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常识讲座 特级教师魏勇(刘支书助理) (一):批评是最深沉的一种爱国方式 世界上的爱有两种,一种是大爱,一种是小爱。有的人疼爱自己的孩子,不忍让孩子受委屈,于是呵护他,赞美他;有的人也疼爱孩子,但他替孩子考虑得长远,于是磨练他,苛求他。前者爱得感性,后者爱得理性,你们说哪种爱是大爱?当然是后者。所以,批评自己的孩子的缺点,不等于不爱;赞美别人孩子的优点,不等于准备放弃自己的孩子,那是在激励自己孩子。这些日常生活中的道理我们都懂,但为什么在爱国的问题上,我们却有另外的道理呢? 中国式的爱国往往建立在对外仇恨、对内偏袒的基础上。恨外国越厉害,证明越爱国。日本曾经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很多人把恨日本当作爱国的表现,谁要说日本两句好话,或者说中国不如日本的地方,谁就是汉奸,即使你说的是事实。在爱国者那里,事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立场和感情。 诚然,日本和其他一些西方列强曾经侵略过我们,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这段历史我们需要警钟长鸣。不过,牢记历史不等于牢记仇恨,我们要牢记的是:为什么我们会遭到侵略?对方有哪些长处需要学习?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应该吸取哪些教训才不至于重蹈覆辙?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一代一代的牢记并反省下去。只是责怪别人、发泄愤怒既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也于自己国家的现在和将来无益。 我以为真正的爱国者是督促自己的国家反省甚过督促别人国家反省的人。唱自己国家的赞歌,这是人类自然的本性,这也是爱,不过,这是一种本能的肤浅的爱,或者说就是开头我们提到的小爱。真正的爱是对自己国家的批评乃至于苛求,只要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是大爱,那种听不得有人说自己国家坏话的爱是一种狭隘的爱,或者说是一种溺爱,溺爱的结果是把一个民族变得骄纵、弱不禁风。 当前,我们正处于这样一种爱国情景当中:千方百计找别人的缺点,千方百计放大自己优点。在人与人相处时,我们都知道要多看人家优点,少看人家缺点,这样才有利于自我完善和发展,但为什么在国与国相处时,却反其道而行之呢?以日本为例,我们都希望在未来的竞争中超越它,也许是经济的竞争,也许是军事的竞争。我们拿什么超越它?靠仇恨和责怪?说到底,竞争拼的是实力而不是口水。要让中国具备战胜日本的实力,你就要了解人家,尤其要了解人家的优点。不了解它的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了解人家的优点。 凭心而论,我们的“爱国青年”有几个了解日本?我们所知道的日本仅限于残暴和侵略,其他的呢?我们知道现在的日本和二战时的日本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吗?我们知道现在日本人的想法吗?我们知道被篡改的教科书只有不到0。04%的日本学生在使用吗?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不过是为争取选票而做出的姿态吗?我们知道日本是给予中国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吗?我们知道什么是武士道吗? 这一系列问题,不能简单地用仇恨的眼光对待,必须具体而精致的研究。了解对手是战胜对手最起码的前提,美国为什么能够在二战中战胜日本,除了实力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了解日本。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就是战争中美国人研究日本人的一个成果,这本书详细分析了日本的国民性,其中不乏溢美之词,比如:“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这些言论发生在美日两国正在太平洋上进行殊死搏斗之时,在中国作这样的分析是难以想象的,可能早被扣上了“汉奸言论”的帽子。正是有这样对日本人客观理性的认识,美军在太平洋上稳扎稳打而不急于求成,一步一步逼近日本本土,最终取得了胜利。可是,我们许多“爱国者”连了解对手的勇气都没有,更不要说赶超对手的能力了。 爱国不是呼口号,不是喊两句“打倒”“消灭”那么简单和容易的事,它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做事,认认真真负责。