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出版人：小众理想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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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廊：面朝洱海春暖花开2012-05-23　来源: 网易美体

　　在双廊，拥有各色生活方式的人都可以共生，并且都可以找到最舒服的状态。

双廊暮色

　　双廊位于洱源县东南和洱海东岸，有着长约7公里的弧形海岸。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双廊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热门旅游地
　　去双廊之前，当地的采访对象就曾告诫我们，“不要有太高的心理预期，现在的双廊就是一个工地，直到走到洱海边，才会觉得漂亮。”
　　来到双廊之后，才意识到牛仔裤与运动鞋是最合适的装备。一路上满眼望去，都是戴着太阳镜、身着鲜艳薄纱长裙——一副标准海边度假打扮的美女们，小心翼翼地走在乡间小道上，坑坑洼洼的石子路面似要把每一双高跟鞋拧断，建筑工地扬起来的沙尘发了疯似的要给每一张白净的脸罩上一层灰。最糟糕的是，就连坐在海边静静看一下洱海的小心愿实现起来都很难，因为几乎所有的海边客栈，早在一个月之前就订出去了。
　　就这样，游客们抱着最大的希望来，最深的失望走，绝大多数人在这里不超过两天。过去人们说双廊是个“小渔村”，今天说起双廊用的是“工地”。
　　即便如此，双廊还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海子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对双廊最好的形容。在双廊，丝毫不觉得身处连续3年大旱的云南，丰沛的水源、四季如春的气候、白族人来者皆是客的热情、慢慢悠悠的生活节奏等吸引了很多人，离开各自的家乡，来到双廊，在此定居。
　　定居双廊的外地人中，绝大多数是开客栈的。有人说，在双廊开客栈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故事。我们出发之前在网上随便订了一家名叫蓝影的客栈，到了才知道老板娘是《孤独星球》之《四川和重庆》的作者银翘，他们夫妻二人在拉萨还经营着一家在驴友中知名度很高的客栈。
　　这些客栈老板里，除了像蓝影老板娘这样的前媒体人士，还有曾经的企业高管、商人，既然搬到双廊，也不能一味吃吃喝喝无所事事，开一家客栈，养活自己，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两三年前，双廊的一块地，租个十年也只要10万8万，门槛相当低。客栈因为大多都是民居改建，因而房间极少，十来间已经算很多了。虽说是老板，却与伙计们没什么区别，大到经营管理、员工培训，小到修理电器、打扫卫生，样样都得亲力亲为。
　　但双廊的客栈老板与别处的旅馆老板又是很不一样的，就像蓝影客栈，我们早晨9点钟出发去采访之前打算退房，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老板娘，手机也关机。等临近中午时分，老板娘才回电，原来她那会儿还在睡觉。可见，这些开客栈的人，赚钱是要的，随性的生活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双廊，时间观念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那种掐着时间办事的人极为少见。即便是以前争分夺秒习惯了的人，也会被同化，睡到9点钟甚至更晚起床，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
　　双廊在这两三年突然有名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出过的一个名人——杨丽萍。不到双廊，根本感觉不到杨丽萍在当地的影响力。她的酒店太阳宫——一幢混凝土浇灌的建筑挺立在南诏风情岛岸边，迄今还是双廊最贵的酒店。她最小的妹妹开了家名叫“粉四”的客栈，就离双廊镇政府不远。杨丽萍的妹夫赵八旬，是双廊玉几村的村长。
　　这两年，随着双廊旅游业的兴起，带来了很多环境、服务方面的问题，给当地白族人的生活也带来了冲击，杨丽萍、赵八旬以及当地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开始行动。这些有识之士里，不得不提的是艺术家沈见华。沈见华2008年从上海定居双廊，虽然早已不年轻，但他时常一根长围巾缠在脖子里，一副潮人打扮。沈见华在双廊是颇受敬重的人物之一，他开办了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画社双廊农民画社，教当地的白族老奶奶们画画，还举办白族农民画展。
　　农民画社走公益路线，无偿提供画笔、画布、颜料、工作室，免费指导绘画技巧。很多老奶奶每天下午忙完农事和家务，雷打不动地来到画社潜心学画。不少学员的画已经被游客买走。不久前，沈见华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乡村画报《双廊双廊》。今年，沈见华还计划把这些白族老奶奶们的作品拿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展览。
　　沈见华和他所做的事固然受人尊敬，但在双廊，任何生活方式的人都可以共生，并且都可以找到最舒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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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我们只是双廊的浮云
　　见到王江，是在以他爱人的名字命名的“晴天客栈”。晴天客栈的大门，开在通向洱海边的一条窄巷中。只见大门紧紧地锁着，似乎一点开门迎客的意思也没有。只得按了门铃，很快，穿着格子衬衫、戴着鸭舌帽的王江过来开门。正是午后时分，刚刚来电，王江和两个从广东来的朋友喝茶聊天。“停电好啊，就像回到4年前的双廊，没电就去朋友家吃饭聊天，点个炉子烧水喝茶。”
　　4年前，王江刚刚定居双廊。但他最早来双廊是8年前。那时，他因为在希尔顿酒店的管理经验而受到杨丽萍邀请，和另一位大理名人赵青一同管理杨丽萍艺术酒店(又叫太阳宫)。之后，王江回到上海，开了一家叫天籁的藏饰店。4年前正式定居双廊。两年前，晴天客栈开业。

晴天客栈

　　晴天客栈开业的时候，双廊只有很少的几家客栈，因此晴天占据了很好的地理位置，每个房间都对着洱海，客栈院内是一片花花草草
　　那时候，双廊还只有很少的几家客栈，因此晴天占据了很好的地理位置：每一个房间都对着洱海。晴天客栈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让人觉得亲切。走进木门，一片绿意盎然的花园随即纳入眼底，各种盆栽类的花花草草高低错落地点缀在园中。一个茅草搭建的小亭子，顿时让花园充满了乡间野趣。
　　除了晴天客栈，王江在双廊还经营着另一家叫天籁的精品酒店。酒店位于双廊的大建旁村，目前还处于试运营阶段。“天籁和晴天的定位不同。晴天是让客人安静地放松自己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过来把‘垃圾’倒给我，同时也能消费得起；天籁是我打算养老的地方，是想建给自己住的，因此是我生活经验的呈现，我把旅行中搜集到的首饰、摆件，还有上海家里的东西放在里面，希望跟和我有着相同兴趣爱好的人分享。”
　　盖天籁的时候，双廊还只有一两家客栈。从打地基到完工，一共用了3年。对一幢只有两层楼、三个房间的房子来说，3年也着实久了些。“建筑工人都是双廊本地人，城市里那套制度对他们不管用，家里有什么婚丧喜事要请假，别人家有什么事也要请假，干农活要请假，下雨天也要请假。”王江只能改变自己来顺应双廊的生活节奏。尊重双廊人的生活方式，是王江来到双廊以后学得最多的一件事。
　　8年前管理太阳宫，王江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培训一批从没离开过家乡的20多岁的年轻服务员。“那时候，整个双廊镇只有一个蒸汽淋浴房，店员们都不太爱洗澡。为了帮她们养成干净卫生的生活习惯，我告诉她们，酒店为她们准备了一项福利，可以每天去洗澡，最后由酒店结账。”王江还托朋友寄来沐浴露和洗发水，但是服务员们并不领情，没有人愿意用。王江只能请医生过来上课。那时候经常有女生腰疼，很多都是由妇科病引起的。上课的时候，医生会告诉她们，身体保洁能减少疾病发生。“这些生活理念的培训虽然都只是针对的女性服务员，但是通过她们可以传递给她们的家人朋友，传给更多的白族人。白族人很聪明，很勤劳，学起来很快。”

