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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与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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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6 12:40: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文地址:学人与文人作者:易中天
——“文化人的分野”之三

一 学者与学人
要说清楚何为学人,先得弄清楚何为学者。一般地说,学者,就是“做学问的”。学人当然也是。但,这仍是“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还得得刨根问底,即:我们为什么要有学者,要有学术研究,要有人“做学问”?
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人是“文化的存在物”。因此,知识要传授,文明要传承,文化要传播,所有的人都要学习。这就要有人专门从事这类工作。此为“学”。第二,人类社会,总会有问题。有“人与自然”的问题,有“人与社会”的问题,还有“人与人”的问题。有问题,就得有人来研究,来解决。这才有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此为“问”。前者关乎知识,后者关乎思想。合起来,就叫“学问”。
学与问,哪个更重要?问。传授、传承、传播、学习,一般学者,甚至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做。但,他们在做这些工作时,未必都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未必都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做到这四条的,是学人,也只能是学人。
这,大约就是学人与学者的区别。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坚实的基础,足够的知识,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哪怕一辈子都出不了成果,也是学者。学人却原则上必须有成果,至少得有问题。当然,问题可以有大小,成果可以有多寡。比如古籍整理、版本校勘,也许只是弄清楚了一个字,一处断句,也是成果。发表的方式,也未必一定得是论文和专著。比如注释,比如札记,比如散论,比如随笔,均无不可。他甚至可以藏之名山,不予刊布。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方式论是否”。
何况对于学人而言,问题又远比成果重要,因为他们首先是“问题中人”,甚至是因问题而生的。因此,凡学人,必有“问题意识”。他们总是能察觉到,哪儿有问题;正如诗人总是能感觉到,哪里不对劲。故诗人敏感,学人敏锐。我们甚至可以极而言之,一个人,只要能发现问题,哪怕不能解决,没有成果,也是学人。
也因此,真正的学人,一定是想问题的。他们还一定是真有问题,才去做研究;真正有所得,才去写论文。为了评职称、混饭吃,或者完成任务,不惜制造“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的,不但不是学人,连学者或学匠都不是。这一类,跟“为文造情”的,没什么两样,只能算作学术界的“辞人”,或曰“伪学者”。而且,由于此类人物往往既无才气,也无才情,只会写八卦文章和官样文章,还不如文人。
不过这样说,也有麻烦,因为文人也琢磨问题。他们不但爱“提问题”,还喜欢“惹事端”,甚至不惜搅得风生水起。那么,学人与文人的分野,又在哪里?
二 真问题与伪问题
学人的标准有四个:真问题,实证据,无成见,有逻辑。
前面说过,学术研究的前提,是要有问题。发现了问题,提出来,再加以分析,或者解决,或者存疑,这就是研究。因此,问题是关键,而且是关键的关键。
据此,我们可以把学者分为三类:学人型的,文人型的,匠人型的。学人的问题,都是真问题。文人的,是伪问题。匠人提不出问题,只能重复别人的。好一点的,重复学人的真问题;差一点的,重复文人的伪问题。
什么叫“伪”?就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有两种。一种是能够解决问题。或者能解决现实问题,或者能解决理论问题,都算。另一种,是虽不能解决问题,却能够活跃思维,启迪智慧,也有价值和意义。这两种,都是“真问题”。
可见问题的真假,与是否能够得出结论无关。更不能要求这结论,大家都接受,成为公认的真理。比如人性是善还是恶,就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永远得不出结论。但,孟子从“人性向善”出发,呼吁呵护善;荀子从“人性有恶”出发,主张防范恶;韩非认为“人性本恶”,得出“制度比人可靠”的结论。这三种意见,都有积极意义。他们的辩论,也能帮助我们思考问题。所以,人性善恶,是“真问题”。
伪问题也不是怪问题。比如“天会不会塌下来”,在不明白宇宙结构之前,是可以思考,也应该思考的。所以,杞人忧天并不可笑。英国甚至设立了“搞笑诺贝尔奖”。其宗旨,是“表彰那些不能也不应该被重复的科学研究”;其意义,则在于让人们“先是大笑,然后开始思考”。结果,俄裔荷籍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在2000年获此“奖项”。十年后,又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伪问题,则一点价值都没有。比如“曹雪芹的祖先是不是曹操”,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芹圃确为魏武之后,《红楼梦》就可以看作《三国演义》,宝玉就是阿瞒搞“穿越”?
