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照：正视传统教育的优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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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照：正视传统教育的优与劣

鉴于亚洲文化极其丰富的多样性，本文将着重从历史上论述儒家传统的教育和文化。尽管儒家传统源远流长，影响至广，但它毕竟只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历史传统与现代教育、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是十分复杂的过程，因此，任何一种学术的观点都不应看作是普遍适用的结论。

有利于教育和经济发展的亚洲文化特点

重视教育价值的深厚传统。亚洲文化对学习和教育的重视是世界闻名的。在孔子看来，人是可塑、可臻至善的，人可以通过教育，特别是内省、修身和仿效外部楷模而走入正道。

孔子注重教育在改造社会和使民从善方面的力量，他的政治理想就是“德治”, “为政以德”, “以礼教民”，而这种德治只有赖教育方可实现。他甚至把教育的作用与充足的粮食供应和国防相提并论。

一弟子问孔子，“既庶之，又何加焉？”（人口多起来后该干什么呢？）孔子答：“富之”（让他们富裕起来），弟子又问：“既富之，又何加焉？”（富裕以后又该干什么呢？）孔子又答：“教之”（教育他们）。教育在孔子心中的地位，可谓高矣。

许多世纪以来，教育一直是亚洲民族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个基础。那些在田间俯首劳作的亚洲母亲们，在内心永远珍藏的希望就是让孩子通过教育摆脱贫穷，走向上升的社会阶梯。

中国父母自古就有“望子成龙”的传统。中国在八十年代提出“教育是现代化的基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九十年代提出“科教兴国”方针，可以说是亚洲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在当代条件下的最好体现和有力明证。举世皆知的日本“教育妈妈”，把教育子女视为天职；朝鲜母亲为孩子完成学业不惜卖掉耕牛；印度哲人关于教育价值的许多名言——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亚洲给予教育的重视。

对子女、学生学习的高度期望。中国古代曾有“孟母三迁”的故事，说的是伟大的儒家孟子小时候母亲三次迁居，为的是让他有好的老师、好的邻居、好的同学，以便受到好的教育。许多研究的结果都表明，父母对孩子、教师对学生的期望高，学校教学的目标就高，对下一代的要求和训练就严格，因而也就有利于提高学习成绩。由于绝大多数儿童在智商上并无大的差异，也没有不可教的儿童，因此，家长、教师的期望这一文化因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许多亚洲学生的学业成绩能够出类拔萃。

重视群体而非个体。在亚洲悠久的文化传统中，群体主义一直压倒了个体主义。儒家强调个人作为社会人、作为家庭成员和社会成员的发展，学习社会关系中的角色被看作是变为成熟、负责的社会成员的基本途径。

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怀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理想，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反映出来的集体性向，对于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的和谐都十分有益。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亚洲人不喜欢个人之间竞争，却又表现出很强的集体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重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的发展。“精神”在这里意指文化、道德和伦理。基于儒家和道家学说的传统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种伦理本位文化，强调人的德性修养。

无论是儒家的“德本财末”, 还是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大多是道德人文主义的哲学，它们从伦理政治关系的观点来考察人，认为个人“价值”之实现有赖于他与集体（家庭及其推而广之的国家）的联系。亚洲地区人们的一种普遍共识就是，教育不可能脱离价值观念，而人们的未来观无形中也就是他们对未来道德秩序的看法。

直至今日，在亚洲走向现代化的努力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把同时建设“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为国家发展的双重目标，而把教育作为促进这两种文明建设过程的积极动因。

重视通过国家考试量才录用，而非依靠世袭特权和门第财富。中国有世界上最悠久的考试选仕传统。从理论上来说，儒家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实际上，它更多地关注统治层精英的培养和选拔，而非旨在促进个人个性充分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这种以考试成绩作选仕标准的量才录用制度曾经是激励各阶层人们勤奋学习和成就事业的动力。