在发泄我们对别人的愤怒时,需要想一想,究竟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利?需要想一想,一旦引起了争端,我们拿什么去和别人抗衡?当初闹义和团就是没有认真想这些问题,结果引起了灾难性后果。如果这也算爱国,那只算是不负责任的爱国。 其实,即使是义和团那样的爱国者在今天已经不多了,今天的爱国者是有义和团的思维而无义和团牺牲的勇气。大约2000年时,有个日本人在中国武汉让中国人下跪,结果中国的各大报纸纷纷登载,一片打日本人杀日本人的激昂声音。不少日本人看到这个消息后很担心,害怕后到中国作生意或旅行时,会有被打被杀的危险。结果日本的中国专家出来说话:“大家不用担心,尽管放心到中国去,不会有任何危险。虽然中国人说话时很不慎重,而中国人行动时却很慎重,他们非常清楚攻击日本人是要付出什么代价的”。日本专家算是把中国人看透了。 今天的爱国者大多是用口水爱国,一旦涉及自己切身利益,他们的爱国热情就要叫停。2006年发生了抵制日货的事件,不少人参与了砸日本商场的行动,爱国终于从口号变成了行动。然而,他们的抵制不彻底,他们让别人抵制日货而自己并不抵制,听说了有人砸日本商店商品和路边停放的日本进口汽车,但没听说有人把自己家里的日本家用电器毁了的事情发生。实际上,这样的爱国者从内心来说是怯懦的,从头脑来说是不健全的。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不要做这样的懦弱者,而要做负责任的爱国者。 用口水爱国我们是有教训的。九一八事变后,人民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分愤怒,甚至国民党内部很多将领也不满,抗日的声音越来越大,以至于蒋被迫暂时下台,由主张抗日的孙科主政。同时,日本方面受中国方面抗日排日浪潮的刺激,日本民众舆论对军方压力加大了,要求他们加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步伐。1931年12月,日军进攻锦州,驻扎在锦州的张学良部队向南京政府求援,结果孙科派不出一兵一卒,因为那些平日高唱抗日调子的将领纷纷当起了缩头乌龟,他们各打各的算盘,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最后锦州失守,孙科被迫辞职。不负责任的爱国加快了日本侵华的步伐,而这些人事到临头却不肯做出牺牲。 牺牲救国的意思是让别人牺牲,自己则挥舞拳头付出一点口水的代价,这和我们今天一些同胞要求别人抵制日货而自己并不抵制的做法异曲同工。我们谴责日本人禽兽不如的文章浩如烟海,而反思我们内心肮脏的文章又有几篇呢?大家心照不宣把自身安全和利益作为了爱国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好了,大家可以尽情释放爱国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的爱国也是理性的,是实用的理性。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爱国者。我们的爱不应该掺杂个人功利和算计,我们所爱的国家不是抽象的,是生活在这块领土上具体的人、具体的环境。我们要爱国,其实很好办,就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爱护公共财产,不随地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乱闯红灯,买东西少用塑料口袋,孝顺你的父母、善待你的朋友等等,在我看来,做到这些比在大街上去喊几句“打倒倭寇”之类的口号更能体现出你热爱这个国家。试想,如果我们连自己周围的环境都不关心、对我们周围的人都不热爱,你又怎么可能热爱国家呢? 爱国的境界再高一点,就是把政府、政党和国家三者的关系搞清楚,这是我们下一次讲座的内容,今天就到这里。 (二):热爱祖国 大家都知道,二战时期的隆美尔被称为沙漠之狐。在北非沙漠上,他常常以少胜多,在阿拉蔓战役以前,他几乎都取得了胜利。他的战功为他赢得了显赫的荣誉,1942年被希特勒授予元帅衔,成为了第三帝国最年轻的元帅。他的军事天才是如此的出众,甚至于受到了敌人的赞扬,邱吉尔评价隆美尔说:“尽管我们在战争浩劫中相互廝杀,请准许我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这位“伟大的将军”却在1944年被因“叛国罪”被希特勒下令处决。一个战功赫赫的元帅怎么可能背叛国家呢?原来,希特勒认为他参加了1944年暗杀希特勒的阴谋,于是以“叛国罪”为名,迫使他自杀。 背叛领袖就等于背叛国家,这是希特勒给隆美尔罗织叛国罪的一个隐性前提。在这里,国家、政府和领袖,三者之间被划上了等号,希特勒的逻辑是,背叛领袖就等于背叛政府,背叛政府就等于背叛国家,所以隆美尔背叛了国家。然而,历史是公正的,背叛希特勒的那些人今天被看作爱国者,因为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德国人民造成了严重创伤。