以下我们更要说明威权政治的管理主义，才是把升学竞争恶化为升学主义的幕后黑手。

(二) 管理主义

台湾教育许多弊病又因管理主义大行其道而来。不只是学生受学校与教师管理，教师的教学亦受校长支配，校长则听命于上级。事实上整个教育体制是威权体制，教育决策由上而下。地方政府的教育权，学校的教育自主性，教师的教学个性，以及学生的思想人格都受到中央权力及党政军特的贬抑。

管理主义的意涵，是要统制人的思想言行，使学生遵守一定的秩序与规范，想同样的事，说同样的话。把学生塑造成同一规格的公民，以便于统治与控制。军训教官迄今不肯退出校园，而课程统一、教材统一、全由中央政府掌控，便为此明证。这类现象屡为教育学者，教育界人士批评，民间亦迭有怨言。执政党仍然执意把持，不肯丝毫松手。这说明了政治干预教育，其实是台湾教育无法正常运作，无法回归教育本来面目的真正障碍。

管理主义，除了直接统制学生思想言行之外，还有其他层面的重大影响:

(1)助长升学主义的气焰：只有升学竞争，不必然便会有升学主义。事实上，是由于管理主义的推波助澜，升学竞争才演变成升学主义。管理主义的意义是便于管理。藉升学竞争让所有人都在分数排名榜上，在进度表上量化，最有利于管理。不只是学生在升学需求下依分数被排列，连教师、校长也因其所教学生的分数，所办学校的升学率被排成一列。大家都为争名次而全神贯注，管理自然更容易。同时在管理主义的压抑下，许多人自升学需求转化为升学主义，所获取的不正当利益，也不容易被揭发。坚持教育原则的教师，由于台湾教师职位每年一聘，随时面临解聘的压力，使他更受到上级的支配，无法节制学校行政人员与部分教师获取升学利益。升学主义可以增加一些教育从业人员的财富，而管理主义又使旁人无法置喙制止。几时十年来升学主义会如此盛行也是托管理主义庇护，使学校内外的当权者能肆无忌惮的坐收额外利润，激化升学风气。在日本，升学竞争亦相当的激烈，但学校负起保护学生不致太早受到升学污染的责任。而且学校与补习班之师资泾渭分明，学校教师绝无兼补习班老师的情事。可是在台湾，情况正好相反。学校本身反过来煽风助火，宣染升学主义。两者最大差异便在于台湾四十多年在学校倡行着管理主义。由于以政权安定为着眼点，学校最重要是平安无事，管理胜于一切。大家都埋首于升学考试，是最好的管理条件。

(2)配合大班大校，相互加强: 台湾都会学校，会发展到两百多班的超大型学校，是举世无匹的怪例。班级多，每班人数也高达四五十人。全校教师学生人数近万，却挤在三、五公顷的校地中，四面围墙高筑，四五层楼的教室贴墙而立，中间水泥地才是学生活动的唯一场所，座落如井底。这样的空间规划，绝对不适合儿童的成长，不适合办教育，可是却最省钱，最容易管理。这样的大班大校违反起码的教育原理，为什么四十年来执政当局一直不肯改善而且执意设置这种大型学校？ 一方面是因政治戒严期间，教育学者的专业意见或被压抑，或被消音，或主动体恤党意而不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则为大班大校是最廉价的办教育方式，又能促成管理主义的抬头。把几千人集中在一起，只好诉诸管理。比如说秩序。学校是发展儿童个性的场所，训练学生善于表达，勇于表达是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可是几千人挤在一小块的地方，绝对安静便成为必需，否则起码的教学活动都难以进行。这时候要求学生肃静不讲话，便成为理所当然，管理的势力藉此抬头；而反过来，由于国民党的教育体制，从训导，安全 行政及教学各系统人员均被赋以管理的任务，包括教师亦被收编为管理工具，教师个性与学生差异不被重视，因此所具有的管理能力，足以维持近万人的大校秩序。从司令台及扩音器传布出来的命令，可以控制全校师生统一行动的作息。这使得大班大校虽然违反教育原理，却能维持其表面形式的平静安全，而促成大班大校，持续发展为台湾都会区中小学校的正常形态。

