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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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综论 王泉根 内容提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意识中的中西儿童文学交流对话呈现出译介走向多元化、系统化、序列化，注重现代意识与全球意识，激扬中国儿童文学的创新精神等特点。同时，50年代苏俄儿童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了强势影响。总之，20世纪下半叶中外儿童文学的关系，体现出渐进的双向的互动、开放交流的特征。 关键词 20世纪儿童文学　比较文学　全球意识

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独立组成部分的当代儿童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这里的“开放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其作为一种仍在发展运动着的活的文学现象，在文学史的概念上不存在明确的下限时间界定；二是指其作为世界性文学的组成部分，由于当代世界交通信息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全球意识，已使每个国家的发展包括文学艺术，都已无法游离于世界文化大潮之外。就当代文学开放性的后一含义而言，这种开放不是单向的消极接受外来文化影响，而是双向互动的，既有积极“引进”的一面，也有努力“输出”的一面。

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与外国儿童文学的关系，从来就是一个开放交流、双向互动的关系。但就与具体国家、民族的儿童文学交流的密切程度与所受影响而言，则受制于1949年以后共和国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外关系与文学思潮H具体考察则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也即三种交流路向：一是50年代与苏联、东欧儿童文学的交往；二是八九十年代与欧美国家为主流的西方儿童文学的交往；三是八九十年代与东南亚华人文化圈为主体的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的交往，以及与日本等亚洲国家儿童文学的交往。

儿童是人类的共同希望，儿童文学总是强调表现全人类共通的、最基础的精神要求与基本美德，因而儿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相对于成人文学而言，当代中外儿童文学的交往所受非文学因素的干扰，比之中外成人文学的交往要少得多。

一、俄苏儿童文学：50年代的强势影响

由于90年代初期苏联社会的激烈变化致使“苏联”已成为历史，苏联儿童文学也为俄罗斯儿童文学所取代。不过从文学史实考察，前苏联儿童文学成就的96%以上是由俄罗斯作家所建立的，因此当我们谈论俄罗斯儿童文学时，实际上也就涵盖了本来意义上的前苏联儿童文学。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有时将前苏联儿童文学与俄罗斯儿童文学，统称为“俄苏儿童文学”。[1]

前苏联曾是世界儿童文学的重要创作基地与“出口”大国。据80年代统计，苏联国内有70多家出版社，用各民族52种语言出版少儿读物，数量已超过100亿册，并大量向国外译介，俄苏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几乎都被译成世界所有语言出版。[2]苏联儿童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一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苏联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苏联文学及其儿童文学也是如此。三四十年代，苏联儿童文学与理论话语逐渐进入中国，高尔基、马尔夏克、盖达尔、班台莱耶夫等人的著述深受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欢迎。50年代，由于中国奉行“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一边倒政策，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儿童文学蜂涌而入，大量翻译俄苏作品几乎成了一种浩大的运动。苏联儿童文学不但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而且几乎左右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向。

史料显示，大量译介俄苏儿童文学是50年代中国少儿出版界、翻译界一道最为生动抢眼的风景线。共和国成立之初，有关部门曾对少儿读物作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清理，认为有不少读物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适合新中国儿童阅读。清理后所出现的阅读空白与当时向苏联学习的一整套决策相适应，于是大量译介俄苏儿童文学以解中国儿童的精神饥渴，自然成为5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活动。50年代的俄苏儿童文学翻译、出版，以上海、北京为基地，而1952年成立的新中国第一家少儿读物专业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则是其时的译介中心。主要翻译家有任溶溶、陈伯吹、李俍民、曹靖华、汝龙、草婴、黄衣青、戈宝权、梦海、吴墨兰、鲍倏萍、吕漠野、穆木天、楼适夷、张广英等，经过短短几年努力，就将俄苏儿童文学的主要作品译入了进来，用任溶溶的话说是“眼前展现了一个新世界”。这种翻译热情虽然后来在六七十年代因“反修防修”及“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但“文革”后又被很快接续。

在俄苏儿童文学创作中，以张扬现实主义精神的少年儿童小说取得的成就最大，盖达尔、尼·诺索夫、阿列克辛是三位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作家；60年代后的重要小说作家则有阿列克赛耶夫、巴鲁兹金、热列兹尼科夫、雷巴科夫、李哈诺夫、波戈廷等。“人与大自然”一向是俄苏儿童文学的传统内容，也是出版量最大最稳定的少儿读物。被誉为“动物文学大师”的比安基、曾与肖洛霍夫一起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的帕乌斯托夫斯基，以及酷爱旅行、探险、农艺的普里什文是俄苏大自然文学的三位巨匠。近20年来，大自然文学的主题已由征服自然转向保护自然，向少年儿童传达“大自然是慈母”的观念。俄苏儿童文学中的诗歌与幼儿文学创作也有相当成就，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米哈尔科夫等都为孩子们写过优秀的诗歌。相对而言，俄苏童话创作比较薄弱，这与庸俗社会学对儿童文学的干扰有关，但在七八十年代，由于摈弃左倾影响，童话创作生产力已被极大地激发出来。

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俄苏儿童文学已被广泛译介进来，从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到比安基的《森林报》，从卡塔耶夫描写卫国战争的少年小说《团的儿子》到盖达尔的《远方》、《丘克和盖克》，从阿·托尔斯泰为儿童编写的俄罗斯民间童话到曾被苏联禁止发表作品的作家如安·普拉东诺夫的小说《还有个妈妈》等，都走进了中国孩子们中间。外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家韦苇认为：“论及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影响之深广，是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与俄罗斯相匹比的。1980年前，第一流和接近第一流的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品大都被译成汉文出版。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汉译工作做到这一步的，惟俄罗斯一国而已。”[3]为了弥补六七十年代俄苏儿童文学译介的空缺，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程正民等，又特意在90年代初，系统翻译了一部囊括苏联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各个时期的作品选集，包括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直至90年代的新作，结集为《苏联时期儿童文学精选》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如果我们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柯斯莫杰敏斯卡)、《普通一兵》(茹尔巴)、《古丽娅的道路》(伊林娜)、《儿子的故事》(柯舍娃娅),等描写苏联红军战士、青年英雄的青年文学读物包括在内，苏联青少年文学的汉译书籍出版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少年儿童可以说是在苏联儿童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当时不少学校里有“卓娅班”、“保尔·柯察金班”、“铁木尔小组”等班组，[4]其中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最大的是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血与火考验中成长起来的穷苦家庭出身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用深刻、细腻的笔触塑造了红军战士保尔·柯察金的生动形象。保尔最根本的人生主张与理想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献身，他的战胜困难、战胜自我、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人格魅力以及在坚持信念、坚持真理上表现出的超越死亡的钢铁般意志的“保尔精神”深深感动了几代读者。据资料，这部小说自1945年译入中国后，从1952年至1995年的44年间共印剧57次，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发行了近300万册。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在北京举办的“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群众投票评选活动中，该书位居第一。[5]2000年3月，由中国人编导诠释、乌克兰演员担纲的20集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与电视剧同步推出的还有近10个版本的原著新版与连环画册等。保尔的故事与形象再一次风靡了中国。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曾深受“苏式文论”的影响。“苏式文论”既有哲学基础，又有基本范畴和成套概念（如本体论、作家论、作品论、创作论、文体论、批评鉴赏论等），同时又有严格的逻辑程序和相对完备的体例，有可供阐释和验证的经典文学作品，因而“苏式文论”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为中国文坛，尤其是高校的“文学概论”课所吸纳接受，甚至全盘照搬。有意味的是，“苏式儿童文学文论”也是如此，而且由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基础本身的薄弱，更为儿童文学界看好。年代，我国出版了15种左右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书籍，重要者如密德魏杰娃编的《高尔基论儿童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柯恩编的《苏联儿童文学论文集(第一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格列奇什尼科娃的《苏联儿童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凯洛尔等的《论苏联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杜伯罗维娜的《从儿童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看苏维埃儿童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伊林的《论儿童的科学读物》(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版)、费·爱宾的《盖达尔的生平和创作》(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年版)等，此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穆木天等编的两卷本《儿童文学参考资料》(北师大1956年出版)也以3/5的篇幅收入了苏联儿童文学重要论文。这些翻译的理论著作在当时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界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并一直延读到80年代初期。