为了满足纳粹政权的扩张欲望,德国在二战中一共付出了死亡900多万人的代价,还不说领土、财产的损失。 当年的叛国者,今天的爱国者,这个变化表面上看是因为德国战败,纳粹政权瓦解的结果,而实际上是德国人从狂热的爱国主义潮流中清醒过来后,对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的结果,德国不等于纳粹政府,更不等于希特勒,所以,背叛纳粹政府不等于背叛德国,恰恰相反,由于纳粹实行暴政,对这个政府的背叛其实是最好的爱国方式。 的确,有的时候国家和政府是搅合在一起的。当政府在行使对外交往的职能时,政府代表了国家,比如:中国和美国建交。中国是和一个在美国这块领土上行使政治职能的政权建交,同样,美国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交。在英语里面政权意义的美国和民族意义的美国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TheUnitedStates”,后者是“America”。大家注意看新闻联播,在外交场合,美方代表桌子上的牌儿,写的是“US”,那是“TheUnitedStates”的缩写。如果你问一个游客是哪国人,他会回答“American”。在美国人哪里,“美国”的不同含义用不同的单词来表现,是清清楚楚的,而在中国,国家、政权、民族等所有含义都放在了“中国”一个词里,非常容易混淆。 在汉语里面,我们仔细琢磨,就能发现“国”这个字含义是复杂的。比如:国产、国际、国情、国界、国耻、国画、国语等等,这里面的“国”指的是国家。而在另一些汉语词汇里,“国”指的不是国家而是政府或者政权,比如“国庆”,在1949年前,国庆指的是10月10号,即武昌起义爆发的日子;现在的国庆则是10月1号。显然,这两个国庆中的“国”有不同政治内涵,前者指中华民国政权,后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以,与其说国庆节是国家的生日,不如说是新政权诞生的日子。指代政府和政权的“国”在汉语还有许多,比如,国旗、国歌、国企、建国、国有等等。所有这些词汇混在一起大量使用,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严重混淆。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这不正好说明政府等于国家的吗?好的,让我们来看看国家和政府有什么区别?首先,什么是国家?国家至少应该包括三个要素:人民、领土、主权。而政府只是国家的仆人、权力的执行者、被委托人。以我们班为例,如果我们班好比是一个国家,那么班委会就好比是政府,它是为我们大家服务的。这个班委是怎么产生的呢?大家民主推选的,政府的产生也应该这样。选举产生的政府就是卢梭所说契约的产物。 之所以需要政府,按照霍布斯的说法,“在没有一个强大权力使大家畏服的地方,人与人处于战争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政府扮演强有力的仲裁者角色,社会就会混乱,所以,我们通过每个人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的方式产生一个政府,使其为我们每个人服务。这表明在国家和政府两者之间,国家是目的,政府是手段,国家大于政府。执政者不是国家、不是公共权力本身,而只是它的一定时期内的执行者,或最多是代表。 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汉语语言模糊性,自古以来,我们就不习惯做这样的区分,我们习惯了把朝廷与国家混在一块儿,就是梁启超所批评的“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在古汉语里面,我们更多的使用“江山”“社稷”“天下”这些词来替代“国家”,把人们的认识统一在“忠君等于爱国”的旗帜下。偶尔使用“国家”一词,也是从家天下的角度来使用。有句话现在很流行,那就是林则徐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句话被当作了爱国名言。其实,这是对林则徐的误解,人家心目中的国家不是别的,而是大清朝。为什么这么说?如果那时出现了革命党人,道光皇帝叫他去镇压,他去不去?肯定去。因为他被发配到伊犁后,最关心的是京城人事变动和自己复职的可能,至于抵御洋人一事,已不是他所关注的内容,他写给陕西巡抚李星沅的信说道:“海邦近事,得了且了,奚暇思考”。所以,后人不必拔高林则徐的思想境界,顶多也就是把忠君当作爱国而已,这和岳飞的精忠报国没什么区别。 由于汉语里类似于把朝廷等同于国家,或者把政府等同于国家的用法普遍存在,所以,一说爱国,人们想到的就是爱政府;一说反对政府,人们想到的就是卖国。在这样幼稚的思维方式中,产生了许多廉价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把本国那些有勇气和良知揭露黑暗、说出真相的人漫骂为卖国贼。