不过,做这种研究的,好歹还是学者。因为他们的态度十分认真,论证也极为严谨,只不过因为“考据癖”,不慎或不幸把伪问题当成了真问题。换言之,此案是“伪问题,真方法”,故至少可以看作“学术训练”,或“操作示范”,只是学费高了点。
三 从“扯淡”到“脑残”
如果说某些学者,是在“认真的扯淡”;那么,文人则多半是“扯淡的认真”。区别何在?前者问题是假,证据却是真;后者则问题和证据都假,甚至没有证据,不是问题,但听起来头头是道,说起来振振有词,所以叫“扯淡的认真”。
比如质疑,在学术研究和公共事务中,原本都是很正常的事。然而现在,只要有人提出质疑,就马上有人追问动机。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质疑者的怀疑,是否合理;证据,是否属实。是则是,不是则不是,与动机何干?就算质疑者“动机不纯”,难道有道理就成了没道理,有证据就成了没证据?反过来,如果质疑者态度很好,被质疑的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都未必。既然未必,问他做甚?
何况质疑者的动机,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就算你料事如神,未卜先知,请问又如何求证?使用测谎仪吗?
诸如此类,既没有意义,又不能证明,就是伪问题。但,文人的伪问题,是不需要证据的,因为反正是扯淡,是搅局,是转移视线,是胡搅蛮缠。因此,道听途说,街谈巷议,或者“听圈内朋友在餐桌上讲”,都可以算是“证据”。只要讲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就行。这是典型的“文人思维”。
学人则相反。没有证据的话,是不敢说的。证据不足,也不敢妄下结论。使用“孤证”,在学术界是犯忌的。证据不全,断章取义,割裂上下文,也犯忌。指鹿为马,更不可以。这就是所谓“实证据”。做不到这三个字,就不是真学人,或者是“文人型学者”。
不讲证据的,多半也不讲逻辑。学人说话,虽未必都对,但逻辑上总能“自洽”,起码“自圆其说”。文人则不管这一套。要讲,也是“中国逻辑”。比如张三质疑李四,王五有不同意见,则王五必定是帮李四的。可笑!王五为什么一定得帮谁?他就不能就事论事吗?
又比如有人说,中国和西方,应该互相学习。现在西方并不学中国,所以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都是“汉奸”。还有人说,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你如果只批评中国,不批评西方,也是“汉奸”。
这是很带欺骗性的说法。因为“相互学习”和“都有问题”并不错。但,人家学不学,是人家的事,我们为什么要管?你管得着吗?还有,自家人感冒了,我当然要着急,为什么要先管人家拉不拉肚子?你说你是“爱国者”,请问你爱的是哪一国?
