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家作品选读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4-23 05:52:09

打工的母亲

何军

门，轻轻掩上，没有声响。母亲拿起那个出门用的红布袋，转身，下楼，“咚咚”几声，出了中转楼，很快消失在城市喧嚣的人流之中……倚在窗前，我望着母亲远去的方向，无法镇定。担忧、不安、自责、负疚……无以名状的思绪一齐涌上心头。窗外，一抹新绿，沐着阳光，伸了过来，仿佛在言说这一切都是那样美好，那样充满生机，而我的内心却无法鲜亮起来。
这几年，接女儿，烧饭，洗衣，打工……母亲已习惯这样。她总是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紧紧的。在她眼里，简单的生活，变得忙碌而充实，甚至快乐。
女儿出生后，母亲就到市区来了。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都是母亲接送。后来，为了节省时间，母亲主动提出来单独租住。我和妻子商量，便就近给她租了一间中转房。母亲一天天来回颠簸，很是辛苦。可她总说，这算什么，还比插秧、割稻、上鞋子累吗？接送孩子之余，我和妻子尽量不让她做一些家务，可她也闲不住。母亲甚至没有和我们商量，便偷偷地通过一位老乡，“见缝插针”地找了一份钟点工。
母亲做钟点工，已有两年多。起初，我坚决不同意。快60岁的人了，不愁吃，不愁穿，何必受那个累。每天，帮我接送接送孩子，不是挺好吗？母亲微微一笑：“不找点事做，在家歇着，怪难受的。保证不耽误妞妞上学。”反对母亲打工，一是母亲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万一有个意外；二来母亲年轻时动过手术，特别是过去长期帮别人做鞋子，闹得腰肩部位不太好，也该歇歇了；三来也许是我的虚荣心作怪，总觉得给别人打工做活，丢了自己的面子。
母亲是倔强的，对我说：“不要紧，干不动，我就歇着。”母亲总是这样，自从父亲去世以后，家里家外遇到什么困难问题，总是自己扛着。认准的事，非做不可。
最终，我们还是让了步。心想，如果一天干个把小时，权当锻炼锻炼身体罢了。可事实并非如此。母亲打工，真是一发不可收拾。刚开始，只接了一两家，后来雇主们见母亲人好勤快，相互介绍，一下子弄了六七家，母亲也不推辞，连中介所的人都刮目相看。每天，她总是算好时间，在雇主家来回穿梭。尽管这样，一次也没有耽搁接送女儿的事。
母亲做钟点工，也经受了一些考验。一次，雇主说干好两个小时，就可以走人了。可还没到钟点，雇主就打来电话，说窗户要关好，或者什么东西是不是丢在家里等等。心照不宣，明显在查母亲的岗。还有故意把钞票或钱包、手机之类，放在显眼之处。母亲从来也不会去动它，从来也不会欠时、马虎了事。母亲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表情严肃得很，盯着我说：我怎么能干那种事情呢？我相信。
时间长了，我经常发现母亲会从雇主家带回一些大半新、甚至没穿过的衣物或土特产之类食品。有几家，还主动给母亲专门配了把钥匙。母亲常常引以为豪，让楼上的邻居们也很羡慕。
因了熟悉，母亲在雇主家常会边干活，边和那些老头老太拉拉家常。想不到，这个世界可真小。那天，一位雇主家来的一位客人，竟然说认识我，并且说了不少称赞之词。大家聊得很投机。临走时，那位客人似乎感觉到什么，硬是要母亲千万别告诉我见到了她。中午吃饭时，母亲似乎有些兴奋，脸上写满骄傲，神采飞扬的，非常生动地给我和女儿描述着当时聊天的情景。我听着，听着，没等母亲的话说完，就有些不自在：你要说我干嘛？我在机关工作，人家会怎么想？我放下筷子，看着母亲。母亲一口菜，刚夹起来，停在半空，随即又放回碗里。母亲不再看我，低着头，只是自言自语地说：“我凭劳动挣钱，怎么了？以后不讲就是了。”母亲的声音，轻微，似乎有些颤抖，也有些自责，还有些不解。这时，我发现母亲头上硬生了几根白发，先前令母亲时常骄傲的满头乌发，如今却平添了几许岁月的印痕，我的心一颤。曾几何时，母亲怎么会生出白发？
母亲草草把饭吃完，就走了。
靠在床上，我还在想着母亲的话。我又在担心什么？懊恼什么？甚至想维护些什么？对呀，打工，怎么了？
想想母亲这一辈子，其实一直都在不停地忙碌着。

自小在家，身为老大的母亲，既要帮外公外婆下地干活、上街卖菜，又要照顾年幼的弟妹，十分能干。十九岁那年，母亲嫁到父亲家。在我出世不到十个月，奶奶便离开人世。父亲又在远离村子三十多里路的一座矿山井下工作，母亲拉扯着年幼的我和妹妹，家里家外的活全落在母亲的身上。
那个年头，村子里的人还不算富裕，大多数人穿的是布鞋，于是做鞋成了女人们农忙之余主要的活。只记得每逢腊月，母亲总是忙个不停，纳鞋底、糊帮子、绱线，每每忙个通宵。尤其是糊帮子的时候，母亲把纸、布粘满了自家屋墙，花花绿绿的，简直就像办一个什么画展似的，那情形常常叫我和妹妹围着土墙看半天。做鞋最累自然是纳鞋底，一针一线，有板有眼，需要很大的耐心和细心，还要一股暗劲。母亲纳鞋底，十分麻利，看上去真是一种享受。有时，一不留神，一根粗针就会扎进母亲粗糙的手指头，血立刻流了出来。母亲却只用嘴吸一吸。血多了，就撕下火柴盒的皮贴上，便算止血了。过年了，我和妹妹穿上新鞋，四处奔跑，和村子里的孩子比试着、炫耀着。母亲做的鞋既合脚，又好看，有时还在鞋面上绣一朵小花。村子里的小媳妇见了心里痒痒的，不会做的，做不好的，便索性拿着布、线、针上门请母亲做上一双，母亲从不拒绝。母亲在村子里做鞋有了些名气，于是，哪家婚丧嫁娶，母亲便忙得不可开交。父亲偶尔回家，也责备母亲不要做得太劳累，可母亲笑着说：“别人看得起，就帮帮忙吧”。
那些时候，因为交通不便，父亲总是甩腿来回。尽管矿上每年都发劳保皮鞋，可父亲总不愿穿。他说，穿皮鞋走长路不行，还是穿布鞋舒服一些。这一下，可累坏了母亲，每年都要做上三、四双，给父亲备着。父亲工作上也十分卖劲，年年都被评上先进工作者。工友们都知道，与父亲家里有一位能干贤惠的妻子是分不开的。
那年冬天，父亲因矿难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只记得出事的那天，叔叔们到我家时，母亲只一个劲地捧着刚刚做好的鞋，不停地哭。
到了矿上，母亲和我、妹妹靠着父亲微薄的抚恤金相依为命。母亲没有工作，只好在矿上做临时工，日子久了，本来身体虚弱的她有些支撑不住了。那时，矿上的生活条件也不好，穿布鞋的很多。起初，母亲只是给家里亲戚、朋友做做。后来，有些矿上的家属得知了，就上门叫母亲做上一双，给个几块钱，也算是同情。母亲总是尽力把鞋子做好。以后，布底换成了胶底，母亲便只给大家绱鞋了。胶底自然牢实些，可绱起来就辛苦多了。别人将废弃的胶皮带送来，母亲要将厚厚的皮撕开，然后照着鞋样切割。我和妹妹又小，使不上劲。母亲每次都要弄得满头大汗。时间长了，她的腰和肩酸疼不已。晚上，我和妹妹就轮流给母亲捶捶背、捶捶腰。可天有不测风云。妹妹因病也过早离开了我们。母亲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那时，我经常在梦中被母亲的哭泣惊醒。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母亲就更加没完没了地绱鞋。逢上过年，矿区附近的村民也上门来求，母亲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看着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弯着腰一针一线上鞋的样子，好几次我偷偷地蒙在被子里哭了。
我外出上学临行前，母亲将事先早已做好的两双布鞋塞进我的黄书包里。捂着书包，我久久未说出话来。穿着母亲邮寄来的一双双布鞋，我度过了自己艰难的学习生活。
参加工作后，我从那个偏远的矿山调到了市区工作。在报到前，母亲叮嘱我：“不要担心我，把自己的工作干好，不能辜负领导对你的期望和信任。”边说边把做好的棉拖鞋、棉冬鞋往我包里放。后来，母亲还不停地给我的小家庭做鞋。我经常劝母亲，岁数大了，就不要再做了。可她说，别看那些皮鞋，哪有布鞋穿得舒服呢？
现代人穿布鞋的越来越少，鞋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了，布鞋似乎成了什么古董。但我还是不能忘记那一双双穿在脚上特别舒适踏实的布鞋，还有那穿布鞋的一个个难忘的日子。
李大钊说过，“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母亲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姿态，诠释着劳动的内涵、生活的态度和为人母的责任。我这么想着。

想想以前这些事，我不再干预母亲的打工生活，只是时常劝母亲少干几家，担心的还是母亲的身体，长期下去，她能否吃得消。可平时，一点也看不出母亲不愿意干下去的迹象。每天回来，她总是说着一些新鲜人、新鲜事，雇主家的，或是社会上的；昨天遇见了谁，今天知道了一个什么地名，好像一个百事通似的。脸上洋溢的总是快乐的笑容。末了，她还是那样说，保证不影响接送妞妞。
那天午饭后，母亲打工走了。女儿悄悄地跟我说，奶奶讲，到今年底，就能存到一笔钱了，说是给我们家明年装修房子用。我一下子懵了，原来在母亲心里，一直装着一个计划、一个目标，并且一直为之努力着。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就在我买房子的时候，她已经把她一点一点积攒的钱拿出不少。望着女儿稚嫩的目光，我十分严肃地说：我们都要向奶奶学习，你要好好学习才对。
母亲这一辈子，其实都在打工，无论过去为父亲、为妹妹、为我，现在为我们这个小家，还是为那些需要帮助的雇主们。可她为自己考虑的是那样少，一件衣服补了再穿，伤风感冒总是不愿意迈进医院的大门，一日三餐（我和女儿不在时）一两样小菜勉强对付，还把我80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外婆接在身边照料，还在为远在乡下的弟妹、侄子侄女的生活、学习操心……我们这一代人又给了她什么？又能给她什么？
朱自清先生曾说过：“父母的责任在使子女们得着好的生活，并且比自己的生活好的生活；一面也使社会上得着些健全的、优良的、适于生存的分子；是不能随意的。”这样的言辞，用在母亲身上太贴切不过了。想必，天下的父母一概如此。

这个城市，仿佛一昼夜间变得人越来越多。街面上、建筑工地中、屋子里，在那阴暗的角落，在那毒辣的阳光下，在那凄冷的寒风中，无论口持何种晦涩难懂的方言，无论身着何样过时的服饰，无论心怀何种不宜的梦想，时常会见到和母亲一样的打工者的身影，在坚实而劳碌地行走，而时常又不被我们关注。可他们确与我们的生关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实在是值得我们仰视的流动群体。
在我看来，打工是劳动的一种形式，无所谓颜面之事。尽管打工有所谓的高低之分、男女之别、城乡之界，其实质是一样的。为了获得一个生存或发展空间，总是在让劳动焕发出生活的光彩、彰显出生命的价值，总是在支撑着一个人的独立、一个家庭的兴旺，抑或社会的进步，总是在支撑着一个物质的和精神的世界……
母亲一如既往，照例整日匆匆忙忙的。她说要将我的孩子送入高中才回去。意味着，她打工的生涯，也不会中断。我想，她说到做到。我也不会再去阻挡。
我只会在母亲转身去打工时，大声说上一句：“妈，注意点。”
“晓得”，母亲应着，声音响亮，转身回我一个十分灿烂的一笑，便下楼而去……

作者简介：何军，男，1970年2月出生，现为安徽马鞍山市、黑龙江大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4-23 05:51:45

拾棉女
袁文

八月，秋仲。早晚的风已有些凉意，快要秋忙了，忽然见成群结队的农村妇女涌入城市，集聚火车站。
她们一个个显得很兴奋。风多少次掠过，太阳多少天晒过，裸露的皮肤打磨得像镀上了一层古铜，健康而有光泽，那是一种暗光，它反映不远，只是在皮肤的近处。而她们的头发、衣服却显得暗淡，发质干乱，顾不得打理，衣服褐旧，尚未置新。没人专顾这些，她们像是来参加一个聚会，吃着苹果、方便面、火腿肠，磕着瓜子，肆无忌惮地说笑。一个个都是能出力的好身板。背后，都有一个大包，有的是牛仔布、彩条布，也有用包装袋自己做一个，别有用心的将原有图案置与中间，两个硕大的玉米棒子历历在目。她们中间鲜有男人的身影，有那么一两个是工头，也可以叫经纪人。穿着比较光亮，这时忙着买票，甚至举着小旗收拢队伍，急得一头雾水……。女人们反而不急，管你上哪，我就跟着你！
我知道了，她们是去新疆，到那里摘棉花，怪不得她们那样兴奋、激动、跃跃欲试……，那里有一个希望、一个契机。
我对她们是熟悉的，知青下乡之初，我还是个毛头小子，够不上壮劳力的份，与妇女们编在一起干活，那才叫热闹。常言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一群女人呢？张家长、李家短，老人、孩子，扯不完的话题。有意思的是，凡是说到娘家娘的时候，那手总是——划圈，显得悠长而柔媚；要是讲起老婆婆，手势陡然变幻——点点，呈急促且愤怒样。不经意间，话题转到了男人与女人，大戏这才算开头。幽默、诙谐、直白、赤露，直到动起手来……。最厉害的能将一个半老头子的裤子扒下来，给他套在头上。要是有小小子趁热闹，大婶子敢一把掀起衣襟，裸出两个乳房，撵着非要他吃奶不可……。地里一片欢叫，戏掀起了第一个高潮……。
其实，妇女们干的活很累。由于男人比较理性，平日里干的都是些技术活，赶车、打场、料理菜园……，而在大田里砸坷拉、割麦子、摘棉花……，却都是女人的活。要说这些活路，壮汉还真比不过女人。我也和她们一起摘过棉花，家乡称谓——“拾花”，我也认为拾比摘更恰切。比如，摘桃子、摘一片树叶，是从蒂结处折下。而拾，则为拣。腰里系个大布单，一行行趟过去，盛开的棉花笑裂了嘴，连棉絮都吐出了一半，三个指头轻轻地一撮，一朵朵拣起来，看似蜻蜓点水，腰间却越来越沉……。下了工，还要做饭，这时，汉子们在树下乘凉。饭好了，会有一声声悠长的喊叫，男人这才扇着草帽，慢腾腾地踱回来。饭后，刷锅、洗碗、喂猪……，直到天很晚了，她们才能消停下来。农村的女人是天底下吃苦最多、受累最多、奉献最多的人。农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儿住瓦房孙住楼，老头老婆住地头。”我有意问过一位大嫂，要不要向政府或法院反映一下，她肯定地说，不，不要——只要儿女过得好就行！
早几年去新疆的时候，也是八月。太阳烤人，直晒得头发胀，手臂火辣辣地疼。这样的光照，才有那飘香的瓜果、吐絮的长绒棉。不到新疆不知道地有多大，用一望无际来形容最恰当。早听人说过，从棉花地这头走到那头就要个把小时，到头卸了，再越来越沉地赶回来。期间，人都要肩负着棉包的重。在这样的条件下劳作该有多辛苦，住的是工棚、吃的是大锅饭，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她们的心绪应该如何？作为女人，该享受的她们都放弃了，在那里，洗澡了吗、理发了吗？更不要说什么护理……。也许，女人们各有各的难处，为了老人治病、孩子的学费，为了翻修房子，还缺几行瓦。
深秋的一次旅行，在火车上与返家的拾棉女不期而遇。她们和出发时相比，显得更黑，还有那满身的尘土、疲惫和异味。火车隆隆地驶过一个村庄，一个女人呼地跳了起来，手指着窗外，大声地喊叫：那是我们家，是我家！思乡之情溢于言表。试想，如果她们突然到家，面对张臂飞扑上来的孩子，是否已热泪长流……
我问那个跳起来的女人，这样想家当时咋不叫男人去干。她伶牙俐齿，男人不会干，他去不如我去，只是苦了孩子。不知他会不会做饭，懂不懂换衣，儿子咋样了？说着，还眺望着飞速退去的村庄。眼看着是家不能迈去，火车要开到几十里以外的市区，再坐汽车倒回来。说着说着，列车员过来打扫卫生，大声地训斥她们，嫌丢的垃圾多，又说最烦民工，浑身臭气。惹得大家纷纷指责他，没有农民你吃什么？穿什么？
两个月以后，她们又该回来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带回的依然是——尘土与疲惫，还有柔情、牵挂和母爱，还有，还有……