(3)压抑教学自主性：这点是最直接造成台湾教育问题丛生的根源。教师每日与学生相处，站在教学的第一线，最能了解学生、给学生必要的协助，依每个学生不同情况，引导学生；可是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统一考试、统一评分使教师的教学工作失去创造性，对学生不能因材施教，也不能尝试创新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学变成枯燥单调的事。同时由于管理主义强调由上而下的领导，教师须执行学校、校长及行政系统的命令，例如教师亦身负管理学生秩序的工作。对学生须做一致性的要求，很难面对个别学生不同的情况，做不同的因应。教师因而失去了教学自主性。而教学研究会在管理主义下亦沦为行政系统的下级单位。本来学校应以教师需要为主，行政管理为次。行政系统应全力支持教学方面的需要。可是管理主义，却倒过来置教学单位于行政单位之下。教学研究会本来应该研究教学，由教师们相互讨论切磋，相互学习与交流，形成专业社群。使教师在教学及知识上，形成对此社群的向心力与专业责任感。教师教学的好坏及用心与否，应在社群之内，实施无形或有形的评鉴，施加给教师个人压力，提高其专业水平。因此教学研究会应该深受行政系统及外界崇敬与尊重，而不应该反过来受行政系统支使指挥。但在台湾这种管理主义挂帅的威权教育体制下，教学研究会被严重贬抑，而且教师考绩由行政系统的黑箱作业来核给。这是教师专业伦理丧失的原

因，也是台湾教育界轻视知识，趋炎附势而使万病滋生的来源。

(4)增加青少年犯罪: 管理主义是用一种规格，去概括、去要求所有学生的心智，而且要求的方式是模仿军队的管理方式。威权式的、统一式的、集体式的去要求学生。这对于正在成长、正在摸索的青少年必然会造成压抑与歧视，更带来学生内心的反感。以今日都会区学校学生的居家环境，自学校或家庭所承受的升学压力，以及台湾这社会已带有的专制文化，学校这种集体式的、威权式的、统一式的管理主义，正以可怕的力量驱使学生，尤其驱使有个性或叛逆的学生，走入社会黑暗的角落，逃学逃家只是初期的现象，更严重的是仇视成人世界，甚至由内心养成反社会的态度。这几年台湾青少年犯罪率骤增，正是管理主义教育的结果。可是执政党当局要解决青少年犯罪的方式，却是指示各学校及训导人员加强管理。这种不思以教育解决教育问题，却以政治、以权力强制于教育，正说明威权政治在教育领域的阴影挥之不去。

二、 大学教育问题

大学教育除了有上述问题，如升学主义与管理主义的后遗症之外，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以中小学升学主义的后遗症来说，由于十二年为考试而读书，大多数人进大学之后几年，已无法调整回来，重新建立起健康的求知态度。加上目前台湾的大学教育是专业取向的分科教育，容易使学生延续过去为升学而读书的急功近利的心理。只是到了大学，换成了为留学或职业出路而读书的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在大学毕业以后的生活。台湾社会虽然是倡导高学历的社会，但绝大部分高学历的人口，进入社会做事之后，几十年间除了职业所需的工具性书籍之外，一般是不再读书。这与欧美社会的公民很不一样，台湾一般人不会结合知识与生活，大学毕业之后便不会去使用数据，不会依靠自己能力主动去学习新东西。相反的台湾一般人认为知识与生活是不相干的，甚至是相对立的两件事。十几年为考试拼命，到大学毕业之后，便把书本永远的抛开。这是一个严重患有“知性贫乏症”(intellectual povety)的社会。这病症的根源，起自中小学的升学主义，而大学教育的过早分科、技术化、工具化的倾向及不注重讨论思辨，只采用单向讲演的教学方式，则使病情加重。