很明显,文人的这套“逻辑”,虽然都不堪一击,却颇能蛊惑人心,甚至批量地生产“脑残”,因此非予以批判和揭露不可。
四 泾渭分明
文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正如刘勰所云,他们的特点,是“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文心雕龙•情采》)。夸夸其谈,自然不要证据;沽名钓誉,自然不讲逻辑。
这也正是其本性所使然。因为所谓“文人”,原本就是帮腔和帮闲,充当喉舌或打手的的。帮腔说官话,帮闲说闲话,喉舌唸稿子,打手听命令,哪里用得着去管问题的真假,证据的虚实,以及逻辑的严密?当然也不可能“无成见”。相反,他们的说法,都是结论在先、主题先行的。也就是说,预设一个前提或结论,然后去“论证”,还得“貌似正确”。这就只能牵强附会,不讲证据;强词夺理,不讲逻辑。
学人正好相反。他们做研究,是因为自己发现了问题,又需要明白真相。这就不能预设立场,也不能带成见和偏见。这当然很难。尤其是对自己长期研究的对象,日久生情,难免偏爱和溢美。这是所有做学问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必须高度警惕的。
但,真正的学人,必须对所有的研究对象,都一视同仁地既“无罪推定”,也“无功推定”。然后,再根据事实和逻辑,是其是,非其非,问其故,存其疑。宁肯没有结论,也不妄言是非。因此,如果说学人有立场,那也只能是客观、公正、理性,坚持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精神”?就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的总和。文人是没有这些精神的,虽然看起来好像也有。但,他们的怀疑,其实是疑神疑鬼;他们的批判,其实是上纲上线;他们的分析,其实是胡搅蛮缠;他们的实证,其实是捕风捉影。总之,文人夸大其词,学人实事求是;文人信口开河,学人深思熟虑。
故,凡学人,必严谨。严谨不是没有硬伤,不犯错误,而是有账必认,有错必纠。严谨也不是呆板。学人的文章,也可以写得风趣俏皮、神采飞扬,但必有内在逻辑和充分证据支持。他们的结论也未必正确,但定能发人深省、引人深思、令人回味。如果辩论,则不但尊重事实,尊重逻辑,还尊重对手,绝不会搞人身攻击,更不会扯到私德上去。也因此,真正的学人,只有学派,没有帮派。道不同,亦可与谋;道相同,也不腻在一起。
文人则相反。他们也读书,也有学问,否则无以为文。但没有或缺少“学养”。有学无养,说话便不靠谱。文人也讨论问题。但他们的问题,多为“谈资”。故文人对“伪问题”最有兴趣,因为可以扯淡。文人当然也有圈子。但他们的圈子,多为拉帮结派。其特点,是党同伐异,再加互相吹捧;其表现,则是亲密无间,又非常容易反目为仇。因为文人都是“爱憎分明”的,而他们的爱憎,又往往因于一己之私利,或一时之情绪。
学人与文人,岂非泾渭分明?
不过,更重要的是,学人和诗人,骨子里都是士人。因此,只有弄明白了什么是士人,文化人的分野,才能彻底弄清。

刊载于2012年6月5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楼主| 发表于 2014-4-16 12:40:46 | 显示全部楼层
原文地址:文人原本是怪胎作者:易中天
——“文化人的分野”之一

一 孔子的分类有问题
把作家、学者、媒体人、知识分子等等,都简称或统称为“文人”,实在很扯淡,也很糊涂。比如,你能说顾准先生是文人么?那简直就是亵渎!
文人从来就不是“荣誉称号”。文人相轻,文人无行,也都不是什么好词。所以,要简称,得称“文化人”。最好,是细分。这事孔子老早做过。他老人家的主张,是分为君子与小人。这两个概念,可以区分“品类”,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也可以区分“品级”,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品类是类别,品级是级别。这种区分,在孔子那里是普适的,可以用于所有人。但如果加个“儒”字,称为“君子儒”和“小人儒”(《论语•雍也》),则特指文化人。可见,文化人不但能分类,还能分级。
但这个分法,有问题。因为君子与小人,原本指不同的“阶级”。君子即贵族,小人即平民。其形成,则源自宗法制。宗法制规定,家族的血统、财产和地位,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为君。天子的嫡长子为天下之君,诸侯的为国君,大夫的为家君。所以,君子,就是“诸君之子”。做不了君的次子和庶子,分出去成为“小宗”。大贵族的小宗,起先也是贵族。天子的小宗是诸侯,诸侯的小宗是大夫,大夫的小宗是士。但分到最后,一无所有,啥都不是,就成了平民。所以,小人就是“小宗之人”。这就是阶级。
到了孔子那里,这两个概念,又指“品级”,即君子“三高”(高贵、高尚、高雅),小人“三俗”(粗俗、低俗、庸俗)。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就越来越说不清。比如小人,是无德还是缺德,是德薄还是德寡?然而“寡德之人”, 可不是谁都能自称的。呵呵呵,“寡人”不是“小人”,反倒是“大人”。正所谓:尊贵是王侯,偏偏称孤寡,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