俄苏儿童文学忠实于由别林斯基建立起来的，后经高尔基、盖达尔等完善的传统。构成俄苏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四大基本话语——坚持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性原则：主张文学作品应适应少年儿童的年龄特征；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必须通过“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用艺术的力量去“撬动少年儿童心理上的巨石”；张扬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帮助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生活理想——不但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基本观念与理论框架，而且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被内化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尺度。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由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薄弱，基本上是照搬照抄苏式儿童文学文论的话，那么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则是对苏式文论进行加工改制，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在大框架上依然没有摆脱苏式文论的格局。例如，1982年出版的北师大等五院校合著《儿童文学概论》（四川少儿出版社出版）以及蒋风著的《儿童文学概论》（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仍然把“教育的方向性”和“儿童年龄特征”作为儿童文学的两大基本特征。与此同时，鲁兵的《教育儿童的文学》（上海少儿出版社1982年版)与贺宜的《小百花园丁杂说》（上海少儿出版社1982年版），也依然坚守着教育主义的命题：“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儿童文学担负的任务跟儿童教育是完全一致的”，“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教育工具，它辅助学校教育，成为对广大少年儿童进行全面教育的完整的系统的教育部署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苏式文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强势性和支配性，但另一方面也正说明我们自身理论的孱弱与文化身份的缺失，在过分依赖外来文论话语的背后，暴露出儿童文学理论的僵化与滞后。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俄苏儿童文学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也曾出现过某些偏颇，但自六七十年代以来，他们已逐步摆脱某种美化生活和枯燥说教的陈套，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探索时期，在坚持儿童文学教育性的同时，更加强调和重视审美性、趣味性以及作品的幽默性，亦即“寓教于乐”。当俄苏儿童文学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着适应性变化时，中国儿童文学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与“阶级斗争工具论”相契合，将儿童文学视为教育工具滑向宣传，滑向非文学，这在十年“文革”中达至极点。“文革”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未见有多少改观。而俄苏儿童文学一贯强调的艺术形象一定要有强有力的思想来支撑，强调作家应当用人民的悲欢苦乐、人间的五色百味来磨炼自己的思想，强调作品中要“注入作家的心血”，人物要有生活的真实和性格的真实，这些俄苏儿童文学的基本观念却没有在我们的理论中发生多少影响。这种局面一直要在80年代中期由于新潮儿童文学的冲击与挑战，这才有了根本转变。

俄苏儿童文学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这种强势、复杂、胶着状态的影响关系，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儿童文学所不能匹比的。

二、西方儿童文学：全球意识中的东西对话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对外交流，曾在六七十年代由于“反修防修”与“文化大革命”，而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交流一样，受到严重干扰，甚至停顿。资料表明，[6]自1962年11月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苏联作家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平格尔的奇遇》以后，整整18年间，我国只出过数种外国儿童文学单行本，一直要到1981年这才开始恢复生机，如果说俄苏儿童文学的译介只是在六七十年代受到干扰的话，那么西方儿童文学的译介则就长期不如人意，甚至出现了很长时间的空白。

中国人过去称“西方”为“西洋”，指大西洋两岸，也即欧、美各国，因而典型涵义上的“西方”不包括俄苏与东欧。以欧美国家为主流的西方儿童文学译介，曾在“五四”前后与20年代盛极一时，对此本文已有前述。从30年代开始，由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中国革命一样奉行“以俄为师”，“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7]以高尔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中国作家特别是左翼作家向往和学习的楷模，因而外国文学包括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也就自然转向以俄苏为主。进入50年代，在一切以苏联为榜样的国情下，俄苏作品大倡特倡，而西方作品大为核减，除了一些西方古典童话与揭露西方世界阴暗面的批判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偶有出版外，20世纪的现代性儿童文学则几乎是一片空白。据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1949年以后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出版书目统计，[8]50年代我国出版的西方儿童文学单行本数量情况是：英国童话3种，小说7种，诗歌1种，计11种；法国童话11种，小说3种，诗歌1种，动物故事4种，计19种；美国童话2种，小说3种，诗歌无，计5种；德国童话8种，小说9种，诗歌无，动物故事2种，计19种；意大利、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国童话8种，小说2种，诗歌无，计10种。以上英、法、美、德、意及北欧诸国在五六十年代总共只有64种儿童文学汉译单行本，这与当时俄苏及东欧儿童文学汉译作品的铺天盖地之势形成鲜明对照。

进入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译介西方儿童文学再一次形成热潮，而且其翻译数量之多、门类之广、对中国儿童文学影响之深，远胜于“五四”前后与2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综观这次热潮的译介与传播、影响状况，可以看出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 译介走向多元化、系统化、序列化二战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世界经济已经走向国际化整体化，信息高速公路、电脑网络、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已使整个地球连成一个整体(“地球村”)，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都已卷入世界潮流之中而不可能孤立地存在。未来世界的发展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将出现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历史与现实告诉人们：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从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儿童文学，已是大势所趋。这种趋势使中国文学包括儿童文学从30年代至50年代单一的“以俄为师”一元模式中走了出来，把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学格局。由于俄苏文学在中国长期受到特殊重视并已有过广泛影响，相对降低了西方文学及西方儿童文学在国人与儿童心目中的地位，因而进入改革开放八面来风的八九十年代，增大西方文学与儿童文学的译介，也就自然成了一种必然趋势。八九十年代的打开国门、面向世界，主要是面向西方世界。