作者简历：袁文，男，1951年人，现在商丘市交通部门工作，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河南大学在职研究生毕业。2008年出版散文合集《广袤平原十八棵树》（中国文化出版社）。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学常务理事、商丘市作家协会理事、《京九晚报》散文学会副会长。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4-23 05:51:16

泥坛封存的岁月 毓新

豆子熟了，扁豆、豌豆、蚕豆、大豆、茴茴豆。豆子们红头胀脸一成熟，季节的绿幕就次第撤走，所有地块井然有序地泛起了黄浪，然后被父老乡亲用镰呀铲呀地收割捆扎了，陆陆续续转移搬运到了生产队的场里：小麦，青稞，莜麦，胡麻，糜子，谷子，玉米，苦荞和甜荞——掐指细算，除了还有掘地收获的洋芋，处在西北高原深山旮旯里的故乡，能种植的农作物大约只有这些了。
渐渐地，生产队的场里就成了最繁忙最热闹最诱人最神圣的地方。男人女人的说话吆喝，骡马牛驴的哞叫叹息，碌碡琏枷的滚动拍打，铁杈扫帚的撞击摩擦，汇成了人世之间最美妙的音乐；微风搂抱着灰尘，汗水搅拌着泥土，秸杆绞缠着野藤，果实吻别着柴衣，加上深秋特有的芬芳，融成了普天之下最醇香的气味；而一垛垛润泽柔软的禾草，一堆堆鲜活饱满的果实，一件件满身伤痕的农具，一个个灰头黑脸的男女，甚至高原晨光将山坡拖出的奇形怪状的阴影，山乡夜色点起的模糊温馨的马灯，构成了岁月深处最可亲的画面……辛劳了一年的亲人们，总要选最上等的收成交纳公粮，然后才童叟无欺地斗量秤称，将剩余的果实分装进各家各户那饥渴的口袋或草笼当中。
于是，庄里所有的烟囱就能按时冒出炊烟；人们的肚子，也就好几个月不会再象前段日子那样持续的饥饿了。
可是身为十口之家的主妇，我的母亲却注定不能“奢侈”地度过任何一天。从第一份新粮被扛进家门，母亲已经在预备对付下年青黄不接的日子了。母亲的做法简单而又执着，就是用一只黑粗的瓷碗，从父亲肩头本来分量有限的粮袋里匀出些许，才允许那粮袋被扛入磨房。如同吝啬的聚敛者，母亲绝不放过眼前经过的任何机会，少则半碗或者仅仅抓取几把，多则十碗八碗，然后虔诚地贮进家里的泥坛之中。这种泥坛，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陇中，几乎是普通农户必不可少的家具，它形状古拙，憨态可掬。制作材料及过程经济而简单：先刮铲相对硬实的土墩墩做模子，样式大小完全根据所需而定，所谓胸有成竹，意在“坛”先。而刮铲模子前数日，泥应该早锹挖脚踩地“发”熨贴了。制坛的泥，必得和上足量的衣草，陇中人称之为酸泥——“发”到最佳状态的酸泥，软硬适度，柔而又韧。然后将这样的酸泥厚不盈寸均匀如一地裹在模子上，趁盛夏的艳阳暴晒两天，晒得泥层硬如铁壳时，再小心翼翼从模子上囫囫囵囵地取将下来，装了泥底，用更稀些细些的泥将里里外外、光光地墁两遍，泥坛便大功告成了。个别心灵手巧的女人，会不辞劳苦、不厌其烦地拣磨料礓石（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的，距今5000-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宫殿式建筑中闻名中外的类似现代水泥的优质地面，据研究主要原材料正是料礓石），拌成糊浆涂抹泥坛表面，再适当用蛋壳镶嵌些图案什么的，拿凸面的光瓷片反复研磨，古拙的泥坛仿佛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似的，一下子轻灵雅致起来，不仅适用，而且颇具审美意味了。
我家正屋里，正像多年后的大衣柜五斗橱及彩电冰箱那样，就由小到大摆放着五六个料礓石打磨的泥坛，装糠，装米，装日用杂物。而母亲吝啬地聚敛新粮的，用陇中方言说，是其中一个“二不愣子”的泥坛，高不满三尺，粗仅够一抱，最多能装七八十斤。可这样一个坛子，贮存了全家人多少艰辛岁月啊！从夏至秋，母亲守着坛口，一次一次，一碗一碗，将小麦胡麻之外的豆子青稞糜子玉米荞麦等五谷杂粮倾注其间，赤裸的颗粒簇拥撞击的沙沙声，新鲜的果实惊叹吸呼的馨香味，从坛口袅袅地溢出来，熏得母亲带了几分迷醉，脸上荡漾着悠悠笑意。母亲常常把手伸进坛子，一边轻柔地搅和一边仔细地观察，估算还需多久才能把坛子喂饱。母亲不说“装满”，而说“喂饱”，在岁月的背景上确实别有意味。无论如何，母亲都会想办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即使不幸遭遇歉年，她也要采集味道又苦又涩的谷莠（野谷）或稗子等，掺和在瘦骨嶙峋的五谷们一起，将泥坛喂饱。泥坛被喂饱的日子，总是山里光秃秃没了庄稼，场里干净净没了粮垛，霜雪满天封冻大地了，这时候，母亲才仔仔细细在坛口隔上纸，厚厚衬几层干草，用泥巴将坛口密封起来。
密封的泥坛，是家里的宝葫芦，是母亲对付饥荒的“锦囊妙计”，不到万不得已，是断然不会被打开的。
人上数口，吃饭雷吼。这是老家俗语。当时父亲母亲正值壮年，我们弟兄姐妹共八个，也台阶似的渐次渐高，到了能吃的时候，十张嘴巴合起来要一尺多宽啊，在必将如期到来的饥荒面前，七八十斤的一泥坛粗粮能支撑多久呢？对这一点，母亲体验得够真够切了，所以在日积月累给泥坛聚敛五谷的同时，早就启动了另一套方案，那便是拾辍各种各样的蔬菜。可在土地不打粮食的年馑，蔬菜同样是难得之物啊，包括苦荃灰条纤麻等随常野菜。记忆中母亲不管上工下工，手臂上总挎着柳条编的篮子，遇到野菜或情理允许采撷的种植菜，便不失时机地纳入其中了。
与积攒粮食相比，母亲贮存蔬菜的手法更是灵活多样，或腌在缸里——分咸腌和酸腌；或藏在窖中——萝卜包菜之类；或串挂檐头，借时光之手慢慢干化。土屋檐下最富裕的时候，一串一串挂满了干菜，长短不齐，颜色各异，微风拂拭，唰然有声，那景象如果让多年后的张艺谋等影视导演侥幸碰见，该是多么珍贵的特色镜头啊！根据所贮蔬菜的保质特点，一般都先吃腌制的，再吃窖藏的，最后在来年青黄不接的饥荒真正来临的时候，才动用屋檐底下风干的菜串子。
记忆中总是春节刚过，春播进行不到一半，饥荒便接踵而至了。在政府的救济粮还未盼来或已经被吃完，在家里眼见揭不开锅的时候，母亲就动用 “锦囊妙计”了。这一天，按理是全家的危难之日，可因为这个泥坛，恰恰变成了喜庆之时。母亲脸上隐然带着笑，先把泥坛上上下下收拾清爽，然后才开始庄严地启封坛口的泥巴了。全家人都聚在正屋里，静悄悄注视着母亲的一举一动，心里荡漾着庆幸、期待、激动等复杂的情绪。母亲一点一点，慢慢揭了泥封，层层除了干草，轻轻取了纸张，于是久违的五谷们便如刚刚成熟时那样，红头胀脸又亲切无比地显露出来了。
不能一次性消费这些宝贝的，绝不能。母亲仍拿着那只往坛里聚敛过粮食的黑粗瓷碗，一碗一碗，将珍珠似的颗粒邀请出来，安置在一个敞着大口的木斗当中。母亲用心估量着当年的形势，一般从农历二月到五月的三个多月里，细水长流，分四次五次或更多次数，用木斗将坛里的粮食慢慢移出。于是在小石磨隆隆的咀嚼声中，灶塘里又燃起了动人的烟火。母亲泡醒了干菜串子，洗净、煮好、切碎，和上少量的五谷杂面，或烧成菜汤，或煮成菜糊，或更奢侈一点，纯粹焖成菜丝团子：全家人的啜食之声，的确如春雷般激奋了。如果幸运，能留些许菜团次日上午当干粮，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清楚记得父母亲带着已经能挣工分的大姐大哥下地劳动了，留在家里的我们兄弟姐妹睡梦之中被熟悉的香味挠醒过来，发现各自的枕畔放着一疙瘩这样的菜团，菜团上母亲的手指印历历可数……
古拙的泥坛啊，贮存了四季飘香的五谷杂粮，贮存了辛酸甜蜜的漫长岁月，更贮存了贫寒的孩子战胜艰难的方法和勇气！
牛奔清明人奔夏。这也是老家俗语。因为牛过了清明，就能啃到挤出地面的嫩草了，而人进入夏天——陇中差不多是农历五月下旬，早熟的豆子便能上场。豆子一上场，预示着青黄不接的日子将告一段落。然而，这也正好意味着母亲给泥坛贮粮的行动重新开始……如果不是时代发展，不是政策改变，我想，母亲和更加年轻的妇女们，大约肯定会将这一行动代代传承，周而复始地进行下去。
如今，即使在陇中的地方博物馆里，恐怕也极难找到这种泥坛了，然而有关泥坛以及泥坛里曾经贮藏过的岁月，将永远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4-23 05:50:46

西域的苍穹下

伊尹

城市中住的太久，很少有仰头看天的行为了，当这习惯开始消失时，传统生活与自然情味，也就跟着消失了。
城市中的人，一年中还有几天保留着出门抬着头看天的习惯呢？晨起出门，看看天空是不是蔚蓝晴好，白云朵朵，有时薄薄的一片片的，都是清洁的模样，如果白天没有时间，那么夜间人静时仰头看看夜空也不错啊，看看星光群体的闪耀，被一朵淡淡的云半掩的月亮，是多么的惬意呀。
城外的农民，有幸还保留着这习惯，他们出门时必定要看看天气的状况，其次才是自家的田地，农民所求的，无非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全指望在这天气上呢。
想想城市中的人，也真的很可怜，触目所及是高大林立的建筑与充溢的人流，视线的距离能够走出多远？高山流云，青山之外的行色，极目远眺，这在城市中是不可奢望的。
而我在这城市中所仰望的，当然不够称得上苍穹两字，我所仰望的是楼与楼的群体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天空，白天时叫做睛空，豆腐大的一小块，夜晚时叫夜空，巴掌大小的视线范围，不是纯粹的夜空，视觉被四周的光线所阻，看不清夜空应有的静穆，只觉得它是遥远而又模糊的，有时也能够看见独然的一颗星子，在那顽强的闪烁着呢，一时间，我说不清是替它还是为我自己，委屈着。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样的情景，我是见识过的，苍穹之下，自然万物的丰盛，让人心生与其生生世世相依共融的感情，
我所识得的苍穹之下的风景，是在我生长大的西北。
小时看龟兹岩画，脑海里就浮现出隐秘的绿州仙乐飘飘的盛景。胡舞传入中原后，几乎引为国舞，就连身材肥硕的安禄山，也能灵活自如，施转如风，引得玄宗喝彩，杨妃称赞。这胡舞传入之地，就是苍穹下的大漠，大漠怀抱里那水草丰茂的绿洲，好似一颗颗绿色的珍珠，得到大自然的偏宠庇佑。
来自于龟兹的乐舞被完善成更加轻快活泼的西凉民乐，在绿洲里杨树下的阴凉地，农民们应节翩翩起舞，或独舞或群舞，不管是街头的贩夫，还是街巷里走出的羞涩少女，只需一根简陋胡笛的伴奏，或者一个简单的手鼓，都能随之兴起，且歌且舞。
龟兹国，东临巴尔楚克，北依天山南麓，西界塔里木河，春风虽然姗姗来迟，但是只需要它轻轻一吹，那隐逸以久的种籽们，便奇迹般地竞相生长了。
佛教东传，僧侣们更是往来频频，他们的身影，从容坚定。长路漫漫、环境恶劣的大漠之行，在他们的眼里只是一个充满金色的旅程，并没有涂抹上疲惫的行色与千里跋涉后的风尘，对于这苍穹下信念坚定的生灵，上天总是给予格外的厚爱，阳光的抚摸，少了许多的热辣，多了些温情。
   我所见到的龟兹国石窟壁画，都是属于小乘佛教，其内容是以故事的叙述，展示小乘教精神的理想世界，洞窟中石壁的记载只是一个历史片段，那婀娜的舞姿，神态自如的演奏，并非随着时光的消逝而黯然失色，它们鲜活地走向民间，成为欢快的民风，生生息息。

   一只小小的摇篮，承载着生命之初的生动，放置在浓荫下的一面花毡毯上，和风吹拂，那摇篮轻轻的摆着，这便是我与胡杨的最初的感情记忆。父亲始终想在我的名字里，镶嵌上一个有关西北地名的字，那时想选的一个字便是和这杨树有关的，后来这字给了我哥哥，可见父亲对于杨树那亲情般的热爱。
   当罗布泊还是一处烟波浩淼、一望无际的水乡泽国的时候，在那粼粼水面泛舟的美女身下的舟，手中的桨，便是胡杨木质的。近年在罗布泊出土的楼兰美女，据推测他们属于白皮肤的高加索民族。回到公元前2000年，在现有的楼兰遗址上，该是一副这样的情景：小巧而错落有致的街道上，商贾、僧侣、兵卒云集往来，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胡杨林密集参天的生长着，因为它是楼兰人生活的重要资源，大到房屋建筑所需木桩，小到牛马吃食的木槽，盛放衣物的箱子，木制的乐器，一只碗，一只勺，都与这杨木有着密切关联。
   将军似的伟大的轮廓，父亲似的温情的肃穆，智者的深沉，它的守护是不曾休止的。即使是一个辉煌的城市神秘地湮灭在历史的风尘中了，它还存在，能够转述这历史的，也只有它了。
也是在出土中发现，一个不知名的作者，在他的作品上这样写道：“大地不曾负我，须弥山不曾负我，负我者忘恩负义之小人。”此作者所说的须弥山不知道是不是宁夏固原的须弥山，最可信的，还是佛教术语中的须弥，高大，是神仙的居住地，苍穹下最理想的境界。
还是回到二千年前。那时湖水旁高大密集的胡杨木，还有它身下庇生的绿草茵茵，洼地的野花，舒展的摇荡，浓荫之下的道路，阳光的碎金也不能轻易地透入，马匹的蹄声踩响在浓荫之下，沿着胡杨木参天的林道，向前疾驰，通往仙乐飘舞的国度，那是个佛国，传承着生命快乐的佛国。最少也是人类能够在精神与视觉上得到美餐，心灵在此宁静栖息的圣地。
   我有一旅友，名曰杀手，走夏特时他留下一照，高举一段胡杨的朽干，那枯骨似的杨木，外表脱尽，只剩下扭曲的内里，看完照片后，引发我心中忧伤的遐想，它们从什么时候生活得这样苦焦呢。原本青葱生机的模样，是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浩劫，掠去了它的生命，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它死而不朽，朽而不腐呢？
我又想起我幼年时睡过的那张胡杨木摇蓝。它来自于一个维吾尔家庭，曾经摇大了三四个孩子。送给我的母亲时，我刚满月。我就躺在其中，接受那让人安稳而踏实的气息了。
从此后我对胡杨木有种敏锐的嗅觉，它的气息早在我生命之初就同我牢牢地融合一处，亦是我血液的气息，所以我怎么能对“杀手”手中的那段胡杨木视若无睹呢。
还有我曾寄养过的一户维族人家，离开时，我从阿帕那里所带走的纪念物，不是别的，是我平时喝酸奶所用的胡杨木的碗与勺子。
这些自小就注入的生命的饱满，改变了我的血液与习性，以及对于自然亲友的观念及感情，都是在原生地的成长中所养成，
更多的时候，我从胡杨林下走过，此时我是个安然的孩子，我诞生在胡杨木的气息中，它虬枝伸展的刚强，不语的隐忍，构成我人生走向中意义远大的航标，它是沙漠的苦行僧，是跋涉者光明与希望的引路人，是坦然面对困境却又毫无惧色的将士。而更多的时候，它沟壑纵生的胸膛，往往给予的是温暖的依靠，苍穹辽远，引我在众生中安恙的神明，它，就在我身边。

面粉的感觉（外一篇）

杨天斌

从青藏高原上的军营，来到西和这座偏远的西部小城，已生活了近二十个年头，期间目睹了小城由憔悴的小姑娘出脱成美少女的全部过程，我也把自己从二十出头的硬朗青年使唤成了胡子拉碴的小老头。二十个年头虽然称不上是诗意的栖居，但也活得闲适从容，惬意快乐，没有大起大落的生活跌荡，日子就像小溪的流水，平静地流淌。多年来，我遵循生活的规律，沿着命运为我设计好的轨迹，上班、读书、写作，总是以一个农民儿子的勤恳和辛劳，迎接生命中每一个烟岚雾霭、日升月落的日子，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习惯了生命中的风风雨雨，也就习惯了生活，在我生命的花瓣绽放的每一天，艰难地收获着光阴赐于自己的庄稼。