面向洱海的咖啡馆

　　双廊的很多咖啡馆和餐厅都面朝洱海
　　白族是一个恋家的民族，即使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工已经是席卷全国的浪潮，白族人依然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乡。所以，王江说，以后的白族人，只能靠服务业养活家人。所以，双廊的每一家客栈、餐馆、酒吧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这里的环境和文化。
　　去年10月开始，在玉几村村长赵八旬等人的号召下，双廊“客栈和餐饮协会”正在筹备中。目前，每个客栈和餐饮单位都已受到这个协会的邀请。“双廊是个很有白族文化特色的地方，需要保护性地开发。”王江回忆起以前的双廊，路虽然不宽，但没什么灰尘，不像现在沙尘飞扬；房子也不多，大多是用毛石砌的房子，牢固而保温，不像现在，到处都在大兴土木。王江说，那些说他现在的生活“老适意”的人，并不是真的了解他。虽然他现在每天从凌晨一两点睡到上午九十点，时常可以喝喝茶、发发呆。但也有辛苦的时候，机器坏了要自己修理，园子里的花草要自己修剪打虫，扫地、赶苍蝇也是常做的事。王江指着冰柜里的本地产“风花雪月”牌啤酒，笑着说：“风花雪月也是要以劳动为基础的。”
　　末了，摄影记者打算给王江拍照，却被他拒绝了：“客栈里什么都可以拍，我就算了。我已经享有了这么美丽的风景，实在不想让人觉得我还在炫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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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贼：做一本只有3000个读者的杂志
　　联系女贼，手机肯定是没用的，她有手机但从来不插卡；通过微博联系也未必可行，两三天才上一次网，私信只回了一条就再杳无音信。“直捣老巢”总行了吧？可是，我们凭着微博上一条答应采访的私信，在《杂字》的双廊实体店候着，她也没有现身。
　　这样的人，通常只会被人说懒散吧。可是，她却和一个朋友创办了中国第一本旅行类杂志书《杂字》。“这是一本只有偏执狂才做得出来的杂志。”见到女贼是在她大理古城的住处，就在她正打算出发去双廊之前。她的热情和健谈也出乎意料，一聊就是3个多小时。
　　《杂字》是一本关于旅行和生活的独立出版物。“《杂字》只是想建一块个人话语权的小阵地，说说人话，尽尽人事，坦白而坦然，自由而自在，诚实而诚恳。”独立就意味着小众，去年6月11日出版的《杂字》创刊号只印了3000册(一册三本)，而且只在独立书店出售，“否则宁可卖不出去。”她说，“小众出版物代表了共同的价值观，何必变成消费品。”

《杂字》在双廊的实体店

　　《杂字》在双廊的实体店，陶罐上的彩绘都出自女贼之手
　　还真没见过这么做杂志的人。3000册是她能接受的最大数字。因为怕读者多了让生活太闹腾。即使是现在的情况，女贼已经受不了很多登门造访的热心读者，有些人一坐就是一个下午，谈的无非是担忧她以何为生这样的问题。
　　自从离开家乡河南定居大理，女贼已经习惯了不受叨扰的生活。就拿手机来说，在尼泊尔玩的时候摔坏了手机，大理修不了，她忽然发现没有手机的生活太爽了，恨不得切断所有跟外界的联系。现在她每天有大把的时间睡觉、发呆，要不就是对着满桌子的陶罐涂涂画画，把朴拙的当地特色陶罐变成艺术品一般。“以前的我，每天有做不完的事，看起来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但其实都入了工作、交往的局。现在，看起来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但时间完全是属于我自己了。”温暖的阳光穿过玻璃窗洒在满桌的瓶瓶罐罐上，女贼继续讲述别人无法想象的隐居生活。“和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大家常说，现在的生活幸福得不知如何是好，简直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离开大城市，隐姓埋名活在一个小地方，是种逃避，不再有事业心，不再奋斗，但是像女贼这样的人，却是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只不过为了旅行途中萌生出的办一本杂志的小心愿，她甘愿“倾家荡产”。

逗号一样的形状是《杂字》的logo

　　逗号一样的形状是《杂字》的logo，女贼说，这是一本只有偏执狂才做得出来的杂志
　　她和她的朋友，一人卖了车子，一人卖了房子，把钱全用来做一本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期的杂志。两个人几乎承担了所有的采访、写作、编辑、设计、校对、印刷、发行工作。光是做设计，就用了4个月，600多页的稿子，用设计软件一页一页地改，等改到14稿的时候，实在改不动了。不懂纸张，女贼就趴在印刷厂里，把每种纸打印出来看效果，最终选择了内页用伯爵纸，书封用瓦楞纸。可是纸商很吃惊，甚至迟迟不肯发货，因为这两种纸的成本极高。为了筹备今年6月11日出版的第二期《杂字》，她们已经将所有的股票、基金套现。有了第一期的经验，女贼打算做一些节约成本的考虑，但“设计和纸张绝对不会妥协”。可是，即使是在经济如此不济的情况下，女贼还是给《杂字》盘下了一个实体店，店里卖《杂字》，卖些旅行途中收获的纪念品，还有女贼自己涂的陶罐等其他创意礼品。
　　大理双廊
　　双廊，位于洱源县的东南和洱海的东岸，距下关35公里，古名“拴廊”。双廊上两岛天然的自然风光为洱海之最，是大理苍洱风景名胜区的主要景区。双廊风光以背负青山，面迎洱海、紧连鸡足、远眺苍山而独秀。既有渔田之利，舟楫之便，更拥有“风、花、雪、月”之妙景，享有“苍洱风光在双廊”的美誉。
　　交通：从大理下关市区前往，可在下关北站乘坐班车，车程约一小时；从大理古城前往，可在古城东侧大丽公路旁乘坐至双廊的班车，车程约1小时；从下关市区或古城包车前往，七座小面的价格约为130-200元之间。
　　住宿：天籁属于小型精品客栈的格局，位于大理双廊大建旁村，预订可联系15096901980(V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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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字】是什么字？