译介西方儿童文学的多元化、系统化、序列化趋向在8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当数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儿童文学教研室策划，张美妮、浦漫汀等主编的《世界儿童小说名著文库》与《世界童话名著文库》两套大型丛书(新蕾出版社1982、 1989年版)。小说文库共12卷，440余万字，童话文库也是12卷，440余万字。这两套将近1000万字的大型丛书，基本上囊括了世界儿童文学的代表性作品，而且大多是五六十年代被搁置的西方儿童文学作品，这无论在中国出版史上还是儿童文学对外交流史上，都是第一次。为了说明这次译介事件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对外交流多元取向的影响与整合，我们不厌其烦，特将其中之一的《世界儿童小说名著文库》各卷目录辑要如下：

第1卷为英国作品，有狄更斯长篇《雾都孤儿》，格林伍德长篇《流浪儿》，斯蒂文生长篇《金银岛》。第2卷为法国作品，有雨果长篇《悲惨世界》节选《法兰西小英雄》，都德《最后一课》等短篇三题，莫泊桑短篇《西蒙的爸爸》，菲利伯短篇二题，巴比塞短篇《小学教师》，马洛长篇《苦儿流浪记》，凡尔纳长篇《孤岛历险记》。第3卷有瑞士威思的长篇《新鲁滨逊漂流记》，施比丽长篇《海蒂》，意大利亚米契斯长篇《爱的教育》。第4卷收入了俄罗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马明·西比利亚克、柯罗连科、契诃夫、高尔基、库普林、安德列耶夫等的19篇短篇，波兰显克微支、罗马尼亚弗拉胡查、匈牙利莫里兹、费伦茨的5篇短篇，以及南斯拉夫布尔里奇·马佐兰尼奇的长篇《拉比齐出走记》，塞利什克尔长篇《蓝色海欧号》等。第5、第6卷主要为美国作品，有马克·吐温的长篇《汤姆·索亚历险记》，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中篇《莫吐儿》，槐尔特长篇《大草原上的小房子》，伯内特长篇《秘密花园》，沃克长篇《纽约少年》，狄杨长篇《校舍上的车轮》与中篇《小吉姆与他的大卷心菜》，以及杰克·伦敦、辛格、休士、奥台尔的短篇，加拿大蒙哥玛利的长篇《绿山墙的安妮》，豪斯顿、奥布尔的短篇，阿根廷荣凯的短篇等。第7卷有英国哈纳特的长篇《羊毛包的秘密》，塞拉利尔的长篇《银剑》，法国多戴尔的长篇《谁也到不了的地方》与博斯科的中篇《大河的魅力》、戈西尼的中篇《小尼科拉和小伙伴们》等。第8卷有德国凯斯特纳长篇《两个小路特》、里希特长篇《喇叭里的鸡蛋》以及意大利马尔科内、菲奥拉尔的短篇等。第9卷均是瑞士作家作品，有林格伦的中篇《淘气包艾米尔》、《大侦探小卡莱》，林德长篇《一块石头子》，海尔堡中篇《幸福帽》，格里普中篇《艾尔韦斯和他的秘密》。第10卷收入了东欧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亚尼等21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40篇，重要者有罗马尼亚米·森廷布里亚努的《为什么》等15篇短篇，南斯拉夫安·英戈利奇的中篇《我的作文——PGC秘密协会的历史》，保加利亚兰·博希别克的中篇《苦孩子》等。第11卷为苏联时期作家作品，有班台莱耶夫的中篇《表》，盖达尔的中篇《丘克和盖克》，诺索夫的中篇《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热列兹尼科夫中篇《稻草人》，以及德拉贡斯基与波戈廷的短篇等。第12卷主要为日本作家作品，有黑柳彻子的长篇《窗边的小姑娘》、古田足日的中篇《鼹鼠原野的小伙伴》，加藤多一的中篇《白围裙和白山羊》与有岛武郎的短篇，另有澳大利亚拉伊森的中篇《我是跑马场老板》。

新蕾版《世界童话名著文库》12卷，涉及到亚、欧、美等众多国家的童话名作，从古印度的《五卷书》、阿拉伯的《卡里来和笛木乃》到《一千零一夜》、《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神灯》，从法国古典童话玛·阿希的《狐狸列那的故事》、夏尔·贝洛的《鹅妈妈的故事》到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德国毕尔洛的《吹牛男爵历险记》、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豪夫的《豪夫童话》，从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的《安徒生童话》到美国鲍姆的《绿野仙踪》、怀特的《夏洛的网》、哈里斯·佐尔的《白兔和他的敌人》，从意大利罗大里的《假话国历险记》、瑞典林格伦的《小飞人》到日本松谷美代子的《龙子太郎》、中川李枝子的《不不园》，从俄罗斯普希金童话、高尔基童话、比安基童话到墨西哥米莱亚·古埃多米勒、乌拉圭基罗加的童话等，将如此丰富多彩的世界童话名作荟萃在一起，可说是给中国儿童上了一道特别丰盛的佳筵。

八九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除了以开放胸襟多元输入外，还体现出系统化、序列化的运作。系统化表现在：对某一文体(如小说、童话)、某一地区(如欧洲)、某一经典作家作品(如《安徒生童话全集》)的系统性翻译，以求成龙配套，形成系列，甚至“一网打尽”。在这方面，由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叶君健根据丹麦原文重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从美国原版直接引进的《纽伯瑞儿童文学丛书》是两个突出的例证。

作为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巨著与世界名著的安徒生童话，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已开始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但很长一个时期，中国的译者全是通过英文或其他语种的转译，而作为丹麦作家安徒生则是用其母语丹麦文创作的。叶君健自1947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从事欧洲文学研究时起，就开始了直接从丹麦文本翻译安徒生童话全集的工作，回国后全部译完，并于1953年起陆续出版。80年代初，叶君健又作了校订，并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一次性出齐多卷本《安徒生童话全集》，这是安徒生童话在中国最完整系统的经典版本，在中外儿童文学交流史上作出了非凡贡献。纽伯瑞(1713--1767)是英国著名出版家，因开创现代英美儿童文学出版业，而被西方誉为“儿童文学之父”。为纪念纽伯瑞，美国图书馆协会自1922年起特设立“纽约瑞奖”，奖励上一年度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此奖一直延续至今，从未空缺，因而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儿童文学大奖，也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儿童文学大奖。《纽伯瑞儿童文学丛书》所收录的均系该奖获奖作品，反映着现代儿童的生活世界，折射出时代精神的七彩强光，因而这是不同于安徒生、格林等古典童话的西方现代性儿童文学佳作。1998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直接从美国引进了这套丛书的21种，分为“探险·奇遇系列”、“亲情·友爱系列”、“童话·幻想系列”、“动物·自然系列”，译介给中国小读者，同时也让中国儿童文学界感受到了西方现代性儿童文学的精神风貌。