同样中小学的管理主义在大学教育的后延现象，是学生的被动与消极，生活经验与视野狭窄，人格发展的成熟度偏低。事实上大学中的管理主义仍然盛行，只是改换成另一种面目出现。譬如中央集权仍然存在于大学教育的各个层级，大学法基本上不是为保障学术独立与自由而设。相反的它本身便是一部大学管理法。大学之开放，大学之自主 校内民主 教授地位与专业水平，无一不与四十多年来的中央集权直接或间接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联。同时大学与成人教育脱节，也牵涉到大学本身的社会定位。

我们约略分述于次：

（一）大学自主：

目前各大学的发展仍在中央掌控之下，无法依本身条件去发展特色，更无法建立起自身办校目标，去追求大学教育的真正目的。举凡课程规划权、文凭核发权、校长聘任权、学生招收权、经费与人事自主权等，皆不在大学权限范围之内。以课程规划为例，教育部硬性规定涉及意识形态的思想课程，大学本身毫无置喙的余地。大学无法依循大学教育的目标去给予学生现代思潮的知识，给予学生充分思辨与讨论的教育环境，培养出现代化社会的人格与知性。 依常理，大学教授的社群应该是国家或社会中最拥有知识的一批人。可是大学之内的课程却不能交由他们来规划，而仍操纵在中央政府的官员手中，这是举世无匹的怪现象，也是政治干预教育的明证。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政治解严，照理大学应该自主，可是上述所提大学理所当然应该拥有的自主权，在新大学法草案中，无一被赋予。台湾大学教育的主要问题，其实是政治结构的问题。  

（二）校内民主：

台湾目前各公立大学的校长由中央派任，校内各项事务的决策权则在校长与行政会议，行政会议的组成依现行大学法，规定由校长，各学院院长及军训总教官组成。虽然大学另有含教授代表占半数以上席次之校务会议，唯各校务会议每学期开一至二次，且出席人数众多，事实上不能真正参与，甚至无法监督学校重要决策。学校重要决策皆在每周一次之行政会议中做成。由于行政会议之成员皆由校长聘任，而校长又由中央政府聘任，所以学校重要决策事实上为中央左右。这使得校内民主无法落实。

校内民主的意义，在于由校内教授考虑大学教育的目标及学术研究的需要，而参与拟订大学发展的方针。其着眼点为教育与研究，而非行政管理。可是目前的实况是行政与管理先于教育与研究。

主张校内民主，不是要学校教授完全接管行政工作。比较可行的方式是确定校务会议为最高权力机构，校务会议之下设一般及特殊委员会，例如校务发展 聘任课程规划、校园规划、预算经费稽核、师生申诉 学生事务等委员会及其他因案成立之项目委员会或调查委员会等。各委员会由教授代表召集及组成。另由各一般委员会召集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代表校务会议监督经常性决策，而行政会议则对常务委员会负责。

同时，校长应由学校教授成立遴选委员会遴选产生后聘定，而非由教育部派任，亦毋须报教育部数名人选，由教育部再予以择聘。后者使得校内民主沦为有名无实，是当局欲维持中央掌控的障眼法。

（三）教授地位与专业水平:

由于四十多年戒严政治的控制，教授地位并未在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立场上受到应有的肯定。台湾的大学没有先进国家的永久聘任制 (tenure system)，在思想上持异议的教授随时可以不被续聘的理由，而被解聘。同时迄今多数大学新聘教授时，仍须将其人事数据送经安全单位审查后，才可加聘任。这些作法严重伤害学术自由的精神。