                        ——关于【杂字】的概念解读

【杂字】是什么字？

           简单说——  
     
《杂字》（WORDS COLLECTION)，非杂志。非书。
国内第一本旅行类“杂志书”。
关注一部分人独立而有意义的行走，
表达和呈现，有感受有通路的生活。

         

          详细说——

    * 为什么叫《杂字》？

    1.“杂”是文字最广博的纵深幅度，而“字”则是文字最小的剂量单位。由一本独立出版物试图以“杂”的广博，以“字”的细碎，直达人心，直指生活。

    2.在小众和普众之间，致力于两点内容：内心建设、生活复兴。并且实现一个朴素的愿望：以杂字的力量，唤醒内心的秩序，生活的知觉。

    3.以普众彰显茁壮，以小众坚守独特。坐定大太的位置，得到小二的恩宠。

    4.作为中国最早的民间语文读本，“杂字”代表着民间独立出版物的精神图腾。是放下富贵和褪下褴褛的本初呈现。

    5.在当下中国，公共话语权被假大空所统治，个人的话语权被淹没在坊间，《杂字》，只是想自建一块个人话语权的小阵地，说说人话，尽尽人事，坦白而坦然、自由而自在、诚实而诚恳，从属于一部分人，到属于一个时代。

   
    **《杂字》是谁的？

    —— 一群人的私房书

    1. 非媒体平台，非舆论机器，只是地球上那么多私出版的其中之一而已，其传阅率，甚至远不敌一条黄段子。

    2. 一部分人表达的工具而已。最初由一个女人顽固的梦想，引燃了几个同好之人。所表达和呈现的，只是这个时代里一小搓人所看到的这个时代。

    3. 注定只是一部分人非常喜欢，而大部分人不见得马上喜欢。

    4. 为同样喜欢自由表达自己的人提供定制内容，每期包含的个人专号，免费提供页码，由认领人自由表达自己。

    5. 每期限量推出部分扉页定制版本，可由读者来自由定制扉页内容，一人一个样，单本印刷，可用于赠送或纪念。

    ***     《杂字》要些什么字？

    1.【杂字】，是由那些在常规媒体投稿一万次也不会有人理会的东西，刊登那些喝酒胡喷骂人的这些永远不会在公共场合说的话。

    2.让那些教科书的什么立意、辞藻、结构、段落、情节之类的评价标准，通通见鬼。让那些正规媒体里的什么时效性、新闻性、实用性之类的选择标准，通通见鬼。让那些长期霸占各类报纸杂志专栏文章的名人名家的应景文章通通见鬼。

    3.打破关于写作、编辑、拍摄、设计、选纸……一切的条条框框。

    4.扒掉心里关于写不好、怕人笑、菜鸟、语句不通、词语不美、立意不高、意义不大、毫无价值……一切的篱笆。

    5.不守一切固态。

    6.不玩独孤求败。

    7.不受约制、不为生计、不玩技巧——这样的文字、声音、图像、涂鸦以及其它表达方式，都是【杂字】的大爱。

    8.鲜活、生动、真诚是它的特征，这是民间最本真的一种表达，完全没有被戕害和利用。

    9.这类东西，离本性和本真、内心和内力很近，所以呈现出来的，才是自然而舒展的，而不是矫情、拧巴、装逼、发泄。

    10.粗而不鄙。民间语文不是粗鄙的段子、网络流行词之类的东西，而是，有别于公共媒体里的加工型，有别于私媒体里的简陋型，它们，虽然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诫持，但有一个共性：以写作者愿意承担的表达，唤起阅读者的知觉。

    ****    《杂字》怎么出生？

    1.资金是抵押房子举债借来的。
    2.稿子和图片是自写自编自找，以及厚着脸皮募捐来的。
    3.设计是自己玩着弄的。
    4.图片处理以及二次编辑都是拉了朋友当壮丁弄成的。
    5.除了审稿、校对和印刷，有外人染指以外，这本出版物的所有生产和销售过程，都是一个名字赖长但人丁稀少的“7寸私出版”私自捣鼓的。
    6.对外推广基本不愿吹，靠嘴。
    7.发行销售基本没人理，靠网

    *****    《杂字》能活多久？

    很可能仅一期“试刊”，也可能接二连三。

    这种出版形式，最早源自日本，后盛行于台湾，在中国大陆，已经死的，是韩寒的《独唱团》，还活着的，是老六《读库》。

    而杂字，也注定会比已经死去的，死相更难看，也注定会比还活着的，过得更滋润。它的停留期，和它的达到率一样——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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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字》稿件要求——七要    七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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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要”——

一要原创。

偷字和偷情一样不能在阳光下暴晒，我们还是老实点吧。出版之前，别让你的稿件让Google百度们“肉”出来。

二要民间语文。

不管你多有文采，多有思想，多有名气，多有位置，多有……千万别又端又装的说话，要以通透的运用和享受民间语文为乐。让那些正儿八经的文字在常规媒体上发霉或者发嗲吧，我们写一些舒展而真诚的文字，娱乐自己，毒死他人。

三 要活人、真事。

那些呆板的，馊的就算了，要鲜货、要有趣的。

四 要说人话。

将假话、废话、官话、套话、鬼话通通赶尽杀绝。

五 要有惊人之语。

拒绝大白话或者看着瞌睡的平庸文字，必须不断在文章里埋伏那些能够逗人一笑、发人深思、拍案叫绝、心动了、反思了、瞬间联想到自己了之类的文字。赶在读者读者犯困和厌倦之前，来点带劲的吧。

六要对“自己说”，而不是给“读者写”。

鼓励无读者式的自我写作，即写的时候不想着会有谁看，只当写给自己，像喝多了胡喷、像给旧情人写信、像和老熟人调侃、像无人处的自言自语，拒绝那些诞生在周密计划中的文字，而鼓励那些于酒桌上、旅行的车上、失眠时的床上、睡梦里、马桶上、无聊的会议上等自然而然产生的文字。

七 要任何自由表达的题材。

用文字、图片、漫画、手绘、手工、等一切可以呈现在纸上的记录方式，比如，散文、随笔、小说、诗歌、图片故事、漫画、涂鸦、短信、博客、微薄、书信、聊天记录等，或者管它什么类别——只要能记载并分享一种生活的万象。或者，如果你是在写不出来，那就对着一个录音机自己自言自语吧，由我们来负责对你口述的故事进行整理。

“七不要”——

一不要攻略，或体验报告。

二不要流水账，或白开水。

三不要自恋，或自怜。

四不要假、大、空。

五不要装苦大、愁多、恨深。

六不要问国事、党事、政府事、民怨事。

七不要长句、长篇、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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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独立出版物的裸奔——“我们二了”的边角料