序列化是指有意识有计划投入外国儿童文学译介工程的整体建设，分门别类，协同互补，除了翻译作品，又有外国儿童文学资料工具书、西方儿童文学史、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专著的编撰出版。在资料工具书建设方面以下二种图书特别具有意义与价值，不能不专门提出(有关文学史与研究专著将在下文详论)：

蒋风主编《世界儿童文学事典》——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撰的世界性儿童文学百科类辞书，总计190万字，山西希望出版社1992年出版。全书分为九大部分：一、儿童文学理论及相关知识：又分为儿童文学的特征、本质及作用(收68则词条)，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构成(59则)，儿童文学的种类和体裁(121则)，儿童文学的欣赏与批评(30则)，与儿童文学有关的知识(158则)。二、儿童文学作家：分别介绍亚、欧、非、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60个国家约1350位作家，其中入选作家最多的有中国395人、日本67人、前苏联99人、英国255人、美国164人。三、儿童文学作品及形象：按国家介绍重要作品、论著及文学形象，共约950则词条。四、儿童文学概貌：分别介绍中、日、英、德、法、前苏联、美、澳大利亚等61个国家的儿童文学概况。五、儿童文学学术团体研究机构(60则)。六、儿童文学奖：介绍了181种各国儿童文学奖。七、儿童读物出版者及机构：介绍了76家中外儿童读物出版社、公司等。八、儿童报刊杂志丛书文库选本(232则)。九、儿童文学史料拾零(73则)。另有中国儿童文学的足迹及里程碑、外国儿童文学的足迹及里程碑、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文献、外国儿童文学研究中译文献、名家论儿童文学等5个附录。

张美妮主编《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大典》——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卷，共117万字。上卷外国部分，介绍了(按本卷顺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瑞典、挪威、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奥地利、比利时、荷兰、以色列、俄罗斯、苏联、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伊朗、黎巴嫩、阿拉伯、埃及、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美国、加拿大、古巴、智利、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等49个国家和地区的1135篇(部)儿童文学作品，其中英、法、德、俄苏、美、日、印度等7国约占了4/5的篇幅。下卷为中国部分。

多元化、系统化、序列化，一直是八九十年代中外儿童文学交流、译介工作所努力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成为中国少年儿童读物最重要、最稳定的出版工程之一。90年代尤其是进入世纪之交的后半期，这方面的工作又相对加大了力度，国内30余家专业少儿读物出版社几乎都程度不同地推出了自己形成一定规模的世界儿童文学出版品。其中最重要的有：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世界名著金库》25种，北京少儿出版社的《世界少年文学精选丛书》53种，广西接力出版社的《世界著名小说系列》少儿版20种，河北少儿出版社的《世界儿童文学名著传世本》16种，重庆出版社的《外国童话名家精品文库》20种，广东新世纪出版社的《世界经典儿童小说·故事珍藏文库》16种，山东明天出版社的《漂流瓶丛书·外国最新少年小说、童话译丛》34种，安徽少儿出版社的《世界著名童话丛书》20种，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儿童文学作品丛书》7种；此外，中国妇女出版社也出版了《世界经典童话寓言珍藏文库》20种、《卡尔·麦系列世界探险丛书》少儿版22种。以上举例只是笔者于2000年1月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所了解到的出版信息。虽然这些丛书里面不免有选题重复、资源浪费的现象，但如此铺天盖地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大举涌入中国，这无疑为中国3亿多少年儿童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供选择的精神食粮，同时也说明世纪之交的中国儿童文学已真正和世界儿童文学融为了一体。

第二，  注重现代意识与全球意识，激扬中国儿童文学的创新精神。

文学的现代意识本质上是时代意识，是体现我们这个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所产生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审美风尚和创新精神。文学之需要现代意识，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文学不断获得时代的哺育与催化，激活创造性思维与创作生产力，体现今日风范，具有一种不断向上的生命气象。无庸赘言，我们的外国儿童文学译介，在很长一个时期是比较偏重于“过去式”的，即偏重于西方古典童话寓言(如安徒生、格林、贝洛童话与伊索寓言)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批判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马洛的《苦儿流浪记》、格林伍德的《流浪儿》等)。诚然，西方古典童话所体现的人性基本精神要求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对人生和社会的独特感悟与关怀，都是少年儿童精神生命成长所需要吸取的养分。但是，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对现代人生存的言说，尤其是对现代人的心绪的具有“生命精神化”的价值追问，离不开以富于个性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去有力地和有效地表现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及其根本的历史缘由，离不开对新的叙事模式的探索、对新的文本形式的实验与对新的审美经验的追求，因而一味沉溺于文学的“过去式”对文学的发展并非良策，更何况作为民族希望与人类生命延续的儿童文学接受对象——亿万少年儿童本身生命的成长更需要经历一个认识现世、体味人生的“社会化”过程。因而儿童文学尤其需要张扬现代意识，体现时代精神。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明显高于五六十年代，优于五六十年代，由此出发，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也就必然将重心由古典转向现代，由批判现实主义的一元取向转向20世纪世界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游戏精神、绿色文化、科学创新乃至全球意识等的多元输入，注重多方位、多角度地介绍当代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本身所包含的时代精神、情感因素、审美趣味和文化内涵。

考察八九十年代中外儿童文学的译介、交流，最引人瞩目而且对新时期儿童文学产生实质性影响最大的，是以下三类作品：

第一类是有关体现现代世界教育潮流所倡扬的“学会做人”的理念，充分肯定具有创造性思维和鲜明个性的少儿形象的作品，这主要是少儿小说、童话等叙事性文学。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高科技的时代，也是各国人力资源激烈竞争的时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针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前景，郑重提出了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和学会做人”。四大支柱的核心与根本目的是学会做人。学会做人在这里已超越了单纯的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做人”，而是包括了“适合个人和社会需要的情感、精神、交际、亲和、合作、审美、体能、想像、创造、独立判断、批判精神等方面相对全面而充分的素质发展”[9]。现代社会的素质教育承认受教育者的个性差异，并肯定每个人的存在价值，使受教育者发现自己，了解自己，对自己充满信心。人的充分发展体现在个性发展、才智发展和素质发展三方面。个性的教育和个性化的教育观念正冲击着传统的集体化、标准化的教育体制。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尤其是小说类叙事性作品，围绕如何学会做人(现代人)、学会生存(社会化)的总主题，进行了长时期多方位的探索，并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创作潮流。这一潮流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少年儿童精神生命的成长与个性的发展上，并将成长的过程置于广阔的现实社会背景之中，着力描写人际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两代人之间关系的改善，青春期的困惑与烦恼，以其社会病灶(如酗酒、吸毒、暴力、谋杀、同性恋、未婚先孕、色情、家庭破碎、种族歧视等)、教育弊端对少年儿童身心的影响，以求深入地揭示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某些共同问题，引导未来一代的精神生命尽可能不受挫折地成长。