另一方面，由于政权安定为统治者最主要的考虑，四十多年来台湾许多大学聘人的标准，不以学术能力为选择师资之依据。为谋钻进大学，求一教授头衔而奔走显要达人之门路，却不学无术者，比比皆是，致使台湾许多大学教授素质偏低，而令有真才实学者常滞留国外，或流落民间，至为可惜，亦为台湾社会之重大损失。

又执政者一直以最低廉的方式办教育，不肯真正在教育上面投入国家财富，却又要在国际间博得注重高等教育之美誉。许多大学或学院，皆由职业学校经专科，一步步升格而来。升格的学校，师资换汤不换药，许多原来是高职的教师慢慢亦熬成教授，本身却无专业研究的基础训练。这亦为台湾的大学师资偏低的一大原因。

（四）大学的冻结 升格与新设：

为彻底解决台湾中小学的升学问题，并使台湾的教育与文化，亦随经济发展的脚步，跻身于已开发国家之列，广设大学是必须的。广设大学一为开放民办，一为筹设新的公立大学。同样为了政权安定，执政者几十年来藉维持学校质量的理由，禁止民间兴办大学。少数特权者，则经由政治酬庸或特殊恩准取得许可，却因此在禁令之下，享受保护主义下的利益，不思改进学校质量，而学生仍源源而来。开放之后才能透过竞争提高私立大学质量。 冻结民间大学的禁令，事实上亦使台湾四十多年来累积在一些财团手上的财富无法通过由兴办大学，而回馈于台湾社会，甚至间接逼使这些财富外流到国外置产或投资。

开放民办大学或新设立公立大学，对现有如台大、清大、师大等国立大学，亦会带来强烈冲击。台湾近二三十年来在国外储备许多专业水平远高于国内国立大学水平的人才。如果办学者肯斥资并用心积极到国外各大学去延揽师资，几年之内师资将凌驾台大、清大以最近在嘉义设立的中正大学 (宜早日易名为云嘉大学之类的校名，摆脱强人政治下歌功颂德的阴影)为例，创校不及两年师资水平已颇为突出，原因是创校者尚能以发展学术研究的立场，去延揽师资。

目前升格之台北技术师院前身为台北工业学校与台北工专。比起新设学苑，台北技术学院必然落后一段距离。旧师资是一大包袱，延揽之新师资必然在旧有偏低师资之主导下进行，其先天限制甚难跨越。 近年执政者亦宣称要广设大学，但所采方式并非大量投资筹办新设大学或开放民办，而是靠:

(1)升格原有专科学校 (如护专改制护理技术学院，阳明医学院改制为阳明医科大学)

(2)扩大目前原有大学或学院之规模 (如台北大学由中兴大学法商学院扩校)

(3)筹设二至三所新的公立大学(如东华大学暨南大学及计议中的高雄大学)

(4)准许民间申请成立少数医、工业技术方面的学院及宗教学院，但审核权仍在教育部，筹设内容亦须遵行现有教育部规定。

有关升格为大学的弊病已如前述。扩大原有学校，亦受原校师资之累，难有创新，且不大可能提高至原校质量之上。而两所已决定新设的公立大学中，暨南大学为华侨大学，用意在替中华民国向海外华侨社会争取政治资源。另一为东华大学，设在花莲，原可发展成有特色之新大学，可是筹设人竟为执政党之侨选立委牟宗灿。初期筹设的五个研究院所谓: 国家发展、资源管理、企业管理、国际经济、应用数学等这些纯为配合政府工业东移的学门。与办好大学的意义相去甚远。事实上东华大学不是新设大学，而是「政府工业东移政策推广中心」。

大学应涵盖人文学，基础社会与基础自然科学之研究与教学，离开这些范畴便已不是大学。在执政者广设大学包装之下，实质要投资创立的新设公立大学只有东华与暨南大学，不幸其用意不在于要办好大学教育，也不在于要培育具成熟知性与人格的现代公民。