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充当着专制力量的奴才,像是奥威尔《动物庄园》中那些没有个体意义的鸡鸭牛羊们,“台上讲话的是谁,他们就支持谁”,为显示自己的忠诚和爱国,他们今天为别国的恐怖主义灾难叫好,明天为轰平台湾喝彩。之所以说他们廉价,是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确保自己的爱国表演没有任何危险。其实,那些自己不敢批评监督政府,反倒支持政府压制批评的人,非但不是什么爱国者,而是国家的蛀虫。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政府是人们德行软弱的产物,如果人人高尚,都能够自律,那就不需要政府了。为了限制人们的恶,于是人们理智的制造了政府出来管理。问题是政府一旦有了人们授予的权力,它又有可能滥用权力,政府也是人组成的,也有人的缺陷,就象孟德斯鸠指出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所以,反过来人们又要想办法来制约政府,怎样制约?一靠权力制约权力,二靠舆论监督。所以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永远是必要的,批到什么程度?要让政府怕人民,而不是人民怕政府的程度。为什么呢?《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说得好,“当政府怕人民的时候,人民就有自由;当人民怕政府的时候,就便是专制”。 所以你看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美国人一直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抱有戒心。他们信奉限权政府而非全能政府。联邦党人认为,暴政成为可能的基本原因是政府过于强大,因此,限制政府,特别是限制高高在上、民众的眼睛无法直接监视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就成为美国宪法制订的一项基本原则。读美国宪法,有时你会感到,与其说它是在授权政府可以做什么,还不如说它是在规定不允许政府做什么。因为在内心深处有着对政府这个“必要的恶”的高度警惕。“必要的恶”的提法,是美国学者盖瑞•威尔斯最近出的一本书《必要之恶》所谈到的,讲的就是美国人不相信政府的历史传统。 正因为美国人一直不大相信政府,所以他们老是担心政府干坏事,于是老是敲打政府。2005年的普利策摄影奖作品一共20幅,没有一幅是歌颂美国政府的,几乎全是反映伊拉克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象“武装分子袭击选举工作者”、“反美武装的还击”“大桥上的尸体”“悼念死去的士兵”等,矛头直指布什政府。 美国人对强政府的担心恰和中国人对强政府的渴望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的打压欺辱,而在民众看来,最直接和表面的原因是政府的软弱无能,于是,建立强大政府以御外辱,成为民众和民族的基本诉求。所以,在国人潜意识当中,政府变成为救世主,成为了一切问题的解决终结者。 殊不知,强大的政府即可以御敌,也可以制民,特别是在缺少对这一政府必要制约的时候和场合。苏联为什么能够进行“大清洗”,纳粹为什么能够轻易迫害犹太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政府太强大,没有什么能约束它。《国际歌》有句歌词唱得好,“从来就没有神仙和救世主”,人民不能把自己的福趾寄托在政府身上,那样做是很可笑的。试想,主人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仆人身上,那岂非颠倒了主仆关系? 事实上,政府存在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人民谋幸福,而应是为人民谋幸福创造机会。又以我们班集体为例子,我们班委存在的价值在哪里?是协助老师为全班同学学习进步创造一个优良的班风环境,这是班委最大的使命,而并不需要班干部亲自去帮助同学提高分数。当然,有同学向你请教问题,你也应该认真解答,就象老百姓向干部求援,干部也应该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一样,不过,这是次要责任。 总之,我们只有把国家和政府区分得象水和油一样,我们的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真正的爱国者敢于发出强烈的自我否定的声音,有勇气承受所谓“卖国”“叛国”的责难。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恰达耶夫如此表述他的爱国理念:“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去爱祖国”。