这条长微博涉嫌隐私，因为文字会导致内裤外穿的。

在网络这个没有门的地方裸奔，这让我相当难为情。一盘剩菜已经在闺中快放馊了还没嫁祸于人呢，这么一脱，估计是更难脱手了。

为了这个孩子的朴素，我必须得裸奔一回。

……

好吧，我讲个懒婆娘的裹脚式的故事。

……

（1）

2010年9月1日，我办完父亲的葬礼，送走上大学的侄女，开着我新买半年的逍客，来到大理。

陪着我的，是一车家当、一个男人、一张存有10万元的银行卡。

我来大理，是要了结一个心愿的：想办一本说说人话的独立出版物。

我都老到半截腰了，爱过，奋斗过、上有老下有小的养家糊口过……都在为别人活，为责任活，为名声活——我厌恶这么众望所归的活着了——这么过，自己瞅着自己都霉得长满绿毛了。

是的，这么苟活太没快感了，我想换个体位了，不再忍受今天的自己和10年后的自己相比，不过是卡上多了几毛钱肚子上多了几块赘肉。

不重复。不纠葛。不僵死。

那是我急切想要挣脱的生活。

在来大理之前。

【杂字】，那时还在心里酝酿叫着《7寸》或者《稀游记》之类的一本独立出版物，那时是我的救命稻草。

（2）

选择来大理的想法很简单：找个气候好的地方，把这个心愿戳破了，一了心愿，然后回城，继续装乖上班，挣钱养家捞名声。

那时的想法是：一年时间、10万块钱，怎么着也能弄出一期了。一期出了以后，我就收收摊子回城卖身求荣了。

租下现在工作室所在的院子，合同只签了一年，网线只接了一年——来大理，办【杂字】，我原本只想偷欢一年的。

命运是如此诡异。它截获了想从常态生活里溜出来一阵子偷偷腥的大妈。

截止到2012年10月14日的现状是：大妈还在大理，【杂字】已出二期，男人没了，10万块没了（还连同拐没了另外几个十万块），车没了。

“有”出现的顺序是：一枚大妈先后拐骗了两枚大妈、三枚大妈上了贼船；一期【杂字】先后生出了一个独立原创作品专卖店，一个自由设计师联合工作室，一个二娃。

“没”消失的顺序是：男人、钱、车。

这是后话，插足在此。

拐回头，继续又臭又长的裹脚。

（3）

男人在一周以后离开大理，走前信誓旦旦要回去了结琐事再来大理，回去不久就语焉不详，闪闪缩缩的没了再来的时间。

我敏感的嗅出了异味，明白在大理办个出版物过过小日子终究是许多人向往却不能承受的“不靠谱”。

赶紧主动给瞌睡的人送个枕头：反正一段时间内我是不会回去做个贤妻良母了，碰到合适的就娶个能在家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吧。

将心比心，要是我，我也不能接受这样的日子——妈的，老子娶个老婆，动不动就跑得不见影，摸不着鞭梢子，这日子没法过。

积郁让我的乳腺炎重返故地而且气势汹汹——夜夜疼的在床上翻滚，被子都咬破了。

我熬过了在大理第一个雨季，还是坚定了信念：死，【杂字】也要出。

（4）

每天晚上2点，爬起来写稿子。

跟过去相熟的人约稿子，说到词穷，还是不能说清楚，我想要的那些“说人话”的稿子是什么样——也难怪，中国的出版物，从报纸、杂志到书，有多少不是教科书里神马立意、结构、段落、故事情节、词藻训导下的“八股文”呢？

大学几年，我在新闻系里只学到了一个消息写作方法：五个“w”。工作十年，我在媒体里只沿用着一个评判标准：宣宣让弄的，就大弄弄大；宣宣不让的，就装聋作哑。

好吧。我先自己写出模板来，拿出去好说：你看，我想要的就像这样的。

像刚来大理看见哪根骨头都是香的新大理移民一样，我在初来大理的“疯狗期”里，白天混朋友，吃吃喝喝，晚上睡觉，凌晨起来写稿子。

写了多少，删了多少。

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满墙撞着脑袋。一抬眼就看到了尸体满地。

想把【杂字】做成什么样子，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必须要不同于满眼都能看到的新华书店们、当当们、报刊亭们。

（5）

就是在那时，有理想有报应的魔咒开始像小鬼附身一样缠上我，让我先是败了半拉家产，然后又亲手把一个众人眼里勤勉上进的好青年，毁成了一个不干正经事不说正经话的女流氓。

只是我那时还完全蒙在鼓里。

相反，没了男人之后，我迫切需要一个帮手。

拉着现在的搭档特务同学​去才村洱海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以我对未来打了鸡血一样的乐观估计，认真谈了【杂字】可能捣鼓的好玩之事以及找死之事，请君入瓮。

她在考虑一周后回话：妈的，再不玩玩，就老了，整吧。

她放弃了那时她已经揣在怀里捂了很久的在双廊开家甜品店的念想，加入【杂字】。

于是，那时，同住一个院子的一对大姐大哥，看着两个奔四的大妈，发嗲的打印出来一摞绿色牧马人越野车的照片，从厕所门一直贴到楼梯上、卧室床头——我那时的天真，令人羞愧——三年以后，怎么着也能换个牧马人吧？

截止到2011年6月11日，【杂字】创刊号首发那天，不但牧马人没影子，逍客也没了。

（6）

【杂字】的一个义工，曾经在北京帮老六弄过《读库》，她说：一条简单的路，多么易走，多么难行，只有亲历的人才能体会。

我们身陷其中很深以后，才体会。以至于，我常常莫名其妙地在灯下敲着键盘或者在阳光下翻着书时，泪水管不住的喷涌而出——就像此时。

一本小书，始料未及的篡改了我们用来玩票的一小段人生，直到变成一个彻底而万能的清洁剂，把原本污浊的杂念，冲洗得清澈见底，把原本中毒而不自知的内心，打扫得通透敞亮——我的人生，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

​从想做到点什么，削减到不捆绑任何企图心；从有规划的一个事，削减到干干净净的一个梦想；从极力表达，到不声不响；从一本自命不凡的出版物，到安安静静的一本私房书；从一季度一期，到一年一期；从游记、攻略、杂志书等系列出版物，到只做一个单本的杂志书——【杂字】，我们走过了混乱不堪的心里削切过程，也终于剥掉层层茧子，回到了最朴素的原点：做一本小书，说说人话，尽尽人事，足矣。其它，不图，不避。

（7）

一期【杂字】，带着稿子回城开始设计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设计期耗了4个月。自己不满意、审批不合格、设计不到位……各种抓狂此起彼伏，最后，光三本书400多个p，一页一页弄好的成稿，都设计了13，第14稿才获得各方勉强通过。