至于最近核准成立的私立学院如华梵工学院，长庚医学院等皆偏向技术方面，而宗教大学亦颇多限制，执政者是否准其设立人文学院，亦或仍限制于工学院等，尚在观察中。

因应的解决方案与教育政策

□ 开放与广设──开放民间兴办各级学校，广设高中与大学

针对升学主义的积弊，台湾应广设大学。升大学是升学的主要瓶颈，美国每年可进四年制大学之人口比例为54%，台湾则只有12%，又任何美国公民只要是州的居民，州政府便有义务让他进入二年制大学。

台湾执政者，四十年来一直把上大学当做优惠（Previllage）来施舍。可是到二十世纪中叶之后，现代国家已将大学教育看成现代公民的养成教育，而把专业教育的任务交给研究所教育。上大学成为公民的权利（Right）。台湾国民所得已高达一万美元，老百姓有钱上大学，也满心希望上大学。公民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是国家最珍贵的资产。台湾应该积极规划创设新大学，同时也开放民间办大学。

十二年国民义务教育，也应积极规划该，但我们所主张的十二年国教不是近年执政党所主张推行的自愿就学方案，自愿就学方案事实上是改变国中进高中的分发方法，并未投入充分的物力人力去增加国中毕业生升高中的机会。

我们所主张的十二年国教计划，是真正广设高中，使所有国中毕业生的教育能延长到十二年。然后配合广设大学，从根本解决升学问题，并提高国民知识水平。

大学不一定皆为四年制，亦可设二年制，对于学生上大学视国家财力，可要求自费或部分自费（甚或上高中亦然，十二年国教的最后三年不一定需要完全免费，仍可酌收学费），但政府应大幅度办理助学贷款，使学生于毕业自立后按年摊还。

同时政府开放民间兴办各级学校，以大力发展私校特色，亦不必限制学费上限。开放之后，便可由学生市场去节制学校质量。高学费之贵族式学校，亦属多元社会的面貌之一，不必禁止；政府只要提供大量便捷之助学贷款，穷人子弟亦有机会就读。台湾地小人稠，户籍管理严密，以国税局追款能力，台湾助学贷款日后追回偿还之比例，应远高于欧美国家。 就民间近年热烈主动捐地给政府办大学的情况来看，若广设二十所新大学，初期投资亦仅在千亿台币左右，尚不及最近拟购买F-16战机之1500亿，却可以容纳十万名学生，全面纾解积累了四十多年的升学压力。

广设高中及大学之后，师资是否下降？在高中方面，应促进师资多元化，招揽各大学毕业生担任教师，打破师范专卖制度。而大学方面则应积极延聘滞留海外之专业人才回国贡献所学。

而开放大学之后，固然会有一些野鸡大学出现，但在美国，哈佛、史丹佛大学不会因野鸡大学的存在而降低其教育质量。好的大学不会因有差的大学存在，便也跟着差。而目前受保障的少数不思改进的大学，则会因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校而受到竞争压力，力争上游，以免被新校赶上而淘汰。至于上野鸡大学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质量固然不佳，但比起流落补习班，或K书中心，年复一年，好得太多。

私人兴学，有益于国家社会。私立学校法亦明文揭示此一原则。自大学高中以降，初中与小学（及职业专科），皆应解除冻结兴筹之禁令。教育主管单位最多只规定办校之起码条件，私人兴学只要满足这些条件，即准予设立。（以目前颇具教育理想与特色之森林小学为例，我们主张社会理应支持，使其合法立案。）  

□ 小班小校，权力下放──发展小班小校，将教育的权力下放，使中小学社区化。

针对管理主义，中小学教育从威权体制中解脱出来，使学生拥有较快乐的童年，较有益的学校生活，在硬件方面，首要之务是改目前的大班大校为小班小校，而在软件方面，则将教育的权力下放，由中央到地方，由地方到小区，使学校小区化。其实这是解决台湾中小学教育的问题唯一的出路。