属于这一主潮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在美国有：被誉为“当代哈克”的塞林格描写“一个年轻孩子浪迹在不太友好的成人世界里”的新现实主义小说(问题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女作家S·E·辛顿塑造的虽犯有过失却从烈火中救出几个孩子的现实少年英雄小说《世外顽童》；汤姆·E·克拉克关于一个问题少年在荒凉的阿拉斯加接受挑战、走上正道的传奇故事《阿拉斯加的挑战》；曾经3次荣获“纽伯瑞奖”的美国著名家庭小说和少女小说作家凯瑟琳·佩特森的《吉莉的选择》、《通向泰雷比莎之桥》(中译本译为《飞桥》)、《孪生姐妹》；杰出犹太作家赫尔曼·沃克的《纽约少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格的《山羊兹拉特》等。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儿童文学中出现了一大批用写实手法呼唤真情、信任和理解，呼唤人们承担起“被战争糟蹋得满目疮痍的世界”的责任感的作品，代表性儿童小说有伊思·塞拉利尔的《银剑》、约翰·汤森的《冈布尔的院子》、夏娃·加尼特的《街头一家人的奇遇》、莱拉·伯特的《贝尼的盒子》等；七八十年代因直面少年现实问题而产生强烈社会反响的则有伯纳德·拉什利的长篇《墙头上的特里》、威廉·梅因的校园小说《唱诗班歌手的蛋糕》等。在法国、德国，塑造独立自由地去认识社会人生、了解当代世界种种风景的作品也十分受到重视，如皮埃尔·加马拉的《春队长》、《羽蛇的故事》、博斯科的《大河的魅力》、凯斯特纳的《埃米尔和侦探》、《5月35日》等。而在北欧，这种创作思潮不断受到鼓舞涌起高潮，特别是瑞典林格伦、挪威埃格纳、芬兰杨森笔下涌现的那一群活蹦乱跳、毫无顾忌地挑战现存教育体制的淘气包，以他们充满幻想和创造的生命力向整个世界儿童文坛宣告了教训主义的结束和“儿童世纪”的到来。北欧作家所张扬的“儿童视角”与“游戏精神”为当代世界儿童文学注入了一股昂扬的生命活力。

以上这些充满现代意识与变革精神的西方作品，在八九十年代先后被译介到了中国，有的还有多种译本，多家出版社出版，如瑞典林格伦的童话、小说《长袜子皮皮》三部曲、《小飞人》三部曲、《淘气包艾米尔》三部曲与《疯丫头玛迪琴》等。流贯在林格伦作品中的独特的反传统少儿形象、充分的游戏精神与热闹风格、深刻理解与把握儿童心理的写作姿态以及大胆的童话文体改革等，曾带给80年代中国儿童文坛旋风般的影响。“童话大王”郑渊洁作品的走红、“热闹型”童话的迅速崛起、游戏精神美学旗帜的高扬，都与林格伦进入中国直接相关。80年代一大批标榜“新潮儿童文学”的中青年作家所热情呼唤的“塑造小小男子汉”、“阳刚气质”的口号，所塑造的个性鲜明的“自立型”、“断乳型”、“成长型”少儿形象，所探索和表现青春期烦恼与憧憬的少男少女心理小说，都从不同方面受到过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的精神感召与变革意识的冲击。汤锐在比较新时期中西儿童文学的创作现象后认为，西方当代儿童文学名著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等，曾“使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受到极大的震动”，这些充满现代意识的作品“从儿童生存现状中透视整个人类生活本质的方式，以及它们因此而产生的超越童年的哲学生命力，都强烈地吸引着当代中国一些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们，他们果然乐而忘返，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尝试把个体童年和成长看作整个人类生活及发展的缩影”。[10]吴其南在考察新时期少儿文学所体现的少儿精神成长的价值取向后，明显地感到“在整个新时期少儿文学中，人们的价值取向一直是偏向有独立个性的少年儿童这一边的”，“从强调阶级性社会性到相对地强调个体的充实与完满”，这一成长主题“反映出现代中国人的成长观念与西方的成长观念正在有着某种程度的接近，并由此导致了新时期少儿文学人物形象和整个人格结构、成长目标的深刻变化与更新”。[11]笔者以为，汤、吴的见解是符合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现状的，这一现状的突出之处就是从西方儿童文学那里“拿来”了作为面向未来一代的儿童文学所不能或缺的现代意识、变革精神。

第二类是有关体现现代科技创新，以人类科技文明与无边幻想烛照未来一代精神天地的作品，这就是科幻小说。

二战以后，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作为现代科技创新的审美意识物态化产物的科幻小说创作因而也空前繁荣，正如现代科幻小说泰斗艾萨克·阿西莫夫所曾指出的那样：我们正生活在科幻小说的世界里。西方科幻小说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为萌芽初创时期，法国的儒勒·凡尔纳和英国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是这时期的代表。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开拓出了古典科幻小说的两个主要流派，即技术派和社会派，并确立了后世科幻小说的主要题材，这主要有太空探险、时间旅行、奇异生物、战争与大灾难、技术进步与未来文明走向等。20世纪30至60年代为黄金时期，涌现出如美国的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安森·海因来因、英国的阿瑟·C·克拉克等一大批优秀科幻作家，创作空前繁荣。这一时期人们对科幻小说的认识也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一般都认为科幻小说是表现科学对人类影响的作品，同时创作也形成了一定模式：必须有一个带悬念的与科学发展或科学家工作有关的好故事；故事应有几个恢弘的奇异场面；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结尾都应给人以思考。八九十代是西方科幻的“新浪潮时期”，英国人米切尔·莫考克发起了一场刻意求新、将科幻融入主流文学的改革运动，其主要特点是：抛弃传统科幻小说的套路，由通俗向主流文学靠拢，进而进入严肃文学领域；不再把物理学等正统科学当成主要内容，而是重视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神学等；强调作品的意象性、隐喻性与心理性，并开拓了有关性爱和政治等方面的新题材；嘲弄传统科幻对未来世界的预测主题，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因而充满悲观色彩，科幻小说的公式也由过去的“技术成就→未来”改成了“假如这样→未来”。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科幻进入回归传统的“塞伯朋克时期”，中心人物是美国威廉·吉布森和布鲁斯·斯特灵。“塞伯朋克”的意思是指具有超越传统和极端未来主义观点的电脑技师。他们呼唤科幻小说从“新浪潮”回归传统，回到人们熟悉的高科技场景，因而“塞伯朋克”派的创作热衷于引入现代高科技，尤其是关于电脑和生物工程等新兴科技知识。但文化价值观常常是反传统的，具有某些颓废特征，乐于写作暴力、药物、堕胎及形形式式的“灰色事物”。八九十年代，西方科幻呈现出多流派并存的多元时期，传统派继续存在，新浪潮的后继者仍在努力，人文主义、女性主义科幻小说顺势而起，塞伯朋克则已融入主流科幻文学。创作景观异彩纷呈，其内容几乎覆盖了当代世界的全部前沿学科领域，诸如生命科学、海洋生物、宇宙天地、航天技术、电子信息、大气环境等。新科幻小说着力表现宇宙探险、太空开发、生命基因、未来世界、人类与外星智能生物群种的对话交流等，以其无边的幻想和丰富多彩的景观吸引着无数读者。