所有人都崩溃了——包括我们俩——夜夜在凌晨4点以后走出设计公司的办公室，满街找能填饱肚子的夜店，骂自己有病，然后睡一觉继续有病。

对文字、图片、纸张、设计以及装帧工艺，写作方向、编辑技巧、细节元素、版式语言、印刷质量、个性特征等等所有环节的挑剔，让我变成一个女魔头——折腾别人，同时比折腾别人更凶狠的折腾自己——包括身体和钱包。

原计划的10万块还没开始印刷就耗光了。光选纸，就选得北京的纸商抓狂，忍不住说了有碍商务活动的话：用瓦楞纸做书？脑子进水了？内文全用伯爵纸？烧钱啊？人家《明日风尚》还是里面只夹几页是个意思算了。

借钱，从此时开始了无底洞。先是预支了10万块，用于支付印刷和纸张，再借来的6万块，又很快耗光……瞧瞧，有理想是怎么有报应的。

一本小书，此时已经顽强到足以冲破这些破烂琐事的围追堵截，而直抵美好和温暖了。管它呢，反正已经这样了——借，磨转开一点再还一点——光其中一个单行本《远方，一无所有，应有尽有。》的8%的版权费，就像挤牙膏一样分不清到底挤了几次才挤完给了作者。

（8）

如今，能依稀回忆起来的可耻账本是：一期，印刷+纸张+设计费+书号费+稿费等直接成本，约20万。减去印刷和封面粘贴、运输磨损等质量问题损耗掉的几百套，再加上给书店的折扣，20%的书店迄今未结款，以及往返几次的物流、每本书的包装费快递费——亏了还是赚了，早已是一本糊涂账。

至于两枚大妈的心血、时间、可以立即从屌丝翻身成金领的工作机会、眼泪和皱纹——都是白捐的——心甘情愿白捐的。

而且，幸福早已冲抵这一切的糊涂账和义务劳工——迄今为止，我依然感恩戴德——如果不是因为一本小书，怎么可能会有这样酣畅凌厉的人生呢。如果可以，我们愿意继续白捐。

二期【杂字】，我以为有了一期的学费，会少走点弯路，会少耗点精血。

结果更惨。

（9）

二期备受折腾的原因是：不求比第一期更好，但必须与第一期完全不同。

这是自掘坟墓。是的。我越来越像当初闺蜜骂的那样：你不是有病，你是病得没救了。

如前文所言，当初离开锦衣玉食的城市把家塞在后备箱里时，我就想，下半辈子，绝不众望所归的活着了。

不循规蹈矩。不机械复制。不守固态。

为了这个“不同”，我们完全没能躺在一期学费换来的伤疤里吃点老本，相反，更此起彼伏的陷入了各种完全始料未及的沟坎里了。

大家都知道的其中一个惨状是：重印。其实，在这背后，有比这更悲催的真相，只是，我们已经懒得再说了——连说的力气都没了。

二期，我原来预算10万块什么都搞定，结果，因为对“不同”的苛刻，女魔头又重复了第一期的剧情：两个月内三次清迈，从清迈到大理，从大理到昆明，从昆明的一家SOHU车库到一间病床前，从几十万字变成几万字，同时拉了两个英文翻译才能应付与各方的沟通修改，最后叫停允许送去印厂，并不是我已经满意了，而是——所有人都崩溃了。

刚回大理，有大理乡亲问：你对二胎满意吗？我老老实实回答：即使拖到明年10月再出，我还是能挑出毛病来，但所有跟它相关的人都熬得崩溃了，只能到此为止了。毕竟，相对于书来说，人还是最重要的。

为了这个破梦想，我已经弄丢了爱情，我不想再弄丢周围这几个苦累一起扛的哥们。

（10）

现在，这本依然有缺憾的二胎已经在各种口水里开始迎头裸奔了。

懂采编的人，也许会叹为观之一本小书对文字和版面的打磨痕迹。而无数只是在屏幕上几秒掠过140个字的人，会不屑一顾：这么贵，谁会买啊。文字这么多，谁会看啊。

我深知，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28块是个坎，48块更是个坎，超过60块就更更是个坎，三坎之后，愿意掏钱买书的人，已经比7000米海拔的空气还稀薄了。

但犹豫很久，二胎【杂字】还是定价89块。我已经懒得再去回答是亏还是赚之类的问题了。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反正大理这么多神经病，大家都病得不轻。

你可以参考28、48的去嫌弃说太贵，但我们在做这所有时，没有想过值不值。

你可以嫌贵不买，但我不想用故事去诱骗你购买。

你可以眼睛停留几秒就说形式大于内容，但我不想用去任何说辞去建议你阅读再评。

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找到同类。

不是所有的神经病，都需要被哄抬。

还是那两句说得都腻歪了的话：

1、书已出，心愿已了。

2、把一本小书，交给时光而非市场，就让它在时间里，静默存在或者慢慢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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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独立出版：挣扎之下的理想主义

                                               （转帖，原文来源于《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

袁兆昌，香港“点出版公司”创始人，为香港上一代文化人洛枫、汤祯兆、叶辉策划出品了“文化行者系列”，同时兼为香港《字花》杂志的编辑，立志于推动本土写作文化，是香港热爱出版事业的独立出版人的代表。个人代表著作：《超凡学生》、《弓在马桶上的忆述者》、《结账》、《出没男孩》、《大近视—袁兆昌的文化蒙太奇》。