我们每个同学都要想一想,你抒发对祖国的热爱时,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的?大脑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三):中国比日本差在哪里 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世纪中叶,有个美国人叫佩里,他率领四艘蒸汽铁甲舰侵略了一个东方国家,迫使这个国家开放通商口岸,签定了不平等的《安政条约》,美国在这个国家享有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从此,这个国家遭殃了,其他西方列强接踵而至,也强迫日本签定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 故事到这里并不奇怪,无非是另一场鸦片战争的翻版,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不但不仇恨他的敌人,反而为他的敌人树碑立传。这个国家在当年和美国签定不平等条约的地方——神奈川,建立了一座佩里公园。当年由佩里率领的黑船登陆的地点,竖立了一座佩里登陆纪念碑,上有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在佩里公园里,每年都有由民间组织的开国纪念活动,人称「黑船祭」。在纪念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态出现。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明白这个国家就是日本。在遭受了侵略之后,日本和中国所做出的反应截然相反。日本人的做法,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丢人到家了,别人欺负了你,你还要感谢人家。用中国话来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难道侵略有功吗? 19世纪中叶,我们中国也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我们也有纪念,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口村南面的林则徐销烟池旧址内,我们修建了“鸦片战争博物馆”,陈列了一批抗英时用过的大炮、炮子、火药缸、大刀、长矛及当年缴获英军的洋枪、洋炮等。与日本不同的是,我们纪念的是自己的“英勇斗争”,通过牢记敌人犯下的滔天罪恶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面对挑战,看来中日两国的区别在于,中国式纪念活动是进行情感教育,而日本式的纪念活动则体现为理性的自负。 于是,中国在排外和羡慕外国的矛盾心情中挣扎了一个多世纪,至今步履蹒跚;而日本义无返顾的投入到西方文化的怀抱,迅速崛起为亚洲第一强国。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同学坐不住了,难道我们就不要民族气节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丧失了民族气节,这个国家都不可能强盛。民族气节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驱动力。不过,我们不能狭隘的理解民族气节。我认为,应该抗争的时候抗争,固然是民族气节的体现,而应当妥协的时候妥协,不等于没有民族气节,这是一种着眼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的爱国体现。在对外关系上,不分场合的一味强硬,我认为不是气节的表现,而是愚蠢的表现。 事实上,民族气节有表面和深刻之分。中国人的气节往往体现在表面上,以自我褒扬和坚决排外为特点,而日本人的气节在骨子里,以自我反省和虚心向敌人学习为特点。同样在遭受了侵略后,中国人不是去想怎样才能象别人一样发达,而是忙于谴责敌人,把敌人妖魔化,称他们为“洋鬼子“,这个称呼意味着,我们虽然在战场上输了,但我们在精神上赢了,相当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 说到这里,我要给同学们一个建议,在日常交流中,大家不要用“**鬼子”来称呼别人,要好好说话。那种蔑称,不但不能提升我们的形象,反而显得我们虚骄,更让人瞧不起。如果我们实实在在的战胜了别人,那时,你再使用这个称呼也不迟。我们要有强者的国民心态,而不要像我们阿Q祖先那样。 虚骄和虚心,两个词只有一字之差,但表现出的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国民心态。前者是弱者心态,后者是强者心态。