父亲来县城赶集，给我带来两袋来自责任田里的麦子磨成的面粉，以弥补我工资低造成的生活局促，我完全理解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父亲赶着毛驴车穿过熙熙攘攘的市区，抵达我供职的单位，放在我窄小的厨房里。那一刻，我与雪白的尼纶编织袋对视着，里面的面粉同样以雪白的面孔看着我，我不知道我对两袋面粉作何感想。看着父亲花白的头颅犹如秋天的芦荻，满面尘灰、腰身佝偻地蹲在地上，心中多年的矜持感化作一行清泪在我心中流淌。此时此刻，我无法固守自己的感情在脑海中翻成九级巨浪，我甚至把自己幻化成一个幼稚园需要长辈来呵护的孩子。两袋结结实实的面粉，让我在朴实中感受到爱的具体和真实。我由一个城市的工作人员退回到一个完全彻底的农民，这与我多年在心灵深处保留的对故乡的热爱情愫相契合。我常常于每个深夜在梦中谛听来自乡间的蝉鸣鸟唱，聆听蚂蚁抑或蟋蟀在我耳畔鸣奏的乡音，由此而想到父亲艰辛劳累的一生，一种叫做泪水的热液会涌出眼眶。多少个倦鸟回归的黄昏，我的耳边都会响起母亲一声声呼唤或是父亲一声声咳嗽，而今夜，我只能对着两袋亲切的麦粉一诉衷曲。我常常这样认为，只要记住了那个叫石堡的地方，记住了回家的方向，闭着眼睛也能找到故乡，其实我错了，我总是在经年累月的生活中模糊了通向故乡的路，模糊了父母苍老的面孔、头上的白发，忽略了一粒麦子由种到收的成长历程，而这些都曾是喂养过我苍白的灵魂给过我强健体魄的营养啊！

此刻我托起袋子把两袋雪白的面粉倒入柜中，手臂传递着麦粉沉甸甸的体积，我知道这是无法用体积或重量的词来表述。霎时间，我仿佛明白了两袋朴实无华的麦粉，它们为什么从故乡出发，穿越闹市，抵达我城里的家。它们是否能习惯市声的嘈杂，它们是否看清城市霓虹灯的变化。它们不含任何污染的品质，保持了故乡原始的纯朴，也一定带着老牛木犁耕种的痕迹，熔铸着乡情走进城市。

透过它我能品出汗水的咸涩、母乳的甘甜，我能看到母亲的粗手、父亲的赤脚。一幕幕黑汗白日的劳作画面，使我再一次泪流满面。是的，在爱大面积沦陷的今天，谁还会为两袋普通的面粉而流泪，谁还会忆起麦子曾喂养了我们缺钙的灵魂！在吃惯了山珍海味、飞禽走兽的城市，谁还会为两袋面粉而感动？而在我的心中，它们竟像两座泰山一样沉重。

现在，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爱情变得古典，人心越来越冷，世俗已经掩盖了温情，两袋面粉还能打动多少坚如磐石的心？但我感激，这父辈的汗水、母亲的心血凝结成的精魂，在我感到寒冷缺钙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抵达，慰藉着我无助的灵魂，使我时时感到来自乡间的关怀，温暖着我冻僵的心，支撑我的躯体继续在这陌生的城市打磨生命。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4-23 05:50:18

与一棵树对视

刘平勇

一场雨，让我与一棵树对视。

那棵树叫老槐树。它实在太苍老了，老得连爷爷的爷爷都不知道它的年龄。它的干已经枯了，空了。空了的地方，能同时钻进四五个人。每一根树枝都透着沧桑，有的树枝枯了，有的枯枝上又长出了新芽。多年后，新芽又变成了枯枝，但枯枝上依然还会长出新芽。就这样，周而复始，那棵老槐树依然在每一个春天枝繁叶茂，在每一个寒冬精神抖擞，它平静地注视着星星、月亮和太阳，注视着人间千百年的变迁和沧桑。太多的心事化为沉默。老槐树，就那样亘古不变地站在空茫的时光里，站在远古的风里，站在村庄的路口，像一个尽职尽责的哨兵，守望着村庄、大地和子民。

那一场雨，来得太突然。盛夏的太阳还在与风姿绰约的植物交欢，只听一声响雷，几点雨星，接着瓢泼大雨便从天而降。那些来不及带雨具的人们，便从田间地里奔出来，直往村庄里跑。于是，老槐树便成了那些来不及回家的、还在半路上的人们避雨的最佳场所。

我是第一个跑到老槐树下的。那天，我到村外的地里摘几个辣椒，拔几棵小葱，用来炒肉吃的。在我的记忆中，我只要出门在外，回到家中，母亲都要用辣椒和小葱炒肉给我吃的。母亲把肉一筷又一筷地夹到我的碗里，看着我吃。我让母亲也吃，母亲说，她最喜欢吃的是辣椒。过去做饭、做菜、摘辣椒、拔葱之类的事，全是母亲完成的，可这次不行了，母亲患糖尿病卧床不起了。我离开村庄很多年，很少有时间回家。这次，我是回来看望我那病卧在床的年迈的母亲的。母亲说，娃儿，妈起不来了，你喜欢吃肉，就自己做吧！我还来不及到地里，就遇到了这突如其来的暴雨。

我钻到老槐树的洞里，任凭暴雨瓢泼而下。那些雨，那些风，像施虐的暴徒，疯狂地撕扯着老槐树的树冠，撕扯着田野里的植物。

雨还在下，忽然从雨帘中钻进来一个人，站在我的旁边，对着洞外的狂风暴雨唠叨，这俅天，好端端的发什么疯？包谷倒成平地了。

我看了看他，有些面熟。我说，你是坤平吧？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你是平勇吗？

他的确是坤平，只是看上去很老，四十五六岁的样子。

我想起来了，我们是小学的同学，我和他同岁，还是同桌，都是1968年出生的，可他为什么那么老呢？

我心里很激动，他也有些激动，我看见他的嘴唇忽左忽右地动了几下，好像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有说出。我想说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说出一句话，日子过得还好吧！

他说，还能填饱肚子。

我说，娃儿多大了？

他说，老大十六岁，在广州打工，老二十四岁，在昆明打工，老三十岁，读小学三年级。

我明知故问地说，三个娃儿？

他苦笑了一下，说，超生一个。

怎么这么小就去打工，不好好读书？

一是没钱，二是狗日些儿读不进去。他又苦笑了一下。

这时又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很老了，看上去至少有七十岁了，穿着青色的破烂长衫，青色的包头上还插着一根黑不溜秋的烟杆。当他把锄头丢在树洞外，弯着腰钻进洞里时，我看清了他的脸，，他的脸黑而瘦，像一颗干核桃。通过简短的交流，我知道，他就是我们小时候很害怕的“老野狗”。为什么叫“老野狗”？大概是因为他原来是地主。在孩子们的心里，大凡地主都是像“老野狗”一样可怕的。其实，现在想来，那时的“老野狗”也并不可怕，相反，看上去还文质彬彬的。怎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呢？真是判若两人啊！

又进来了一个人。一个看上去有些邋遢的中年妇女。

又进来一个老女人，几个小孩，几个长满胡须的老头。

大家都说这鬼天说变就变，都说这暴雨没有人性，都说庄稼遭了殃。除此之外，都时不时好奇地看我一眼。毕竟，我的衣着，精神状态与他们不同。他们都穿着粗布衣裤，上面还溅满了星星点点的黄泥，整个面容烙满了风霜走过的痕迹。而我，西装革履，头发锃亮，一副在温室里生长、远离风霜的模样。

我跟他们共同站在老槐树的树洞里，近在咫尺，但却又远在天涯。我知道，他们都是跟我一个村庄的人。他们的田地，也许跟我家的田地相邻；他们家的鸡鸭猪狗，也许跟我们家的鸡鸭猪狗常常伙在一起觅食，玩耍；或许，我们家的炊烟跟他们家的炊烟在空中飘着飘着就扭在一起，飘到远方去了。但我和他们却不相识。他们有的是我的长辈，有的是同辈，有的是小辈。在长辈中，说不定有的还摸过我的头，抱过我；同辈中，说不定有的还跟我在一起摔过跤，打过架，玩过游戏；只是那些小辈，我离开村庄的时候，他们或许还没有出世。现在，因为一场雨，因为那棵老槐树，我和我的村人不期而遇，共同站在老槐树的树洞里，靠得是那么的近，我甚至还嗅到了他们身上的烟火味，汗味，泥土味，以及岁月特殊的沧桑味。但我又分明感到我离他们是那么的远，远得让心灵跋涉一生都难抵达。

我还是在后来从母亲断断续续的话语里才知道，那个看上去有些邋遢的中年妇女竟然是英子。英子跟我是初中同学，那时她是多么的清纯和漂亮啊！母亲说，英子很可怜，她初中毕业后没考上，不久就被人贩子贩到江苏卖了，两年后逃了回来，变得痴不痴呆不呆的，后来嫁了村里的那个小木匠，可那小木匠外出打工死在了外地，连尸体都没有找到。英子就在村子里痴痴呆呆地一个人过。谁家请她做事她就到谁家，混一口饭吃。

我怀疑，那个邋遢的中年妇女怎么会是那个清纯漂亮的英子呢？肯定是母亲记错了。可母亲说，绝对不会错。我跟母亲说，那些老人和小孩，我都不认识了，他们也不认识我。母亲说，都二十多年了，那些老人老得没有人样了，你咋个还认识？你离开村庄的时候还在是一个毛孩子，现在都变成中年人了，人家怎么还能认识你？跟你差不多大的男人都外出打工去了，跟你差不多大的女人都早已嫁到外村去了，留在村子里的，就都是些老弱病残了。

雨住了，太阳出来了。躲雨的人从树洞里走了出来，带上他们的劳动工具，向着他们要到的地方走了。被风雨撕扯后又推倒的庄稼，扑倒在大地上，像阵亡的士兵。庄稼人从屋里奔出来，涌向田间地角。那些天天向上的庄稼，就是他们的亲人，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要急着去呵护，去照顾，去拯救。

田间地角，到处是庄稼人忙碌的身影。

只有那棵老槐树，默默地站在村口，那硕大漆黑的树洞，是它欲说还休的嘴巴。它看到了或听到了太多太多的人和事，太多太多的悲欢离合，太多太多的命运沉浮，太多太多的生离死别。

它只是默默地站在村口，它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面前的村庄，已不是留在我梦中的村庄。而我，也不是村庄认识的我了。

只有那棵老槐树，依然是记忆中的老槐树，而我和我的乡亲，还是老槐树记忆中的子民吗？

作者简历：刘平勇，男，汉族，1968年生于云南昭通。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现供职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文化产业办公室，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昭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昭阳区作家协会主席。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4-23 05:49:50

海滨 ，那恼人的黄昏

淡墨

我不知到这是幸福还是痛苦，我的心中有一个躁动的海。
那是一个美好的黄昏，我漫无目的地行走在被落日镀金了的海滨。大海是我青春的渴望和向往，它蓝色的波涛曾经注入过我的诗行。也许就是因为一种青春的躁动和不安，我才在这沙滩上寻觅。我不敢祈求大海珍贵的赠与，只希望在沙滩上拣拾到一片小小的贝壳。但人生的确会有许多想不到，想不到的不期而遇、想不到的意外、想不到的邂逅和惊喜。
一切都像这海滨一样自然，一条小舢板载着你驶进了我的风景，属于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发生。
神圣的潮汐簇拥着你走来，你的光脚板在海滩上一脚又一脚地踩出一行行少女的羞涩和摇人心魂的诗。我无边的思绪被海鸥的翅膀击落，全部的意识只显影你美丽的红衬衫。你美丽得就像一朵能够点燃灵魂的火焰，你是这大海的亮点和主题。大海在你的美丽中隐去，世界从你的微笑中消失。我的眼中只有你。你那么美丽，你那么动人，你到底是维纳斯还是海伦？你的眼睛海一样黑，你的眸子海一样深沉，于是，我平生有了第一次幸福的沉沦。
现在我实在无法说清那一次不期而遇的情景，我们似乎早巳相识，我们似乎早巳心连着心。半是羞涩半是依恋，我们相并漫步在十分诗意的海滨。人生想不到是如此的销魂……
唉，那时我们都还很年轻，苦恼尚未烧红相思林。我们第一次偷食了东方的禁果，把一个甜蜜的记忆书写在神秘的海滨。人生中一个小小的片断，人生中一次幸福的心跳，在回忆中却甜透我整个的人生。可在岁月的长河中，却依旧是那载来甜蜜的浪花卷走了我们这美好的一瞬。
啊，美好的海滨，诗意的黄昏！生命停靠的黄昏！我一生偌大的一个记忆世界里，就储存着这么一个黄昏。
打那以后，希望像帆一样不断升起，黄昏天天都要君临，你成了天天都要游进我梦里的美人鱼。一种美丽的回想盘踞着我的一生。
淌过无数岁月的长河，我又一次来到了我无法抹去的，日夜思念的海滨。我在海滨寻找你，寻找青春久远的失落，寻找夜夜都苦恼我的梦境。可这就是我渴念巳久的海么？大海像岩石一样严肃得没有微笑和温存，波涛狂躁得没有一丝安慰和柔情，风把浪花写得很乱。海鸥始终飞不出一个意向明确的句子，海烦躁得很。热烈的意念像一块烧红了的铁，突然掉进水里，海涛把我痛苦的心冰激得很疼！我等，等来了海燕，没有等来你;等来了风暴，没有等来你。
广袤的沙滩把寻找描写得十分孤独，晚霞反反复复的灼伤了一个苦恼人的身影。等，我依旧执着的在等，我相信奇迹一定会发生！
我想象你是一个调皮的海妖，一定是藏在浪花的诡谲里。你会在我一不留神的那一瞬间，蹑手蹑脚地从我的身后走来，用一双软绵绵的手蒙住我的眼睛。然后让我猜，猜一个醉人心魄的谜底。
然而希望总是一次次地和夕阳一同沉落，总是一次次地被星星亮疼！
来来去去海燕飞不出心事，我始终都在海滨寻找。我在燃烧的黄昏里等。像黄昏回过头来寻找清晨，生命的暮年回过头来寻找青春；像种子等待不再到来的春天，生命等待那失落了的爱情。等，我在烦躁的心绪中等、我在狂躁的大海边等，等得海鸥的嘴里凋零了许多凄凉的句子，等得浪花都白了头。
还是从前那样一个我熟悉的黄昏，还是从前那么一条小舢板，终于啊，从那颠簸的波涛上载来了我的企盼和兴奋。
可走上岸来的却是一个满脸皱纹的渔婆，这怎么不叫我失望，这怎么不叫我吃惊？你和我，我们又怎么敢相认？这里的渔人却告诉我，那便是你。这海边的居民也告诉我，你便是我们在这海边曾经上演过的青春……
海涛澎湃着遗憾，浪花开放着伤心。海不是永恒的么？那么，那个满脸皱纹的渔婆怎么会是你？这时候我才突然想起，是啊，我们的的确确早已不年轻！
啊，无法找回来的青春印记，生命再也无法靠拢我们的昨天。在大海蓝色的底版上，想象中的人生和青春再也无法显影。

作者简介：淡墨，本名陈朝慧，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已退休），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此间曾任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副会长，云南省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等职。已出版的文学著作有：《大峡谷之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淡墨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守望者的麦田》（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淡墨散文精品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4-23 05:49:16

乡官工作手记

敏奇才（回族）

一度时期，我曾在乡上担任过党委副书记，在老百姓眼里大概也算个“乡官”罢。当时随手记下一些东西，如今翻看起来，还蛮有意思的。

----题记

1、洋洋昏昏的“红脸”

北风呼呼地吹着，我缩在乡上这间房子里，听着风声，偶尔向窗外瞥上几眼，看会不会有雪飘下来。天旱了两个多月，尘埃弥漫着落在了擦了几遍的办公桌上，眼睛、鼻孔、口腔都有点干涩，渴望有场雪哪怕下场薄雪，也就满足了长期受干旱困扰的人们的心理。但雪像是被吹走了似的，不管北风怎么刮，东风怎么吹，就是不落。这时候人心焦急得像烧着的半截干柴，焦灼得没处放。今天也许不会有人来了。不管是县上的干部，还是村里的群众，恐怕都在暖和的屋子里打盹呢。想到这，人心里就有了一丝松懈和自我宽慰。