当升学主义随着高中与大学广设而消失之后，家长对小孩升学的要求相应纾缓，而教师也因小班小校，工作负荷减轻。此时若教育的权力亦由中央下放到地方与小区，教师有相当充分的自主性来选取教材，来尝试新的教法，教学便会活泼起来，而学生人数少，教师也比较能个别照顾到不同情况的学生。由于校长的聘任权，在于小区与家长组成的校董会（例如美国学校），这时校长便会十分在意小区人士的反应。教师倘真正教育学生，爱护学生，受学生爱戴，小区对教师正面肯定的反映，便会经由校长间接或直接呈现给学校，使教师得到鼓励。也因此重视学生个体发展与个别差异的教育原则，才能真正落实。

“小区监督，家长参与”在上述的意涵下逐渐成为事实之后，台湾中小学的弊病便能一步步消解。

要注意，只是小班小校，而升学瓶颈没有打开，教育的权力又仍掌握在中央或官僚手中的，情况并不会变好。台湾偏远地区许多小班小校的学校，威权与专制仍非常盛行，体罚无日或断，学生仍把上学视为畏途。 但就现实情况而言，都会地区要将中小学改成小班小校，土地的取得已非常困难。首先军方或其它单位借用地方政府的土地应尽速归还地方政府，其次有些大校位处黄金地段，不妨积极物色附近较零碎便宜的民间或官地，谋求交换，将大校打散成小校。事实上这两种措施恐怕还无法解决都会地区土地取得的困难，这时应视各地区情况再想办法。

以土地取得最为困难的台北县市为例。应规划将目前的国中尽量外移至台北县偏远地区，在山明水秀处办住校。中学生正值发育期，目前台北县市都会地区的居住环境颇为恶劣，在乡间或山区上学住校，每周五夜，对中学生的成长有益无害，且家长意愿颇高。以三峡明德国中近年试办住校情况来看，僧多粥少，自板桥、中永和，以迄新店地区家长争相送儿女赴三峡明德住校，需求甚殷。国高中外移之后，所腾出来的校地便可供小学打散为小校之用。当然国高中外移住校应考虑家长学生意愿，不必强制。  

□ 中小学师资多元化

师范教育的封闭与专卖，是台湾教育问题的根源之一，师资的来源应多元化，是台湾教育改革者的共识。各大学应尽量提供教育课程给学生修习，修达一定学分之后，便可申请试教中小学教师的职位，试聘数年后，再依一定程序取得教师执照，但应准许具有特殊才能者，不必依上述规定及程序，而循其专业评议机构即可进入中小学任教。又教师执照每隔一定年限须依一定程序换照。上述办法亦适用于师范学校毕业生。  

□ 行政体制的调整

对于中小学的教育，在地方自治落实且教育权力亦随之下放于小区（如区、里、村之层级单位）之后，省县市的教育厅局上司规划，评议与协助之责，。而不再如目前之掌控与领导。小区支配大部份教育经费，并与家长组成校董会。校长不再是有特殊资格的职位，卸任后仍任教师职。教材选用权、文凭核发权、课程规划权、教师延聘权皆归小区学校自主。

省县市的教育厅局，设教育委员会，处理学校教育之争议案件，处理结果具拘束力。

□公立大学法人化，私立大学自由化

公立大学为法人，由校内民主程序产生校务董事遴聘委员会，遴聘校务董事，以组成校董会。校董会提名校长，经大学校务会议（academicsenate）同意后聘定。大学为一法人，除具校长遴聘权外，亦有课程规划权、学生招收权、文凭核发权、预算编列权、教师聘任权等，教育部只做必要之监督、评鉴、协调与提供数据。

私立大学应开放民间设立，教育部列出兴办大学之起码条件，定期做评鉴。私立大学由学生市场机能予以监督及节制。教育部应尽量放手，尤其不必限定学生收费上限，但应大量提供学生助学贷款，供学生上大学，而于大学毕业谋职后逐年分期摊还。  

