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孝昌作家刘国琼《闲闲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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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地方文学研究的文化意义作者：张大为

刊于《理论与现代化》2012年第5期

地方文学研究不仅具有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和人文学术研究的性质，由于它自身的属性，它也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或者说，在这方面有着比较突出的表现。这就要求人们不仅仅将它看成是现代学术建制当中一个学科或一种学术取向，而且也要将其放置在整体性的文化视野来考量它的文化地位和文化担当、文化影响和文化功能，这样不仅对于地方文学研究本身的功能作用可能得到一种客观公允的评价，而且对于地方文化的资源、结构和构成也能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一、地方文学研究是一种对于文化资源的深度发掘、发现和整理，具有一种文化拓展意义。地方文学研究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将一个地区、地域与文学作品、文化名人联系起来，更不仅仅是对于该地区的文化资源的一种“争夺”，而是对于这种地区性文化资源的一种深度发掘和发现。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体现在吸引眼球、争取外在的经济效益上，而是对于地方文学研究和该地区的文化空间和文化积淀具有双向的拓展、深化作用，因而具有长远的社会历史意义。过去人们常常误认为曹禺话剧中的场景发生在上海和一些南方城市，后来的一些研究表明，这些戏剧场景的原型，可能就是天津这座曹禺出生和成长的城市。人们之所以将它误认为是上海等城市，不仅仅是文学研究上的失误，而且也表明了人们（包括天津本地人和本地研究者在内）对于天津和天津文化缺少深入的了解和认同。将天津的城市景观和城市形象与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经典名剧联系起来，不仅为天津这座城市增加了许多文化的光彩和内蕴，而且也是正确、深入地考察曹禺的创作和作品本身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但事情显然还不只是如此，很多深层的联系，仍然有待于地方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比如，曹禺的剧作中究竟有多少东西是与一方水土、这一文化环境具有或显或隐的内在关联？孕育曹禺及其剧作这一文化环境的深层特质我们有多少研究和了解？曹禺的作品怎样表述、提升、改变、影响了这一文化境况？从这二者的相互关联中，究竟可以搭建出怎样的一种文化空间、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从这种文化上的深层联系和深度关系入手，在处理包括作家作品、文学研究在内的文化现象与某个地区、区域的地理空间关系时，也就使得人们的思路和思维方式更加开阔与多样。通常意义上的地区归属和地理联系，也许只是一种外在的关系，更有意义的显然是文化的联系和文化上的归属。由此，也可以终止许多诸如由作家籍贯等引起的归属争议。但文化归属的认定，恰恰不是一个简单的籍贯考证就能做到的，而需要一种深广的学理支持。这也正是留给地方文学研究的任务及其文化意义所在。

二、地方文学研究将文学与人们的文化生活、生存形式连为一体，发挥了文化中介的作用。人们常常通过文学来认知和理解一种文化、一种生活，又通过文学研究一方面理解文学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参证文化法则和生活方式，文学研究应该是处于文学艺术和生活二者之间的东西。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诗歌，是对于欧洲资本主义的“首都”——19世纪巴黎的人们的生活样态、生存情状进行的深刻的写照，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全盛时期，那种被商品和物质崇拜所深度异化的人们的生活本质。然而，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如果没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本雅明对于波德莱尔的深度空前的阐释，无论其他批评家对于波德莱尔有着怎样精彩的、富于“艺术性”和“美学”观点的解读，缺少了本雅明解读的波德莱尔，终究带有一种致命的残缺和贫乏。通过本雅明对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简洁精准和意味深长的定位，19世纪巴黎的“拱廊街”，与波德莱尔、本雅明从此不分彼此地成为一体性东西，共同见证着一种资本主义全盛时期都市生活与生存形式的样版。反过来，我们也通过本雅明的波德莱尔研究这一“中间”和“中介”形式，通过它所勾连着的艺术和政治经济学理性这两个端点，来想象、理解和还原那个时代和那种生活形式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再比如，今天的人们说到湘西，说到凤凰古城，总是与沈从文的小说分不开。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沈从文的小说，那片土地将会丧失多少灵异色彩和文化光晕。但这个文化湘西的繁荣昌盛和深入人心，恐怕也同学术研究领域对于沈从文的不断发现和认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沈从文研究热潮有关系。因此说当代地方文学研究促进了湘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生活，恐怕也不能说是太过夸张。迄今为止，在一种“现代的”学科建制和学术体制的遮蔽下，人们对于文学研究尤其是地方文学研究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功能尚且缺少深入、全面的的认知。地方文学研究的学术理性、学科构成的文化弹性和文化辐射力，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挥。

三、地方文学研究对于文学的“本质”和“概念”的具体化作用，促进了文化生态的健全与繁荣。当文学的“本质”成为一个问题，人们对于文学的共识已经丧失时，地方文学研究是文学“本质”具体化的一种重要路径，是对于文学生存方式和文学生存状态的一种重要揭示。这也就是说，地方文学研究并不只是国族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的延伸和补充，地方文学研究由于它自身的属性和目的，可以呈现出文学的更为具象的文化肌理和生存法则，是一个更加鲜活的文学的“本质”切片。地方文学研究以其“例外”的挑战和“边际”的属性，颠覆那些似是而非的“本质”共识和表面条理的宏大叙事，这往往使得在国族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中成为（从不被反思的）预设前提与先验法则的观念死结、学术惯例“问题百出”。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比如，地方文学之为地方文学的“地方性”本身，其实就是地方文学研究当中一个最为生动的问题意识和问题性指向，因为在此前提下，地方文学的“边界”问题，将不只是从一个简单的根据（如行政区划、作家籍贯等）出发空洞地“划界”的结果，而应该是具有学术深广度的学理探究和表达的结果；“全国性”作家对于“地方性”的超越与“溢出”，“地方性”作家之为“地方性”的写作与接受的文化心态、文化条件、文化内蕴，不是一个应该被漠视或无动于衷地对待的“事实”，而正是地方文学研究需要不断去激活的总体性的问题视野；一些“边际”作家的流动性和归属困难，乃至作家的流动对于其本人与地方文学的影响，不是一个扰乱我们的问题框架和研究成规的恼人因素，对于它的持续性的学理化聚焦，正是地方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实质性内容之一；对于作家作品接受与评价的区域落差背后的文化因由，地方性的文学土壤、文学群落的独特文化氛围，不是熟视无睹地接受下来就可以了，而都是地方文学研究视域的“内部”问题，需要加以持续的“陌生化”和学理化解释……所有这些都不仅是文学研究本身的学术规则和思维惯性的根本性扭转，而且也是对于包括文学的写作、传播、接受等在内的文化秩序整体性的重新呈现、重新理解和重新规划，地方文学和地方文学研究，由此终将成为文化生态中充满活力的那一部分。   

总而言之，地方文学研究并不因为它的“地方性”而变得卑微、渺小、可有可无，它与国族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之间，不是一个人们出于想当然所认为的简单地承接与具体而微地模仿的关系。它由于其自身的特质，仿佛更加接近于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的本原性意义，从这样一个层次上重新理解地方文学研究和地方文化的关系，对于地方文化研究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建设，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双向的更新与开拓。由此出发，恰如其分地看待地方文学研究的文化地位和让地方文学研究充分发挥其文化意义，是此中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