但是，过分强调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也压制了无数优秀青年的才智和创造性，导致教育与考试本末倒置、考试“指挥”教育的恶果。

重视合法的权威。孔子认为，教育是治国的一种有力工具。通过教育，统治者学习“亲民”，而被统治者学习“忠君”。君王的亲民与黎民的顺从，就可导致稳定的社会秩序。家中父亲的权威，学校中教师的权威，从一个方面养成了大多数亚洲学生的纪律性。

亚洲文化传统中影响教育和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文化革新之必要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教育、经济的发展总是交织在一起。文化传统的不同内容对社会、经济生活既有正面又有负面的作用。因此，有人会很自然地发问：既然亚洲文化传统有利于经济发展，那又为什么亚洲直到近期才走上了迅速的经济增长之路呢？

有些学者甚至把儒家学说看成是一种“保守的、阻碍现代化的力量”。尽管这种看法言过其实而且失之片面，但不妨可以说，除了更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因素以外，不少亚洲国家经济的落后在某些方面与它们的传统文化有关。

在历史上，人们可以看到文化传统对教育的负面影响在部分亚洲国家的表现：

教育过分“政治化”。教育的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轻视个性。集体、社会的利益被片面地强调到极端，个人被降为纯粹的工具。同时，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不相匹配。

轻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由此导致了实证科学、工程和应用技术的相对落后。

过分强调“八股”式考试的作用，压抑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志士贤人。

轻视实用和商业。儒家理想主义在学校教育中过分偏重四书五经等经典著作，偏重死记硬背，忽视科学及技术应用。它使手脑分离，学术与技艺分离。实用工艺受忽视，商业在社会三教九流中被置于末位。部分地由于这种文化因素，职业技术教育在不少亚洲发展中国家至今仍不发达。

性别歧视。孔子曾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千百年以来，妇女只是家庭的附属物，没有社会地位。由于许多亚洲国家的这种传统偏见，就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家庭和社会不要求女子在经济发展中起社会作用，因而所受的教育就比男孩少；正因为女子受教育少，她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就小。

这种历史上的性别歧视也就是现代亚洲地区女童在成百万辍学学生中比例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1985-1992年间，女童占亚洲辍学儿童的三分之二）。如同其他地区一样，亚洲妇女由于平均教育水准较低，因而导致了历史上婴儿死亡率较高，农村地区人口增长较快，儿童营养和卫生状况较差，以致经济长期停滞。

“人文价值危机”这一世界性的现象在亚洲地区也同样存在。教育在向下一代传递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负有更新文化传统的使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也正说明了根据各国社会经济变革的要求来变革文化传统的需要，而教育在引发、促进积极的文化价值观念变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教育传授国际社会共同需要的文化价值观念

在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亚洲有些国家的教育系统已开始倡导某些有共性的价值观念：

尊重民族文化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传统文化是现代人类之“根”；当代世界越是“全球化”，越要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爱国主义是各国教育都倡导的基本价值观念，它不但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且是与真正的国际主义、国际了解相辅相成的重要信念。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正是亚洲文化中“群体主义”传统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发扬，这种责任感体现在对人民的热爱，对国家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诸方面发展的使命感和实际奉献上。

社会平等和民主参与决策的观念。这一观念被视为“生活各方面的中心目标”。

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以便在经济、社会、生态方面留下能造福于后代的资源。

对人权的正确认识。在这方面，很多亚洲国家提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应强调权利与义务不能分离，强调不能把种族中心主义的人权观强加于人，强调应与亚．洲地区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联系起来。

对国际间、民族间、人民间文化差异和多元性的理解和相互尊重。这是社会和谐、和平共处的一种前提条件。

关心的精神。这是“未来教育的基调性价值观念”，是人类同情心的一种内在素质，它不只应诉诸于家庭成员，而且应推而广之于他人、集体、人民、社会，于所有处境不利的人群，乃至于整个人类和地球环境。