□大学师资设新旧两制

大学在法人化与自由化之后，大学有了自主权。这时校内民主与大学的教育质量，便系于教授本身的专业水平。由于四十多年大学所背负的政治包袱，师资普遍未达国际水平。而大学师资的好坏，基本上决定大学的好坏。 台湾羁留海外的专业人才，尤其这二十年来不仅在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方面，皆超过台湾一些国立大学的平均师资。目前汰旧换新，迅速提高大学师资已有足够条件，制度上如何配合是当务之急。

新设大学应努力吸收优异的新师资，而旧有大学之内亦应加强换新。许多科系之研究工作，常发生年轻师资远优于资深师资。可是台湾政治特质固然是老人政治，教育界亦然。若欲使年轻优异之大学教师放手开展新气象，而免于受到保守又落伍之资深教授牵制，应设新旧两轨等级制。

一方面为延长研究生命，国外大学皆设讲师、助教授、副教授、教授四级，讲师及助教授期间为试聘期升副教授（或甚至教授）后才给予永久聘任权（tenure）。可是台湾若加助教授一级，以东方社会的封建及专制传统来看，汰旧换新，提高师资的理想势必延缓，甚至年轻师资容易被资深师资所同化，乃因正教授掌握升等之故。因此对于新聘教授以新制聘请，仿上述国外四等级及试聘制，以鞭策其致力于研究，且新制之助（副）教授享有旧制副（正）教授之权利，待遇则高于后者。

旧制教授亦可申请转入新制，唯审查标准与新制师资同样严格。旧制师资为准备汰旧之师资，待遇可加以冻结或减额加薪。

当大学师资之学术能力提高，而大学又有自主权之后，校内民主自然迎刃而解。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校内民主的结果，才能保障大学教育质量之改善。教授的永久聘任制，也才不至于变成教授不求进步的护身符。

□ 改学年学分制为纯粹学分制

目前台湾的大学皆以分数来控制大学毕业的质量。其基本的立足点是把上大学看成少数人拥挤的优惠待遇，成绩不好便加以淘汰，同时过分相信用外在的要求，如分数等，对促发个人学习的推动力。 三修不及格，二分之一功课不及格，以及六年未完成学业等，皆勒令退学的规定，便源自上述的教育观点。

事实上，以二十世纪大学教育的趋势来说，大学教育应为养成教育，研究所教育才是专业教育。大学旨在培养公民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场所。一个人应该不拘年龄，不受求学年限，随时皆可来上大学，学到他所追求的现代知识。当他对学校功课不抱持兴趣时，他可以休学去校外工做作，等到他有兴趣时，再进大学补足过去拿不到的学分，完成他的学位。

教授替学生评分的目的，不是要剥夺学生求学的机会，而是告诉学生他是否在该门功课上达到他应有的水平。一个学生未达上述水平，可以重修读任意次数，直到达成为止。

所以目前在一定年限修完一定学分，方授予学位的「学年学分制」，应改为不拘年限、不拘重复修课次数，只要修完规定学分便可毕业的纯粹「学分制」 。

□ 大学功能分类与成人教育──小区大学、公民大学与学术性大学

台湾目前大学只为菁英青年而设。可是大学应与所有年龄层、所有公民发生更密切的关系。 台湾应针对不同需要不同功能，而设三类大学，即小区大学、公民大学与学术性大学。小区大学提供短期技术性课程的服务，任何国民想学得例如语文、法律常识（如心理学、机械、养护甚至休闲需知等）之日常知识技能，皆可进入小区大学缴费选修学分，无资格限制。小区大学负有成人教育的功能。初期阶段可利用中小学教室于夜间授课。

公民大学或学院提供系统性的现代知识课程，尽量容纳所有高中毕业而有志上大学之公民。入学年龄不拘，修学位年限亦不加限定。对于公民大学之师资，教学重于研究或两者并重。台湾这几十年来经升格而变成之学院或大学，可朝这方向发展。同时地方政府可大力设立公民大学。