然而，在众人都不出门的时候，有个人偏偏还是来了。由于他的外表和长相，我暂且叫他红脸吧。他是来告状的。他进门后脸已气得发青，说话语无伦次，等他说完了话，我只听了个大概。他是为了孩子两块钱的试卷费而上访的。他说完了话，气并未顺，又张口骂学校，骂教师，骂村里的干部都是白眼狼，吃干饭的饭桶。我知道，这类群众是发泄怨气来的，让他发泄好了。他坐在椅子上脸红脖子粗地骂着，没有罢休的意思。大约骂了半个多小时，我没有阻拦，但他骂得太不像话了，简直是无理取闹，我的气也就上来了。我的脸色自已感觉着阴沉了下来，像外面的天气一样了。

他也是善于察言观色的，见我的脸色黑沉了下来，他也就止住了骂，伸手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了一页打印好的纸来，上面记载着学校收的钱数。我一看禁不住笑了，觉得他既可怜又愚蠢，既实在又无可奈何，总之，对他一句话却说不清楚。我劝他不要到处去骂人了，现在的乡村教师和村干部都很辛苦，尤其是村干部一年就那么一千来块钱的报酬，还得跑来跑去的处理村上大大小小的事务，既误了打工挣钱，又没人给好脸色，让他们够难为的了。再者你去破口大骂上一通，他们够伤心的了，他们的一腔苦水又到哪儿去倒呢？我对红脸好言好语地劝说了一番，掏出20元钱给他，让他把孩子的试卷费交了，不要难为老师。他有点感动，高高兴兴地走了。

红脸走后，我到包村干部那儿了解了红脸的情况。原来红脸的智力有点障碍，有好事者坐在阳婆旮旯里无事干，就拿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怂恿红脸，让其去闹村干部、学校教师、乡干部，把红脸当作是他们取乐的工具。包村干部对红脸也做了很多工作，可红脸就是认死理，认为乡亲们说的就是实情。我知道了红脸的情况，觉得红脸太可悲了，可悲得有点可怜可叹。

好多天没有见到红脸了，心想他肯定是不听那些好事者的怂恿了。然而就在这样想的时候，红脸拖儿带女地出现了。天刚麻麻亮，我睡梦中听到乡上的大铁门在咣当咣当地响个不停，以为是乡上的厨师上班做早点来了，也就没有在意，头一歪便又沉睡在了梦乡里。乡上坐久了便生就睡懒觉的坏习惯，因为你起早了没事干。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争吵，忽地睁开眼仔细一听，便知道是红脸来了。我连忙披衣下床出门去看。因为在乡政府里这样吵来吵去的，有些脾气不好的干部会被激怒的，更何况红脸是蛮不讲理听不进任何道理的人。我出门一看，忍不住笑出了声。原来红脸手拖着两个子女，打扮成乞丐的模样，像是要出远门讨要的样子。这次他是来向乡政府要灾民建房的。可是，灾民建房早在年前就实施罢了，已经没有那样一说了。干部们耐心地解释情况，他就是听不进去，威胁着说要是不给他灾民建房，他就要到县城上访讨饭去。面对他的大闹，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想帮上他一把，可乡政府太困难了，实在是拿不出一大笔钱替他修房。他闹着没有走的意思，乡上干部集资了300多元，让他暂时回家去维持生活，他接了钱看着数了几遍，说我还会来的，说得有点不好意思。红脸拖儿带女地走了，走得有点悲壮。

又过了一个多月，到了回族传统的尔德节，县经贸委给乡上拉了20袋面粉，让慰问特困群众。乡上把红脸也列在慰问名单之中。然而，就在乡上领导和干部去慰问的时候，红脸竟鼓动其弟和老婆一起抢了慰问其他特困群众的几袋面粉，让乡上领导和干部很难堪。当时围观群众很多，像赶集似的，乡上干部连忙慰问了几户群众就撤了回来。红脸这一闹一抢又好几个月没有了踪影。红脸就是这样一个人，让人哭笑不得，又让人奈何不了。有一段时间，我去省上争取项目，看到红脸在省政府门口转游，好像是上访的样子。我停车过去劝红脸回家去，他拿眼瞪了我一会哧地一笑转身跑了，像一个活宝，让人无可奈何。其实他心里也明白，省政府门口有武警战士站着岗，他是没有那个胆量进去的，更没有胆量拦截任何一辆进出的汽车的。由他去吧，说不定他还能在省城里谋上一份满意的工作呢。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既可怜又同情，这样一个洋洋昏昏人，竟被别有用心的人怂恿着花钱上访。我真希望他能自己独立思考一些简单问题，明辨是非，不至于颠倒黑白，让他自己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同情心的，也还是公正公平的。

在滚滚的人来车往中，红脸的声影一点一点地消失在高楼的缝隙中。他去寻找自己的人生坐标和路途。但愿他不会再被别人怂恿着上访胡闹，能有一点活干，自己养活好自己和家人。我真不希望他再次出现时带有让人无可奈何的寒酸样和拖儿带女的那种渴盼样。起码他还不是一个让人特别讨厌的人。

2、超生户的小花雌牛

国家免收农业税以后，最让乡上干部头痛的事儿，就剩下计划生育工作。咱这地方偏居西北的青藏高原一隅，天凉，农业生产落后，群众生活困难，文化素质低，传统观念一时难以改变，因此这项工作搞起来相当困难。在最远的路毛湾有一户计划生育钉子户，我刚到乡上时，大会小会必提此户。每次上门，乡上包村干部都扑了空，不见那户人家的影子，更不用说罚款了。

那户人家的户主是一位70多岁的老汉，膝下无儿，生有两女，大女嫁到了外村，二女招了女婿，连着生了三个女娃。三个外孙女长大后，老大和老二都远嫁他乡，三外孙女为了照看爷爷和父母，又像她母亲那样招了个上门女婿。凑巧的是，嫁到外地的大姐二姐婚后都生了儿子，单就这老三跟了她母亲的胎气，躲躲藏藏一拉溜儿生下三个女孩，父母亲和女婿都已断了生男孩的念头，可这老三心气硬，不生男孩誓不罢休。乡上计生干部听村里人说，她整日颠着个大肚子，还在准备超生第四胎，但每回下乡，就是找不见她的帽盖子。听着下面的汇报，我觉得这一家人有点可恶，竟然不顾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偷生超生，还公然与乡上作对，简直是无法无天。这叫同村的人学了样子咋办？看来，非得来硬的不可。在我义愤填膺慷慨陈词的时候，乡上的干部反而显得挺平静，这就让我有点想不通了。最后，乡党委政府联席会议一致决定，由我带队抓住人结扎，抓不住人重罚。

这天清晨，我带着包村干部老马、老丁、小赵几个一同前往路毛湾。此时正是麦苗拔节时节，清晨的太阳刚有一点热气，路边的麦苗上碧翠欲滴的露珠，就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亮，钻天雀一个劲地鸣叫着直入云霄。同车的干部们闭口不提那户人家，而是天南海北东拉西扯地谝闲传，似乎此时他们肩上没有一丝负荷，而是一次愉快地郊游而已。我努力地听着，听不出个所以然来。一路上看着路边绿油油的庄稼地，心中却没有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车窗外，三三两两的老者牵着耕牛，避让在路边的草地上，神情有点古怪地看着我们，满眼的迷茫和期盼。从那一晃而过的眼神里，我读出了他们的孤独和无助，幽怨和无奈。

这地方，家中的年轻人到外面闯荡世界去了，把养家糊口的担子扔给了老人。有那么一些年轻人，在外面也确实挣到了钱，却一分也拿不到家里，而是潇洒在了歪门邪道上。回到家里后撒谎说什么，在火车上被小偷割破衣服掏了去，或者工程完工后被包工头骗了，再就是没有找上活路，差点回不了家了。反倒让在田野里辛劳了一年的老人多了一份同情，觉着娃们出门在外不容易。第二年开春，这些年轻人又走了，挣了钱潇洒完了，又编上那么一个谎言，骗取家里人对他的信任，骗取家中老人对他的眼泪和同情。

车在路上颠簸着，田野上的绿色一晃而过。快要到达目的地了。我的心里反倒有点紧张，而他们几个却在闭目养神，对即将出现的场面似乎心不在焉。车转过了一座小桥，老丁说到了。我看离村子还有一百多米远，就问那户人家在哪儿？老丁指着半坡上一处绿树掩映的破旧房子，说就在那儿。让司机停在小桥这边，其余人跟我进村。老马说我们分成两组吧，我和老丁为一组，从房后抄小路，你和其他人为一组抄大路。三弯两拐，老丁和老马就不见了，我带着几个人直奔目的地。

霞光轻轻地流泻在了山坡上，村子里家家户户烟囱里的草火烟和煤烟，交织着缭绕在村子上空，像游曳不定的浮云，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缠来绕去。布谷鸟在树缝里嘹亮地唱着歌，像在欢迎我们的到来，又像不是。我无心看景，却留意山坡上那家的院落。一院低矮的土房大概是五六十年代盖的，墙上的泥皮剥落得凹凸不平，院墙坍落得没有一人高，两扇破损的门扇上拴着一截黑毛绳，意味着主人不在。门外的一棵大白杨树上，拴着一头花雌牛，比只羊大不了多少，正瞪着两只湿漉漉的大眼睛，一脸无辜地看着我们。站在门前，望着这低矮的房子和破损的大门，我心里涌动着一股难以自抑的伤痛和难受。那头小花雌牛吃着槽上的青草，望着我们古怪的神情，满脸的茫然和漠不关心。老丁和老马蹲在一截矮墙上抽着烟，望着远处发呆。他俩扭头看我时，眼里流露出那么一种坏兮兮的神色，我从那神色里似乎觉察到一点什么，却一时也说不清楚。

我从门缝里向里瞅了几眼，只见几只鸡在院子里走来啄去的，再没有其他生灵，要再没有这几只鸡，院门这么一拴，里面可就没有任何一点生活的气息了。老丁和老马他们蹲了一会说：“领导，今儿个不见人影，过几天再来吧？”找不到人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只好挥手让大家回。大家拍拍身上，其实身上也没有多少土尘。起身往回走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拴着的大门，门外那头花雌牛也抬头望着我们，一动不动的。小花雌牛这么一看，我脑子里忽地一亮，何不将这头小花雌牛牵上走呢，这牛一牵走，他人肯定会来乡上要牛。我让老丁和老马他们牵上牛，他们面面相觑，互相瞅来瞅去没有牵牛的意思。其实，包括我在内，我们的干部都出身于农民家庭，是在农村长大的，只要看一眼这户人家的房子和没有门锁的大门，就知道他们穷得只剩下栖身的土房子了，最值钱的也许就只有这头小花雌牛了。我让老马敲开邻居的大门，向邻居打了声招呼，牵上牛往回走。

回到乡上，把牛拴在乡政府后院的松树上，等了整整一天，也没有等到有人来要牛或是来赎牛。到了第二天早上，牛饥饿难挨，在树底下哞哞直叫。再等到中午还是没有人来要牛。牛还在哞哞地叫着。乡上干部问我咋办，我说这张口的活物再拴下去不是个办法，我能咋办，只有花钱请人先牵过去喂养着。

乡上的各种事务忙活了几天，似乎把牛的事给忘了，但经老丁一提醒，决定再到路毛湾瞧瞧，看人在不在。一日清晨，我带着上次的原班人马去了。大门依旧用毛绳拴着，院内几只鸡依旧在悠闲地踱来踱去，寻寻觅觅的。我内心一震，上次上当了。人肯定在家里面。我解开绳栓，推开大门径直朝堂屋里走。我身后跟着小赵他们几个年轻人，而老丁老马他们却蹲在门外没有跟进来。堂屋门开着，屋内没有人影，我伸手摸了一把炕上的被窝，被底下暖烘烘的，这说明有人刚才还焐在被子里，我不相信人会钻进地缝里了。里里外外找了几遍就是没有找见一个人影。就在我出门的那一瞬间，忽然看见门旮旯里有几双小脚在挪来移去的，像几只小老鼠。我轻轻地拉过门扇，看到的是三双惊恐的眼神，三个高矮不等的瘦小身子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头发乱奓着，脚上的鞋尖也都磨破了，脚趾头在鞋套里勾来勾去，显得有点害羞。我拉过她们，最小的一个因害怕“哇”的一声哭了。这一哭，让我想起了我的女儿。

我女儿比这最小的一个稍微大一点，可从来没有受过如此惊吓。小女孩哭着，小身子颤抖着，我估计是家里人在我们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就曾经恫吓过她。小女孩的表情好像见了吃人恶魔似的，满脸的恐惧。当我问及她们家里人时，她们再次睁大了眼睛，不肯说话，互相瞅着，不时地向院子里的洋芋窖那儿瞅上几眼。我知道她们家里人一定是藏哪儿了。我让小赵过去掀开洋芋窖盖，小赵在掀开洋芋窖盖的同时，惊叫了一声。我连忙过去往窖里看，只见一位满脸皱纹的老者，头发乱奓着，顶着一身土坐在洋芋窖里。我让他赶忙上来别阴着，老者见再坐下去没有多大意思，就站起身顺着一截短梯慢慢地爬了上来，然后坐在窖口的土沿上，听从我们的发落。

我问小赵这是谁，小赵说是屋里那三个女孩的太爷。我又问了老者，他有气无力地说，一家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让他一个孤寡老头照看三个孩子。又说，你们牵走了我的牛，等于掐断了我的生钱口袋，还把困难摆了一大堆。一说到超生问题，他就缄口不语了，再问，就是三杠子也压不出一个屁来。面对这种境况，我还能说什么呢？况且当事人又不在，真拿老者没有办法。再细看那屋里屋外，家徒四壁，穷得只剩下炕上的两床破被子，再就什么也没有了。看来，他们家里最值钱的，也就是那头小花雌牛了。可是牛现在已经牵到了乡上，再没有牵回去的可能了。我真为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放不下心，但国家政策再怎么通融，也决不可能再让他们家里添人口了。可是，现在当事人没在，我们还真拿老者没有办法。根据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家人生不出儿子是决不罢休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只有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帮助他们家脱贫致富，那才能遏制他们生育四胎，要不然宁愿当超生游击队也不愿回家。

我让老者拿钱赎牛，他竟一脸的茫然和无措，好像钱是天外之物。逼得有点狠了，他就瘪着嘴有了哭的意思，这是一种无法言状的委屈，此时，空气好像要窒息了一样，让人觉得喉咙里堵得慌。

这样的人家，罚他款真让人有点不忍心，可罚了款又能怎么样呢。一切事情等到腊月里农民工返家时再说吧。小花雌牛不是还在乡上吗？

后来，小花雌牛最终还是被乡上卖掉充进社会扶养费，老者再也见不到他的小花雌牛了。从此，这户人家就成了乡上定期跟踪的帮扶对象。在我调离乡上时，他家赶上了农村低保，生活有了基本保障。我的心里虽然有了些许安慰，可老惦记着那头小花雌牛，如今也不知被卖到哪里。它那湿漉漉的眼睛，好像还在望着我。

3、吃不消的“满眼笑”

满眼笑来了，确实让人有点吃不消，应付不了。她来一次，乡上就给她送一些东西，从来没有让她空手回去过，她是一周来一次，从不间断。要是给她东西少了或是迟了她就会动怒大骂，骂书记骂乡长，骂起来那是一套一套像唱戏似的。后来大家也就习惯了她的骂，她几天不来骂大家的心里就觉得缺了什么。她来了大家默不作声先让她痛快淋漓地骂上一通，后来，干部们开玩笑说，是满脸笑丰富了我们的乡村语言。经干部们这一怂恿，满脸笑像是对乡上干部有了一个模糊的认识，到了乡上要骂，骂得越重给的东西就越多，这一来二去的，乡上干部就吃不住劲了，再不敢怂恿满脸笑骂了，给满脸笑脸色看了。但满脸笑已经让乡上干部怂恿得骂惯了，不骂已经由不得她了。

满脸笑真名叫贾梅桂，无文化，60多岁，精神有点不正常，她以前曾因骂街而骂出了名，村干部对她不是太欢迎，村里人也不和她交往。她家里确实很穷，三辈人住着四间土屋，生活寒酸得让人看了流泪。让她不到乡政府伸手那是办不到的。她只有不断地伸手才能把一家人的生活维持下去。

一日清晨，我还在梦乡里，满脸笑未敲门就踏进了我的办公室，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我的心脏在咚咚地跳，看不清贸然闯进我办公室的人究竟是谁。我坐起来清醒了会，从床头柜上摸过眼镜戴上才看清是满脸笑来了。这大清早的你从哪儿来了？我问满脸笑。满脸笑说，你咋就不想一想呢，还当领导呢，你吃饱了睡在暖被窝里，你说我从哪儿来了？我一家大小饿了一天的肚子，冷炕空肚地贴着席片趴了一夜，我还能从哪儿来？你们当干部的一人饱了全家饱，我一人饿着是全家饿。你完全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一家大小的饿了一晚饿得慌，我大清早地就来了，没打搅你的瞌睡吧？也不要紧，把我打发走了你可以继续睡，你们干部又不拔田锄地，尽管睡你们的觉就是了。我还要回去照顾一家大小的生活和务操一把庄稼呢。你说怎么办？我一家人快饿死了，政府难道不管吗？