科幻小说的译介是我国当代儿童文学对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50年代渐成气候，六七十年代因“文革”等原因被迫停顿，八九十年代勃然而兴，成为翻译界、出版界的突出现象和兴奋点。各地少儿出版社都曾出版过相关的科幻文学译作丛书。福建少儿出版社还把科幻小说作为出版特色，即使在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科幻创作大消退的时候，也依然不放弃译介。1990年至1995年，该社每年推出一辑《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已出6辑36种，发行达数百万册，并多次被评为“最畅销的文艺类图书”。1997年该社推出了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詹姆斯·冈恩主编的4卷本《科幻之路》，以后又出版了一套展现五大洲变幻莫测异彩纷呈的未来前景的最新西方译作《2066年环球风暴世纪科幻小说丛书》。福建少儿社只是一个小社，却在译介出版外国科幻方面业绩非凡，如果加上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少儿出版社、天津新蕾出版社等专业大社，业绩自然就更可观了。如中国少儿出版社的《凡尔纳经典科幻探险小说珍藏文库》15种，四川少儿出版社的《外国科幻名家精品丛书》6种等。

中国当代以科幻小说为主体的科学文艺创作呈现出时断时续的马鞍形特点。50至60年代初，发展势头较好，除高士其、顾均正等老一代作家外，还涌现出郑文光、童恩正、刘兴诗、于止、萧建亨、鄂华、鲁克等一支富有生机的中青年创作队伍。但以后开始滑坡，1964、1965两年作品近乎绝迹，而接下去的十年“文革”则是一段完全荒芜的岁月。在70年代末迎接“科学的春天”的时代精神鼓舞下，科学文艺创作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尤其是科幻小说更是直线上升。据统计，1981年一年各地发表的科幻小说就有300余篇，约为1976年至1980"年五年的总和，作者队伍也从1978年的30多人扩大到200多人。[12]郑文光、童恩正、刘兴诗、萧建亨等老将以及叶永烈、吴岩、尤异、金涛、魏雅华等新秀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代表。但令人遗憾的是，从1982年以后，由于科幻小说自身和来自非文学因素等多种原因却跌入了低谷，全国科幻类杂志也只剩下四川《科学文艺》(后改名为《科幻世界》)一种。

关于1982年以后我国科幻文学创作衰落的原因，叶永烈、郑文光曾在1996年接受《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采访时，发表过直言不讳的看法。[13]叶永烈认为衰落的原因“主要是来自科学界的压力，他们不理解科幻文学，却以科学论文的眼光来挑剔科幻小说……一些文章指责我的科幻创作是伪科学。他们搞不清科学幻想小说与现实世界是有距离的，并且许多人为的因素制约了科幻小说的发展”。郑文光也有同感：“有些人先是找科学问题，科学问题找不到，找社会问题。对科幻小说的细节更是手执放大镜，质问其科学上的可靠性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如此种种，挫伤了科幻作者的积极性，也偏离了科幻小说创作主旨。进入90年代以后，来自科学同行、行政干预的压力随市场经济的来临逐渐减少，因为关注科幻文学的人已不多，科幻作者们仅在一些少儿、教育类出版社出版作品，声音已十分微弱，主流文学界对此也不予关注。”叶、郑的批评对我们考察八九十年代我国科幻创作一直不景气的原因提供了某种参考。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四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科学文艺已连续三届出现空缺，这三届的评奖范围时间是从1986年至1997年。

由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创作存在如此特殊的衰落现象，因而外国科幻小说的引进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是直接填补了中国科幻退场后而出现的空白。相对于外国儿童文学其他文体如小说、童话对中国文坛的影响而言，外国当代科幻在中国当代文坛就有了一种强势性、霸权性与支配性的意味。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创作一直要到90年代末由于“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倡，这才有所起色。90年代后半期与世纪之交的科幻小说创作，明显受到西方新科幻的影响。一是在题材上，几乎与西方亦步亦趋，着力表现现代高新科技影响下的人间百态，以及有关电脑网络、生物克隆、外星人探寻、未来世界预测等内容。二是在表现手法与文化观念上，同样也有与西方科幻相类似的两种类型：第一，通过现代科技的最高成果和预期结果，来展现人类未来生活画卷的“未来世界型”的作品；第二以眼前的人类社会现实生活为基础，观照历史，去对未来的社会格局作出种种预测，并以此来幻想、建构未来社会的“政治寓言型”作品。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人类新的文明意识的形成必须有人文精神的关怀，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是不能够也不可能改变的，因而新科幻小说的创作都无一例外地预示着人文精神在未来世界的艰难跋涉中所取得的最终胜利。[14]世纪之交我国科幻小说创作终于走出了低谷，一批具有现代意识与高科技知识修养的新人开始崭露头角，各地也及时出版了他们的原创性作品。如：江苏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当代科幻小说丛书》，有《克隆总统》、《网络游戏联军》、《生死第六天》等6种，四川少儿出版社推出了由《星际旅行》、《地球上最后一家人》、《献给索尼亚的玫瑰》等10余种科幻新作组成的《中国著名科幻作家丛书》；甘肃少儿出版社有以沙漠为背景的《金科幻丛书》4种，河北少儿出版社有《中国长篇科幻小说新作》3种等。在2000年年初公布的第五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科幻界终于有了星河的《星际勇士》、牧铃的《梦幻牧场》、马铭的《幽灵海湾》等作品获奖的喜讯。

第三类是有关体现人类面对的共同生存困境与拯救，传导守护地球家园，增进全球意识与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作品，这主要是与环保、生态、动植物、大自然相关的读物。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决定，从1998年起将每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日主题锁定在“为了地球上的生命”而不再改变。当今少年儿童不仅身处信息时代、克隆技术、网上人生，而且身处环保的世纪、可持续发展的世纪，与他们的父辈一起面临着由于人类过分热衷于“战胜自然”所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匮乏等一系列严峻问题，而且少年儿童作为未来世界的主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与切身利害关系更甚于他们的父辈。因而向全人类的下一代传导守护地球家园、共建绿色文化、树立全球意识与可持续发展观念等这些全人类的共同课题，也就成了世界儿童文化与儿童文学的共同主题。人类不仅需要绿化地球家园，而且需要“绿化”自己的心灵，特别需要从孩子抓起，“绿化”青少年的精神世界。