学术性大学，则以专业研究为主，由研究引导教学。师资尽量提升至国际专业水平。现有国立大学如台大、清大、师大、成大、中正、中央等应定位为学术性大学。新设如东华大学亦应发展为学术性大学。学术性大学仍改学年学分制为学分制，事实上学分制比学年学分制更容易要求学位质量，因为制度上给与重修或待完成（incomplet）的分数弹性，教授更可以要求学生学习的质量。  

□ 研究生在校服役与学术升级

台湾各大学研究所的水平不易提升，影响台湾学术升级甚至产业技术升级至深且巨，研究所水平低落的原因，主要是研究所师资不佳所致。台湾各主要大学研究所教授，多在国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即回国任教。独立做研究的能力未经考验，而专业领域之内，涉猎亦嫌狭隘，较擅长者常仅为本身博士论文相关之研究。回国之后，学术能力限于研究环境与研究风气，许多又只退不进。在此情况下要指导研究生做专业研究，自然格局不大，水平亦低。研究所师资的改进，有赖于延揽国外较佳的研究者回来，刺激国内日益怠惰的研究气氛。同时前述新旧两制师资等级的设立，亦有助于提升水平。

研究所水平低落的另一原因，则为研究生毕业后再服两年役，将延迟其持续研究的时间，因此造成反淘汰的现象。许多大学部专业能力优异的学生，若大学毕业后，进研究所硕士班两年，硕士班毕业后再服两年兵役，则到国外读博士班，比起在美国读大学后直攻博士班的学生来说，已蹉跎四年。对于年轻期的研究生命来说，四年耽误太久，其中两年兵役尤其造成研究成长过程中的严重断层。

台湾各大学的研究所要提升水平，也需要能留住专业能力好的学生。目前几个主要大学如台大、清大的某些科系，常发生大学部学生强于硕士班学生，硕士班学生又强于博士班学生的反淘汰现象。这种情况不改善，台湾的大学水平不会提升。现今国际上一流大学，特征都不在于大学部好，而在研究部好。台湾各大学的研究所，在质的方面，发展不能改进，只在量方面不断扩充，并无助于大学水平的提升。

将兵役制度改为征兵制，会节省研究生两年的时间，也填平目前研究人才培育的断层。在改为征兵制的共识尚未达成之前，应该要求准许研究生在校服役。此项政策非关特权，而是因为研究人才之培育不能有断层，且学术升级关系于国力。日本于战前虽由军国主义掌控国家发展，却仍有研究人员可免应召入伍之例。

准许研究生在校服役，可使各主要大学研究所留住最好的专业人才入研究所就读，将有助于各大学研究所之发展与台湾的学术升级。  

□ 各级学校大力着重软件改善

台湾自解严后，教育资源骤增，但仍一如过去未能妥善运用于教育质量之改善，而一味在硬件上扩充。例如大兴土木，改建校舍、校门、礼堂、司令台等，力求加高加大。而大学及研究所亦常为消化预算，努力花钱浪费公帑。甚至图书费增加了，不肯亦无力去选购适当图书，只订购外观精美而内容贫乏之大部头丛书，以大笔报账。图书馆开放时间，仍仅限于课间短短时间为学生利用，从未在教学上或行政上鼓励并引导学生善于使用图书馆及其数据。

大学方面亦然，大班上课却无小班讨论，大学的助教制应迅速改为研究生助教奖金制（TA system），使教育资源有效运用于教育质量之改善，僵化之人事与审计部门不归教育系统支配，亦为教育资源未能因需要而使用，以致报账虚浮的一个背后因素，而教育政策方面，大力着重软件改善，亦有助于教育资源的妥善运用。

前述中小学改大班大校为小班小校的政策，为着重软件改善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