我权衡了半天，给了她一袋面粉，让她走了。到今天我才知道满脸笑有多难缠，才知道她拿不到东西是决不罢休的。她走前我让她隔一段时候再来，近期就不要来了，来了也没有东西给她。她笑嘻嘻地走了，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面吃完我还会来。

小吴说，满脸笑只要谁给她发上一次东西，她下次来时就专找谁，她像那个人欠了她似的，再也不放过。我算是吃尽了满脸笑的苦头。果然不出小吴所料，满脸笑再次来的时候就径直找到了我，又让我给她解决一些钱，她孙子病了住不起医院。钱从哪儿开呢，我是副职，更何况我又不分管民政工作，我做不了那样的主，她应该找分管民政的副乡长才对，但她就认准了一个理，我只有联系副乡长协调给她解决一点钱。就在我协调的当儿，她又骂开了，嫌我的动作慢了。她坐在我的办公室门前，高一声低一声地骂道，你们当干部的吃饱了哪里还管老百姓的死活呢，你们是给谁当的干部呢？你们就是这么当干部的吗？你们是一点也不爱惜老百姓的孽障。你们吃了喝了公家的还要拿公家的，真不要脸，把你们干部的脸丢尽了。等我协调好钱时，她竟然又说家里揭不开锅了，我又给她协调面粉。到最后她笑嘻嘻地背着面粉走了。

满脸笑过些时候就来要一次钱或面粉，她成了一个不听话的刺，不管你有钱没钱，不管三七二十一，脚一跺就要，不管你的难处。她要钱要出了经验和水平，有时鼓动别的人也来闹来要，让人苦不堪言。

又是一个让人无可奈何的人。

4、上访“专业户”老吴

老吴是第几次来乡上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在我报到上班的第二天大清早老吴就气势汹汹地领着孙儿来了，满脸怒气，好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他进了乡政府大门，跟谁也没有打招呼而是直奔乡长老于的办公室，可见他是轻车熟路，是老于的常客。老于还在睡梦中，老吴也不敲门径直推门进去了，可把老于吓了一跳。我听老于有点嗔怪地大喊:“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呢？把我吓了一大跳，你看你，进来是要敲门的，大清早的推门而入不好，不太礼貌。”老吴支支唔唔了半天，说我有天大的冤枉，也就顾不上礼貌了，望你原谅，你是大人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老吴这一说把老于给惹笑了。说你也总不能看着我光身子穿衣服吧。老吴便知趣地退了出来。

当时我对乡上的事情还不大熟悉，没有贸然问老吴要解决什么事。但老吴从老于的办公室退出来后便不放过任何一个申诉的机会，看见我便直截了当地说开了，你说可恶不可恶，你说可恨不可恨，你说气人不气人，你说……唉！他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你是新来的，你不知道我的情况，我儿媳叫人买了。我刚一听说，心中便大惊，买卖人口可是件了不得的事情。

这时，老于站在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上说，老吴的事情有点复杂，牵扯的人多，不好处理，在他儿子和儿媳的离婚一案上，法庭上有人偷梁换柱把老吴儿子的结婚证换成了假的，县上有关部门也未能解决，乡上也没有办法。老于说着摇了摇头。

老吴给我说完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直观感觉老吴有点冤枉。乡上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到县上去上访。

老吴为这件事来来去去的上访了一年多也没有结果，最后老吴去了一趟州上，这件事总算有了眉目。那天老吴拿着状子跪在州政府大门口，拦住了上班的一位副州长，副州长接过状子一看才知道事情的严重，马上批示县上有关部门处理。副州长这一批示，县上有关部门才有了动静，才开始重视老吴的事。

老吴跑了一年，挽回了一点损失。他总算没有白跑。

老吴的事情一完，乡上认为老吴再也没有什么事了。但老吴另一件上访的事情又开始了。听说是为了骡子被人盗窃一案而上访的。

我听干部们说，老吴上访的事永远也不会罢休也不会完。

盗窃案完结后又会是什么事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5、好人老李

老李是乡政府所在村的村委会副主任兼文书，同时也是乡上的厨师。我刚到乡上报到的时候，老李就是厨师。我上了好几天灶，就没有听到老李说过一句话，当初我还以为老李是个哑巴，心想乡上找厨师也不必找个哑巴，那么多人上灶多有不便。有一天吃晚饭，乡长喊老李，也许是声音小的缘故，老李置若罔闻，没有任何动静。我想这口哑耳背的多吃力。过了几分钟，不知谁捣了一把老李，顺手指了指乡长，老李才惊慌失措地抬起头望着乡长，张口打哑语似的问乡长。大家便哄地一声笑了。这一笑把老李笑羞了，他低了头默不作声。乡长又大喊了声：“老李！”老李这才抬起头向乡长笑了笑，向乡长走去。说我以为是喊谁呢。这时我才知道老李不是哑巴而是有点耳背。

乡上住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老李有点怪怪的，不爱说话。饭做熟了也不叫人，只是静静地等待灶员们来吃，闲了也不爱浪门子，更不爱谝闲话，就是爱看报纸。后来乡上组织了一次活动，老李喝了一点酒，老李喝了酒，话就多了起来，寻着人就说话。原来老李并不是不想说话而是怕遭人笑话和嫌弃。闭口是金。他挨着我有点微醉，说他不说话是避嫌疑，话说多了不好，尤其是在这乡上，他一个下苦人没有必要说太多的话。守住自己的嘴很重要，祸事往往是从嘴起的。他虽然多不说话，可是他知道的道理比我们还是要深刻一些，起码他知道最简单的一些道理，最简单的道理就是生活的哲理。看来我们得向他学习。

老李的品质是一流的。灶上的东西就是放烂他也不往家里捎带，宁愿烂掉东西他也不愿烂掉内心里坚守的本分。正因为如此，他在乡上做厨师的十几年里，从来没有人说过他什么，更没有骂过他，乡上的每一个干部都对他非常的尊敬。乡上不管做什么事情，或是发点福利什么的都把老李放在第一位，从来没有落过他。他优秀的品质决定了他的人格，然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过一丝一毫的自满和骄傲，一如既往地做着他的事，却丢落着家中的事，他是把乡上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他已经把乡上当成了自己的家。自己家中的事急死人的时候他也是那种平常心态，而乡上有一点小事则会把他急坏，急得跑来跑去。乡政府的人一茬一茬地走一茬一茬地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来去去的，只有老李十几年了没有走也没有换。那些走了的人偶尔回到乡上总要问起老李来，也有重感情的人路过的时候还捎一两条烟来慰问慰问老李。我就想，若是换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绝对没有那么多的人会想着要来慰问一番的。这就是老李的为人，我们远不及他啊。

早上他从天不亮就来乡上做饭。他的勤谨是乡上干部公认的，任何人对他没有微词。乡上干部早上起床都比较迟，原因是乡上的工作是阶段性的，没有机关那样齐整，一天的工作三天做完也行，因此乡上人也就有点懒惰。我刚到乡上时还不适应这种工作作风，早早地起床，然后在乡政府院子里转悠上一会，再到门外的马路上溜达上一会。可一回到乡上，大家的门依然闭得严严实实的没有起床的意思，寂寞的我只好到灶房里和老李说上几句不相干的话，老李是问一句答一句，就再没有第二句话。灶房里的火生着了，锅里的水也开了，老李掬起一把碎柴朝我的办公室走去，要给我生火。有那么几次在我的拦挡下他有点生气地说，您就让我生吧？您硬挡着让人有点难堪。我便不再说什么，让他去生。他生了火又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我是不忍心让一个年龄比我大十几岁的人为我劳动的，在乡上我虽然是领导，但我起码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自己还能干也愿意干自己的活，更不愿别人替我干活，也免得别人说我的闲话。老李干了很多活，乡上的干部还没有起床的意思，他也就不忙着做饭或是炒菜，而是背上一个背篼拿上一把小铲子在乡政府院子里转上一圈，把那些乡上干部随手丢弃的碎纸片、空酒瓶、方便面袋子等等杂物统统地收拾掉，把乡政府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样就给乡上的干部造成了一个错觉，认为老李做饭打扫卫生是应该干的，是老李的活儿。老李就这样不分冬春四季地干了十几年，这种事只有书记乡长知道，老李每年都要和乡上签合同的。在我看来，老李在乡上这十几年中，是把自己当成了乡上的一员，有些年轻的干部不知道，也以为老李是乡上的正式人员。其实乡上干部是没有把老李当外人看待的，只要从家里带了好东西也要分一点给老李，老李就觉得对不住大家，好像自己白吃了别人的东西，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报答人家。

今年开春以后，大家就觉得老李有点不大对劲，总是蔫头耷脑的打不起精神来，可谁也没有把老李的这点不对劲放在心上，因为老李一向是个蔫人，总是默默无闻的。过了好几个月，大家也就把老李的那点事抛在了九宵云外。有一天中午，书记、乡长和我坐在书记办公室里谝闲传，说说笑笑的，好像是在说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失了面子的事。突然老李轻轻地敲着门，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书记就笑着说，老李啥时候也学会害羞了，进来！老李就磨磨蹭蹭地进了门，站在门口搓着手，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乡长注意到了老李的情绪，起身拉老李坐在了她身边，故意开玩笑说，今天我要和老李亲近亲近。老李嘿地笑了一声，又默不作声了。乡长说老李今天是有话要说，你就放开了说，没有啥难为情的。老李嗫嚅了半天搓着手说，乡上厨师的活我恐怕干不成了。书记忙问是什么原因。老李半天才说，他在乡上耽搁不起了，乡上给的那点工资根本就养活不了一家人，这几年村里人到内蒙古去打工挣得钱比较多，他也想去打工，可想了两个月就是给乡上开不了这个口，再说自己给乡上干了十几年，对乡上有了感情。但是再不出去动弹着挣点钱，今后的日子就没法过了。现在他已经跟不上村里人了。老李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对他我们表示同情，对他的想法也有点担心。书记想了半天说，你去吧，你的岗位我们给你留着，你哪天不想在外头干了给我们通传一声，我们还是欢迎你的。老李起身摇了摇头，抹了一把眼泪退出书记办公室走了，走得恋恋不舍。他的这一举动竟惹得我的泪水哗地淌了下来，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任凭泪水流泻。第二天，我买了两包烟去送他，他已经连夜去了内蒙。

大概是过了两个多月，书记接到了一个电话，听得眉飞色舞。后来听他说是老李打来的电话。老李在那头说，他在那边有活干，也干得好，挣的钱也多，让乡上领导放心，今后也不用等他了，还说了一大堆感激的话。

听了书记的话，我的心里就宽敞了许多，在心中默默祈祷老李能挣到大钱。他是一个实诚人，也是一个好人，但愿好人有好报。

作者简介 敏奇才，男，回族，1973年生，甘肃省临潭县长川乡人，1995年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汉语系，1996年开始发表作品。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临潭县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4-23 05:48:26

三短章 聂尔

性感
　　有人说，事物表面的生成机制是极其复杂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结论。
　　但是，这个判断句式又奇怪地具有一种祈使句的召唤性质，要求我们专注于事物表面的肌理。这个言说的前提是我们原来一向是沉潜于深渊的。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我们不在深渊，我们也无从跃至渊面之上。
　　真正能够行走于渊面之上的，除了上帝，就只有风了。
　　因此，上述的召唤我们无从响应。
　　事物的表面只是令人苦恼而已。这是人与事物的紧张关系之一。必须剖开那只瓜，否则我看不到里面，一旦剖开，瓜瓤就变作了表面。这样，所有的事物就都是由平面构成的。几何学的基本原理只为了令人绝望。
　　让那平面上的光辉，挽留住并且安慰焦虑的目光，如同让水面的张力，怀抱住小船儿。所有船儿都是上帝的水中使者，获取安慰免除了焦虑的则是得到了救赎的人儿。但是，有谁能够指望真正得到上帝这样隆恩厚典呢？
　　邻家女孩青春的面庞早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现在她的曲线日益明显，短袖衫露出半截胳膊，裙子底下的四粒脚踝跳来跳去，发出令人眩晕的光亮。我（男孩子）迷茫的目光得到了安顿。但我没有经验，缺乏积累，因而根本谈不到坠入深渊的快感。除了心跳，还是心跳。
　　女孩不再发育，发育完成了，她在刹那间定型了。她现在的形状可以称之为年青：皮肤，头发，双乳，腰，及其以下。从此开始了约会。在公园草丛间，我的手义无反顾。瓜终于切开了。原来是又一个平面。
　　我们去看电影，我想看莎朗·斯通，她想看张国荣。我们手握着手，有时还接吻。接吻，就像《美丽心灵》里的那个数学家说的那样，是交换体液，当然交换体液的方式非此一种。这我已经都知道了。
　　莎朗·斯通的皮肤柔软，滑腻，轻薄，如同一层幻觉，根本经不住任何一把冰锥，因此只能由她自己手握冰锥。刺穿一个坚硬的表面，伸入到物质的内部，这是精神的能量之一，现在它属于女人，性感，肌肤，眼睛。所有的男人都要求自己被刺杀，条件是被莎朗·斯通的眼光抚摸一遍。
　　我要高潮。人们说。高潮就是最为光辉的表面，就连上帝也不能永远呆在那里。这显然是一个奢望。但是要的就是奢望。人们又说。奢望就是越过最多的平面，直至疲累而死。因此没有能够得到满足的奢望。
　　于是出现了性感，一个生动却又凝固，肉色而又虚幻的表面。这个读图时代最为巨大的创造物（如果不说它是一个怪物的话）引领着人们，在无数的表面之上旋转升腾。没有人说这就是天堂，但我看见每天都有人从他自己的天堂里奔出。
　　
　　
　　墙上挂品
　　应该在墙上挂一些东西：装饰物和艺术品，以使自己的居处富有情调，如果可能的话，让这些挂品显示出主人的个性，让人们走进一个人的居处，就仿佛走进他对世界的某种特定的理解之中。
　　这也是一种权利，表明人可以，应该，并且能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空间。
　　但是，事实上，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托尔斯泰工作间的墙上空无一物。对此应该怎么想呢？美术之于墙壁的装饰，是有些人所不堪忍受的。只能这样认为。
　　想一想自己的生活，应该也有一些佐证的。我的书房的墙上堆满了图书，书密集地排列着，书脊显露于外，但是隐隐约约，好像暴露反而是为了隐藏似的。当书达到一定数量时，书房便不再成为一个人个人的居所，个性在其中被消灭了。
　　正是因为成功地消除了自我，人们才会感觉到坦然。
　　书柜跟门之间，还小有空隙。这里挂着一幅当地书法家写给我的条幅：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河灿烂，若出其里
　　可以看出，这幅书法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反对装饰。
　　我是后来才明白这一点的。当初选择内容时，费了一番斟酌。后来明白，这是顺应了书房消除个性的要求。
　　当然，你也可以尽可能多地消灭墙壁上的空白，把它全部变为颜色。这样你就可以得到某种确定性：这是我的家，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
　　一个四壁空白的房子，像托尔斯泰工作间那样的房子，会使人感觉到异常的荒凉，除非你像托尔斯泰一样，具有超常的主观能力，具有上帝一样宏伟的创造欲望，而且不能忍受暗示，约束，导引，总之是不能忍受物质的压迫。
　　但是，普通人总是在物质的压迫之下，才会有安全感和温暖的感觉。甚至这种压迫不达到一定的强度，还不行。很多人家的电视机总是开着。活动影像成为现代家庭最好的挂图，而且是一幅（实际是连续运动着的无数幅）有声的挂图。这也是很多家庭不热衷于美术品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人处于外部的和内心的双重压迫之下。当内在的压迫成为五色斑斓的中枢神经爆破一般的景致时，墙上挂品不仅成为不必要的，甚至成为不可忍受的。诗意的栖居，是变动不息地追求，是冲破一切障碍，是在世界辽阔的文本上驰骋，姿意地胡涂乱抹。不要所有明确的标识和不明确的暗示，只要世界成为迷宫。
　　现代迷宫的典型，我至少想到两三种。一是舞蹈学员的练功房，宽敞，明亮，光滑，没有任何挂品，它的存在为的是使人的身体在里面达到高速旋转，如此，世界凝于一身。舞蹈演员只需要最小的居所，就是她自己的身体。她迷离的眼神无视外界一切，因为一切已进入她自己的内部。
　　美术馆，展品是流动的。一个人如若住到美术馆里，他不会觉得自己进入了天堂，很可能那里是地狱。没有谁的住处比美术馆有更多的墙上挂品，但是却没有人愿意住到美术馆里。眩晕，是美术馆致命的光辉，因为世界在你面前旋转；正如博物馆里的时间之流一样，你没法让它停下来。
　　多美啊，
　　我就要这一瞬间！
　　我们真正想的是这个。
　　所以，我选择四壁图书，隐隐约约的书脊之墙，以便我在其中低头凝思。
　　
　　手表
　　如今戴手表，不是为了给别人看。
　　但也难免给人看见。我腕上的这块手表，就数次被人看，并被人问。
　　有的人还要求我脱下来给他看。他看后又归还我，这是无疑的。但他看过之后，脸上就带有看过了的神情，让我有点不自在。我的东西被他看了，一个秘密被人肆无忌惮地端详了一番，尽管他并没有能够破解掉，但有被破解的危险。
　　手表本身是一个秘密：里面有机械装置，非常复杂，它可以循环地运动，与一往无前的时间观相悖，又相成。它的构成不是为了让人看，而是为了不让人看，它所给人看的，只是其表面。这正是所有秘密的秘密。
　　一个人为什么会需要一块手表，这也是说不清楚的。但有的人怪声怪调说，怎么又戴起手表来了？这真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幸亏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被人问得多了，我自己也纳闷。有一段时间，我时不时地把手表从左手手腕上摘下来，拿在右手里，仔细地看它。镜面之下，一个运动在转着圈进行，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出。
　　在黑暗中，我看它的夜光，绿荧荧的。让我想起小时候我捉住关在瓶子里的萤火虫。
　　我还想起从村庄上空掠过的飞机。我们相互吆喝着冲到院子里，举头望天，不顾太阳刺眼的光芒。飞机飞得很慢，呜呜地响，可以让我们看一小会儿呢。我们衷心地希望飞机能够在我们的村庄（只在我们的村庄）上空盘旋，我们不怕把脖子望断。飞机把天空变为一个场所，天空不再是无垠和空虚的，它原来也可以有物存在。
　　还有夜间的飞机，一盏天空上的灯。它虽然消失了，但是有理由相信，它会再次回来。我们的童年盼望那些捉摸不定又盘桓不去的事物。
　　手表就是一个永久的盘旋，为的是把宇宙描述为一个小圆之内单调的循环。
　　老鹰在天空的盘旋，也是为了描述宇宙的形状，就像人造的飞机一样。
　　博尔赫斯的所有散文作品，可以在我的手表里看到。人们不停地写，是出于对宇宙空虚的恐惧，但他同时却又最想描绘出这个空虚宇宙的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朴素不加装饰的手表，正如现在我戴着的这一个，它像博尔赫斯的文体一样，光亮，透明，干净。通过印刷文本，人们往空虚之上添加自己的创造物，但他同时表示，他所做的只为了表示一切都无可添加。
　　看着我的手表，我明白了，持续的运动本身就包含了悬念，不需要人为地制造一个悬念。
　　盯住我的手表，我的心会紧张起来。虽然秒针的运动永远也不会失常，不会发生任何意外，但是分针和时针所形成的那个角度总是出人意料，而且没有原因。
　　只表达那个包含了所有原因的原因，这就是手表的艺术。
　　
作者简介：聂尔，本名聂利民，男，60年代生人，现任《太行文学》主编，兼任晋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和晋城市围棋协会副主席。