中国和日本的差距首先体现在了心态上。 吉田茂执政时期的日本几乎被迫接受了占领军颁布一切法令,包括宪法。现在日本宪法,还是当年迈克阿瑟制定的。尤其过分的是吉田茂签署了《日美安保协议》,协议第六条赋予了美国在日本永久的驻军权。这个协议一签署,就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批评者们说,它会把日本变成一个事实上的美国的殖民地。吉田茂是怎么回答这个指责的呢?他公开声称日本变成了殖民地对日本发展有好处,他说:"正像美国原是英国殖民地但现在比英国更强大一样,如果日本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最后也会变得比美国强大"(高曾杰主编,《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173页。)在1960年重新修订这项政策时爆发的骚乱,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取消了对日本的访问。这一条约尽管受到批评,但现在日本人认为,这个协议对日本发展成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发挥了巨大作用。 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人是典型的卖国贼。他的卖国行为还有很多,比如,他跟占领军司令官迈克阿瑟打得火热,完全成了美军的傀儡,用尼克松的话来说就是,“麦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则是执行者”。由于,日本是如此的崇尚美国,以至于当1951年迈克阿瑟离开日本时,吉田茂感激淋涕,他在全国广播讲话中这样称赞一个占领他们国家领土的人,“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的利益而作出的成就,是历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之一。毋庸置疑,他受到了我国全体人民最深切的景仰和爱戴。在他离开我们国家之际,没有任何言辞足以表达我们国家对他的敬意。正是他,把我们国家从投降后的混乱和疲惫中拯救了出来;正是他,在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撒下了民主的种子。”(《领袖们》尼克松)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发生处于被占领状态,我国人民的反应会是什么?有这样几种可能性:爱国者们陷入到长期的仇恨当中,持续抵抗,他们无法获得胜利,因为他们无法清醒的认识敌人的长处,更不可能以学生的心态,以敌为师;大多数想过太平日子的一般民众则可能成为没有思想的顺民;还有一部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和敌人合作,从而获得个人的荣华富贵,成为不折不扣的汉奸。很少人会卧薪尝胆、虚心向敌人学习,以便最终一雪国耻。 如果我们再了解一下,日本以学生对待老师的态度对待美国的心理背景,相信我们会更加震撼。整个二战,日军死亡212万人左右,其中死于中国战场50万左右,这意味着日军死亡人数将近75%是美军造成的,日本平民死亡67万,几乎全是死于美军轰炸。照理来说,日本人应该十分仇恨美国人,所以,当时很多人预料,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将遭到日本人激烈的抵抗,比今天伊拉克抵抗美军更加激烈,尤其考虑到战争末期,日本“神风特攻队”的出现,这种可能性会很大。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日本人没有抵抗,没有打游击战。当迈克阿瑟进入东京时,只带了几个随从,并且没带武器,而当时,东京还有20多万日军全副武装,不过,没有一个人向“侵略者”打冷枪。愿赌服输,这是日本人的普遍心态,他们把内心的愤懑转化成了日后重新建设国家的动力和向对手学习的渴望,所以在吉田茂执政的短短七年时间,日本重新以经济大国的形象站立起来,在经济上超过了战胜国英国和法国。后来再没有人说吉田茂卖国,从1957年到1972年,他的继承者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继续执行了他的政策,以至于人们把后来的这些日本首相看做是“吉田学校”毕业的人。 象日本这样一个从“即使只有竹竿也要抵抗到底”的态度突然变为与占领者密切合作改革内政的国家,全世界除了日本,大概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如此极端的国家。或许正是具备了如此迅速转弯的能力,才使日本能够战后迅速崛起。