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的哲学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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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的哲学之“思”

（本文来自郑伟的博客)

昨天，一位广东的语文教师找到我，跟我聊起了语文教学。在我看来，语文包括了两部分——“诗”和“思”。所谓“诗”，指语文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和情趣；所谓“思”，指语文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具备判断力、有独立思想，最终成为人格独立的人。“诗”或“思”的偏失，都是语文的不幸。

根据我的观察，部分语文教师还是会读书的。不过，他们的阅读仅局限于文学。凭着一点文字功底和文学修养，他们也能写一点抒情文字。要说理论书籍，大多数语文教师是不读的，甚至是反感的。魏书生和李镇西都曾公开说过，他们不喜欢理论。据此可以断定，他们的语文教学只有“诗”的维度，他们搞的教育也只能是经验型的。这些“大教育家”都不喜欢理论，一般教师又会怎么样呢？

有一次，我校一位教师跟我说，“我不喜欢理论。我只知道当下如何做，我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不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言下之意，懂点理论便会成为务虚主义。我承认行动的重要性，却也知道仰望星空同样重要。仰望星空看似“务虚”，实际上是“大用”，是哲学的“无用之用”。只有仰望星空，我们才会不迷失方向，才会去思考和探索未知世界。诚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只有有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追求实用理性，只能活在“此岸”中。不过，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的悲剧还少吗？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切进步都是从思想理念开始的。中国几千年没有多大发展，跟中国人只务实不务虚没有关系吗？

前不久，一位河南的语文教师也跟我谈到语文和写作。拜读他的文字后，我感觉他的文字功底非常扎实，文字颇显诗情画意，却缺乏一种思想的穿透力。这种文字风格，应该代表了多数语文教师的情况。对于这位语文教师，我建议他集中两年的时间读哲学。在我看来，有哲学背景的文学才是好文学。换言之，文学不只是讲故事或抒情，它背后应该表达着哲理思想。教师若没有理论素养，很难读出文学背后的深刻思想，也难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诚然，理论不是万能的。有时，我们还需警惕一些理论，比如那些宏大叙事的理论。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曾指出：“尼采公开赞扬权力意志，弗洛伊德突出性欲本能，马克思则推祟经济本能。每种理论都成了一张普罗克拉斯蒂的铁床，在这张床上，经验事实被削足适履地塞进某一事先想好了的模式之中。”卡西尔的警告是正确的。实践证明，为人类提供一套全景理论的想法都只是一种虚妄。归根结底，任何理论只是一种偏见，我们有必要警惕患上“理论狂想症”。

尽管如此，总的来说，理论还是一个好东西。波普尔曾说，理论是一张撒出去抓住世界的网。世界固然很大，却可用理论加以概括。理论，只是概括世界的尝试而已。这种尝试可能仅是偏见，然而，语文的问题，或者说文科的问题，怎么能有终极真理呢？每个文科问题，都不过是某个理论的推演。

对于文本解读而言，理论起着工具或手段的作用。教师懂得的理论越多，解读文本的视角就越多，文本随之呈现越丰富的内容。语文教师若没有理论素养，文本便没有了意义。在他眼里，一本世界名著便成为了一本《故事会》。此时，教师只能讲讲故事，依照教参画葫芦，甚至把语文教学简化为注音识词。这种现象，不能不说很有普遍性。

语文教师若有广博的知识，在课堂广征博引，学生的知识视野打开以后，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也能得到提高。语文教师在吸引传统文化，凸显语文之“诗”的同时，还应努力实现语文的“思”。读一些理论，尤其是哲学，应该是语文教师的当务之急。中国人以混沌和直觉思维为主，不擅长理性思辩。中国人思辨上的先天不足，唯有哲学可以矫治。

1784年9月30日，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我们常说，启蒙学生是教师的责任。那么，教育的目标就是让学生学会运用理性。可见，启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思”的维度，而不是“诗”的维度。教师有了思辩能力，有了独立思想，然后才可能启蒙学生。

最后说句题外话。我一直有个希望，想开设一门“哲学入门”或“通识”的选修课。在我看来，哲学层面的东西很广，可以涉及各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入门”课也就是“通识”课。我把课程目标设定为了四个：一是启蒙学生，二是培养学生阅读习惯，三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四是让学生懂点哲学常识。简言之，我想通过介绍哲学常识，实现前面三个目标。在我的课程中，哲学常识只是一种媒介或手段。

当然，我的知识储备还不够，尚需学习很多东西。我愿把开课作为契机，让自己有个提升自己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