一个人和他的文字

王海英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又一次踏上了湘西的土地。

春天的湘西最惹眼的是盛开的油菜花，与妩媚浪漫的桃花相比，油菜花朴素平凡，与漂亮豪放的梨花相比，油菜花平实腼腆。我们北方油菜很少，记忆中没有这样的金色海洋，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乡土湘西的惬意，悠然自得，阳光灿烂，蜂飞蝶舞。

但是，我知道，这一切美好的感受都是在为凤凰作铺垫，因为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凤凰。

在我的意识里，凤凰是与沈从文分不开的，这个地处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的小城，以其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文化形态哺育了沈从文，他笔下那如同世外桃源般美丽悠远的“湘西世界”到处有着凤凰的影子。

春天的凤凰绿叶含春，红花吐艳，满眼是细碎新鲜的绿。凑巧的是这次又遇上了纷飞的细雨，烟雨茫茫中，吊脚楼也染上了一些绿色，一串串红灯笼在尚未褪尽的薄雾缭绕下，灵秀、生动，充满柔情。

又一次在细雨中走上了红石板老街，因了这飘落的雨丝，视野里的一切都蕴涵着诗意了。老街两旁的木板店铺古风犹存，各种招牌醒目而恬静。丝丝细雨点缀着参差起伏的青瓦白墙，使凤凰更加古色古香。这就是曾经养育过沈从文的美丽边城。凤凰城里的沈家老屋，是一座典型的土家四合院，在这个三进全木结构房屋里，有着浓郁的湘西特色。这里陈列着沈先生的遗墨、遗稿、遗物、遗像和小书房，一切都如先生本人一样朴实无华。

南国暧昧的春风，缓缓地穿过古城沧海桑田的时光，轻轻抚摸着凤凰，我在沈家的天井里，抬头看着不远处的炊烟揉进苍白的天空。我知道凤凰是有故事的，因为沈从文，她的故事重重叠叠地荡涤在她的一颦一笑之中。

沈先生故居所在的中营街，铺面上到处是著作和传记，在众多古镇风景区中，这也算是独树一帜的了，是沈从文让凤凰飘满了翰墨书香。

文字是有力的，有着慈祥面孔的沈从文在这里是霸道的，他凭着手中的文字，把这里的许多人和景物据为己有，沱江就是其中之一。它静静流淌在凤凰城畔，象一条绿色飘带，依城蜿蜒飘荡，凤凰人把它看作是凤凰的魂。站在沱江边，看着那些有名的“跳岩”一步一墩地缀在水间，心便跟着它们跳到了对岸。对岸的吊脚楼上，一串串红灯笼如新娘脸上娇媚的红妆，映得小楼格外动人，倾耳细听，沈先生那沙哑热辣的情歌似乎正在吊脚楼头随风飘扬。

登上一叶木舟顺水而下，艄公执着长篙，木舟缓缓行走，粼粼水波伴着土家妹子朴实热情的歌声在水面徐徐展开，江水在绵绵的春雨中含情脉脉地承托着我们。放眼望出去，岚光与水汽相氤氲，仿佛在水天间扯起一幅薄绢，使山显得分外闲雅灵秀。河畔，有阿妹在淘米、洗菜、捣衣，阵阵杵声与姑娘的欢声笑语相应和。那些支撑起湘西民族特色的吊脚楼，壁连着壁，檐接着檐，悬挂在高高的河壁上。那和谐、淡雅的意境，只有从唐诗宋词或水墨画中才寻得见。

江水在诗画中荡着涟漪，山歌在江面上轻轻萦绕，人回到了岸上，神还留在沱江。

沈从文先生一生的眷念都出自这山、这水、这城，他的文思得之于水，又成之于水。水因文而秀，文因水而奇。我想我真是迷醉了，醉在沈老用那点点怀念、丝丝惆怅为我织成的一张网里，醉在沈老用那声声叹息、浅浅忧伤为我酝酿的梦乡里 ……

登上虹桥二楼，坐在窗前的木椅上，望着微波荡漾的沱江，脑海里一下浮现出《边城》里赛龙舟和捉鸭子的场面，“张耳听听，便可听出远处鼓声已较繁密，从鼓声里使人想到那些极狭的船，在长潭中笔直前进时，水面上画着如何美丽的长长的线路”。

黄昏来临了，“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平静”，“黄昏把河面装饰了一层银色的薄雾”。走在临江的街上，情不自禁仔细端详每一位擦肩而过的路人，我在寻找美丽善良的翠翠，寻找英俊聪明的傩送二老。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在其中的一座吊脚楼里成了家，我不希望翠翠还留在沈从文故居的那本发黄的小说里苦苦等待。

是这一江美妙的碧水，让翠翠们纯朴可爱，让这个湘西世界神话般美好，怪不得沈从文先生说：“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于我有极大的关系。”“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

踏着黄昏的雨滴，走上江边的一座吊脚楼，几样当地土菜，慢斟小饮，凤凰的味儿渐渐地在心里品味出来。同行的诗人马增祥先生即兴作诗一首：“临河脚楼半悬空，桥廊横波落彩凤，疑是十五满江明，渡头艄公说《边城》”我也跟着凑了几句：“雅坐吊脚楼，慢赏灯笼花。乐观凤凰景，小醉乾坤大。”

沈从文先生说：“水是各处可流的，火是各处可烧的，月亮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他的文字是水是火是月亮是爱情，如他自己一样微笑着凝视这个世界，这微笑渗透着善良、天真和童心幻念。他的文字有着山的厚重、水的容量，以山之厚、水之容去包纳百川，因此能于沉浮间不怨世，只静若幽兰，默默地将馨香献于世间，这份气度是我等俗人学也学不来的。

端起酒杯慢饮，耳边隐隐传来沈从文先生一咏三叹的竹雀鸣唱声，木舟拍打水面的浆声，水车转动的“咿呀”声 ……伴着这些声音唱起来的是热辣的湘西情歌：

天上起云云起花

苞谷林里种豆荚

豆荚缠坏苞谷树

娇妹缠坏后生家

歌声在我们心里氤氲出一片柔和缠绵。

“那晚的月亮隐到云里去了”，“细雨依然落个不止”，要是在白天，想必“溪面一片烟”了。

作者简介：王海英，从事散文、诗歌写作，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4-23 05:47:49

作者简介：彭图， 1981年到1985年6月任教育学院现代文学教师。1985年调《五台山》杂志社，任编辑、代主编、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有长篇小说《野狐峪》、《白虹》，中短篇小说集《彭图小说》、《我是谁》、诗集《中国谣》长篇报告文学《紫塞新歌》等。至今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约500多万字。

酒趣

彭图

饮酒本人生一大快事，生本不易，烦恼追随人直到老死，有大目标者，乃有大波折，大坎坷，于是有大烦恼。当大烦恼之时，人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当此之时，“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所以阮籍常一醉旬月，醉时骑驴顺路而行，走到路绝处大哭而归。所以李白说，“世间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所以鲁迅先生“醉眼朦胧上酒楼”。此决非庸庸于生命者所能领略。向来好饮者多好友，豪饮者多豪士。刘伶《酒德颂》云：“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方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庖执觚，动则携盅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枕曲而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有缙绅处士见他一丝不挂睡在家中，对他大讲礼法。刘伶说，天地是我的房子，房子是我的衣服，你怎么跑进我的裤裆里来了？唯刘伶能出此豪语，痛快淋漓，也唯刘伶能作《酒德颂》豪气干云，人生有一二豪饮者为友，实乃一大幸事。
饮酒有好饮，有善饮，有豪饮，有雅饮，有滥饮。好饮者每饭必饮，三杯两盏，细细品味，佐菜下饭，饮后通体和畅，是有酒瘾；善饮者饮而不醉，醉不出乖露丑；豪饮者生有酒量，饮酒痛快，决不扭捏作态；雅饮者不饮劣酒，对酒之清浊十分敏感，饮酒必择时、择地、择人，或花前月下诗酒唱和，或清词丽曲击节而歌，或围炉小饮契阔谈宴，或偶得佳酿邀知音同赏，饮酒非专为饮酒，助兴耳，怡情耳；滥饮者不分酒之好劣，饮酒无度，每饮必醉，醉后闹酒，败人雅兴，往往使同饮者不欢而散，是无酒德。
第一次醉酒是在十八岁的深秋，第一次喝酒也即在此时。此前从未尝过酒滋味。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家贫，粗茶砺饭尚难果腹，何能言酒？而更重要的是父亲年轻时曾大醉过一次，从此誓不饮酒。十八岁前我尚未成人，家中无酒也无缘近酒。那时上初中，逢了文革，被迫中途辍学，前途渺茫，心中郁闷，恰逢同村朋友娶亲，送了份子，一元钱就可在中午美餐一顿。检了一上午柴，回家已经过午，匆匆赶到宴席上，酒席已经零落，便与厨房做饭的，端盘忙乱的人们凑在一起吃。这些人都是酒席上老油子，大多又都是我从小玩儿大的朋友，便你一杯他一杯敬我这个落拓书生。初时不敢喝，你越扭捏他越劝你，于是索性放开胆子饮下一杯，开初只觉喉咙里热辣辣难受，三五杯过后，大概喉咙习惯了这种刺激，便一杯杯灌下去。朋友们起哄，都说我海量，一个个劝酒，一轮轮碰杯，后来是敞开怀抱，来者不拒，你敬我我也敬你，主动挑战，频频出击，村人们见我露了憨相，连连起哄，又是东家翁媪敬，又是总管傧相敬，又是新郎新娘敬……也不知喝下多少杯，村酿白干，极易上头，酒精开始在脑子里作怪，自我无限膨胀，以为自己是李白，是刘伶，是陶渊明；以为自己是鲁智深，是武松，豪爽，痛快，放浪形骸，明知别人饮水自己饮酒也不计较。渐渐耳热眼花，渐渐天旋地转，渐渐身子失却了重量，虚飘飘脚下如踩着绵花，眼前的人脸开始模糊，叠印在一起。我想我是醉了，这醉字一在脑间出现，便忽然走马灯似地涌上许多不愉快的往事：失学的苦恼，前途的无着落，家境的贫寒，初恋的失败……只感到心口堵得慌，想哭，想喊，想唱，想向人诉说，但脑间还是清楚的，若无人诱引，也不致失去控制，偏同桌几个喝醉酒的胡说起来，轰闹喧嚷之间，不知什么人的什么话触动了我的哪根神经，望着亲亲蜜蜜向我敬酒却劝我少喝的新郎新娘，两汪热泪忽然滚滚而下，酒力一催，竟呜呜咽咽大放悲声。
一醉醒来，已是晚上十点多钟，窗台上煤油灯结了个大大的灯花，忽悠悠摇曳着，炕沿上佝偻着老父的背影，烟锅里红光一明一灭，伴着一声声叹息。此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自己怎样回到家里，又是怎么躺到炕上的。只记得仿佛吐过，想回忆起那一段的经过，却无论如何唤不起哪怕一点印象。老父见我醒来，立刻变了脸色，倒了一碗白开水，看我喝下，便开始严厉申斥我，并训诫我以后再不可喝酒。
然我终不能戒，不久又大醉了一回。
彼时正讲扎根农村，大学既不招生，高中又念了半年也退了学。正逢青春年少，爱情成了第一需要，与北京女知青同是天涯沦落人，来往逐渐亲密，正谈得如胶似漆，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时候，她的父亲平了反，她要回京上大学去。我正在一山村小学教书，听到消息赶到车站去送她，她已乘车走了。从车站返回，我情绪低落，心境烦乱，一个人在镇上一家小饭店要了一瓶酒，独酌独饮，直喝得烂醉如泥。
此后，学会了画炕围，匠人一动手，就得一壶酒。东家为了你尽心竭力做营生，好酒好菜管待，出于礼貌也得喝个三盅五盅，然而却从没培养起酒瘾来。
二十多年奔走生活，辗转于穷乡僻壤之间，艰难坎坷，竭蹶潦倒，孜孜然累于口舌，衣食尚且难保，漫说无酒瘾，即使嗜酒如命也无余钱买酒。也喝，但都是断断续续，偶尔参加酒宴，虽则是亲朋所请，然酒醉后难免出乖露丑，惹人不齿，饮酒便总饮不起兴致来。至于交际往来，上下逢迎，或为某种目的，为完成某种使命去饮酒，则更非出于所愿，有时也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博得一醉，醉后却往往自悔。
醉后不悔者也有，每次笔会、组稿会四方文友萃聚，高朋雅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更加女士杂从，身融自然，或登名山，或临秀水，襟开怀抱，胸畅肺俯，目所接则赏心乐事，耳所聆则至言趣谈。至今记的第一次开笔会，初会文坛豪友，壮兴逸飞，一文友为贺作品采用，买酒请客，小瓶汾酒买了十几瓶，几个爱饮者聚于一桌，猜拳行令，诙谐笑语，心情朗快，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犹自高喊来酒。醉后回房，相聚一室，各谈自己初恋，醉后吐真言，讲得蔼蔼切切，一下子解除了各自心理障碍，感到友情的笃厚与珍贵。前年岁末，天降大雪，久居陋室，顿生烦懊。天色将暮，又逢停电，正然枯坐无聊，忽有二酒友来相招，邀至一店，声言只谈喝酒，不涉其它。三人要了三坛老白汾，一人手把一壶，一人面对一杯，凉菜均为尺二大盘所盛，中间置一大火锅，咕咕嘟嘟白气袅袅，店内别无他客，桌上点几支白蜡，烛光摇曳，昏黄色彩中面对窗外暮雪，自斟自饮，谁也不劝谁。边饮边海阔天空谈，喝到兴浓，轮流唱歌。一顿酒喝了五六个小时，三坛酒下肚，三人竟只微醺，踏雪归家，一夜睡得黑甜。
虽则不悔，但醉后身体总是不爽，莫若一次小饮饮得有趣。那年，于偶然中识一女友。一天，她遇了家事纠纷，我正一个人闲愁寂寞，在一小酒馆中不期而遇。因相识已有一段时间，此次恰又碰到一起，便移桌一处，买了几个菜，要了两壶酒，拣一僻静座头，相对饮酌。各自默默无言，却又似深知对方心事，此时无声胜有声。饮罢分手，竟有点恋恋不舍起来。然而，一饮一酌之后，各自心中块垒已然消释。此后见面虽无深一层关系发展，那次小饮却在心中留下深深印痕。
真正放开酒量，赚得酒名时已年近不惑，家小户口终于进城，房子也分了一套，生活安定了，事业上也略有小成。彼时正逢中国那个最为浮躁的年代，乡镇企业方兴未艾，国营企业改制承包，干部文人经商下海，文化、企业联姻，省里成立了作家企业家协会，我跳出单位，借调协会，当了个记者站站长，写开了有偿报告文学，参加进这一举国浮躁大合唱之中。文学界笔会、创作会、研讨会不断，这个成立会，那个代表会，进修班、读书班、作家班、少则三天五天，多则一月两月一年半年，国家那时好象很有钱，一开会必有酒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再加写报告文学结识了政界、军界（军队也办企业）、企业界人士，每采访，必招待，一招待都有酒，都说是“李白斗酒诗百篇”，文人不喝酒还叫什么文人。人家这样说，自己也这样认为，又都说喝酒好办事，为了采访顺利，为了要钱顺利，便放开量喝，也不管什么身份了，也不管什么文行了，硬着头皮，厚着脸皮，东奔西颠，周旋交际。人说你都成社会活动家了，听这话时，心里不快，仍得强颜欢笑。再有婚丧宴席，故人相逢，朋友相邀，一年三百六十日，就有二百多天与酒有缘，曾吹牛说一年要喝下一百公斤酒去。赚得了酒名，却浪费了生命，失去了时间，中午喝酒没了下午，晚上喝酒没了夜晚，哪有时间去创作？有偿报告文学是一堆文字垃圾，污染刊物也污染自己，所以人说起“李白斗酒”云云我只有苦笑。
我饮酒介乎豪、滥之间，生有海量，饮酒痛快，从不推三阻四扭捏作态，不喜一口一口啜，而是一杯一杯喝，谓之豪饮；不分场合，不管酒之好坏，不论为何而饮，不辨与谁而饮，则又近乎滥饮。我并无酒瘾，却有酒量，一般在桌上对手不多，酒醉从不闹酒，有睡而已。于是也不怕人劝诱，又喜挥臂捋袖猜拳喝令，粗喉劣嗓高谈大喝，外人看了，整个一个高阳酒徒。因此上，交了一帮酒友。张兴斋把酒友分为五类：“上元须酌豪友，端午须酌丽友，七夕须酌韵友，中秋须酌淡友，重九须酌逸友”。我这些酒友，豪、丽、韵、淡谈不上，只知今日来邀，明日来访，中午喝了晚上喝，头天喝了二天喝，三天五天，每天两顿，“止则操庖执觚，动则携盅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喝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精神萎顿，脸色腊黄，十天半月恢复不了元气。
如此滥饮无度，我内心是深不以为然的，为此也和朋友们闹过一些不快，但事后想来，却是自己的不对居多：我无酒瘾，又一心惦着写作，一顿两顿陪得起，三天五天受不了，于是电话不接，敲门不开，朋友自然烦恼。
饮酒需有节制，从道理上讲并不错，然当久别重逢之际，好友相聚之时，或有喜庆之事，畅快之谈，则不可不醉，心有烦忧，生离死别之时则不能不醉，我有其能，人皆慕之，我有其德，人皆敬之，则不得不醉。当花好月圆，心情畅快之时，邀二三好友，或家中，或饭店，闹几个菜，提几瓶酒，边饮边谈，兴尽而散，岂不快哉！
近年来家境渐裕，交游日广，饮酒之时遂多，酒名既出，酒友骤增，三日一饮，五日一醉，每于醉后体味酒中之人生，似有所得，想起饮酒一些往事，总不能忘怀，是以拉杂记下，题为《酒趣》，以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人消得人憔悴”云。