应当说，有关“人与自然”这一重大主题的创作，在世界儿童文坛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而是有着自己的传统。这说明人类的自审意识已经积累有年，只不过“于今为烈”罢了。从法国法布尔的科学诗篇《昆虫记》到俄罗斯比安基的大自然百科全书《森林报》，从法国古典动物童话《列那狐的故事》到加拿大博物家西顿的现代动物小说《动物英雄》，从印第安人作家灰枭记录原始森林动物变迁的故事《消逝的游猎部落》到西欧作家“重返大自然”题材的小说，从英国作家笛福名著《鲁滨逊漂流记》到后起竞相摹仿鲁滨逊故事、向往伊甸园生活的续写之作(如法国阿兰·埃尔维的长篇《鲁滨逊》)，从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动物小说惊世名作《荒野的呼唤》到英国作家考林·达恩愤怒遗责人类破坏生态迫使动物大逃亡的长篇杰构《动物远征队》等等，就这样，世界儿童文学润物无声地不断地向下一代讲述着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另一类世界——动物世界及其生存、发展与困境，讲述着大自然原生状态的种种美丽可爱之处。这些作品带领小读者走进了一个未知的广阔的世界，在表现对大自然的认识、礼赞甚至是崇尚之后，获得了描写人的文学所无法替代的独特人文关怀与审美感动。

译介有关“人与自然”类的作品，这在20世纪初就得到了中国文坛的重视。鲁迅在“五四”以前就已经在文章里提到法布尔的《昆虫记》，周作人在1923年出版的《自己的园地》一书中，专有一文叫《法布耳〈昆虫记〉》。二三十年代翻译工作陆续开展起来以后，世界大自然文学尤其是俄苏的作品如《十万个为什么》等陆续进入了中国；但大规模的译介尤其是对西方作品的译介，则要进入80年代以后。五六十年代，我国仅翻译过27种此类读物，其中多数为俄苏作品。《昆虫记》、《森林报》等经典名作在八九十年代一版再版，光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昆虫记》至1999年5月就被7次印刷，发行76000多册。这部将区区小虫的话题描写成如此富于人文精神、融通人性与虫性的鸿篇巨制，深深感动了中国的小读者，也为无数的大读者所陶醉。译介当代西方作家“人与自然”的新作，更得到中国少儿文坛的重视。例如，光是湖北少儿出版社从国外引进的《走进大自然丛书》就多达47种，其中讲花草的就有《高山花卉》、《田野花卉》、《森林花卉》、《淡水花草》等。此外，该社还出版了中国作者自己创制的《中国保护动物画库丛书》、《海洋博览丛书》、《动物知识大世界丛书》等多种读物。

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有一个突出现象，这就是有关描写动物与大自然的作品越来越多，而且已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卓有成绩的作家队伍。如被誉为“中国动物小说大王”的云南作家沈石溪，已创作了包括《第七条猎狗》、《红奶羊》、《一只猎雕的遭遇》等佳作在内的数百万字的动物小说。执着于动物小说创作的还有李子玉、蔺瑾、朱新望、金曾豪、梁泊、车培晶、萧显志、崔晓勇、牧铃、方敏等。我们还应特别提出，安徽作家刘先平数十年如一日跋涉在群山莽原之间，他创作的《云海深奇》、《呦呦鹿鸣》、《千鸟谷追踪》、《大熊猫传奇》等“大自然探险小说”，以其强烈的动物关怀精神引起国际儿童文学界的关注，作家本身不但应邀参加了多次国际儿童文学研讨大会，其作品也被英国文坛翻译了过去。云南作家乔传藻、吴然、辛勤等创作的以“太阳鸟”名义结集的绿色散文集，重庆作家陆大献等有关三峡库区移民与保护长江母亲河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四川诗人邱易东站在“全人类”高度用少年视角反思地球村种种病灶的长篇诗集《中国的少男少女》，广东作家饶远创作的长篇“绿色童话”《蓝天小卫士》、《马乔乔的童话》，东北满族作家陈玉谦疾呼保护青蛙的长篇小说《蛙鸣》，北京新秀保冬妮的昆虫童话三部曲《屎克郎先生波比拉》等，都给当代少儿文坛留下深刻印象。这些作品以其热爱大自然、保护地球母亲的国际性主题，汇入了世界性儿童文学的长河。广东作家班马在其散文集《星球的细语》中深挚地刻绘人和自然万物种种的一切对话、同情与理解之后，动情地说：“我的大自然呀，如果没有你的存在，我将像一只盲目的甲虫，在这世界上撞得昏头昏脑之后，默然消失。”[15]

——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在有关守护人类共同家园、建设人类绿色文化和绿色文明方面，已经完全融入了世界儿童文学的艺术版图。

三、双向互动：儿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

儿童是全人类的希望，儿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只要有益于儿童文学的发展，我们都不妨大胆“拿来”。

拿来是为了借鉴，借鉴是为着创造。随着八九十年代西方儿童文学译介的深入，同时也由于受到有关现代西方文论新潮及其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理论译著的影响，我国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一批中青年学者，由此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激动起变革的勇气与智慧，从西方现代文化和文论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与借鉴，积极地投入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观念的更新与建构，从而使儿童文学理论有了大踏步的进展。

首先引起儿童文学理论界浓厚兴趣的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与儿童心理学理论。皮亚杰关于作为生命个体的儿童时代的儿童意识不同于现代文明意识而与人类群体童年时代即原始时代的原始意识同构对应的观点，关于“发生认识论”将儿童思维的发展过程区分为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的学说，关于外部刺激只能被主体同化于其认识结构之中主体才能作出反应也即顺化的结论，深深地启发了一批年轻学者。班马在其*$余万字的专著《前艺术思想——中国当代少年文学艺术论》(福建少儿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其他专题论文中，提出了“儿童反儿童化”、“儿童审美发生论”、“儿童审美发生态与原始文化发生态的关系”、“前审美”、“前艺术”等具有儿童文学本体意味的话语。王泉根的《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湖北少儿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专有一章运用皮亚杰的观点，论述“儿童——原始思维与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关系。此外，方卫平的论文《从发生认识论看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也明显接受了皮亚杰的影响。

与皮亚杰理论一起深刻影响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的，还有西方文论中关于“接受美学”的学说。儿童文学因其特殊的接受对象——少年儿童对文学接受有其自身的独特规律，因而接受美学关于将作品的创作、传达与接受看成是一个连续过程，并特别把接受者置于重要地位的观点，关于文学的接受是一个读者以自己的审美感受与作家一起进行创作的看法，对于儿童文学具有特别深刻的启发意义。王泉根受接受美学影响，在1984年发表的《论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多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论文中，提出依据少年儿童的年龄特征、思维特征、接受特征将儿童文学区分为少年文学、童年文学、幼年文学三个层次的观点，以后又提出少年儿童审美趣味的自我选择致使某些成人文学作品因其具备适合儿童接受的艺术因素，因而也被儿童拿来作为自己的读物，因此儿童文学实际上存在着“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与“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两大门类。这些见解现在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共识。方卫平在其专著《儿童文学接受之维》(湖北少儿出版社1995年版)中，对儿童文学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接受与当代儿童文学艺术实践等作了精细分析，提出了极具个性化色彩的见解。