　　香港独立出版之路

　　严：您的点出版有限公司旗下的文化工坊，专推香港本土文化人的知性散文、文化评论、诗集书评，具有浓郁的本土人文气息。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计算的地区，缺少沉得下心来的读书人。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为什么会想到以主打人文书籍为出版方向？有没有风险?
　　袁：诚如你所言，香港人普遍有一种“快钱”的即食心态，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并不多，至于人文阅读更是比边缘还要边缘的领域，所以充斥着香港图书市场的，绝大部分是一些工具书、教辅书、财经方面的书籍。而出版这些图书的出版社，最先需要考虑和算计的就是市场。我的理解是，所有可以计算这个市场的出版社，都不会是像我们这种类型的，更加强调内容质量、设计理念及本土特色。所以当初我们出版“文化行者系列”，跟叶辉先生出书时，有很大的风险。
　　以叶辉的《书到用时》这本书为例，我们采用了口袋书的小巧装帧设计，宣传“掌可握”的阅读模式，并且为了进一步迎合香港年轻人的口味，还专门请来了“90后”新生一代的插画师在每篇文章的正文前配上桃红色的人物插画。我觉得这本书的设计理念是非常好的，我们尝试着跟这个市场去打交道，尝试重新演绎文化书籍的出版模式，更新大众对文化知识的印象，并且让大众能在掌心里吸收知识。
　　严：结果呢，市场反响非常好？是否产生了一些新的效应和回响？
　　袁：我希望有这个效应，但是实际运作下来并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好。我们原本冀望采取口袋书这种出版形式，让更多喜欢流行文学的青年人购买。这样就可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多读书，多读有意义的书。但是在市场方面来看，似乎缺少足够的回应。我想这个实验是失败的。
　　严：说到市场的回应，我觉得是因为香港本来就是一座不读书的城市，这里太喧闹、太商业、太嘈杂、太物欲横流，对于人文阅读自然更加淡漠了。您对出版事业很有热情，付出了很多，但是您做出来的东西，得到的回应却很少，会不会觉得有些悲凉？
　　袁：对于这种没有回应的情况，可以说我早已经习惯了。这个悲哀在于，当你很受欢迎的时候，或者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时候，会引起一些热烈的讨论，媒体和大众都会赞赏你的勇气，给予掌声。但是到你无力支撑，或不得不关闭一家书店、关闭一家出版社时，媒体虽然也会留意，但只是在报纸杂志上一个很小的角落里发一点只言片语，无法发表出一种有深刻意义的回应。
　　严：为什么香港的媒体不能够发表一些非常有深度的回应？
　　袁：一个原因是报纸空间的问题，另一个原因是读者需要的问题。香港的读者都很忙碌，一般看报纸时更关心一个故事的桥段，而非一大段对于某种社会问题的剖析。在内地、在台湾的普遍现象也是这样。毕竟，一家小书店或者一家独立出版社的关门结业，在香港实在是太过于司空见惯，以至于大众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媒体去书写评论的事件。
　　严：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的媒体缺乏足够的文化承担，因为在香港报业看来，文化承担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亏本买卖，无法在市场中赢得生存。在市场、体制和读者认同这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文化承担只好一层层递减，最后变成了零，甚至负数。
　　袁：是这样的。
　　保留和传承“香港性”
　　严：有一种说法认为199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香港人所成长的环境，正处于一个“香港性”正在消亡的大时代，香港身份是否就会如李照兴所言，在2046年前慢慢消磨殆尽了？
　　袁：我觉得不会。这个也是我之所以选择独立出版的一个原因，我希望通过出版去选择一些我喜欢的作家，出版他们的著作或者复刻再印他们的经典作品。用出版这个行动去保留这些价值、去保留香港性，然后传播给大众。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购买我们出版社的书。很多人只是在书店里吹免费的冷气，这个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这些读者有没有留意到我们的用心。我有一点野心，就是在香港的出版界建立起我们的地位。这个地位具体是指制作方面的品质——我们不要香港的书是一翻就烂的那种，或者是一翻就很光亮伤害眼睛的那种。我们的目标是在制作方面出版一种合乎人性的、合乎人情味的读物。我们会采用优质的纸张，体贴眼睛、保护视力；我们也会采用非常专业的编辑，通过出版传递我们的价值和精神理念。现在越来越多香港的年轻人，太过于受网络的影响，会全盘接受网络上的资讯，而越来越少去想精神和价值这些问题。而在我办出版的过程中，会主动跟年轻一代进行接触，告诉他们这位作者是我们喜欢的作者，他的作品是值得我们去阅读和思考的。对于新一代的香港人，我想他们可以建立一些精神模仿的对象。
　　严：精神模仿的对象有哪些呢？
　　袁：以前我们有很多，但是现在呢，年轻人没有一个学习的对象，没有一个精神依归。我们不能怪他们缺乏这方面的认识，只有怪我们的社会是落后的。我们远离了我们精神学习的对象，他们被建构成了历史，而我们生活的现在，却被我们人为地与这些历史割裂开来。精神对象只属于过去，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去学习，但是文字是文字，不是精神，这种断裂的关系是新一代必须要面对的状况。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是偏向悲哀的。这个悲哀不是说我们没有知识，我们没有能力，而是我们一直强调的“香港性”已经越来越少有人去体现，越来越少有人去书写，也越来越少有人去从阅读中发现。

　　出版理想与现实困境的纠葛

　　严：我想做出版大概是每一个爱书人毕生最大的理想，然而理想容易实现，实现之后又如何维系，在香港似乎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终极难题。你在创立和实际运作出版社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现实的压力或者阻力？
　　袁：困难一定会有，而且我相信很多和我们类似的独立出版社都会遇到。譬如说市场份额问题，独立出版所占有的比例相当窄小。独立出版社不仅难以打入大型连锁书店，有的时候甚至需要和各个二楼书店逐一沟通，洽谈如何分销。
　　与此同时，受众的普遍阅读口味与意向也会影响到图书的销量。不过，独立出版社在独立与自由运作的意义下，在内容质量及特色上，往往比大型出版社更见突出。我想只要没有倒闭的情况出现，我们就会一直去冲。
　　严：具体说来，独立出版社与香港集团连锁书店以及二楼书店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袁：这个关系不是一个绝对的关系，而是一个地缘的关系。因为香港出版行业出了一个非常笨的问题，这个笨问题是指运书。书很重，谁来运？尤其是文学书、文化社科类书籍，几乎没有什么人有兴趣帮你去运，因为这些书背后的潜台词是，它们只能堆放在书店里而鲜有人问津。既然难以售卖，那为什么又要花精力和人力去搬运呢？特别是运输到那些没有电梯的二楼书店。我们知道，由于租金的关系，现在香港的二楼书店其实已经很少有可以继续据守二楼的，通常都是四楼、五楼甚至更高的楼层。但是对于辛苦出版它们的独立出版社来说，他们会想象自己策划出版的书被摆放在书店的哪里，是犄角旮旯，还是黄金位置，有哪些读者在读，最感兴趣翻阅的章节又是什么。所以在很多人看来，独立出版社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便是如何走进大书店。
　　于是我们就找了一家集团经营式的代理商，由他们负责采购、发行到各个大型书店进行门市陈列和零售，以扩大接触面。但代理商会收取大量的代理费。比如说假设一本书的价格是90港元，他们就会收取一半的中间费用，即45港元。而剩下的45港元，再剔除掉出版所分摊的成本，可以赚取的利润是相当微薄的。所以说这些代理商会赚很多的钱，而我们独立出版社不可能赚大钱。
　　严：但是你们又不得不和他们合作，这些代理商可以把你们的书摆放在大型连锁书店的显要位置。这样就会有比较好的曝光率，特别是对于很多媒体而言，他们会更加关注这些重点推荐的书籍。其结果，就会带来比较理想的销售份额。
　　袁：所以说维系和这些代理商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不会为了迎合市场，去出版那些淘金秘籍类指南书以附应整个躁动的大环境。我们想让读者和市场知道，我们这家新的出版社是勇敢的、有我们所坚持的。我们没有后悔不向市场去做妥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市场、只要读书人的理想和高雅。
　　从香港比照内地
　　严：最近几年，内地出版业发展很快，与香港的交流互动也愈来愈频繁。因为您本身是做出版的，对于内地的出版界，您又有什么样的评价？
　　袁：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香港开始逐渐去影响内地，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很多内地的出版社，很看重香港的一些编辑理念、设计风格，于是就乐意花高价将香港的人才挖到内地，而这批香港人也顺带着将香港出版业最优质、最好的一部分带到了内地。另一方面，最近一两年梁文道、马家辉、林奕华等人的书在内地的销量非常好，有很大的读者群，这种出版上的成功也带动起内地出版社对香港文化的关注。
　　严：那你没有想过像其他的文化人一样登录内地，北上发展？特别是当面对内地如此巨大的市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将你们出版的作品打入内地书店，或者甚至和内地的出版社进行合作，共同挖掘新的作者、新的题材？
　　袁：确实，香港和内地出版界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在香港一本书如果可以卖出一千、两千本，就已经属于畅销书了；在内地，有些作家的作品可以销售出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本。并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众阅读兴趣也在相应提升，人们也愿意去书店买书，因此比之香港，内地的市场是非常让我们羡慕的。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
　　但是对于我而言，我并不想将内地仅仅看成一个市场，单纯从财富的角度去算计潜在的收益。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他们需要我们吗？他们需要这些书吗？如果内地需要，那我们就去做，因为两者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出版兴趣上的共识。至于共同合作，这肯定是我未来的理想和努力方向之一。但我们首要要做好的，还是香港，因为这里是我们的起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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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字】是——