离开可以不是永诀

　　　　　　　　　　　　　若荷

　　天是浓阴着的，有小雪花一样的物质从高处飘落在头上，总怀疑那就是深冬的雪，尽管我知道它的脚步还离我所站立的位置很远。因为就在前天，我还穿行在斜着小雨的人行道上，就在昨天，阳光还暖暖地照在每个人的身上，以微笑的姿态照临所有人也以暖冬的热情抚慰所有人，我默默领受着一切阳光的照临，陶醉在一丝微微的幸福感里，安心到不再去关心任何一个与己无关的事情。有了这些微暖的阳光的安慰，一颗心仿佛踏实了很多，万物复苏或者眠去，又与我们有何相干呢？
中午时分，太阳终于从浓阴里露了出来，终于让我看清了那小雪花一样的物质，是燃烧过的冥纸的碎小灰屑，那些碎小的灰屑经了一阵阵无序的寒风的吹扬，飘向天空然后在潮湿的空气里再轻缓地飘落下来。在它们飘旋而落的一刹那，深思着的耳朵终于恢复了听觉，我听到不远处角落里有人在低低的哭声，像是在哭诉着什么又像什么也没诉出，最终是悲伤声调压倒了哭诉的语言，是她脚边燃烧冥币的瓦盆让我晓然了一个沉重的事实。有一刻钟的时间，我停住欲往回返的脚步，看角落里那个焚烧冥纸的人，我想知道她们在为谁燃香，又为谁在这安放逝者的地方。整整一天的时间，我和家人站在风里，站在一个叫火葬场的地方，和亲人做最后一次告别。逝者毫无知觉地躺在冰冷的水晶棺里，面带僵滞的笑容。那是怎样的时刻？什么样的日子？又有谁，还在那一天与他同行，永远都找不到回家的归程？
据说这些燃烧过的纸灰是冥界的金钱，是逝者上路时必备的盘缠。我仿佛看到，一队身穿白衣白裤心事重重的人在默默前行。肩上的背囊亦是好轻好轻，世上一切沉重的东西包括金银包括生前可以以命抵换的珠宝，甚至连同这些轻飘如蝶的纸灰，他们什么都带不走，唯一可以带走的就是时间。纸灰纷纷扬扬落下来，落在燃烧着的冥纸堆上，落在无语的屋檐上以及临近的植物上，轻慢地挂在上面一会儿，然后又飘到人们的身上。这个冬天因为这些纷扬的烟灰显得凝重而湿冷，它们粉碎的身体将沉闷的天空衬托的得更加阴霾。
躲开那些阴霾，我一整天藏在书房。因为写字，我比家人多了一部分设施，电脑、书桌。我可以在这里面打字，写下一些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因为天气寒冷，我开始打开空调，一边听着电脑上的音乐，一边再占领客厅的一角，无头无脑地看电视里的动物世界。我很喜欢这个节目，我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浅薄，浅薄到只喜欢看动画片和动物世界的地步。但我喜欢那些动物，喜欢荧屏陆续出现的几只有着黑白相间的羽毛的白色天鹅。它们弯着头，两对两对的将身体温暖地靠在一起，那是在一个水边，整个区域都是动物的世界，大到天鹅，小到昆虫，我睁大眼睛去看着，希望它们在一起会和睦相处。
　天鹅们也只能和睦相处。它们只会迈着善良的步子捉取一些草类和鱼类的食物，那些昆虫隐匿在岸边的草丛里，看不见它们都在想什么，人类永远不知道它们久躲在草下，或暴露在草尖上，竟然是为了什么？生命的需要还是求得同类的遥望？人与动物之间的思想，仿佛永远都不可能沟通。人与天鹅之间，更不可比拟，从感情上，天鹅是一种比人类更加专一的动物，如果哪一天有一只天鹅离另一只天鹅远去，再也不回来的时候，那么这只活着的天鹅会永远停留在与那只天鹅同共生活过的原处等待，不吃不喝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音乐为最后的那只天鹅响起，像是替爱情奏响的哀歌，每看到这些画面，我都会热泪盈眶。我的脑海里所有的词汇只剩下两个字眼：离开。
对人类来说，离开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它那么沉重，但又是那么轻而易举。就像我的公公，早上起床，只不过去了卫生间一下，就轰然倒地，再也没有起来。离开，就比如那条马路上，两个小伙子在吵架，你推我搡，谁也不让彼此。吵着吵着，一辆超载的重型卡车驶来，轮胎由于超载压迫而爆炸，卡车冲向路沟，而那两个站在马路上吵架的小伙子，旋即被卷入车下。有人说，两人身上唯一还可以整存和辨认的，是其中一个小伙子腰间的一部崭新的手机。如果说离开是容易的话，在这场车祸中，他们的离开又是这样的令人惊心动魄。
我们每一个人，迟早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平平淡淡也好，轰轰烈烈也罢，不管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到那时，所有的爱恨情仇，都在离去的顷刻间化为乌有。记得一个长辈，五十年前由组织安排与丈夫结合。她不爱他，经常在生活琐事上轻薄他，却在他去世之后，倍加爱惜起他留下的每一样物品，仿佛那些遗物带有他的呼吸，他的知觉。她用泪洗着自己曾经的过失，用悔恨挽留着关于他的每一寸记忆。同样的一种离开，又成了不同方式下对人生意义的警醒。仿佛只有离别，才能使生命更多了些沉重，多了些意义。离开在这里，对于生者来说是一种无奈，离开两字，对活着的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惩罚。一声清脆的啼哭，又一个新生的婴儿出世了，是一个男婴，在一片欢欣之中，邻家的亲戚高兴得合不拢嘴。这个世界，注定了不断的新生，陆续的死亡。这是人生的常态，是人类生命的规律。经历了身边的生命的远去，经历了不可挽回的生死别离，人类才会在痛苦与无奈中逐渐坚强起来。
有时候，离开可以不是永诀。离开，有时是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一个人，离开一份感情……我对后一种的所谓离开束手无策。有一次到集市里买几只花盆，一个小摊一个小摊的逛。见到唯一喜欢的一个样式，蹲下去准备挑选时，摊主才告知剩下了最后一个，其他的都已经卖完了。怀着遗憾，只好买了塑料的花盆，暂以此物代替彼物。现在的东西，有什么是不可以代替的呢？从感情到物质？想起一个电视剧里的一段对白：你是一个坏人，你从别的女人手里抢了我！不知道有什么是可以从别人手上抢到的，倒是一直以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抢”来形容，唯有感情不能。既然人家都这样说了，那还有什么理由坚持抢了别人的东西而不放手的呢？于是她选择了离开。
今年的花盆犹在，去年买的几盆蝴蝶兰，有一盆在我的精心培育下活了下来，这本是生存在南方亚热带的植物，在我这并不宽敞的北方居室里散叶开花了，抽出六七支花箭来。我想像着它们不久开出的花朵，那深紫的颜色，如贵妇人的眼眉，是何等的美丽照人？坐下来看电视，肥皂剧中的男女主人对白让我警觉了一下：我真的不知道，其实，在我还没有认识他以前，他就已经爱上了别人……感谢我的宠爱之花，这是谁也不能与我相争的了，我深爱着这些它们，我是它们唯一的主人。
冬天离我渐行渐近，寒冷逼仄下我仍希望天空下雪，把一切不愉快深深地覆盖。雨水会冲去烙在心头的创伤吗？寒冷会切断韧如蒲丝的记忆吗？天冷了，起风了。下雨也好，看泥泞的路上以极快的姿势结成一层厚厚的冰。我包裹了自己，不出门，也不待客。木头一般的心，应该是冻不疼的罢？面对生死别离的哀伤，我苍凉地转过身去，然后轻轻地离开。我想还记忆一个场地，好给这个繁杂的世界留一些情感的空白，然后，在记忆的雨帘之外，许下一个遥远的期待和祝福。

作者简历：宋尚明，笔名若荷，大专文化，教师，自1985年发表诗作，迄今已发表散文300余万字，作品散见于《中华散文》《散文选刊》《延安文学》《散文百家》《山东文学》《散文世界》《名作欣赏》《厦门文学》《岁月》《辽河》《芒种》《文苑》《妙语》《中学生阅读》《博爱》《家长里短》《农民日报》《中国教师报》《教师报》《语文报》《中国青年报》《珠江环境报》《齐鲁晚报》等100多家报刊，作品入选《2006年度中国散文年选》《影响人一生的100个父爱故事》等，多次获奖。如今主要从事散文创作。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4-23 05:47:20

伯父

李家淳

自记事起，“爸爸”一词就不曾从我嘴里出现过。面对一个身材瘦削、个子中等的种田男人，我平素总是呼他为“伯”——一个单音节的名词。并且这样的呼唤次数不多，往往要到迫不得已的时候，譬如要钱缴学费、买文具，或者去田里喊他回家吃饭的时候，我便会简短地、嗓音低沉地叫一声“伯”。

少年时，我实在弄不明白姆妈为何要让我们兄弟几个唤父亲做“伯”，而且即连“伯父”都不是。每次听到隔壁的美子甜甜地喊她父亲为“爸爸”，那种亲热、贴切、顺理成章的感觉，真让我很是羡慕。我们唤父亲为“伯”，别扭、生硬，听起来老大不情愿。恐怕他也一样，总是不太喜欢这个称呼吧。看他一脸严肃的表情，估计八成也是不乐意的。不管父子双方做何感想，我们家只有“伯”，没有“爸爸”、“爹”之类的呼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渐渐地熟悉了这样的叫法，接受了“伯”就是“父亲”的事实。
　　我是二十四岁那年定亲的。双方父母，即我家的“伯”、姆妈和她家的“家”、“奶”（呵呵，比我家的叫法更别扭）要求合合八字（老家的风俗：男女订婚必须八字相合），我才认真地了解了一下对父母称呼上的禁忌问题。据八字先生讲，小孩子出生后，如果出生年月与父母的生辰时间相克，孩子就得改口，用另外的称呼叫自己的父母，越是隔开辈分，叫得疏一些，就越是平安无事。难怪，我得叫父亲为“伯”，而妻子竟然把父母叫做“家”、“奶”，也许她的童年比我还郁闷吧。
　　“伯”的称谓横亘在我与父亲中间，两个男人，一老一少，长达三十余年，我们之间便注定了会是一种感情隐忍的关系。对于父亲的远年旧事，我陌生得恍如隔世。那是另一个世界，遥远、模糊、虚妄，听来的故事带着明显的不真切。

姆妈说，父亲十九岁被抓壮丁，与同村的十一个男人一起被绑着去了战场。做裁缝的爷爷伤心过度，咳血而亡。小脚奶奶求神拜佛，无济于事。作为童养媳的姆妈刚满十六岁，下面的小叔又患病落了残疾。没奈何，奶奶和姆妈只好关了裁缝铺，开起了一家门面窄小的店，卖酒水、豆腐聊以度日。这样一熬就是三年。三年后，从抗日战场死里逃生一路乞讨的父亲回来了——同村的人只剩他一个幸存者。我们的家族得以绵延下来的因缘，就是父亲面对着爷爷已去，一家破败的境况而跪伏在老屋门口开始的。

我所感兴趣的，并非是我们兄弟何时出生，倒是父亲为何去参加了抗日战争竟又回来？他在外面为何没有混出个名堂？该不会是逃兵吧？这些疑问压在我的心里，憋了好久，始终没有听到过父亲说起，而姆妈又往往语焉不详，前后矛盾，直到现在还是个悬案。对于那段经历，父亲只有几句话：“四十八天打衡阳，小日本的飞机天天在头上像鬼叫，我们把死尸拖在一起做掩体……”就把他在外三年的当兵生活高度概括掉了。迄今为止，我未曾去查过历史资料，未曾印证一下父亲的经历。反正，我们家后来被划成贫农，我们的身世就得以固定在了乡村钱戳湾的几间破屋内。