随着西方儿童文学的广泛译介，使我们有了一种比较中西儿童文学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可能。汤锐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完成了《比较儿童文学初探》的研究(湖北少儿出版社1989年版)，试图在史论结合的中西比较儿童文学研究中，考察中西方儿童文学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汤锐得出的结论是：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正是中西文化差异性的生动艺术体现。而刘绪源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上海少儿出版社1995年版)则在对中西儿童文学的创作题材作了充分梳理以后认为：世界儿童文学有三方面的共同艺术母题，这就是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与自然的母题。刘绪源的这一发现对于儿童文学本体话语而言是极富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同时也对促进儿童文学创作具有启发意义。当彭懿从日本留学归来之后，便急不可待地将在日本学到的“幻想文学”理论搬到了中国。彭懿首先完成了一本《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上海少儿出版社1997年版)的专著，接着又与班马、张秋林联手，在江西21世纪出版社的支持下，策划了一场“大幻想文学”的出版运动。“大幻想文学”如今已成为21世纪出版社的品牌，包括德国幻想文学扛鼎之作《鬼磨坊》(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著)在内的《大幻想文学外国小说丛书》和由中国作家班马、韦伶、薛涛、秦文君、张之路、殷健灵等创作的《大幻想文学中国小说丛书》的出版，使幻想文学一夜之间传遍中国儿童文坛。“大幻想文学”意在激活浪漫气息和幻想精神，改换以往儿童文学较重的实用气息，进一步切入和推动儿童文学本性的深层次艺术复归，因而成为世纪之交一道最为生动亮丽的创作风景线。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不仅在接受世界儿童文学现代意识影响的同时，认真从事着自身文学观念的更新与建构，而且站在本体文化与全球意识的立场上，审视着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评析研究，比较对话，在世界儿童文坛发出来自东方的声音。

第一部力图系统评述世界儿童文学优长得失的专著，是由韦苇编著的63万字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浙江少儿出版社1986年版)。韦苇主要借助俄文的资料(他是学俄文出身)，集中梳理了19世纪与20世纪的欧美诸国儿童文学，也有专章涉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儿童文学；同时这也为中国人认识外国儿童文学提供了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读本。以后韦苇又写了《外国童话史》(江苏少儿出版社1991年版)、《西方儿童文学史》(湖北少儿出版社1994年版)。与韦苇著作形成同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还有：马力的《世界童话史》(辽宁少儿出版社1990年版)、吴秋林的《世界寓言史》(辽宁少儿出版社1994年版)、陈蒲清的《世界寓言通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台湾学者叶咏俐的《西洋儿童文学史》(1982年台湾出版)。90年代，湖南少儿出版社组织了一批实力派中青年学者，经过艰苦努力，先后出版了由9本专题研究著作组成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它们是王泉根著《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1992)，韦苇著《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1994)，张锡昌、朱自强合著《日本儿童文学面面观》(1994)，吴其南著《德国儿童文学纵横》(1996)，金燕玉著《美国儿童文学初探》(1996)，张美妮著《英国儿童文学概略》(1999)，方卫平著《法国儿童文学导论》(1999)，孙建江著《意大利儿童文学概述》(1999)，汤锐著《北欧儿童文学述略》(1999)。这套丛书的出版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世界儿童文学的一个总看法，也是中国“世界儿童文学研究”逐步走向规范化、系统化的一次集体预演。

据史料考察，中国学者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儿童文学交流活动，是1986年蒋风应邀到日本大阪出席的一个小型“儿童文学国际研究会”，与会者仅20人，却代表了17个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走出国门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中国儿童文学的声音在国际文坛越来越显出应有的重要性。朱自强、梅沙、季颖等以访问学者身份先后赴日本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访学。谭元亨、刘先平、王泉根等先后参加了在法国、瑞士、英国、加拿大召开的第11至第14届国际儿童文学研讨大会，并发表论文。1990年5月，我国儿童文学界在湖南长沙——衡山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笔会”；1995年5月，又在上海成功举办了“第三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这两次国际性会议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众多作家、学者。1990年，我国正式参加1953年创立的素有“小联合国”之称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以后，我国代表每两年出席一次在世界各国轮流召开的代表大会，以及在每年4月2日(安徒生诞生日)举办的国际儿童图书节活动。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还在中国设立了分会，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出任首任会长，现会长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海飞。

交流是双向的。拥有12亿人口、3亿少年儿童的中国，以其五千年文明史的哺育作为厚实根柢的儿童文学，正越来越受到世界文坛的关注和重视。从“五四”一代的叶圣陶、冰心开始，到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一直到曹文轩、秦文君、沈石溪、班马、董宏猷等等，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五代作家，都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传向海外。陈伯吹、蒋风先后担任国际格林儿童文学奖评委。孙幼军、金波先后获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提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儿童文学教研室还培养了来自日本、新加坡的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并与美国、日本、瑞士、芬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中国的少儿读物出版品，正在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1999年4月，在意大利举行的“第36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读物展”上，中国21世纪出版社的幼儿读物“手脚书”(将书做成辣椒、白菜、冬瓜等长手长脚的蔬菜模样)，以其独特的创意和精美印制，在会上引起轰动，开展两天，就有法国、意大利、荷兰的3家公司提出购买版权并委托加工，总量达4万套32万本。

从本世纪初的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西方儿童文学读物《无猫国》开始，到1999年由21世纪出版社输出30多万本中国特色的儿童读物，20世纪的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宗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下一代，为了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3]韦苇.俄罗斯儿童文学论[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2、3.

[2]苏联时期儿童文学精选·前言[A].苏联时期儿童文学精选[C]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

[4]例如，据2000年3月3日《北京晚报》第一版报导，50年代北京男五中、女二中就有两个“保尔”英雄班，各三届学生，共300多人。“当年能进‘保尔班’是一件最荣誉的事，选拔十分严格，全校进行评选，德、智、体都得一流，班上的同学都以集体为荣，努力在各方面为集体争光。”

[5]光明日报，2000-02-24(26).

[6][8]韦苇.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M].杭州：浙江少儿出版社，1986.

[7]瞿秋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M].北京：北京新中国杂志社，1920.

[9]周南照.序言[A]走进学习时代丛书[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0]汤锐.比较儿童文学初探[M].武汉：湖北少儿出版社，1990.153.

[11]吴其南.新时期少儿文学中的成长主题[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4,(1).

[12]蒋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M].石家庄：河北少儿出版社，1991.

[13]记者骆爽的专访[J].中国青年，1996,(2)

[14]徐崇亮.现代科幻小说与人类社会生活[N].中华读书报,1999-02-24.

[15]班马.星球的细语[M].福州：福建少儿出版社，1991.

原载：《涪陵师范学院学报》第20卷第2期 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