合作精神。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满了竞争的时候，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如同雅克·德洛尔所说，“世界就是我们的村庄。……团结应该是当今世界的主调：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那一份职责”。

热爱劳动。“劳动创造世界”，这是永远的至理。年轻一代应自小养成劳动的习惯和对劳动的积极态度。

企业精神。这种价值观念不只为提高生产率和经济竞争所需要，而且在生活的各种情境中都不可缺少。

创造精神。无论是技术革新，还是社会进步、经济开发和其他各种人类活动，都将永远需要这种精神。

男女平等观念。今天，人们已把男女平等看作是“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关键”，看成“既是走向发达的通路，又是这种发达的手段”。

对变革的开放心态。世界一切在变，时时在变，唯有变化恒在。这种开放心态不只使人接受积极的变化，而且使人成为变革的力量。

值得指出的是，21世纪所需要的这些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大部分都早已深深地蕴藏在人类文明的悠久文化传统之中。它们包涵了真、善、美、正义、平等、自由的道德理想，而这些价值观念都早已由人类的思想先驱作了深刻的阐述，也都已完好地保存在人类的思想宝库之中。

比如，“关心的精神”，可见诸于儒家的“仁”；环境保护的意识可见诸于道家对技术进步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后果的忧虑及其“回归自然”的主张之中。在亚洲，源于人与人之间互爱的利他主义，数百年来一直被尊为最高的人类价值。21世纪的人类也许会发现，孔子学说的智慧还将像数千年以前一样富有教益。因此，为未来年代培养共同的价值文化的方法之一，就是用伟大的经典著作教育年轻一代，并继承人类的优秀传统。

另一种方法则是通过教育促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跨文化学习。

从文化上来说，东西方是可以相容、互补的，而非完全相反、相抵的。儒家的量才取仕而非靠世袭特权的思想，与古希腊的“由优者治”的思想十分相似。从历史上看，亚洲向西方的文化学习，经历了从物质层面（现代技术）走向制度层面（比如法律）和文化价值层面（比如科学精神）的过程，而西方在经历了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社会弊病之后，也越来越转向东方寻求构建精神文明的智慧。

正是教育构筑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如果东西方能够相互学习、彼此受益，融合对方的文化长处（比如，把个人的首创精神与集体团队精神结合起来，把竞争与合作统一起来，把技术创造能力与道德素质融合起来），那么，就能逐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一种有全球属性的伦理文化，而这将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革新，也将是教育对人类的一种重要贡献。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教育与文化的最终目标

发展以“人类潜力的充分展现”为实质内涵，发展是教育和文化的最终目标。今天，亚洲地区强调教育是“发展的一种关键力量”，强调文化是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有机组成部分。像在其他地区一样，亚洲越来越把“发展”看成是一个包涵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以及文化等不同层面的、复杂而活跃的动态过程。

作为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从事上层建筑领域各种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对教育和文化有至关紧要的作用。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民经济现代化对教育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再强调也不会过份。

亚太一个地区就有8.3亿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就天经地义地成为消除贫困的各种努力中的基本内容，也成为教育和文化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没有强大的民族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教育事业就没有必需的资源和保障，甚至政治的独立也将受到阻碍。没有以技术和基础设施发展为内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就会缺失强大有力的根基。

在21世纪，经济产业将会日益技术密集化，人类社会将会日益知识密集化，因此，通过教育和培训开发人力资源将会起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借教育之力，才能同时支撑以物质文明作根基、以精神文明作筋骨的社会大厦。

在东方的中国，从古代孔子等先哲到当代思想家，人们珍视和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西方，从希腊的柏拉图到法国启蒙主义、英国人文主义、欧洲文艺复兴、美国《独立宣言》 ，人们为平等、正义、自由、人类尊严的理想也奋斗了许多世纪。人类从没有停止过协调经济和教育、文化层面的发展的努力。

转自《校长传媒》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