• [size=+0]一群人的私房书。
  
• [size=+0]一个女人固执的梦想。
  
• [size=+0]关注内心建设和生活复兴。
  
• [size=+0]集合内心丰富生活简单、有趣有梦的人，
  表达和呈现，有感受有通路的生活。
  

• 寄望于触动或唤醒被绑架在别人眼光和俗世生活里的大多数，
  长成心里的自己，体验活着的美好。
  
  

   作为第一本旅行类杂志书《杂字》的创刊号，创刊专题为《上路第一，上帝第三》，持续一年多的一场网络调查，引出“一个时代的话题”，探寻当下中国人寻找内心另一个自己的逃生通道，专题刊载国内多位资深媒体人和知名写手的独家供稿，讲述“每个人都有一个更好的自己等待被发掘，而那个更好的自己要等你，由你独自，在你生命的旅途中找到自己”。最后说，“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都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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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字》读书笔记

一、2011创刊号
进入写字，比进入恋爱，操作更便利，快感更淋漓，不疲惫、不纠缠。

少女的时光都用来装乖了，大妈的时光就是要成天晃。

明天起，清空思想，素面朝天，让心里的那个“我”，长在我的心里。

理想就像内裤，要有，但不能逢人就证明你有。做梦就像怀孕，只有做了才能种上。

我相信，还是有那么一群人，在偶尔使用内心世界的清洁剂，用自己的挣扎去对视别人的坚持，然后，伸出真诚的手，说：“去吧，我支持你”。            

在大理，我喜欢的状态是：低空潜行、寂静欢喜。感谢你，生命，让我终于在不太老的时候，有了心舞飞翔的能力。         

二、女贼《我的自己原来在这里》
新的情绪仓库里，只允许入库存放那些品种优良的感官，比如温暖、柔软、谦卑、敬畏、感恩……这些库存，在一个女人敞亮而舒展的内里，要么晾晒，要么发酵——这，让我越来越安静。

写字的女人最危险，因为女人写字时，总是极易到达另一个未知的内心世界，并且耐着不走；也极易被一些小感伤和小幸福所点燃，并且引爆周遭。

不想走乖孩子的路，也不想走疯子的路。我只是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正在熨平心里的褶皱，对曾经有过伤害的人和事，说，凡是生活里已经遭遇的，一定是上帝派来磨练你的。感恩所有已发生的，敬畏所有未发生的。

旅行，就是这样的奇异而美好。在陌生的人群中，一次一次，发现曾经在熟悉的人群里，你不曾察觉的那个陌生的自己。比如，你不肯去承认的毛病、错误、遗憾……不如，你没有去表达的感激、爱、原谅……

只有私密的心情，没有私密的事情。

走过别人的眼光和自己的迷失，终于长成自己，然后，在遍地活色生香的诱惑里，坚持做自己。

长成自己，需要的是修行。只做自己，需要的是信仰。

龙应台说，要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我的夜晚，远比白天妩媚。一如我的放养，远比圈养生动。

迷恋到极致，厌恶到极致。在来之前，我不曾想到，印度，原来可以让人如此极致。

那些正在城市里活着、爱着的人啊，能够爱时，就千万不要互相折腾，不能爱时，就千万不要自我折磨。

有哪个“别人”，会对你手头的生活和内心的快乐负责呢？没有任何人，除了自己。

讨厌小时候被大人计划、长大后被上司计划，所以在挥别上半生的计划史以后，我的旅程，就没有目的，没有攻略，一路根据签证和心情，晃哪是哪。

这年头，谁还会“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那是犯了颠痴，“喝完这一瓢，再去下一瓢”，行不行？只要在取用的过程里，不游戏、不自欺、不纠缠、不易弃——足以。

受过伤，上过当，但不意味着就因此而把伤疤当成武器，去防御或者反击别人。

死，不再是嘴巴的玩具。却是活着的警棍。

是这许多陌生的温暖，终止了我中国式的混世哲学，学会了投身清澈的陌生人群，共享热情、友善以及宽容。去爱陌生人，就像爱自己。心思如果很傻很天真，人群也许可以很近很单纯。

用200天，2.8万元，游走了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印度、尼泊尔、马来西亚、斯里兰卡。

曾经有一筐梦想，死的死，丢的丢，大多无疾而终。如今挑挑练练只择出两个：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情。

脑袋很浪，四肢很慢，总体是个很浪漫的人。

回忆不是卖“春”，而是一点一点地挤出成长过程中的毒素，让人看着，到底经历过多少污染源，把自己从一个干净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脏乱差的成人。又褪掉多少层茧子，才在成年以后，终于又长成了自己。

证明自己不是疯子的方法，不是表现正常，而是不去表现。辞职时，我说，我的人生理想，只剩下了八个字：相对自由，有所表达。

三、纪尘《远方一无所有。应有尽有》
只有荒野中行走，才会真正地“脚踏实地”，感受到生命与大地恒久的关系，而足底扬起的灰尘，也永远不会与“肮脏”联系起来。

这世上没有绝对的事，如果非说有，就是死亡。

我听着火的声音，看着蓝色的清烟升腾，闻着燃烧的刺柏散发出来的香味，我想，这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香味。

这个尘世间，所有的一切，终将都只是指间一捧沙。

我喜欢骆驼，这种动物真是坚韧又古老。

人总是相信些什么。无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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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独立刊物《我们》的采访