事实上,简单的道德判断,最不靠谱。谁都可以轻易地说自己是君子,别人是小人。那么,到底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更何况,君子又怎样,小人又如何?比如周扬,是不是君子?是。整不整人?整。挨不挨整?挨。而且,正因为是君子,后来他忏悔。但不忏悔的,也未必就是小人。事实上,小人整人,君子也整;君子挨整,小人也挨(比如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历朝历代,还有搞政治运动那会,都这样。
二 我的主张,是区分类型
显然,以道德标准为文化标准,是不灵的。一笔糊涂账,统称“文人”,更不行。分类才能见分野。因此我的主张,是区分“类型”。类型有品类的意思,也有品级的意思,还有型号的意思,标志着不同的气质和味道,甚至人格特征,所以叫“类型”。
文化人的类型,主要有四种:士人、学人、诗人、文人。前三种,大约相当于“君子儒”;文人,大约相当于“小人儒”。大约而已,不完全准确。另外,还有两种次要的类型:哲人和艺人。之所以次要,是因为哲人数量极少,艺人又往往被认为“没文化”。
这种分类,表面上看,似乎带有“职业标签”,其实无关乎“职业身份”。比方说,并非学哲学、搞哲学、讲哲学的,都是哲人。真正的哲人,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千载难逢。大多数,则不过“哲学工作者”,甚至“吃哲学饭的”。
同样,并非写诗的都是诗人,做学问的都是学人。比如乾隆皇帝,诗写得倒多,难道也算?又比如,现在某些官员,为了解决级别待遇问题,转岗文联、作协、社科院,今天主持一个项目,明天主编一套丛书,其实胸无点墨,事无寸功,也算诗人或学人?
就连专业作家和学者,也不好说。事实上,有人写了一辈子诗,也不是诗人;做了一辈子学问,也不是学人。为什么?或无诗人之灵气,或无学人之锐眼,只好算作“诗匠”或“学匠”,无妨统称为“匠人”。这就只能算是“写诗的”和“做学问的”。好比有些人,只能叫“男的”,不能叫“男人”。
舞文弄墨的也一样,有文匠,有文人。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新老八股、官样文章。这就像学匠,只会写“教材体”;诗匠,只会写“朗诵体”。八股文面目可憎,教材体味同嚼蜡,朗诵体令人肉麻。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也不屑。
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叫“才子”;也是有才情的,叫“情种”。所以,才子每被佳人心仪,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真正的诗人,也都有才气和才情。真正的学人,则必有才气。是不是“情种”,因人而异。
不看职业,也不看才能,看什么?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文人作为“类型”,有特定的含义,并不等于“文字工作者”或“文化工作者”。因为人家写文章,就管人家叫“文人”,是没动脑子,含糊惯了。
三 所有类型,都是士的变体
什么是“文人”?文人是士人的变体。当然,其他类型,除了艺人,也都是。艺人在古代,多由“贱人”充任。社会地位,与士人不可同日。这当然是歧视。但艺人不是士(士人),而是庶(庶人),总归是事实。
士在春秋战国,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他们没有封建领地(诸侯之国,大夫之家),但有学问本事,或一技之长。其中,有文化的是“文士”,有武艺的是“武士”。这是最早的分野。但这是“分工”,不是“分类”。文士和武士,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
这就跟后来所谓“知识分子”一样,也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不过那时皮很多,毛也值钱。几乎所有的皮,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都争相“养士”,甚至不计成本。比如齐之孟尝,楚之春申,魏之信陵,赵之平原,这“战国四君子”,便都是爱才如命,求贤若渴,网罗天下,执礼甚恭。
反过来,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朝秦暮楚,爱理不理,爱来不来,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于是,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工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自由职业者”。
但从秦汉开始,士就不自由了。因为这时,“皮”只剩下一张,就是皇帝,或皇权。出路,也基本上只有一条,就是“读书做官”。所谓“士人”,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而主要指文士,即“读书人”。读书而做官,由士而大夫,所以叫“士大夫”。
不过,做官这事,也非人人有份。有的做不了,也有的不愿做,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这些人,便有的去做学问,这就是“学人”;有的去吟风月,这就是“诗人”。所以,学人和诗人,都是士人的变体。士的分野、分流和分类,自此开始。
士人做了官,就是“官人”。官人是“帮忙”的。部分学人,修官史,设教席,注经典,搞意识形态,也算帮忙。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总要有人做事。这也无可厚非。何况士人来做官,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外戚专政,宦官擅权,藩镇割据,都是“祸源”。
