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的故人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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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的故人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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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50周年

　　2013年6月1日。
　　宝钢大厦的“青少年阅读大世界”。
　　一场特殊的亲子诵读正在举行。诵读者中，有《儿童文学》的读者，譬如伊能静；也有《儿童文学》的作者，譬如儿童文学家张之路；还有《儿童文学》杂志的编辑们。
　　这场聚会，以《儿童文学》50周年的名义。
　　50年了。
　　《儿童文学》现任主编徐德霞，与这份刊物的生命交集达35年之久。
　　1978年12月，《儿童文学》举办第二届全国作家创作讲习班，她负责每天接送冰心，当时她还是一名初出校门的大学生。“那天，冰心特意从楼下剪了一大捧玫瑰花给我，把编辑部的同志们羡慕坏了”；如今，冰心作古已多年，而徐德霞也已头发花白，临近退休。“依然年轻的，只有《儿童文学》。”徐德霞如是说。
　　初创
　　创刊号上，有冰心的散文、金近的童话、华君武的插图、黄永玉刻的封面
　　据老作家袁鹰回忆，1962年夏秋之间，写过《小鲤鱼跳龙门》的儿童文学家金近，从前几年深入生活的浙江天目山区回北京小住，有一天告诉袁鹰，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同志有个共同的想法：在北京办一份面向全国少年儿童的文学刊物。“金近说起这件事，十分兴奋。”那是经济困难时期为数不多的好消息之一。
　　在中国作家协会领导讨论的编委会名单中，有叶圣陶、冰心、张天翼、严文井等老作家，还有美术家华君武等，金近一一登门拜访。
　　那会儿，金近住西堂子胡同，常到袁鹰所住的本司胡同，那阵子最多的话题，就是《儿童文学》创刊号。有时他一进门就笑嘻嘻地说收到了冰心的散文和刘真、邱勋、杨啸的短篇小说，还有金波、柯岩的诗，都很不错。
　　记者在1963年10月《儿童文学》第一期上，看到九位编委都是大名鼎鼎：叶圣陶、华君武、任虹、严文井、张天翼、金近、胡奇、袁鹰、谢冰心。第 28页，是冰心的《在火车上》；第58页，是金近的《狐狸打猎人的故事》（华君武插画）；第68页是柯岩的《打电话》；第94页是金波的《在牛背上唱的歌》；封面，是黄永玉的“封面木刻”。
　　波折
　　严文井说：“希望《我们爱科学》多一点文学，《儿童文学》多一点科学”
　　第二期《儿童文学》，出版于 1963年12月。依然是名家荟萃：开篇是茹志鹃《月牙儿初上》、紧接着是浩然的《丁香》；就在这一期上，还有袁鹰和秦牧的散文，以及臧克家的诗。第三期，出版于1964年4月，有戈宝权、冰心的译作，为冰心配图的是缪印堂插画……到1966年4月，《儿童文学》出到第十期。之后，便是因“文革”而停刊的“十年”。
　　变化，不是一天发生的。翻阅《儿童文学》前十期，记者不难窥出：“局势在慢慢变化”。
　　《儿童文学》第六期出版于1965年4月，封二是《雷锋和孩子们阅读》；封三是《越南南方的怒火》；插图的油画，是《我们也要参加红军》；开篇是《毛主席万岁》，刊中还有《革命接班人在成长》征文启事。据徐德霞介绍，这一期的第150页，是文艺评论《〈“强盗”的女儿〉是一本坏书》，落款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二年级文学小组”。时任《儿童文学》的负责人（实为主编）金近很不愿意刊登，并据理力争，“大批判稿怎么能算文学？”进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反问：“怎么就不算文学？你说《湘江评论》算不算文学？”让金近无言以对。
　　1977年后在《儿童文学》工作近十年的谷斯涌回忆，《儿童文学》创刊之初，刊名是托人请康生题写的。在当时的高层领导人中间，康生爱字画。但那个“儿”字写得很怪癖，既不是简化字，也不是繁体字。刊物出版后，有小读者不认识，将它误念为“鬼童文学”。“文革”之后，该刊名弃用。
　　据谷斯涌回忆，《儿童文学》复刊后不久，华国锋为《我们爱科学》和《儿童文学》重新题写刊名。1978年2月21日，特为此在出版社的平房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与会者都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专家。第一个发言的是茅以升，他说愿意为少年儿童写作；接着，叶圣陶、冰心、华君武、叶君健、严文井……大家各抒己见。严文井当场表示，希望《我们爱科学》多一点文学，《儿童文学》多一点科学。
　　复刊
　　小读者问及李白：“没解放怎么能写诗呢？”
　　袁鹰在《遥想金近当年》一文中写道：“十年"文革"结束，金近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刚刚安顿下来，就想到要尽快恢复《儿童文学》。”“仍然同十几年前一样，拎一只人造革提包，兴致勃勃地在乱纷纷的北京大街上东奔西走，忙着找作者，找作品，忙着筹备召开作者座谈会、讲习会。”1977年，《儿童文学》复刊。
　　当时小读者的状况，从1980年的《儿童文学通讯》上一则读者来信可以看出。这封名为《我爱〈儿童文学〉》的信，作者是海淀区一家工厂的工人，名叫郑渊洁。据徐德霞回忆，郑渊洁在《儿童文学》1979年9月号发表了童话《黑黑在诚实岛》，讲一只不讲谎话的小蚂蚁的故事。