这种转弯的能力,多次帮助日本抓住了发展机遇,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中非常得意的做了这样的总结:“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遭到惨败,可是整体看来,日本还是在国际政治的变幻莫测中巧妙地把握了自己的方向,这是日本人聪明的地方,尤其是明治时期的政治领导者都具有卓越的'机智’。它应该一直受到提倡,日本民族永远不可以放弃这种'机智’”。 这种“聪明“和”“机智”,在我们看来,几乎就是汉奸和卖国贼的同义词,但在武士道的信条中,吉田茂的做法,不但不受谴责,而且应该褒扬。武士道的信条是“智”“忍”“勇”,不能忍,就不配做武士。当年德川家康身处于两大强敌——织田信长和武田信玄的夹缝当中,全靠一个“忍”字活下来,并最终灭掉了他们,所以,吉田茂附强的行为能够得到日本国民的理解。本来日本就有类似的传统。 以日本为镜子,我们看看今天伊拉克的抵抗斗争,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些新思考。若伊拉克人能够象日本人那样,迅速掉头向美国学习,伊拉克会是怎样的前景呢?个人觉得,前景应该比目前状况乐观得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今天伊拉克抵抗的不是美军的占领而是现代的文明,伊拉克抵抗者捍卫的不是民族的尊严而是落后的价值,抵抗时间越长,重建伊拉克工作的进展就越慢。支持伊拉克的所谓抵抗斗争,其实就是延长伊拉克人民的痛苦。 听到这里可能很多同学又会产生道德上的困惑,抵抗入侵难道错了?我想,世界是复杂的,任何问题一旦绝对化都可能发生与我们初衷想反的结果。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把同处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和伊拉克做一个对比,我们是否能说经常使用人肉炸弹的伊拉克人比不抵抗的日本人更有尊严?把曾经都被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和日本再做一个对比,我们是否能说,中国不与西方合作的态度比日本与西方合作的态度更能够给人民带来福祉?这两个问题,我们恐怕都无法做肯定答复。 在认识世界时,我们常常被一些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公理统治着我们的大脑,这些公理有:抵抗高尚,不抵抗卑下;自我赞扬高尚,赞扬敌人可耻;被迫接受敌人的条约可耻,不管这个条约是否对自己有利,都要想法废除等等,这些看起来大义凛然的公理,固然,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情绪,但同时也让中国人迷失在爱国情绪当中。自鸦片战争以来160多年的时间,中国人在如何对待西方列强的看法上居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一直延续着与西方的对立多于同一,情绪大于理性的思维传统。今天我这个讲座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接受,就是一个证明。 之所以我们不如日本人虚心,源于我们内心不够诚实,无法做到鲁迅所说的“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于是,用瞒和骗来回避我们自身的弱点。当被侵略时,我们就渲染敌人的残暴,而回避为什么遭侵略的原因;当我们不得不承认落后时,我们就发扬一分为二的辨证风格,承认看得见的落后——物质落后,而不承认看不见的落后——精神落后;即使当我们必须承认物质落后时,我们也把原因归结于西方的侵略这样一个外部因素,今天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当我们取得一分进步时,我们就用十分的热情来赞扬,而当我们面临十分的危机时,我们却往往用一分的注意来淡化;当有人批评我们发展的还不够快时,我们就用印度和非洲国家来作参照,以自我安慰,而拒绝与强国对比。 日本人则与我们相反,他们总是拿最先进的国家来与自己比。当他们在明治维新还刚刚起步时,他们的目标就是“脱亚入欧”,意思是不与亚洲国家为伍;当他们已经发展成了经济上的超级大国时,他们还在渲染危机,总是挑自己的毛病,索尼公司的总裁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 所以,尽管现在日本人均收入已经超过美国,达到了4万美圆,但日本上下却充斥着危机意识。前不久他们重拍了一部唤起危机意识的电影《日本沉没》,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而我们人均收入才不过2000美圆,我们却自认为已经进入“盛世”,我看,有这样的看法才是中国最大的危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进取心,被历史淘汰出局。我们是否会成为汤因比所说的第22种文明呢?值得每个人思考。 |