于是从秦汉到明清,“文官制度”就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官员的主体,必须是士人(读书人);读书人的“正道”,则是做官。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叫“士族”;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即便还没做官,也叫“士大夫”。总之,官人,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不能算作文化类型。
四 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不但要有人帮忙,还要有人帮凶、帮闲、帮腔。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比如附庸风雅,装腔作势,显摆卖弄。
帮凶的,有打手,有鹰犬,有厂卫,有酷吏。帮闲和帮腔,则不是他们的活,也干不了。靠艺人同样不行。旧社会的艺人,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所谓“王八、戏子、吹鼓手”,哪里上得了台面?没有话语权,如何帮腔?帮闲都难。
于是所谓“文人”,便应运而生。文人,最早指“有文德的人”。这是古意,见于《书经》和《诗经》,后世不用。汉代的说法,是“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王充《论衡•超奇》)。但这是“文秘”,不是“文人”。而且,也应该算是“帮忙”的。
汉魏以后的“文人”,俗称“笔杆子”。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帮闲、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歌功颂德,是帮腔;吟风弄月,是帮闲;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
显然,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事实上,有士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诗人(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创造文艺作品,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艺人丰富生活,也就够了,要文人做甚?可见是怪胎。
帮腔和帮闲,也有等级或品级。高级的舞文弄墨,中级的插科打诨,低级的溜须拍马。但无论哪种,都是“御用”。有人主张分为“御用”和“非御用”的,这是犯糊涂,或想当然。其实,凡文人,皆御用,只有“在岗”和“待岗”之别,顶多再加“求之不得,恼羞成怒”的一种。这就正如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是政党。凡政党,都希望执政。如果连在野党都做不成,就变成黑手党。黑手党如果做了总统,其实也很乐意“放下屠刀”的。
文人也一样,几乎无不盼望“上书房行走”。就连某些诗人,也如此。否则,何必抱怨“不才明主弃”,说什么“奉旨填词”?可见吟诗作赋,原本退求其次。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便只好“落草为寇”,给“山大王”去当“狗头军师”。
所以,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或为“文丑”,或为“文痞”,或为“文贼”,或为“文匪”,甚至“斯文扫地,泼妇骂街”,我们以后再说。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则决非文人。因此,有风骨的文化人,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随便戴在自己头上。
总之,秦汉以后,士人就分化了,产生出各种类型。其中,学人和诗人是“正变”,文人是“异变”,哲人是“异数”。还有“匪人”,则是“异类”。匪人也有两种。原本是匪,然而儒雅,是“儒匪”;毕竟是儒,但有匪气,是“匪儒”。儒匪的特点,是“君子动口也动手,该出手时就出手”。匪儒的特点,则是离经叛道,呵佛骂祖,非文武而薄周孔,比如嵇康和李贽。这也是极少数,故不列为一种类型。
后面的文章,便分而论之。
刊载于2012年5月29日《南方都市报》B22版,责任编辑帅彦



 楼主| 发表于 2014-4-16 12:41:1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文地址:诗人与文人作者:易中天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楼主| 发表于 2014-4-16 12:41:38 | 显示全部楼层
原文地址:士人的风骨作者:易中天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楼主| 发表于 2014-4-16 12:42:04 | 显示全部楼层
原文地址:诗人与文人作者:易中天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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