　　郑渊洁在信中写到当年孩子的视野如何狭窄。一位三年级的女孩子，在课堂上学了李白的诗后，问郑渊洁：“李白是什么时候的人？”郑说：“是唐朝的。”她又问：“唐朝是什么时候？”郑说：“离现在一千多年。”女孩惊讶地问：“那还没解放呢！没解放怎么能写诗呢？”她认为，写诗是美好的，美好的事情怎么能发生在黑暗的旧社会呢？郑渊洁告诉她，“爱迪生发明了电灯，而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1978年12月1日至20日，《儿童文学》与《中国少年报》联合举办第二期全国儿童文学讲习班，邀来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冯牧，老作家、儿童文学老前辈冰心、严文井、叶君健、金近、叶至善……茅盾、张天翼因病不能来讲课，但在家接见了全体学员，还讲了话。就是对着这届讲习班的学员，冯牧讲了文艺创作的独特规律；严文井强调“童心和儿童情趣”；茅盾说了“儿童文学最难写”……这些，都穿透了“纯文学创作”十年的“别样沉寂”。
　　聚人
　　编辑三天三夜颠簸，为见一位写作的边防战士
　　就在1978年这届讲习班上，有来自上海的学员王安忆，以前她只在《北京文学》上发表过一篇散文《雨，沙沙沙》；有年龄最小的列席人员铁凝，当时她几乎没正式发表过什么作品……
　　当时《儿童文学》编辑部里也有不少“传奇”人物。据徐德霞回忆，马萧萧，诗人、画家，名列中少社创办时期的“五人小组”，“文革”时在出版社的院里烧锅炉，被金近拉入《儿童文学》当编辑，后任刊物负责人；儿童画家杨永青，到《儿童文学》当美术编辑的时候，还被“控制使用”；1979年，粉碎“四人帮”后，编辑部正在讨论陈模重新入党的问题，不几天组织上就宣布给陈模平反，恢复党籍，党龄从1937年算起。很快陈模就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不久调任北京市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
　　《黑黑在诚实岛》作者郑渊洁，1980年左右被借调到《儿童文学》做编辑，负责童话专栏。在徐德霞的记忆里，郑渊洁天生就是搞儿童文学的料，有童心童趣，常在编辑部里制造笑料，但一来客人就缩在一边，装出一副很腼腆的样子。也就是从那时起，郑渊洁开始了童话创作，《舒克和贝塔》就首发在《儿童文学》上，并从1982年至1984年连续三届获得《儿童文学》年度奖。“郑渊洁对中国童话的最大贡献，就是使童话摆脱了过去教育者的姿态，和孩子平起平坐。文学不再是教育，而是陶冶。”徐德霞记得，郑渊洁几年后离开《儿童文学》，是因为“编制”问题。“他以前是工人，中少社解决不了干部编制。直到陈模先生到北京市文联任职后，解决了干部指标，郑渊洁才调到《东方少年》杂志当编辑。”
　　从《儿童文学》起步的作家沈石溪，谈到自己创作经历时曾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猛罕的一个小旅馆里，就着如豆的灯光，年近半百的编辑刘滢，帮我逐句逐段地推敲修改稿子，直到东方村舍传来公鸡司晨的啼鸣。” 这段回忆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儿童文学》编辑刘滢，到云南组稿。那时得从北京乘火车三天三夜才到昆明，之后编辑又到大理和思茅，乘大汽车颠簸在崇山峻岭之中，常常看到山沟里躺着翻倒的卡车和吉普车。而这一行的目的，就是当年的青年作者沈石溪，当时在西双版纳的一位普通的边防战士。
　　“就是靠一份份诚意，《儿童文学》聚集了很多新老作家，组织起了一个庞大的创作队伍。”徐德霞说。
　　坚守
　　“稳住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阵脚”
　　在《儿童文学》上，刘心武曾是该刊的骨干作者，铁凝发表过一篇小小说叫《捋槐花》；中学物理教师张之路也从此起步，开始了从事终生的儿童文学创作；1982年北大青年教师曹文轩，携短篇小说《弓》闯入文坛，并作为《儿童文学》年度奖获奖代表发言；杨红樱“马小跳系列”的第一篇，也是发表在《儿童文学》上……
　　走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黄金年代”，《儿童文学》也曾走过一段下坡路。据徐德霞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的单本销量最低跌至不足六万册。“可贵的，《儿童文学》坚持做地道的文学读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同样是这样一点，拯救了《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稳住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阵脚，成为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作家们的心灵家园。因为有了这本刊物存在，我们就能让新作者源源不断地在这块园地上成长起来，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就不至于凋零。”
　　到1997年，许多文学类刊物已经宣布停刊。“纯净的儿童文学少了，市面上净是讲究"实用"的学生作文。这倒给了我们空间。”徐德霞称，1997年，《儿童文学》改版，此后连续12年以每年20%的增长率增长，最高单本销量达到56万多册。“当然，这与我们借助民间力量做发行也有关。目前，报摊零售《儿童文学》每期的销量，依然占总销量的1/2左右。”
　　2009年年底《儿童文学》升级为儿童文学读物出版中心。据介绍，截至2012年年底，共出版中长篇作品110多部，再版率100%，平均每本发行量在5万册以上。“不论是刊物、还是图书，我们都是看稿不看人的。编辑部迄今保持着看自由来稿的传统。”目前，中国动漫生产基地，也已落户在《儿童文学》杂志编辑部。
　　陈模称，“《儿童文学》杂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品位儿童文学杂志中办刊时间最长、办刊最好、影响最大、发行量最高的一份杂志，她不愧为中国儿童文学第一刊。”
　　文/本报记者 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