《我们》：《首抄本》和《守艺人》的标签是“关注、记录、推介濒临失传、珍贵民间传统工艺的独立文化志”，在当下的中国，这注定是一项孤独前行的工作，您的动力是什么？

蔡仕伟：诚如《首抄本》中“编者絮语”里所谈，是出自于我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当然这和个人的成长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而选择这条路，也可以说是一种情感、一种信仰，属于我个人的。当然，在决定从事这件工作的时候，也早已预想过那些不可预知的、无法衡量的付出，尤其它并不一定能有相应的回报，但我仍然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建立在我的兴趣上而前行，尤其相识了与我志同道合的女友，都是令我更加坚定的动力因素。

《我们》：这两本书目前的影响力和销售情况是否达到您的预期？

蔡仕伟：目前《首抄本》与《守艺人》这两本书还不能说有什么影响力，虽然它们已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但我们除了为记录民艺，其实也是在做品牌，而品牌是需要时间去培养和积累的，所以我们仍在继续努力。至于销售情况，我们并没有什么预期，毕竟这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增长，如以目前情况坦言，我们已与成本持平，这还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我们》：这两本书的编辑、设计、印刷都堪称精美，成本肯定不低，很多独立出版物之前都陷入过类似的两难境地：在保证出品质量与资金压力中难以取舍，您是如何做到的？

蔡仕伟：很多局外人并不能真正明白，或者没有机会亲身经历“独立出版”所可能遇见的种种问题，以《首抄本》和《守艺人》来说，用记录工艺工序来呈现其实是最繁复的一种方式，不似其它报道性质的方法或许简便一些；因为从选题到实际采访，包括交通、食宿等差旅费用，再到收集资料、组稿、文字形成、编辑、设计到最后印刷、后期制作，每一阶段都是需要付出实际资金，以及无法计算的时间成本，这些投入是局外人无法体会与感受的。

所以，我希望读者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我们从开始投入行动到出版，再到成本持平时已过一年半时间，持平是意味着这一年多来并没有任何收入，并且我们在这当中也已开始为后续出版的选题而进行采编任务，也就是说成本在继续耗费，即使产生微薄利润的同时，也无法与耗费相抵，如此一来，刊物的销售如未能达到一定数量，其实就是在亏本的。

虽然有上述的成本因素，但在刊物的印刷方面，我们除了要考虑成品的质量，也同样要把读者对书籍价格的接受程度一并考虑，尤其《首抄本》根据每一期的工艺主题，都会附有该工艺的成品；例如第一期木活字印刷，书中就有木活字排印而成的实际印品，这个构想是希望让读者在认识、了解工艺之后可以看到实际的成品，这对读者、对工艺本身的认知与推广都有好处，也能形成这本刊物的特色，但这个方式也自然而然要产生更多成本。

所以，我们并没有考虑更多，也没有什么取舍，虽然我们完全是个人资金来投入，可既然是“独立出版”，就应该保有我们希望做到的那些坚持，并将这些坚持做好，这样的“独立”才会有意义。

《我们》：我们注意到，民间手工艺与独立出版是您最近谈及较多的话题，做了二十多年的广告后，为什么会独独对这两个领域发生兴趣？

蔡仕伟：出版物，应该是不少平面设计师希望涉及、参与的领域，在我年轻的时候也一直有过这个梦想，包括多年的工作经历里也为一些杂志做过编辑设计；尤其在我过去的一些设计里，以传统元素作为创意表现的作品并不少，包括我个人也喜欢收集一些民间旧物，细想这些脉络也是和现在的工作有关系的。从事民艺类别的独立出版，其实也离不开设计，毕竟最后呈现的是出版物，那就必须要设计，这仍然在我原有的专业领域之中，况且我喜欢亲身实地去感受那些民间手工艺的整个生产过程，这其实是一举两得的工作。

《我们》：您认为，困扰目前国内的独立出版物发展壮大的因素有哪些？

蔡仕伟：通常更多人会觉得独立出版物是属于小众市场，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这也和出版物的类别、题材，甚至编辑方向与内容都有关联，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就是供求关系的考量。独立出版大多数都是先以出版者自身的爱好为刊物的主要导向，就算要把读者的接受度考虑进来，其实还是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从而养成的读者群体数量也会有差异。再者，独立出版通常印量少，成本就会高，若没有足够读者的支持让成本持平或形成利润，就如同之前说的，出版者一直在消耗，久而久之也会影响出版物的生存。以上所谈的都是一些实际运作中的关键，另外也包括如渠道、推广方面的因素，毕竟是“独立出版”，不仅是在刊物编辑与内容的独立性，广义上来说在这些因素上也是“被独立”的。

《我们》：您是否看过国内其他一些独立出版物？您印象最深的有哪些？

蔡仕伟：因为从事设计这个体行业，尤其自己又投身于出版，一直对独立出版物还是很关注的；像同为民艺相关的《蜗牛》；或是《Cell》、《杂字》、《salt盐巴》、《在路上》等一些游记、生活类；又或是《DREAMER》、《AURA》等艺文、视觉类的等等，当然也还包括有港台、欧美方面的独立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其编辑立意、方向及表现有各有特色，很难说对哪些印象较为深刻。

《我们》：您在台湾和大陆都生活和工作过，在您看来，两岸的设计文化和环境是否有很大的不同？

蔡仕伟：这个问题要看从什么层面来谈，如果从市场和消费者角度来看，差距仍是有的。虽然两岸的文化同属一脉，但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尤其是传统文化方面，就会让意识产生了明显的差距，进而影响到整个大环境，所产生的问题与不足之处就体现在各个细节上；但比较明显的变化是设计师个人或群体对文化已更加重视，这也会推动设计环境的改变。还有就是设计产业的结构、规模也慢慢在缩短差距，尤其市场的空间与需求不断增大，国内应该更多地透过交流、合作去学习一些经验，毕竟台湾的设计文化产业起步较早，基础也比较扎实，对国内的设计环境也会有所促进使之更快成熟发展。另外，就是政府单位对设计产业的支持力度与发展角度也还有些不同，尤其是对“设计”这件专业工作的意识与态度是有待提升的，而这些都是影响国内设计环境走向成熟的关键因素。

《我们》：您的业余爱好有哪些？这些业余爱好能否给您的设计工作带来别样的灵感？

蔡仕伟：我的业余爱好并不多，除了抽出时间去看展览、电影之外，大部份还是和所从事的工作相关，例如逛旧货市场，在淘物的过程中也是一种学习，尤其是目前刊物的采编，我一直将这件工作视为业余爱好，是用“专业态度去完成”的业余爱好，过程虽然辛苦，但和这些受访的手艺人沟通交流、聊天，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生活和思考，尤其记录工艺的工序过程，虽是在“工作”，但却是在一种自然放松的状态下完成，这种吸收的过程就可能在未来的设计当中带来灵感。

《我们》：如果只用一句话概括您的设计理念，你希望是怎样的一句话？

蔡仕伟：始于兴趣，终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