作为种田的父亲，除了大哥、大姐有机会与他共处一陇田干过活，像我，比唤他“伯”还要陌生。十五岁以前，我去放牛、割草、砍柴、浇菜，这些活计都是姆妈安排。大哥、大姐年龄大，在生产队挣工分，算是全劳力。父亲和他们说话时，声音温和、柔顺；二姐从十二岁起患心脏病，干不得重体力活，基本上在家养病，顺便也帮姆妈做些针线活、煮饭，她也备受关爱。三姐、我、小弟就不同了。我们三个年龄小，不仅读书要花钱，照父亲的说法，我们“纯粹是个消费者”。因此，那些年月，父亲几乎没有和颜悦色的时候。尤其是我，天生一副反骨，在他疾言厉色之下，我的逆反心理特重，往往在家里大唱反调，在外也惹事生非。结果，我没有少挨棍棒的“教育”。每次，当我被这个国民党的老兵吊起来，一下一下被打得鬼哭狼嚎之际，姆妈便眼泪汪汪地替我求情，一家人围在我面前，拼命叫我向父亲讨饶。谁知道我这个“逆子”除了哭，就是不低头。父亲气得半死，一边打我，一边对姆妈呵斥：“慈母多败儿，都是你宠坏了他！”因此，很多年里，父亲实在是懒得多看我两眼。记得有一次，因为和三姐争一把算盘去上课，我们在家打了起来。父亲不问青红皂白，又把我打了一通。而三姐，却躲在旁边幸灾乐祸。我觉得父亲总是偏袒女孩，一赌气跑出了村外，躲到菜地藏了起来。夜色悄悄地降临，我听见了父母亲焦急的呼唤声。事后，我听姆妈说，其实父亲还是很疼我的，每次打完我，他就后悔。这些子女中，只有我的学习成绩最好，父亲是希望我长大后能够光宗耀祖，别像大哥他们一样趴在泥土里忙活一辈子。那时候，我哪里会相信呢？我们之间，日日在屋檐下相见，可话语却少得可怜。
　　一九八零年，五十岁的父亲突发脑中风，二姐病逝。我们家算是跌进了深渊。患病后的父亲整日躺在床上，半边手脚瘫痪，情绪郁郁寡欢。他变得喜怒无常，动不动又哭又笑。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搬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阳光淡淡地照射下来，他脸色阴沉，嘴角歪斜，长久地盯着地面出神。偶尔，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打衡阳那阵，我哪里会想到今日？现在我冇个卵用，叫狗都不应声了。”说这话时，几滴浊泪从他眼角滴下来。我能觉察出一个强悍的男人陷入孤独、无助、悲哀的情绪中无法自拔的心境。我们只当那是一种病症，日子长了，总会感到不耐烦，就都由着他。除了姆妈陪着他，给他安慰，并且不厌其烦地听他说些陈年旧事，大家都不再过多地留意他的情绪起落。

我在外教书、娶妻、生子，父亲是用一个病者的姿态旁观着，他失去了帮助我的能力，而隐匿的爱却悄然漫溢。有一年夏天，我独自去插秧，父亲一瘸一拐走了五里路，为我送来喷药用的农具和当天的中饭。太阳很毒，马路上尘土飞扬。他站在路边，发音不是很全，声音已然苍老地唤着我。我看见他病残的身体歪斜着。噴雾器压在肩上，好像一根大树干压着他的半个身子。烈日下，他被汗水和泥尘涂抹的脸颊变得黄白青绿。目送他归去的背影，我的夹杂了复杂情感的泪水，滴落在饭菜里。
　　一九九四年初夏，父亲走完了他的七十一年人生。临终时，他对姆妈说：“我供老二读书最多，苦了一世，病了半世，刚刚想过几天好日子，享他一点福，没想到就等不上了……”。

他去世后，我慢慢咀嚼着过往岁月。关爱、哀痛、刚直、守望……这些词汇一一涌上心头。父亲，——“伯”，似乎就在另一个世界看着我们。

轻轻呼唤着“伯”时，我觉得如此地亲切和歉疚。
作者：李家淳简历：李家淳，男，生于上世纪60年代，原籍江西石城县。先后从事过教师、农民、外资经理等职业。2005年开始写作，在《散文》、《百花洲》、《粤海散文》、《佛山文艺》等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作品近二十万字，曾两次活得散文奖，作品入选各种选本。现居广东省佛山市。

作者简介：李剑啸，1971年生，山西省晋中地区作协理事，晋中市诗歌协会理事，介休市作协副主席。92年起在《当代青年》、《散文诗世界》、《黄河》、《燕赵诗刊》等6０余家官刊和《北美枫》、《秋水诗刊》等4０余家国内外民刊发表作品500余篇，入选《中国超超主义诗选》等。著有《太阳照在群峰之上》。

树木和城市的秘密

李剑啸

诗人于坚在他的《棕皮手记》里反复写到了梧桐树，这种在昆明随处可见的植物，让诗人真切感受到了生活的平淡和波澜。

记忆里，自己居住的这座城市，也有几棵树是一直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在日见高大、虚伪和隔膜的钢铁建筑群中，树已成为城市中唯一柔软和秘密的所在。首先是自家院子里有一棵白丁香，树龄并不长，是外祖父手植的。外祖父原籍天津，见多识广，加之家道殷实，故能种下这么一棵充满诗情画意的树。长大后，我曾专门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去找，没有发现第二棵，这也像极了外祖父的品格，天生奇才，孤标傲世，二十几岁便被旧时代的县长从千里之外专门聘来，开设了本县首家石印厂。石印厂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经济意义到底有多大，我没有专门考证过。但翻开新版《县志》，当年记载的只有一件大事，就是开石印厂这件事，足见其影响深远。种白丁香的这个院子，也恰是石印厂的旧址。小时候，并不懂这些，只记得春天刚至，这树便开了一树细碎的白花，待花事稍谢，才开始长叶。初时叶子很小，不几天便绿叶满枝了……是那种薄而翠、又透着点鹅黄的浅绿，特别适宜于入画。若是晴天，招来蜂飞蝶绕；逢细雨，亦有暗香浮动。这时，便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齐整而古旧的院子里，独自看上老半天。有时也冒着危险，攀折一两枝下来插在水瓶里玩。外祖母和母亲照例是不应允这么干的，不为惜树，只为此花奇香，又寄生着些微小飞虫，或许是有毒的。如今，当年幼小的我已过而立，树也正逐年老去，树冠小了大半，可依旧在不声不响地开花、长叶、结籽、凋零，香味却是明显地少了，鸟雀和蜂蝶都吸引不来，连8岁的小女儿都不曾好奇地注意过它。

稍大一些后，巷子便成为玩耍的主要天地。巷中与巷口的两棵古槐成为亲密的伙伴。捉迷藏、逮蜗牛、弹玻璃球……一年年槐花飘香里我们自由地长大。这两棵树树龄不详，大概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吧，如果照传说中是张飞手植的话，则更早。树干需三四个大人才能合抱，只是内里朽空，外面仅剩一层表皮包裹着。树冠在经受了多年风雨后，已尽失繁华，如风烛残年的老妪。据母亲回忆，巷中那棵槐树曾于40多年前遭遇雷击，因此更显单薄。但仔细看看，却愈见情致，它树冠虽小，树干弯背处，枝叶却较茂盛，若开些黄白的槐花或结出暗绿泛黄的槐荚时，乍一看犹如凤凰展翅。巷口那一棵则虬枝杂干，须发怒张，盘绕有致，一棵手臂粗细的侧枝还远远地向前探着，象传说中的龙头，引人无数遐思。在那些没有电视的年月里，大人们在树下吃饭、聊家常，遮遮掩掩地谈些时政，或在黄昏时说些与这树有关的诡异故事。最神秘的是，老人们称这两棵树灵异，时不时有人远道而来，焚香求药。在地上摆一黄纸叠成的笔架，大约过一个多小时，笔架中就会出现些许黑色粉末，我曾亲眼所见。是幻觉？是骗术？或是真实？至今不解，但这两棵树对芸芸众生的庇护得以彰显。

那时常扶了外祖母到小街上去。街面由长条青石铺成，街道窄而短，且阴暗。彼时的街上，虽然革命化的口号和行动“余韵”不绝，但平淡生活还照常在进行。钟鼓楼尚在，上着宽条木板的旧铺面尚在，古县衙前的两棵紫桐树也正值当年。树冠有十几米阔，整个夏天，它撑起的巨伞能荫蔽大半个街道。在树下有摆摊卖茶水的，出租小人书的，用本地话讲《三侠五义》的，再就是些穿着陈旧但整洁的老人，和一群群活奔乱跳的孩子。我则常常随了外祖母在这里摆摊卖些穿剩的旧衣服，有的衣物到底已穿了几辈，连外祖母自己都说不清了，但那时物资匮乏布票奇缺，因此生意极有市场。间或有小脚老人走了过来，就依着台阶边坐下，用手捧了细细抚摸，品咂密密麻麻的生活和密密麻麻的针脚，然后用上大半日的时光讨价还价，终于拿了不多的钱买下，高兴地捧回去。外祖母则用手帕将钱仔细包了，藏在怀里，那大概是她在艰辛岁月中唯一的一点温暖和快乐了罢。也曾帮助外祖母卖过酸枣，我端坐在树下，用一个断了把的破茶杯为量具，六七岁的孩子，面对一大盆诱人的酸枣，能平心静气做到不吃一颗，这大概是我日后秉性形成的一大渊源吧。

如今的小城已经过数次的扩建，小街拓成了柏油马路。钟楼拆了，老式铺面也拆了，只有这两棵老树尚在，但路宽了，楼高了，车多了，却再也显不出树的阔绰与高大来了。树下也再没有了纳凉的老人。在街边大大小小的公园和空地上，也常有老年人在练剑或跳舞，喜滋滋地过着退休的悠闲日子。更老的老人却因了身体的日见衰弱而失却了这样的活力，间或见他们坐在马路边的台阶或栏杆边上呆呆地坐着，但失却了古老大树的庇佑和呵护，失却了平和、宁静和舒缓的节奏，耀眼的大太阳底下，以呼啸的车流、先锋的服饰、喧杂的市声为背景，这些沧桑的老人便愈显苍老、凄凉和无奈了。

这便是一棵树、一个人和一座城市密切的关系所在，它构成城市中最柔软、最生动、最复杂的秘密。

在记忆中，还有几棵树是叫不上名来的，如旧车站前的几棵树，没记住它的花和叶子的形状，但记得它结的籽，粒粒殷红透亮。如上学路上遇到的那棵树，能开一树郁香的花，风一吹，粉嘟嘟的花朵像蒲公英似地散满一地。还有邻家院里种的香椿树，和树下那一种漂亮的、长着黑色外壳红色软翅的飞虫。还有城市的某个角落种着的几棵梅树、榆树、桑树、洋槐……，在青春年少的日记里，他们曾是我最贴近的兄弟、伙伴和秘密情人。

只是城市已变迁得一塌糊涂。高耸入云的建筑降低了树的高度，宽阔笔直的道路忽略了树的浓荫，人行道旁种植的只是单调的杨树、柳树，一到春天便到处散着令人生厌的飞絮，加上不断的破坏和整齐划一的修建，如今光凭一棵树，是很难区别这座城市和那座城市、这条街道和那条街道、这个胡同和那个胡同的。也许过不了多久，随着轰隆隆的推土机声的临近，“双槐巷”、“桐树街”这些饱含绿意和温情的名字就只能在记忆中寻找了。于坚笔下的春城昆明，这座有着丰富自然物种优势和深刻人文背景的城市尚且如此，偏居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小城，又能如何呢？

学为好人

丁一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父亲响应政府号召，为丰富解放了的老百姓的精神和艺术生活，投资无锡“西新大戏院”，当了该院的股东。岂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却成了他的罪孽，被单位和地区不断批斗，每天挂上几十斤重的大牌子上下班，还常常揪到单位的会堂被工宣队批斗，有时还要被市里的造反派揪到体育场陪斗，甚至还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惨不忍睹。

那时我真不懂事，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被人贬低，还曾经对家长产生过某些埋怨情绪，总觉得自己没有出生在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家庭而抬不起头（来）、见不得人。那时家中外墙及居委会里都贴满了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还给父亲扣上不法反动资本家和国民党特务的帽子，说父亲在抗美援朝时捐资给国家买飞机是为了埋伏下来，钻到共产党内部去，其实我的父亲是无党派人士，其出身充其量不过是个小业主。随着文化大革命不断地深入，学校的老师大部分被学生们批斗了，停课闹革命，一些半大不小的红五类学生闲着没事做，每天都到那些有“问题”的人家去抄家，我家自然也没能幸免。好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抄，我们几个子女为防节外生枝，早就把父亲曾读过的部分繁体或线装书籍以及一些习画的画册一把火烧了。

记得1967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刚吃好了晚饭，突然我家的后门被敲得山响，来了一批（约）20多名母校学生，以初一二年级为主，由班里个别男同学领来的，说是要开批斗会。母亲和几个孩子奋力把家中的后门用重物抵住，不让他们进来，由于并不知我家还有前门，我被吓得从前门溜了出去。那天父亲在单位被体罚劳动过后正在“晚汇报”，还没回到家中，才幸免了一次不知会发生什么后果的批斗。学生们见抓不到我父亲，把我家后门墙上几扇窗子的玻璃都用铁棒和砖头敲碎了。并在后门的门板上贴了一张“勒令”，勒令我父亲明天下午到学校的红卫兵司令部去接受批斗，全家人见了这触目惊心的场面都缩在一起吓得直抖。

那时的父亲已被批斗得麻木了，见到这份“勒令”书竟也没有什么反应。第二天父亲在姐姐的陪同下小心翼翼来到了学校。当天父亲并没有被放回来，第二天去接父亲时，他的头颈上还挂着几十斤重的大牌子，父亲被那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已）打得死去活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血迹斑斑，没有了一点生气。见父亲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自己的心仿佛被掏空了似的难受，万分内疚，感到自己欠下了父亲一笔还不清的债。“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对同窗学友的翻脸不认，所谓阶级立场鲜明的态度却充满了困惑，无比怨恨的情绪填满着心头。过后，母亲怕我也有意外，把我送到无锡县长安的乡下去避了几个月的难，回到家中时，仿佛一切已恢复了平静。

1968年10月6日，母校是首批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的带头学校，同学们都到苏北东台当了插队知青。那天是中秋节，批斗过我父亲的部分同学也和我同坐在一条船上，哭着告别了家乡。无数家长都来送别自己的子女，尤太忠军长也穿着布草鞋在体育场和我们一起合了影。我是一个人拿着行李包裹上船的，母亲在家中给了我10元零用钱，交代我凡事自己小心点，而父亲我连面也没见着。那晚，圆圆的月儿特别的明亮，轮船在大运河中缓缓地“游”着，在船上我始终没有落泪，无锡在我并不成熟的心灵中没有留下多少美好的记忆，只是惦记着还没有被“解放”的父亲今后的岁月怎么熬。

乡下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总算能勉强劳动着自食其力，还养了不少的鸡，种了自留地，曾经参加批斗过我父亲的部分初二学生，被分在一个乡，经常碰头，不知怎的我对他们总有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隔膜。不可思议的是其中的个别学生还偷过我们知青组的几只鸡，当然这些都是往事了，知青偷鸡摸狗当时在乡下也是常事，并不稀罕。都是给生活逼的。

1970年父亲也被发配到乡下去“劳动改造”了。被赶到乡下去的父亲给我最多的财富乃是常常来函告诫我，要我自学着读一些书，读书终究是没错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确实是十分钻研的，他的一部从解放前使用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厚厚的老式词典，一直没舍得丢掉，黄得发了枯的纸页都被翻烂了，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添上去的注脚。这部老词典父亲几乎能倒背如流。

父亲有几位最要好的朋友，一位是文革前借住在我家的房客，这位房客姓杨，我叫他杨老师，是解放前金陵大学的法学博士；一位是经常到我家来与父亲讲经论学的大王庙里的当家和尚，我叫他荀师傅。这些称谓都是父亲让我这么叫的。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公私合营”时，父亲去了南京航空学院工作，直到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被下放回锡城文化系统。父亲不在家的那些日子里，这两位曾经影响过我父亲的人物，也在我很幼小的年龄时教导过我。只是自己当时年龄太小，刚发蒙读书，什么都听不太懂，只觉得他们是最和蔼最善良最睿智的老人，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父亲还让我当过荀师傅的徒儿呢，而大和尚也让我小小的年纪就剃光了头受了戒（注：童僧可一日即还俗，也有长达数年的，并不在瘦小的光头上点香洞）。还有一位是接荀师傅班的当家和尚王师傅，父亲让我尊他为王先生，解放前王先生毕业于镇江金山佛学院，他写得一手好书法画得一笔好山水，是江南一带很有名望的丹青国手，日语也讲得特别好，还会英语。父亲说王先生有些可惜了，终究经不起批斗，还俗了，结婚生子。王先生家中我去得最多，主要听他讲经学，他曾给我不少书法临描本，还有几幅字画。至今在无锡学前街我的“两忘轩”书斋里，还挂着由王先生手书的两幅很有禅味的楷书，一幅录着王缙的“身名不问十年余，老大谁能更读书；林中独酌邻家酒，门外时闻长者车”；另一幅录着陆游的“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先生国学功底深厚，他能用一种睿智的语言把唐诗300首从头到尾讲授出禅学的境界来。

鸟儿早已飞过，天空没留下痕迹。

世事如烟，如今父亲和几位他的故友早已谢世，然而我们却始终拥有着终极的权利——记忆。我要深深地感谢母校给予我丰富的人生经历，让我在充满坎坷的生命历程中不断明白做人著文的一些基本要义。如今同学们也都成了奔六的老人了，很少碰面，相逢一笑泯恩仇。过去的功过是非只能说是时代作的孽，而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早就被淡化了，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在走向不同的归宿，没有谁可以违悖这样的事实。好在父亲在世时从不提那段屈辱的往事，他只关心着我们的未来，可惜的是我们的未来他并未看到。直至1990年11月23日父亲去世前，他还坚持着每天记日记，一手工整的蝇头小楷硬得就像他的脊梁一样，力透纸背。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引录孔子的那一句“学为好人”。

作者简历：丁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外散文诗研究会副会长、太湖文史研究员，《无锡商报》总编，《华夏散文》月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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